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

上半年回国的时候，看到熊阿姨在微博上说打车可以在软件里选女司机，我迅速研究了一下，这个功能蛮隐蔽的，但确实有，于是立即选了所有车型优先女司机。但真到了打车的时候，接单的仍然是男司机多。当时还跟熊姨抱怨了一下，熊姨说北京要好一些，她打车打到女司机的机率还算合理。

这次再回来，上海的打车软件给我配女司机的机率也提高很多。这几天只有一次坐了男司机的车，软件还立即解释：该男司机开的是“清新车”。

今天打车去找小马，又是一位女司机来接，路上跟她聊了两句，赞美这个功能真不错，结果司机大姐非常激动地说：对！很不错！我们女司机也很喜欢这个功能！我也选接单只接女乘客！

啊？我问，还能这么操作？

女司机一拍大腿：嗨！你们怕坐到臭车，我们也怕遇到臭乘客啊！你们坐到臭车还能开窗，但臭乘客上车我要是立马开窗，人家还会不高兴！

说着她指指自己口罩：要不我为什么戴个口罩呢？

接着她又说：昨天一个男的，又肥又臭，还非得坐副驾。大家坐车都知道后座舒服，而且我们网约车司机一天要开十多个小时，很多东西随身带着，都得放在副驾上。难道我等红灯的时候想啃一口苹果，还得下车去开后备箱？

我：大姐你辛苦了！

大姐说：很多女乘客都不知道有这个选项，我现在逢人就推荐！

我们去了 Bouça 住宅区。

这里就不讲建筑了——要从空间意义上搞懂一个建筑，最好能身临其境，起码也得有图纸和照片。文字太苍白，往往辞不达意——还是来讲讲八卦吧。毕竟Bouça住宅区，也是一个有故事的住宅区呢。

1974 年康乃馨革命之后，独裁政权被推翻，新成立的葡萄牙政府开始了一系列改善民生的行动，其中一个项目是要推动全国各地建设经济适用房，这个项目被叫做SAAL计划，翻译过来大概是“地方巡回支援服务”。

这个拗口的名字来自项目的组织方式。首先，SAAL计划尝试动员贫民窟的居民，让她们自己组织成立经济住房合作社或居民协会，以法人（甲方！）身份参与项目。而项目的乙方，则是一个在全国巡回的“技术流动支援服务团”，团队吸纳了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成员有建筑师、工程师、制图员、社会工作者、社会学家、法律专家和学生等等。她们下沉到社区，以协商合作的方式跟当地居民共同建造。

西扎同志以建筑师的身份加入这个“技术流动支援服务团”，参与了两个 SAAL 计划下的项目，其中一个就是Bouça住宅区。

在波尔图市中心这片叫Bouça的区域，西扎设计了四栋平行排列的四层板楼，板楼每两层由面宽很窄的复式小单元一字排开组成。板楼与板楼之间是半公共的院落。朝向铁路一侧有很长一道与板楼同高的混凝土墙，隔绝铁路噪音的同时，墙上的连廊将四栋建筑连接起来；朝向市中心一侧则规划了为住户服务的公共设施，比如洗衣房、社区中心和居民协会总部。

很遗憾的是，Bouça住宅区启动两年后就因为政治局势的变化被烂尾。原计划的四排建筑只搞定了两排，围墙和公共设施都没修完，就这样一直晾着，直到 1999 年重新启动，由西扎本扎把剩下的部分建完，前前后后又折腾了 8 年，到 2007 年才真正完工。（同去的里斯本朋友评论：这很葡萄牙。）

穿行在Bouça住宅区里，那些优雅的连廊、雕塑般的楼梯、山墙在刺眼阳光下投射的深刻而忧郁的阴影，和公共区域层次丰富的曼妙空间，似乎都贴着“西扎出品”的标签，一以贯之地让人印象深刻。我很难相信，一个作者性如此鲜明的方案，居然是通过参与式设计的方式，跟居民一起协商讨论出来的。为此我专门跟人工智能打听了一下，根据 Claude老师的八卦，西扎在后来的一些采访(没提供来源）中提到，他虽然认同参与式设计的初衷，但对通过民主投票决定形式的工作方式很有保留。他本人更倾向于以协调者的身份发挥专业能力，不希望下放设计决定权。难怪！

Francisco Guedes de Carvalho (1945-2013) and Álvaro Siza (1933), Perspective sketch of the patio to Bouça housing estate, Porto, 1972. Pencil and ink on paper, 503 × 752 mm. DMC 2397.

