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n
02
2024
1

佩索阿的一首诗

listen

O que me dói não é
O que há no coração
Mas essas coisas lindas.
Que nunca existirão…

São as formas sem forma
Que passam sem que a dor
As possa conhecer
Ou as sonhar o amor.

São como se a tristeza
Fosse árvore e, uma a uma,
Caíssem suas folhas
Entre o vestígio e a bruma.

我让chatgpt把这首诗从德语翻译成了中文,大概是这样:

让我痛苦的不是内心的伤痛,而是所有那些永远不会存在的美好事物…

它们是没有形状的形式,消逝了,痛苦未曾了解它们,或者说爱情从未能够梦见它们。

它们仿佛是一棵悲伤的树,树叶一片片落在回忆和雾霭之间。

Written by in: 有涯之生,柏林柏林 |
Aug
20
2022
9

生命在于

最近博客创作的热情不高,书也读得很少,但好歹又开始做运动了,值得记录一下,鼓励自己再接再厉。

跟朋友们约了几次抱石,虽然没有进步,毕竟没有大幅的退步。恐高貌似已成定局,好在抱石也爬不了多高。想跟朋友相约去完成顶绳与先锋最后的课程,一直到今天依然没有成行,属于这个夏天的to do list上还没打勾的部分。

爱上了桨板:柏林地势平坦,溪流纵横交错,很适合划着桨板漫游。一不小心掉进水里,就可以趁机游一会儿泳。夏天的湖水已被太阳晒得温热,用朋友安的话来说:暖得像尿一样。体力有限的情况下,可以计划一些小范围的环路,顺便欣赏布兰登堡州怡人的风光。

习得了乒乓球技法。作为一个惧怕球类运动的人,我的存在为大量国际友人开解了“中国人天生会打乒乓球”的迷思。小时候的我陷入了:左撇子-大家都认为我不会打-我没有兴趣参与-无法习得任何进阶技能-打不好-大家认为左撇子打不好乒乓球-我更没有兴趣参与-这样一个死循环。到了柏林之后,有时候会被拉去打个球,大部分时候参与的众人都比我打得好,但好在大家都无所谓胜负,乐呵呵打个和平球,我偶尔还能瞎猫撞着死耗子得上一两分。然而毕竟练习的次数太少,这么多年来也毫无长进。今年夏天因为朋友的怂恿,我们热情地参与到这项运动中。格格巫的新同屋,来自英伦的恋爱脑历史学家,是一个乒乓球爱好者。刚好他也是一个不喜欢在5点之后继续工作的人,我们俩一番起哄架秧子,拉着格格巫在晚饭前打了好几次球。恋爱脑历史学家和格格巫球技很好,但两个人都很耐心地陪我一直打卫生球。终于有一天不知道为啥我忽然天眼开启,猛然习得了正手抽球的技能,一时间球技突飞猛进,在乒乓球运动中得到的乐趣以及对此的兴趣也增长了不少。

真的,如果我花了四十年的时间体会到什么人生真谛,那就是:

坚持就是胜利。

以及要感概一下:夏日的9欧票和urban sports club真是帮助我恢复健康生活节奏的利器。

烈日下奋力捣桨的格格巫

Written by in: 有涯之生,柏林柏林 |
Jul
18
2022
6

子不语

果然,blog作为一个树洞,只有在坐牢或失恋的时候会引发井喷。一回到柏林,天蓝蓝,草绿绿,一分钟都不想在电脑面前多呆。但是!停更两个月还是有亿点过分的!所以今天来记录一下我罹患疾病的经过。

病发是两个多星期前的事情,至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早上我照例跟上海的同事开网络会议,开着开着便觉浑身发冷,肌肉酸痛。柏林那几天气温骤降,所以估计是着了凉吧!于是加了几件衣服,继续工作。但情况没有好转,到下午就发烧了。

那几天G跟我一起在家工作,抱着对同事负责任的态度,下午出门买了抗原试纸,测出来是阴性。测完放了心,还去牙医那儿走了一遭,做了例行检查。晚上早早睡觉,第二天早上醒来觉得自己状态不错,决定正常工作,哪晓得早上量体温是35.3°,到下午就变成了38.5°。

G还在我家。她画着图,忽然问,你说你发烧,是不是因为你邻居在门口摆得那个阵啊?

我的邻居,是一个性格古怪的芬兰人。这次我从上海回来,就发现他的门口摆着一本叫做Archigrad的建筑杂志,还在锁眼儿里插着一朵花。这两样东西摆了好一阵子没动过地方,以至于我认为他出远门了。结果某天我在楼道里遇到了他,我说了一声哈罗,他阴恻恻回了一句:

“唔。”

又过了一阵,芬兰邻居陆陆续续在门口添了好几样东西,比如一个非洲乌木人像、一把不锈钢马桶刷、一个小蜡烛、一个塑料水壶的顶盖圈、一把干枯的红玫瑰和两张明信片:一张上印着两个举动可疑的猴,小猴扒着大猴的屁股说:“我看穿了你”,背面写着:“NI HAO”;另一张黑乎乎的,看上去像是一个壁炉在熊熊燃烧。

G这么一说,我忽然想起来,这张壁炉的照片是最近才摆出来的,好像一摆出来我就发烧了!

我和G面面相觑,又跑到门口观摩了一番,越看越觉得芬兰人居心不良,摆阵给我下了一个萨米蛊。没想到呀!一个搞音乐的芬兰大个子,居然还懂得厌胜之道。我们商量了一下,把这堆东西扔了估计不太好,但物业规定楼道里不能放障碍物,所以我暗搓搓地把这个阵整理了一遍,所有东西都塞到他家门套里,面朝屋内,还把那两张怪里怪气的明信片压到了其它东西下面。

回到家,我和G久久不能平静。再做一次抗原,还是阴性。我高烧之下无力工作,只好摊在床上玩手机,把迷信思想通过互联网散布给格格巫和我的朋友们。格格巫表示:你脑子烧坏了吧?朋友们发来: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只有TH伉俪认真对待了我的苦痛,表示她们可以把自家雕版印刷的四大天王送给我辟邪。

这当然是非常珍贵的艺术品:TH伉俪都是很不错的艺术家,版也是她们自己刻的,第一版据说也没印几张。当晚她们就带着这幅威风凛凛的雕版艺术作品来到了我家。大家一边吃着我下的速冻馄饨,一边兴奋地讨论着如何用佛教仙人对抗北欧巫术。但讨论来讨论去,大家都认为四大天王并不是门神,而且…就这么贴上去是不是有点露骨…三个怂人(加上后来的格格巫是四个)一致决定,要不还是贴在家里吧!四大天王保证风调雨顺,一定能够间接驱走来自北方的恶灵。

第三天是个周六,海科和S要去“德国最美的小城”,二战时就挨了一颗炸弹的Tangermünde玩,我作死跟他们一起去了。回来发烧变成了天旋地转,我躺在床上再做了一次抗原,还是阴性。

