采

三月下旬，一个朋友在网上找柏林的房源。她说认识的乌克兰人跑到柏林来找不到地方住，在朋友家打了一段时间地铺。眼看着闪电战就要变成八年抗战，乌克兰人开始满柏林找房子，这才发现柏林早就不再“穷而性感”，柏林的房子即贵且没，乌克兰人叫苦连天。

我因为滞留上海，一时半会也回不去，就说，乌克兰人理论上可以在我家住两个月，一直住到6月我回柏林。但我需要知道她们是谁。

很快我就收到了一封邮件。

邮件里有一张照片，上面是一对好看得有点过了头的年轻人抱着她们的小女儿，一家人笑得很甜。男的是插图画家，给迪斯尼和纽约客工作（男的…不是都在打仗吗？我本来想问一下这个问题但忍住了）。女的是室内设计师（啊！同行！），但现在在帮男的搞NFT。她们还有一只狗。

狗不行。我有洁癖。我不敢说我有洁癖，于是我说我过敏。

Ok ok，他们回复，我们会想办法解决狗的问题。

我说好呀好呀，但我现在住的地方有一点复杂，一个月以上的话，我需要先告知我的房东。

说到我的房东，我的房东真是让人一言难尽…我们这栋房子的产权关系非常复杂，简单说来，就是一群人共同拥有这栋房子，于是他们成立了一个无限责任公司，委托物业代管。但物业只管日常运营维护，真正跟这栋楼相关的事情都需要这群人定期召开房东大会商讨解决。这也没什么问题，因为一来这种形式在柏林很常见，二来我能不能让人借住本来应该属于日常物业管理的范畴。但是，我楼的情况属于在历史的context下即合乎情理，又有点特殊（对比起很多其它的楼）。首先，我楼所在的城区在冷战期间属于东柏林，但因为靠近中心，在柏林墙倒塌之后，成为最早被gentrificate的区域。1989年，大批在政治光谱上偏左的西德人带着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赚来的臭钱，兴致勃勃冲到我区，发现这里的房子比白菜还便宜，于是大买特买。可能本来在老家都是瘪三，但跑到柏林来纷纷摇身一变成为地主。时光飞逝，岁月如梭，现在这群人到了退休的年纪，而我区经历了酷得发抖——成功引起外省想要装酷的年轻人注意——房价飙升——年轻人到年纪开始纷纷结婚生子拉高全德国生育率等令人废然长叹的过程，变成了一点也不酷但名声时髦并且白得耀眼的中产城区。退休房东们开始考虑把房产逐渐让渡给下一代（免得死了再让渡遗产税太高），所以房东的人口结构在近几年发生了很大变化。令人沮丧的是，这个变化居然跟德国社会的政治图景转变非常符合：简单地说，左派们的小孩居然很多都是右翼人士。我自己公寓直接的房东就不说了，长期follow我blog的人也许能隐约记得，此人是个躺在父母买下的房产上无所事事的包租公，极右且厌女。八九年前我跟他硬刚了一架，联合其它房东给他喜提一枚禁足令，也就是说虽然房产有他一份，但他不能进入这栋楼（感谢德国法律）。那时候他在房东群里还属于绝对少数，根本没有话语权。但随着二代们纷纷接手房产，业委会慢慢染上了棕色。前院老好人的医生儿子从瑞典回来，turns out居然是新纳粹；过了一段时间，房东里又多了一个选择党（极右翼政党）的发言人。这仨凑在一起拥有的产权居然超过50%，所以在业委会里面掌握了决定权。从那以后，我楼就开始变得怪怪的——并没有说我楼以前不怪的意思，在一群嬉皮的领导下，我楼曾是我区最后一栋被翻新的楼，在一大堆涂成马卡龙色的奶油房子簇拥中，我楼倔强地顶着看得见弹孔的墙皮，灰头土脸地矗立了很多年——但此怪非彼怪，右翼人士进来之后，就开始干换物业涨房租一类倒行逆施的事情，还想把老房客赶走。谢天谢地柏林还在左派手里——即使是新自由主义左派——房客们进行了反抗，他们没有得逞。但大家跟物业的关系从此变得一丝丝微妙和紧张。

Anyway，作为一个每月按时交房租的模范房客，我跟物业的关系处得还不错。为了让乌克兰人能顺利住进来，我开始给物业打越洋电话。物业本来接电话很及时，听到我询问之后语气立即变得冷若冰霜，她说，我需要这几个人的所有证件，然后上报给房东，要他们同意才行。

我赶紧让乌克兰人准备各种paper，然后再巴巴地转发过去。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我给物业打电话她再也没有接过，邮件也不回，让我感到非常无奈。还好乌克兰人很快在城郊找到了住的地方，虽然地段比较偏远，但可以一直住下去，不像在我家只能借住两月，谁知道这个仗会打多久呢？这事算是被解决了。说到这里我想起来前阵子看到网上一个调查，问大家认为乌克兰战争和上海封城哪个会先结束，结果乌克兰战争遥遥领先，得到了90%以上的投票。