乔工之前在亚琛工大教书的时候，做的就是参与式设计项目。她在 Florian Fischer 的教席带着学生们到处搞调研，设计课程的一大半时间都用来根据调研成果编写任务书了——这跟常规意义上可着任务书做设计的流程很不一样。Fischer本人在慕尼黑的实践，就是把居民组织起来，以合作社的形式共同出资和决策，自己规划集合住宅，自己当甲方，而且我听说他们的项目还要另外再委任建筑师。Fischer本人和他那个叫做kooperative grossstadt eG（大都市合作社）的机构负责专业陪伴决策过程，并不参与设计自己的项目。当时跟乔工聊到她们的学生作业，我开玩笑说她带着大家不务正业。但话又说回来，我们这些当乙方的，谁又没怀揣过一点甲方梦呢？

怀揣甲方梦也不是说大家想当开发商挣大钱（想也是想的），更多还是关乎建筑师对自己职业身份的反思（上个价值，不好意思）。行业链条中，个人是选择安心当好专业小齿轮，还是以更积极的姿态参与议程设置，可能也跟社会、行业以及每个从业者自身的政治认同相关。康乃馨革命之后，葡萄牙有了一个左翼政府；在对甲乙方身份定义以及各方介入项目的方式上，也能看到SAAL计划的推动者对政府职能、阶级问题、产权关系的思考，跟当时欧洲各国、北美和拉美国家左翼行动团体五花八门的建筑实验项目彼此呼应。

我们令人失望的现实世界中，资源掌握在政府以及有产阶级精英手里。SAAL计划的模式，是让居民以劳动入股，目的是要改善权力和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国家不再把棚户区当作要清除的问题，一定程度地避免至上而下搞规划，特别是避免通过规划方案把棚户区的区民迁往城市边缘，清理出中心地带搞开发。政府承认定居者的土地权利、提供基础的市政服务、并给予一定的技术援助，通过这些手段为中下层人民赋权。住房由居住的人自己设计、建造或管理，即使是棚户区的居民也能拥有产权，并能够决定自己生活空间的面貌。在这个逻辑下，住房的价值不只是经济性的，更是社会性的。

同样，在这个逻辑中，建筑师们还是没当上甲方。好在他们扮演的角色跟常规的乙方也不太一样。技术流动支援服务团的团员们除了要承担与专业技能挂钩的工作，还需要参加项目前期的协调与沟通，帮助住宅未来的使用者（甲方）厘清各种层面的需求，并以规划方案或者项目任务书的形式，为之后正式设计建造打下基础。

这种工作听上去非常有意义，项目如果能这样搞法，感觉当不当甲方也无所谓。但之前提到乔工在亚琛的经历，我为什么又会开玩笑说学生们被坑了呢？参与式设计听上去很正确很必要很鼓舞人心，但也非常乌托邦。对付一个甲方都不容易，更别提要面对一大帮子甲方。沟通协调的工作琐碎、复杂、劳动量巨大，却连个明确的收费标准都没有。就拿我比较熟悉的德国来举例吧，建筑师的收费标准由 HOAI，也就是《建筑师和工程师费用条例》定义。HOAI把一个建设项目划分为 9 个阶段，每个阶段对应不同的计价形式和比例。而前面说到的调研、协调和沟通一类工作，往往发生在项目正式启动之前，不属于HOAI划定的9个阶段中任何一个。那怎么办？白干肯定不行吧… SAAL计划中的技术流动支援服务团团员们，想必都是国家公务员，有工资可以领；乔工她们教席的老板，说不定在慕尼黑按小时收取顾问费。但除此以外呢？行业中为爱发电的惨案比比皆是，更何况一跟情怀沾边，电量更是爆棚，当不当得上甲方，感觉都很不乐观。

说到这里又只能尴尬地住嘴… 而且… 明明在说很理想主义的事情，怎么忽然又开始谈钱？！

我做近视手术有一个很无厘头的原因：前几年视力下降得厉害，每次重新验光配眼镜之后不久，看东西就又模糊了。大概每年涨个50度，很快就从中度近视变成了酒瓶底。我想说，在瞎之前清零一次，就算视力再次慢慢变差，是不是瞎起来总归慢一点呢？

