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b
07
2020
6

为了不忘却的纪念

昨天晚上有一个武汉的医生感染了新冠病毒去世了。这位去世的李文亮医生是最早在社交媒体上提醒人们病毒传播并受到言论审查机构规训的八人之一,他被称为“吹哨者”。消息传出来后,互联网上一片哀声。我下班后回家看到这条消息,再一页一页地翻看所有人愤怒的表达,觉得一团郁闷之气抵在胸口,无法呼吸。

想要写点什么但是不知从何说起,只好在社交网络上转发别人的愤怒和呼喊。在blog里发了一个标题,记录那一刻自己的感受,我希望自己不要忘记。

捏着手机坐在沙发上,忽然想起来前几天,alan转了一篇自媒体文章给我。那篇文章叫《我们一定会忘掉这些》,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我觉得这篇文章很成问题。大多数的人们并不是主动要忘记历史的。作者说来说去,都避开了房间里那头大象。真实的情况难道不是人们被大象踩在脚下,被迫闭嘴,被迫遗忘吗?为什么作者会责怪那些被踩在脚下的人?为什么作者不去责怪大象?

我把这个想法告诉阿兰,他给我发来了一段聊天记录,这是他私下里去找作者讨论,然后作者对他说的:

首先,我觉得这个不能用已经进入现代的国家来对比,而是用前现代国家和转型国家来对比。现代化国家的责任伦理,是靠大量监督来实现的,前现代国家没有这个渠道,所以责任是靠官僚体系内部机制实现。东亚国家在这一点上超过了大部分文明体系。福山也说,中国是国家体制最早熟的文明,其中很大程度上就催生了官僚体系的责任伦理。其实就拿现在大BOSS来说,他也面临责任伦理的压力,比如他对GDP之类的肯定忧心忡忡。你拿博卡萨、贝隆、蒙博托之类的人物去对比的话,就会发现他面临的责任压力要更大。但是中国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是集体化伦理的国家,自古以来就是。所以臣民的个体生命并不是很重要的,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秩序是被最优先考虑的,属于责任伦理的最大优先级。这一点和西方文明不同。
这种责任心,在转型期间我相信是有优势的。就像韩国,台湾搞起民主来,他们的效率是会高于拉美和印度的。大陆的问题更麻烦一些,尤其是中间插入了共产主义这一段,但是我相信,还是放在长时间段看,还是不同。东亚文明的官僚体系是独一无二的,造成的问题是独一无二的,但是他潜藏的能力也是有的。
不过最重要的一点,还是:要用转型国家或者前现代国家的标准来看它,而不是现代化国家的标准来衡量它。它现在没有能够突破那一点。如果它最终不去突破这一点,而选择了一种变异的路径,那对世界的威胁是很大的。

我看了这段话,觉得更可怕了。之前只以为作者习惯了自我阉割,不敢描述房间里的大象。但他的发言明明白白地显示,这个人不仅知道大象的存在,而且还认同大象的合理性与先进性。他文中的“我们”,其实是“他们”,那些被称为“韭菜”被割了一茬又一茬的人,他大概觉得这些人是自己犯下了过错,是索多玛的建造者,活该被烧成一片灰烬。我不知道什么样的愚蠢和短视,会让人产生这样的想法。

在沙发上手脚冰凉地坐了很久,给同一个时区的朋友发消息,我说我心情很差。她回复我说,不要忘记此刻的愤怒。我想起这篇文章,呆了一会儿回复说,我不会忘记的。

早上起来,昨天晚上在激愤中转发的内容被删除得一干二净。我的社交网络账号也被禁言了。把这件事告诉朋友,她问我有什么想说的,她可以帮我截屏发出去。然而除了混乱的愤怒,我并没有什么想说的,跟她聊了几句,就收拾好东西出门上班了。

走出院门,一个景象吸引了我的注意。相邻的一栋住宅楼前,一位年轻的姑娘正蹲在地上打扫楼前的铜地钉。我住的街区,在二战以前是犹太人聚居的地方。战争过去之后,人们整理了被屠杀的人的名单,把它们铭刻在铜质的地钉上,嵌入他们生前居住地门口的地面上。我们这条街上几乎每栋楼前都有好几个这样的地钉。那个女孩儿一手拿着干布,另一手拿着抛光剂,仔细地擦拭着一块刻满了字的地钉。我看着她,昨天晚上一直没流下来的眼泪夺眶而出。德国的政局这两年也是很多动荡,极右翼在很多地方政府都占据了相当多的席位,各种种族主义的言论甚嚣尘上。但在这里政府没有否认历史,它做了很多努力让自己的公民记住曾经发生了什么,它制定了法律保护人们可以自由地谈论曾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一切事情。所以,很多人没有忘记。

我是一个有点日常小迷信的人。这个女孩对我来说,就像密布的乌云中透下的一束光,在此刻出现在家门口的大街上,一定不是巧合。我忽然有了冲动要把这一刻记录下来。我不能忘记2020这个惨烈的新年,我希望它真的能成为一个“拐点”。

Written by in: 有涯之生 |
Feb
07
2020
0
Jan
28
2020
4

陈年掌故——文革篇(下)

乡民质朴,我住过三个村庄。没有看到过吵架斗殴骂难听脏话的,也沒有听说过有偷盗行为。乞丐乞食时,老乡都施舍。我们这些城里人却不怜悯乞丐,认为农民都有地,为什么乞丐不在家种地,而出来行乞。老乡们却相信人家必有难处才会这样。在饥饿的年代老乡中有不少人行过乞,现虽免強度日,他们仍然同情更穷的人。我还觉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似乎没有深透到这里,这里的农村阶级斗争弦崩得不紧,我看见的唯一地主,大家对他还客客气气。不像文化大革命中有的农村,杀死大批地富反坏分子和他们的子女,1966年8 月29日到31日,北京郊区大兴县三天就残酷的杀死黑四类分子和他们的家属324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38天。这里更没有派系斗争和文攻武卫。但是在集体劳动记公分的情况下,干活不积极,经常看着他们在地里歇着,甚至劳动的热情还不如我们。他们想种些经济作物,收获卖后可以多分点钱,但上面实行计划经济,要以粮为纲让他们种粮食,农民没有决定种什么作物的权力。我看他们在小麥地里,拔掉一小片一小片的麥子,偷偷的种西瓜。我问一个生产队长,全国都农业学大寨你们怎么学?他说农业学大寨不一定适合这里。上级领导让学深挖土,深挖后把上面肥沃的好土都埋到地的深处,把没有肥的生土翻上来对庄稼更不利。当时还没有实行计划生育,农村是按每家的人口数量来分粮食,生的孩子越多分的粮食也越多,小孩吃不了那么多,大人就受益。有一家只有一个十几岁独生子的父亲,对我们抱怨这样的政策对他很不利,他家三口都吃得多,家里分的粮食就不夠吃。高楼村有一户有七、八个不大的孩子,我家房东也有5个儿女,各家都不节制生育 ,尽可能多生,当时的农村粮食分配政策实際上是在鼓励生育。这里还种棉花,交税后分给各家,我见老乡纺纱织布和染色,农民都穿自己制成的深蓝色的土布衣服,有弹棉花的游走各村帮他们制棉絮。最有趣的是村里的猪听命令,白天农民出门干活,有一个负责放猪的,他一边走一边发出“啰啰啰!啰啰啰!”的声音,沿途各家的猪,都乖乖的从家里跑出来,跟在他后面隨他去放养。