第四天是个周日,但我必须加班搞完一个设计。于是我睡一会儿,画画图,再刷刷手机再睡会儿,再画画图。到晚上是Q的生日,我居然跑出去跟她看了一个露天电影。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每天都晕得像刚从过山车上下来,烧渐渐退了,又开始撕心裂肺地咳嗽。虽然没有再做抗原,但我坚持自己应该是得了covid。作为一个在疫情期间绕着地球飞了好几圈的人,这估计是我无法抗拒的宿命吧!于是我抱着电脑了去了格格巫家,跟他和他的三个同屋住在一起。我相信:只要能远离芬兰人的邪法,我就能好起来。所以我每天身残志坚,坚持工作,又病了一个星期。但这期间跟我接触过的所有人都没有感染病毒,所以最后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Written by in: 有涯之生,柏林柏林 |
Apr
30
2022
8

大陆另一边的糟心事

三月下旬,一个朋友在网上找柏林的房源。她说认识的乌克兰人跑到柏林来找不到地方住,在朋友家打了一段时间地铺。眼看着闪电战就要变成八年抗战,乌克兰人开始满柏林找房子,这才发现柏林早就不再“穷而性感”,柏林的房子即贵且没,乌克兰人叫苦连天。

我因为滞留上海,一时半会也回不去,就说,乌克兰人理论上可以在我家住两个月,一直住到6月我回柏林。但我需要知道她们是谁。

很快我就收到了一封邮件。

邮件里有一张照片,上面是一对好看得有点过了头的年轻人抱着她们的小女儿,一家人笑得很甜。男的是插图画家,给迪斯尼和纽约客工作(男的…不是都在打仗吗?我本来想问一下这个问题但忍住了)。女的是室内设计师(啊!同行!),但现在在帮男的搞NFT。她们还有一只狗。

狗不行。我有洁癖。我不敢说我有洁癖,于是我说我过敏。

Ok ok,他们回复,我们会想办法解决狗的问题。

我说好呀好呀,但我现在住的地方有一点复杂,一个月以上的话,我需要先告知我的房东。

说到我的房东,我的房东真是让人一言难尽…我们这栋房子的产权关系非常复杂,简单说来,就是一群人共同拥有这栋房子,于是他们成立了一个无限责任公司,委托物业代管。但物业只管日常运营维护,真正跟这栋楼相关的事情都需要这群人定期召开房东大会商讨解决。这也没什么问题,因为一来这种形式在柏林很常见,二来我能不能让人借住本来应该属于日常物业管理的范畴。但是,我楼的情况属于在历史的context下即合乎情理,又有点特殊(对比起很多其它的楼)。首先,我楼所在的城区在冷战期间属于东柏林,但因为靠近中心,在柏林墙倒塌之后,成为最早被gentrificate的区域。1989年,大批在政治光谱上偏左的西德人带着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赚来的臭钱,兴致勃勃冲到我区,发现这里的房子比白菜还便宜,于是大买特买。可能本来在老家都是瘪三,但跑到柏林来纷纷摇身一变成为地主。时光飞逝,岁月如梭,现在这群人到了退休的年纪,而我区经历了酷得发抖——成功引起外省想要装酷的年轻人注意——房价飙升——年轻人到年纪开始纷纷结婚生子拉高全德国生育率等令人废然长叹的过程,变成了一点也不酷但名声时髦并且白得耀眼的中产城区。退休房东们开始考虑把房产逐渐让渡给下一代(免得死了再让渡遗产税太高),所以房东的人口结构在近几年发生了很大变化。令人沮丧的是,这个变化居然跟德国社会的政治图景转变非常符合:简单地说,左派们的小孩居然很多都是右翼人士。我自己公寓直接的房东就不说了,长期follow我blog的人也许能隐约记得,此人是个躺在父母买下的房产上无所事事的包租公,极右且厌女。八九年前我跟他硬刚了一架,联合其它房东给他喜提一枚禁足令,也就是说虽然房产有他一份,但他不能进入这栋楼(感谢德国法律)。那时候他在房东群里还属于绝对少数,根本没有话语权。但随着二代们纷纷接手房产,业委会慢慢染上了棕色。前院老好人的医生儿子从瑞典回来,turns out居然是新纳粹;过了一段时间,房东里又多了一个选择党(极右翼政党)的发言人。这仨凑在一起拥有的产权居然超过50%,所以在业委会里面掌握了决定权。从那以后,我楼就开始变得怪怪的——并没有说我楼以前不怪的意思,在一群嬉皮的领导下,我楼曾是我区最后一栋被翻新的楼,在一大堆涂成马卡龙色的奶油房子簇拥中,我楼倔强地顶着看得见弹孔的墙皮,灰头土脸地矗立了很多年——但此怪非彼怪,右翼人士进来之后,就开始干换物业涨房租一类倒行逆施的事情,还想把老房客赶走。谢天谢地柏林还在左派手里——即使是新自由主义左派——房客们进行了反抗,他们没有得逞。但大家跟物业的关系从此变得一丝丝微妙和紧张。

Anyway,作为一个每月按时交房租的模范房客,我跟物业的关系处得还不错。为了让乌克兰人能顺利住进来,我开始给物业打越洋电话。物业本来接电话很及时,听到我询问之后语气立即变得冷若冰霜,她说,我需要这几个人的所有证件,然后上报给房东,要他们同意才行。

我赶紧让乌克兰人准备各种paper,然后再巴巴地转发过去。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我给物业打电话她再也没有接过,邮件也不回,让我感到非常无奈。还好乌克兰人很快在城郊找到了住的地方,虽然地段比较偏远,但可以一直住下去,不像在我家只能借住两月,谁知道这个仗会打多久呢?这事算是被解决了。说到这里我想起来前阵子看到网上一个调查,问大家认为乌克兰战争和上海封城哪个会先结束,结果乌克兰战争遥遥领先,得到了90%以上的投票。

Written by in: 有涯之生,柏林柏林 |
Oct
09
2021
5

婚驴阿姨

最近招了新员工,又做好了飞先生的动员工作,所以办公室日常变得稍微有序了一些,副产品就是我晚上悠闲的时间多了起来,而且也不再是精疲力尽只能躺在沙发上刷手机的状态,频频更新blog,现在已经手动恢复到了今年三月。

人工搬运的同时,我也津津有味地复习了一下过去一年的经历,有些日记还蛮有意思的,比如悠长夏日中的吵架,又比如咖啡渣呀,咖啡杯什么的。

我停在了关于保洁阿姨的那一篇,是因为阿姨的故事,又有了后续。

前阵子阿姨来打扫,结束的时候告诉我,那天是她的生日。阿姨的意思其实蛮明显,我平时逢年过节也很乐于多给她一些小费,毕竟很感谢她为我打扫卫生,带给我干净整洁的居住环境和随之而来的好心情。接下来,我们俩都快乐地掏出钱包,我拿了一张大钞票,还没有来得及说:不用找了——阿姨就在她的钱包里翻找了起来。

阿姨的钱包装得很满,有各种卡片、纸条和其它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还有很多暗藏的小缝隙。阿姨就从这里一个小缝缝,那里一张卡片后取出了五块、十块,一张张折得很小的钞票。看见我露出错愕的眼神,阿姨连忙说,哎呀,我那个儿子啊,老是喜欢来翻我钱包!他总是说,妈!我没钱了,借点给我,马上就还你啊!阿姨撇着嘴说,从来都没见他还过呀!所以我把钱都藏得好好的,他翻一翻翻不到,就算了!

