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ct
11
2020
5

喜大普奔

话说!我终于拿到驾照了!撒花!

这个驾照拿得真正辛苦!我好像是17年1月份去报的名,到现在竟然过去了三年多快四年,驾校涨价都涨了4次…简直不敢去想到底花了多少钱。理论课补考过一次,路考考了三次才过!第二次路考没过的时候万念俱灰,觉得满大街的傻逼都会开车,为什么我要拿个驾照如此之难,想必我还不如满大街的傻逼?!这时候是RBG的故事鼓舞了我,她去世之后,大家纷纷传扬她的事迹,我无意间在某个播客上听说她作为一个学霸,考驾照也是考了很多次才考过。美国的驾考据说比德国简单得多,我立即平衡了!RBG不愧为roll model,感谢她支撑我走过了两度没考过的至暗时刻!

如果不是因为格格巫也没有驾照,我打死也不会动念头要去学开车的。然而一旦要出门玩,不会开车真的太不方便了!所以我真的好苦,坐在方向盘后面,默默散发“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干什么”的气息。大部分时候都在走神,对交通规则一无所知。我想,教练的心中一定是崩溃的。但,他的崩溃,一定比不上我的崩溃的万分之一。我们都知道兴趣能让学习的进程事半功倍,所以我在这样负面的情绪中最后能拿到驾照,也真的是…不知道是什么。可能是老天长眼,也可能是老天不长眼。

不管是最后通过理论课考试,还是最后通过路考,我都是在学习时限快要到期的最后一刻憋一口气怼过去的。这证明古人诚不我欺,DDL确实是人类进步的第一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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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t
06
2020
14

记夏天里的几场骂街

在过去的两个月中,我和格格巫的好基友又双叒叕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吵。这期间很多次我都想要写blog把刚发生的争吵记录下来,但每每还没来得及打开电脑,吵架就再次升级。搞到现在我终于有时间进行博客创作,仔细想了老半天才想起来这场互骂的导火索是什么:著名作家,我们敬爱的JK罗琳阿姨两个月前的一条推特。

当时好像有人发了一篇文章标题叫做《在新冠肺炎期间支持那些来月经的人》(好像是这个名字吧,记不太清楚了)。罗琳女士贱嗖嗖地转贴说:唉,“来月经的人”好像有一个名字哎,叫啥来着?汝的?努的?姆的?这条轻浮的推文立即激怒了跨性别人群,觉得自己不被罗琳女士当女人看,吵将起来,正反双方阵营里都出了不少情绪激昂的革命斗士,一言不合就要cancel对方。以至于后来又引发了一场关于cancel culture(取缔文化)的讨论。

虽然熟读《哈利波特》,但我并不是罗琳女士的粉丝,平时交往的朋友里也没有跨性别人士,所以对讨论的前因后果都不甚了了。刚好某个晚上格格巫好基友的女朋友——在柏林医学院(就是德国钟南山所在的机构)做性别科学研究的姑娘)——要见网友,对方是南德小有名气的性别理论学者。为了避免见光死,她让我们多叫几个朋友壮胆,索性把面基搞成一个广义的爬梯。连我都捎上了自己的朋友,一个搞性别研究的小gay和他做比较文学理论的男友。既然是这么一大堆搞理论的人坐在一起,我想,是不是可以借机讨论一下罗琳阿姨推特事件呢,刚好基友的女朋友就坐在我对面,我就问了她一句,想知道她怎么看这件事。

没想到姑娘还没来得及说话,基友就跟打了鸡血一样跳将起来。他大声嘲笑罗琳的悖谬,翻出伊的推特展示给大家(除了我)看,大声嚷嚷这人就是一个“恐跨”的Terf(trans-exclusionary radical feminist排除跨性别人群的极端女权主义者)。我的小gay朋友和他男友纷纷附和,接连便是难懂的话,什么xenofeminism,什么posthumanist之类,饭桌上充满了快乐的空气。

我既不同意他们说的话,又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心中非常气恼。但毕竟是大型面基会,有一堆不认识不熟悉的外人在,要是又跟基友吵将起来,格格巫面子上一定过不去。所以懂事的我按捺下心中邪火,默默多吃了两碟牛肉。回家的路上,借着酒意我跟格格巫抱怨说:

Gay就是gay,他们既然是男人,就永远当不了女性的朋友。

格格巫表示???你咋忽然发表恐同言论呐?

我就气呼呼地把刚才饭桌上的讨论重复了一遍。格格巫摆出一副“哎哟,你干嘛跟他们较真”的嘴脸,并且重申:即使基友和小gay们的态度和讨论不合宜不正确,我也不应该就此得出一个恐同的结论,这不是一个理性的态度。我反驳说凭啥说我不理性,他们对自己作为既得利益者(男性)的身份不自知,还在那里夸夸其谈平权和身份政治,我这么评论一句又有什么过分的地方?!

两个灌了一肚子黄汤的人兴奋过度,就这么吵将起来,一直吵到天都麻麻亮,才筋疲力尽地倒头睡去。

这晚过去之后,格格巫与我又就罗琳的话题展开了几次讨论,其实我们的观点并没有太多不同,我也觉得罗琳作为保守儿童文学作家,伊的性别和政治光谱本来就狭窄得可疑。而且伊既然在公共场域发言,又对公众议题的背景和边界不了解,言论唐突引发众怒也算是活该。同时格格巫也承认,罗琳言论所折射出来的一些问题,比如女性在平权运动中的位置,这场网络骂战中涉及到的性别理论和身份认知问题,都很值得讨论。基友与小gay们的态度令人遗憾。但是,他坚持我的恐同言论跟基友和小gay们的态度半斤八两,除了宣泄一下情绪,对任何健康的讨论都毫无助益。

过了两三个星期,对格格巫与我的争吵毫不知情的基友盛情邀请我们共进晚餐,好死不死又选在大型面基会的那家tapas bar。我抱着只好再多吃几碟牛肉的心情去赴会,哪晓得基友和他的女朋友热情洋溢,一直在兴高采烈地表示他们对我的喜爱,弄得我颇有点不知如何是好。总之,晚餐开始的时候气氛十分融洽。大家随意聊一些日常琐事和文娱生活,像四朵娇艳的塑料姐妹花。

然后不知道咋地,基友把话题扯到了自己的性取向上面,因为他说话太也喜欢掉文,所以我没怎么听懂,只大致明白他不管是从意识形态还是行为规范的角度都认为自己应该是个gay,哪晓得天不从人愿,他年纪越大,越发现自己直苗苗就像村口的小杨树。这让他非常纠结,也颇有一点痛苦和挣扎。我虽然听得云里雾里吧(我活这么大,只听说过有人为了自己的同性恋身份挣扎,没想到反过来也可以是一个问题…)但不管怎么样,今夜的气氛如此和谐,而基友既然都说到性取向的问题,我觉得自己大概可以继续几个星期以前的话题了哇?毕竟格格巫也说,罗琳言论折射出来的问题“值得讨论”嘛。

于是我就潦草地赞美了一下基友的勇气(?),然后一个硬转,又提到了基友在上次面基会上拿出来示众的推文:

If sex isn’t real, there’s no same-sex attraction. If sex isn’t real, the lived reality of women globally is erased. I know and love trans people, but erasing the concept of sex removed the ability of many to meaningfully discuss their lives. It isn’t hate to speak the truth.

