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n
18
2020
0

陈年掌故——文革篇(上)

毛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阶段时,我的丈夫许子平以漏网右派的罪名被揪出批斗,住入牛棚,逼迫他们每天唱凌辱人格尊严的“我是牛鬼蛇神歌”。作为家属也受到岐视,起初年幼的女儿许若薇还不理解,看到別的小朋友都可以上台表演,总是不让她参加,很失落和不解的对我说,“没有人请我跳舞”。稍大一点才体会到受歧视是因她父亲被揪出造成的。邻居告诉我,有一天,我的两个孩子抬着小板凳坐在她家厨房墙外聊天,薇薇对彦彦说:“我们要是没有爸爸就好了”,可见当时的歧视,对一个上幼儿园的孩子压力有多大。那时不只被批斗人的孩子缺少家庭温暖和孩子的乐趣,就是一般的儿童也只有成人唱的毛主席语录歌和忠字舞等。我的儿子许若彦是反右时1957年出生,那时还有些针对幼儿教育的文化,有小喇叭开始广播啦!有孙老师讲故事,有孩子们唱的歌、有儿童们喜欢的动画片,还有儿童剧院。我们常带他去看动画片,有他喜欢的《谁的本领大》《小蝌蚪找妈妈》,给他订一些国内和苏联的儿童画报,薇薇的童年就没有享受过这些。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北京长途电信局红讯兵和红电两派之间的斗争越来越激烈,参加红电的多是老职工,红电的老职工们没有完全否认以前的干部,而红讯兵这派是以1964年以后分来的一批大学生和出身好的年轻人为主,虽然红电的人多红讯兵的人少,但最终红讯兵得到军管会的支持而掌权,而我参加的红电被认为是保护走资派的保皇派,红电的两个头领在没有违法行为下被逮捕入狱,对我家庭的廹害也越来越大。

不仅抄了我的家,在全局开的一千多人的批斗国民党残渣余孽的大会上,把许子平掛上漏网右派的牌子也拉上去批斗。说他破坏毛主席像章,让我上台说明情况。我知道这个罪名有多大,是要给他加戴现行反革命的帽子。我毫不畏惧地走上台,对着话筒大声的讲:“是我的小孩和他的同学们热爱毛主席,在毛主席像章周围做的葵花花边,对毛主席像絲毫没有影响”,说到这里他们不仅不让我继续说下去,还上来两个不认识的人,反扣我的手臂,逼迫我和被批斗的人一样做喷气式飞机。我不是国民党残渣余孽,为什么说真话就招来这样的对待,我不服气的拼命挣扎,有人踢我打我,我竭力的反抗 ,致使大会开不下去,军代表让他们放了我。到了后台,他们还怨我把这么严肃的批斗大会给搅了,并通知下午在南局开大会批判我。经历了这样的场面,我一点也不怕大会批判,中午吃饱饭我就静待他们拿出批判内容。原来给我的罪名夠大的,一是偷国家机密图纸、二是洩露通讯电路秘密。我控制不住不屑一顾的笑,他们怒吼的斥责我:“批妳,妳还笑”。会上又不让我发言,会下我告诉他们,你们抄我家抄出的那些图纸,是我上大学时买的苏联传真机的图纸,我借调北京邮电学校教传真电报时,用的美国传真机、法国传真机的图纸,不仅我有,我的学生都有,拥有国外机器的图纸用于敎学,怎么就成了偷国家机密图纸?我搜集用于教学的传真机器障碍和电路干扰对传真相片影响的资料,哪里洩露了通讯电路秘密?他们无言以对。家属院里,红讯兵派的子弟还对我儿子许若彦进行批判。

事后我庆幸没有让红卫兵进入邮电通信系统,我单位的邮电职工相对来说还算文明,否则我在斗争大会台上的抗争和被批判时蔑视的冷笑,必定会带来更大的灾难。就这样,军管会的军代表和掌权的红讯兵执行的极左路线,仍然在北京长途电信局逼死了十几条人命。

我看见国家大元帅罗瑞卿在断腿的情况下,还残酷的被萝筐装着抬上台批斗,多少好人反臂坐喷气式挨斗,他们有什么罪就受到这样的侮辱?我参观中南海旁边北京六中时,看到红卫兵把一个已交待有一般历史问题的校工活活打死的相片,残酷的打得血肉模糊。我在重庆大学读书时的老革命郑思群校长也被学生弄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抛弃了政府与法制,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人治,使无数的好干部、好知识分子、好人遭殃,彻底在摧毁中国的文化和敎育基础。

斗国民党残渣余孽的会没过多久,又不许被揪出的人住楼房,勒令我家搬到一间约15平方米违章建的平房,没有厨房和单独的卫生间,做饭炒菜都在卧室里,上厕所去公共厕所,並且窗外就是井蓋蓋着的淘粪池。我抗拒搬到那里,并告诉他们: “我是本局职工,虽然许子平被揪出,我並没有被揪,我有享受居住本局楼房的权利”。后来他们又以我家许子平被揪出,家里住房比一般职工宽松,要给我家调到西大楼18平方米的一间楼房,和另一家共用厨房和厕所。的确我家住房,比几个工程师的家都宽敞,我就不再抗拒的搬了。

军管会以让职工到内蒙古锻练为由,下放大批的红电职工去内䝉古。

又以毛主席语录中曾提到旧学校(文化大革命前的学校)培养的大学生需要改造,让我去无线发讯一台的农场劳动。那时女儿薇薇幼儿园毕业该上小学,但我和子平都在农村,她如果上学吃住将无人管,我只好带着她住我劳动的农场。后来又让我去大兴县黄村收讯二台处举办的104农场,这已错过了招一年级新生的时间,我就安排薇薇再回幼儿园,让彦彦到黄村第二小学插班就读。

从未参加过体力劳动的我,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很自觉的通过劳动接受锻练。起初用铁锹翻地都觉得累,到后来,能扛着一麻袋装160斤左右的稻谷走100多米去晒场晒,全农场100多人,女同志中只有我和另一女的能扛这么重的东西。有一好心的老报务员私下劝我:“许子平已揪出来,妳再累坏身体两个孩子怎么办?干活悠着点!”,在阶级斗争气氛浓烈的情况下,他敢于关心我们这样的家庭,我感觉特别的温暖。的确我腰椎肩盘突出引起老年时坐骨神经痛,现在走路需要双手扶着轮椅,医生说和那时过负荷的劳动有关。当时四月初下田插秧,北京田里的水冰冷,蚂蟥还多,腿上被蚂蟥吸出的血直流,我用手迅速的拍掉蚂蝗,用田里的水洗去血流 ,避免腿上留下血猩味招来更多的蚂蝗,尽量不让蚂蝗的叮咬影响插秧的速度。我和另一个义务献血者,只是献血的当天不参加劳动,给10元营养补助,第二天就安排我们抡起大鎯头凿水泥地面,那位男同志头晕请假,我却让自己坚持下来。

彦彦在那里表现也很极积,他和其他职工的孩子住一间房,年龄最大的他常带领同室的朋友上学前早锻练,放学后他还骑着三轮板车帮助我们拉东西,有的叔叔阿姨常誇他。

子平作为被揪出的漏网右派,自那次斗争国民党残渣余孽的会后,和揪出的人员一起被禁闭在发讯台农场劳动,基本不让他们回家,后来又让他们去河南省正阳县劳改农场攺成的五七干校。林彪的一号命令下来,被揪出人员的家庭都限期搬出北京。军队支持的红讯兵组成的革委会,就让我们全家和另外一些人,去子平所在的河南正阳五七干校。离开北京时珑妹全家来火车站送我们,火车离站时见她的大女儿陈莲不住的流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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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
12
2020
0

陈年掌故——天朝建国篇(下)

反右运动中,在石家庄大兴纱厂工作的我的五哥蔡国宝,听说在单位动员大家帮助党整风时,他提意见谈到领导干部办公室的沙发应给工人休息娱乐处用,就被划成右派,对他残酷的批斗至摔坏腿,后来一直跛着腿走路。五嫂为了孩子们的前途违心的和五哥离婚,但在无人看见时,让孩子们给五哥送东西。

我的两个长辈在反右运动中也受到廹害。在四川财经学院敎书的五叔蔡家彪,裾说没有右派言论,仅因和几个老师在茶馆喝茶就说是开黑会,被划为右派送到峨边劳敎,59年5月因心脏病去世,打倒“四人帮”后平反。曾留学英国的四姑父邓燮刚,因有人故意指着破烂的茅草房问他:“在英国看到过这样的房子吗?”他说:“没有”,就说他“崇洋媚外”,后送到农场劳动,在那里去世。

反右运动给社会造成的祸害太大,冤枉了很多好人,使不少右派份子家破人亡。群众不仅对发动这场运动者不滿,运动这种发动群众斗群众的方式,使得群众中当时积极参与批斗的,至今还有不少未能得到受害人的谅解,我的大学同学中留校读研究生的就有这样的情况。今后应吸取教训,用脑子思考,不能人云亦云,更不能捕风捉影和无限上纲加害别人。

反右运动结束后又迎来了大跃进,当我看到报道粮食畝产上万斤时非常高兴,毕竟我不懂农业,当时相信党也就相信党报,从未质疑它的真假,谁知这是干部们虚报成绩在骗人。后来有的地方按干部虚报的粮产量征粮,这可害苦了农民。

