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
23
2020
7

疫区日记の周日心怀世界

cloudbrunch

今天是周日,为了丰富新冠疫情期间的社交生活,不要为所谓的“安全理性”失去自由,我们用机器取代了人类之间传统的接触方式,跟在柏林的老Q、Alan和老白组织了云吃饭活动。因为有六个小时的时差,所以柏林的朋友们吃晚饭,格格巫和我则享用了brunch。老Q和老白吃了大蒜烧牛肉、炒花菜和一种看上去很好吃的汤面或者是粉;Alan吃了牛肉盖饭,喝了红酒;我们则烤了吐司片,炒了鸡蛋,煎了咸肉,切了牛油果,做了水果沙拉。

云吃饭这个建议最早是格格巫一个朋友提出来的。那位朋友就职于一家非常注重员工之间交流的公司,所以他们进入home office制式之后,除了必要的网络电话视频会议,还专门留了一个zoom聊天室用于大家闲扯,这个聊天室全天候开放,所有人都可以在休息的时候进去扯白两句联络同事感情,听起来似乎要很大的公司才能保证聊天室里一直有人。据朋友说,“云扯淡”空间效果不错,启发他提出了云吃饭的建议。

云吃饭用德语说,是一件gewöhnungsbedürftig(需要习惯)的事,但总的来说还是很愉快。大家一边各吃各的一边聊天,开始因为网络效果欠佳场面一度混乱,后来网速变快(?),聊天的质量就提高了很多。主要的topic仍然是闹肺炎,但也聊了一些家长里短。结束之后大家决定既然疫情一时半会儿结束不了,我们可以经常云吃一下饭联络感情。

饭后经过痛苦的挣扎,我和格格巫决定搞卫生。平时卫生是墨西哥阿姨一个星期来做一次,现在肺炎闹成这样,墨西哥阿姨也不敢让她来了,家里眼看越来越脏,我们不得不痛下决心,自己打扫。

卫生搞了两个小时,过程虽然痛苦,结果还是喜人的。

亲自云吃饭,亲自搞卫生,仔细想一下都是闹肺炎带来的正面影响。前两天读到一则新闻,说意大利新冠肺炎的重症和死亡男女比例接近7:3。还有报道讲人们闭门不出的同时,野生动物集体出没,野猪在大街上撒欢,威尼斯大运河清澈见底,天鹅小鱼都出来了。跟朋友们聊起来,我非常政治不正确地说,这个病毒又女权又环保,感觉并不是一无是处。朋友说不能这么想呀,如果真要说,各国亏空的养老金库压力是不是也得到了缓解。我一想她说得很对,赶紧跟大家云道了一个歉,然后今天就看到齐叔叔援引环境资源经济学家马歇尔·伯克(Marshall Burke)的话,他说:

新冠疫情导致经济生产中断,空气污染问题也随之得到缓和,而这种良性变化所拯救的生命,是否会超过病毒本身造成的死亡人数?即便采用最保守的估计,我想,答案也显然是肯定的。”仅仅在中国,缓解两个月的空气污染就能拯救4000名5岁以下的儿童和73000名70以上的成年人。

如果从人的角度去评论新冠肺炎,只从这些错综复杂的数字出发,我们会在伦理的电车轨道上撞得鼻青脸肿。但从自然的角度出发,新冠肺炎这类疾病,是不是可以看作人类生存环境在逐步恶化到无可救药地步之前对自己做的一次“休克疗法”?当然所谓自然的角度实际上还是人的角度,因为很多专家都告诉我们,地球并不会因为人类作死就停止转动。威尼斯大运河的天鹅作证,人类把自己作死了,对地球只能是个好事。“休克疗法”会带来大剂量的痛苦,而且不一定有效,但这几天看新闻看报纸,似乎很多人都暗暗燃起了希望。人们纷纷猜测这场肺炎到底会把人类引向何方,我高兴地看到,并不是所有预言都一片灰暗。作为一个喜欢听好话的人,那些充满乐观精神的文章让我嗓子都不那么疼了。内心深处,我其实并不期待无止境的进步,但作为一个受益于进步的人,我又很难从情感上接受抛弃进步的做法。“昨日的世界”再好也只是极少数人能享有的一种正当性相当可疑的好。如果没有全球化,我不仅会失业,连恋爱都谈不成。当然我并没有什么重要,星期天是心怀人类的时刻,难道我们不能希望人类受到肺炎的启发,换一种方式继续进步吗?就像大卫·哈维所说的那样:由川普打着“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旗号,启动比桑德斯可能提出的任何政策都更加社会主义的政策;或者像齐叔叔期待的那样,受“赤裸生存”需求之迫,推行新的共产主义,让英特纳雄耐尔再次伟大;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如果Greta受到比去年前年还要多得多的,真正的重视,好歹也算是大家放慢了作死的脚步。

啊,我真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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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
22
2020
0

疫区日记の一些碎片

§1 现在满世界都是疫区,所以在哪里写日记都是疫区日记。

§2 虽然是周末,但我还是在干活。我问自己做错了什么。大部分项目停滞的情况下,为什么我还总是欠着一屁股烂账?