我问他,上次你觉得这话说得如此荒谬以至于需要拿出来供所有人取笑,我自己回去读了一下觉得还好,你能跟我解释一下你觉得这话哪里不对吗?

没想到,基友一听这个问题,爆炸了。

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两个多月,我当时没搞清楚,现在也记不起来,基友是如何炸掉的。我只知道,我看似天真的一个问题,不偏不倚地撞到了他的G点上,他愤怒地开始辱骂我和我所代表的罗琳以及罗琳背后站着的一大票恐跨人群。

老实说我开始是懵逼的,诚诚恳恳地解释我并没有要冒犯他的意思,也不是罗琳的粉丝,我只想就这个由头讨论一下性别话题。

“但你为啥要用这个由头呢?”基友怒喊着,不听我的辩解,一连串我不懂的词汇又喷射到空中。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堂堂四川妇女是好惹的吗?能由着你一个十字山的假共产党指着鼻子骂?他继续蹬鼻子上脸,我又是一个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一拍桌子跟他对骂了起来。

我们的声音越来越来响,虽然没有什么内容,但中间掺杂着基友的女朋友无力的劝架与格格巫沉重的叹息,想来音响效果甚是惊人。隔壁桌的人默默忍受了一会儿,实在按捺不住跟我们说:请你们小声一点。作为一个遵守公共秩序的好公民,我意识到自己在扰民赶紧识相地闭了嘴,结果基友骂上了头,转过身去又把邻桌的人骂了一顿。我被惊得嘴也合不拢,四川小城里威震四方的骂街大娘也知道冤有头债有主,邻桌大哥趁天气好出来喝口小酒,遇上基友何其无辜?格格巫后来给他辩护,说中产阶级这些拿腔作调的礼仪赶紧收起来罢,既要觉得十字山酷得滴滴淌,遇上我们十字山人民在街上快意恩仇又觉得情感上接受不了,那就是活该被骂。我心里想这是什么狗屁道理,十字山又不是你们白左买下来的,更何况你老人家不是中产阶级吗?我和基友声音每提高一度,你老人家的脸色就又灰败了八分,头都快埋到膝盖下面去了,跟邻桌大哥对拿腔作调的礼仪重视程度那也是半斤八两。

总之我们坐在夜风习习的果儿栗子公园旁边吵了大半个晚上,吵到餐厅打烊,我也没搞清楚这架到底是怎么吵起来的都吵了些啥。我自己赶鸭子上架地为罗琳女士辩护了一下,提到了我对身份政治运动操作形式的疑虑,也提到了女性和跨性别者虽然都在争取平权的前线并肩战斗,但是不是归根结底不同的人群有着不同的经历和不同的诉求,罗琳阿姨站在女性的角度说话,跨性别人群是不是有点overreact,结果越描越黑,我越说基友越生气越觉得我这个恐跨的毛病不治将恐深。至于基友说了啥我则完全没听懂。

最后我大概是被格格巫架走的。据说基友的女朋友也对他大光其火,在我走后接棒跟基友继续吵到了半夜三点。

第二天我上班的时候收到了基友发来道歉的信息。我也赶紧回复,但觉得自己没有什么需要道歉的地方,所以只说自己言语欠妥,引起误会,甚是遗憾,然后又塑料姐妹花地互发了很多大红心emoji…

但我之所以承认自己言语欠妥,是因为格格巫后来坚持说,基友原地爆炸的原因,来自于我提问题的方式欠妥:他正沉浸在对自身体验的反思与纠结之中,我完全没顾得上表达同情与理解,就硬梆梆地甩出一个上次已经被认为是有问题的话题,逼他发表意见,自然会让对方觉得我在挑衅。我觉得他这个说法莫名奇妙——基友既然在剖析自己的性取向,这算是抛出了一个话头,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大家都能感同身受的身份认知问题,自我本能和社会规训之间那些没完没了的拉锯战,不管是对女性、同志还是跨性别者来说都是共同的经历。所以他开启的话题,难道不是被我稳稳地接住了吗?格格巫解释的时候,我半信半疑地接受了他的说法,毕竟也许德国人跟中国人组织语言的逻辑很不一样,讨论问题的方式不一样,在我看来诚恳的问题,在基友的耳朵里就是大大咧咧的挑衅呢?我这样半信半疑了一个多月,在接下来的第三场吵架后,才将格格巫这个辩解正式上纲上线为gas lighting。

其实第二场吵架之后,爱好和平(恐惧一切争端)的格格巫就一直在祈求上苍别让我和基友再碰面。他说基友最近遭遇中年危机,精神状态不是很稳定,我又一而再再而三地挑衅,让他(格格巫)头疼不已。虽然我还是不太接受我友好的学术探讨被误会成挑衅,但我承认对欧洲知识阶层微妙的礼仪规则不太搞得清楚,引发事故是可能的。这期间基友和我非常塑料姐妹花地再三隔空表达我们应该再聚再喝酒,但谁也没有主动跳出来约时间地点。结果有一天我下班后想给格格巫一个浪漫的惊喜,没提前通知就跑到他家,好死不死,发现格格巫和基友正排排坐在运河边的长凳上谈心。

就这样,我和基友在这个夏天第三次相会了。我们也绝不是浪费时间的人,寒暄了大概十来分钟,就短兵相接地再次吵了起来…

还是一样的话题,还是一样的混乱,我和基友的吵架,似乎从来都不能导向一个和平理智的结局,从我们的第一场架——关于airbnb和新自由主义的烂账——开始,我们就陷入了一个鸡同鸭讲的绝望泥沼。在第一场架中,我只想讨论市民举报这个行为是否合理合法,但基友却认为我在为airbnb和新自由主义辩护;在这个夏天一场一场的混战中,我想听听学术圈的盆友们如何用理论的框架诠释性别的涵义,既然身份政治已经是我们深陷其中的现实,我希望了解不同的性别符号在不同群体(女性、同性恋、跨性别者)的集体身份认知中扮演的不同角色是否能够自洽或相互印证,然而基友唠唠叨叨纠缠于罗琳和我是不是恐跨这种无聊的问题,令人怀疑我们是不是说着不同的语言——而语言,确实也在这场争吵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基友操着一种听上去令人头秃的学术德语,狂掉书袋的同时从句叠从句,中间夹杂大量40个字母起跳的组合词,听得我头晕目眩。我在攻击基友言之无物的同时,也同时指出他组织语言的方式令人发指,我的攻击引发了格格巫对基友的同情(共情?),为了缓和气氛,他做了一次无用(更准确地说是适得其反)的尝试,开玩笑地说我的语气像Valerie Solanas。