当在全国掀起大练钢铁运动时,电报大楼的各单位,都在后院建起了练铁炉练钢铁,所用的材料都是到处乱抄来的,我所在的单位未经手续,就到仓库去抄很好的铜板做鼓风机,还美其名曰“白手起家”。熔化的铁也没有多大用处,造成极大的浪费,职工为此加班还搞得精疲力尽。诡异的是农村为了大练钢铁,把各家的锅熔来练铁,让农民去吃公社食堂。我在河南信阳五七干校时住农民家,村里的人告诉我:“我们这里以前有很多树,还有很多都是大树,在大练钢铁时全砍来练铁了”。大练钢铁还耽误收割,致使未收割的粮食烂在地里。

紧接着又是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那几年风调雨顺,也没有大的水灾、火灾和地震,怎么造成了自然灾害?突然间粮食和付食品供应都紧张起来,各户按粮本和付食本领取各种票证购物。为了避免造成不好的国际影响,对北京还比较照顾,每人每月的粮食定量比很多地方要高,我每月是30斤粮票,但是因为蔬菜和付食品都供应得很少,也常感觉到饥饿,有时休息日就去郊区摘野菜。我在第二收讯台给邮电部托办的传真电报训练班学员讲课半个多月,那里食堂卖的馒头里掺树叶和一种不易消化的澱粉,让人有饱服感但很难吃,学员们吃不惯,都纷纷叫苦。后来情况有些好转,北京西單菜市场卖填鸭,我买回家清炖后,油多解馋还补充蛋白质。有一次开党的生活会,金工班的工人宋某说,她的丈夫(也是我们试验室的,当时在上海学模具)写信来说一个月的粮票都被偷了,宋某很着急。我很同情他们。工人劳动强度大,需要的粮食就多,工资不高没有条件买填鸭充饥,一个月的粮票没有了怎么过日子。回家后我清点家里的粮票看还有些富余,即使不夠还可以买填鸭,第二天我就送给她30斤粮票。她很感激我,过了很久,她的公公(电报局退休报务员)见着子平还感谢我。1962年8月我怀孕七个月时,由于营养不良,两次检查体重都沒有增加,打听到一西歺厅卖的每份高价茶点中有一杯牛奶,子平就经常去那里给我买带牛奶的茶点吃,有了牛奶的营养,生下薇薇(许若薇)虽然骨架子小但还胖乎乎的。

产假56天滿后,我上班就将薇薇送电报大楼哺乳室,那里的负责人育儿经验丰富,让工作人员常帮助婴儿学会抬头、翻身、爬行等,一边干活,还一边和婴儿们说话,薇薇在那里不仅抬头丶翻身、爬行发育都早,十个多月就会说:“还吃”。一岁半送单位托儿所,到了那里,立刻独自就爬上高高的攀拦架 ,两岁去幼儿院后,喜欢跳舞,逐渐学会了跳舞的基本动作辟叉,身向后翻手撑地面如方凳,人也聪明、漂亮,但是生不逢时,三岁多就赶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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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
11
2020
8

陈年掌故——天朝建国篇(中)

九姑婆故事里很多人物我根本不认识,有些听说过,有些只在族谱上看见过名字,还有的人连名字我都没听说过。但这段故事里的倒霉蛋,齐爷爷,我还蛮熟悉的。文中有提到,他能平反回到北京,我奶奶也帮了一些忙,所以他跟爷爷奶奶的关系很好。小时候我们去北京走亲戚,每次都住在齐爷爷家。我作为跟屁虫没有床铺,就自己开开心心搭几张椅子睡在上面。那时候我的头发开始爆炸,顶着一只毛茸茸的小黑人球状大头,跟着爷爷去故宫天坛,还跑到国子监的碑林去拓刻着太爷爷名字的碑,都是关于暑假的美好回忆~

另外我想感概,老辈子八卦真的四两拨千斤于无声处听惊雷了…

北京邮电学院又传来齐弟被划为右派,並终止学习强制到北京医疗器械厂参加劳动。我去学院找认识的他们班党员了解情况,他告诉我,蔡国齐起初没有划成右派,班里参加去邮电部,建仪把北京邮电学院攺名为北京电信学院的学生划成了右派。当报纸刊登“对右派要和风细雨”时,蔡国齐是团支部书记,他在支部会上说对右派同学也应和风细雨,不久报上又说对右派和风细雨是右派言论,他才被划成一般右派。没过多久又发现他用英语写日记,抱怨对右派的一些作法不民主不尊重人格等;又见他床的褥子下藏有铁钉铁片等物 ,怕他报复和自残,才终止他的学习到医疗器械厂参加劳动。后来我问齐弟那些铁钉铁片是怎么回事?他说是检的,准备自谋职业时用。

国齐在医疗器械厂劳动时,看起来情绪还算稳定,几乎休息日都来我家。我家已分得新建的工程技术员住楼的三居室套间中的两居室,请了一个保姆洪奶奶带正在吃我奶的儿子许若彦。洪奶奶是我们老家成都的近邻,是吉祥街10号大姐同学洪姐姐父亲的姨太太,她是由丫头收房(收为主人的姨太太)的,既爱干净又能幹,能在北京和她相遇真是有缘,有她操持家务劳动,国齐来时,我们姐弟俩聊天时间就多一些。北京有几所名牌大学的右派学生,都集中在医疗器械厂劳动,国齐在那里时几乎钳工、车工、电焊工的活都干过,电焊时发出的强光刺激他的眼睛发红,他用我的人奶点后就有好转,因此休息日来要我的人奶。

有比较长一段时光他没有来,我感觉有些奇怪,就到医疗器械厂去找他。医疗器械厂的相关人员告诉我,蔡国齐已不在这里,带到别处去了。我问到那里去了,他说他们也不知道。见我非常着急,后来告诉我去草岚子监狱看看。我临走时他又想起国齐有两样东西没有带走,进去给我拿了一本爹爹的综合英汉大字典,和爹爹的黑呢长大衣。我立马奔向三哥的家。

我向三哥蔡国威汇报了以上情况,三哥说:“不管他”。我也理解三哥的难处,作为一个非党员的公务员,在冶金部能做到现在的职位已不容易,如果添一个蹬监狱的弟弟,势必影响今后的发展,再说在法律上他也没有这项义务。

回家后我仔细考虑怎么办,爹爹去世了,妈妈没有能力管,国珑刚生完孩子也没有精力,如果我也不管这个弟弟,得不到他的音讯我会后悔一辈子,保护弟妹对我来讲好像是天生的。记得6岁时,崇庆县家小天井里养了一只恶公鸡,每逢看到齐弟或珑妹去那里,我都自觉地跟在他们身后,怕恶公鸡啄他们的眼睛;在汉口时,我从窗户看见街上有人欺负宏弟,转身就猛跑,妈妈焦急的问我:“怎么了?怎么了?”,我边跑边告诉她“有人欺侮毛毛(宏弟的小名)”,跑到门口我紧盯着那人,他也注意了我,看他没有再欺负宏弟后我才回家。妈妈把这件事告诉了爹爹,爹爹对我说起,还表扬了我保护弟弟的行为。现如今,齐弟最困难的时候,我们不管他,这对不起爹妈,姐弟间的手足情也不容我放弃他。我相信国齐不会做丧天害理的事,在我心中的他仍然是一个正直、善良、有同情心的人。我知道到监狱寻找他,我会很快被调离现在的岗位,通讯工作第一线的人员,是不允许有“关、管、杀”的亲人。我又想,调离喜欢的传真室去别的单位,我总还有谋生的地方,比失去一个弟弟的音讯要好。

做好了思想准备,休息日我就去草岚子监狱,在接待室填写了我的工作单位、我和国齐的关系等后 ,出来一位狱警告诉我,国齐在他们那里,因未结案不能相见。后来我再去时,獄警说国齐已转到自新路监狱,几次去自新路监狱都因未结案不能见面。过了很久,电报机线室领导告诉我,妳的弟弟蔡国齐的判决书下来了,因曾参加欲逃苏联的活动判8年徒刑。当时只给我看了判决书,并设有把判决书给我,而是该领导收走了。也告诉我蔡国齐当时在大兴县团和农场监狱。不久我就被调到硫璃厂南局有线试验室。我去团和农场监狱看过国齐几次,给他带点吃的和日用品,国珑和国宏都去那儿看过他。囯齐告诉我,他因参加在医疗器械厂劳动的右派学生在天坛公园开的一次会,被判有期徒刑八年,其他参加两次会的判十五年,他曾听国宏说不要参加右派分子组织的活动等,就沒有参加第二次会。过了些日子,囯齐转到茶淀农场监狱,由那里又去了新疆喀什监狱。我辗转去过的几所监狱,感到接待我的狱警都态度和蔼,让家属关心和帮助犯人,不要放棄他们。给我的感受是,那时的司法机关还有些人性。由于囯齐在医疗器械厂学了些技能,在监狱基本是干技术活,没有在大田劳动的犯人累和饿,他在监狱传染上了肺结核病。刑满释放后他留场劳动,在水电站工作,和当地的维吾尓族农民阿香结婚。他曾带着阿香到北京来玩过,住在国珑家。喀什劳改农场的水电站离他家较远,平时他住在水电站,有一天回家,看到别的男人和阿香住在家里,国齐就和阿香离了婚。改革开放后学校和法院都为他平了反。