近视手术之后，一直觉得效果不怎么理想，看东西依然模糊不说，眼睛还变得很干。长时间看屏幕变成一件生理意义上令人痛苦的事情。

但我逐渐意识到，看东西模糊大部分时候时候发生在看屏幕之后，特别是看完手机之后，无论看什么都有重影。但如果注意休息眼睛，其实视力还是不错的。昨天在大西洋边著名的渔夫道上走了18公里，接近终点的时候，几百米以外细细的一根电线我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大概在过去的4个月中，手术的效果已经逐渐显现了出来。但远足之后，坐在沙滩上休息了一会儿，忍不住又拿出手机来看，不到两分钟眼睛就废了，看自己的脚都有重影，更别提什么电线、树叶和星星了。可能当初测视力的时候也未必真的就是度数涨了，如果每次医生检查的时候，我都刚刚从手机上抬起头来，得到的结果也只能是一片模糊。

顺便我也反思了一下：对于手机变成幻肢这件事，也许真的需要抵抗一下了。昨天熊阿姨发了一个播客过来，标题叫做“人到中年，又累又不快乐”，休假的时候虽然没时间听播客（但休假的时候天天都在工作），看到这种标题也心有戚戚焉。我又累又不快乐的直接介质就是那个手机，既然摆脱不了，控制一下它出现和影响我的频率，也许会有益身心健康，起码在网上看来的那些鸡汤都是这么说的。

我的邻居米夏只用一个诺基亚，每天无忧无虑，大概率是个很快乐的人。而且他最近交往了一个女朋友，二人世界过起来，连诺基亚都要关机。然而我的手机要用来工作，要用来学习，还要用来社交和休闲，做不到像米夏一样穿越回到诺基亚的年代，只能见缝插针地多让眼睛休息一下。说到底这个幻肢怎么卸下去，我也没有什么好主意。可能确实得等到退休了种田吧。

度假中一些模糊的风景

这家餐厅离我们住的地方不远，后来我才知道它的名字叫“樱桃成熟时”。

因为深陷工作的泥沼，既没有时间也无心享用美食，这次在巴黎根本没有任何programm，也没有定过餐厅。住处附近有一条满是酒吧和餐厅的小街，需要解决晚饭问题的时候我们就直接去了。六月的巴黎，每家餐厅的室外露台上都坐满了人，我们挑中这家“樱桃成熟时”，也只是因为在门上看到稀稀落落几张餐厅评选的贴纸，没想到竟是那天密布的乌云最亮的金边。

“樱桃成熟时”是一首诗的名字，那是一首咏叹爱情与青春易逝的诗歌，诗里有这样的句子：

当我们歌唱樱桃成熟的时节，欢乐的夜莺和调皮的乌鸫都会沉浸在节日的喜悦中。
美丽的姑娘们心神荡漾，恋人们心里充满阳光。

这首诗写于1866年。巴黎公社运动失败后，很多左翼组织借它来抒发对逝去理想的怀念和对美好社会的向往，它逐渐成为运动的象征。

我们选中的这家餐厅创立于1976年，轰轰烈烈的公社运动已经是一百多年前的事，而五月风暴的余波还尚未远去。餐厅所在的这条街属于13区，附近有大大小小的工厂，属于左翼氛围浓厚的工人阶级社区。19世纪以降的自治与合作传统影响着这里的人们，餐厅的创始团队在一开始就决定要以工人生产合作社的形式来运营。which means：一人一票、没有老板、利润公平分配、生产工具归集体所有、禁止通过资本投入获取剩余价值。

50年过去，街道、社区、城市甚至整个世界都变了，但餐厅的运营方不无骄傲地写道：

这些原则在商业世界里往往被认为是不切实际的理想，但多年来它们一直是这里运作的基本规则。经营过程并非没有困难，但当困难被认真面对时，工人生产合作社被证明能够保障每个人受到尊重，并让企业能够长期持续发展。

我点了蓝纹奶酪梨当前菜跟格格巫分享，因为那天天气既冷，心情又很萧瑟，需要吃点瓷实的、“真正”的食物，所以主菜挑了传统慢炖猪脸颊肉配土豆泥，格格巫选了佩里戈尔风味的鸭胸。