坐牢坐久了，牢房被分出了三六九等。第一等是野生动物园，动物们可以自由走动；第二等是普通动物园，动物们在小区走动，虽然但是，空间有限；第三等是宠物店，动物们只能居家隔离，出不了笼子；最可怜的当然是方舱养鸡场，网上到处流传着悲惨的照片，人们的尊严被无限折叠，最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某一天我们楼忽然喜提野生动物园。群里炸了锅，大家兴冲冲都要到露台上去抽烟，去健身房练肌肉，还要出门遛弯。我忍到中午饭后实在忍不住，跟同事们说了一声，也出门去走了一圈。阳光耀眼，空气清新。宽阔的街道上即没有人，也没有车。远东国际大都会就这么休克了，像一个白日梦。

沿着苏州河走了三个桥的距离，只见到零星几个人，大家都戴着口罩，行色匆匆。我没戴口罩，所以别人都离我远远的。

到了晚上，我想要走远一点，就约了楼里团购认识的两个妹子一起出门。她们下班早而且都不吃晚饭，两个人等了我好一阵。到7点大家一起出门，天已经全黑了。

我们沿着苏州河往外滩方向走。两个妹子戴着口罩，还坚持要让我也戴着。她们对行人非常小心，远远看到一个大巴都要尖叫着跑开，如果是快递员开着小电动车从身边掠过，她们更是害怕得要命，就像两头惊慌的小鹿。

我们楼离外滩大概三公里的样子，但要出静安区的边界，还要跨过虹口区，才能到达位于黄浦区的外滩，年轻点的那位姑娘一路担惊受怕，很快就走不动了。在外白渡桥上她哭丧着脸说要一个人回去，我和另外一个姑娘答应只会再往前一点，走到外滩看一眼然后大家一起骑共享单车回去。她不情不愿地同意了，“腿都在发抖！”她娇嗔着抱怨道。

外白渡桥打着红色的光，空荡荡的看上去甚是诡异。对面陆家嘴所有的高楼都亮着灯，跟平时一样五光十色，大鸣大放。但天空的颜色似乎很黑，比平时黑得多，似乎霓虹灯已经照不亮上海的夜空了。更诡异的是空无一人的外滩，安静到只能听见黄浦江水流的声音，偶尔才有一辆车飞驰而过，发出巨大的噪音。一个保安样的人走上来驱赶我们，他说我们不应该进到外滩拉着封锁线的区域里去：“这里关了一个阳性的人！”他虚张声势地说，“你们要是走到那边去立即就会红码！”我问他好好的人为什么要被关在外滩。但两个女孩子不停地拉了我走，我们飞也般逃离了保安的势力范围。

第二天下班后，我计划再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这一次我果断抛弃了同楼的女孩子们，约了一个家住徐汇区的朋友，就叫他安托万吧！我们计划骑车相会在徐汇和静安相交的巨鹿路158号。

晚饭后我下楼解锁了一辆小蓝车，骑着它去约会的地点。路上仍然是空无一人，八车道的马路就算是红灯也可以轻松地穿越，两侧的支路上常常能看到路障，有穿着白衣服的人守在旁边，不知道会不会守一整夜。从静安区往巨鹿路走，快到终点的时候会路过延安高架和南北高架交界的位置，那里有上海著名的九龙柱墩，就是都市传说中静安寺老和尚做法降龙的地方。平时这里总是大车小车从各个方向呼啸而来绝尘而去，但现在却安静得连一根针掉在地上也能听见。

巨鹿路158号，本来也是著名夜场，灯红酒绿的所在，现在只有一群野猫蹲在路边，看起来饥肠辘辘的样子。春天，猫们生了崽，小猫咪们乖乖地团成一个个小团子。我忽然想到，它们从生下来开始，身边的世界就是静谧而荒芜的，这会如何影响它们的猫生呢？

安托万之所以能出门，是因为他在当志愿者，能穿上代表通行证的蓝色防护褂子。我们一边聊天，一边从巨鹿路往徐汇走，走过了茂名南路，走过了淮海路，走过了瑞金路。每条路都空着，只剩下巨大的霓虹灯在闪烁，广告灯箱照亮了夜空。还有交通灯时不时地变个颜色，发出机械的电声，毫无感情地提醒人们红灯停，绿灯行。

安托万说起这段时间当志愿者的经历，首先是搞菜。他属于这个城市里嗅觉灵敏的那种人。“肇家浜路，”他给我举例，“就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挤满了老外和白领，高大上得要死，当然找不到吃的。但另外一半全是老小区，住满了外地人。我平时就去那边的菜市场买菜，封城的时候我再去，在犄角旮旯里找到了卖菜的人。”我觉得很诧异：“不是封城了吗？为什么这些人还在那里？”“他们有办法的，能吃苦，不会让自己被封起来。那些人就睡在小公园里，睡在车上，睡在桥洞子底下，然后白天就溜回市场去躲起来。管的人也知道睁一眼闭一眼，要给大家留条活路嘛！”安托万不只是跟这些菜贩子买菜，也帮着认识的外国人搞那些他们想吃的东西。据说有几个法国人拿着社区给的咸鸡和绿叶菜一筹莫展，在微信上跟安托万哭诉，安托万就帮他们联系上了闭店的进口食品小卖部老板娘，搞到了大堆快要过期的奶酪和黄油：“一分钱价格都不加！”听得我很是佩服。

走着走着，我们来到了复兴中路，一个小酒吧还亮着灯。玻璃窗上用记号笔写着酒和小菜的价格，这里卖西班牙的tapas，可以喝sangria。透过玻璃窗往里看，店里的人把桌子拼在一起，往上面铺了睡袋。我很久不沾酒了，但当时很想喝点儿，觉得有些情绪只能靠喝酒才排遣得开。于是我说，这家店有人，要不我们搞一点酒来喝。