落实政策我回到了西单电报大楼传真室,有一天我大学时的同班同学林运行来告诉我, 北京邮电学院正在为当年强令终止学习的右派学生办理毕业证书,学校不主动逐个通知当事人。林让我抓紧时间快去给弟弟蔡国齐办毕业证,去晚了政策还不知道会不会变,有了毕业证书好找工作。还建议我想法把蔡国齐调出劳攺农场,调出新疆,否则靠他自己是办不成的。非常感谢林运行同学给我通报消息和提出建议,我就很快去学院为齐弟办了北京邮电学院的毕业证书,并写信告诉他这个好消息。另外写信给对家庭有责任感的四哥四嫂,请他们设法把齐弟调回四川。热心肠的、曾是地下党员的四嫂杨志雅,在南充当地的人缘好、路子宽,很快就为齐弟在南充邮电学校谋得教师职位。齐弟调学校后也很给力,被评为先进教师,他在南充时得到四哥四嫂无微不至的关怀。

齐弟大学的有些同学很关心他,撮合他上学时曾写信示爱的同学齐立心和他结婚,那时齐立心已离婚是北方交通大学的付教授(后为教授),她也願意。这就需要使齐弟尽量往北京方向调动工作。 我的十二妺蔡国璜和她的夫君洪志通,在河北省廊坊市地矿部物化探所工作 ,出力把国齐调到了他们单位,国齐到地矿部物化探所后,工作很努力,还得了两项奖。他和齐立心结婚后,又想法调到了北京,在北方交通大学旁边的北京电力工程学院当老师,在那里评为敎授,还到德国的一所大学做过访问学者。后来北京电力工程学院併入北方交通大学,最后国齐从北方交通大学退休。退休后去南方工作几年,后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医治无效去世。

大学学士读书应五年,国齐才读了一年多就被剝夺了上学的权利,在很多课程都没有学过的情况下,他能评为敎授,还以访问学者的名义去德国大学,是他的聪明才智和艰苦自学得来的,也是我们镇藩家族群的兄弟姐妹为他创造了条件,是林运行通风报信出主意使我们抓住了机遇。他经过这么多磨难最后有这么好的结果实属不易。

他和齐立心结婚后,立心曾怀孕,因她和前夫有两个女儿,不願再生孩子,就做了人工流产。她的大女儿刘群由她抚养,国齐对刘群很好,在经济上大力支持她留学德国。刘群和德国人结婚后,生一儿一女。德国男子的正规名字很长,其中包括父亲、祖父和外祖父的名字。刘群的混血儿子的名字中,外祖父的名是国齐,而不是刘群的亲生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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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
10
2020
0

陈年掌故——天朝建国篇 (上)

九姑婆建国后的回忆录,是促使我继续骗更的一个重要理由:我本来以为她们死都不会愿意提这段历史的!!!如果有耐着性子看了之前的部分,大概可以想象我们这样的家庭在那段时间的遭遇会是怎样。老人家算是非常轻描淡写了… 我把她建国后的回忆录拆成了文革前和文革后两个部分,太长了,光是文革前的部分就得分成三次才能贴完。

当时从大学分配到北京电报局的还有华南工学院毕业的郑政鎏,和一位北京邮电学校毕业的中专生,我们都属于电报机线室,先在电传机班实习。不久我的丈夫许子平也从西安调来了,和我们一同参加实习。那时旧的家属宿舍没有空房,新的家属宿舍正在建设中,电报局的局长贾峰戈在他住的独门独院中,借了一间半平房给我们,并和他家共用厨房,对我们真是太大的帮助。起初他用的小汽车还顺便带我们上班,这样和其他职工的差距太大,后来我们不好意思再乘。和我同时分来的那位中专生,因偷盗手錶被发现,没过多久就被开除出电报局。人事处安排我、郑政鎏和许子平去北京长话局的载波室、北京无线局的发讯台及收讯台实习,整个实习期间大概半年。我的实习工资是56元,半年转正后是72元,这比我们大学同学分配在非邮电系统的工资要高,转正时间也缩短半年。实习结束后我被分配到传真室、子平去载波电报室、郑政鎏去电力室。

我喜欢传真机通信技术,以相片传真机为例,光源经机械扫描有序的从相片上的起始点移动到终点,根椐照射点的黑白深浅,即光的强弱变成电信号的强弱,再通过电路传送到对方的传真机,对方传真机接收的电信号变成光信号 经机械扫描使感光纸受光点也从始点有序的移到终点,感光纸感光经显影液定影液处理后,出现和发方基本相同的相片。这就包含了电学、光学、机械,化学等科学技术。

传真室有24小时轮班值机操作人员和技术维修人员,我做技术维修工作。传真室人员因给新华社收发国际和国内新闻相片较多,从和新华社同志的接触中,知道当时人民日报在各省的发行,受天气的影响太大,因为从北京,靠航空运送制好的人民日报铜版到各省会城市后印刷,天气不好飞机不能起飞,就会延迟印刷。传真室的同事们大胆的提出,制作能传送人民日报一版大小的滚筒相片传真机,各地收到相片后再制板印刷,这样就不会因天气不好飞机不能起飞,而延误报纸的印制。这个建议得到电报局领导的支持,当即组织制作电路和机械的人员,我除了日常传真机的技术维护工作外,也参加报纸传真机的发讯电路的制作。制成两台机收发成功后,正好赶上北京市青年向党和毛主席献礼,北京长途电信局(北京的长话局、电报局、无线局合并后组成)选派我和一位机械工程师,由北京长途电信局的何轰付局长带领,带着我们的报纸传真机。参加北京市献礼的队伍进中南海献礼,那时毛主席不在北京,是邓小平书记和贺龙元帅在怀仁堂前的广场接见我们,当邓小平和贺龙走到我们这里时,我举着报纸传真机收下的人民日报的感光底片给他们介绍。

我们制作的报纸传真机的雏形,引起了新闻机构和邮电部的重视,邮电部研究院和我们商量,为了使收下的感光底片能达到制板要求,需要传真机的扫描密度很密,扫描光点就很小,这就对机械精度和电路有相应的要求,希望我们和他们共同做进一步的研制提高。因为领导要我参加搬到新蓋的西单电报大楼的安装工作,我沒有去邮电研究院继续研制报纸传真机。后来研制出的报纸传真机,进入北京电报大楼和各省会邮电局的传真室,报社用收到的感光片制版后印报,使得各地人们及时的看到了新闻报纸。

西安电信局传真室的传真机出了故障,邀请我们给予帮助,我赴西安帮他们解决问题。待我回到北京,看到丈夫许子平情绪非常低落,写了些耽心我和他离婚的诗词,经询问他被开除了党籍。我找党委看对他的处分决定,记得处分决定罗列的三条内容大致是,(一)歧视工人,看不起工人支部书记。(二)对苏联的科学技术成就有反感。曾言应给苏联大使尤金打电话,问为什么TT1216载波电报机质量这么差,还收我国这么多钱。(三)赞同右派言论“独立思考”。当光明日报刊登文章“要独立思考”,他赞同“独立思考”。看过处分决定后我心里觉得不是他歧视工人,支部书记马某和当时的党支部委员除一人外,都是过去的三青团员,虽然他们解放前是工人,但是在工作方法上也有不足处;不是对苏联科学技术成就有反感,而是对具体机器质量不好还多收钱不满,但不顾影响拿给尤金大使打电话来开玩笑是不对的;当时我也弄不清为什么“独立思考”就不对,就是右派言论。在伟大光荣正确的党面前,自己虽有不同的看法,还是怀疑是自己思想改造的不夠,应该听党的话,服从党的决议。子平被开除党藉后,先调入金工班,后去无线电台农场劳动。

这次还开除了一个说话不注意影响的1938年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高某。不久又宣佈传真室的宛某是右派。这让我感到有些意外,在电报局反右运动开始贴大字报时,我看到有针对高某和子平的大字报,没有见过给宛某的。曾见动员大家帮党整风时,让他作大会发言,我因当时工作忙没有参加,不知他在会上说了些什么。他是烈士子弟,毛泽东选集中曾提到他父亲,其父生前在江西共产党内担任重要职务,母亲是妇女委员。他父亲牺牲后母亲回上海,曾和潘汉年一同做共产党的地下工作。因革命工作 ,宛某从小和父母失散,50 年代他母亲才知道他在北京电报局工作,母子见面不久,母亲就和潘汉年一同关押在功德林监狱。潘汉年是共产党历史上最传奇的特工,是党在白区统战工作的重要领导者、指挥者和实践者,这时误判为“内奸”而被关押。估计宛某对母亲做地下党的革命工作,却被关在解放后的监狱里有意见,以至划成右派。划为右派后宛某被调出电报局,去北京邮电学校教书。我曾被邮电部借调到这邮电学校敎传真电报,和他同一教研室。有一年春节,我和其他老师一起去他家,那时他母亲假释出狱交公安机关管制,住在他的家里。我见她母亲白净干练、幽雅风度犹存,很热情的给我们讲解她在每间房门上编写的对联,字写得也好。那时潘汉年从监狱假释到大兴县团和劳改农场管制。在那里,潘的妻子董慧来到他的身边,住一个能自由活动的小院,他还常到附近河沟钓鱼,甚至被允许进城探亲访友。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江靑、林彪为了借“死老虎”潘汉年为打倒“活老虎”寻找“罪证”,又关潘汉年入狱,宛某的母亲这时也和潘汉年一样关入秦城监狱。