我问:阿姨,你儿子不是在东宣中心工作吗?他自己又不是不挣钱,为什么要来拿你的钱啊?

哎呀!阿姨说,他钱花没了就来翻我钱包呀!

我那句“不用找了”于是就没有说出口。我挣钱也很辛苦,每天为了几块砖头放没放对位置操碎了心。辛辛苦苦挣来的钱,干什么不好,要拿去给东宣中心搞批发的东南亚男性乱花?

于是我老实不客气地接过阿姨带着一点点不情愿和一点点吃惊找给我的钱,结结实实地塞进了自己的钱包里。

后来还有一次,阿姨来跟我唠嗑,说现在在带她的外孙,所以出来打扫卫生的时间也不多。她抱怨说,女儿在外面工作很忙,把外孙扔给自己,还指令她一定要给外孙做全素的菜,因为她女儿现在很赶时髦,在吃全素。阿姨就很辛苦,因为她自己也喜欢吃肉,不太会做全素餐。我听了就很奔溃:这家人是怎么回事?!于是我很不耐烦地说,你女儿要吃全素她就自己做好了呀,干嘛来指挥你!这么时髦,怎么孩子还要让妈带啊?!阿姨听我语气非常不友好,就跑过去拖地板,不再理我了。

Written by in: 无聊之事,柏林柏林 |
Apr
05
2021
0

记几场邻里纠纷

出门之前还经历了一次小小的邻里纠纷,可以记上一笔。

邻居米夏有事没事的,经常爱来我家做客。春天到了,他去公园里采集了桦树汁,带来一小瓶给我尝尝。我们一边品尝大自然的馈赠,一边讨论春游可以去哪里玩。米夏是柏林本地人,日常爱骑个自行车满世界跑,柏林周边都是很熟悉的。我拿出地图,让他指给我附近有什么风光秀丽,适合远足,车程来回在70公里以内的好地方。他一边指,一边手打滑,不知道怎么就往我胸口去了。

我立马喝止了他。他大概也是开玩笑,其实并没有认真要袭胸,所以没有碰到我就把手收回了。我很不高兴。说好了我要工作了,请他走。他也讪讪的,转身出了我家的门。

我想了一下,觉得这样不行,就在楼梯间里叫住了他,说,你不应该摸我的胸。他还跟我开玩笑,说,你有什么胸?我没理他,继续说,我认为你应该跟我道歉。他才意识到我是真的生气,诧异地说:你是到哪儿去学了这一套?我还是不理他,我说,米夏,你刚才的行为,对我非常不尊重。你如果不道歉,我们就没法做朋友了。他面子上大大地下不来,嘟哝着说,不做朋友就不做朋友,下楼走掉了。

这件事情就这么过去了。我好几天都没有在楼梯间或者院子里碰见他。有时候出门买菜远远看有瘦高个儿骑着自行车过来,我就会想这该不会是米夏吧。那我见到他,是不是该扭头不理他呢?好在那些人都不是他。

到了周末,我的柜子忽然坏掉了。这个柜子来自拿腔作调的depadova,是Vico Magistretti在89年设计的Shigeto系列,用一组拿腔作调的金属暗榫作为木板间的连接。这些暗榫很多年前在搬家的时候被飞先生他们给弄坏了,有一段时间经常开门的时候,柜子的板壁就啪嗒一声掉下来…那时候我还和耍哥子在一起,需要两个人齐心协力,一个人抬连着门的板壁,一个人对准榫头,才能把柜子装回去。掉了好几次之后我不胜其扰写信给厂家买到了替代的暗榫,世界才安静了下来。没想到几年过去,这几个榫头又松了….

我愁眉苦脸地看着散架的柜子,给正在ddl上苦苦挣扎的格格巫打了个电话,让他速来我家。外面下着雨,不出所料格格巫义正词严地拒绝了我。这下怎么办呢?是不是该去找米夏呢?米夏作为一个自由自在的装修师傅,承包了我家以及我大半个柏林朋友圈所有敲敲打打的工作,随叫随到,价廉物美。以后要是不跟他来往了,我家里这些装修活儿谁来做?人穷志短,要不然袭胸就袭胸吧…

然而毕竟下不来那个台,再说了我好歹是一枚建筑师,难道还能对付不了一个破柜子。吭哧吭哧把闲置多年的工具箱搬下来,把掉下来的板壁和门拆开,再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一个一个装回去,单人操作非常困难,装完之后出了一身臭汗。

又过了几天,我已经在准备回国了,忽然有人跑来咚咚敲门,打开一看是米夏。我退了几步,看着他说,干啥?他扭扭捏捏地说,我想了好几天,觉得上次在楼梯间里的行为很不好,我来跟你道歉。我问他,就只是在楼梯间里的行为吗?他又很不好意思地说,当然还有我在你家的行为,虽然我只是想开一个玩笑,但这个玩笑也是很不合适的。他又接着说,我这几天出去骑了一大圈自行车,老是在想这个事情,现在终于想清楚了,我这么做很不好,请你接受我的道歉。然后我就原谅了他,顺便如释重负地交代了一下我不在的时候浇花收信的事宜,表扬他道歉道得很是时候。

其上是邻里纠纷的内容。既然说到这个,又不得不提起我的另外一个邻居,从美国搬来的建筑师朋友。她是中国人,又在美国工作过,到了柏林有点水土不服,有时候会跟我一起讨论一下事业发展的前景。其实我哪知道事业怎么发展,自己都在苦苦挣扎,但看着她思前想后,总是忍不住push一下。在我的概念里,思前想后是没用的,你自己不去试试,永远都想不出个结果来。但我push了两三年她也没有什么行动,我就觉得,她可能确实不太适合自己独立做事情。当她又来找我讨论事业发展前景的时候,我就一改之前的说法,跟她渲染了一下自己做事情会遇到的各种困难。

我们从家门口出发,散步散了一大圈,从中国说到德国,从大环境说到甲方、供应商、竞争对手,免不了的,也说到了自己创业、带团队、与同事相处的种种问题。联想到飞先生去年养孩子休息了7个月,我就说你看,这些都是你会遇到的问题吧。员工进来,好不容易上手了,她要回家养孩子,你还得找人抗下她的工作。如果找到的人不熟练,还得从头培养起。结果她一听,连连摆手,说,不招女生,肯定不招女生!