§3 在ins关注了Merkel女士,又在twitter上关注了伊利诺伊州的州长和芝加哥市的市长。我有点不适应自己的变化…

§4 Merkel女士在发表感人至深的电视讲话之后亲自去超市购物,买了四瓶红酒、三板巧克力、一罐果酱、一袋卫生纸、两瓶沐浴露。自带购物袋,其后亲自结账。围观群众表示:怎么她还能买到卫生纸?Merkel女士最近一定忙到飞起,不可能有时间回家吃饭,晚上灌一杯红酒吃半块巧克力洗个澡上床睡觉,这个购物单很诚实。就算是作秀也做得感人至深。

§5 看到有报道说新冠病毒开始在叙利亚的难民营里传播,说给格格巫听,他说哎这些人好惨呐,现在所有国家都自顾不暇,他们估计只能在难民营里自生自灭。

§6 之前看新闻里这个公司那个公司破产,估计也会慢慢蔓延到这个国家那个国家上面吧。到时候也没有什么国际组织还能帮着救市,只怕区域性的战争就会打起来。想想都可怕。可还是有人在怀孕生孩子。就好像社交媒体上一直有人说,不管怎样,春天都会来。

§7 据说我笑点很奇怪。今天看到有人说德国的数据,50%的人确诊但没有症状。格格巫问我是不是属于那50%。我说我怎么没有症状,自从中国回来我就嗓子疼,经常感觉呼吸困难,这都快两个月了。格格巫说你不要开玩笑好吗?是真的吗?我说是真的啊,我一看新闻就感觉上不来气。他现在已经不跟我说话了。

Written by in: 有涯之生 |
Mar
16
2020
0

一些后续

话说远走芝加哥也是一个拧巴无比的决定。综合这次大瘟疫各国的反应,我觉得德国算是靠谱的。而且柏林医学院Charité这次频频曝光,还有“德国终南山”坐镇,给人一种“就算我被70%了,总还有个大医院当靠山”的赶脚。美国在川总的领导下就不那么好说了。

而且格格巫他们学校马上就要放春假。放完春假百分百要关学校兼让所有老师网上授课,所以我觉得你反正要上网课在哪上不好啦,跟我回德国好不啦。还免得我跑一趟,我跑到美国来不打紧,万一染上病怎么办啦?万一回不去怎么办啦?但格格巫的工作合同上是明文规定他教学活动期间必须留在学校。芝大迟迟不宣布关学校,虽然我笃定迟早得关,但格格巫还是战战兢兢。最近正是他教职中期评审的关头,他很害怕犯错丢饭碗。

讨论来讨论去,最后我还是冒着生命危险跑到芝加哥来了。哪晓得一落地格格巫他们学校就宣布关校了… 但貌似关校也无济于事,格格巫有个当助教的同事是英国人,一听关校立即给系主任写邮件询问是不是可以回英国去远程上网课。系主任拖了好几天才回复,回复里面也是一顿打太极,大意是既然合同要求你呆在芝加哥,我肯定不能同意你去英国。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庭,我也不能禁止你走。我不会把你的情况上报校方,因为校方肯定会立即否决,那你可就板上钉钉回不去了。所以,你自己决定吧,祝你好运。总之,推得一干二净,好不清爽。

于是格格巫又跟我商量,要不然我们赶着春假期间回德国去,之后就用川总禁航当理由,推说无法回到芝加哥,校方也只能允许我们继续呆在柏林。当然他还是害怕在考核的时候被抓住把柄。而在我们俩腻歪来腻歪去的期间,德国也封边境了。

好吧。行吧。只能呆美国了。明天还得咨询一下移民局我签证的有效期问题….