吧台后面有一个留着胡子，看起来很难说是哪国人的男人。我敲了敲玻璃，做了一个喝酒的姿势。男人摇摇手，往胸前摆了一个十字，意思大概是说已经关门了。那好吧，安托万说，那我们就在门口坐一会儿呗。店面大玻璃橱窗下刚好留了够人坐着抽根烟喝杯酒的台面，复兴路上大概有一万个小酒吧都长成这副模样。刚刚坐下，男人出来了，说“不好意思，我女朋友说，要送酒给你们喝！”然后一个头发漂成淡金色的姑娘风风火火地跑了出来，手里拎了两瓶啤酒和一个开瓶器，很开心地大声说：“请进请进！送你们！待会儿还有可乐鸡翅下酒！”

我们想进店大概还是不太好的，就依然坐在窗台上。女主人拎着一瓶啤酒陪我们喝，这家小店是她开的，留胡子的男人来自尼泊尔。疫情开始后，两人天天憋在家里，就在我们误打误撞发现这家小店的前一天终于憋不住了，双双加入了志愿者的行列。当天她们开车去松江的仓库，装载上“保供物资”运往各个小区。因为出了门，所以不能再回原来住的地方，两个人就在店里睡桌板。一听我们感兴趣，两个人就开始倒豆子一样吐槽：政府如何不可理喻，如何什么都要管还什么都管得乱七八糟。尼泊尔人不会中文，只能跟在女朋友身后云里雾里地搬东西。姑娘本来是蓝天救援队的义工，又狠狠吐槽了一下外地来支援的蓝天救援队成员受到了如何奇葩的待遇。

喝完一瓶酒，我们还是被请进了店里。这家tapas吧有一个小小的露天后院，因为很久没有客人，桌椅上落满了灰尘。我们找了一个角落坐下继续喝，安托万和我又了解到这个姑娘还是一个导演，疫情开始之前本来要去德国深造。而尼泊尔男人则已经在上海生活了十多年，在静安那边有一家自己的店。他们俩才刚谈了三个月的恋爱，现在不得不住在一起，还当上了志愿者，感觉明明是拿了一个sex and the city的剧本，居然给演成了倾城之恋。

喝完两瓶酒，安托万站了起来。对我来说这种邂逅该当持续到下半夜，但既然安托万要走，我也和他一起跟流苏和柳原说了白白。回程的路更加安静了。快到住的地方，我在路边发现了一家医院，门口灯火通明，搭着测核酸的棚子,几个快递小哥守在棚子旁边。我停车下去问了一声，原来是24小时测核酸的站点。那个时候我还在计划要离开上海，发现这个地方让我很高兴，因为它意味着我不需要在去浦东机场的路上折腾着去私人医院走4小时拿结果的快速核酸通道。但很快我就发现，我的甲方并不希望我离开上海，他就像这个国家所有掌握权力的人一样，对运用权力这件事情没有任何节制感。And我的航班也被取消了。再过了一天，我们虽然还在野生动物园那个分区里，但政府决定对野生动物园进行升格处理，大家又被关进楼里，露台和健身房每天只开四个小时。我只好化悲痛为食量，愤而团了很多吃的，甚至自己也当了一回团长，带领全楼无聊的住客们把附近街区的一家wagas扫荡而空。

Why did I tell you I was going to shanghai?

哎呀哎呀我好开心，在友博听听之后，我又多了一个友博别扭！

她对我上一篇团长和乡绅进行了回应，大家追起来！

时不时来一下这个blog的朋友应该知道，我多少算是一个持之以恒的自闭症患者。不管是在互联网百鬼夜行的年代，还是各大平台一统江湖的现在，我一直在不起眼的角落里絮絮叨叨地碎碎念。经历了博客的兴起和衰落，我一直都在安利大家写吧写吧写吧，但最好弄一个自己的网站哦！毕竟我是在有博客这个概念之前就用静态html写日记的人嘛，算是去中心化的铁杆支持者了。也希望大家能够坚持www精神，在数码宇宙中留下属于自己的一块碎片。

顺便说一下，上海从今天起开始给市民分出三六九等，但我显然是最下等的，解封遥遥无期，泪奔（都没地方奔）。

前几天，单读给项飙做了一个专访讲俄乌战争与日常意义。我和几个朋友在群里吐槽项飙是个鸡贼的人：在贵国那个舆论环境里装作客观地把普金跟俄罗斯划上等号，讲他的“思想根源”，带着对民族主义的共情，回避了对集权、寡头、侵略和屠杀的陈述（都没指望他批判）。但是别扭同学跳了出来为项飙说话，觉得他这个专访在讲人类学，而人类学是一种中立的陈述，所以没有什么问题。其它人纷纷认为这个理解是不对的，项飙其实是在用一种伪中立的人类学陈诉为某种政治哲学站台，大家热烈地讨论了起来。

