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p
06
2019
7

飞先生生孩子

今天我要来讲一讲飞先生生孩子的事情。

超级无敌家庭男飞先生有朝一日要养孩子,这个地球人都知道。但这次的生孩子事件,仍然可以称得上猝不及防。

我跟飞先生之间那些“老夫老妻”型的恩恩怨怨先放在一边不说,六月我从芝加哥回来,有一天我们开了一个长会讨论工作,会后他忽然留下来半是羞涩半是为难地说:“嗯有一个事情我必须告知你,就是我们准备要一个孩子。现在已经在申请中了。”

看到我猛地瞪圆双眼,他赶紧补充:“但是你不要着急!不要着急。领养程序要好几个月,之后的等待时间起码也有两三年,这两三年足够我们调整工作安排,做好该做的准备了。”

那么我听到他这样说,也不好跟他多做纠缠。之后飞先生就在工作之余热络地参与到领养申请程序中去了。具体要干些什么我也没兴趣打听,飞先生自己没忍住讲了一些,我了解到他们需要上一系列关于如何为人父母的课。这个课对想要领养孩子的人来说是必修课,如果在课上的表现得不到认可,是不能获得领养资格的。我认为这种课程应该被普及到全人类——有助于进一步加速人类的灭绝。飞先生曾经兴致勃勃地跟我描述上课的情形,同学好像有五对等待领养资格的人,两对异性恋,两对男同志,一对女同志。据说,老师曾经饶有兴趣地问那对女同志:你们为什么不试着找精子自己生呢?其中一位很虎地回答:“老师不瞒您说,我们太肥了。”

飞先生他们申请领养德国本国小孩。我听到的时候觉得颇奇特:德国这种第一世界国家还有被遗弃的小孩?为什么不去国外领养?飞先生告诉我领养外国小孩手续繁杂,而且要付出很多金钱,反倒是领养本土小孩来得便宜又便捷,真是出人意料。

不难想象,飞先生夫夫一定是领养机构那些大叔大妈心中的宝贝。就这么说吧,当他告诉我不要着急,一般来说领养的等待期都长达两三年的时候,我也是相信的。大家都这么说,还有人等了五六七八年也没等到。然而,飞先生夫夫领养申请的程序还没走完,机构的大妈就又是欣喜又是神秘地告诉他们:有个孩子在等着他们啦!但是请保密哦!现在还不到板上钉钉的地步哦!老实说,我惊呆了。

那个孩子还在他娘的肚皮里头就被抛弃了。后来我了解到,这位妇女之前已经三次产子,第一次是在她高中的时候。因为高中生妈妈自己也是未成年人,所以孩子一出生就被未成年人保护局带走了。后来的三个孩子属于两个不同的男人,现在这个孩子和他哥(或者姐)拥有同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父亲。这男的平时还好,但只要家里因为任何原因关系紧张的时候他就一走了之,是个靠不住的混账。也因为这个原因,孩子的生母得知自己再次怀孕后就决定自己无力抚养第三个小孩,提前签署了抛弃声明。

还好,飞先生提到,虽然决定抛弃小孩,但这位妇女仍不失为一位负责任的女性。她很注意孕期健康,没有进行抽烟喝酒吸毒之类丧失理性的活动。飞先生甚至提到这位女性当初在学校里虽然因为怀孕辍学,但成绩居然不错,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打听出来的。

这种故事听了让人非常唏嘘。飞先生他们因为搬到波茨坦的原因,领养是在布兰登堡州进行的。布兰登堡州属于前东德地区,我刚到德国的时候,就在该州一个叫“哈文河上的布兰登堡市”的小城住了三个月。那时候每天我都坐一个多小时的火车到柏林来学德语。因为语言不通而且跟当地没有发生什么实际联系,我对布兰登堡人的印象非常扁平:他们穿着土气,但人很善良。我曾经用菜刀在拇指的关节上拉出了一个很深的口子,但因为医保还没办下来,不敢去看医生,每天都露着白花花的骨头走来走去。是一位爱管闲事的大哥看不下去把我揪到诊所里,医生免费给我上药包扎,还赠送一大堆消炎药和各种在当时我眼中很高级的防水创可贴和胶布。总之就是这样一个地方,现在极右势力在州议会里的席位达到了20%。我们去波茨坦玩儿的时候,朋友会说,你看我们身边走着的人,每五个里就有一个纳粹。

在这样的地方,会有一位这样的妇女,好像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不过好在小孩子落在飞先生夫夫的家里,也算是飞来横福——让人想起那些在天朝被丢弃的女婴,让美国人欢天喜地地领了去,最后念哈佛进500强,走上人生巅峰之类的奇情故事。

这位小朋友好像也知道了自己的好运气,等不及要来到世界上,他妈提前预产期五天进了产房,飞先生魂都没了,立即跟老公连夜搬进医院待产,因为早产儿要进保温箱,他们就在医院吃住了三天,每天接受护士小姐的培训,虔诚地进入了奶爸养成计划。

我是在约翰两周大的时候见到他的。顺便说一下,约翰这个名字是飞先生他们取的,据说是个很美好的名字。但我对洋人名字没有语感,我唯一认识的约翰,就是跟飞先生共同的前同事,一个老是把衬衫扣子开到露出胸毛,喜欢搭讪亚洲女生的老猥琐男。所以飞先生在告知小孩名字的时候,不得不打起精神再次接受我双眼猛瞪的厌恶表情。

我见到约翰的时候,他表现得娴静而与世无争。除了吃奶换尿布的时候小哭了两场,全程都在呼呼大睡。小兽医熟练地洗奶瓶泡奶粉喂奶换尿布擦屁屁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得到我家老母亲又爱又羡的由衷赞叹。虽然,他们也不无遗憾地提到因为没有乳房这个装置,小约翰总是欲求不满,常常哼哼唧唧。但我想小约翰一定会很快忘记生命中这种短暂的遗憾。而我也开始思考,是不是两个男人或是两个女人才是养育小孩的更优组合:我很难想象常规男女生育组合中能够达到这种可操作的完全均衡,毕竟女性的身体负担了更多生育相关的天然职责,也给了男人太多溜号的借口。