现在,技术白痴格格巫正在痛苦地学习怎么上网校。当然我一点都不同情他,他还有很多老头同事估计连电脑都不会开,那些人更值得同情。当然我也不同情老头们。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于此同时,我司柏林办公室home office已成板上钉钉。欧洲的疫情发展到现在,我已经不需要为员工去不去茶馆酒店多费口舌。马拉松健儿的日常练习都被取消了,她很沮丧。意大利实习生有一个在easyjet当空少的同屋,恶疾当前,伊还在满欧洲做布朗运动,时不时地飞一下威尼斯啊热那亚什么的。果然,我前脚登上去美国的飞机,后脚柏林就传来消息,空少出勤的某个航班上有人中招,整个飞机的人现在都变成疑似感染者了。空少自己没症状,在家自我隔离。他的同屋,我们的意大利实习生自然也应该开始隔离。于是顺理成章地,下周开始柏林办公室的人就都呆家里了。

今天飞先生给邻居办公室的老板写了邮件,把空少的情况说明了一下。不过听马拉松健儿说,邻居办公室上周也在商量关闭办公室,让大家回去home office了。为了把损失减少到最小,保住亲爱的团队成员们,我也责令飞先生立即去搞清德国政府的相关补贴,希望某些政策能够惠及我们这样跨国作战的小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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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
09
2020
2

碎片和崩坏

从成都回到柏林已经一个多月了。过两天又要去芝加哥找格格巫。如果这之间只更新一次blog的话,虽然自己也习惯了,但还是有点羞耻。在沙发上自暴自弃地摊平五个小时之后,我决定来进行一次更新。

这个月国内很多项目都停滞了,但我们之前积压的旧账过多,所以天天上班,居然也没闲着。下班后和周末感觉也没怎么闲着,零零碎碎在跟拖延症博斗的同时做了一些小事情。

首先,还在继续练车。虽然年年立flag要拿驾照,久而久之已经变得像个笑话,但我自己还是认真严肃的。去年夏天憋了两个星期做习题,把理论考试通过了。之后因为老也不在柏林,没什么长段的时间练车,所以到了现在才又拾起来。最近几次开得颇顺畅,可以说是胜利在望了,如果新冠没有毁掉这个世界,我夏天还能去度假的话,争取租个车开上一开。

去年的时候就想跟高中同学老Z一起做一个面向中小学生的女权主义节目。在成都的时候我们两个相聚了一次,又商量了一番。之后回柏林我们就用晚上和周末的时间开始具体地筹划了起来。写脚本,录视频,乱七八糟也花了不少时间。现在录好了两集的素材,就等我开始剪了。当然我的拖延症也同步发作了一下,每天想起来这个事情就感觉非常头秃,但是下周起我就要开始剪视频啦!请大家从精神上支持我!

新冠爆发期间,几乎所有零售行业都开始转型电商并轰轰烈烈地开展起了网络直播自救活动,我的甲方们自然也是其中的积极者。三八节当天,这把野火终于烧到了我的身上。为了庆祝妇女们过节兼顺道把大家送进更深刻的消费陷阱,我出台做了一场关于女性建筑师和设计师的直播。

之前还写了一个小稿子:

聊聊女性建筑师

直播的回放在下面的链接里可以收看。

这个直播真的可怕我让人给我把脸捏瘦因为紧张要去上厕所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居然都被录下来了!!!

稿子因为不是给设计师和建筑师看的,所以尽量用了大白话,写了很多有得没得的八卦。写完之后我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是不是太久没有写建筑,连文章都不知道怎么个写法了。但甲方看了之后还是评价说有点太干了,哎,好南啊。

除了上面这些活动之外,我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跟很多人一样也挂在这个疫情不断变化的统计数据和排山倒海的信息上面,这一个多月过得非常煎熬。很多细节此刻也不想多说,这件事对我最大的打击不是那些悲惨的数字和事件,更多是我自己能够接触到的所有人各式各样的行为和反应。开始我还会有震惊、不快、恐惧、焦躁、反感等等纷杂的情绪,到某一个临界点,外界的一切成为围绕我飞速旋转的巨大杂音,让我头晕目眩。这个世界像是被一层薄薄的膜粘连在一起的无数碎片,忽然一个事件发生,这层膜就被迅速地溶解掉,碎片开始狂飞乱舞,那些本来熟悉的人和事,忽然显现出完全陌生的面貌。

或许就是崩坏的开端吧。

Written by in: 有涯之生,柏林柏林 |
Feb
28
2020
2

就像友博听听的月经贴是健身,我的月经贴就是女程序媛手记

老辈子讲古记终于“连载”完了。连篇累牍有点占地方,拾掇拾掇之后被我放到了这里:

玖姑婆的回忆录

这段时间因为“块垒”,时常在豆瓣上出言不逊,删帖有时,关小黑屋亦有时,我已经有了炸号的觉悟。但因为豆瓣上也乱七八糟垒过不少字,没了甚是可惜,所以之后也想慢慢转移过来。动起这个念头之后,才发现以前用html辛苦编写的静态网站已经很久没有打理过,甚至几次换电脑,这些文件居然都没有copy过来… 好一番翻箱倒柜,才在古老的水果笔记本里找到了旧文件。

然后又发现换到windows之后我就没有再装过dreamwaver了,于是又辛辛苦苦捯饬了一个dreamwaver,目瞪狗呆地发现,程序的界面跟以前也完全不一样了。

好在古老的水果笔记本插上电居然还能用,于是又吭哧吭哧一番对照折腾,这期间终于回忆起了写网站的一些简单操作。当然在实际操作中还是以复制粘贴原来的做法为主。虽然贵为女程序媛,我也不再拥有重新设计编写甚至修改的雄心壮志了…只求能在原来的格式里把新的内容怼上去。

ftp也坏掉了,还得央求大胡子一通修复… 伊末了还评论一句:这是十来年的老代码了,一直没升级… 逼得面对真相的我眼lui流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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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b
07
2020
6

为了不忘却的纪念

昨天晚上有一个武汉的医生感染了新冠病毒去世了。这位去世的李文亮医生是最早在社交媒体上提醒人们病毒传播并受到言论审查机构规训的八人之一,他被称为“吹哨者”。消息传出来后,互联网上一片哀声。我下班后回家看到这条消息,再一页一页地翻看所有人愤怒的表达,觉得一团郁闷之气抵在胸口,无法呼吸。

想要写点什么但是不知从何说起,只好在社交网络上转发别人的愤怒和呼喊。在blog里发了一个标题,记录那一刻自己的感受,我希望自己不要忘记。

捏着手机坐在沙发上,忽然想起来前几天,alan转了一篇自媒体文章给我。那篇文章叫《我们一定会忘掉这些》,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我觉得这篇文章很成问题。大多数的人们并不是主动要忘记历史的。作者说来说去,都避开了房间里那头大象。真实的情况难道不是人们被大象踩在脚下,被迫闭嘴,被迫遗忘吗?为什么作者会责怪那些被踩在脚下的人?为什么作者不去责怪大象?

我把这个想法告诉阿兰,他给我发来了一段聊天记录,这是他私下里去找作者讨论,然后作者对他说的:

首先,我觉得这个不能用已经进入现代的国家来对比,而是用前现代国家和转型国家来对比。现代化国家的责任伦理,是靠大量监督来实现的,前现代国家没有这个渠道,所以责任是靠官僚体系内部机制实现。东亚国家在这一点上超过了大部分文明体系。福山也说,中国是国家体制最早熟的文明,其中很大程度上就催生了官僚体系的责任伦理。其实就拿现在大BOSS来说,他也面临责任伦理的压力,比如他对GDP之类的肯定忧心忡忡。你拿博卡萨、贝隆、蒙博托之类的人物去对比的话,就会发现他面临的责任压力要更大。但是中国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是集体化伦理的国家,自古以来就是。所以臣民的个体生命并不是很重要的,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秩序是被最优先考虑的,属于责任伦理的最大优先级。这一点和西方文明不同。
这种责任心,在转型期间我相信是有优势的。就像韩国,台湾搞起民主来,他们的效率是会高于拉美和印度的。大陆的问题更麻烦一些,尤其是中间插入了共产主义这一段,但是我相信,还是放在长时间段看,还是不同。东亚文明的官僚体系是独一无二的,造成的问题是独一无二的,但是他潜藏的能力也是有的。
不过最重要的一点,还是:要用转型国家或者前现代国家的标准来看它,而不是现代化国家的标准来衡量它。它现在没有能够突破那一点。如果它最终不去突破这一点,而选择了一种变异的路径,那对世界的威胁是很大的。

我看了这段话,觉得更可怕了。之前只以为作者习惯了自我阉割,不敢描述房间里的大象。但他的发言明明白白地显示,这个人不仅知道大象的存在,而且还认同大象的合理性与先进性。他文中的“我们”,其实是“他们”,那些被称为“韭菜”被割了一茬又一茬的人,他大概觉得这些人是自己犯下了过错,是索多玛的建造者,活该被烧成一片灰烬。我不知道什么样的愚蠢和短视,会让人产生这样的想法。