（但这不是重点，这只是一块背景板。）

群里的热闹过去之后，我和别扭又转到私人频道，隔着几个时区有一搭没一搭地继续讨论，其中我提到，我对项飙可能是有成见的。我在读了他那本大火的《把自己作为方法》之后又去找了他关于乡绅的研究来看。本来我对地方自治一直都感兴趣，谁不希望贵国政治能有一个另外的可能性呢？我记得以前跟听听也讨论过类似的话题。然而那个研究我根本没能看完，后来我跟Q吐槽，（以我一贯的粗鲁和齐突）说这个研究一股子包皮垢味儿。自那以后，我就觉得项飙是一个很有问题的人。这有可能影响了我对他跟单读这个访谈的观感。接下来别扭和我又讨论了一下乡绅的问题。别扭认为乡绅什么的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因为贵国的基层政治就是由乡绅掌握的，如果我们认为政治结构要么是自治，要么是政府管制，而我们又希望回避政府管制带来的问题，那么就需要研究自治的逻辑。我somehow认同人类学者当然可以也应该去研究贵国的基层政治格局，乡绅自治也好，中县干部也好，学者们想研究啥就应该研究啥。但在大爹和小爹之间二选一这个想法让我觉得即沮丧，又迷惑。

（这是另外一块背景板）

整个讨论期间，魔都以一种极度魔幻的形式被按下了暂停键。住在一个酒店式公寓里的我，之所以还能继续工作、锻炼、吃了喝喝了睡，以及在网络上跟朋友们热火朝天地磨嘴皮，都得感谢这个酒店式公寓的工作人员，一个叫Hedy的女孩子。关起来没几天，Hedy就拉了一个住户群，一边跟街道联系组织物资投喂，一边往群里扔各种团购信息。随着这个群越来越壮大，人们的购买力也越来越惊人，从最早的肉菜蛋团，到后来的零食饮料团，昨晚居然有了一个买酒的团，我看到团里有人买了拉菲，还有人买了獭祭。不光是我们这个楼，跟Hedy一样的女孩子从各个社区冒了出来，抛弃对计划经济的幻想，开始为自己和邻里组织团购。魔都暂时没有彻底陷落，都得感谢这些Hedy Angie Lucy Jenny们，于是她们得到了一个昵称叫团长。

然后咣一下，我就在网上看到这样一张图：

老实说，虽然对拥有Y染色体的族群早已不抱任何幻想，看到这张图的时候我还是震惊的。于是我就发了一个票圈，写道：

这个性别真的绝了，干啥啥不行，抢功第一名。

今天我想进行一个人类学调查，好歹我朋友圈大几百号上海人。你们那里但凡有一例成功组织起社区生活资源供应的男团长，请留言或者私信告诉我，谢谢！

这条圈马上得到了大家的踊跃回复。一天之后总共给我点赞的有6个人，其中三个是男的，还有一个是我四姨（我所有票圈她都会点赞，所以她的点赞不具备统计学意义）。有42个人回复我，其中绝大多数表示自己社区的团长确实都是女的，还有一些对拥有Y染色体的族群在疫情期间的表现发表了略带侮辱性的评论。但居住在北京的龙女士留言说：

顺直男是不行，我有好几个gay蜜都是团长…还有调配小区各种物资的。

她的留言让我意识到，做调查的时候不能忽略了gender issue.

居住在静安区的王先生留言说他们社区男女团长都有，且男团长都是稳重的顺性别直男。于是我在私信里跟他展开了进一步的讨论，王先生对社区近段时间开团比例进行了统计，得出结论男女团长的比例为2：8。到了晚上他又给我发来信息，告诉我他们的业主群也是由一个非常精干且组织能力卓越的女性，Joan，建立的。Joan并且在疫情期间张罗了志愿者队伍，对整个社区负责。

在苏州开厂但居住在上海的企业家于女士留言说，她们小区有个李佳琪团，团长是小红书的，组织能力很强，雷利风行。这位男士既然被小区群众昵称为李佳琪，大概也不是直男。（没有说李佳琪是弯男的意思。他的性向我不清楚）

另一位曾就女权问题跟我在一个火锅店里争得面红耳赤的王先生留言说：

讲真，有的。我昨天团到的一包菜就是男团长。

王先生高屋建瓴地指出，做统计的时候不能只看性别因素，还要考虑年龄结构和收入结构。比如他住的小区中男女团长都有，性别不是主要判断一个人是否能够成为团长的因素。但他注意到，很少有老年人成为团长。王先生进一步解释：小区里大部分都是有娃家庭，大家照顾老人照顾娃都忙不过来，男的女的都得干好自己的活，没空分男女啊。于是我问道：“有娃家庭是说家庭内部大家都有明确的分工，大家一比一地照顾老人照顾娃，然后谁有余力的，也参与社区组织工作，aka团长？有时候让女的出去，有时候让男的出去，是这样吗？”王先生说，差不多。但补充道：明确分工是没有的，都是习惯法。我问：“习惯法的意思是在模糊化处理下公平的分工？”王先生打出了三个LOL的表情，然后评论道：欧洲的这套学术理论是割裂的，他prefer佛教的理论。不过第二天，王先生又给我发来了一篇果壳网的文章：居家隔离中，你家是谁在抢菜？

因为我不是一个人类学家，甚至对人类学的各种理论一无所知，所以并不知道该拿这些统计数据怎么办。把我拉回人类学讨论的，是别扭同学的一条短信。她也发给我一个团长相关的截屏：