几百人的电报局反右中仅划了一个右派和开除两个党员,反右倾时,从延安来的电报局的贾锋戈局长受到了批判。说他保护了两个党员右派漏网、划的右派太少等等,贾局长不服至健康情况下降,后来一直没有上班。

Written by in: 有涯之生 |
Jan
08
2020
6

陈年掌故——武汉篇(下)

1948年5月左右,我回到了成都。感觉家里变化最大的是我的亲六姐蔡国莹,她和我都生于1932年,她生在当年的1月属羊,我生于12月属猴。她从小比我听话,不和人争吵,没有受过他人的打骂和训斥,也从沒有感到委屈,更不会因此流淚,但她有些胆小怕事,看到我抢过妈妈打我的长烟杆时,吓得她直哆嗦。我过去了解的六姐,是一位老实巴交不夠活跃的人,现在变得很活跃,而且还会唱不少亲共歌曲,我还发现她在兴趣上有了很大的变化,六姐学会了拉二胡、写诗、绘画和爱跳舞。最使我意想不到的是,她居然很认真地和一位同学办起一份壁报,编辑排版在壁报上面,有诗歌、有彩色绘画,此外还有评论国民党腐败的文章等等,准备贴在校园的墙上,她说她们学校有不少自由地发表言论的壁报。过去胆小怕事的六姐,现在居然敢于张贴如此内容的壁报。六哥蔡国杰浏览她的壁报后,戏谑地背诵她在壁报中写的诗歌,六姐追着六哥做轰打状,一直把六哥轰出大门。以前六哥开玩笑吓唬她,吓得她直躲,现在却要反抗。我还佩服她敢于向代父母管她的六婶述说正当的需求,如买二胡订中学生英语杂志等,六婶也给她以支持。我觉的六姐变成一个比我多才多艺、有思想、有主見和有抱负的人。

回到成都,我们错过了开学的日子,珑妹比我早回成都,已经在名校树德女中初三下学期借读,我也到那里借读,我们只上过初中二年级,却旁听他们初中毕业班的课程。我感觉他们英语发音用音标教学,比我们听意大利老师直读式的教英语的方法好,由于意大利老师发英语的音不一定准,再加上学生怕记不住单词发音,往往用汉字注音,学习时费劲还读不准,就耽误了我们对英语的学习。树德女中教的语文课文言文较多,内容也深,初中三年级就学屈原的离骚、庄子的逍遥遊。几门讲主课的老师行政关系不在树德女中,多是聘请同时在几所名挍讲课有学问的老师。班上的同学学习都很认真,因面临要考高中,反饥饿等学生运动都不愿参加。有些同学为了提高英语的汇话能力,课外到基督敎会的外国牧师那里学口语。我曾和她们同去一个外国牧师家,牧师敎我们唱一首《耶苏和我们在一起》的英语歌曲。学校的图书馆不大,但各种藏书不少,我在这里还借到当时的禁书《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

国内战争中国民党节节败退,南京濒临失守,大孃和妈妈的同窗好友冉孃孃全家,也从那里回成都,先暂住在我们家。家里突然增加了那么多人,很是热闹。记得陈哥哥和姚姐姐(陈哥哥的女朋友)非常喜欢珮珮(蔡国珮),常带着她玩。陈大姐(尚杰)的衣着时髦,我参加林家乾哥哥婚礼时,陈大姐借给我一件外衣。陈二姐(尚文)很喜欢音乐,非常羡慕她有一把及他琴,摆弄着琴她能弹出美炒的乐曲。当时陈三妹(尙明)还小,看不出将来也是优秀的艺术人才。冉嬢孃和陈伯伯慈祥健谈,我喜欢听他们和大家一块聊天。

陈家搬走不久,爹爹也从汉口回来了。爹爹喜欢孩子,更喜欢带他们到大自然 中去锻练。有一天,爹爹和我们共十二人,有强弟(国强15岁)、三表弟(杨士衡13岁)、瑾弟(国瑾11岁)、瑗瑗(国瑗11岁)、国璜(10岁)、珮珮(国珮9岁),弟弟(国敏5岁)、小妹(国琇5岁)、小表弟(邓华曾 3岁)还有二姐蔡岫云。我们出大门后往西,穿过吉祥街路口附近的城墙豁口,就到了郊外,一群人浩浩荡荡,走在冬日田野的路径上,一直往西,越过我曾就读过的三英小学一段距离后,才停下来,由二姐给我们照相,接着又马不停蹄的返回家。那么小的华华、小妹和弟弟都没有叫累,大家情绪还挺好,这和部队拉练一样,真夠锻炼人的。

不久爹爹到乐山的一所大学教书,还做他教授的职务。我认为他当时的决策是明智的。如果留在金融界,解放后日子不会好,雷伯伯就是例子。我在重庆大学上学时,在校园里偶然遇到雷伯伯在那里散步。我们聊天时他说他在沙坪坝工商银行储蓄所工作,后来我到他家拜访,他们家只有一间房,他睡一床,他的原配(一个老太太)睡另一上下铺床的下铺,他的小儿子雷京生睡上铺,房里另有一些简单的桌椅。京生的妈妈已和雷伯伯离婚。 昔日曾留学日本的四川省银行总经理 ,现在只是一个储蓄所的留用职员,曾住的大花园房換成了简陋的居室,幸好需要他养活的人口不多。如果爹爹留在金融界,要养我兄弟姐妹这么多人,日子更不好过。

我参加林家乾哥哥婚礼没有多久,我的干爹林表叔就去世了。他家是大的工商业兼地主,干爹继承遗产享乐一生,在觧放前夕故去算是幸运。

我和珑妺在树德女中旁听到暑假,就准备跳级考高中,珑妹打算和六姐同校,上成都县立女中,我不願意再和比我小的妹妹同班上学,就投考成都市立女中。后来我们都上了自己选中的学校,平时都住在学校,周末才回家。记得当时货币眨值厉害,家里给了一些钱才过两天就只能买一小块花生糖了。没过多久妈妈带着齐弟(蔡国齐)、宏弟(蔡国宏)去爹爹教学的地方。后来珑妹因身体不好(月经停了)也去爹妈那里。留在成都的六哥(国杰)、六姐(国莹)、我、强弟(国强)都由六婶代我们的爹妈管敎。

我很喜欢市女中,那里的民主气氛比较浓,中共地下党的活动学校也不干与。课外活动时间,曾有竞选參议员的到学校来演讲,宣传他们对施政的见解和主张。有些同学还骄傲地称呼自己的学校是民主堡壘。学校领导的确具有民主作风,肯于接受意见,根椐同学们的建议,曾经设立过兴趣选修课,每周固定三天下午最后一级课是选修课,学校请大学老师来授课,学生也不另缴费。我选了读词心得、伦理学和音乐。讲读词心得的是四川大学敎授;讲伦理学的曾留学日本,也是四川大学敎授,他的几个孩子是我的小学同学,我去过他们住于宽巷子的家,家里种了很多梅花,他们的母亲是日本人。宽窄巷子辟为成都旅游景点后,据说商业气氛很浓,不知道他们美丽幽静的家园是否受到影响;敎音乐的老师教我们横隔膜发音,告诉我们,当发"嘆!"的音时,就是从横隔膜发出的,让同学按照这样的发音来唱歌。老师还敎我们几首好听的歌,唱前都要我们练音。可惜这些兴趣选修课在临近解放时都终断了。

觧放前夕,我看見四川军阀邓锡候的家眷,住到我们成都市女中的教师宿舍来了,邓伯母(邓锡候的大儿媳妇)带着凱弟等四个孩子,还有邓锡候的大女儿住这里了。他们着装朴素,尤其是邓大小姐穿的是农村染的土布衣服,因为人很胖是一件由两幅土布对缝在中间的旗袍。我曾在他们家住过,彼此都认识,为了不引起别人注意,和她们打招呼聊了几句我就赶快离开。在这非常时期,尽量避开她们,避免同学问起。后来我看了些当时的历史,记述蒋介石要邓钖候去台湾,邓准备起义就离开成都,回到他的根椐地彭県,把他的家眷藏在北门外,也有说藏在簸箕街,都没有说出具体的地址是:成都北门外簸箕街成都市女中,而接待他们的是我们的范寓梅校长。临近解放时范校长到我们班,大谈共产党来了后要"应变",我第一次听说“应变”这个词,后来也没有听说过。意思是要跟上形势的变化不要固歩自封,要換脑筋,她说她也要这样做。

这时, 中共地下党组织同学们护校,以应对国民党军队撤走时可能地毁校,以及国民党军队撤离而共产党没有来时,在无政府状态下,坏人的趁机捣乱。这样的会议我参加过一次,学校放假后我就回家了。那时成都的老百姓很恐慌,就怕军队撤走时的抢劫, 和无政府状态下的坏人捣乱,有的街道路口筑起了栅栏,准备必要时关闭。幸运的是没有出现以上危机就迎来了成都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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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
07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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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年掌故——武汉篇(中)