我家的两个孩子看不到再回北京生活的可能,也逐渐适应在那里过日子。彦彦和老乡的孩子玩摔跤,能把比他大很多身强力壮的放牛娃摔在地上,听他说他曾在北京跟别的孩子学过摔跤。他的跳水和游泳动作,还得到在我们五七干校的北京电子工业学校体育老师的称赞,有一个爱好跳水运动的五七干校职工,有时在水库教他跳水。彦彥和干校职工的男孩子常在一起,上学时也约着同去学校,那时他还比较合群。薇薇课后,喜欢和村里的女孩上山,帮着她们检柴。喜欢跳舞,薇薇第一次登台跳舞就得到大家的喜爱,有不少人赞掦她,食堂的阿姨叔叔们和她开玩笑,让她跳个舞后才给饭吃。干校有的职工看我的两个孩子不错,好心的劝我,为了孩子的前途和许子平离婚。

我和子平共同生活后,也感到双方在性格、待人处世、对事物的看法和孩子的数育上,有诸多分歧。他不像蔡家人那样隨和而对人对事都比较挑剔,甚至有些莫名其妙的怪癖,例如至今对自己的儿女都不呼名,彦彦和薇薇这几个字 ,多少亲戚朋友很亲切的呼之即出,而他就叫不出口,对儿女只有指责,没有亲切的交谈和鼓励。呼叫儿女的名字都这么困难,长期养成的性格和习惯更不容易改变,我只有慢慢适应,再说我也不是完人。他口无遮拦,对一些敏感社会问题的评说,致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沦为“牛鬼蛇神”,给家庭带来不幸,也曾引起我的反感。但是不能根据他的只言片语,就捕风作影的认为他思想反动。他因关心国家的前途和人民的幸福,痛恨国民党的腐败,才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参加共产党,当时是有生命危险的。他把最心爱收集的外币用来支持同志去解放区。为了寻找党,歴经风险通过国民党封锁线,才到了共产党的地盘大别山,接上党的关系並参加部队解放南京解放大西南。文化大革命中,整他专案的两位北邮毕业的红讯兵告诉我,经他们调查,许子平在反对国民党的学生运动中表现很好。如果我因他支持独立思考和不滿党对彭德怀的处理致被揪出,为了孩子的前途就和他离婚,我觉得不对。他沒有大错,家应该是避风港,在他受尽打击和凌辱的困难时期,不应该把他推出家门,孩子也不能沒有亲生的父亲,我决心对他不离不弃。在他没有自由,更没有话语权时,我必须保护我的儿女,和我这个受尽屈辱的家庭。

初到河南时,我们很长时期都拿不到布票和棉花票,我見着干校负责人就问他们怎么办?他们提不出解决的办法。我说你们的孩子在北京有布票棉花票可以买布买棉花做棉衣过冬,我的孩子也要过冬,拿不到布票、棉花票就别怪我买老乡的棉花。他们无法回答我,我就开了向老乡购棉花的先例,给孩子缝棉衣和做棉絮。按说是违反当时政策的,国家规定棉农交税后,税后的棉花只能卖给国家统购统销,不能自由买卖。我认为我们比国家统购税后棉花给农民的钱多,既有利于农民也解决我们的困难,这种利民的事何乐而不为?

干校阶级斗争抓得也紧,常常根据一些捕风捉影的事就进行批判,例如有一历史问题的老报务员,从来没有种过地,在种蒜时倒着种了,就大张旗鼓地批判他要反攻倒算(倒蒜)。有一段时期,子平所在的连,开大会小会的要他交待问题,弄得他不知所云,绞尽脑汁的交待一些寄钱到上海给孩子买蛋糕的事。大字报贴滿主要干道的墻壁,在他的名字上划大叉,除了赞成独立思考和同情彭德怀外,大字报中也没有新的内容,只是再三的要他交待问题。老乡的孩子们看到这些大字报后,叫我的孩子是反革命家属,彦彦就和他们打架。弄得我也夜夜睡不好觉,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直到有一天开分校的批斗大会,以调查组的名义宣布许子平破坏五七干校和老乡的关系。说老乡向他借钱,他不借,而说是干校不让借。会后我立刻找五七山干校当时的校长朗某,我说是老乡向我借钱送彩礼而不是家有困难,我没有借,许子平根本不知道这件事,你们这段时间经常开大小会和写大字报要他交待问题,今天还以调查组的名义宣佈他破坏干校和老乡的关系。是我的事,为什么不向我调查,不批斗我?而要强加在不知情的他身上?妳问问干校现在正阳那边的另一领导王某,是不是说过让我们不要在经济上和老乡发生关系?我能借钱给老乡送彩礼吗?朗校长说今天的会不是干校组织的,是军代表某人组织的,她也不知情。我找那位军代表,他早已去蓝河那边四连的一个所在地,从此再也没有见着他。

有一天村里的老乡来找我,说我的两个孩子不知怎么在家里大声的哭。我急急忙忙的跑回去,是因为两个孩子在火炉边玩,彦彦举着刚出炉的火钳,薇薇不小心碰着它, 火钳正好碰在彦彦的眼结膜上,痛得彦彥直哭,他就非常生气的痛凑薇薇。我见彦彦眼结膜上一条白色烫伤的痕迹,立刻带他到干校医务室治疗,幸好没有伤到瞳孔。我让薇薇吸取教训,动作时注意周围环境要小心些,如果致使哥哥瞎一只眼危害就大了,她说以后一定注意,但瞎一只眼也比爸爸犯错強。她爸给她带来的影响实在太大了,尤其最近莫须有对他爸的批斗,更使他们在老乡孩子们的心里,沦为反革命家属。为了孩子们的安全,为了孩子们脱离歧视的环境,我决定把孩子送回北京。正好国珑的丈夫陈定生给我写了一封信,邀请彦彦和薇薇回京住在他们家里。我立即向干校请假把他们送到国珑处,薇薇在农村没有学汉语拚音,我让她重读一年级。他们的回京给定生和国珑增加不少麻烦,国珑和定生要管这么多孩子,星期天要给五个孩子洗衣服,这样的负担夠重的。我听国珑说定生从来不给人写信,他亲自写信邀请孩子,充分的表达了他对我们处境的同情,我一生很感谢定生和国珑,在最困难的时候,是他们帮助了我们。

九一三林彪坠机事件出现不久,干校有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大多数人都是林彪一号命令被廹离开北京的,好像这项命令失灵,干校人员劳动的积极性大为衰退,都在等干校是否继续办下去的说法,这牵涉众多人今后的命运。没有多久传来中央单位的五七干校在陸续分配人员,接着我们五七干校,也公佈一批去外地的邮电重要单位和大厂的名单,给人的印象是有单位要就不错,有些人就这样被分配到了外地。我和子平也出现在第一批名单中,分配我们去贵阳邮电系统在那里建的一个大厂,我了解是生产电传机的,我告诉管分配的红讯兵头目革委会主席:“我不去,我是摆弄传真机的 ,你为什么把我分配到搞机械的电传机?”他说“都有一个传字”,我说:“你不懂技术,按字面来瞎分配只能误事”,他说:“妳到那里还能投亲靠友,多好啊!”。他们从档案里查到我的五姐蔡国玲在贵阳。我说:“我不靠别人,就願意做我善长的工作”,並告诉他:“我坚决不去贵阳,我的两个孩子在我妹妹家,给我妹妹增加的负担太重,我要求最近就回北京照顾两个孩子,在北京静候你们合理地分配”。几天后他们调我到五七干校在北京电报大楼院里的留守处,我回到北京把两个孩子接回家中。在留守处大概半年左右,把我分配回北京长途电信局的原单位。