并说：

这个是我理解的“乡绅逻辑”。

她发消息的时候是上海的半夜，早上起来我看到这个总结，觉得很不对劲。就回复她说：

这个不是乡绅逻辑，因为很重要的一点，上海现在所有运行得好的社区计划：团购也好，互助也好，组织者都是女的。我这里是，我所有员工那里只要能搞定的也是，包括我认识的朋友我因为对这个问题感兴趣所以调查了一圈震惊地发现例外很少。乡绅的底层逻辑不是什么社区自治互助啊之类的，乡绅是父权制的神经末梢，除了家庭里面那个爹，他们就是大家的爹。他们是把大家关着，坚决执行上面的指令不让人出门治病的人，他们是把援助的菜当团购产品卖到其它区的人。众议院、参议院、投票这些概念，在我们被乡绅运行了成百上千年的社会中出现过吗？这个里面就有你说到的文化的问题。我们能够脱离我们的文化来理解乡绅吗？我们不能。这就是为什么你举的那个例子跟乡绅逻辑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原因。为什么社区里现在那些互助活动的参与者大多数是女的呢，当然有很多原因。但我觉得跟女性无法进入乡绅逻辑，所以愿意去拥抱另外的逻辑有很大关系，特别是在上海这样一个被外来逻辑渗透的地方。

就此别扭同学的回答是：

我觉得乡绅逻辑中男的掌权不是必然逻辑，而是外部环境，内在观念的共同结果。也就是说完全可能出现女乡绅，完全由女乡绅掌权的结果，虽然浙江村里没有。我觉得项飙的意思就是要理解和尊重自治的逻辑，而并没有说自治只有一种逻辑。我理解他说的乡绅逻辑就是尊重地方自然形成的权力结构，选择合作而不是拆解。至于过去乡绅都是恶心的男的，就是思想观念和外部环境的结果，但这个并不是内在的东西。

我本来想要立即回复她，结果发现到了周末我比工作日还要繁忙。因为我的员工都被关在家里缺吃少喝，独居的年轻人们渐渐精神状态都出了问题，只好拉着大家开zoom会调节一下情绪，聊天、唱歌、玩游戏，我本来以为一两个小时差不多了，中间还去洗了碗收拾了桌子做了运动和核酸，结果回来这些人还兴高采烈。到5点过我精疲力竭宣布zoom聊天会到此结束，作为隐形社恐之后的整个晚上只能躺在沙发上刷无脑视频安抚自己过度社交的惊恐灵魂。

但同时我也觉得不知道怎么回复别扭同学，倒不是因为我对乡绅这个概念抱有什么幻想——我并不觉得团长们的事迹能够在任何意义上促成中国基层民主的形成或发展。我甚至对团长都是女的这件事本身，也很难感到高兴或者骄傲。

在王先生转给我的那篇果壳网的文章里，作者分析了疫情、女性和家务的关系。文章里给出一个数据：

联合国妇女署2020年11月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疫情期间女性每天花在家务和照料上的时间是女性的三倍。

在德国，我也在建筑学报给出的一份调查中看到，因为新冠疫情，女性建筑师半职的比率从2015年的35%上涨到了47%。Holy shit。当然了，居家隔离造成的家务负担增加在男建筑师半职的比率上也有所反映，从2015年的4%上涨到2021年的10%。hmm…

而在贵国闹肺炎的时候，女性不仅要给男的擦屁股，还得给国家擦（并没有说她们平时没帮着擦的意思）。不仅要绞尽脑汁给全家人搞到足够的食物，还得顺带着帮助整个社区逃脱饿肚子的厄运。而她们在这整个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卓越管理统筹能力，也很难说是女性天生就具备的优良品质。我看八成还是后天被社会捶打的结果。毕竟，成为妻子和母亲并不意味着出个子宫生孩子就行了。在欧洲，传统的淑女教育包括到瑞士去学习酒店管理，当然不是学成归来就可以管理酒店，而是要等着嫁人后打理一大家子的吃穿用度。在贵国…我相信王熙凤是在现实基础上搞的文艺创作。小家小户一个钱掰成八个用，科学管理协调调度更是必不可少的能力。换了我，我就对这些事情一点兴趣都没有。在Hedy没日倒夜为全楼搞团购的时候，我把团购群关了静音，设置只对Hedy的发言消息提醒。她随便说点啥我都会在下面彩虹屁乱吹：好棒！谢谢！感恩！Hedy辛苦了！吹完了就默默下单。扪心自问，我是没有成为一个care giver的品质的。从小到大，我从未对任何一种人或非人的生物产生过“我要呵护照料ta”的愿望。如果大家能够一起愉快的玩耍，那么最好不过；如果耍不到一起去，就宁愿相忘于江湖，责任和义务当然是越少越好。但是，出来混总是要还的，我也收获了自己那一份来自社会的捶打。所以魔都宕机的时候，我得考虑员工是不是吃得上饭，给她们定人均500点对点配送的爱心礼包，放弃周日跟朋友们在网上兴高采烈打嘴炮的机会去陪他们玩“你画我猜”搞得自己精疲力尽。但是，我猜我毕竟还是这段关系中更大的受益者。而在那个五十多个楼长组成的众议院里面，不知道为什么我就非常肯定，如果一下子变成了500栋楼或者5000栋楼，众议院里面就不会再剩几个女的了，更大的可能性是，不管是众议院还是参议院里都挤满了“乡绅”。