在沙发上手脚冰凉地坐了很久,给同一个时区的朋友发消息,我说我心情很差。她回复我说,不要忘记此刻的愤怒。我想起这篇文章,呆了一会儿回复说,我不会忘记的。

早上起来,昨天晚上在激愤中转发的内容被删除得一干二净。我的社交网络账号也被禁言了。把这件事告诉朋友,她问我有什么想说的,她可以帮我截屏发出去。然而除了混乱的愤怒,我并没有什么想说的,跟她聊了几句,就收拾好东西出门上班了。

走出院门,一个景象吸引了我的注意。相邻的一栋住宅楼前,一位年轻的姑娘正蹲在地上打扫楼前的铜地钉。我住的街区,在二战以前是犹太人聚居的地方。战争过去之后,人们整理了被屠杀的人的名单,把它们铭刻在铜质的地钉上,嵌入他们生前居住地门口的地面上。我们这条街上几乎每栋楼前都有好几个这样的地钉。那个女孩儿一手拿着干布,另一手拿着抛光剂,仔细地擦拭着一块刻满了字的地钉。我看着她,昨天晚上一直没流下来的眼泪夺眶而出。德国的政局这两年也是很多动荡,极右翼在很多地方政府都占据了相当多的席位,各种种族主义的言论甚嚣尘上。但在这里政府没有否认历史,它做了很多努力让自己的公民记住曾经发生了什么,它制定了法律保护人们可以自由地谈论曾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一切事情。所以,很多人没有忘记。

我是一个有点日常小迷信的人。这个女孩对我来说,就像密布的乌云中透下的一束光,在此刻出现在家门口的大街上,一定不是巧合。我忽然有了冲动要把这一刻记录下来。我不能忘记2020这个惨烈的新年,我希望它真的能成为一个“拐点”。

Written by in: 有涯之生 |
Jan
01
2020
2

回想与展望

2019年很快就过去了。时间流逝的速度之快,让我觉得不真实。然而回想上一个新年发生的种种,又觉得是很早以前的事了。人们对时间流逝的感知与他们的经历和得失有没有可循的规律呢?即使有,大概也属于玄学一种吧。今年不想立flag和做清单式的年终总结,只想梳理一下事件和情绪。

上午和搞社科的小哥哥一起去中国城吃茶,路上他问起我的工作,我说,工作有很大的问题,但不是生存问题,是发展问题。事后想起来,发展问题,应该同样也是生存问题吧。(?)

我和飞先生是十六七年的朋友了。他曾经常出现在这个blog中,但最近几年我较少提到他了。我们从朋友变成了事务所合伙人,在工作渐上正轨的同时,彼此的关系却日渐疏离。没有必要在公开的blog里陈述事实,但总之,相爱的人儿们不会平白无故地疏离,不能否认对飞先生,我有很多不满与愤懑。

曾经,对于世界加诸于我的所有烦恼,我习惯在混沌中默默忍受,也许会间歇性跟人嚎叫两声,或是到网络树洞中吐槽一番,之后不外乎继续灰头土脸“砥砺前行”。但好奇的人总是奢望理解这个世界,我也想要认识自己的烦恼。忽然有一天我发现,本来是作为消磨时间的“闲书”们,却可以提供各种理论框架,把所有的烦恼都框进去。那些比我睿智的人们就算没有给出解决方式,也从各个角度提供了认知和分析烦恼的途径。我的烦恼哪里是我的烦恼,它们是人类的烦恼。

So the world is not any more the one it used to be.

从理论中我得出一个结论,Women are the niggers of the world, I am the nigger of the office. 再加上那些我从来就无法感同身受的价值观,以前还能带着一种欣赏奇观的exoticism笑眯眯地旁观,被各种理论过滤一番之后只觉得索然无味,更加厌烦。这是我跟飞先生分歧的原因。理论给了我底气,也给了我一些行动的模板,同时让本来做事就横冲直撞的我更加理直气壮。冲突无法避免,分歧难以融合,争吵除了把每一件事情都变得愈加丑恶,并没有起到更多的作用。在某些不知所措的烦恼时刻,我怀疑精致的理论是不是像白雪皇后那个故事里镜子的碎片一样,落到人们的眼睛里,让他们眼中的世界从此变得冰冷而丑陋。

这是一个complicated和delicate的情况,我不知道如何面对它,也不知道在新的一年,它会变成什么样子。在可控制的范畴中,2020年,我想改进自己与人交流的方式。

我是一个奇突而生硬的人。夏天的一个生日宴会上我遇到U,一位Xenofeminist(外来的女权主义者?)。我大概在吐槽飞先生养育后代给我带来的困扰吧,聊着聊着就聊到生孩子这件事上来。啊,她说,资本主义社会巨大的生活压力夺走了人们生育的意愿。我正在做一个研究,探讨为什么前民主德国的人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反倒乐于生产。