原单位已搬到月坛南街成立新厂,在那里我参加了仿制日本书写电话机的工作,负责发讯端电子电路的制作。科学技术发展很快,文化大革命前电子电路用的是电子管,现在用晶体管,我这么多年脱离技术工作,只有穷追猛赶利用业余时间学习新技术。书写电话机是人在打电话的过程中在机器台面上手写文字时,将写文字的动作转变成电信号,传到接收方后,接收方把电讯号还原成笔的动作,控制笔书写在台面的纸上。这样基本上能接收到发方书写的真跡。制作成两部机器后,我负责编写《书写电话机》书籍的发讯部分,后由邮电出版社出版。

1975年我们的五七干校停办,全部人员都回北京,子平回来后先去卫星地面站,翻译卫星地面站很多进口的英文资料,后来又去北京长途电信局的资料室,做英语书面翻译工作。因本局办的电信学校需要老师,又调到那里教电工学。原教电工学的老师,虽然是北京邮电学院毕业,但不会教书,课堂纪律很差,学生要求换老师。换成许子平后,他不仅教他们教材上的内容,还传授给他们英语资料上看到的有关部分,引起学生们的兴趣,课堂纪律大大改善,学生们尊重这位文化大革命中被揪出的老师。那里的校长是延安来的老干部,给许子平提出去北京邮电学院进修听课以机会。四人帮打倒后落实政策,经电信学校党支部讨论通过,恢复了许子平为共产党员。

法院对我的弟弟蔡国齐平反后,我又调回生产第一线的传真室。邮电部新成立的邮电规划所需要人,1980年我调入那里,负责全国非话业务的两项规划,该单位后属信息通信研究院,我从那里退休。

Written by in: 有涯之生 |
Jan
27
2020
0

陈年掌故——文革篇(中)

我们乘火车再转汽车,到达目的地时已经天黑,干校管理人员把我们家3口人和苗家4口人带到离干校1里多远的村庄,让我们两家人同住村民已不用的一间18平方米左右的仓库,仓库中还有些杂物。旅途劳累使我们顾不及清理和打扫,点上腊烛,两家各清理出两块空地,在地上鋪着被褥就睡觉,早晨起来,看到被褥边有一只死鸡伴着我们,真令人恶心。两家人不能总住在一起,干校请村民用高梁杆将这间仓库隔成两间,苗家用原来仓库的门,我们这间在墻上打一门洞,用高梁杆编织成门,在房顶又添了些稻草防止草屋漏雨。我带着两个孩子住这里,子平仍住集体宿舍,他们睡在原劳改犯几十人同睡的统铺上。我们的床是在两头壘上土坯到床的高度,上面架着捲成几层厚的高梁杆的编织物当床板。这里很穷,村民家中除了小板凳外,没有木制家具,都是利用土坯和高梁杆搭成。房子用土坯壘成,在窗户处留洞,天冷的时候用土坯堵住洞,天暖再把土坯辙下来。厨房也用土坯砌灶,不设烟道烟囱,要把烟留在屋子里熏黑墻壁,以备来年刮下黑色物肥田。在这烟雾缭绕的厨房里炒菜做饭实在受不了,我们就和苗家凿墙装了烟囱。这里条件实在太差,有的干校职工的孩子,当被领到要住的村民住房时就哭。

到这里已经冬天了,我和子平在干校借一辆大架子车,推着薇薇去相距十里左右的正阳县城买煤。正阳城仅一条街,这条街不足500米,街两侧房屋没有连在一起,只有几家店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小的县城。天冷风大,子平买煤付款后发票丢失,可能是被风吹走了,煤场没有发票就不给煤,子平认为他们有收款发票留底,不给煤没有道理,就和人吵得不行,甚至要告到县革委会,人家更是不理。我向人道歉,对人述说天这么冷带着年幼的孩子走这么远来买煤,对我们来说太不容易,获得他们的同情后才把煤给了我们。回家的路上,薇薇坐在又硬又带棱角的煤上,土路还坎坷不平,颠簸厉害的车夠她受的。正阳县的土垠很特别,下雨路上的泥被踩后,脚可以䧟入十厘米多深,晒乾后的土垠又特别硬,因此这些土路平时都是一道道很深的车痕和脚印。这里不适宜种土豆,这样的土垠种出的土豆和蚕豆的大小一样。

我们安排彦彦到当地的小学读书,薇薇还是没有上学。彦彦交上了几个比他大的干校职工的男孩子做朋友,他们玩时还不乐意后面跟着薇薇这么大的小女孩,薇薇缺少玩伴显得有些孤独。

我被编入连队,上班的第一天,所在班的任务就是给宰死的几只羊扒皮,班里的人都没有干过这样的活,不知道从何做起,也没有人教我们。后来听人说可能是从小腿扒起,我们把羊的四条小腿皮切开,连续的切至肚皮,就把整个羊皮揭下来了。后来的几天又让我们负责把黃泥和切成小段的稻草用水拌在一起,再倒入模子中,制作蓋房子的土坯。后来我所在的班大多数还是干农田里的活。

当时阶级斗争的弦崩得很紧,经常开批斗会。有一天开批斗会前我看薇薇很疲乏,天又很冷,开批斗会时我用棉大衣把她搂在怀里,让她好好的睡了个午觉,事后短期来锻练的红讯兵班长就批评我,说这么严肃的会还抱着孩子。排长是出身好的原无线发讯台的中层干部,对我还不错,把我仍当一个党员,主动的向我介绍全排3个班人员的情况,说他们多有历史问题,不过早已交代清楚。可是我看他对这些人态度太严厉,不少人因此恨他,其实他的心眼並不坏。

北京邮电系统有几个单位,都要和北京长途电信局合办五七干校,其中有北京邮电医院、北京电子工业学校、北京邮电学校和邮电部下属的电信工程公司。我局原下放到内蒙古的几百个职工也要到这里来。正阳五七干校容不下这么多人,解决的办法:一是北京长途电信局取消短期来这里锻练的人员;二是干校在信阳邢集镇附近的山上增建校址,将一连和四连迁到那里。那里是一座荒山,毒蛇较多,是狼路,也就是狼出没的地方。那座山本没有名字,我们给它取名“五七山”。