我当时,下巴都掉到胸上。你自己不也是个女的吗?你不也想要生孩子吗??我跟你说这话,是为了让你表态不招女生吗???心中非常烦恼,立马就不太想跟她再说话了。有时候遇到意见不同的人,会激发想要讨论的心情(参照与基友的吵架)。但邻居发表如此悖谬的看法,我真是一句话都不想再多说。大概因为基友虽然跟我观点相左,但他毕竟有自己看待事物的理解和思考;而邻居的愚蠢言论,只能表现出她自己的无知。我虽然好争辩,却完全没有帮人普及“世界是什么”“我是谁”之类知识的兴趣。不招女生就不招吧,谢天谢地我们走了一大圈已经回到了我家门口,我赶紧结束这次谈话,说再见闪人了。

这件事对我心情的影响其实比米夏袭胸还糟糕。米夏袭胸压根没有让我心情变坏,但这件事让我闷闷不乐了好几天。

Mar
16
2021
0

周末出门散步

在家附近的小学门口看到这悲伤的一幕。孩子们在学校门口点了蜡烛,献了花,留了一张字条:

给我们最好的数学老师,我们非常想念您。
可恶的新冠:我们失去了全世界最好的老师!

Written by in: 有涯之生,柏林柏林 |
Mar
15
2021
0

阿姨和她的男人

今天阿姨来家里做清洁,忽然提到了自己的男人。说明明已经分居很久了,现在居然又要回去照顾那个男的。

我们之前一直以为阿姨是德国穷白人去东南亚买来的新娘,之前我写过她一直得给菲律宾老家的人寄钱。她老家在海边,经常有点海啸地震什么的,家里死掉几个,阿姨还得大老远地跑回去帮着操持,一呆就是个把月,直接后果就是我家脏乱不堪。阿姨回来拿个鸡毛掸子上下翻飞,一边掸灰一边念:没了我你可怎么办哟。今天唠唠嗑才发现,阿姨男人不是什么穷白人,原来是个老挝来的,现在已经残废了,坐在轮椅上生活无法自理。她的孩子们说:你怎么不回去照顾爸爸,你不照顾爸爸,爸爸谁来照顾?

我听了很生气,我说阿姨啊,这是什么道理,爸爸没人照顾,他们自己不能照顾吗?你不能回去呀,你现在不是在老挝了呀,你也不在菲律宾。你的男人你愿意照顾就照顾一下,你不愿意照顾你不要理他呀!

阿姨说哎呀,我不敢呀,好麻烦呀,我的孩子们都说我不好,非要让我回去啊。

我又很生气,我说你那些孩子什么情况,他们是在德国长大的吗?他们现在在干嘛啊?

阿姨说,他们在东宣中心工作啊——东宣中心是柏林城外的小越南,几个大足球场的地,全是越南人在里面卖一些莫名奇妙的玩意儿,比如美甲器材和兰花什么的。当然还有俄罗斯人在那儿卖假表,门口几个越南超市能买到各种城里找不见的东南亚食材,还有几个米粉餐厅。我虽然贪吃,但我极其讨厌这种混乱而廉价的消费海洋,如果东宣中心位于某个热情似火的海边(就不管是太平洋还是地中海吧)也罢了,压在铁灰色的柏林苍穹下实在令人沮丧,所以我观光过一次就再没去过了。阿姨的儿子们既然在东宣中心工作,那也就不能指望他们支持自己的母亲,反抗自己的父亲。

阿姨说哎呀,我好好地一个人住在十字山,多开心。现在回去跟男人住在马仓(又破又穷的城郊结合部),要给他煮饭,我儿子还把我在十字山的公寓占了。

我说阿姨啊,你不要去啊。把你儿子赶出去。德国是法制国家啊,你不要怕,他们不敢把你怎么样的。

阿姨说哎呀,男人天天吃猪肘子、巧克力。不停地吃,吃完就看电视,家里三台电视,他走到哪儿就看到哪儿。

我说阿姨这样好吧,你给他再多加点猪肘子巧克力,说不定再吃几天他就哏儿屁了。

阿姨咯咯咯地笑,说你这是让我当谋杀犯吗?

我说阿姨啊你听说过有人因为给人吃猪肘子被控告成谋杀犯的吗?是你男人要吃猪肘子的呀,又不是你逼他。

阿姨说好了好了,我要回去了,还得赶着回去做饭。哎呀,一天做三顿啊,一大早起来做早饭,给他把中饭弄好,还要出门干活,晚上还得回去给他做晚饭。哎呀不说了不说了我走了。

然后阿姨就走了。

最后附赠一篇米粉故事作为今天的延伸阅读:

越南米粉的背后,是悲惨的冷战难民故事

Written by in: 无聊之事,柏林柏林 |
Oct
06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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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夏天里的几场骂街

在过去的两个月中,我和格格巫的好基友又双叒叕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吵。这期间很多次我都想要写blog把刚发生的争吵记录下来,但每每还没来得及打开电脑,吵架就再次升级。搞到现在我终于有时间进行博客创作,仔细想了老半天才想起来这场互骂的导火索是什么:著名作家,我们敬爱的JK罗琳阿姨两个月前的一条推特。

当时好像有人发了一篇文章标题叫做《在新冠肺炎期间支持那些来月经的人》(好像是这个名字吧,记不太清楚了)。罗琳女士贱嗖嗖地转贴说:唉,“来月经的人”好像有一个名字哎,叫啥来着?汝的?努的?姆的?这条轻浮的推文立即激怒了跨性别人群,觉得自己不被罗琳女士当女人看,吵将起来,正反双方阵营里都出了不少情绪激昂的革命斗士,一言不合就要cancel对方。以至于后来又引发了一场关于cancel culture(取缔文化)的讨论。

虽然熟读《哈利波特》,但我并不是罗琳女士的粉丝,平时交往的朋友里也没有跨性别人士,所以对讨论的前因后果都不甚了了。刚好某个晚上格格巫好基友的女朋友——在柏林医学院(就是德国钟南山所在的机构)做性别科学研究的姑娘)——要见网友,对方是南德小有名气的性别理论学者。为了避免见光死,她让我们多叫几个朋友壮胆,索性把面基搞成一个广义的爬梯。连我都捎上了自己的朋友,一个搞性别研究的小gay和他做比较文学理论的男友。既然是这么一大堆搞理论的人坐在一起,我想,是不是可以借机讨论一下罗琳阿姨推特事件呢,刚好基友的女朋友就坐在我对面,我就问了她一句,想知道她怎么看这件事。

没想到姑娘还没来得及说话,基友就跟打了鸡血一样跳将起来。他大声嘲笑罗琳的悖谬,翻出伊的推特展示给大家(除了我)看,大声嚷嚷这人就是一个“恐跨”的Terf(trans-exclusionary radical feminist排除跨性别人群的极端女权主义者)。我的小gay朋友和他男友纷纷附和,接连便是难懂的话,什么xenofeminism,什么posthumanist之类,饭桌上充满了快乐的空气。

我既不同意他们说的话,又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心中非常气恼。但毕竟是大型面基会,有一堆不认识不熟悉的外人在,要是又跟基友吵将起来,格格巫面子上一定过不去。所以懂事的我按捺下心中邪火,默默多吃了两碟牛肉。回家的路上,借着酒意我跟格格巫抱怨说:

Gay就是gay,他们既然是男人,就永远当不了女性的朋友。

格格巫表示???你咋忽然发表恐同言论呐?