现在接着叙述我们到汉口以后的生活情况。因为当时银行的单身职员另有住处和单独的厨房,李襄理夫妻在那边和他们一起吃饭,因此这边的厨房仅供我们和杨家合用。我家安排我负责每天早晨上学前买菜,妈妈和珑妹负责做早餐,午餐妈妈做,晚餐由我和珑妹轮流做饭,妈妈还要在珑妹烹饪时助她一臂之力。离我家不远有一个大菜市,市场里的东西非常丰富,我经常买活鱼活虾,这里的活鱼活虾比四川菜市场里的品种多还便宜。有一个星期天,珑妹和我一同去菜市,我们买了鲜活的黃鳝,一路上几条黄鳝都像眼镜蛇一样高高的抬起部分身体,也就举起了头部,欲从竹篮中溜出。让我沒有想到的是珑妹也胆大,她毫不畏惧的和我一起把黄鳝按下去,回到家里还和我一同宰杀黄鱔。要是六姐蔡国莹在这里,连卖黄鳝的摊也不敢接近,六姐胆小,一直不敢吃形象如蛇的黄鳝,好像人的胆量有天生的因素,我和珑妹天生就比六姐胆大。那时武汉市场上,还有许多美国军人抗日战争的食用剩余物资,价格都很便宜,例如奶粉、黄油、火腿等肉食罐头,我们常常买回家,因此家里餐桌上的食品非常丰富。

我们错过正规学校的开学时间。爹爹给我报了半日制的聖玛丽亚英语学校。进入学校我才知道,这里的老师都是意大利修道,她们基本上不会讲中国话,两位修道连比帶画的对我说了许久,我才明白给我取了个英文名字叫Maber。连英语字母都沒有学过的我,只有硬记住这名字的发音。这所学校只有几个教室,我所在教室同学的学习程度最低,而且还参差不齐,有4O多个同学,大部分是外国孩子。同学们依学习程度的不同按纵列排座,各列所敎的课本不同,老师发给我的课本,和我所在那列同学的课本相同。老师讲课前全体起立,口唸外语在胸前画十字。同学们坐下后,意大利修道老师先给某一纵列同学讲课,别的同学都自习。待对这列同学讲完课后,这列的学生复习和做习题,老师再给另一列的同学讲他们学的课。一堂课的时间,老师给几列同学的课都能讲完。我的程度最差,老师再安排一点时间教我读英文字母。在她敎和我同列坐的同学们时,我也和她们一起听读课文,回到家时,爹爹將课文译成中文再告诉我。学生一上午只休息一次,同学们课间休息都讲英语,别的班外国孩子更多,我甚么也不会,只有呆傻的看着他们玩游戏。我最喜欢看他们玩塑像,一个孩子吹哨子,大家听到哨音响,就保持当时的姿势不动,因此院子里塑起了各种姿势的塑像,有的形态非常搞笑。听这里的中国孩子讲,她们一直在这里上学,而不去中国的小学和中学读书,準备以后去国外上学。这些孩子家里多是华侨和有钱人。一个月左右,我因生疔疮而离开这所学校,后来去聖若瑟女子中学上学。

聖若瑟女中和聖玛丽亚英语学校一样,都是意大利天主教办的教会学校。这里学校的校长、管理人员和英语教师是外国修道,大多是意大利人,她们都会说汉语,其他讲课教师聘请的是中国人。学校有一幢较大的四层楼房,和一排平房,楼房后有花园、草地、操场和天使亭。修道的生活区和学生严格分开,学生不能进入。楼内设有教堂,住宿生在教堂参加的宗教话动较多,他们餐前必须先祷告感谢天主后才能用餐。学校曾经开过宗教课,受到无神论学生的反对后才停止。

我家离学校按现在公交车站的距离大概一站多,我和珑妹都是走读生不住校。上小学时,我因逃学误了期末考试致留级一学期,最初入学的年龄也比珑妹大,再加上辗转迁徙耽误多,现在不到十四岁和珑妹同班。

开学时,学校任由学生选择座位,我很想坐第一排,但因自己个子太高,怕遮挡别人的视线,才选了第三排靠墙的座位。这是我从上学以来第一次坐在前面,上小学时都是坐最后一排。现在听老师讲课精神容易集中,听得也清楚,课程的知识性更引起了我的兴趣,使我的求知欲特别旺盛。在这里学习的四学期中,除了教官讲的课外,我都感兴趣,因此期终成绩在全班五十多个同学中,名列前三名。但沒有得过第一,第一名是绍兴赵姓同学每期稳拿,她的两个姐姐也在我们学校,都是每期学习成绩稳得第一,这三姐妹的学习很了不起。我除了有一学期是第三名,另外三个学期都是第二名。前三名可以不同程度的减免学费,第一名全免,第二名免一半,第三名免三分之一。我们学校相当于贵族学校,在武汉的中等学校中,学费收得最高。珑妹成绩也不错,大概排在六、七名。我能免些学费给家里减少点负担,爹妈很高兴,为了鼓励我们取得的成绩,爹妈獎给我和珑妹去挑选花布做新衣或买自来水笔等学习用品。

学校规定学生必须穿制服,一年的四季一律穿黑皮鞋和白长统袜、夏天上身穿白衬衫打黑领帯和下身穿黑裙子、春秋季上身穿帶白翻领的黑夾衣和下身穿黑裙子、冬天穿阴丹士林布缝的旗袍,另外还要买一套价格不菲的童子军服,別的学校童子军服並不贵,我们学校的卖这么贵,同学怀疑是敎官从中吃了回扣。教官还规定没有童子军服,学习成绩很好也不能升级。教官是国民党派来的,在这方面修道还要听他的。其实我们在校两年童子军服只穿过两次,都是参加全市的天主教活动才穿它,一次是参加全市天主教大弥撒,另一次是迎接梵蒂冈大红衣主教到汉口。参加这些活动学校免费供应我们午餐,修道炒的意大利空心粉很好吃。

学校没有图书馆,那时我很想看些课外书,路过民生路时,我去那里的一个书店站着看看书。有时去中山公园图书馆,马尔萨斯人口论等,都是我在那里看到的。对我帮助最大的,是我后来结识了我家对门,开钱庄老板的大女儿,她借给我看过很多书,如包法利夫人、娜娜、安娜卡列尼娜、…………,后来我把这位姐姐介绍给三姐,三姐也喜欢借她的书看,三姐结婚时这位姐姐当她的女嫔相。

我们的住处没有大的院子和花草树木,爹爹就常带着全家去中山公园和东湖等处。中山公园大湖里有几个小岛,岛上茂密的树上都一片洁白,因为树上停滿了白色的大型鸟鹭鸶。后来我工作时出差去武汉,又到这个公园,岛还在,岛上的树林也在,但一隻鹭鸶鸟都沒有了,可能是环境受到破坏。以前汉口城市附近有很多大小湖泊,后来填湖蓋房,可能是因为鸟儿失去它的食物——湖泊中的小鱼,就离开了这里。那时爹爹带我们去武汉大学珞珈山的东湖,远看东湖是一片碧绿。我们在湖上泛舟,因湖水清澈,能看到湖水很深处的水草和鱼儿。2003年我再到东湖去时,見那里的水混浊至远看呈灰濛濛的一片,近看也见不到湖里的水草,昔日的东湖美景不再。

在汉口居住的那些日子,几乎每天晚饭后,爹爹都让我陪他散步,因为妈妈幼时缠过脚(滿清时以妇女小脚为美,逼着年幼女孩缠脚),虽说没有缠多久,大人就给她解开了缠足布,但脚已经有些畸形,影响较长距离的走路,她也就不能常陪爹爹散步。平时我和爹爹走到沿江大道看到长江后就回家,星期天有时就走到汉水再返回。边走边聊天,爹爹给我讲中庸之道,我听不进去,我认为正确的事就应该坚持,错误的坚决反对,沒有中间折衷。爹爹也不把他的观点强加给我。我把爹爹当成好友,心里有甚么疑问都告诉他。有一段时期许多学校组织辯论,把我认为错误的辯成正确,使我感到往往在事实面前,正确和错误弄不清,左派认为对的,右派认为是错,我向爹爹提出正确和错误怎么分辨,真理和美的标准等。参议员競选时,搞得很热烈,我又问爹爹,学政治好还是技术好?爹爹告诉我学技术,不要学政治,技术问题出错影响面积小,而政治是把社会作为实验室,一旦错了影响范围很大,甚至还会造成对人的重大灾害。通过后来我经历的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历次运动,真的感受到政治错误给社会带来的灾难,爹爹当时的说法太有远見了。

在我有清楚记忆的人生历程中,只有四年左右的时间,我和爹爹住在一起,在这一时期中,我感受到的亲情和父爱真是难以忘怀。平时爹爹给人的印象是严粛少言笑,而我接触的,确有另一面。以下一些琐碎的回忆,对我却是宝贵的。