约翰满月之后的某一个晚上,我出门跟格格巫的朋友们喝酒,不免谈到了合伙人喜得贵子的事情。格格巫基友的女友心有戚戚地说,现在正在做这方面的课题:作为一个搞性别研究的白左女知识分子,她的课题当然涉及对性别权力结构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她提到了人们在当代社会因为巨大的生活和工作的压力失去了延续后代的欲望,然而,她认为,在某些社会主义社会,比如几十年前的民主主义德国,因为国家提供足够的津贴,人们不担心失去工作,完全没有生育的压力。听到这里我狐疑地插了一句嘴:难道不是因为在光荣的民主主义德国,人们没有选择工作的自由,也没有可见的上升通道,所以闲着也是闲着,没事儿就快快乐乐生孩子吗?基友的女友无fuck说,选择不再跟我继续讨论她的课题。

我非常希望社会继续进步,终于有一天所有的小孩儿都是实验室里造出来,社会机构养出来的。如果有人像飞先生夫夫一样热衷繁殖后代,那么一定要先经过严格的考核,然后在小孩成年之前都受到有关机构的紧密监管。

Written by in: 有涯之生,柏林柏林 |
May
21
2019
2

灵魂质问三连击

每次长途旅行回来,我第一时间联系的人总是保洁阿姨。但这次我很晴天霹雳地得知,阿姨要7月份才能再来我家做事。

而且原因也很惊吓。保洁阿姨是菲律宾人,她说因为地震,她家亲戚死两人伤八人,所以得赶紧回菲律宾善后…我查了一下新闻,发现近期菲律宾的地震死亡人数是16人…阿姨…真的不幸。

没办法,表达了深切的同情之后,我只好拨打了前任保洁阿姨的电话。前任阿姨是一个信天主教的东欧人,叫做Anna。她曾经因为不满我把按摩棒放在枕头边,自费给我的按摩棒配了个盒子。是不是很像SATC里面的情节?后来因为她实在太八卦,老是过问我的私事,所以我忍无可忍换了个菲律宾阿姨,世界从此清净了…

打通电话后,Anna热情洋溢地寒暄了一阵,问我:你还和那个那个谁一起工作吗?

啊飞利浦啊,是啊我们还是一起工作。

哦哈哈哈哈。生意好不好啊?

还行还行。

啊哈哈哈哈,你现在住哪里啊?

我还是住以前那个地方啊,没有搬家。

哎哟哎哟,飞利浦都买房子了,搬到城外去了,你怎么不买房子啊?

我这里住着挺好的呀,我挺喜欢的。

唉呀呀,你也应该买一个房子啊!你跟谁住啊?

我自己住啊。

哎哟,你怎么不交男朋友啊?!

我有男朋友。

哦哦哦!有就好,有就好!原来是没有住在一起啊,那为什么不住在一起呢?

说到这里我已经想挂电话了,然而一想到如果挂上电话我可能就得自己打扫一个多月的卫生,赶紧压着火气把话题转移到保洁上面去。

这个人跟老家的亲戚真的很像!

Written by in: 有涯之生,柏林柏林 |
May
13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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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庆祝回到柏林进行一次博客创作

终于回到柏林了!虽然周五又要飞…

在电话上跟格格巫感叹,说回家真好,一切都是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来,还是家里最放松。格格巫抗议道:我家也是按照你想要的方式来的!我只好赶紧安慰他说:柏林的家按照我想要的方式来的程度跟芝加哥按照我想要的方式来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在芝加哥我虽然也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来,却是在格格巫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建立的基础之上,所以还是有微妙的差别。不过,我话锋一转(为自己的机智点赞…),bonus是芝加哥有格格巫在,这一点胜过柏林百倍!

格格巫勉强接受的同时仍表示了不满。我觉得他主要还是不满我坚持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来…

哎。谈恋爱也是很累的…

哦既然都说到格格巫了,前段时间还有个小事儿我一直想要记下来。在芝加哥的时候,有一天和格格巫以及他的中国访问学者一起去散步。我问访问学者现在在听什么课。访问学者说,正在听Martha Nussbaum关于性别理论的课。我先是对访问学者一个中国直男去听性别理论课这件事表示了赞赏。接着说,你看,性别理论课,男教授是不要上的。都是女教授上。他们男教授都教伦理啊教逻辑啊教一些很炫酷很主流的东西。差点加一句,然而黑人教授就要教种族理论。为了避免格格巫觉得我太provocative,硬生生地把这句话咽了回去。

格格巫果然说,那你说怎么办。如果现在连性别理论课都是男教授上,肯定又要有人说,妈的,他一个男的居然跑去教性别理论。想显摆自己什么都懂吗?本来女学者的职位就不多,这些男的居然连这点机会都不留给人家。在每一个领域,都要显示自己懂得最多。

我想想,他说的也是。

唯一的机会,就是这个系上全部教授都是女的。只有教性别理论那个是男人。我觉得只有出现这样的情况,我才会觉得满意。

Written by in: 有涯之生 |
Mar
10
2019
2

周末梦回老家

前几天一个远房阿姨跑到网上来找我。

要说我这个阿姨,怎么讲。90年代在深圳发家,然后买了大概二十几件貂吧。因为小姐妹们的钱都来得太快太多,不买貂无法承受内心的重压。我好奇地问,你们那个貂什么时候穿呢?她说那可不?!只能找一个冷气最足的大包房,通常是某人家豪宅的地下室,然后大家聚在一起喝酒咯。

这次她找我是因为想要买艺术品。在微信上扔了两幅画给我,让我帮她看看艺术家到底出名不,这两幅画值不值价,用她的原话来说就是“怕几十万买了张墙纸而已”。

我一看那个画吧,觉得甚难评论。就去找我懂艺术的朋友siran,她一看之下怪叫一声:

妈呀太丑了

又问,

这玩意儿几十万?