我就气呼呼地把刚才饭桌上的讨论重复了一遍。格格巫摆出一副“哎哟,你干嘛跟他们较真”的嘴脸,并且重申:即使基友和小gay们的态度和讨论不合宜不正确,我也不应该就此得出一个恐同的结论,这不是一个理性的态度。我反驳说凭啥说我不理性,他们对自己作为既得利益者(男性)的身份不自知,还在那里夸夸其谈平权和身份政治,我这么评论一句又有什么过分的地方?!

两个灌了一肚子黄汤的人兴奋过度,就这么吵将起来,一直吵到天都麻麻亮,才筋疲力尽地倒头睡去。

这晚过去之后,格格巫与我又就罗琳的话题展开了几次讨论,其实我们的观点并没有太多不同,我也觉得罗琳作为保守儿童文学作家,伊的性别和政治光谱本来就狭窄得可疑。而且伊既然在公共场域发言,又对公众议题的背景和边界不了解,言论唐突引发众怒也算是活该。同时格格巫也承认,罗琳言论所折射出来的一些问题,比如女性在平权运动中的位置,这场网络骂战中涉及到的性别理论和身份认知问题,都很值得讨论。基友与小gay们的态度令人遗憾。但是,他坚持我的恐同言论跟基友和小gay们的态度半斤八两,除了宣泄一下情绪,对任何健康的讨论都毫无助益。

过了两三个星期,对格格巫与我的争吵毫不知情的基友盛情邀请我们共进晚餐,好死不死又选在大型面基会的那家tapas bar。我抱着只好再多吃几碟牛肉的心情去赴会,哪晓得基友和他的女朋友热情洋溢,一直在兴高采烈地表示他们对我的喜爱,弄得我颇有点不知如何是好。总之,晚餐开始的时候气氛十分融洽。大家随意聊一些日常琐事和文娱生活,像四朵娇艳的塑料姐妹花。

然后不知道咋地,基友把话题扯到了自己的性取向上面,因为他说话太也喜欢掉文,所以我没怎么听懂,只大致明白他不管是从意识形态还是行为规范的角度都认为自己应该是个gay,哪晓得天不从人愿,他年纪越大,越发现自己直苗苗就像村口的小杨树。这让他非常纠结,也颇有一点痛苦和挣扎。我虽然听得云里雾里吧(我活这么大,只听说过有人为了自己的同性恋身份挣扎,没想到反过来也可以是一个问题…)但不管怎么样,今夜的气氛如此和谐,而基友既然都说到性取向的问题,我觉得自己大概可以继续几个星期以前的话题了哇?毕竟格格巫也说,罗琳言论折射出来的问题“值得讨论”嘛。

于是我就潦草地赞美了一下基友的勇气(?),然后一个硬转,又提到了基友在上次面基会上拿出来示众的推文:

If sex isn’t real, there’s no same-sex attraction. If sex isn’t real, the lived reality of women globally is erased. I know and love trans people, but erasing the concept of sex removed the ability of many to meaningfully discuss their lives. It isn’t hate to speak the truth.

我问他,上次你觉得这话说得如此荒谬以至于需要拿出来供所有人取笑,我自己回去读了一下觉得还好,你能跟我解释一下你觉得这话哪里不对吗?

没想到,基友一听这个问题,爆炸了。

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两个多月,我当时没搞清楚,现在也记不起来,基友是如何炸掉的。我只知道,我看似天真的一个问题,不偏不倚地撞到了他的G点上,他愤怒地开始辱骂我和我所代表的罗琳以及罗琳背后站着的一大票恐跨人群。

老实说我开始是懵逼的,诚诚恳恳地解释我并没有要冒犯他的意思,也不是罗琳的粉丝,我只想就这个由头讨论一下性别话题。

“但你为啥要用这个由头呢?”基友怒喊着,不听我的辩解,一连串我不懂的词汇又喷射到空中。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堂堂四川妇女是好惹的吗?能由着你一个十字山的假共产党指着鼻子骂?他继续蹬鼻子上脸,我又是一个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一拍桌子跟他对骂了起来。

我们的声音越来越来响,虽然没有什么内容,但中间掺杂着基友的女朋友无力的劝架与格格巫沉重的叹息,想来音响效果甚是惊人。隔壁桌的人默默忍受了一会儿,实在按捺不住跟我们说:请你们小声一点。作为一个遵守公共秩序的好公民,我意识到自己在扰民赶紧识相地闭了嘴,结果基友骂上了头,转过身去又把邻桌的人骂了一顿。我被惊得嘴也合不拢,四川小城里威震四方的骂街大娘也知道冤有头债有主,邻桌大哥趁天气好出来喝口小酒,遇上基友何其无辜?格格巫后来给他辩护,说中产阶级这些拿腔作调的礼仪赶紧收起来罢,既要觉得十字山酷得滴滴淌,遇上我们十字山人民在街上快意恩仇又觉得情感上接受不了,那就是活该被骂。我心里想这是什么狗屁道理,十字山又不是你们白左买下来的,更何况你老人家不是中产阶级吗?我和基友声音每提高一度,你老人家的脸色就又灰败了八分,头都快埋到膝盖下面去了,跟邻桌大哥对拿腔作调的礼仪重视程度那也是半斤八两。

总之我们坐在夜风习习的果儿栗子公园旁边吵了大半个晚上,吵到餐厅打烊,我也没搞清楚这架到底是怎么吵起来的都吵了些啥。我自己赶鸭子上架地为罗琳女士辩护了一下,提到了我对身份政治运动操作形式的疑虑,也提到了女性和跨性别者虽然都在争取平权的前线并肩战斗,但是不是归根结底不同的人群有着不同的经历和不同的诉求,罗琳阿姨站在女性的角度说话,跨性别人群是不是有点overreact,结果越描越黑,我越说基友越生气越觉得我这个恐跨的毛病不治将恐深。至于基友说了啥我则完全没听懂。

最后我大概是被格格巫架走的。据说基友的女朋友也对他大光其火,在我走后接棒跟基友继续吵到了半夜三点。

第二天我上班的时候收到了基友发来道歉的信息。我也赶紧回复,但觉得自己没有什么需要道歉的地方,所以只说自己言语欠妥,引起误会,甚是遗憾,然后又塑料姐妹花地互发了很多大红心emoji…