我被分配到一连,子平分到四连,我们全家就搬到信阳的干校新址。我家去后先住在蓝店一个地主家,这个地主家里只有他一人,仅有一间较大的屋,他把这间屋让给我们住,他去别处住了。房里只有神柜是木制的,床等都是用土坯高梁杆撘成,院子也不大,三面都是土坯砌成的断墙,墙外有一和邻居共用的厕所。蓝店这个村建在清澈的蓝河岸上,周围环境很美,街上有些直径不大的小树是后栽的,老乡说原来高大荗密的树被砍来练钢铁了。白色的鹭丝鸟有时到河边停息,河宽水不深,有青石板桥通到对岸。蓝店离五七干校有一里多远,村里有一小学,学校很简陋,教室里的课桌是土坯和高梁杆撘成的条桌,坐的小凳由学生自备,每天上学时带来,放学时带回。我们到这里后,及时的让彦彦和薇薇在这里入学。薇薇和同学们能玩在一起,有时太亲近,头和头都靠在一起。有一晚半夜里我看薇薇睡着了还挠头,揎开她头发一看,看到那么多黑色虱子的头,贴着她的头皮竖立着正在叮她,吓得我立刻叫她起床,用塑料布缠在她发際以下,遮住她下部的身体,用DDT农药直喷她的头发,然后用塑料布裹住头发几分钟,到虱子被毒死后再给她洗头,洗发时我也让薇薇仰趟着,不让水流在她的脸上。总祘把虱子徹底消灭干净了,所幸薇薇也没有中毒,用剧烈的农药消灭虱子的作法,对孩子来说也是夠危险的 。我告诉薇薇今后和老乡的孩子玩时不要头碰在一起,后来她再也没有长虱子。

邻居家也住着我们干校的一位职工,他原是我们局的工会主席,是因为说梦话拥护苏联被揪了出来,本来他就有肝病,到干校劳动后病情加重。有一天早晨,他在院子的断墻外叫我,让我帮他向连里请病假。当天中午我回家,他已停止了呼吸,去阎王那里报到了。感叹究竟甚么威脅力量,能促使一个临死的病人,挣扎着起来向单位请假?

我所在的一连是基建连,专为干校蓋房子,子平所在的连是农业连,负责种粮食和蔬菜。我起初是负责用大石头壘房屋下部墻的一个班的班长,另一个班在远处炸岩石,炸后的石头用汽车运到蓋房附近的路边,我们再用独轮车将一块块的石头运到砌墙处壘墻。这活也比较累,石头又大又重,放在与腰同高的独轮车上,初推者不易掌握平衡,在凹凸不平的地上推起来也费劲,砌墻时弯腰来回搬弄沉重的大石头也不轻松。石头墙以上砌红砖的活又是另外的班担任。墙以上的屋顶、门、窗、上梁铺瓦等都是木工班的事。我后来担任木工班的班长,付班长是一个有经验的木工师傅,他带领几个身强力壮的男士制作梁、檀、门、窗和撘攀拦架;我和几个人装窗扇、门扇、刷油漆、上玻璃和铺瓦。上梁时我都和付班长带领的人一起,抬着梁走在已砌好的只有12公分宽的墙顶上,干上梁的事等。一般砖墙是24公分厚,干校为了省砖,砌的只有12公分厚。几个人扛着这么重的梁,走在这么高、这么窄的墻上还要干活,要是配合不好,就可能摔下去,幸运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故。

五七干校领导曾在报告中告诉我们,意思是学员要作长期打算,下辈子可能都呆在这里,甚至说有的五七干校为学员的坟场都规划好了。我也因此对回到北京做技术工作,不再存在 奢望。看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很多有名望的专家都被批成反动技术权威,知识分子成了臭老九,作为旧学校培养学生的我,今后能改造成能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能养家糊口也就足了,只好在现有的环境中求生存找乐趣。

后来又让我家从蓝店搬到离干校近的高楼村,这可苦了小学一年级的女儿薇薇,下雨天她要背着书包、打着傘、挎着板凳,走在泥泞带斜跛很滑的土路上,还要穿过有恶狗的村庄,走一里多地去上学。有一天她告诉我:“今天考试得个鸭蛋”,我问她:“怎么了?”,她说:“上学的路上遇到下雨使衣服湿透,感觉难受,靠在桌上没有劲写考试卷子”,我说:“得零分没关系,健康更重要”。赶紧给她量体温,她在发高烧,立即让她吃药后趟在床上。孩子夠坚强的,发着高烧,将潮湿的衣服讴干,还一直坚持到放学才回家 。我后悔没有告诉她,如果身体不舒服就请假回来。

有一天半夜里,她要大便,我让她拉在便盆里,她不习惯,一定要出院子外上厕所 ,我因白天的劳动强度太大,又累又睏,也只好硬挣扎着起来开着手电筒,陪她上只有粪坑的厕所 。后来听说就是那几天,有狼夜里把村里的猪叨走,大白天老乡拴在村里树干上的羊也给叨走了。听后真有些后怕,如果薇薇那天晚上去厕所时遇到狼怎么办?要是我因太睏让她一人去厕所,她被狼叨走,我这一生怎么活下去?有一次我在干校开完会回村里的家时巳很晚,走在路上周围一片漆黑,老乡早已入睡。我听到对面的山坡的坟地处有小孩的哭声,我想去帮助孩子,后又想这么晚了有小孩在那里哭,肯定有大人在身边,就没有过去。第二天清晨我问老乡,怎么这么晚还有小孩在坟地那边哭,他们告诉我那不是小孩,那是狼,狼会学孩子哭。我庆幸没有去那里,如果当晚我一人去那边遇到狼怎么办,其实我们经常晚归而处于危险之中。

夏日的夜晚,我和同住高楼村里的干校女同志王某,聊着天打着手电筒回村。突然我看到一条蛇正从她走路时抬起的脚后跟处穿过,我让她快往前跑脚后跟有蛇。蛇已爬到麥地里,我举起自制的万用表的木盒,痛击蛇头,但因麥地的土垠太软,只把蛇打昏。让王某去村里拿来铁揪后,我把蛇头砍了下来。这是一条很毒的金环蛇,有一米多长,直径2厘米多,身上是桔黄色和黑色相间的环形。清晨经过那里时,未见打死的蛇,据说有人检了去吃。当地人吃蛇,但忌讳用手比划蛇的长短。后来我还用铁揪打晕一条更长的金环蛇,用铁揪挑着它送到医务室,问北京邮电医院的医生要不要用来泡毒蛇酒,他们不要,我把毒蛇打死后扔掉。我只敢借助工具打死毒蛇,四连有一个广东梅县的女同志,能够徒手捉蛇,听说她抓住蛇的尾巴抖几下,就把蛇弄死。我们在这里割麥子时,割到最后剩一小块,会出现很多条蝮蛇,这也是很毒的蛇,有一男同志割麥后逮到一条,让我帮他一起剝下了蛇皮。天将入冷时,蛇还躜入人的被窝,我们连队有位女士脱衣进入被窝,感觉后背发凉,一摸是蛇,吓得她赶快跳下床,同宿舍的女同志都害怕,后来请来男士把这毒蛇打死。也有无毒的蟒蛇,我住高楼村有一家人,家中有一条蟒蛇长期和他们共处,这家人说因为有它家里耗子减少,还显得凉快。