啊靠，这次写了好多。闹肺炎真是比失恋还容易引发博客井喷。

既然听听都写了三篇了，那我也要来写第三篇，不过再往下我可能就不行了…这本书也没那么多好说…

就连这一篇，也是听听一个留言启发了我，她说：

对此，作者很明白呀，作者也没有让她的主人公搞得来没有钱地过一生，而是让她轻松地过了一生，她甚至很清楚地借名伶之口对主人公说出“你不是一个有意思的人”这样的断语。

这让我想起来，我在微信读书上无意发现，很多人对名伶这个“你不是一个有意思的人”有非常多感慨，后来在豆瓣上看大家的书评，发现也有很多人拿这个“你不是一个有意思的人”来说事，仿佛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评语，说实话，我是不太理解的。

名伶在对我们的女主人公薇薇安说这句话的时候，薇薇安闯了一个大祸：她跟一个拉拉和名伶的老公鬼混，在大街上三个人肆无忌惮地啃来啃去不说，还一起去开了个房3P，结果被狗仔队拍了照片，交给了纽约卓伟，要在报上曝个大料。曝大料不仅会让当事人吃不了兜着走，对她们一起费劲心血排出来正在如火如荼上演的一出戏也会是毁灭性的打击。不消说，在当时那种舆论氛围中，这个大料对当事人的伴侣也是非常要命的。所以名伶气坏了，一个气坏了的人能说出什么好话来呢？她拿出一个老江湖应有的刻薄，把薇薇安全方位羞辱了一番，不仅把她贬损得一文不值，还预言了她会永远一文不值，并要求她立即原地蒸发。

这种刻薄让很多读者印象深刻，有大概两千多个人在微信读书上那些“你不重要，你没意思，你永远都不会重要，也永远都不会有意思”一类的话下面划了线，写了感想，看得我满头黑线：why does that matter? 这个名伶不就是说了点傲慢的气话吗？

当然我理解女主人公薇薇安一时间会被这些羞辱彻底击溃，但她当时只有19岁，面对她心目中从头完美到脚的女神，她一点抵抗之力都没有。但很明显，她后来从这种“老巫婆预言”中走出来了，她自己也对后来的爱人提到了这一点：那一次事故对她来说已经过去了，她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至于“重要”和“有意思”，Why do they matter?

我们在成长过程中能够听到很多类似的cliché，有一些是“老巫婆”式的，类似“三岁看大，七岁看老”；还有一些是“有意思”式的，类似“成为一个有故事的人”，说实在的我一直没太明白这些话的意思。那些拿“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去衡量小朋友的人，除了证明他自己的生命呈现毫无变化的单线发展态势，以及他只能用自己可悲的成长史去揣度别人以外，什么都说明不了；而谁的生活不是一个故事接着另一个，什么才是“有意思”，衡量标准是啥？

让我觉得非常庆幸的一点是，薇薇安也没有像那些倔强的人一样，一下子就把名伶这些杀伤力和侮辱性都极强的话听进去了，然后一辈子跟自己较真，一定要活成或者不活成老巫婆预言的那个样子。事实上，她全心扑入了自己的人生，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别人那些有心无意的评价，也就随着岁月的流逝渐渐地失去了颜色和重量。这才是真正“有意思”的事。

为什么名伶的刻薄会在中文读者群里面激起那么多回响呢？大概因为这本书的读者以年轻的女性居多，而年轻的女性们，真的非常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吧。也许还有一个原因，文明古国的人民从小就被“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之类的大词洗脑，想要“重于泰山”，也希望成为别人眼中“有意思”的人。当然，比起来重于泰山，“有意思”更加复杂一点。谁也不希望无聊地度过一生，有些人甚至受不了无聊地度过一个周末。而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关于“有意思”的标准，如果能够按照自己心中有意思的活法度过一生，那别人怎么想又有什么重要呢？

做饭吃饭洗碗的时候听了一期关于死亡的播客，有感而发。

听听，我写完了读后感给她看，她过了一会儿就吭哧吭哧发过来一篇赞扬PUA创作者的读后感二并感叹道：手机打字好麻烦！

我说安？为啥要用手机打？你不是生长在电脑前面的吗？

听听说清明节啊，在进行家族聚会啊。

我说你家族聚会你不好好陪老辈子尽孝，你在手机上捏个什么读后感？！

听听说：老辈子们在争论俄乌战争的事，都干了两架了！

老子笑得打跌….

那么接下来就是我的读后感二号，我也来说一个支线情节，这个情节就是口交。

口交发生的时候，女主人公从乡下来到纽约，已经过了一阵放荡不羁的生活，每天晚上跟漂亮朋友一起流连声色犬马的场合，换男人比换衣服还勤快。然后她就遇到了安东尼并爱上了他。

她是怎么爱上安东尼的呢？安东尼给她口交了。安东尼不仅给她口交了，而且安东尼还让她在他面前慢慢脱衣服，让他好好看她。安东尼跟她接吻，接很长时间的吻。安东尼让她躺在床上，给她口交，让她高潮到欲仙欲死（好恶俗而准确的词），而安东尼自己连衣服都没脱。安东尼最后跟她发生生物学意义的性交，是在给她口交多次以后，女主角终于欲火焚身忍无可忍，挣脱wasp教育对自己的束缚，按照安东尼的教导，盯着他的眼睛，用他教给她那些下流的词汇，哀求他，告诉他，她希望他对她做那些事情。

安东尼当然很会。但重点并不在安东尼，重点在于口交以及口交前后的一系列程序。这些程序都是关于女主人公自己的：被看到、感知和享受自己的被看到、获得快感、获得高潮、获得对自己身体的超验体验、承认自己的欲望、追逐并表达自己的欲望。在拥有这些体验之前，性对于女主角只是放荡生活的副产品，只是在浮华世界中满足虚荣的同时一个黏黏糊糊不得不接受的买一赠一。安东尼为她开启了认识自己的大门，所以她认为自己爱上了安东尼。