但我之所以承认自己言语欠妥,是因为格格巫后来坚持说,基友原地爆炸的原因,来自于我提问题的方式欠妥:他正沉浸在对自身体验的反思与纠结之中,我完全没顾得上表达我的同情与理解,就硬梆梆地甩出一个上次已经被认为是有问题的话题,逼他发表意见,自然会让对方觉得我在挑衅。我觉得他这个说法莫名奇妙——基友既然在剖析自己的性取向,这算是抛出了一个话头,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大家都能感同身受的身份认知问题,自我本能和社会规训之间那些没完没了的拉锯战,不管是对女性、同志还是跨性别者来说都是共同的经历。所以他开启的话题,难道不是被我稳稳地接住了吗?格格巫解释的时候,我半信半疑地接受了他的说法,毕竟也许德国人跟中国人组织语言的逻辑很不一样,讨论问题的方式不一样,在我看来诚恳的问题,在基友的耳朵里就是大大咧咧的挑衅呢?我这样半信半疑了一个多月,在接下来的第三场吵架后,才将格格巫这个辩解正式上纲上线为gas lighting。

其实第二场吵架之后,爱好和平(恐惧一切争端)的格格巫就一直在祈求上苍别让我和基友再碰面。他说基友最近遭遇中年危机,精神状态不是很稳定,我又一而再再而三地挑衅,让他(格格巫)头疼不已。虽然我还是不太接受我友好的学术问题被误会成挑衅,但我承认对欧洲知识阶层微妙的礼仪规则不太搞得清楚,引发事故是可能的。这期间基友和我非常塑料姐妹花地再三隔空表达我们应该再聚再喝酒,但谁也没有主动跳出来约时间地点。结果有一天我下班后想给格格巫一个浪漫的惊喜,没提前通知就跑到他家,好死不死,发现格格巫和基友正排排坐在运河边的长凳上谈心。

就这样,我和基友在这个夏天第三次相会了。我们也绝不是浪费时间的人,寒暄了大概十来分钟,就短兵相接地再次吵了起来…

还是一样的话题,还是一样的混乱,我和基友的吵架,似乎从来都不能导向一个和平理智的结局,从我们的第一场架——关于airbnb和新自由主义的烂账——开始,我们就陷入了一个鸡同鸭讲的绝望泥沼。在第一场架中,我只想讨论市民举报这个行为是否合理合法,但基友却认为我在为airbnb和新自由主义辩护;在这个夏天一场一场的混战中,我想听听学术圈的盆友们如何用理论的框架诠释性别的涵义,既然身份政治已经是我们深陷其中的现实,我希望了解不同的性别符号在不同群体(女性、同性恋、跨性别者)的集体身份认知中扮演的不同角色是否能够自洽或相互印证,然而基友唠唠叨叨纠缠于罗琳和我是不是恐跨这种无聊的问题,令人怀疑我们是不是说着不同的语言——而语言,确实也在这场争吵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基友操着一种听上去令人头秃的学术德语,狂掉书袋的同时从句叠从句,中间夹杂大量40个字母起跳的组合词,听得我头晕目眩。我在攻击基友言之无物的同时,也同时指出他组织语言的方式令人发指,我的攻击引发了格格巫对基友的同情(共情?),为了缓和气氛,他做了一次无用(更准确地说是适得其反)的尝试,开玩笑地说我的语气像Valerie Solanas。

啊,Valerie Solanas是谁呢?Valerie Solanas是1968年刺杀Andy Warhol的女疯子。她指控Warhol在他的“工厂”对工作人员甚于资本家的无耻剥削,她最出名的作品是一篇要推翻政府,干掉资本主义并消灭男性的宣言。我对Valerie的愤怒感同身受,但她到底是歇斯底里的女疯子还是“阁楼上的疯女人”我却不得而知,因为我压根不知道Valerie Solanas是谁,我相信自己在什么地方看到过“刺杀安迪·沃霍”的八卦,但谁记得住欧美人那一长串一长串的名字?基友抓住这个把柄,开始指控我“对60年代已降对性别问题的讨论一无所知,既不知道Valerie Solanas是谁,也不了解Judith Butler关于社会建构性别的理论(他放屁),这样一个对context全然陌生的人,跑出来支持一个同样对context陌生的保守主义儿童文学作家,他简直不知道该从哪里批驳起。

基友这段既无礼又无耻的话彻底激怒了我,我连珠炮一样地高声骂了回去,我指责他听不懂人话,而这种听不懂人话的行为未必是因为智商太低,而是出于他西方中心主义的傲慢——这是针对他将我礼貌的问题认作挑衅,我曾经“大度“地承认如果真的要在自己身上找原因,那也是因为我说话的习惯和他们欧洲学术圈那种弯弯绕不太一样,他既没有能力解读我的语言,也没有能力理解并接受我说话习惯跟他们不一样的原因;西方中心主义之外,基友和格格巫还是两个将自己所有的那一点知识作为碾压他人的权力工具的恶霸(是的我把格格巫也扯了进来),我也好,保守主义儿童文学作家罗琳阿姨也好,我们从自身体验出发理解世界有什么不对?难道所有人都要在了解50年性别理论演化的基础上才能拥有对自身性别身份的话语权吗?

就在这个时候,邻桌的三位妇女也加入了战团,其中一位中年妇女以一句“你们也够了吧”开场,我们都以为是因为本桌吵架音量太高,像上次一样扰邻,基友的回骂已经到了嘴边,结果该女性马上亮明了自己的立场,她现在插话是来为我壮声势,因为她们在一边旁听这么久,实在受不了格格巫和基友两个大男人对我的霸凌。作为旁观者,她比我冷静得多有条理得多,将我们乱七八糟的吵架从头到尾捋了一遍,指出了两个男性玩弄知识权力是一种虚张声势,也控诉了他们一整晚跟我的争锋相对是多么没有道理。最后她转过头,严厉地看着我说,你也是时候该认识几个新朋友了。说完之后她就叫服务员买单,然后潇洒走掉了。

基友和格格巫听得呆若木鸡,在他们的“左派自由主义者”生涯中,想必很少有人将这些通常适用于极右人群的控诉加诸他们身上,这两个人陷入了“什么难道我最终活成了我最讨厌的人”的自我怀疑和“她们不对不对不对”的抵触情绪中,气氛像末日审判一样肃杀。我心里暗暗好笑,基友为了找补一下,悻悻地诋毁那三位妇女是“萨克森来的女拉拉”,我觉得这种没有品味的攻击已经是他最后的骄傲了,犯不上去戳破。比他还惨的是格格巫,在经历了我和萨克森女拉拉的双重上纲上线后整个人都不好了,面色青黑,一语不发,在接受控诉和不接受控诉之间痛苦地挣扎。他这个样子让我也觉得异常烦躁,一看时间又是凌晨,第二天还要上班,我就骑着车回自己家睡觉去了。