干校所在的山上有彩色的锦鸡,我们一听到枪响,循着枪声找到猎人,就从他手里很便宜的买下锦鸡或野兔。雨后有鲜味的白蘑菇可采,有水库供我们用水和游泳,水库的水很深,我也几次在这里游泳,可怜我们一个老师淹死在水中,永久的葬在了五七山上。山上有松树林,山下的村庄也很美,清澈见底的河里有蝦和鱼。休息日干校有的同志捞蝦玩,有的同志天还不亮,就打着手电筒带着工具, 到远处大山的森林中采灵芝。我排的王同志因个子高、鼻梁高、大眼晴,一口带淅江味的普通话,采灵芝时被当地的老乡误认为是外国特务。那里的老乡连彩色纸包的糖块都未见过,还以为是特务工具,后来经和干校核实才让他返校。1970我们刚到五七山建校时,邢集镇农贸市场上的野生鳖(元鱼),才1角6分钱1斤,1973年我离开时8角1 斤,野生鳜鱼3角1斤。当地的老乡不怎么会食这些,我看见房东家,把十几条鱼放在锅里仅加水和盐,煮后每人盛一大碗当饭吃,也不再做饭了。

这里地里的农作物稻谷、小麥、黄豆、蚕豆、豌豆等虽产量不高但都能长。当地老乡却不知道怎么把它加工成酱、酱油、醋、豆瓣酱、酱豆腐、豆鼓和麥芽糖等。也不会做米花糖、花生糖、糕点等,也不腌咸菜。这里还没有地方卖这些东西,甚至他们不知道怎么吃,一个老乡,夹着我家从北京带来的整大块酱豆腐,就往嘴里塞。我弄不懂这里和正阳县都属河南省,历史上是华夏文化的核心,为什么我在饮食文化和别的文化上找不到它的足迹。而在我的老家川西地区,农村中也能买到这些东西,很多家庭还会做。也可能是这里太穷,人们能吃饱就行,顾不上饮食文化的口味。我看不见中华文明在这里的传承,但听老乡说䂊剧中有一些情节就发生在附近的地方,豫剧中的《蓝桥会》就发生在我家住过的蓝店。曾经我跟着几个男同志,去远处一个突兀的山上,山顶有几十栋用石头砌成的房屋,全都是断壁残垣,荒无一人,只见狐狸在那里奔跑,不知这里曾承载着怎样的历史?另去过一个较高的山峰,站在那里看见远处有几个很大的水库,蜿蜒曲折的银色长河像轻盈的飘带,落在绿色的地面上,周围景色既优美又壮丽。虽然有狼有蛇,我仍然爱五七山,也爱周围的自然环境。

Written by in: 有涯之生 |
Jan
18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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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年掌故——文革篇(上)

毛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阶段时,我的丈夫许子平以漏网右派的罪名被揪出批斗,住入牛棚,逼迫他们每天唱凌辱人格尊严的“我是牛鬼蛇神歌”。作为家属也受到岐视,起初年幼的女儿许若薇还不理解,看到別的小朋友都可以上台表演,总是不让她参加,很失落和不解的对我说,“没有人请我跳舞”。稍大一点才体会到受歧视是因她父亲被揪出造成的。邻居告诉我,有一天,我的两个孩子抬着小板凳坐在她家厨房墙外聊天,薇薇对彦彦说:“我们要是没有爸爸就好了”,可见当时的歧视,对一个上幼儿园的孩子压力有多大。那时不只被批斗人的孩子缺少家庭温暖和孩子的乐趣,就是一般的儿童也只有成人唱的毛主席语录歌和忠字舞等。我的儿子许若彦是反右时1957年出生,那时还有些针对幼儿教育的文化,有小喇叭开始广播啦!有孙老师讲故事,有孩子们唱的歌、有儿童们喜欢的动画片,还有儿童剧院。我们常带他去看动画片,有他喜欢的《谁的本领大》《小蝌蚪找妈妈》,给他订一些国内和苏联的儿童画报,薇薇的童年就没有享受过这些。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北京长途电信局红讯兵和红电两派之间的斗争越来越激烈,参加红电的多是老职工,红电的老职工们没有完全否认以前的干部,而红讯兵这派是以1964年以后分来的一批大学生和出身好的年轻人为主,虽然红电的人多红讯兵的人少,但最终红讯兵得到军管会的支持而掌权,而我参加的红电被认为是保护走资派的保皇派,红电的两个头领在没有违法行为下被逮捕入狱,对我家庭的廹害也越来越大。

不仅抄了我的家,在全局开的一千多人的批斗国民党残渣余孽的大会上,把许子平掛上漏网右派的牌子也拉上去批斗。说他破坏毛主席像章,让我上台说明情况。我知道这个罪名有多大,是要给他加戴现行反革命的帽子。我毫不畏惧地走上台,对着话筒大声的讲:“是我的小孩和他的同学们热爱毛主席,在毛主席像章周围做的葵花花边,对毛主席像絲毫没有影响”,说到这里他们不仅不让我继续说下去,还上来两个不认识的人,反扣我的手臂,逼迫我和被批斗的人一样做喷气式飞机。我不是国民党残渣余孽,为什么说真话就招来这样的对待,我不服气的拼命挣扎,有人踢我打我,我竭力的反抗 ,致使大会开不下去,军代表让他们放了我。到了后台,他们还怨我把这么严肃的批斗大会给搅了,并通知下午在南局开大会批判我。经历了这样的场面,我一点也不怕大会批判,中午吃饱饭我就静待他们拿出批判内容。原来给我的罪名夠大的,一是偷国家机密图纸、二是洩露通讯电路秘密。我控制不住不屑一顾的笑,他们怒吼的斥责我:“批妳,妳还笑”。会上又不让我发言,会下我告诉他们,你们抄我家抄出的那些图纸,是我上大学时买的苏联传真机的图纸,我借调北京邮电学校教传真电报时,用的美国传真机、法国传真机的图纸,不仅我有,我的学生都有,拥有国外机器的图纸用于敎学,怎么就成了偷国家机密图纸?我搜集用于教学的传真机器障碍和电路干扰对传真相片影响的资料,哪里洩露了通讯电路秘密?他们无言以对。家属院里,红讯兵派的子弟还对我儿子许若彦进行批判。

事后我庆幸没有让红卫兵进入邮电通信系统,我单位的邮电职工相对来说还算文明,否则我在斗争大会台上的抗争和被批判时蔑视的冷笑,必定会带来更大的灾难。就这样,军管会的军代表和掌权的红讯兵执行的极左路线,仍然在北京长途电信局逼死了十几条人命。

我看见国家大元帅罗瑞卿在断腿的情况下,还残酷的被萝筐装着抬上台批斗,多少好人反臂坐喷气式挨斗,他们有什么罪就受到这样的侮辱?我参观中南海旁边北京六中时,看到红卫兵把一个已交待有一般历史问题的校工活活打死的相片,残酷的打得血肉模糊。我在重庆大学读书时的老革命郑思群校长也被学生弄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抛弃了政府与法制,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人治,使无数的好干部、好知识分子、好人遭殃,彻底在摧毁中国的文化和敎育基础。

斗国民党残渣余孽的会没过多久,又不许被揪出的人住楼房,勒令我家搬到一间约15平方米违章建的平房,没有厨房和单独的卫生间,做饭炒菜都在卧室里,上厕所去公共厕所,並且窗外就是井蓋蓋着的淘粪池。我抗拒搬到那里,并告诉他们: “我是本局职工,虽然许子平被揪出,我並没有被揪,我有享受居住本局楼房的权利”。后来他们又以我家许子平被揪出,家里住房比一般职工宽松,要给我家调到西大楼18平方米的一间楼房,和另一家共用厨房和厕所。的确我家住房,比几个工程师的家都宽敞,我就不再抗拒的搬了。