我不只是和爹爹聊思想认识问题,有时还和他下象棋,下棋时,妈妈都在旁边观看。我总是输棋,好不容易吃爹爹一个关键棋子,妈妈在旁提醒我:“妳还真吃!”,意思是他是父亲,妳应该谦让他才对。我才不管那一套,毫不留情的照吃不误,就这样还是败下阵来。总不能赢,失去兴趣我就不下了,爹爹还求我再下。爹爹不和妈妈下棋,我想可能是不願接受妈妈的谦让。 有时我写作业时,爹爹坐在旁边帮我削铅笔,他削的铅笔既好用又好看,不愧是学工程的,现在我每用铅笔就想起爹爹,深深的怀念他。我没有听过爹爹唱歌,就开玩笑地、撒娇地求他唱给我听,他竟然把记得的诗词,以类似歌曲的曲调唱出来。我问他是上学时老师教的吗?他说诗词就是用来唱的,我也曾听说古人摇头晃脑唱诗词的事。他还教我唱一首英文的法国民歌<闪烁的星星>。那时著名女高音歌唱家管喻宜萱到汉口来演出,演出票很难买,爹爹弄到了两张,这次爹爹却没有给我陪他去听唱歌的机会,爹爹高兴的带着妈妈赴音乐会了。

在汉口的那些日子,妈妈太累了,她要赶在我们中午放学前做好午餐。下午还要给我们手工缝制衣服,我和珑妹的制服、珑妹的连衣裙(我的旗袍是我自己裁剪和缝制),爹爹的毛料长衫都是她手工缝的,还要给大家做棉衣,而她没有为自己缝过一件新衣。长期坐着干活,致使她的双腿浮肿,在她的小腿上用手指一按就呈现很深的坑。晚上有时她还因气喘坐着不能入睡。却沒有听说她去看过病。我们对她的关心实在太差了。尤其是家里两次被盗,帶给她的精神压力太大了。一次是卧室里的箱子未锁,其中四付较重的金手镯被盗。曾听她说这些黄金手镯是準备给四个女儿陪嫁用的,被盗的事,她怕爹爹着急还不願意告诉他。另一次被盗,是她去搁马桶的厕所时未锁卧室门,小偷盗走了卧室里的一个箱子,这件事妈妈也不敢告诉爹爹。被盗箱子里别的衣物都不要紧,重要的是有我和珑妹的童子军服,妈妈怕没有童子军服,我们学校的敎官不让我和珑妹升学。她写信给石家庄的五哥蔡国宝,让他寄些钱来又为我和珑妹各再买一套。以前我们家住独门独院,甚至还有看门人把守,妈妈习惯了出卧室不锁门,现在我们汉口的家,卧室离白天敞开的临街大门太近,以致招来被盗的事情。

过了些日子,四哥蔡国礼受学校处分回汉口来了(椐四哥的二女儿蔡宪讲,文革中经组织外调查明,四哥参加了地下党外围组织,参加“反饥饿、反内战、反廹害”运动遭到学校开除)爹爹非常生气,就是不理四哥,也不听他解说。但爹爹仍然关心四哥,安排他进入收费高、教学质量好的法汉男中上高中三年级。这所学校是法国基督教办的教会学校,教法语的是法国牧师,他和四哥的关亲较好,我常听四哥提起他。从那里毕业后四哥入爹爹主持的通惠实业银行工作。

不久三姐蔡国璧,也从成都来这里的汉口协合医院护士学校插班就读。这所医院的条件很好,我看到的病房宽大,护士的生话条件也好,牛奶放在饮水桶里随便同学取着喝。医院就在中山公园旁边,附近还有些湖泊,因此空气和环境都好。有一次我去她们那里看演话剧<野玫瑰>,该剧讲述抗日战争时沦陷区对敌斗争的事,情节复杂引人入胜,曾经在社会上引起轰动。作者是我们的三表妹陈光琴的养父陈铨,前面介绍过陈铨教授,这里不再赘述。三姐演剧中的主角,以前不知道她演过节目,居然在这里担起了剧里的主要角色。我見她台词记得熟练,演得也还自然,因而获得一片掌声。汉口协合医院护士学校学生的负担较重,不只学习听课,还要参加医院的轮班工作,她们利用课余时间排练话剧,演出能取得这么好的效果实属不易。

三姐因学习和护理的工作繁重,在校期间回家的次数不多,有段时期很久沒有回来,我们到学校了解她也不在学校,让家人非常着急,后来听说她住在一个朋友家,爹爹也没有打听到那朋友的地址。有一天,爹爹带着我们去中山公园玩耍,经过游泳池时,忘了是谁首先看见三姐在那里,大声的呼叫三姐,大家看到她后非常高兴,三姐見爹妈不仅没有责备,见到她时的高兴溢于颜表,她就很快換掉泳衣出来見我们。和她交谈后,大家才知道她交了一个男友,三姐准备嫁给他,但那人的家境和我家相距甚远,她怕父母不同意。爹爹让三姐带男友回家看看。

三姐的男友徐哥哥名嘉诚,云南楚雄人,家务农,本人在空军地勤做机械师,看起来徐哥哥人老实,三姐搬回家住后,他常来我们的家,和大家也谈得来。他要出差四川,爹爹就託他把妈妈、珑妹、宏弟带回成都。他们回四川的路上轮船触礁,触礁时的大晃动,使睡上舖的珑妹摔出,徐哥哥眼急手快接住了她,避免了珑妹摔在地上。事故使徐哥哥携带的单位物品有了损失,同行的同事让他多报损失,他沒有同意。触礁延长了旅途时间,沿途的情况妈妈有信告诉爹爹。徐哥哥返回汉口后,就张罗着和三姐的婚事,我看見爹爹给了他们一块金条。他们在江汉路一个大饭店举行婚礼,有十桌左右的宾客,大多是徐哥哥所在空军单位的朋友。三姐穿着婚纱服很漂亮,婚礼后他俩住我们附近高挡的璇宫饭店。 徐哥哥所在的空军部队要去台湾,三姐和徐哥哥不愿去那里,而是回云南徐哥哥的老家。

不久四哥带着我乘轮船回四川,沿途很顺利的就到达重庆。四哥赴重庆通惠实业银行工作,我暂住四川省银行总经理雷伯伯家。四哥又帶我去军阀邓锡候二儿子邓亚民家,联系乘他们的军车回成都,没几天我就乘军车回成都了。

Written by in: 有涯之生 |
Jan
06
2020
0

陈年掌故——武汉篇(上)

去年年初(!)为了骗更,把家里长辈的回忆录贴在blog里。她的回忆截至到49年解放,分为两个部分。抗战之前一家子在重庆的生活,我分成两篇贴了出来。本来应该接下去贴抗战结束后的武汉生活,但我立即又沉入了工作的汪洋大海,连骗更的力气都没有了,留下一只大坑。

时近年关,家族群里的老人家们又活跃了起来。这位长辈更新了回忆录,添加了建国后的种种。老年人都这么勤力,让我非常不好意思,骗更的事业,决定继续下去!老辈子可能时间很多,回忆录越写越长,即使我把武汉生活分为上下两半,篇幅也是惊人的…请大家原谅则个。

这位写回忆录的老人是我爷爷的妹妹,排行第九。他们兄妹属国字辈,九姑婆的大名叫蔡国玖。我爸那一代是泽字辈,我…就不晓得是什么字辈。爷爷给子女孙儿辈取名都非常天马行空,不拘常理。九姑婆文中的四哥是我爷爷,兄妹俩年龄差距蛮大,她的童年时期爷爷应该都在外地上学,所以甚少出现在回忆录中。寥寥几笔,爷爷都甚倒霉,说明兄妹俩关系并不亲密。开除我爷爷的学校是同济附中,所以爷爷在那里学了德语。本来我也不知道,但我决定去德国留学之后,爷爷很开心,赞助了我前两年的学费生活费。我放寒假回去看他,他还想跟我用德语唠嗑。但当时我的德语太差,也没法跟他说得上几句话。现在看了九姑婆的回忆录发现原来他还学过法语,解放前的中产阶级受教育水平真的厉害…

抗日战争由于日本宣佈无条件投降而胜利结束了。战争期间,因躲避日军纷纷逃难来四川的老百姓,都争先恐后的急着回自己的家乡,因而要输送大量的人流。交通工具成了很大的问题。当时江运方面,似乎只有一家私营的民生轮船公司在营业,回家乡的人很难买到船票,而且当时还沒有直达汉口的轮船。爹爹任职的银行,设法用最贵的价格为我们买了到宜昌的特等舱票。

为了保证旅途中行李的安全,妈妈嘱咐我们把被蓋圈捆结实,箱子塞滿。她特地买了个一米多长的大竹篮(现在没有卖的),将锅碗瓢盆等杂物都放在里面,竹篮上部有网裹着,东西掉不出来。她提醒儿女们把零碎的物品归置在一起,必须记住携帶的东西总共有几大件,不要在下船时丢失。

船上很拥挤,近乎水洩不通,没有舱位乘客的地铺,佔据了船上的走道和所有的地面。特等舱条件好,具备有四个单人床位和洗漱池。妈妈、我、珑妹和宏弟住一间,四哥和别的乗客合住在另一间。

我因为晕船,上船后只好通过睡觉来度过。记得船过三峡时家人叫醒我,看到好像船离岸很近,因为山高在我站的位置看不见天,实际船离岸还是远,因此看到对岸的房子很小,让我非常惊奇,岸上小小的房屋给人的感受彷佛进入童话世界。

船过三峡不久就到了宜昌。我们为了方便上下船,就在码头附近找了个简陋的旅馆,我们和在船上遇到的,四哥同济附中的一位女同学,同挤住在一间大房中。四哥在旅馆住下后,赶紧去售票处购买去汉口的船票。当时能买到的就是最便宜的统舱票,连床位都没有,也就是见到船上哪里有空地,就把自己的被褥铺在哪里。幸好我们全家的被褥都能铺在一起,避免分㪚开住的情况下,会产生的许多麻煩。