啊,Valerie Solanas是谁呢?Valerie Solanas是1968年刺杀Andy Warhol的女疯子。她指控Warhol在他的“工厂”对工作人员甚于资本家的无耻剥削,她最出名的作品是一篇要推翻政府,干掉资本主义并消灭男性的宣言。我对Valerie的愤怒感同身受,但她到底是歇斯底里的女疯子还是“阁楼上的疯女人”我却不得而知,因为我压根不知道Valerie Solanas是谁,我相信自己在什么地方看到过“刺杀安迪·沃霍”的八卦,但谁记得住欧美人那一长串一长串的名字?基友抓住这个把柄,开始指控我“对60年代已降对性别问题的讨论一无所知,既不知道Valerie Solanas是谁,也不了解Judith Butler关于社会建构性别的理论(他放屁),这样一个对context全然陌生的人,跑出来支持一个同样对context陌生的保守主义儿童文学作家,他简直不知道该从哪里批驳起。

基友这段既无礼又无耻的话彻底激怒了我,我连珠炮一样地高声骂了回去,我指责他听不懂人话,而这种听不懂人话的行为未必是因为智商太低,而是出于他西方中心主义的傲慢——这是针对他将我礼貌的问题认作挑衅,虽然我曾经“大度“地承认我也愿意承担一部分吵架的责任,但我所谓的挑衅绝对不是故意的,至多是因为我的说话习惯和他们欧洲学术圈那种弯弯绕不太一样,基友既没有能力解读我的语言,也没有能力理解并接受这世界上还有人跟他们说话的方式不一样;西方中心主义之外,基友和格格巫还是两个将自己所有的那一点知识作为碾压他人的权力工具的恶霸(是的我把格格巫也扯了进来),我也好,保守主义儿童文学作家罗琳阿姨也好,我们从自身体验出发理解世界有什么不对?难道所有人都要在了解50年性别理论演化的基础上才能拥有对自身性别身份的话语权吗?

就在这个时候,邻桌的三位妇女也加入了战团,其中一位中年妇女以一句“你们也够了吧”开场,我们都以为是因为本桌吵架音量太高,像上次一样扰邻,基友的回骂已经到了嘴边,结果该女性马上亮明了自己的立场,她现在插话是来为我壮声势,因为她们在一边旁听这么久,实在受不了格格巫和基友两个大男人对我的霸凌。作为旁观者,她比我冷静得多有条理得多,将我们乱七八糟的吵架从头到尾捋了一遍,指出了两个男性玩弄知识权力是一种虚张声势,也控诉了他们一整晚跟我的争锋相对是多么没有道理。最后她转过头,严厉地看着我说,你也是时候该认识几个新朋友了。说完之后她就叫服务员买单,然后潇洒走掉了。

基友和格格巫听得呆若木鸡,在他们的“左派自由主义者”生涯中,想必很少有人将这些通常适用于极右人群的控诉加诸他们身上,这两个人陷入了“什么难道我最终活成了我最讨厌的人”的自我怀疑和“她们不对不对不对”的抵触情绪中,气氛像末日审判一样肃杀。我心里暗暗好笑,基友为了找补一下,悻悻地诋毁那三位妇女是“萨克森来的女拉拉”,我觉得这种没有品味的攻击已经是他最后的骄傲了,犯不上去戳破。比他还惨的是格格巫,在经历了我和萨克森女拉拉的双重上纲上线后整个人都不好了,面色青黑,一语不发,在接受控诉和不接受控诉之间痛苦地挣扎。他这个样子让我也觉得异常烦躁,一看时间又是凌晨,第二天还要上班,我就骑着车回自己家睡觉去了。

第二天换了格格巫打电话来道歉,我在电话中申明不想再听他为基友辩解了,基友中年危机也好,身份危机也好,说话方式与众不同也好,都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如果要说服我承认在这场争吵中也负有责任,那就是在gas lighting我,请格格巫自重。格格巫灰溜溜地同意了我的看法。

过了几天,基友继续不服气,鬼头鬼脑发来一篇Judith Butler的访谈:《朱迪斯·巴特勒谈文化战争、JK罗琳和“反智时代”的生活》。朱老师也不知道是在象牙塔里呆太久还是怎么着,最近说话做事甚是悖谬。上次签名支援Avital Ronell就是一个例子,这会儿又跑出来接受访谈,轻描淡写地把罗琳和她的支持者们贴了个标签:受迫害妄想症患者。这些人想入非非的恐惧配不上得到朱老师更多的关注,她更希望跟保有理智的女权主义者讨论性别的多样性和如何在网络时代抵抗反智的受迫害妄想症患者们。但在这个夏天漫长的争吵中,我越多了解相关的问题,就有越多的同情给到罗琳——虽然我也觉得她那套出名的儿童文学作品里那些保守的性别和种族观念颇有问题。罗琳的推特并没有质疑跨性别者存在的正当性,而是在抨击性别政治实施过程中出现的诸多实际问题。尽管她一再强调这一点,但很多批评的人依然把这两点混为一谈。朱老师并非没有能力理解这一点,但她认为,罗琳的批评无中生有,只是被恐惧驱使的偏见。这是真的吗?即使对厕所问题的批评略可笑,但罗琳在后来解释的公开信里提到的好几个问题我觉得确实值得探讨:年轻人在身份政治的裹挟中过于轻率地决定改换性别,但变性不是纹身,毕竟医学还没有发展到那个地步,可以让人今天变男明天变女。当然了,轻率的年轻人永远都会有,就算不是变性,他们也会想出其它的方式来折腾自己。但一个保守的罗琳女士表达自己对此的焦虑,也并没有什么值得指摘之处吧?更何况她还提到在自己的慈善工作中接触到大量的案例,是对自己女性身份感到不满的年轻女孩想要变性成男人,以逃脱男权社会加诸于己身的不公。她们的变性需求并不真的来源于自己的性别认知,那么,对变性行为给予支持就不是帮助她们的正确方式。

而说到性别的多样性,这一点也让我感到疑惑。朱老师所说的性别多样性,难道不是建立在性别存在这个事实基础上的吗?即使社会构建了性别,但它毕竟被构建了,是真实的存在。我们可以去批判它,但无法抹杀它的存在。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即使我非常希望父权制原地消失,但成为女性给我带来了很多快乐,这些快乐大过在父权制下生活带给我的痛苦。我喜欢自己细腻的皮肤和柔软的曲线,也不觉得性别差异完全是后天造就的。在成长过程中,我也曾一再思考那些超短裙、高跟鞋和睫毛膏对我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我觉得它们美吗?我觉得穿着高跟鞋涂着大红唇的自己美吗?如果我觉得自己美,这个美是真的美,还是我在以男性的眼光凝视自己,让父权社会畸形的审美影响了自己的判断?如果我经历了漫长的思考,认为舒服自然的自己就是最美,脱下高跟鞋素面朝天地走在大街上,对面忽然来了一个骄傲的跨性别姐妹,挺着气球大胸,穿着恨天高,假睫毛能当雨刮器,我该跟她一起庆祝她对这些符号的使用,还是说一句:wait a minute…我其实也不知道。或许不同的符号对不同的人群,因为其不同的经验,所代表的涵义就是不一样的。所以,如何承认多样性的存在,与之共生并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难道不应该是公共平台上的讨论应该导向的地方吗?