这段关于初恋的叙述入木三分。我一直认为，我之所以能够有幸成为一个拥有独立意志的人，我之所以能够有勇气去追逐自由自在的生活，甚至我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女权主义者，都跟17岁时候那些漫长到似乎永远不会结束的下午，那些躲在蚊帐后面颠三倒四的口舌之欢和层层叠叠的高潮有很大的关系。我们那时候有一个圈子，圈子里的人会读一些文艺的书比如黄碧云，但也会读《金赛性学报告》之类普及性知识的文本，由此我了解到相当大比例的女性一辈子从来没有体验过高潮。没有高潮的性是什么意思？没有高潮为什么还会进行性生活？当初那个年轻的我在震惊的同时感到无法理解。后来我当然明白了，作为繁殖工具的女性是不配也不应该拥有性高潮的。没有高潮的性生活本身，就是对女性最深刻的规训，让她们在某种黏黏糊糊的不快中默默承受并内化自己作为工具的命运。所有对女性愉悦的污名，都通往对女性自由意志的压抑和她作为人之存在的抹杀。从这个角度来说，高潮拥有某种形而上的意义。女性的第一次高潮（而不是什么初潮！初潮最多算是为工具化做好了生物学意义上的准备）就类似一个成人礼，标志着一个女人与周边世界发生了深层次的连接。这种连接让她快乐、振奋，而不是充满屈辱，它应该引导大家继续快乐而振奋地探索这个世界。所以17岁的初恋，是我人生中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事件。初恋的对象本身也许是雪泥鸿爪，但这个人让我拥有了高潮并深刻地探索了自己的身体，她为我打开了一扇至关重要的门。之后的一切，当然就顺理成章了。

友博听听最近心情郁闷在家看书，我也是一样。她写了两个读书笔记（其实没有，她写了一个八卦），所以我也来写两个。

第一本书是原百代写的历史人物传记《武则天》。这本书是一个女性聊天群里面的朋友推荐的，推荐理由是原百代还原了武则天作为女性政治家的面目，将这段历史从男学者的污名化叙事中拯救了出来。

这确实也是此书的一大优点：省去了传统叙述武则天生平时必不可少的宫闱秘事，即使讲诉她跟两朝皇帝之间的情事，也把重点放在个人成长或者政治斗争的角度上，让人看的时候觉得眼睛清爽了不少。

原百代写这本书的经历我后来读了一下，她自学中文研究史料，那种倔强与坚持非常让人佩服；而由一位女权意识觉醒的书写者来梳理这段由女人主导的历史，在只有男人声音（不管是发声者还是记录者）的中国史中，也让人稍觉有一点喘息的可能。但即使如此，这本书的阅读体验也实在算不上愉快：原百代本身应该不是专业历史学者，她的一些论点，比如武则天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并没有太多很有说服力的论据支撑。我的意思是，对于一个当代读者来说，一个伟大政治家，并不是斗倒了所有政敌稳稳站在权力巅峰就行了，我希望看到武则天是如何治理这个国家，让它从贞观过渡到开元，创造出中国历史上所谓最辉煌的盛世；而作为一个女性读者，读一本由女权主义者写的历史书，我也希望看到武则天跟其它男性统治者有什么不同，她有哪些更加卓越的地方，她身为女性，有没有实施惠及女性的政策？很遗憾，书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很少。我可以想象直接史实的匮乏，《全唐书》和《资治通鉴》一类的史书里都没说武则天什么好话，但中国毕竟是文官治国的国家，留下了大量统计学的数据，对资料运用能力更加娴熟的人，应该会有比“善于残酷的政治斗争”更好的论据来证明武则天作为政治家的卓越。

说到“善于残酷的政治斗争”这一点，也加重了阅读的不愉悦。原百代的叙述偏重于武则天如何以酷吏为工具，摧毁门阀政治和李唐王朝的势力，aka这件事有一定进步性。作者为了渲染这种进步性，也一再强调武则天将政治斗争限制在官僚阶层内部，并没有影响民生。姑且不论将一个庞大的官僚机器搅得昏天黑地是不是真的能够不影响民生，酷吏这个概念对于一个现代人来说是可以直接引发生理不适的，看着里面所有的官员像菜瓜一样被砍来砍去各种折磨，让人觉得中世纪的黑暗啊，深不见底。

书中也如实地记载了在太宗、高宗、以及武则天当权时不停发生的自然灾害，一会儿是地震、一会儿是洪灾，要不然就是干旱啦蝗虫啦，接下来就是什么“人相食”之类，让人觉得咋盛世都整成这样。与此相对的是帝王仍然在马不停蹄地祭天、修宫殿、造大佛、出游…一边看一边觉得我们的时代再也没有恢弘而“美轮美奂”的建筑，真是每一个人的幸运。也让人不由得疑惑，所谓的盛世是因为这些宫殿和大佛吗？盛世的指标是什么？作者可不可以讲一下。

以上是《武则天》的读后感，接下来另一本书呢，是听听大力推荐并自己也写了读后感的《city of girls》。

这本书有一个很大的bug，它的作者还写了一本畅销全球的鸡汤《饭·祷·爱》，eat pray love。饭祷爱我是没看的，因为关于它的描述就够惊恐的了：white lady离婚后满世界吃吃喝喝做瑜伽，寻找心灵升华。我的娘叻。豆瓣上有一个人写读后感讲自己在旅行的时候读这本书，被青年旅舍上铺的人评论说：

oh, that book written by a pathetic and privileged white American. I don’t understand why people bother to read her at all.