军管会以让职工到内蒙古锻练为由,下放大批的红电职工去内䝉古。

又以毛主席语录中曾提到旧学校(文化大革命前的学校)培养的大学生需要改造,让我去无线发讯一台的农场劳动。那时女儿薇薇幼儿园毕业该上小学,但我和子平都在农村,她如果上学吃住将无人管,我只好带着她住我劳动的农场。后来又让我去大兴县黄村收讯二台处举办的104农场,这已错过了招一年级新生的时间,我就安排薇薇再回幼儿园,让彦彦到黄村第二小学插班就读。

从未参加过体力劳动的我,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很自觉的通过劳动接受锻练。起初用铁锹翻地都觉得累,到后来,能扛着一麻袋装160斤左右的稻谷走100多米去晒场晒,全农场100多人,女同志中只有我和另一女的能扛这么重的东西。有一好心的老报务员私下劝我:“许子平已揪出来,妳再累坏身体两个孩子怎么办?干活悠着点!”,在阶级斗争气氛浓烈的情况下,他敢于关心我们这样的家庭,我感觉特别的温暖。的确我腰椎肩盘突出引起老年时坐骨神经痛,现在走路需要双手扶着轮椅,医生说和那时过负荷的劳动有关。当时四月初下田插秧,北京田里的水冰冷,蚂蟥还多,腿上被蚂蟥吸出的血直流,我用手迅速的拍掉蚂蝗,用田里的水洗去血流 ,避免腿上留下血猩味招来更多的蚂蝗,尽量不让蚂蝗的叮咬影响插秧的速度。我和另一个义务献血者,只是献血的当天不参加劳动,给10元营养补助,第二天就安排我们抡起大鎯头凿水泥地面,那位男同志头晕请假,我却让自己坚持下来。

彦彦在那里表现也很极积,他和其他职工的孩子住一间房,年龄最大的他常带领同室的朋友上学前早锻练,放学后他还骑着三轮板车帮助我们拉东西,有的叔叔阿姨常誇他。

子平作为被揪出的漏网右派,自那次斗争国民党残渣余孽的会后,和揪出的人员一起被禁闭在发讯台农场劳动,基本不让他们回家,后来又让他们去河南省正阳县劳改农场攺成的五七干校。林彪的一号命令下来,被揪出人员的家庭都限期搬出北京。军队支持的红讯兵组成的革委会,就让我们全家和另外一些人,去子平所在的河南正阳五七干校。离开北京时珑妹全家来火车站送我们,火车离站时见她的大女儿陈莲不住的流淚。

Written by in: 有涯之生 |
Jan
12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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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年掌故——天朝建国篇(下)

反右运动中,在石家庄大兴纱厂工作的我的五哥蔡国宝,听说在单位动员大家帮助党整风时,他提意见谈到领导干部办公室的沙发应给工人休息娱乐处用,就被划成右派,对他残酷的批斗至摔坏腿,后来一直跛着腿走路。五嫂为了孩子们的前途违心的和五哥离婚,但在无人看见时,让孩子们给五哥送东西。

我的两个长辈在反右运动中也受到廹害。在四川财经学院敎书的五叔蔡家彪,裾说没有右派言论,仅因和几个老师在茶馆喝茶就说是开黑会,被划为右派送到峨边劳敎,59年5月因心脏病去世,打倒“四人帮”后平反。曾留学英国的四姑父邓燮刚,因有人故意指着破烂的茅草房问他:“在英国看到过这样的房子吗?”他说:“没有”,就说他“崇洋媚外”,后送到农场劳动,在那里去世。

反右运动给社会造成的祸害太大,冤枉了很多好人,使不少右派份子家破人亡。群众不仅对发动这场运动者不滿,运动这种发动群众斗群众的方式,使得群众中当时积极参与批斗的,至今还有不少未能得到受害人的谅解,我的大学同学中留校读研究生的就有这样的情况。今后应吸取教训,用脑子思考,不能人云亦云,更不能捕风捉影和无限上纲加害别人。

反右运动结束后又迎来了大跃进,当我看到报道粮食畝产上万斤时非常高兴,毕竟我不懂农业,当时相信党也就相信党报,从未质疑它的真假,谁知这是干部们虚报成绩在骗人。后来有的地方按干部虚报的粮产量征粮,这可害苦了农民。

当在全国掀起大练钢铁运动时,电报大楼的各单位,都在后院建起了练铁炉练钢铁,所用的材料都是到处乱抄来的,我所在的单位未经手续,就到仓库去抄很好的铜板做鼓风机,还美其名曰“白手起家”。熔化的铁也没有多大用处,造成极大的浪费,职工为此加班还搞得精疲力尽。诡异的是农村为了大练钢铁,把各家的锅熔来练铁,让农民去吃公社食堂。我在河南信阳五七干校时住农民家,村里的人告诉我:“我们这里以前有很多树,还有很多都是大树,在大练钢铁时全砍来练铁了”。大练钢铁还耽误收割,致使未收割的粮食烂在地里。

紧接着又是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那几年风调雨顺,也没有大的水灾、火灾和地震,怎么造成了自然灾害?突然间粮食和付食品供应都紧张起来,各户按粮本和付食本领取各种票证购物。为了避免造成不好的国际影响,对北京还比较照顾,每人每月的粮食定量比很多地方要高,我每月是30斤粮票,但是因为蔬菜和付食品都供应得很少,也常感觉到饥饿,有时休息日就去郊区摘野菜。我在第二收讯台给邮电部托办的传真电报训练班学员讲课半个多月,那里食堂卖的馒头里掺树叶和一种不易消化的澱粉,让人有饱服感但很难吃,学员们吃不惯,都纷纷叫苦。后来情况有些好转,北京西單菜市场卖填鸭,我买回家清炖后,油多解馋还补充蛋白质。有一次开党的生活会,金工班的工人宋某说,她的丈夫(也是我们试验室的,当时在上海学模具)写信来说一个月的粮票都被偷了,宋某很着急。我很同情他们。工人劳动强度大,需要的粮食就多,工资不高没有条件买填鸭充饥,一个月的粮票没有了怎么过日子。回家后我清点家里的粮票看还有些富余,即使不夠还可以买填鸭,第二天我就送给她30斤粮票。她很感激我,过了很久,她的公公(电报局退休报务员)见着子平还感谢我。1962年8月我怀孕七个月时,由于营养不良,两次检查体重都沒有增加,打听到一西歺厅卖的每份高价茶点中有一杯牛奶,子平就经常去那里给我买带牛奶的茶点吃,有了牛奶的营养,生下薇薇(许若薇)虽然骨架子小但还胖乎乎的。

产假56天滿后,我上班就将薇薇送电报大楼哺乳室,那里的负责人育儿经验丰富,让工作人员常帮助婴儿学会抬头、翻身、爬行等,一边干活,还一边和婴儿们说话,薇薇在那里不仅抬头丶翻身、爬行发育都早,十个多月就会说:“还吃”。一岁半送单位托儿所,到了那里,立刻独自就爬上高高的攀拦架 ,两岁去幼儿院后,喜欢跳舞,逐渐学会了跳舞的基本动作辟叉,身向后翻手撑地面如方凳,人也聪明、漂亮,但是生不逢时,三岁多就赶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Written by in: 有涯之生 |
Jan
11
2020
8