又说,

卧槽还不如买墙纸。

虽然措辞不甚文雅,倒也说出了我的心声。平心而论,“太丑”倒也不至于。打开宜家家居官网,点击“装饰品”一项,可以看到很多类似风格的图片。这些图片挂满了千万家庭的墙面,也不能用“丑”来形容。但怎么说呢,宜家的装饰画两百来块钱人民币就能买一张,我们对作品身价六位数的艺术家应该有更高的期待。

siran沉痛地说:好伤心,那么多好艺术家卖不出去,这种东西还能骗到钱。确实,好艺术家卖不出去是个惨剧,但要说这种三流艺术家在骗钱我又觉得,也未必都是如此。

我阿姨住在黑森林地区的农村里。众所周知,黑森林是德国经济重镇,弹丸之地挤满了质朴而富裕的中小企业主。这种富裕的质朴非常有德国特色:中产阶级家庭里目之能及的一切,都式样保守陈旧却做工精良价格不菲。因为品味实在平庸,不能像乔张作致的英国上中产那样用他们磨亮的麂皮和脱线的毛呢形成一种风格,他们始终只是黑森林的乡巴佬。然而,他们在小村子里互通有无,相互攀比,场所除了自家的客厅和餐桌,往往就是村镇中心的几家商店:一家面向中老年人群,模特都带着巨型珍珠项链的服装店;一家有了米其林评级,主厨已经开始跃跃欲试地尝试fusion但偶尔还是会把菜做得过咸的高级餐厅;一家固守风靡世界100年的现代主义,既不向前看也不往后看的高档家具店;又或者,一家经营了60年的画廊。

这样的一家画廊里,也总有几个签约艺术家。他们大多常居本地,跟附近村镇的藏家互相认识,在地方上得到了广泛的认可。水平不论,但热情洋溢地搞了一辈子艺术。我觉得,不能诛心。这些艺术家生活优渥,没有必要到柏林或者伦敦那些刀光剑影的大画廊跟人拼命。而且这种小天地里的“内向型经营”,未必不能成气候——那当然是乡亲们的福利了。

前一阵子kfc问我干嘛不在德国修点乡村建筑,我长叹一声。乡建不是你想搞,想搞就能搞。因为时世艰难,我们这一届同学毕业之后自己创业的并不多。几种形态,一只手就数得过来:有人挂在大公司的名下以合作的名义没完没了地做竞赛,如果中标,老板没时间又有良心,可以让你的小公司把标接下来自己做;有人自己强撑,为了维生给人画效果图或者做平面设计;还有人像我们,跑到中国去捞世界;最天人合一岁月静好的,是回老家给四邻八舍做改造或者修新房。(哦对了,还有一个富二代家里是造飞机的,所以毕业后就跑到泰国潜水冲浪顺便给超级富豪朋友们设计度假屋了哈哈哈)

“回老家事务所”在我们这几届有两家。一家回了瑞士的村里,另一家在不来梅。不来梅虽然也贵为州府,德国第二大港口城市和第五大工业城市,但只有不到六十万人口,也就…差不多是一个村吧。在村里开业,左邻右舍都认识多年,谁家小孩去大城市学了技术又回来,大家都愿意拿点儿小事儿给你糊弄一下,算是捧个场。而且三村八店都没有其它建筑师,不找你找谁呀,认识的人,心里踏实。所以我们回老家的同学项目源源不断,很快形成了稳定的业务流。可惜的是,他们在事业上也没什么野心,并不曾利用大量实践机会做更多设计上的探索,每次看到他们的新作,都让人觉得,噢。

倒也不是说他们做得差的意思。

留在大城市的野心家,虽然眼红他们的项目,却也没人拍案而起说谁还没个老家咋的?我也回去!毕竟很多人是回不去的。“老家”如卡夫卡的城堡般固若金汤,无法容身才离开的人,很难跑回去重新达成和解。回得去的人多半在情感上从来也没有离开过。如果问题的根本在“卖”,那些卖不出去的好艺术家,也可以去乡下卖一卖啊。理论上讲很简单的道理,在实际操作的层面上几乎不可行。人们战天斗地,最后都是在对付自己。不知道在全球化互联网的时代会不会好点,我看也好不了哪儿去。

Written by in: 有涯之生 |
Mar
01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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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更——《重庆篇》下

在帖亲戚忆旧录上篇的时候听听提到了字体不方便阅读的问题。我必须得承认,对于在后台搞三搞四调整效果,我是越来越力不从心了…以前大概是时间多+精力好,但现在真的就是,骗个更也很开心啊!

最早我在贴这个亲戚的文章时候就讲了,老人家其实蛮虚荣的,就连苦难讲出来也像是炫耀:你们这些年轻人,哪懂我们从前吃的苦!更别说什么出身啊教育之类本身就被看作炫耀资本的东西。让人读了之后怪难受的。家族群整个也给人这样的印象,像一堆塑料人坐在里面互相说些不咸不淡的漂亮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贴出来。可能是为了骗更吧。自家的故事,有时候读到一两个认识的人,觉得有点意思,历史的细节,也有它的滋味在里面。设置一点阅读障碍也是为此…嗯,看不清楚的话,其实内容本身也真的没有什么很高的可读性… 这是一个苦苦维持flag不倒的人的心声…

从成都到重庆沒过几天,三哥蔡国威就去复旦大学上学了。记得还住邓伯伯花园的吊脚楼时,爹妈收到六婶徐伯瑛来信,反映我的五哥蔡国宝交了一个不好的朋友,怕五哥受他的影响。爹妈商量后回信让他来重庆。五哥来后爹爹征求他的意见,願不願去纱厂参加技术培训。五哥很高兴到那里学技术,很快就去纱厂了。后来我还听爹爹(蔡家骥)告诉妈妈(雷淑萱),他在纱厂的朋友反映,五哥在那里学习认真,和技术人员的关系很好。看起来爹爹对五哥的表现很滿意。不久我们搬新家,休息日五哥从纱厂第一次回来,就煮了很大一块腊肉,让他帶去切后和朋友们共享。我想这也是对他表现好的鼓励。80年代五哥从石家庄到北京看病,住在我家时曾说,很感谢当年六婶关心的写信给爹妈,避免了他受到坏的影响。