总之如果听听安利的时候我知道city of girls的作者写了饭祷爱，估计就不会去看了。但很幸运的是我不知道。于是我欣然下载（微信读书上不要钱），然后趁着隔离的百无聊赖很快把它看完了。

这本书讲了一个放荡的女孩如何度过轻松的一生。这么一说，仿佛马上又要掉入privileged white American这个坑（which is also true!），但可能作者后来跟女人谈乱爱，对万事万物有了新的认知，她也把这些认知放到书里来，给这本书提供了一个令人愉悦的深度，which means，既不太深，也灵巧地避开了being轻浮。any way，放荡的女孩度过轻松的一生本身没有什么问题，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生活轻松而——在有需求的前提下——放荡。陀思妥耶夫斯基除外，他可能确实没有希望过轻松的生活，但那是他的问题。女主角的幸运不是她的错误。这本书还告诉我们，即使是这么幸运的人，她的生活也不是直来直去的（书里原话）。所以我们能够看到一个wasp出生，对严肃知识没有兴趣的人，如何因为自己的放荡吃了苦头，如何消化这个残酷而不公正的世界给她吃的那些苦头，如何了解自己，如何理解生活的轻松与不轻松，如何在巨大的城市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去爱身边的人。那些关于口交、女孩的吻以及女性情谊的情节，都特别引人动容。

看完后我跟听听热烈地讨论了一番，我们拿出搞比较文学的气势对比了city of girls、费兰特和莫言贾平凹，得出一个结论是美国人比较傻白甜，但傻白甜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灰暗生活的一个出口，是必不可少的软性毒品。美国人的写作是勇武的青年式写作；欧洲人则是不再对世界抱有玫瑰色幻想的中年人；咱文明古国呢，很遗憾，是性功能缺失的猥琐老头式写作，不光无法勃起，还要让别人跪着溜过来嗦他们软哒哒的鸡鸡，从恶心读者的角度来说登峰造极无与伦比。

最后我要说，再多一点女性意识觉醒的写作者吧！无论她们写什么，从哪个角度写，我都愿意看！

短暂恢复自由之后，我又跟全上海人民一起被关起来了。

我有个甲方是沪上gay圈名媛，平时爱发一些装酷酷的自拍，某日忽然po出一张全副武装的大白照，搞得我很好奇，跑去问他是不是当了志愿者，他秒回了一个yes。

这…即奇怪又有似乎有点逻辑，毕竟这人2019年12月中旬忽然回武汉老家出差，把他独居汉阳的老娘接到了上海，在我心中是个神人。于是我问他：所以你是因为想要自由活动吗？被他爽朗地回了一串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他得意之余告诉我自己还提前囤了一套美团送餐员的制服以备不时之需，真是…心思细密周全。

整个闹肺炎期间，我都抱着一种爱谁谁生死有命的鸵鸟心态，更何况封上海跟疫情也没有太大关系。恢复自由后立即约了两个朋友去吃火锅（真的非常好吃），然后又跑到人山人海的网红街上去喝了咖啡。接下来几天所有人都在为即将到来的封锁疯狂囤菜，而我却把全体同事拉回公司上班——见到大家就还挺开心的。最后被一个朋友责备了，她说我没有当老板的危机意识和责任心，万一谁阳性了被抓去睡硬纸板怎么办？万一聚集性感染，全公司被抓去睡硬纸板怎么办？听她这么一说我也慌了神，阳性无所谓，但睡硬纸板谁不怕？所以放弃了最后一天自由，把大家赶回去居家工作了。

我并不热衷于抢菜。住的地方冰箱很小，囤也囤不了什么。而且我总觉得如果连我这样的人都要饿死，那上海城的人估计也死了一大半了，所以并不很担心。事实证明这种盲目的自信也不是全无道理，快封城的那个中午我去了附近商场里的贵价超市，发现货架上还是半满的，那些云南来的有机蔬菜平时就很贵了，现在也并没有涨价，我还买了一些黑猪肉香肠和论颗卖的葡萄。过了几天，房管就开始来嘘寒问暖：她也知道老房客的冰箱小，今天捎点蔬菜，明天拿盒馄饨来，还组织了大家团购蛋糕和猪肉。

这次封上海，我真正见识了网络时代的新闻是如何以谣言的形式广泛传播的。几乎每天都会有各色人等往微信群里扔小道消息，这些小道消息会以病毒感染的速度传遍整个上海，再过一会儿官方就会出来辟谣，再过一会儿你会发现那些小道消息多少是真的。

看着那些小道消息，各种阅后即焚的音频和聊天记录，我问自己：一个人在媒体死亡的后网络时代需要多少关系网和政治敏感度，才能知道什么时候该囤菜，什么时候该去把老妈接到身边来，什么时候该离开呢？比起来，只看明镜报网络新闻的格格巫真是一个傻白甜，想到他能够心安理得地当一个傻白甜我就又嫉妒又气愤又恐慌。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个月以后，我再一次陷入了政治性抑郁中，几乎有大半天时间都瘫在沙发上，什么都不想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