陈年掌故——天朝建国篇(中)

九姑婆故事里很多人物我根本不认识,有些听说过,有些只在族谱上看见过名字,还有的人连名字我都没听说过。但这段故事里的倒霉蛋,齐爷爷,我还蛮熟悉的。文中有提到,他能平反回到北京,我奶奶也帮了一些忙,所以他跟爷爷奶奶的关系很好。小时候我们去北京走亲戚,每次都住在齐爷爷家。我作为跟屁虫没有床铺,就自己开开心心搭几张椅子睡在上面。那时候我的头发开始爆炸,顶着一只毛茸茸的小黑人球状大头,跟着爷爷去故宫天坛,还跑到国子监的碑林去拓刻着太爷爷名字的碑,都是关于暑假的美好回忆~

另外我想感概,老辈子八卦真的四两拨千斤于无声处听惊雷了…

北京邮电学院又传来齐弟被划为右派,並终止学习强制到北京医疗器械厂参加劳动。我去学院找认识的他们班党员了解情况,他告诉我,蔡国齐起初没有划成右派,班里参加去邮电部,建仪把北京邮电学院攺名为北京电信学院的学生划成了右派。当报纸刊登“对右派要和风细雨”时,蔡国齐是团支部书记,他在支部会上说对右派同学也应和风细雨,不久报上又说对右派和风细雨是右派言论,他才被划成一般右派。没过多久又发现他用英语写日记,抱怨对右派的一些作法不民主不尊重人格等;又见他床的褥子下藏有铁钉铁片等物 ,怕他报复和自残,才终止他的学习到医疗器械厂参加劳动。后来我问齐弟那些铁钉铁片是怎么回事?他说是检的,准备自谋职业时用。

国齐在医疗器械厂劳动时,看起来情绪还算稳定,几乎休息日都来我家。我家已分得新建的工程技术员住楼的三居室套间中的两居室,请了一个保姆洪奶奶带正在吃我奶的儿子许若彦。洪奶奶是我们老家成都的近邻,是吉祥街10号大姐同学洪姐姐父亲的姨太太,她是由丫头收房(收为主人的姨太太)的,既爱干净又能幹,能在北京和她相遇真是有缘,有她操持家务劳动,国齐来时,我们姐弟俩聊天时间就多一些。北京有几所名牌大学的右派学生,都集中在医疗器械厂劳动,国齐在那里时几乎钳工、车工、电焊工的活都干过,电焊时发出的强光刺激他的眼睛发红,他用我的人奶点后就有好转,因此休息日来要我的人奶。

有比较长一段时光他没有来,我感觉有些奇怪,就到医疗器械厂去找他。医疗器械厂的相关人员告诉我,蔡国齐已不在这里,带到别处去了。我问到那里去了,他说他们也不知道。见我非常着急,后来告诉我去草岚子监狱看看。我临走时他又想起国齐有两样东西没有带走,进去给我拿了一本爹爹的综合英汉大字典,和爹爹的黑呢长大衣。我立马奔向三哥的家。

我向三哥蔡国威汇报了以上情况,三哥说:“不管他”。我也理解三哥的难处,作为一个非党员的公务员,在冶金部能做到现在的职位已不容易,如果添一个蹬监狱的弟弟,势必影响今后的发展,再说在法律上他也没有这项义务。

回家后我仔细考虑怎么办,爹爹去世了,妈妈没有能力管,国珑刚生完孩子也没有精力,如果我也不管这个弟弟,得不到他的音讯我会后悔一辈子,保护弟妹对我来讲好像是天生的。记得6岁时,崇庆县家小天井里养了一只恶公鸡,每逢看到齐弟或珑妹去那里,我都自觉地跟在他们身后,怕恶公鸡啄他们的眼睛;在汉口时,我从窗户看见街上有人欺负宏弟,转身就猛跑,妈妈焦急的问我:“怎么了?怎么了?”,我边跑边告诉她“有人欺侮毛毛(宏弟的小名)”,跑到门口我紧盯着那人,他也注意了我,看他没有再欺负宏弟后我才回家。妈妈把这件事告诉了爹爹,爹爹对我说起,还表扬了我保护弟弟的行为。现如今,齐弟最困难的时候,我们不管他,这对不起爹妈,姐弟间的手足情也不容我放弃他。我相信国齐不会做丧天害理的事,在我心中的他仍然是一个正直、善良、有同情心的人。我知道到监狱寻找他,我会很快被调离现在的岗位,通讯工作第一线的人员,是不允许有“关、管、杀”的亲人。我又想,调离喜欢的传真室去别的单位,我总还有谋生的地方,比失去一个弟弟的音讯要好。

做好了思想准备,休息日我就去草岚子监狱,在接待室填写了我的工作单位、我和国齐的关系等后 ,出来一位狱警告诉我,国齐在他们那里,因未结案不能相见。后来我再去时,獄警说国齐已转到自新路监狱,几次去自新路监狱都因未结案不能见面。过了很久,电报机线室领导告诉我,妳的弟弟蔡国齐的判决书下来了,因曾参加欲逃苏联的活动判8年徒刑。当时只给我看了判决书,并设有把判决书给我,而是该领导收走了。也告诉我蔡国齐当时在大兴县团和农场监狱。不久我就被调到硫璃厂南局有线试验室。我去团和农场监狱看过国齐几次,给他带点吃的和日用品,国珑和国宏都去那儿看过他。囯齐告诉我,他因参加在医疗器械厂劳动的右派学生在天坛公园开的一次会,被判有期徒刑八年,其他参加两次会的判十五年,他曾听国宏说不要参加右派分子组织的活动等,就沒有参加第二次会。过了些日子,囯齐转到茶淀农场监狱,由那里又去了新疆喀什监狱。我辗转去过的几所监狱,感到接待我的狱警都态度和蔼,让家属关心和帮助犯人,不要放棄他们。给我的感受是,那时的司法机关还有些人性。由于囯齐在医疗器械厂学了些技能,在监狱基本是干技术活,没有在大田劳动的犯人累和饿,他在监狱传染上了肺结核病。刑满释放后他留场劳动,在水电站工作,和当地的维吾尓族农民阿香结婚。他曾带着阿香到北京来玩过,住在国珑家。喀什劳改农场的水电站离他家较远,平时他住在水电站,有一天回家,看到别的男人和阿香住在家里,国齐就和阿香离了婚。改革开放后学校和法院都为他平了反。

落实政策我回到了西单电报大楼传真室,有一天我大学时的同班同学林运行来告诉我, 北京邮电学院正在为当年强令终止学习的右派学生办理毕业证书,学校不主动逐个通知当事人。林让我抓紧时间快去给弟弟蔡国齐办毕业证,去晚了政策还不知道会不会变,有了毕业证书好找工作。还建议我想法把蔡国齐调出劳攺农场,调出新疆,否则靠他自己是办不成的。非常感谢林运行同学给我通报消息和提出建议,我就很快去学院为齐弟办了北京邮电学院的毕业证书,并写信告诉他这个好消息。另外写信给对家庭有责任感的四哥四嫂,请他们设法把齐弟调回四川。热心肠的、曾是地下党员的四嫂杨志雅,在南充当地的人缘好、路子宽,很快就为齐弟在南充邮电学校谋得教师职位。齐弟调学校后也很给力,被评为先进教师,他在南充时得到四哥四嫂无微不至的关怀。