平心而论,朱老师的话每一句看上去都很正确。但我在这篇文章中看到的是象牙塔中人的傲慢。女权主义者和跨性别人群都要挑战父权制度,现在这种针锋相对是否也属于不同阵营在运动中寻求自己声音的一种必然?为什么对跨性别人群的言论和行为提出质疑的女性就一定是“恐跨”的?为什么要将她们的反思和疑虑定义为不负责任的想象和毫无来由的恐惧?她断言“持这种观点的女权主义者预设:人会被阴茎所定义,任何有阴茎的人为了进入女性更衣室都会自我认同为女性,并对里面的女性产生威胁。它假设阴茎是威胁,或任何有阴茎的人如果自我认同为女性,就会进行一种卑鄙的、欺骗性的和有害的伪装。”这…即使略有恐跨嫌疑的罗琳阿姨也不是这么说的呀,她明明说的是,在开放女厕所给跨性别人士的同时,增加了不怀好意的男性借此犯罪的可能性。不管这是不是罗琳阿姨异想天开(英国的厕所没有隔间吗?!),但毕竟她并没有表达“任何有阴茎的人如果自我认同为女性,就会进行一种卑鄙的、欺骗性的和有害的伪装”这层意思,朱老师自己写东西晦涩难懂,难道竟是因为有阅读障碍?比阅读障碍更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这种误读代表的那种“懒得去理解你们究竟为什么发出这种谬论”的傲慢:那些批评质疑,即使是想象和恐惧,难道不也暗示了某些被挤压的空间和未被感知难以言说的不公呢?

这让我想起前段时间看到迈克·桑德尔出了新书,名字叫做《美德的暴政》,但美德Merit是精英Meritocrat的词根,所以桑德尔是在向自己人开炮。我看了一下书评,桑德尔在书里这样说:“谦卑是此时此刻至关重要的公民美德,因为这是一种必要的解药,可以消除精英政治的傲慢,正是这种傲慢导致了我们的分裂。”

于是我就去Audible下单了一本,桑德尔自己当声优哦。

至于吵架的结局嘛…夏天过去了,天气变得令人沮丧,德国又开始咣咣闹肺炎,能够坐在街边高声扰民的好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基友去了希腊抓住阳光的尾巴,格格巫要回美国去经历大选,我则要回国搬砖。对朱老师的吐槽,我只是跟格格巫讲了一下,他并不完全赞同,还是邀请我跟他一起读书,而基友我则没有再回复他。

Mar
09
2020
--

疫区日记の操碎了心的小业主

病毒还没有开始在欧洲肆虐的时候,我的朋友Q和Alan就提高了警戒。在囤积生活必须物资之余,Q还关照我可以home office了。

(顺便把Alan搞笑的囤食记录贴到这里来:囤货记

上海公司一直都在home office中,同事们虽然陆续都回到了上海,跟我们share办公小楼的另一家公司也在3月1日复工,但我胆子小,觉得再等等也没问题,所以鸡贼地决定先观望一下友司情况,如果他们那儿14天没人出幺蛾子,那我们就3月16日回公司复工。

柏林office则不太好搞。一来同事们独立工作的能力暂时还不太行,二来大多数欧洲人民对长期呆家里有极强的抵触情绪。最近飞先生窝在家中哺育幼儿,剩下的两个同事,一个是马拉松健儿天天要跑几千米,另一个是从意大利过来的实习生,只要一下班就和另外的意大利孩子们一起泡在餐厅酒吧夜店里…

上周某一天,意大利实习生在午休唠嗑的时候忽然兴高采烈地提到,她们老家就在这次意大利疫情爆发的红色警戒区内。听众们当然大惊失色。她赶紧补充道,虽然是红色警戒区,但是还没封起来,比那几个已经封起来了的村子好。紧接着她又忧心忡忡地说,担心父母和男朋友不能再来柏林看她了。她和她兄弟还买好了去伦敦玩儿的飞机票,不晓得兄弟现在还能不能飞。

我听她这么说,当然更加忧心忡忡了。但谨慎起见,我回家先给格格巫打了个电话,问他我该怎么办。格格巫不赞成我建议实习生劝阻父母男友来柏林,因为他说,既然实习生那么期待他们来,你这么去劝一来没有什么用,二来也非常不近人情。但是,格格巫支持我告诉实习生如果她父母来了,她就应该回家home office两个星期。

既然在大学里教伦理课的人都这么想,我就放心地把这个任务布置给了飞先生——我这个人不善于跟人做此类交流,效果往往适得其反而且得罪一堆人——这种任务比较适合“脸上笑嘻嘻”的飞先生。但为了支持飞先生开展思想工作,我帮他扫清了路上的障碍:实习生来柏林前就跟无良开发商租好了房子,费用付清入住之后才发现网络是坏的。要放在平时我也懒得管这些破事,但为了home office能够顺利进行,我委托马拉松健儿帮意大利实习生给无良开发商打电话搞定了wifi的事情。

快到周末的时候,意大利实习生又在午休唠嗑的时候提到自己周末的计划:跟几个意大利小伙伴一起去吃pizza然后去夜店蹦迪。她还来问我哪里的pizza好吃。我忧伤地看了她一眼告诉她我几乎从来不吃pizza。犹豫了一小会儿,我还是跟大家说,你们觉得现在这个情况下,是不是最好咱们不要再去那些人多的地方了呢?比如夜店什么的,空气也不好,大家光着膀子人贴人,磕了药说不定抵抗力也会下降…不太安全罢?结果立即板上钉钉地被当成了老年人。马拉松健儿歌颂了自己的自由,说虽然理解我的忧虑,但如果不能呼吸到新鲜空气人生也失去了芬芳。意大利实习生则表示我来柏林就是为了蹦迪的,难道你以为我是来为你工作的吗?(误:其实人家只是说我来柏林三个月要是都呆在出租屋里,那可不是遗憾了!)

我非常识趣地及时闭了嘴。我们现在的办公室,其实是租用我大学里老板事务所的一部分空间。所以我就去跟老板商量现在怎么办,顺便了解一下他们最近的安排。老板说首先,你不能管你员工去不去蹦迪啊,这是人家的自由。再说了,别说你管不住她,你就是管得住也并没有什么鸟用,她难道不是坐着公交车来办公室的吗?而且就算她没事,我这一公司都是年轻直男工程师,你觉得他们周末会在哪里?家里吗?难道我让他们都不要去夜店蹦迪吗?但是,老板又说,她父母男友确实不应该来啊,如果要来的话,应该让她在家呆着。老板的结构工程师事务所也取消了一系列工作相关的出行,罗马分公司的同事本来要到柏林来开会,schedule都被cancel掉了;瑞典分公司有个同事女儿的学校出了一例感染,整个瑞典分公司的同事都被限行了。

好吧,那就赞老板一个拎得清,公私分明罢。

周六早上起来听广播,听到柏林一个夜店里发现了感染者,政府呼吁某月某日去过该夜店的人都尽快跟卫生部门取得联系。我一听赶紧抓起手机给马拉松健儿发了个消息,让她把这个情况跟意大利实习生说明一下。她们俩关系好,估计比我说要动听一点。过了几个钟头,实习生给我发来一条短信,告知已经取消夜店行程,并感谢我的关心。