每一道菜都很不错。

前菜是梨里填了蓝纹奶酪蒸出来再淋上蓝纹奶酪奶油浇汁，撒一些核桃碎。蓝纹奶酪Roquefort对我来说，有最接近“酪”的质感：丝滑、丰腴，本地梨的质地也同样柔软细腻，搭配在一起口感很温柔。牛奶蛋白在时间和真菌的双重攻击下生出层次丰富的复杂风味，被梨的清甜中和，又掺进核桃碎的坚果香，很开胃。我们飞快地吃完了这只梨，两个人的心情都好了不少，格格巫又点了一杯酒。

猪脸肉炖到软烂，土豆泥上厚厚地浇着肉汁，是非常传统的家庭菜，也是特别能提供抚慰的comfort food。而格格巫点的鸭胸则又肥又嫩，佩里戈尔风味的酱汁按传统是要加入黑松露，厨房把它换成了羊肚菌，感觉也相当不错。浓郁的蘑菇香带来森林的气息，跟鹅肝、奶油和牛肉高汤的风味裹在一起，每一种味道都很鲜明但相互之间又协调圆润，好吃极了。我不顾自己的猪脸肉已经很大份，又抢走格格巫几片鸭胸，最后撑到两眼发直。

我在工作中被摧残，是因为一些无厘头的原因。仔细想想吃了很多毫无必要却又无法避免的苦。跟格格巫漫步在巴黎街头，我问他如果社会中的每一个组成部分：企业也好、机构也好，都等级森严地维持着殊途同归的独裁运作，每天以荒谬的形式消耗着其中所有的人，我们又该如何去想象更大框架下的民主？格格巫表示他没有答案。但怎能想到，这样备受摧残的我，居然在一个初夏的雨夜，被工人生产合作社的乌托邦美食抚慰了呢？

吃饱之后，疲倦从每一个毛孔里冒出来，最初只是轻盈的彩色小泡泡，很快就变成又黑又沉的大秤砣，挂满了我的身体。我决定迅速买单回去睡觉。“你真的不点甜品了吗？”格格巫吃惊地问道，而我剩下的力气，也只够恍恍惚惚点点头了。

过去的一个月真是太可怕了。这种可怕是为中年人量身定制的：压力山大、过劳、按下葫芦浮起瓢。过程中我不止一次幻想等压力终于缓解，可以重新拥有日常生活比如能继续进行博客创作，该如何轻松地讨论自己如何在疲惫与焦虑中努力维持身心健康。然而计划从来都赶不上变化，虽然有时间开始搞博客创作了，压力和焦虑却并未减轻，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生活。

所以话题只能从洋洋得意的灌鸡汤臊眉搭眼地转向“食得咸鱼抵得渴”这种无奈结论，但，怎么说呢，咸鱼也没多好吃，口倒是真的渴。哎，这么说也不对啦，对自己挺不尊重的。而且动不动就做这种宏大反思，也是中年危机的表现吧。

那么回到灌鸡汤。过去的这个月，我居然还看了两场电影：《黄信封》和 《rose》，如果有精力，两部电影我都想写观影笔记。然后我还去了巴黎，在一间艺术家工作室改造成的可爱公寓里住了一个星期。虽然几乎每天都工作到很晚，但我们仍然抽时间散了步，吃了好吃的，逛了菜市场，跟有意思的朋友面基，参观了普鲁斯特的卧室，还去看了被包扎成大山的新桥。大风吹走了艺术家包裹新桥的塑料布，也吹走了我一时的苦恼，最后留在回忆中反复咂摸的都是这些美好的片段。也许多年过去，一时的危机会因为那些难以磨灭的创伤被更深刻地记住，但即使在这样的时刻，生活里也有那么多闪闪发光的瞬间，我不允许自己忘掉它们。