这有什么奇怪的。我说,前民主德国的人在计划经济制度中失去了主体性。国家分配工作,包办每个人的生活。通过追求事业实现自我价值只是极小一部分人才能享受的奢侈,其他的人当然就结婚生子,把热情倾注在建设小家庭上了。

U生硬地说,你说得很对。然后我们的谈话就结束了。

格格巫说,你不能这样跟人讲话。这会截断一切继续讨论的可能性。跟你说话的人要不就意识到自己是个蠢货,要不就因为如此浅显易懂的道理你居然在那里洋洋得意地宣讲而认为你是一个蠢货,反正不管哪种方式,这个对话都进行不下去。他说,更好的方式是问问题。比如:interesting!那么你们探讨出来为什么了吗?在对方的回答中,你迟早能搞清楚到底谁才是蠢货。

也许他是对的吧。不管是不是对的,这个方式或许都可以帮我变成一个更柔软的人,把某些我也许并不愿意结束的对话进行下去。所以,新的一年我希望自己能习得这个技能。

加油!

Written by in: 有涯之生 |
Dec
26
2019
8

Happy Holidays

昨天是24号,格格巫的基友A请我们去吃饭。我们抱着好几个礼物(本来不是为圣诞准备的,一周前A帮了我一个虽小但重要的忙,为了表示感谢,我在机场给他和孩子们买了一点小礼物)到了他家,想要很俗气地放在圣诞树下,结果发现他家根本没有圣诞树,只好找了一盆绿植,把礼物塞在花盆下面。

酒足饭饱之后,A的老婆莎乐美拿出一把九头烛台,点燃三枝蜡烛,带着孩子们开始唱希伯来文的颂歌。然后,为了体现这类节日在当代社会存在的价值,两个小屁孩各自得到一个小礼物。我们也趁着这个机会,把我们带来的礼物分给A,莎乐美和孩子们。

回到家里,格格巫打趣说,莎乐美最近两年忽然重新意识到自己是个犹太人了。其实他们一家子并没有什么宗教信仰。A在加州长大,爸爸是黑人,妈妈是白人。莎乐美是来自纽约的犹太姑娘,不过她们家应该早就已经世俗化了。莎乐美几年以前忽然觉得,一到十二月底就总是圣诞圣诞圣诞,孩子们既然有犹太血统,那也应该了解了解犹太节日。所以把压箱底的烛台、希伯来颂歌本子什么的一股脑翻了出来,开始在家里过起了光明节。

以前我看人抨击“政治正确”,有一个常被拿出来讲的点就是所谓的“happy holidays”,圣诞节这么普天同庆的日子居然不能铺天盖地地互相问候圣诞快乐,而是要改成畏畏缩缩的“节日快乐“,别提多别扭!那时候我还觉得这些人挺有道理,毕竟,我生活在——出于某种历史原因——犹太人数量极其稀少的国家,光明节这样的东西我只在书上看到过,到底是什么时候要干什么我一无所知。设身处地地想一下,过春节要是有人不让我说“恭喜发财”而改口“祝您幸福”,那我说不定也很生气。但这几年因为结交了几个犹太朋友,忽然发现基督教徒过圣诞节的时候,人家犹太人也是要过节的嘛,这样一来我就理解那个“happy holiday”了,凭啥铺天盖地都是“圣诞快乐”呀?我要是犹太人,我也不乐意。

我之前也跟一些抨击政治正确的朋友有过一些讨论。他们在这种时候会说,你们要happy你们的holiday你们一边儿happy去,干嘛要按着我们的头,逼我们一起happy呢?改变让人感到舒适的习俗确实会引起那些懒于思考改变原因的人的反感,然而当“政治”作为一个方法论出现,要扭转一个数量巨大的群体的集体习惯时,我不知道有什么更加理性温和四平八稳的可能性,不管怎么说,即使这种可能性存在,也应该是在无数的偏移和纠正中被摸索出来的吧。