周日看新闻,米兰威尼斯封城,意大利死亡人数已经上了三百,重症率9%,死亡率5%…星期一到了办公室,意大利实习生颓丧地告知父母男友不能来柏林看她了,而跟兄弟同游伦敦的计划很可能也要cancel掉。我在心中默默地说:谢天谢地。

现在的计划是3月16日柏林办公室开始home office。

Written by in: 柏林柏林 |
Mar
09
2020
2

碎片和崩坏

从成都回到柏林已经一个多月了。过两天又要去芝加哥找格格巫。如果这之间只更新一次blog的话,虽然自己也习惯了,但还是有点羞耻。在沙发上自暴自弃地摊平五个小时之后,我决定来进行一次更新。

这个月国内很多项目都停滞了,但我们之前积压的旧账过多,所以天天上班,居然也没闲着。下班后和周末感觉也没怎么闲着,零零碎碎在跟拖延症博斗的同时做了一些小事情。

首先,还在继续练车。虽然年年立flag要拿驾照,久而久之已经变得像个笑话,但我自己还是认真严肃的。去年夏天憋了两个星期做习题,把理论考试通过了。之后因为老也不在柏林,没什么长段的时间练车,所以到了现在才又拾起来。最近几次开得颇顺畅,可以说是胜利在望了,如果新冠没有毁掉这个世界,我夏天还能去度假的话,争取租个车开上一开。

去年的时候就想跟高中同学老Z一起做一个面向中小学生的女权主义节目。在成都的时候我们两个相聚了一次,又商量了一番。之后回柏林我们就用晚上和周末的时间开始具体地筹划了起来。写脚本,录视频,乱七八糟也花了不少时间。现在录好了两集的素材,就等我开始剪了。当然我的拖延症也同步发作了一下,每天想起来这个事情就感觉非常头秃,但是下周起我就要开始剪视频啦!请大家从精神上支持我!

新冠爆发期间,几乎所有零售行业都开始转型电商并轰轰烈烈地开展起了网络直播自救活动,我的甲方们自然也是其中的积极者。三八节当天,这把野火终于烧到了我的身上。为了庆祝妇女们过节兼顺道把大家送进更深刻的消费陷阱,我出台做了一场关于女性建筑师和设计师的直播。

之前还写了一个小稿子:

聊聊女性建筑师

直播的回放在下面的链接里可以收看。

这个直播真的可怕我让人给我把脸捏瘦因为紧张要去上厕所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居然都被录下来了!!!

稿子因为不是给设计师和建筑师看的,所以尽量用了大白话,写了很多有得没得的八卦。写完之后我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是不是太久没有写建筑,连文章都不知道怎么个写法了。但甲方看了之后还是评价说有点太干了,哎,好南啊。

除了上面这些活动之外,我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跟很多人一样也挂在这个疫情不断变化的统计数据和排山倒海的信息上面,这一个多月过得非常煎熬。很多细节此刻也不想多说,这件事对我最大的打击不是那些悲惨的数字和事件,更多是我自己能够接触到的所有人各式各样的行为和反应。开始我还会有震惊、不快、恐惧、焦躁、反感等等纷杂的情绪,到某一个临界点,外界的一切成为围绕我飞速旋转的巨大杂音,让我头晕目眩。这个世界像是被一层薄薄的膜粘连在一起的无数碎片,忽然一个事件发生,这层膜就被迅速地溶解掉,碎片开始狂飞乱舞,那些本来熟悉的人和事,忽然显现出完全陌生的面貌。

或许就是崩坏的开端吧。

Written by in: 有涯之生,柏林柏林 |
Sep
06
2019
7

飞先生生孩子

今天我要来讲一讲飞先生生孩子的事情。

超级无敌家庭男飞先生有朝一日要养孩子,这个地球人都知道。但这次的生孩子事件,仍然可以称得上猝不及防。

我跟飞先生之间那些“老夫老妻”型的恩恩怨怨先放在一边不说,六月我从芝加哥回来,有一天我们开了一个长会讨论工作,会后他忽然留下来半是羞涩半是为难地说:“嗯有一个事情我必须告知你,就是我们准备要一个孩子。现在已经在申请中了。”

看到我猛地瞪圆双眼,他赶紧补充:“但是你不要着急!不要着急。领养程序要好几个月,之后的等待时间起码也有两三年,这两三年足够我们调整工作安排,做好该做的准备了。”

那么我听到他这样说,也不好跟他多做纠缠。之后飞先生就在工作之余热络地参与到领养申请程序中去了。具体要干些什么我也没兴趣打听,飞先生自己没忍住讲了一些,我了解到他们需要上一系列关于如何为人父母的课。这个课对想要领养孩子的人来说是必修课,如果在课上的表现得不到认可,是不能获得领养资格的。我认为这种课程应该被普及到全人类——有助于进一步加速人类的灭绝。飞先生曾经兴致勃勃地跟我描述上课的情形,同学好像有五对等待领养资格的人,两对异性恋,两对男同志,一对女同志。据说,老师曾经饶有兴趣地问那对女同志:你们为什么不试着找精子自己生呢?其中一位很虎地回答:“老师不瞒您说,我们太肥了。”

飞先生他们申请领养德国本国小孩。我听到的时候觉得颇奇特:德国这种第一世界国家还有被遗弃的小孩?为什么不去国外领养?飞先生告诉我领养外国小孩手续繁杂,而且要付出很多金钱,反倒是领养本土小孩来得便宜又便捷,真是出人意料。

不难想象,飞先生夫夫一定是领养机构那些大叔大妈心中的宝贝。就这么说吧,当他告诉我不要着急,一般来说领养的等待期都长达两三年的时候,我也是相信的。大家都这么说,还有人等了五六七八年也没等到。然而,飞先生夫夫领养申请的程序还没走完,机构的大妈就又是欣喜又是神秘地告诉他们:有个孩子在等着他们啦!但是请保密哦!现在还不到板上钉钉的地步哦!老实说,我惊呆了。

那个孩子还在他娘的肚皮里头就被抛弃了。后来我了解到,这位妇女之前已经三次产子,第一次是在她高中的时候。因为高中生妈妈自己也是未成年人,所以孩子一出生就被未成年人保护局带走了。后来的三个孩子属于两个不同的男人,现在这个孩子和他哥(或者姐)拥有同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父亲。这男的平时还好,但只要家里因为任何原因关系紧张的时候他就一走了之,是个靠不住的混账。也因为这个原因,孩子的生母得知自己再次怀孕后就决定自己无力抚养第三个小孩,提前签署了抛弃声明。

还好,飞先生提到,虽然决定抛弃小孩,但这位妇女仍不失为一位负责任的女性。她很注意孕期健康,没有进行抽烟喝酒吸毒之类丧失理性的活动。飞先生甚至提到这位女性当初在学校里虽然因为怀孕辍学,但成绩居然不错,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打听出来的。