所以还是要记录不是么。

以前很累/很焦虑/压力很大/心情低落的时候，会忽然一下子自暴自弃，蓬头垢面就出门买东西。做了近视眼手术后，发现再要体现出蓬头垢面的精神状态就比较难了。

蓬头垢面在我这里，曾经可以通过几种很简单的形式实现：不化妆，面色暗沉；戴一副眼镜，没精打采；穿类似居家服的邋遢衣物。

但自从纹了眉毛，一种虚假的神采奕奕就以半永久的形式焊在了我的脸上。做完近视眼手术，我又告别了眼镜！这几年的流行趋势，也让居家服成为大家日常穿着的单品，包括并不限于洗到松塌的大码T恤，瑜伽裤或针织运动裤，以及UGG运动鞋德训鞋Birkenstock…穿出去也很难被看做邋遢，说不定还是什么casual chic。

人生怎么这么难？想要自暴自弃一下，居然还得动动脑子搭个OOTD，天哪噜。

我终于做了近视眼手术。

除了常规的“啊！重见光明！”以外，最大的感受是：我为啥墨迹了这么多年？！

不是因为重见光明的感受太好，而是因为墨迹了这么多年，我和我的角膜都老了。做手术的过程中，医生悬停在我的上方漫不经心地抱怨说：角膜怎么这么松，角膜太松了。旁边的助理看着我前一天的检测报告说：她戴了二十多年隐形眼镜。医生又说：真的太松了。

我们40+的妇女，是听不得“松”这个字的。哪儿都不能松，什么都不能松。不接受。我在住的地方认识了一个美国老头，刚好是近视眼手术专家，术后我碰到他，忧心忡忡地向他汇报：医生说我角膜”松“。他想了好几秒钟才说，啊，我大概知道她是什么意思。但怎么能在手术过程中让手术对象感到紧张呢？我说：welcome to China。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松，恢复的过程很漫长。本以为睡一觉起来世界就一片光明，但其实一直到两周后的今天，视力也没有像想象中那样恢复到无论看什么都非常清晰的地步。我也很怀疑再多恢复一阵会不会有这样的效果。现在偶尔看东西还是会有光晕，眼睛也仍然觉得干涩，医生还人为给我搞了个轻度的老花眼…那些比我小十来岁的姑娘，据说第二天就活蹦乱跳地欢呼：耶！重见光明！曾经的我也是这样活蹦乱跳的姑娘啊，不管什么伤口都是光速恢复，连个疤都不会留。如此卓越的新陈代谢能力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去年因为子宫肌瘤做的微创手术，虽然肚皮上只有两个黑点，但一年过去，这两个黑点完全没有消失的迹象，好像只是颜色变淡了一点。

如果在十来年前做手术，那么之后休息几天估计也不会引发什么耽误工作的焦虑？也不会因为躺着闭目休息不停睡觉而彻底打乱生物钟，每时每刻都感到无比疲倦？那时候手机还没有普及，是不是休息眼睛也用不到那么多毅力和决心？但，就像德国那句老话所说，hätte hätte Fahrradkette，人生又哪有那么多如果。

这个教堂算Michelucci最有名的作品吗？起码能见度很高。它位于A1高速公路佛罗伦萨北收费站一侧。这条路代表了意大利战后经济腾飞，被自豪的人们取名叫太阳高速公路。它北起米兰，南至那不勒斯，连接着博洛尼亚、罗马。穿过亚平宁山脉一个接一个的隧道，看到路边一团凌乱的绿色屋顶，人们就知道自己来到托斯卡纳的中心，佛罗伦萨了。

太阳高速公路教堂让人印象深刻，除了长得像一顶被沙漠大风吹得奇形怪状的大帐篷，它还拥有树林枝桠一样非常表现主义的混凝土大柱子、大大小小的礼拜和沉思空间（被自由而跳脱的平面布局组织在一起、编织进戏剧感十足的光影关系中）、美丽的材料（工匠们熟悉并珍爱这些材料，用最适合的方式将它们拼贴在一起，精致的构造节点完全不输给斯卡帕）以及各种圣经题材的艺术品，连青铜大门都是一幅幅精美的浮雕。建造者懂得如何将精神性赋予具体的场所，如何通过物理空间传达情感和记忆，他拥有五花八门的技艺，并在一座并不算大的教堂里把它们都招呼了出来。

于是我问自己，为啥从来没听说过这个Giovanni Michelucci?