Merry Christmas本身就不是通过什么理性温和四平八稳的方式成为西方世界一个传统项目的。稍微研究一下日历,会发现基督教几乎所有重要节日都跟一些其它民族和教派的某种节日重叠。在基督教扩张的历史中,为了抢夺信徒,教会把自己的节日跟其它教派节日设置在一起,让那些改宗到基督教的人没有机会通过参加异教的庆祝仪式改变信仰,这个过程一定不那么令人愉快。其令人不愉快的程度可能远远超过在购物中心或学校礼堂砍掉几棵圣诞树。当然人类的历史本来就是打来杀去的一本烂账,倒也不是在说基督教什么坏话。我只是感慨有时候人们对“矫枉过正”的反感甚至远远大于对错误本身的厌恶,不知是因为这些人心里其实赞同那些被“政治正确”批评的对象;还是说他们从理性上知道政治正确并没有什么错,但感性上却无法共情,理性与感性的撕裂造成隐秘的羞耻感和语言行为上对“政治正确”各种各样的看不顺眼,就像那些恐同的深柜一样。

我前几天因为“政治正确”的事情在网上吐槽,后来又跟朋友有一番争论。这一番争论让我再一次深深地感受到,我们每个人对事物的观点,都如此深刻地被我们的教育、成长背景和生活环境所影响。有时候相似的出发点,却可能导出截然不同的结论。各种认知的鸿沟让我们越来越像生活在一个又一个孤岛上,无法彼此获取温暖。怎么办呢?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对我自己来说,(哒哒哒新年感言开始了)还是要多读书,多思考,多说话,跟愿意讨论的朋友讨论问题,就算彼此持着不同的观点,只要心平气和,也能够有所收获。希望自己能够更经常地打破成见、跳出舒适区去想问题。

最后有一个感想:朋友的小孩长得都好可爱啊。但真的是两个小魔鬼。整个晚上所有的人都围着他俩转,大人们几乎没法正常交谈。几个钟头之后我头昏脑胀,又无聊又烦躁,简直想要一头撞死。所以那些心甘情愿繁殖后代的人到底怎么想的?!

Written by in: 有涯之生 |
Dec
24
2019
2

圣诞故事之外公外婆的婚姻生活

跟格格巫唠嗑儿,本来在说他讨厌圣诞节这档子事儿,忽然就扯到了他的长辈上去了。听完故事我立即想来blog里八一八,要是格格巫知道了肯定很火大吧,但是嘻嘻,谁让他不懂中文呢。

格格巫的外公是个纳粹。据说格格巫小时候有一次跑到屋顶储藏室里玩,翻出了外公的党章。他不知道那是什么,拿下来问外公,外公就很不好意思。当着小孩子和家人的面,只好说,这是纳粹的党章,但我当年是不得已才入党的。小格格巫问:外公那你在纳粹党里面干什么呢?外公就说,我干的是文职工作啊。那时候我被派到东德,负责把那些没有人住的房子分给需要房子的人。小格格巫又问:为什么好好的房子没有人住呢?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格格巫的外婆是个医生。外婆家两姐妹都是独立执业的医生,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外婆的妹妹嫁给了一个“耙耳朵”,在家里大权独揽,30年代末瞧不上国内的气氛,举家移民去瑞典了。外婆自己则选了一位高大英俊的律师,从此这辈子就被他吃定了。

作为一个野心勃勃的律师,外公职业道路上一个必然的坎就是“入党”,如果不入,那么上升的渠道就封死了。于是外公就只好变成了一个纳粹。但很奇怪的是,战后他们一家进了俄国的战俘营,反倒是外公只身一人逃了出来,腿儿着回到了一片狼藉的拜仁州。

这里有一个很耐人寻味的细节。按理说带着两个孩子留在俄国战俘营的外婆一定凄惨到毙,然而据外婆说,被俘的那几年是她人生中的高光时刻!她每天开着翻斗摩头车,把两个小孩子塞在车斗里到处给人看病。不管是俄国军官还是德国战俘都超级尊敬她,外婆每天忙得要死,老公什么的抛到了九霄云外。

反过来,回到巴伐利亚的外公则陷入了抑郁,出于对外婆的思念,他开始每天为她写日记。但是身为极其擅长压抑自己情感的传统男性,外公的日记里读不出任何思念的痕迹。格格巫说,老头哼哼唧唧地写道:我失去了工作,觉得自己是个毫无用武之地的人,只能困在屋子里,浑身力量无处发泄。接下来他又写道:我站在窗前,长久凝视窗外废墟上那些捡拾砖瓦的女人… 年轻的格格巫愤怒地想:你凝视个屁啊!浑身力量,干嘛不去帮着捡一捡?!所以这本日记他读了两页就读不下去了…