第二天换了格格巫打电话来道歉,我在电话中申明不想再听他为基友辩解了,基友中年危机也好,身份危机也好,说话方式与众不同也好,都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如果要说服我承认在这场争吵中也负有责任,那就是在gas lighting我,请格格巫自重。格格巫灰溜溜地同意了我的看法。

过了几天,基友继续不服气,鬼头鬼脑发来一篇Judith Butler的访谈:《朱迪斯·巴特勒谈文化战争、JK罗琳和“反智时代”的生活》。朱老师也不知道是在象牙塔里呆太久还是怎么着,最近说话做事甚是悖谬。上次签名支援Avital Ronell就是一个例子,这会儿又跑出来接受访谈,轻描淡写地把罗琳和她的支持者们贴了个标签:受迫害妄想症患者。这些人想入非非的恐惧配不上得到朱老师更多的关注,她更希望跟保有理智的女权主义者讨论性别的多样性和如何在网络时代抵抗反智的受迫害妄想症患者们。但在这个夏天漫长的争吵中,我越多了解相关的问题,就有越多的同情给到罗琳——虽然我也觉得她那套出名的儿童文学作品里那些保守的性别和种族观念颇有问题。罗琳的推特并没有质疑跨性别者存在的正当性,而是在抨击性别政治实施过程中出现的诸多实际问题。尽管她一再强调这一点,但很多批评的人依然把这两点混为一谈。朱老师并非没有能力理解这一点,但她认为,罗琳的批评无中生有,只是被恐惧驱使的偏见。这是真的吗?即使对厕所问题的批评略可笑,但罗琳在后来解释的公开信里提到的好几个问题我觉得确实值得探讨:年轻人在身份政治的裹挟中过于轻率地决定改换性别,但变性不是纹身,毕竟医学还没有发展到那个地步,可以让人今天变男明天变女。当然了,轻率的年轻人永远都会有,就算不是变性,他们也会想出其它的方式来折腾自己。但一个保守的罗琳女士表达自己对此的焦虑,也并没有什么值得指摘之处吧?更何况她还提到在自己的慈善工作中接触到大量的案例,是对自己女性身份感到不满的年轻女孩想要变性成男人,以逃脱男权社会加诸于己身的不公。她们的变性需求并不真的来源于自己的性别认知,那么,对变性行为给予支持就不是帮助她们的正确方式。

而说到性别的多样性,这一点也让我感到疑惑。朱老师所说的性别多样性,难道不是建立在性别存在这个事实基础上的吗?即使社会构建了性别,但它毕竟被构建了,是真实的存在。我们可以去批判它,但无法抹杀它的存在。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即使我非常希望父权制原地消失,但成为女性给我带来了很多快乐,这些快乐大过在父权制下生活带给我的痛苦。我喜欢自己细腻的皮肤和柔软的曲线,也不觉得性别差异完全是后天造就的。在成长过程中,我也曾一再思考那些超短裙、高跟鞋和睫毛膏对我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我觉得它们美吗?我觉得穿着高跟鞋涂着大红唇的自己美吗?如果我觉得自己美,这个美是真的美,还是我在以男性的眼光凝视自己,让父权社会畸形的审美影响了自己的判断?如果我经历了漫长的思考,认为舒服自然的自己就是最美,脱下高跟鞋素面朝天地走在大街上,对面忽然来了一个骄傲的跨性别姐妹,挺着气球大胸,穿着恨天高,假睫毛能当雨刮器,我该跟她一起庆祝她对这些符号的使用,还是说一句:wait a minute…我其实也不知道。或许不同的符号对不同的人群,因为其不同的经验,所代表的涵义就是不一样的。所以,如何承认多样性的存在,与之共生并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难道不应该是公共平台上的讨论应该导向的地方吗?

平心而论,朱老师的话每一句看上去都很正确。但我在这篇文章中看到的是象牙塔中人的傲慢。女权主义者和跨性别人群都要挑战父权制度,现在这种针锋相对是否也属于不同阵营在运动中寻求自己声音的一种必然?为什么对跨性别人群的言论和行为提出质疑的女性就一定是“恐跨”的?为什么要将她们的反思和疑虑定义为不负责任的想象和毫无来由的恐惧?她断言“持这种观点的女权主义者预设:人会被阴茎所定义,任何有阴茎的人为了进入女性更衣室都会自我认同为女性,并对里面的女性产生威胁。它假设阴茎是威胁,或任何有阴茎的人如果自我认同为女性,就会进行一种卑鄙的、欺骗性的和有害的伪装。”这…即使略有恐跨嫌疑的罗琳阿姨也不是这么说的呀,她明明说的是,在开放女厕所给跨性别人士的同时,增加了不怀好意的男性借此犯罪的可能性。不管这是不是罗琳阿姨异想天开(英国的厕所没有隔间吗?!),但毕竟她并没有表达“任何有阴茎的人如果自我认同为女性,就会进行一种卑鄙的、欺骗性的和有害的伪装”这层意思,朱老师自己写东西晦涩难懂,难道竟是因为有阅读障碍?比阅读障碍更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这种误读代表的那种“懒得去理解你们究竟为什么发出这种谬论”的傲慢:那些批评质疑,即使是想象和恐惧,难道不也暗示了某些被挤压的空间和未被感知难以言说的不公呢?

这让我想起前段时间看到迈克·桑德尔出了新书,名字叫做《美德的暴政》,但美德Merit是精英Meritocrat的词根,所以桑德尔是在向自己人开炮。我看了一下书评,桑德尔在书里这样说:“谦卑是此时此刻至关重要的公民美德,因为这是一种必要的解药,可以消除精英政治的傲慢,正是这种傲慢导致了我们的分裂。”

于是我就去Audible下单了一本,桑德尔自己当声优哦。

至于吵架的结局嘛…夏天过去了,天气变得令人沮丧,德国又开始咣咣闹肺炎,能够坐在街边高声扰民的好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基友去了希腊抓住阳光的尾巴,格格巫要回美国去经历大选,我则要回国搬砖。对朱老师的吐槽,我只是跟格格巫讲了一下,他并不完全赞同,还是邀请我跟他一起读书,而基友我则没有再回复他。

Written by in: 无聊之事,柏林柏林 |
Aug
04
2019
0

CSD

上周周末跟老母亲一起误入了CSD,也就是同性恋大游行现场。

要说误入其实也不完全是。我要去西边取一个东西,平时没有时间,觉得周末带着我妈一起去,可以骑车经过柏林那些最中心的地带:菩提树下大街、布兰登堡门、蒂尔加藤公园什么的,也算是周末小出游了。结果计划赶不上CSD,但我又是一个不喜欢调整计划的人,那就去西边取东西顺带观光CSD吧,算是临时加个项目。