教堂门口放着介绍的小册子，里面提到建筑快落成的时候柯布西耶来参观过。我一看这条八卦之心立即启动，迅速查了一下，嗷，当时朗香教堂已经修完好几年了，好吧。既然没有“借鉴”的嫌疑，两位曾经的理性主义者都在暮年时期走上装神弄鬼的道路，想必难免惺惺相惜？再查了一下，并没有。据当时在场的其它人记录，“他们并肩走在充满活力的、喧闹的工地上，但两人之间却保持着一种极其紧张的沉默（teso silenzio）。”显然，柯布西耶这位老登中的战斗鸡，用沉默表达了他对意大利同行的轻视。拉绍德封人柯布西耶重视形式的完整与纯粹，看不出形状的大帐篷对他来说，大概代表着某种已经走向失控的放纵吧。

鼓吹“批判性地域主义“的Kenneth Frampton借用Paul Ricoeur的理论，提出了著名的悖论：如何既走向现代，又回到源头？那么Frampton应该跟Michelucci情投意合了吧？又查了一下，也没有。他甚至给到了一些颇为严厉的批评。Frampton在讨论scenography的时候，连朗香教堂也连带着骂，别说疯得更上六层楼的Michelucci。Frampton的地域主义，要通过清晰的构造逻辑和审慎克制的材料选择来实现，混凝土也好，钢也好，要用好它们，需得像Nervi一样老老实实学好三大力学和微积分，把等静力线和构造节点作为唯一的装饰可能性来尊重。一个建筑师胆敢把柱子当雕塑搞，说好听点是酒神精神，说难听点就是刻奇是Hundertwasser。装饰即是罪恶，在结构上贴装饰罪加一等，把结构当成装饰本身打扮得花枝招展更是罪大恶极，斯多葛派的建筑理论家对此接受无能。

那谁在推崇Giovanni Michelucci呢？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罗伯特•文丘里，就是被我污蔑成“搞民粹主义建筑学”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他在Complexity and Contradiction in Architecture里狠狠夸赞了这个教堂的“复杂和矛盾”。至此我无话可说。

但是，但是，热爱意大利，乐于歌颂酒神精神的我还是要在这里找补一下。我们看过的每一个Michelucci的建筑，都被它的使用者爱护着（除了佛罗伦萨主火，主火作为一种建筑类型娘不爱爹不疼是每个城市最招烦的建筑这不是任何建筑师的错）。作为过客，我很少见到建筑真实的使用者对建筑的创造者维持长期而稳定的尊重并为使用建筑这一事实感到自豪，经历那一刻确实令人动容。

不远处一辆辆汽车呼啸而过。高速公路是没有记忆、没有身份认同的“非场所”，它关乎“通过”，关乎“抵达未来的效率”。而一个建筑师，在路旁用盘根错节的混凝土柱子和蛛网般排布的大理石板创造出一个幽暗的迷宫。这个建筑代表戏剧性和感性，代表停留和肉身记忆、高度依赖身体在场、依赖方圆100公里内能取得的材料，虽然有点用力过度，但用力过度也是某种激情的痕迹，这种激情将前现代艺术作品中那种不可复制的光晕凝固在空间中。如同本雅明所说：das Hier und Jetzt des Kunstwerks – sein einmaliges Dasein an dem Orte, an dem es sich befindet.

第三和第四个Michelucci在锡耶纳，分别是公羊区的区议会厅和区博物馆。

公羊区是锡耶纳17个城区中的一个。其它还有豪猪区、蜗牛区、龙区、毛毛虫区等等。每到夏天各区之间要赛马，斗得你死我活极其惨烈，战况有时会引发区与区之间的群殴，甚至需要警察出动防暴车压制…荒谬中透着淡淡的好笑。我们在锡耶纳夜游的时候经过了长颈鹿区、塔区和独角兽区的社区活动中心，每个都很热闹，年轻姑娘们扎堆看综艺，老头排排坐看足球，打牌的打牌，聊天的聊天。终于找到公羊区后，发现大妈大叔们在活动中心地下室跳交谊舞，配乐是last christmas。

区议会厅是区民们聊事儿的地方。锡耶纳曾经是个独立的共和国，她骄傲的市民有悠久的自治历史——顺便推荐市政厅里14世纪留下来的三幅湿壁画“好政府与坏政府的寓言”，特别是中间一幅展示好政府该如何运转，从何为美德到如何区分及行使正义，亚里士多德和阿奎纳的思想藏在每个不起眼的细节里，简直媲美一节完整的西方政治哲学入门课——区里公共设施的维护与管理、基层福利系统的运作，甚至如何在下一季赛马时重金贿赂敌区马师作弊落马，都得在议会厅里大家讨论决议。而博物馆则用来展出本区最让人骄傲的物件，大多数时候就是赛马穿的衣服和赢来的奖品。