这种故事听了让人非常唏嘘。飞先生他们因为搬到波茨坦的原因,领养是在布兰登堡州进行的。布兰登堡州属于前东德地区,我刚到德国的时候,就在该州一个叫“哈文河上的布兰登堡市”的小城住了三个月。那时候每天我都坐一个多小时的火车到柏林来学德语。因为语言不通而且跟当地没有发生什么实际联系,我对布兰登堡人的印象非常扁平:他们穿着土气,但人很善良。我曾经用菜刀在拇指的关节上拉出了一个很深的口子,但因为医保还没办下来,不敢去看医生,每天都露着白花花的骨头走来走去。是一位爱管闲事的大哥看不下去把我揪到诊所里,医生免费给我上药包扎,还赠送一大堆消炎药和各种在当时我眼中很高级的防水创可贴和胶布。总之就是这样一个地方,现在极右势力在州议会里的席位达到了20%。我们去波茨坦玩儿的时候,朋友会说,你看我们身边走着的人,每五个里就有一个纳粹。

在这样的地方,会有一位这样的妇女,好像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不过好在小孩子落在飞先生夫夫的家里,也算是飞来横福——让人想起那些在天朝被丢弃的女婴,让美国人欢天喜地地领了去,最后念哈佛进500强,走上人生巅峰之类的奇情故事。

这位小朋友好像也知道了自己的好运气,等不及要来到世界上,他妈提前预产期五天进了产房,飞先生魂都没了,立即跟老公连夜搬进医院待产,因为早产儿要进保温箱,他们就在医院吃住了三天,每天接受护士小姐的培训,虔诚地进入了奶爸养成计划。

我是在约翰两周大的时候见到他的。顺便说一下,约翰这个名字是飞先生他们取的,据说是个很美好的名字。但我对洋人名字没有语感,我唯一认识的约翰,就是跟飞先生共同的前同事,一个老是把衬衫扣子开到露出胸毛,喜欢搭讪亚洲女生的老猥琐男。所以飞先生在告知小孩名字的时候,不得不打起精神再次接受我双眼猛瞪的厌恶表情。

我见到约翰的时候,他表现得娴静而与世无争。除了吃奶换尿布的时候小哭了两场,全程都在呼呼大睡。小兽医熟练地洗奶瓶泡奶粉喂奶换尿布擦屁屁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得到我家老母亲又爱又羡的由衷赞叹。虽然,他们也不无遗憾地提到因为没有乳房这个装置,小约翰总是欲求不满,常常哼哼唧唧。但我想小约翰一定会很快忘记生命中这种短暂的遗憾。而我也开始思考,是不是两个男人或是两个女人才是养育小孩的更优组合:我很难想象常规男女生育组合中能够达到这种可操作的完全均衡,毕竟女性的身体负担了更多生育相关的天然职责,也给了男人太多溜号的借口。

约翰满月之后的某一个晚上,我出门跟格格巫的朋友们喝酒,不免谈到了合伙人喜得贵子的事情。格格巫基友的女友心有戚戚地说,现在正在做这方面的课题:作为一个搞性别研究的白左女知识分子,她的课题当然涉及对性别权力结构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她提到了人们在当代社会因为巨大的生活和工作的压力失去了延续后代的欲望,然而,她认为,在某些社会主义社会,比如几十年前的民主主义德国,因为国家提供足够的津贴,人们不担心失去工作,完全没有生育的压力。听到这里我狐疑地插了一句嘴:难道不是因为在光荣的民主主义德国,人们没有选择工作的自由,也没有可见的上升通道,所以闲着也是闲着,没事儿就快快乐乐生孩子吗?基友的女友无fuck说,选择不再跟我继续讨论她的课题。

我非常希望社会继续进步,终于有一天所有的小孩儿都是实验室里造出来,社会机构养出来的。如果有人像飞先生夫夫一样热衷繁殖后代,那么一定要先经过严格的考核,然后在小孩成年之前都受到有关机构的紧密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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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
04
2019
4

CSD

上周周末跟老母亲一起误入了CSD,也就是同性恋大游行现场。

要说误入其实也不完全是。我要去遥远的西柏林取一个东西,计划是周末带着我妈一起,可以骑车经过柏林那些最中心的地带:菩提树下大街、布兰登堡门、蒂尔加藤公园什么的,顺便算做周末小出游。结果计划赶不上变化,忽然发现周日是一年一度的Christopher street day。转念一想,东西不取也不行,那就临时加个项目,顺带观光CSD吧。

带老母亲观光CSD并不是一个好主意。倒不是觉得她会产生什么想法,她自然有很多想法,但经过多年来我满不在乎的强势输出,给她造成的印象是:“不喜欢吗?不喜欢你就忍着。西方世界你不喜欢的东西很多,那怎么样,人家照样过得比你好。”我可怜的妈妈是一位很能隐忍的中国妇女,所以即使身临CSD这样一个光怪陆离的巨大马戏团,只要自己女儿不是马戏团里的小丑,那她就“万人如海一身藏”,见怪不怪了。当然,如果女儿竟敢公开搞同性恋,那就另当别论。当年我老娘还很强势的时候,这样的忤逆起码是“断绝母女关系”级别的。这并不是我欣赏的态度。

周日,我们骑着自行车冲入人海里——老母亲没有我那么多心理活动,参观马戏团毕竟是很好玩儿的嘛,她还蛮兴奋的。从菩提树下大街往西走,到了接近布兰登堡门的地方,人就越来越多,七月十四号大街上人山人海,我们只能拐到蒂尔加藤公园里平行的小路上去,在人群里慢慢地穿行。我注意到很多人身上披的彩虹旗上还画着大卫星的图案,觉得有点奇怪:大卫星跑到这儿来干什么?如果是要争取平权,那不是应该披彩虹版的俄罗斯国旗,或者很多其它神奇国度(包括天朝)的国旗,更加说得过去吗?大卫星的诉求是什么?我这个疑惑,要到晚上才能解开。

我们继续在人群里艰难地穿行,胜利女神柱下是花车游行的终点,到那附近人越来越多,我们不得不下车推着走。人群里奇形怪状的兄弟们也越来越多,有一位穿着防晒服那种轻薄面料制成的一个随风飘舞的大鸡鸡,飘得太厉害,我妈没看出来是个啥,只觉得体型巨大不明觉厉,指着人家咯咯地笑了起来;还有一位大姐穿着到胸的连裤袜,胯下塞着一大团黑乎乎的毛,我妈骇异地问:这人男的女的?花车由各大机构与公司租用,上面刷着骄傲的标语和公司宣传口号,博一波好感,再打一波广告。但一连看了好几个花车,布置都没有什么出彩的地方,大概CSD已经成为宣传部门每年激情不再的固定节目。只有音乐还是震天价响,超重低音轰得地面都突突地颤,我可怜的老母亲一路捂着耳朵,露出受到惊吓的表情。