六哥蔡国杰、我、強弟(蔡国强)和宏弟(蔡国宏)错过了学校开学的日期,因而在家休学一学期。家里也沒有甚么书,新来此地,也不知道附近哪里有书店和图书馆可以买书和借书。妈妈就用从成都带来的,自己解闷的”古文观止”,选这本书上的不少文章,教六哥和強弟。不仅因为六哥开玩笑说我是女的,戏用古言“女子无才便是德”,不让我听讲,我自己也就赌气不听。还因为只一本书,妈妈要用它备课,六哥和强弟要用来复习和背诵,根本轮不上我接触它,我也就失去了提高古文阅读的很好机会。強弟后来说,妈妈对古文的讲解,使他的收获很大,奠定了他学习知识的基础。

我们沒有字贴,妈妈的毛笔字写得很好,她将记得的一些诗词写成大楷,作为字贴,让我们照着练习。妈妈顾不上看我们是怎样写的。每天我们都写几篇大字,但是沒有人告诉我们怎样用笔,不知道藏锋、顿笔、提笔……等等书法。在学校上学时,也沒有上过书法课,只是照猫画虎的写。六哥就在我们写的字上,批着棒棒字和鼠尾等。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就是棒棒字和鼠尾。六哥还故作保密的不告诉我们怎么才能写好,而把批语当成儿戏。后来六哥给我讲,五哥的一个同学的父亲是书法家,那位同学字也写得好,曾指导他和五哥练字。原来他和五哥的字写得好,是有人教的,光靠照猫画虎去悟书法,要写好字很难。

我们到重庆后,很思念故乡成都的家,和那里的家人。常常写信给成都的兄弟姐妹。爱开玩笑比我大两岁的六哥,没有脱离淘气的孩子气,趁我们不注意,在我们的信纸或信封后面批上狗屁信、狗屎信等。我们发现后,用墨塗掉后寄出,也不和他理论。然后天天盼着回信。最高兴的是邮差来我家,给我们带来亲人的回信,我还无知的以为是他把信送到成都的家。

风和日丽时,有几次我独自去爬山,一直爬到山顶的复兴关。山高坡陡沒有路,爬时脚底还打滑,在有些地方,每向上一步都要借助拉着一大把野草或小枝,或用手支撑着地面。虽然爬坡很吃力,但我喜欢沿途丛生的植物,和爬到山顶居高临下,能更开阔的看到嘉陵江和江北的壮丽景色。

有一时期晚饭后,我们就在东院,围坐在妈妈周围,听她讲她看的古典小说十三妹的故事。大家听得很入神,而我有时,就连想到成都家里可爱的十三妹珮珮(蔡国珮),连想到二姐蔡岫云给我们讲的“天方夜谭”和“安徒生的童话故事”。我更喜欢二姐讲的故事,也更思念成都的家。

那时家里有一个女佣,她在山坡上摘些野菜给我们做馍馍,很好吃。以前家里都是吃米饭,从来沒有做过馍,吃这种野菜馍馍别有一种味道。有一天,突然她要离开我们,她怀孕了,可能有先兆流产症状 。她的离开把我们的生活全打乱了,当天妈妈去哪里找人接替?尿罐(拉屎撒尿的容器)的屎尿无人倒,厕所离卧室这么远,晚上要用它时怎么办?看着两个屎尿快满的尿罐我直发愁,沒有人来帮助我们,只有家人解决。考虑再三,我认为自己应担起这项任务,但也有顾虑,连袜子都沒有洗过的小姐,却要在人们的注视下,去厕所倒、刷尿罐,多沒面子啊。想来想去也顾不了这么多,我提着尿罐就去倒了。重庆的尿罐是陶瓷做的,对当时12岁的我来说又重又大,还要爬几十级的台阶,大概100多米才能到厕所。我鼓起勇气分两次终于完成了任务。帮助家里解决了难题,感觉心理轻松了许多。第二天早晨又主动向妈妈要钱,给家里买菜。那时的四川沒有妈妈这样的太太或男人挎着篮子去买菜的。我的作为使爹爹妈妈很高兴。后来家里干脆不请佣人,妈妈女子职业学校毕业,学过家政,教给我和强弟做饭炒菜。开学后,每天早晨強弟负责生火煮稀饭,我买菜回来,妈妈炒菜。我们上学后妈妈打扫房间和做午饭,我们回家吃午饭后再上学。有时下午妈妈还手工做衣服,晚饭就由我和强弟放学后轮流做,我还负责倒尿罐。一家人的衣服被子都包出去,由街上住的一妇女洗。

我对家庭的尽责,和在家务劳动中的表现,羸得了爹爹的喜爱,为了奖励我,爹爹给我买了花夹子和擦头发的油。我高兴的把花夹子和头油给邻居韩伯母看,韩伯母见我当时剪的是齐眉的妹妹头,用不着擦头油,也别不上花夹子,知道是不懂女人需要的父亲对女儿的爱。韩伯母送我一细纱手帕,上面绣着很漂亮的花朵。

后来听爹爹对来我家的客人谈,他主张孩子做家务,是为了孩子在未来的人生中,遇到逆境时能应对。学理工科的爹爹比较务实,不讲究那么些排场和面子。

开学时,六哥去清华大学附中读书,入住那里的学生宿舍。我、強弟、宏弟都到李子坝中心小学上学。我最喜欢这学校的一个音乐老师。长得漂亮、穿着朴素、少言少语,教我们唱的歌都优美动听,有几首我至今不忘。尤其喜欢门德尔松作曲的小天灵,曲子很美,唱着就像身临其境似的。歌词是:“幽林一夜雨,洗出万山青,四边静只闻得流水声。朝雾刚消散,云中唱天灵。不与黄鶯争在花里呜,上天唱众仙人都来临。飞越高,唱越轻,小天灵,小天灵真高兴……”。

我们小学的骆校长和几个老师,或许是地下党员和支持共产党的进步人士。记得有一个星期一,全校都聚集在临街的操场开周会,从沙坪坝过来的学生反苏游行队伍,经过我们学校门口。游行队伍中有学生动员我们加入他们的行列,骆校长就竭力阻止。学校中思想进步的老师和学生的关系都很好。我和国强小学毕业时,老师送给强弟的书是“七月在顿河“送给我的是“夏伯阳的故事”,都是介绍苏联革命的。