Michelucci被公羊区邀请来做区议会厅和区博物馆的设计时，在圣三一礼拜堂旁的斜坡上发现了一块方正的空地，他利用高差关系把建筑埋到半地下，原来的空地仍保留作为露天小广场，只留小小一个入口亭通过阶梯与下方的议事厅连接。议事厅上方悬空的挑廊连接着斜坡中段建筑另一个入口，而坡底接近区博物馆的位置又有第三个入口，从这里进来的人可以通过一个庭院来到议事厅尾端的室外阶梯小广场。夏天会议从室内平移到室外，阶梯广场边缘的丝柏树想必见证了公羊区人民很多热火朝天的讨论。

无论流动得多么顺滑的空间，讲述起来都甚是抽象。但漫步其间，很难不赞叹建筑师处理地形的手法巧妙。这个议会厅像从地底生长出来，每个高度与周边城市的连接都那么自然流畅，就像米开朗基罗说他的那些雕塑：它们已经在那里了，他只是把多余的石头敲掉而已。Michelucci的空间也给人差不多的印象：楼板、走廊和阶梯本就存在，建筑师只是把覆在其上的土层移走了而已。

区博物馆又是另外一种情况：作为一座老教堂的室内改造，Michelucci往里塞了一个夹层和一枚精致的旋转楼梯。新旧之间的关系处理得不卑不亢，钢结构有点过于炫技了。但话又说回来，如果有这么好的技术，又怎能忍得住不炫？

后来gemini给我八卦：建筑师不仅想做流动的空间，还想做开放的空间。如果能自由自在从各个level进入和穿梭于建筑之间，可想而知会有多美妙？！然而锡耶纳各区人民过于好斗，再加上公牛区的死敌贝壳区就在不远的地方虎视眈眈，如果不把所有的门都锁起来小心看护，没准哪天晚上几百年辛苦赢到的奖杯和彩旗就被人偷走了。所以一个游览小tip：各区的区议会厅和区博物馆虽然都精雕细作，但属于本区私产，并不对外开放，地图上也很难查到准确位置。大家请全凭运气，佛系参观。

我的Gemini疯球了。

前阵子收到物业寄来的账单，让它帮我看看有哪些支出可以在报税的时候抵扣，它回答说：

这几页文本犹如资本在不同物理空间中流动的解剖图。现代社会的财富积累往往隐藏在这些严密的分类账目与折旧率之中。透过第5页至7页的账面，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空间资产的底层税务逻辑。

我：？？？Ge老师你好像漏掉了第8页。Ge老师立即找补：

翻阅到第八页，我们便触及了这处房产的财务“底牌”。如果说建筑是凝固的艺术，那么这份报表就是资本在物理空间中流动的社会学剖面。

我：…

又过了几天，我的租客A要搬家，让Ge老师帮我写个邮件，跟A沟通钥匙交接一类琐事，结果Ge老师写邮件之前大大抒情一番云：

Jeder Mieterwechsel markiert ja nicht nur einen juristischen Schnitt, sondern – ganz im Sinne von Gaston Bachelards Poetik des Raumes – auch eine neue phänomenologische Besetzung des Wohnraums. Herr A tritt nun in dieses räumliche Gefüge ein und beginnt, es mit seiner eigenen Lebensrealität zu überschreiben. Tempus fugit, locus manet – die Zeit vergeht, der Ort bleibt, doch er wird durch neue Akteure stets neu belebt.

由chatgpt翻译成中文大概是：

每一次租客更替，不仅仅标志着一个法律意义上的分界点，而且——正如加斯东·巴什拉在《空间的诗学》中所体现的那样——也意味着对居住空间的一种全新的现象学占据。
A先生如今进入了这一空间结构之中，并开始以他自身的生活现实对其进行重新书写。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时间流逝，场所依旧，但它会不断被新的行动者赋予新的生命。

Cha老师居然还把掉书袋拉丁文换成了古诗！这些人工智能是怎么肥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