到汉口下船时,爹爹来接我们,让我为四哥和四哥的女同学看守船上的行李,请四哥的女同学和大家一同上岸吃饭,他们的终点站是上海。他们吃过饭回到船上时,爹爹的人力车夫随同回船的四哥来接我。我下船首先看到的是,一群排队坐在地上的日本鬼子(已投降的日本军人)等待上船,个个垂头喪气,昔日的威风荡然无存。我们上岸的地点正对着江汉路,这是汉口最繁华的地帶,街的两旁挤滿了大的商舖和饭店,厨窗中陈列美丽,霓虹灯鲜艳夺目。一会儿人力车拐进左边的里弄,约在三、四十米处停下,车夫告诉我到家了。这就是我们在汉口的新家,新家的地点是在江汉路华中里。

这是爹爹所在的通惠实业银行租借的家属宿舍,宿舍位于二层楼房的底层。家属宿舍只有三家人,我们家、李襄理家和杨姓出纳家。银行出面请来一女佣,为我们家和李襄理家洗熨衣被和打扫卫生。银行分给我们面积相同的两大间房,向阳的一间是我们活动的主要场所,放一双人床、一单人床、箱架子、三人沙发、两个单人沙发、两个茶几,还摆下餐桌餐凳和写字台。

从外面走进楼房时要经过一个天井(小院子),然后是公用大厅,大厅左边是我们家的房,居住在右边的是另外两家。大厅的后面有天井、厨房、女佣房、放马桶的厕所和通往后门的过道,以及通往二层和晒衣露台的楼梯。后门有一条很窄的街道,街道的宽度只能允许一辆大粪车通过,每天早晨大粪车经过该街道时,就有人大声呼喊“下河了!”,各住户都从后门出来,把马桶里的屎尿倒进大粪车里。街道的两旁有水沟,刷马桶的脏水和各户的脏水都倒进水沟里。

华中里是个大社区,社区拥有的都是红砖二层楼房,各楼的建筑结构类似。虽然紧邻江汉路闹市区,但它安静整齐,不像有的里弄伸出竹竿在大街上晒衣服。这里晒衣的露台都在后门窄的街道那边,从外面窥見的主街道就显得很整齐。不仅如此,建筑布局也考虑到为住户提供生活上的方便。

因为武汉的夏天太热,玻璃窗处设有能开关的双木板窗扇,中午多关上它。最热时,晚饭后一些住底层的人,把家里的单人竹床抬到主街道两旁,那里有穿堂风,夜里许多男男女女就选择在那里睡觉。除爹爹外,我们家里的人也曾在那里睡过觉,但不管天气多热,我都蓋上薄被。华中里百多户的人家睡在街道上,我沒有听说过趁机耍流氓的亊情。

不久,曾留学英国的四姑父邓燮纲,被安排到驻汉口的联合国救济总署工作。隨之四孃带着大表妹敬时、表弟铭曾和华曾也来到了汉口。他们住在离我们不远的一条街,住二层楼房的二层。夏天比住底层的我们要热许多,电扇吹出的是热风,他们不得不买大块的冰放在房里,用它来解暑,冰化后温度又急剧上升。有时四孃就帶着表妹和表弟来我们家躲避暑日,待到下午气温稍许下降再回去。那些年月,居住在汉口的老百姓在不拥有空调设备的情况下,面对酷热难当的夏天,所受的煎熬是今天很多人难以想象的。

关于四孃,我要在这里讲一段故事,四孃蔡家琼(字珣若)毕业于四川大学教育系,当年她和未来的四姑父举行婚礼时,四姑父突然晕倒,蔡家耽心他是痨病引起的,因此就向邓家提出退婚,邓家拒绝退婚,于是四姑父就每天到四孃教书的成都实验小学追四孃,四孃不得不躲到重庆,四姑父又追到重庆,后来见四姑父感情执着身体健康,四孃才去了邓家。邓家在四川江津白沙是一户开明的大富绅,邓家当时在江津做了许多善事,曾在经济上关照过,被中国共产党开除的党的创始人陈独秀。邓家人也都善待四孃,四孃去那里后,在抗日期间疏散到那里的中央图书馆工作。四孃的为人处世受到邓家的尊重,因此和邓家人能保持良好的关系。四嬢为邓家生了一女(邓敬时)一儿(邓铭曾),此后又怀孕时,四姑父一个嫁到杨家因医疔事故而不能怀孕的妹妹就提出,如果四孃再生一个男孩就把他留在邓家,如果生下的是女孩,希望由她来抚养。我们的二表妹杨景宜(邓敬业)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成了杨家的人。二表妹的养父是解放后在对外贸易部工作的专家杨西孟。另据三表妹陈光琴(邓敬平)讲,还因为二表妹的养父母当年从美国回国时,在香港被中共方面留住,要求他们先扮成一家人以完成大陆方面的任务。他们身边没有子女,遂向哥嫂求助。四孃继续怀孕时,四姑父一个具有男孩但家里沒有女孩的另一妹妹,也提出如果四孃生下女孩就交给她抚养,四嬢和四姑父也满足了她的願望。三表妹陈光琴的养父,曾留学美国、德国,是西南联大、同济大学和复旦大学的著名教授陈铨。陈铨还写过轰动抗日战争时期的剧本[野玫瑰]。后来四孃又生了小表弟邓华曾和小表妹邓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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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
01
2020
2

回想与展望

2019年很快就过去了。时间流逝的速度之快,让我觉得不真实。然而回想上一个新年发生的种种,又觉得是很早以前的事了。人们对时间流逝的感知与他们的经历和得失有没有可循的规律呢?即使有,大概也属于玄学一种吧。今年不想立flag和做清单式的年终总结,只想梳理一下事件和情绪。

上午和搞社科的小哥哥一起去中国城吃茶,路上他问起我的工作,我说,工作有很大的问题,但不是生存问题,是发展问题。事后想起来,发展问题,应该同样也是生存问题吧。(?)

我和飞先生是十六七年的朋友了。他曾经常出现在这个blog中,但最近几年我较少提到他了。我们从朋友变成了事务所合伙人,在工作渐上正轨的同时,彼此的关系却日渐疏离。没有必要在公开的blog里陈述事实,但总之,相爱的人儿们不会平白无故地疏离,不能否认对飞先生,我有很多不满与愤懑。

曾经,对于世界加诸于我的所有烦恼,我习惯在混沌中默默忍受,也许会间歇性跟人嚎叫两声,或是到网络树洞中吐槽一番,之后不外乎继续默默忍受,“砥砺前行”。但好奇的人总是奢望理解这个世界,我也想要认识自己的烦恼。忽然有一天我发现,本来是作为消磨时间的“闲书”们,却可以提供各种理论框架,把所有的烦恼都框进去。那些比我睿智的人们就算没有给出解决方式,也从各个角度提供了认知和分析烦恼的途径。我的烦恼哪里是我的烦恼,它们是人类的烦恼。

So the world is not any more the one it used to be.

从理论中我得出一个结论,Women are the niggers of the world, I am the nigger of the office. 再加上那些我从来就无法感同身受的价值观,以前还能带着一种欣赏奇观的exoticism笑眯眯地旁观,被各种理论过滤一番之后只觉得索然无味,更加厌烦。这是我跟飞先生分歧的原因。理论给了我底气,也给了我一些行动的模板,同时让本来做事就横冲直撞的我更加理直气壮。冲突无法避免,分歧难以融合,争吵除了把每一件事情都变得愈加丑恶,并没有起到更多的作用。在某些不知所措的烦恼时刻,我怀疑精致的理论是不是像白雪皇后那个故事里镜子的碎片一样,落到人们的眼睛里,让他们眼中的世界从此变得冰冷而丑陋。

这是一个complicated和delicate的情况,我不知道如何面对它,也不知道在新的一年,它会变成什么样子。在可控制的范畴中,2020年,我想改进自己与人交流的方式。

我是一个奇突而生硬的人。夏天的一个生日宴会上我遇到U,一位Xenofeminist(外来的女权主义者?)。我大概在吐槽飞先生养育后代给我带来的困扰吧,聊着聊着就聊到生孩子这件事上来。啊,她说,资本主义社会巨大的生活压力夺走了人们生育的意愿。我正在做一个研究,探讨为什么前民主德国的人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反倒乐于生产。

这有什么奇怪的。我说,前民主德国的人在计划经济制度中失去了主体性。国家分配工作,包办每个人的生活。通过追求事业实现自我价值只是极小一部分人才能享受的奢侈,其他的人当然就结婚生子,把热情倾注在建设小家庭上了。

U生硬地说,你说得很对。然后我们的谈话就结束了。

格格巫说,你不能这样跟人讲话。这会截断一切继续讨论的可能性。跟你说话的人要不就意识到自己是个蠢货,要不就因为如此浅显易懂的道理你居然在那里洋洋得意地宣讲而认为你是一个蠢货,反正不管哪种方式,这个对话都进行不下去。他说,更好的方式是问问题。比如:interesting!那么你们探讨出来为什么了吗?在对方的回答中,你迟早能搞清楚到底谁才是蠢货。

也许他是对的吧。不管是不是对的,这个方式或许都可以帮我变成一个更柔软的人,把某些我也许不愿意结束的对话进行下去。所以,新的一年我希望自己能习得这个技能。

加油!