CSD花车漫游路线从裤裆大街开始,蜿蜒穿过西柏林传统的同志街区到达蒂尔加藤公园,最后在胜利女神柱下会师,终点是布兰登堡门的大party。然而很多年来,CSD在东边十字山区的O街还有一个二号阵地,以拒绝花车,普街狂欢的形式出现。西边算是传统阵营,在东西柏林上演双城记的年代,西柏林以动物园火车站为中心的商业区,当然是堕落腐朽的资产阶级狂欢的修罗场。现在东西德合并已经30年,西边住的仍然是堕落腐朽的资产阶级,波西米亚们定居东柏林已久,差不多也快变成堕落腐朽的资产阶级了(当然这不是我今天的重点)。他们与西边同志区的对立,有点儿像二代女权主义和当今Genderstudy们对峙的情形,展现出人民内部深刻的矛盾与分裂。东边儿的人看不起西边儿的商业化,那一个接一个的花车,就是边缘人群与权力中心以及商业资本媾和的标志,是“忘记了初心”。我把自己定义在“中间偏东”(此处应有讪笑声),西边儿的人怎么看东边儿我不太了解,根据有限的阅读经验和人际交往,大概是某种交织在“艳羡他们很酷”和“鄙视他们没钱”之间的复杂情绪。至于我自己,其实很多年前就停止掺和CSD了。去年CSD打出来的口号是“我的身体——我的身份——我的生活”,这个口号搅动了我对身份政治所有的不满情绪:生活如此暧昧含混错综复杂,如何通过几个片段来定义?在这个充满了偏见、矛盾和分裂的世界上,身份政治的践行者们并没有用他们的理论为弥合人与人之间的鸿沟带来很多正面的推动。

晚上去东边跟边缘人群喝酒。得知O街的狂欢两年前取消了。原来东边人群的内部再次产生了分裂。分裂的原因是罗生门一样的故事,根据酒精浇灌出的八卦,矛盾虽然盘根错节根深蒂固,但分裂的导火线是人们对BDS的不同态度。BDS,当然不是BDSM的简称… Boycott, Divestment and Sanctions,是西方国家的某些人(包括很多犹太人本身)针对以色列人对巴勒斯坦的暴行发起的抵抗运动。至于这个运动跟同志平权运动有什么重合点,酒精也没能帮我把答案浇灌出来,只能猜测,推行BDS的人中受过高等教育的自由派人士(也就是中文互联网上声名甚隆的“白左”)比较多,而同样一拨人在同志及平权运动中的参与度也比较大。

这个运动在德国的位置是比较尴尬的。一方面,德国当然是“白左”的大本营;但另一方面,跟犹太人相关的任何话题,在德国都是男默女泪的地雷。今年五月,议会投票反对BDS,将其跟“反犹”画上了等号。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国家是为了避免位置尴尬所以简单粗暴地站队,善于内省的德国知识分子肩上背负了多么沉重的包袱,从我和格格巫恋爱以来为了我对犹太人事务的措辞不当吵了多少架就能看出。虽然到最后我们总是发现,我们看法和批判居然差不多是一致的,但“态度轻浮言语轻佻”还是我卸不下的枷。

BDS运动中激烈的正反双方在如何对待犹太人的问题上态度不可调和,竟导致了O街LGBT大狂欢的散场?!总之这是一个神展开。最后支持BDS的人们又跑到F屯,也就是另一个前·波希米亚大本营去捯饬了一个街区大联欢。我的朋友,对BDS颇有微词的DJ女同志V,表示自己为了参加CSD,不得不委屈地跟一群支持BDS的怪力乱神搅和在一起,心中大是憋屈。

我对她的憋屈感到既可以理解,又无法消化。生活在肥皂泡中的人们和他们轻飘飘的争端对于一个天天沉溺中文互联网的人来说又算什么呢?并不是我想无视巴勒斯坦人的痛苦和犹太人曾经遭受的残害,也不是我想消解争端的意义,而是我在此起彼伏的争吵中很少看到真正的关怀甚至是,戳破肥皂泡了解真相的好奇心。当然,这也属于过度沉溺中文互联网的人应有的症状:对世界酸涩的苛责。

柏林CSD东西人心同向的终极狂欢,当然属于“宇宙夜店”Berghain里三天三夜的LGBT主题Party。我们本来靠走关系可以去参加,但终究人到中年,缺乏力气。给我断手(我去年在一场自行车车祸里伤了肩骨)做理疗的小哥居然在Berghain的存衣处工作,汇报说Party声势浩大人山人海,光周日一天他就入账小费无数。小哥长相俊美,来参加狂欢的老姐妹们一看他的脸就心花怒放,给小费的时候格外洒脱,放下边缘人士的偶像包袱,把我的理疗小哥喂得盆满钵满。

Written by in: 柏林柏林 |
Jul
07
2019
15

一个观察,不一定对

周五临时被抓去上一节课,因为没有时间准备,所以偷了个懒,取消上大课的形式,跟学生们一起来做了一堂seminar。我以前没用互动的形式上过课,都是干瘪瘪地讲,讲完走人,结果发现抓学生上黑板画图然后我再来讲评,不仅学生们注意力集中积极性很高,我自己也觉得有趣很多。

我们学校本科一个年级将近40个人,男生稍多一点,大概二十来个男生,十几个女生。问到有谁愿意上黑板画图的时候,举手的都是男生。一节课大概画了十个图,总共只有一个女生上台。我在第四个男生上台的时候注意到这个问题,但因为没有做seminar的经验,不知道该怎么调动女同学们的积极性,被动地听任男同学们积极发言做题抢风头,下课时微微有种挫败感。

后来想了一下,我自己虽然念书的时候成绩也不差,但也很少主动举手发言。倒也不是怕失败,大部分时候就算我明知道答案也不会举手。再往前想,小学的时候我是一个很喜欢“冒皮皮”的女同学,只要会答的题一定举手超过头顶抢答,就像哈利波特里面那个“我行我上”的赫敏,转变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居然自己都想不起来。

回来跟格格巫讨论了一下,他说你完全可以鼓励女同学上黑板做题嘛。这本身没有什么冒犯,更何况你是女老师,没人会觉得有什么不对——虽然我还是觉得有点不对:就像把房间里大象的存在喊出来的那个人,你要说有什么不好也并没有,但还是感觉怪怪的。当然下次如果有机会再用到seminar的形式,我会考虑一下,怎么样让班里的女同学更主动一点。

Written by in: 无聊之事,柏林柏林 |
May
21
2019
2

灵魂质问三连击

每次长途旅行回来,我第一时间联系的人总是保洁阿姨。但这次我很晴天霹雳地得知,阿姨要7月份才能再来我家做事。

而且原因也很惊吓。保洁阿姨是菲律宾人,她说因为地震,她家亲戚死两人伤八人,所以得赶紧回菲律宾善后…我查了一下新闻,发现近期菲律宾的地震死亡人数是16人…阿姨…真的不幸。

没办法,表达了深切的同情之后,我只好拨打了前任保洁阿姨的电话。前任阿姨是一个信天主教的东欧人,叫做Anna。她曾经因为不满我把按摩棒放在枕头边,自费给我的按摩棒配了个盒子。是不是很像SATC里面的情节?后来因为她实在太八卦,老是过问我的私事,所以我忍无可忍换了个菲律宾阿姨,世界从此清净了…

打通电话后,Anna热情洋溢地寒暄了一阵,问我:你还和那个那个谁一起工作吗?