后来战俘营解散,外婆带着孩子们回到家乡,跟外公白头到老。格格巫一直认为他们颇为恩爱,证据之一是老两口每年都会一起开着房车出去度假,这个习惯从未间断。但在外公死后,外婆连老头的葬礼都拒绝参加。而且她再也不愿意出门了,“房车旅行,”她说,“是我人生中最可怕的事件。”格格巫表示同意,他的外公外婆属于那个每到夏天会长时间地出门度假疗养的阶层,但战后大家一贫如洗,住不起丽池酒店,只好开着一个小房车,带着一顶小帐篷和一个折叠橡皮艇出发。每到一个目的地,外公会先把小帐篷架起来,然后戴上自己的船长小帽,两个人驾着橡皮艇去游湖…这种辛劳的旅行方式给小格格巫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以至于去年我们去希腊度假的时候,我拿出自己在淘宝上精心选购的吹气沙发想要炫耀一番时,格格巫PTSD发作,摇动双臂尖叫着跑出屋去,很久都不愿意再进来。

在我看来,格格巫的外公还是一个PUA高手。外婆作为一个高收入的职业女性,嫁给他后被一番洗脑,接受了自己“不善理财”这个“事实”,诊所收入全部上交,自己只能从外公那里得到一点可怜巴巴的零花钱,连买衣服都不够。外公去世后,她立即从上门传销的骗子那里花一万马克买了一张冒牌波斯地毯。当年的一万马克啊!怕不要值现当今的十万欧元!家里人都被雷得外焦里嫩,纷纷提醒她有可能受骗上当,但是外婆很得意地说:我知道!老娘就是想胡乱花花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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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
03
2019
10

多余人的星期天

前几天清理Kindle内存,发现几本何伟老师的旧书,且都是英文版。头脑一发热,就想安利给工作室的年轻人。

新来的年轻人M,是热爱马拉松,坚持素食主义的精瘦都市女郎。因为她表现出了对中国文化的热爱,而且在天朝建筑重镇比如TJ、QH都呆过,所以是我重点安利对象。结果一番热情介绍后,对方礼貌回答: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虽然我平时不看书,但这几本书听上去都非常有意思,谢谢你给我!

平时不看书!!我听到这句话,脑子里嗡了一下。这句话以平平淡淡才是真的口吻娓娓道来,可以说是于无声处听惊雷了。

几天以后她又焦了我一雷。当时我们在做一个矫情的时装品牌展陈设计,甲方扯掰了一堆复古啊未来啊精致废土赛博朋克啊有得没得的,M在处理的时候有点找不着北,我就说,有一个电影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话没说完M插嘴道:啊!Sorry!我平时不看电影,所以我应该是不知道的,不过您请讲,我回头去找来看看!

我:???

我心中的波澜久久未能平复。一个建筑师又不读书又不看电影,这还怎么当建筑师?一个人平时又不读书又不看电影,做人应该也很没有味道吧?!但平静下来之后想了想,也许我对建筑师和人的要求都太高了。全世界的建筑系每年为市场输送成千上万的毕业生,这些人里面不看书不看电影的比例应该不低,然而他们都有美好的明天。而天下熙熙,天下攘攘,像我这样爱看闷片儿的书呆子应该才是少数吧?

晚上捧着清理好的Kindle看以赛亚·柏林《浪漫主义的根源》,他讲到了维特的意义。他说,维特死得无足轻重。他生于一个无法给他用武之地的社会。在以赛亚·柏林的眼中,维特是一个多余人。他说:维特之所以多余是因为他的道德优于他人,却没有机会挑战市侩、奴隶、傀儡们形成的可怕的势力,以此证明自己的优越。我觉得这个解释很有说服力。我曾经问过很多人《少年维特的烦恼》如何能让年轻的歌德暴得大名——少年人纠结的心事、无望的爱情以及如柏林所说的,无足轻重的死并不能解释为什么这本薄薄的小册子能成为经典——日耳曼文学的研究者们告诉我要把这本书放在当时的语境中来看,这种解释并不能说服我。少年维特并不是一个历史标本,柏林更清楚地指出了那些忧伤而激烈的十四行诗们真正打动人的地方,那是一个“多余之人”无处发泄的痛苦。这种痛苦超越了年龄、时代、性别,指向了每一个对自己的多余有所感触的人。

跟格格巫聊天聊到这上面,我感慨这辈子真的要感谢科技进步,感谢互联网。如果没有网络,我就是十八线城市的一个怪胎,就是王彩玲,就是莉拉·切鲁罗;可能早就得了抑郁症,或者把身边所有的人搞得鸡飞狗跳;又或者在日复一日的痛苦中生出厚实的茧皮,切断书和电影提供的那些虚幻却又真实,能带来快乐却让人痛苦的通道,开始养生养颜养孩子,脚踏实地地生活。说真的,我不知道哪一种可能性更加让人感到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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