李子坝小学的学生,承受的学习压力不像现在小学生那样大,家庭作业不多,也不以考试成绩排名次。好的作业公佈于众,以资鼓励,也让大家学习。强弟跟妈学古文后提高快,老师几次把他的作文张贴在学校墙上。尽管爹爹曾留学日本、又曾是教授和大学工学院的院长,但对孩子们的企求不大,致力于培养孩子将来是有教养能自食其力的人,基本不怎么关注我们的考试分数,好像看着我们在认真学习就行。不管将来做什么,增长知识很需要,作为学生,不能荒芜了在校学习阶段的光阴,也要爱惜传播知识的书本。有一次三哥和四哥(蔡国礼)回重庆度暑假,乘船时四哥的书忘在岸上沒有带回来,爹爹很生气。认为这么大年龄的读书人,连读的书都会忘而丟失,令爹爹对四哥很反感。后来四哥告诉我,不是他忘了,他和三哥分工,他负责拿行李,三哥负责拿书,是三哥上船时把书忘在岸上。

1945年8月, 记得我们得知日本投降的消息接近傍晚,匆匆地吃过晚饭,我就跑到街上。那里已经人山人海,人们高兴激动地举着食指和中指在欢呼。“v!,v!,v!”的呼声不绝于耳,鞭炮声、锣鼓声响成一片。载有美国军人的吉普车缓缓驶过,周围的群众争着和车上的美军握手,感谢他们对抗日战争的支援,和他们同庆战争的胜利。第二天上午我又去两路口,那里更是热闹非凡,耍龙的、踩高跷的、摇花轿的……都走上街头,鞭炮和锣鼓声更是响彻云宵,人们把心里的欢乐渲泻得淋漓尽至。不几天,美国生活画报上的图片却是另一番情景。日本剖腹自杀和集体自杀的比比皆是。这是死不悔改侵略者的应有下场。

胜利后,很多抗日战争中逃难来重庆的下江人(本地人把长江流域四川以东各省的人叫下江人),都高兴的计划着回老家。一些学校陆续迁回原址。四川的一些企业家,也张罗着去外省发展。和我们有关的是,三哥上学的复旦大学迁回上海,四哥就读的同济附中也迁回上海,五哥所在纱厂迁河北石家庄。爹爹工作的银行也派他为汉口通惠实业银行经理。我们不久要去汉口,妈妈很爱珑妹(蔡国珑),一直思念她,想把她带到汉口。从成都到重庆时,珑妹刚考上重点学校树德三小,她想留在成都上学,当时沒有跟妈妈到重庆。这次让六哥和强弟回成都,把珑妹换来重庆。我一直对妈妈给儿女的爱不公平很有意见,但11个子女,爱不过来,感情问题也不能强求。这次换来换去终于妈妈的两个最爱一一宏弟和珑妹,能跟在她身边了。再加上我这个从小叛逆心强,无人願意代管的。爹爹先去汉口,计划隨后由四哥和妈妈帶着我、珑妹和宏弟去那里。四哥再由汉口到上海,去刚从四川宜宾李庄迁回的同济大学附中上学。我们即将告别重庆。

Written by in: 有涯之生 |
Feb
27
2019
1

陈年掌故——重庆篇(上)

17年初我回国的时候,因为被拉进家族群,所以看了点家里的陈年掌故,贴在自己地界上。那个家族群里都是一些莫名其妙我压根不认识的中老年人,每天发些中老年向的养生处世八卦时政帖,神烦,我直接把群静音了。结果前几天神使鬼差点进去,发现之前那个写回忆小文的姑奶奶又搞了新创作。我再次觉得还蛮好看,继续进行搬运。

这次她进行了系统的创作,文章比较长。除了以前贴过的部分,剩下的可以分成两个部分,我叫做《重庆篇》和《武汉篇》,分批次贴上来骗更:

1944年初,妈妈和我们去重庆时,沿途的事务都是三哥打理。成都当时沒有出租车,连市内公交汽车好像都沒有(我沒見过),我们先乘几辆人力车,载着人和行李到龙泉驿,換乘长途汽车向重庆方向行驶。中途在内江县休息一晚,我们住爹爹的朋友,当地一个银行经理的家,受到他热情的接待。第二天继续乘坐原长途车到重庆长途汽车站,出站后再換人力车到李子坝 建设新村爹爹的住处。

爹爹住通惠银行老板邓华民伯伯家。邓伯伯曾留学德国学电机,是我们老家四川营山县的同乡,他的父亲是著名的四川大军阀邓锡候。

邓伯伯的家建在山坡上,下面是建设新村街和李子坝街,再下面是墨绿色的嘉陵江。从邓家院子后面往上爬到山顶,就是重庆复兴关。邓伯伯和他的妻儿们住院子西边的灰色洋房中,洋房里面有三卧室、一大客厅和一大饭厅以及洗衣房。我们和邓锡候的大女儿和大女婿(中华民国葡萄牙大使馆的武官)住一幢吊脚楼(建楼时未平地基,直接用木材往岩石上支持着盖房,因此底层出现一些木柱,木柱似人腿,四川人将脚的延伸处的腿,也统叫脚)里。吊脚楼和西边洋房之间是很大的花园。花园里有平整的草地,草地的边缘种着月季。草地的东边,有一灌木林,种着许多不知名的灌木。在灌木林的北边有一棵很大很高的月季花,正开着几十朵粉红色拳头大 的花朵,非常好看。我们住的吊脚楼的坡上,是一排佣人住的卧室和厨房,还有一处喂了几头大猪的猪圈。再往坡上走几十米,有两个紧邻的大山洞,是抗日战争时期,为躲日本飞机轰炸,私家请人挖掘的防空洞。洞深十几米,里面冬暖夏凉,但比较潮湿,岩缝中还在往外渗水。

每天邓伯伯、邓伯母、邓锡候的大女儿和大女婿、邓家的一个家庭教师和我们家七口,都在他们洋房的大攴厅里同桌进攴,邓家的三个小孩不上攴桌。饭菜都由男佣们从远处的厨房端来,饭菜非常丰富,每顿饭都和过年一样。大概一个月后,邓家院落下面院子里的房客搬走,我们就入住他们搬走的住处。