Written by in: 有涯之生 |
Dec
26
2019
8

Happy Holidays

昨天是24号,格格巫的基友A请我们去吃饭。我们抱着好几个礼物(本来不是为圣诞准备的,一周前A帮了我一个虽小但重要的忙,为了表示感谢,我在机场给他和孩子们买了一点小礼物)到了他家,想要很俗气地放在圣诞树下,结果发现他家根本没有圣诞树,只好找了一盆绿植,把礼物塞在花盆下面。

酒足饭饱之后,A的老婆莎乐美拿出一把九头烛台,点燃三枝蜡烛,带着孩子们开始唱希伯来文的颂歌。然后,为了体现这类节日在当代社会存在的价值,两个小屁孩各自得到一个小礼物。我们也趁着这个机会,把我们带来的礼物分给A,莎乐美和孩子们。

回到家里,格格巫打趣说,莎乐美最近两年忽然重新意识到自己是个犹太人了。其实他们一家子并没有什么宗教信仰。A在加州长大,爸爸是黑人,妈妈是白人。莎乐美是来自纽约的犹太姑娘,不过她们家应该早就已经世俗化了。莎乐美几年以前忽然觉得,一到十二月底就总是圣诞圣诞圣诞,孩子们既然有犹太血统,那也应该了解了解犹太节日。所以把压箱底的烛台、希伯来颂歌本子什么的一股脑翻了出来,开始在家里过起了光明节。

以前我看人抨击“政治正确”,有一个常被拿出来讲的点就是所谓的“happy holidays”,圣诞节这么普天同庆的日子居然不能铺天盖地地互相问候圣诞快乐,而是要改成畏畏缩缩的“节日快乐“,别提多别扭!那时候我还觉得这些人挺有道理,毕竟,我生活在——出于某种历史原因——犹太人数量极其稀少的国家,光明节这样的东西我只在书上看到过,到底是什么时候要干什么我一无所知。设身处地地想一下,过春节要是有人不让我说“恭喜发财”而改口“祝您幸福”,那我说不定也很生气。但这几年因为结交了几个犹太朋友,忽然发现基督教徒过圣诞节的时候,人家犹太人也是要过节的嘛,这样一来我就理解那个“happy holiday”了,凭啥铺天盖地都是“圣诞快乐”呀?我要是犹太人,我也不乐意。

我之前也跟一些抨击政治正确的朋友有过一些讨论。他们在这种时候会说,你们要happy你们的holiday你们一边儿happy去,干嘛要按着我们的头,逼我们一起happy呢?改变让人感到舒适的习俗确实会引起那些懒于思考改变原因的人的反感,然而当“政治”作为一个方法论出现,要扭转一个数量巨大的群体的集体习惯时,我不知道有什么更加理性温和四平八稳的可能性,不管怎么说,即使这种可能性存在,也应该是在无数的偏移和纠正中被摸索出来的吧。

Merry Christmas本身就不是通过什么理性温和四平八稳的方式成为西方世界一个传统项目的。稍微研究一下日历,会发现基督教几乎所有重要节日都跟一些其它民族和教派的某种节日重叠。在基督教扩张的历史中,为了抢夺信徒,教会把自己的节日跟其它教派节日设置在一起,让那些改宗到基督教的人没有机会通过参加异教的庆祝仪式改变信仰,这个过程一定不那么令人愉快。其令人不愉快的程度可能远远超过在购物中心或学校礼堂砍掉几棵圣诞树。当然人类的历史本来就是打来杀去的一本烂账,倒也不是在说基督教什么坏话。我只是感慨有时候人们对“矫枉过正”的反感甚至远远大于对错误本身的厌恶,不知是因为这些人心里其实赞同那些被“政治正确”批评的对象;还是说他们从理性上知道政治正确并没有什么错,但感性上却无法共情,理性与感性的撕裂造成隐秘的羞耻感和语言行为上对“政治正确”各种各样的看不顺眼,就像那些恐同的深柜一样。

我前几天因为“政治正确”的事情在网上吐槽,后来又跟朋友有一番争论。这一番争论让我再一次深深地感受到,我们每个人对事物的观点,都如此深刻地被我们的教育、成长背景和生活环境所影响。有时候相似的出发点,却可能导出截然不同的结论。各种认知的鸿沟让我们越来越像生活在一个又一个孤岛上,无法彼此获取温暖。怎么办呢?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对我自己来说,(哒哒哒新年感言开始了)还是要多读书,多思考,多说话,跟愿意讨论的朋友讨论问题,就算彼此持着不同的观点,只要心平气和,也能够有所收获。希望自己能够更经常地打破成见、跳出舒适区去想问题。

最后有一个感想:朋友的小孩长得都好可爱啊。但真的是两个小魔鬼。整个晚上所有的人都围着他俩转,大人们几乎没法正常交谈。几个钟头之后我头昏脑胀,又无聊又烦躁,简直想要一头撞死。所以那些心甘情愿繁殖后代的人到底怎么想的?!

Written by in: 有涯之生 |
Dec
24
2019
2

圣诞故事之外公外婆的婚姻生活

跟格格巫唠嗑儿,本来在说他讨厌圣诞节这档子事儿,忽然就扯到了他的长辈上去了。听完故事我立即想来blog里八一八,要是格格巫知道了肯定很火大吧,但是嘻嘻,谁让他不懂中文呢。

格格巫的外公是个纳粹。据说格格巫小时候有一次跑到屋顶储藏室里玩,翻出了外公的党章。他不知道那是什么,拿下来问外公,外公就很不好意思。当着小孩子和家人的面,只好说,这是纳粹的党章,但我当年是不得已才入党的。小格格巫问:外公那你在纳粹党里面干什么呢?外公就说,我干的是文职工作啊。那时候我被派到东德,负责把那些没有人住的房子分给需要房子的人。小格格巫又问:为什么好好的房子没有人住呢?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格格巫的外婆是个医生。外婆家两姐妹都是独立执业的医生,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外婆的妹妹嫁给了一个“耙耳朵”,在家里大权独揽,30年代末瞧不上国内的气氛,举家移民去瑞典了。外婆自己则选了一位高大英俊的律师,从此这辈子就被他吃定了。

作为一个野心勃勃的律师,外公职业道路上一个必然的坎就是“入党”,如果不入,那么上升的渠道就封死了。于是外公就只好变成了一个纳粹。但很奇怪的是,战后他们一家进了俄国的战俘营,反倒是外公只身一人逃了出来,腿儿着回到了一片狼藉的拜仁州。

这里有一个很耐人寻味的细节。按理说带着两个孩子留在俄国战俘营的外婆一定凄惨到毙,然而据外婆说,被俘的那几年是她人生中的高光时刻!她每天开着翻斗摩头车,把两个小孩子塞在车斗里到处给人看病。不管是俄国军官还是德国战俘都超级尊敬她,外婆每天忙得要死,老公什么的抛到了九霄云外。

反过来,回到巴伐利亚的外公则陷入了抑郁,出于对外婆的思念,他开始每天为她写日记。但是身为极其擅长压抑自己情感的传统男性,外公的日记里读不出任何思念的痕迹。格格巫说,老头哼哼唧唧地写道:我失去了工作,觉得自己是个毫无用武之地的人,只能困在屋子里,浑身力量无处发泄。接下来他又写道:我站在窗前,长久凝视窗外废墟上那些捡拾砖瓦的女人… 年轻的格格巫愤怒地想:你凝视个屁啊!浑身力量,干嘛不去帮着捡一捡?!所以这本日记他读了两页就读不下去了…

后来战俘营解散,外婆带着孩子们回到家乡,跟外公白头到老。格格巫一直认为他们颇为恩爱,证据之一是老两口每年都会一起开着房车出去度假,这个习惯从未间断。但在外公死后,外婆连老头的葬礼都拒绝参加。而且她再也不愿意出门了,“房车旅行,”她说,“是我人生中最可怕的事件。”格格巫表示同意,他的外公外婆属于那个每到夏天会长时间地出门度假疗养的阶层,但战后大家一贫如洗,住不起丽池酒店,只好开着一个小房车,带着一顶小帐篷和一个折叠橡皮艇出发。每到一个目的地,外公会先把小帐篷架起来,然后戴上自己的船长小帽,两个人驾着橡皮艇去游湖…这种辛劳的旅行方式给小格格巫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以至于去年我们去希腊度假的时候,我拿出自己在淘宝上精心选购的吹气沙发想要炫耀一番时,格格巫PTSD发作,摇动双臂尖叫着跑出屋去,很久都不愿意再进来。

在我看来,格格巫的外公还是一个PUA高手。外婆作为一个高收入的职业女性,嫁给他后被一番洗脑,接受了自己“不善理财”这个“事实”,诊所收入全部上交,自己只能从外公那里得到一点可怜巴巴的零花钱,连买衣服都不够。外公去世后,她立即从上门传销的骗子那里花一万马克买了一张冒牌波斯地毯。当年的一万马克啊!怕不要值现当今的十万欧元!家里人都被雷得外焦里嫩,纷纷提醒她有可能受骗上当,但是外婆很得意地说:我知道!老娘就是想胡乱花花钱!

Written by in: 有涯之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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