啊飞利浦啊,是啊我们还是一起工作。

哦哈哈哈哈。生意好不好啊?

还行还行。

啊哈哈哈哈,你现在住哪里啊?

我还是住以前那个地方啊,没有搬家。

哎哟哎哟,飞利浦都买房子了,搬到城外去了,你怎么不买房子啊?

我这里住着挺好的呀,我挺喜欢的。

唉呀呀,你也应该买一个房子啊!你跟谁住啊?

我自己住啊。

哎哟,你怎么不交男朋友啊?!

我有男朋友。

哦哦哦!有就好,有就好!原来是没有住在一起啊,那为什么不住在一起呢?

说到这里我已经想挂电话了,然而一想到如果挂上电话我可能就得自己打扫一个多月的卫生,赶紧压着火气把话题转移到保洁上面去。

这个人跟老家的亲戚真的很像!

Written by in: 有涯之生,柏林柏林 |
Feb
20
2018
5

朋友们奇怪的业余爱好

小凡这两年新发展出来的一项爱好是家族史研究,今天晚上吃饭,他跟我汇报了最近的研究成果。

小凡并没有出身于什么世家大族,好像就是奥地利山里面的普通人家。但以前的人很能生孩子,小凡的家族开枝散叶,乱七八糟的亲戚遍布全世界(比如有一个爷爷的表兄在澳大利亚帕斯开公共汽车)。小凡同学拿出了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历史学家的精神,满世界找寻这些莫名其妙的亲戚,索要他们的故事、通信、照片、影像资料,然后汇报给我们听。他也没什么学术野心,也没有为自己的出身感到自豪,纯粹就是好奇心爆棚兼nerd小宇宙爆发。他的家族故事都即奇突又自然,就像我们脚下这片奇突又自然的热土。德语并不像中文有“姑表兄弟、妻舅姥爷”之类表达亲戚关系的精妙词汇,所以一个晚上下来,我脑子里塞满了一堆叔叔阿姨表兄表妹的荒诞故事。

比如小凡有一个亲戚是瑞士第一个因为艾滋病死去的人。

还有一个亲戚,参加了奥地利一个大型邪教自杀团体。

还有个姑奶奶一类的亲戚,经常跟死去的丈夫对话,并以此为创作主题出了两本书:《我男人还活着:那边儿来信》,《弗朗茨从那边儿发来的消息》(可在亚马逊上购买)。

去年夏天回家的时候,小凡一个姨妈忽然想起来,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某一天,家中曾经来过一个拿摄像机的陌生人。他们问遍了所有的亲戚,了解到这个陌生人是爸爸家族里的远房亲戚,现在住在伦敦,已经九十多岁了。他们继而打听到这个人的联系方式,给他打了电话。果然这个人在五十年代到奥地利来做过客,还在他们家拍了很多录像。小凡飞到伦敦去,在老头家拿到一堆胶片,在柏林十字山一个vintage冲印店找到一台能冲印那种胶片的机器,最后得到了三个多小时的彩色录像。

他向我展示了其中的一小段:有他爷爷的爸爸,留着希特勒小胡子的老头,前纳粹,在六十年代死掉了;爷爷的妈妈,长着一张南欧人严肃的脸,身材走样,腿上有严重的静脉曲张;小凡的奶奶,还是一个风姿绰约的中年女人;小凡的姑姑,现在已经六十多岁住进养老院了,但在录像里还是十来岁的小姑娘,长着小鹿一样又长又直的腿,穿着一条苹果绿的连衣裙蹦蹦跳跳;爷爷的几个兄弟都是红脸蛋的年轻人,坐在一起有说有笑,现在都已经去世了。在这段短短的录像上,人们围坐在院子里的桌前吃东西,孩子们在院子里嬉戏,还有一条黑白相间的狗。小凡说,那时候家里没有水,喝水要到山下去挑。山下看起来很远,院子后面的松树树冠间隐约能看到山下的湖泊——这个拿摄像机的远房亲戚颇有一点诗情画意,他拍了很多风景镜头。

我还看到一封1944年的情书,是一个小凡并不认识的人写给小凡奶奶的。字迹很规整,提到了曾经的负心和重修旧好的想法,并郑重向小凡的奶奶求婚。

文章开头那张照片是小凡家所在的村庄,村庄的背后是连绵不绝的阿尔卑斯山,右手边的山背后是意大利,左手边的山背后是斯洛文尼亚。这张照片不是小凡自己拍的。他去做家族历史调查的时候,在当地游客中心的宣传资料上看到这幅照片,就随手翻拍了下来。

Written by in: 无聊之事,柏林柏林 |
Feb
05
2018
1

养生周末

最近工作很多,本来周末是要加班的,然而实在是懒散,动员工作也做得不好(飞先生连消息也不回)所以自己也比较懈怠,打了几个电话回了几个消息,其它时候都在睡觉上网看书做饭。

昨晚去了一个party,本来也没什么好说,不过那个party行了一个奇突的规矩,所有人都要去抽一张纸条,纸条里是一个人名。在整个party期间,大家都必须扮演抽到的这个人。我抽到了Beyoncé。

我这个人,用格格巫的话来说,对流行文化有一些巨大的知识盲点。Beyoncé我确实听说过,知道她很有名,但我的了解仅限于她是一名肤色健康的歌手,至于她唱过什么,有什么轶事,我一概不知。Party上遇到的人纷纷打听彼此的新身份是什么,在听说我是Beyoncé之后,大家都露出了“哦~nice~”眉毛上扬的媚眼表情,然后说出一串我听都没听说过的歌名,我则全程伴以蜜汁尬笑。

Party上认识了一个爱荷华州来的记者小哥,他自我介绍是Justin,并且评论说:这名字是一个代际试金石,90后都觉得我是Bieber,80后则会说我是Timberlake。我站在旁边默默地想,幸好你没来问我,要不我可能会说Trudeau。而且作为一个80后,我连Timberlake叫Timberlake也搞得不是很清楚,如果被人问道,我八成会说Justin Timberland…

在回家的路上,我想起荒以前讲尤老太的典故:八九岁的时候,尤老太去小朋友家里玩,观察了一阵别的小朋友玩游戏,得出一个结论:玩那些东西,啥意思都没有。她提议做“听写”,把小朋友们都吓坏了。联想到尤老太,并不是自鸣得意,往自己脸上贴金。我心中充满了巨大的悲凉,作为一个people person,我啥时候不知不觉地变成了一个怪咖?!

出国。我决定,出国是这些流行文化知识盲点的成因。我的孤寒是因为常年去国怀乡造成的。想当年在国内,我也是天天头上顶个随身听的骚年。然而作为一个表面是people person的深柜宅,忽然被空降到陌生的环境,我其实内心是感激的:不仅可以心安理得地当啥也不懂的外乡人,也不用再去追赶国内的潮流。长久以往,自然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流行文化,都于我何有哉?然而悲伤的是,我并没有将这种空前的自由,投入到对其它领域知识的不懈追求中。到现在其实不管是在哪方面,我都有着巨大的知识盲点。呜呼…哀哉!

Written by in: 无聊之事,柏林柏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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