新安顿的家,是在一排占地L形的平房里,铺的都是木地板,还有走廊。邓伯母的兄嫂,即韩伯伯和韩伯母帶着他们的小女儿住两间房。我们住五间,另有一间很大的大厅和佣人住的小房间。房后是一大片竹林,有几只班鸠在那里筑窝。房屋西面的院子,有高的竹篱围着,院里有几棵树。房的东面院子很大,却沒有围墙,嘉陵新村和建设新村之间有一条小道,经过院落的北部边缘。院子的南面有一排吊脚楼,六哥、強弟和邓家的家庭教师在那里住过,因搬来后住房较多,也就无人居住了。我们的厨房在吊脚楼的东边,厕所在离厨房几米远的东北角上。院子略靠东处,有一个大坑,是日本飞机扔下的炸弹炸出的痕迹。很大的院落,只在东窗前妈妈种了些桐篙菜,其他都是野草野花,几乎遍地都是黄花却沒有香味。

我们周围的邻居,都是当时的显贵们。南面的山坡上是邓华民的大花园。东面是著名的民族资本家,久大精盐公司创始人范旭东的家属宿舍,他的一些子孙们住在那里。东北面是史迪威将军的司令部。史迪威将军是抗战时期美军驻中国战区总参谋长。那时,我们常坐在靠我们这边的山坡上,看他们在房的平顶上演电影。我们住房的南面是国民党元老邹鲁的住处。邹鲁参加过黄花岗起义、反袁、护法,较早就参加了辛亥革命支持孙中山,还是汪精卫执笔孙中山遗嘱的现场見证人,当过广东大学(后改为中山大学)校长,是第一位精心研究和撰写国民党党史的人,但他一贯反苏反共反对国共合作,属于西山会议派。邹鲁和他的家人,住面积很小的两层洋房,楼上楼下加起来四间房,另有很小的平房是厨房。他儿子的房间和我住的房间的窗户对着,他不常回家,可能在上大学,有时見他在屋里拉小提琴。他们家院子也不大,大概四十多平方米,基本上是三合土地面,院子东面有一棵树。每天早晨我买菜都看到邹鲁穿着蓝长衫坐在院子的藤椅上。他们家也沒有警卫。我常看見他的夫人进出建设新村街上住户的家,那里住的多是司机和勤杂人员及其家属,说明她设有架子,还能和下层人打成一片。邹鲁的夫人有时也到我们家,和妈妈一块打麻将,她曾经拿一本邹鲁写的书给我看,当时我小学文化,对这样的书不感兴趣。我们家西边的邻居是国民党早期党员,国民党二级陆军上将李烈均,我们和他们家只有稀疏的竹篱之隔,他们那边的山坡较陡,邻近我们的基本是陡坡,长满了野草,房屋建在比邓伯伯家还要高的山坡上。从建设新村街上他们的大门处,有一条石砌的阶梯路,直通他们房屋所建处。李家的花园也不大,比起邓伯伯家的花园就差远了,他们家也没有警卫。这些国民党高级官员,不像我们共产党官员那样,能享受到那么多特权和特供。1946年李烈均去世时,蒋介石来他家吊唁,蒋在建设新村李烈均家门口下车,国宏弟当时是九岁小孩,沒有人干涉他,就在那里近距离的見到了蒋介石。我们家和李烈均家间的篱笆处,在靠我们这侧,站着一个警察,他並不阻止我们站在走廊上,观看离我们略二十米远的蒋介石。当时我们看見蒋介石披着黑色的披风,骄健的爬几十级的台阶去吊唁李烈均。哪有现在共产党领袖人物出行时戒备森严的氛围。

我们在新家住几个月后,邓伯伯在城里的毫宅也蓋好了,邓伯伯和邓伯母让我们搬到他们原住的大花园房住。我听爹爹和妈妈商量,一是厨房离得太远,如果用洋房的洗衣房做厨房,会把墙壁弄髒。二是房子太多,吊脚楼和它后排的厨房和佣人房长期无人住,也会毁掉。三是沒有精力和能力修剪花园的草坪和一些珍贵的灌木。爹妈得出的结论是:为了不损坏邓家的财产,只有婉言谢绝。过了些日子,雷伯伯(和爹爹一样都曾留学日本,后来是解放前四川省银行的总经理)全家三口,和雷伯母的妹妹(我的好友)搬进邓家花园洋房住了。把洗衣房改厨房,空着的房让它空着,他们从来不打扫,草坪杂草丛生,甚至还把洗澡盆放在草坪上洗澡。在那里,雷家住得很开心。

1952年我从成都到重庆大学上学时,曾回那里看过。邓家的花园房成了解放军空军部队的司令部,我们曾经的住房也住满了空军。2003年重庆大学校庆时,我从北京到重庆,再去旧居看时,李烈均的住处和邓家花园都不存在了。炸掉了很多岩石,听说正在建的轻轨经过李烈均的原住处。我们的住处耸立着一幢十几层的高楼。只有史迪威将军工作的地方未变,改名为重庆市史迪威将军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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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b
12
2019
10

结婚

农历新年的假期也快要过去了。这周上海的同事又开始上班,每年到了这个时候,才让人觉得新的一年正式开始了。中国人的年,翻篇速度格外的慢。

过年——不是农历,而是新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小事。我一直想要记下来,但因为日更的flag没有立起来,屡屡拖延,几乎要忘记了,现在在越洋飞机上,睡不着又没有好电影,不想工作不想看书,正好打开电脑搞博客创作。

这个新年是跟格格巫的家人一起过的。因为他妈妈80大寿和父母金婚两个大日子,再加上圣诞元旦,节前我们就在南边他父母的家会合,后来又一起去了比利时的海边,足足在一起呆了两个星期。