带老母亲观光CSD对我来说并不是个什么好主意。倒不是觉得她会产生什么想法,她自然有很多想法,但经过多年来我满不在乎的强势输出,给她造成的印象是:“不喜欢吗?不喜欢你就忍着。西方世界你不喜欢的东西很多,那怎么样,人家照样过得比你好。”我可怜的妈妈是一位很能隐忍的中国妇女,所以CSD这样的场合对她来说就是一个光怪陆离的巨大马戏团,只要自己的女儿不是马戏团里的小丑,那她就“万人如海一身藏”,见怪不怪了。可如果我竟然公开搞同性恋,那就另当别论,当年她还很强势的时候,这样的忤逆起码是“断绝母女关系”级别的。这并不是我欣赏的态度。

周日,我们骑着自行车冲入人海里——老母亲没有我那么多心理活动,参观马戏团毕竟是很好玩儿的嘛,她还蛮兴奋的。从菩提树下大街往西走,到了接近布兰登堡门的地方,人就越来越多,七月十四号大街上人山人海,我们只能拐到蒂尔加藤公园里平行的小路上去,在人群里慢慢地穿行。我注意到很多人身上批的彩虹旗上还有大卫星的图案,有一点不解。大卫星跑到这儿来干什么?如果是要争取平权,那不是应该披彩虹版的俄罗斯国旗,或者世界上很多其它神奇国度的国旗,包括天朝也说得过去,然而大卫星?我这个疑惑,要到晚上才能解开。

我们继续在人群里艰难地穿行,胜利女神柱下是花车游行的终点,到那附近人越来越多,我们不得不下车推着走。人群里奇形怪状的兄弟们也越来越多,有一位穿着防晒服那种轻薄面料制成的一个随风飘舞的大鸡鸡,飘得太厉害,我妈没看出来是个啥,只觉得体型巨大不明觉厉,指着人家咯咯地笑了起来;还有一位大姐穿着到胸的连裤袜,胯下塞着一大团黑乎乎的毛,我妈骇异地问:这人男的女的?花车是各大机构与公司租用的,上面写着骄傲的标语和公司的宣传口号,博一波好感,再打一波广告。但花车布置没有什么出彩的地方,看得出来是宣传部门每年激情不再的固定节目,只有音乐还是震天价响,超重低音轰得地面都突突地颤,我可怜的老母亲一路捂着耳朵,露出受到惊吓的表情。

CSD花车漫游路线从裤裆大街开始,蜿蜒穿过西柏林传统的同志街区到达蒂尔加藤公园,最后在胜利女神柱下会师,终点是布兰登堡门的大party。然而很多年来,CSD有一个另外的阵地,在东边十字山区的O街,以拒绝花车,普街狂欢的形式出现。西边是传统阵营,在东西柏林上演双城记的年代,西柏林以动物园火车站为中心的商业区,当然是供堕落腐朽的资产阶级狂欢的修罗场,但现在东西德合并已经30年,西边住的仍然是堕落腐朽的资产阶级,波西米亚们定居东柏林已久,差不多也快变成堕落腐朽的资产阶级了(当然这不是我今天的重点)。他们与西边同志区的对立,有点儿像二代女权主义和当今Genderstudy们对峙的情形,展现出人民内部深刻的矛盾与分裂。东边儿的人看不起西边儿的商业化,那一个接一个的花车,就是边缘人群与权力中心以及商业资本媾和的标志,是“忘记了初心”。我把自己定义在“中间偏东”(此处应有讪笑声),西边儿的人怎么看东边儿我不太了解,根据有限的阅读经验和人际交往,大概是某种交织在“艳羡他们很酷”和“鄙视他们没钱”之间的复杂情绪。至于我自己,其实很多年前就停止掺和CSD了。去年CSD打出来的口号是“我的身体——我的身份——我的生活”,这个口号搅动了我对身份政治所有的不满情绪:生活如此暧昧含混错综复杂,如何通过几个片段来定义?在这个充满了偏见、矛盾和分裂的世界上,身份政治的践行者们并没有用他们的理论为弥合人与人之间的鸿沟带来很多正面的推动。

晚上去东边跟边缘人群喝酒。得知O街的狂欢两年前取消了。原来东边人群的内部再次产生了分裂。当然分裂的原因是罗生门一样的故事,但根据酒精浇灌出的八卦,矛盾虽然盘根错节根深蒂固,但分裂的导火线是人们对BDS的不同态度。BDS,当然不是BDSM的简称… Boycott, Divestment and Sanctions,是西方国家的某些人(包括很多犹太人本身)针对以色列人对巴勒斯坦的暴行发起的抵抗运动。至于这个运动跟同志平权运动有什么重合点,酒精也没能帮我把答案浇灌出来,只能猜测,推行BDS的人中受过高等教育的自由派人士(也就是中文互联网上声名甚隆的“白左”)比较多,而同样一拨人在同志及平权运动中的参与度也比较大。

这个运动在德国的位置是比较尴尬的。一方面,德国当然是“白左”的大本营;但另一方面,跟犹太人相关的任何话题,在德国都是男默女泪的地雷。今年五月,议会投票反对BDS,将其跟“反犹”画上了等号。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国家是为了避免位置尴尬所以简单粗暴地站队,善于内省的德国知识分子肩上背负了多么沉重的包袱,从我和格格巫恋爱以来为了我对犹太人事务的措辞不当吵了多少架就能看出。虽然到最后我们总是发现,我们看法和批判居然差不多是一致的,但“态度轻浮言语轻佻”还是我卸不下的枷。

BDS运动中激烈的正反双方在如何对待犹太人的问题上态度不可调和,所以竟导致了O街LGBT大狂欢的散场?!总之这是一个神展开。最后支持BDS的人们又跑到F屯,也就是另一个前·波希米亚大本营去捯饬了一个街区大联欢。我的朋友,对BDS颇有微词的DJ女同志V,表示自己为了参加CSD,不得不委屈地跟一群支持BDS的怪力乱神搅和在一起,心中大是憋屈。

我对她的憋屈感到既可以理解,又无法消化。生活在肥皂泡中的人们和他们轻飘飘的争端对于一个天天沉溺中文互联网的人来说又算什么呢?并不是我想消解争端的意义,而是我在很多无谓的争吵中,并没有看到真正的关怀甚至是,戳破肥皂泡了解真相的好奇心。当然,这也属于过度沉溺中文互联网的人应有的症状:对世界酸涩的苛责。

柏林CSD东西人心同向的终极狂欢,当然属于“宇宙夜店”Berghain里三天三夜的LGBT主题Party。我们本来靠走关系可以去参加,但终究人到中年,缺乏力气。给我断手(我去年在一场自行车车祸里伤了肩骨)做理疗的小哥居然在Berghain的存衣处工作,汇报说Party声势浩大人山人海,光周日一天他就入账小费无数。小哥长相俊美,来参加狂欢的老姐妹们一看他的脸就心花怒放,给小费的时候自然格外洒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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