那是充满了莫名其妙(对我来说)的家庭义务,并且时刻被喧闹的小孩子,丰盛的下午茶,没完没了的礼物分配,漫长的散步和其它种种节日及纪念日庆祝活动填满的两个星期。到最后大家都有点精疲力尽。假期快要结束的时候,格格巫的姐姐姐夫带着四个孩子离开去了阿尔卑斯山滑雪,剩下我们和格格巫的父母单独呆在比利时海边的度假小屋里,喝一次“简单”的下午茶,终于两位老人发现了一直在尽力扮演透明人的我,开始问起了我的情况。

我的情况并不复杂,不过跟他们儿子的远距离恋爱在大家看来都有点“difficult”,所以格格巫的父母乖巧地避开了这个话题。而我的工作也超出了父母们(不分国别)愿意理解并讨论的范畴——不在本国,没有雇主,没有办公室政治,也很难谈得上有什么发展企划,所以大家很快就皆大欢喜地锁定了“八卦”这一永恒让人愉悦的经典聊天安全区。而飞先生,作为我的德国合伙人,因为是格格巫的父母通过我的描述最能想象的人物,不幸就成了我们八卦的对象。

我谈到飞先生去年夏天又结婚了。

严格地讲,伊不是又结婚了。飞先生和小兽医在2014年夏天喜结连理,小兽医改了飞先生的姓——虽然我也不是很懂改名字这个点,但幸好是他而不是飞先生改,不然我们事务所的名号也得跟着改——两个人一直恩爱至今。不过在2014年,他们俩的关系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能被称作婚姻关系。彼时“婚姻”在德国仍是一个异性恋专属的标签,LGBT人群所缔结的“法定伴侣关系”,在法律和经济方面的权利和责任虽与异性恋婚姻无异,但仍然不能被称做“婚姻关系”,具体的原因我没有进行过深究,依稀记得与宗教相关。从2018年9月开始,德国的某一些地区(还是全部?)将婚姻关系的标签向LGBT人群开放。小凡夫夫、飞先生夫夫喜大普奔,都第一时间去民政局登记,正儿八经地再结了一次婚。

对于他们的“再婚”,我和飞先生并没有很多交流。他们去民政局的时候我不在德国,只是遥远地送上了祝福,后来也没怎么提起过。有一次我问飞先生为什么要再结一次婚,他一边好像有点诧异,一边还是立即回答我是为了得到承认,我不知道该如何推进这类尴尬的讨论,就嗯了一声,快速转移了话题。

作为一个有短暂而丰富的搅姬历史,并且支持一切平权活动的人,我对同志结婚这个事其实有一些腹诽。当然了,我认为任何人如果想要结婚都应该有能够结婚的自由,也理解同志人群需要得到承认的心理需求,但“婚姻”作为一种符号性的冠名,一直让我有些反感。我并不反感缔结法律承认的伴侣关系,虽然人到中年,我们看过了太多人间杯具,也读过社会学家们对于现代社会婚姻关系种种灰暗的研究,听过他们关于这种历史悠久的亲密关系必将消亡的预言,但我仍然相信稳定的长期关系对人们生活正向的作用力;也觉得仪式性的承诺和与之相连的责任对处于长期关系中的各方(也不一定是两个人哈)在心理上有着无法忽视的暗示性;再说了,对于还没进入未来世界的人们,法定伴侣关系带来的各种benefit也是难以割舍的。但为什么要继续将“婚姻”冠名给同性之间的伴侣关系呢?我甚至觉得异性恋的伴侣关系也应该抛弃这个符号——这个让人觉得既狭隘又腐朽的符号。在基督教国家,教会认为只有在上帝的见证下缔结的伴侣关系才能被叫做婚姻,长久以来LGBT群体因此被隔绝在围城之外;而作为历史上最小而弥坚的社会单位,人以婚姻之名行禁锢和剥削之实,不仅是对那些被摒弃在这个小单位之外的人,身处其中的人更是如此。所以,在获得了平等的缔结伴侣关系的权力之后,同志们为什么还要执着于这么一个挂满了沉重历史包袱的符号呢?

当然飞先生们肯定不会这么奇突地想问题。如果普罗大众都结婚,那他们自然也要结婚,非如此不能彰显平权和社会承认;如果异性恋女人结婚后要冠夫姓,那他们也要改名字。对于女人来说,在漫长的历史中,失去自己的名字意味系统的奴役和深重的屈辱。但对于已经平权的男同性恋,这只是一个罗曼蒂克的举动,也许意味着主动的赋权和献身,也许什么意义都没有,就只是罗曼蒂克而已。

哦扯远了。总之在那个八卦的下午,我提到了飞先生的婚姻,委婉地表达了我并不是非常赞同。但我并没有像在上文中一样长篇大论地阐述我的观点,毕竟,我只是在跟男朋友的父母喝下午茶,这样上纲上线的讨论是奇突和不合时宜的。但我没想到的是,格格巫保守的中产阶级基督徒父母马上表达了赞许,他爸爸说:是啊,我们也觉得同性恋们有点太过了。我们的意思是,他们已经都平权了,但是干嘛要那么嚣张地在各种场所张扬自己的存在呢?

我目瞪口呆,额,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我忽然想起来,我们刚刚庆祝完老两口的金婚,如果我贸然开始解释,并进一步不识相地批评“婚姻”作为社会学符号的问题,估计这个下午茶要搞得无法收场…

于是我带着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默默地抿了一口茶,坚决不开口,等着旁边满脸黑线的格格巫找一个新话题救我于水火之中——想来春节返乡的大家,一定也经历了很多类似的情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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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
29
2019
2

更正

我虚心听取了听听的意见,现对新年flag做出如下更正:

两周更!读书!考驾照!

好死不死,昨天驾校也给我打电话了,教练问我这个人还有没有…我赶紧回答有有有!今年夏天一定要拿到驾照,并实现一次短距离自驾出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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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
18
2018
5

父亲节愉快

出差归来。

这次项目的甲方,是潮汕人。这意味着我虽然出差奔波辛苦,但有美味作为犒劳。潮汕菜真是太好吃了,生腌各种海产我应该能吃十七八九盘吧,炒麻叶炒薄壳什么的也是喜欢得要命,更别提各种卤味和小吃。吃吃喝喝之余跟甲方套套近乎,侧面了解一下潮汕人这个神奇的族群。

比如爱跟同乡人打交道:甲方的朋友也是潮汕人,甲方的合作伙伴也是潮汕人,潮汕人都跟潮汕人结婚了,生了一堆潮汕人。

又比如重男轻女:一起吃饭的一大桌子潮汕人里,几乎个个家里都有三四五六个兄弟姐妹。如果头胎生了女儿,那一定是要生二胎的,如果二胎再生女儿,那怎么也得生上两个儿子才能找补回来。计划生育在潮汕估计就是一个笑话。又或者用我甲方夫人的话来说:只有特别弱小或者不会做人的家庭才会被抓去计划生育。甲方的合作伙伴,一个穿白裤白皮鞋的小个子某总告诉我,他家生到第三个的时候,来了十几个计生办的人要抓他老婆去结扎,他立即抄起菜刀冲出门去,计生办的人吓得转身就跑了…

甲方有两个姐姐,他老喜欢跟我说他大姐的事:出国留学,在美国考了注册会计师,虽然已经结婚但不想生孩子,挣的钱每年满世界旅行。甲方大概觉得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聊聊他大姐比较能让我感到亲切。与此同时,甲方自己与一大家子人住在一起,老婆儿女爹妈,他说:我是比较传统的人,喜欢大家庭,也享受跟家人相处。我连忙放出各色彩虹屁大赞甲方是个五好男人。

在芝加哥的时候,有一次跟格格巫聊到他的同事,教古典哲学的a。a有一个姐姐,一直跟父母住在一起。a很早就离家念书,毕业后工作成家,跟家里甚少来往,照顾父母的责任顺理成章地落到姐姐头上,姐姐蹉跎半生,最近情绪不佳,总在家里怨天怨地。其实格格巫自己何尝不是如此,他姐姐早已结婚生子,住得离父母很近,父母有什么事情自然都和姐姐商量。好在他姐姐嫁了金领老公,生活优渥,没有a的姐姐那么多烦恼。格格巫自己老早就跑得天远地远,还没念大学呢,就去印度给特蕾莎修女打工了(真的)。

当时我跟他说,你看你们这个就是gender issue,男孩子可以追求自由浪迹天涯,女生就要留下来履行家庭责任。格格巫很不服气,说他当初是要跟父权结构森严的中产家庭划清界限——这样的鬼话,大约只有他自己才会相信。(no其实他自己也未必信,就是强力mind fuck自己骗自己)

在跟甲方聊天的时候,我忽然想起了这一茬,就跟他说,你看,还是咱们潮汕男人靠谱。在腐朽的欧美国家,男人们现在一点责任感都没,家里要是有姐姐妹妹还好,如果没有,那老爸老妈只能孤独终老。甲方的老婆插嘴评论:养儿防老,女儿嫁出去就是别家的人了,老人自然应该儿子照顾。我恍然大悟,是要有多蠢才能没想到这一茬,我还以为甲方在礼崩乐坏的现代社会依然发自内心地尊老爱幼,守卫传统价值观,没想到他是被逼的。(当然人家也可能就是发自内心)甲方老婆继续补充道:那些被计生办欺负的,除了做人太差,往往就是家里男丁稀少,一个家还是需要男人的。

我的甲方是一个工作异常努力的男人,日出而作,日落不息。家里上下三代生活的重担给他一个人挑着,不仅要让全家人吃饱穿暖,还要有房有车,有包包买有国际学校念。我感叹道:父权社会害死人啊,不仅女人很惨,你看你一个成功男士也是辛苦得滴滴叫。甲方白了我一眼,露出“我愿意我享受我幸福”的表情。

对比起来,泡过不计其数的妞,至今逍遥自在的格格巫,才是男女平权运动的最大受益者嘛!俗话说得好:让父权主义者在平权运动面前发抖吧。男人们在这场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Written by in: 有涯之生 |
Jun
11
2018
3

欲说还休

这个星期情绪低落。

离开三个月终于回到柏林,除了毫不停歇的工作,还有大量堆积的日常事务需要处理。花了差不多两个星期终于把大小琐事搞定,甲方又希望我们回国出差一趟。按理说这次轮到飞先生跑,但伊又双叒叕要去度假,没办法只好又双叒叕是我顶上——并且是去大街上也能电死人的广州。说实话我倒不怕被电死,怕只怕机场积水,飞机晚点,睡不上觉,全身浮肿。

上周听听在她的blog里讲到了紧急联系人。我还没来得及仔细想这个问题,忽然看到表妹在微博上发一些情绪非常可怕的帖子,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先跟表姐去打探消息,结果听说是表妹的先生,一个我还从来没见过的人,骤然去世了。

表妹和她先生是两地分居,某一个晚上电话联系不上,第二天报警,发现先生心脏病发作猝死家中。

我家四个姑表姐妹,我和姐姐性格外向,从小关系很好。两个妹妹文静内向,一直玩儿不到一起。表妹遭遇这样的不幸,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想来想去,发了两条微信。过了两天她才回复,只是简短地讲了一下情况。又过了一天,半夜里打电话过来,痛哭失声,反复讲她俩当初如何相爱,现在孤零零一个人如何痛心,还有老人小孩需要照顾,工作压力又很大,不知所措。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很笨拙地试图安慰。表妹是很敏感的人,大概对我无力的人云亦云也起了反感,忽然收住哭声,很快挂了电话,以后也就没什么联系了。

过了两天,一个朋友跟男友分手,也是半夜打来电话哭诉,大家相隔万里,没有办法抱紧他安慰,只好在电话里默默无言。

然后陆陆续续地,又在新闻里听到Kate Spade和Anthony Bourdain自杀的消息。都是这个星期发生的事。

回到紧急联系人这档事上来,表妹的先生出事之后某一天我和siran约饭,我跟她讨论了这个问题,发现我们都没什么靠谱的紧急联系人名单——说起来,国内的人时刻挂在手机上也有这么个好处,起码大家能把求救的信息传递出去,有没有人来当然只能靠人品。而在德国公众对即时通信仍然保持着相当程度的反感,使最靠谱的人也往往不容易被立即联系上,关键时刻估计还是只能求助于妖妖灵。

Written by in: 有涯之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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