齐弟大学的有些同学很关心他,撮合他上学时曾写信示爱的同学齐立心和他结婚,那时齐立心已离婚是北方交通大学的付教授(后为教授),她也願意。这就需要使齐弟尽量往北京方向调动工作。 我的十二妺蔡国璜和她的夫君洪志通,在河北省廊坊市地矿部物化探所工作 ,出力把国齐调到了他们单位,国齐到地矿部物化探所后,工作很努力,还得了两项奖。他和齐立心结婚后,又想法调到了北京,在北方交通大学旁边的北京电力工程学院当老师,在那里评为敎授,还到德国的一所大学做过访问学者。后来北京电力工程学院併入北方交通大学,最后国齐从北方交通大学退休。退休后去南方工作几年,后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医治无效去世。

大学学士读书应五年,国齐才读了一年多就被剝夺了上学的权利,在很多课程都没有学过的情况下,他能评为敎授,还以访问学者的名义去德国大学,是他的聪明才智和艰苦自学得来的,也是我们镇藩家族群的兄弟姐妹为他创造了条件,是林运行通风报信出主意使我们抓住了机遇。他经过这么多磨难最后有这么好的结果实属不易。

他和齐立心结婚后,立心曾怀孕,因她和前夫有两个女儿,不願再生孩子,就做了人工流产。她的大女儿刘群由她抚养,国齐对刘群很好,在经济上大力支持她留学德国。刘群和德国人结婚后,生一儿一女。德国男子的正规名字很长,其中包括父亲、祖父和外祖父的名字。刘群的混血儿子的名字中,外祖父的名是国齐,而不是刘群的亲生父亲。

Written by in: 有涯之生 |
Jan
10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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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年掌故——天朝建国篇 (上)

九姑婆建国后的回忆录,是促使我继续骗更的一个重要理由:我本来以为她们死都不会愿意提这段历史的!!!如果有耐着性子看了之前的部分,大概可以想象我们这样的家庭在那段时间的遭遇会是怎样。老人家算是非常轻描淡写了… 我把她建国后的回忆录拆成了文革前和文革后两个部分,太长了,光是文革前的部分就得分成三次才能贴完。

当时从大学分配到北京电报局的还有华南工学院毕业的郑政鎏,和一位北京邮电学校毕业的中专生,我们都属于电报机线室,先在电传机班实习。不久我的丈夫许子平也从西安调来了,和我们一同参加实习。那时旧的家属宿舍没有空房,新的家属宿舍正在建设中,电报局的局长贾峰戈在他住的独门独院中,借了一间半平房给我们,并和他家共用厨房,对我们真是太大的帮助。起初他用的小汽车还顺便带我们上班,这样和其他职工的差距太大,后来我们不好意思再乘。和我同时分来的那位中专生,因偷盗手錶被发现,没过多久就被开除出电报局。人事处安排我、郑政鎏和许子平去北京长话局的载波室、北京无线局的发讯台及收讯台实习,整个实习期间大概半年。我的实习工资是56元,半年转正后是72元,这比我们大学同学分配在非邮电系统的工资要高,转正时间也缩短半年。实习结束后我被分配到传真室、子平去载波电报室、郑政鎏去电力室。

我喜欢传真机通信技术,以相片传真机为例,光源经机械扫描有序的从相片上的起始点移动到终点,根椐照射点的黑白深浅,即光的强弱变成电信号的强弱,再通过电路传送到对方的传真机,对方传真机接收的电信号变成光信号 经机械扫描使感光纸受光点也从始点有序的移到终点,感光纸感光经显影液定影液处理后,出现和发方基本相同的相片。这就包含了电学、光学、机械,化学等科学技术。

传真室有24小时轮班值机操作人员和技术维修人员,我做技术维修工作。传真室人员因给新华社收发国际和国内新闻相片较多,从和新华社同志的接触中,知道当时人民日报在各省的发行,受天气的影响太大,因为从北京,靠航空运送制好的人民日报铜版到各省会城市后印刷,天气不好飞机不能起飞,就会延迟印刷。传真室的同事们大胆的提出,制作能传送人民日报一版大小的滚筒相片传真机,各地收到相片后再制板印刷,这样就不会因天气不好飞机不能起飞,而延误报纸的印制。这个建议得到电报局领导的支持,当即组织制作电路和机械的人员,我除了日常传真机的技术维护工作外,也参加报纸传真机的发讯电路的制作。制成两台机收发成功后,正好赶上北京市青年向党和毛主席献礼,北京长途电信局(北京的长话局、电报局、无线局合并后组成)选派我和一位机械工程师,由北京长途电信局的何轰付局长带领,带着我们的报纸传真机。参加北京市献礼的队伍进中南海献礼,那时毛主席不在北京,是邓小平书记和贺龙元帅在怀仁堂前的广场接见我们,当邓小平和贺龙走到我们这里时,我举着报纸传真机收下的人民日报的感光底片给他们介绍。

我们制作的报纸传真机的雏形,引起了新闻机构和邮电部的重视,邮电部研究院和我们商量,为了使收下的感光底片能达到制板要求,需要传真机的扫描密度很密,扫描光点就很小,这就对机械精度和电路有相应的要求,希望我们和他们共同做进一步的研制提高。因为领导要我参加搬到新蓋的西单电报大楼的安装工作,我沒有去邮电研究院继续研制报纸传真机。后来研制出的报纸传真机,进入北京电报大楼和各省会邮电局的传真室,报社用收到的感光片制版后印报,使得各地人们及时的看到了新闻报纸。

西安电信局传真室的传真机出了故障,邀请我们给予帮助,我赴西安帮他们解决问题。待我回到北京,看到丈夫许子平情绪非常低落,写了些耽心我和他离婚的诗词,经询问他被开除了党籍。我找党委看对他的处分决定,记得处分决定罗列的三条内容大致是,(一)歧视工人,看不起工人支部书记。(二)对苏联的科学技术成就有反感。曾言应给苏联大使尤金打电话,问为什么TT1216载波电报机质量这么差,还收我国这么多钱。(三)赞同右派言论“独立思考”。当光明日报刊登文章“要独立思考”,他赞同“独立思考”。看过处分决定后我心里觉得不是他歧视工人,支部书记马某和当时的党支部委员除一人外,都是过去的三青团员,虽然他们解放前是工人,但是在工作方法上也有不足处;不是对苏联科学技术成就有反感,而是对具体机器质量不好还多收钱不满,但不顾影响拿给尤金大使打电话来开玩笑是不对的;当时我也弄不清为什么“独立思考”就不对,就是右派言论。在伟大光荣正确的党面前,自己虽有不同的看法,还是怀疑是自己思想改造的不夠,应该听党的话,服从党的决议。子平被开除党藉后,先调入金工班,后去无线电台农场劳动。

这次还开除了一个说话不注意影响的1938年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高某。不久又宣佈传真室的宛某是右派。这让我感到有些意外,在电报局反右运动开始贴大字报时,我看到有针对高某和子平的大字报,没有见过给宛某的。曾见动员大家帮党整风时,让他作大会发言,我因当时工作忙没有参加,不知他在会上说了些什么。他是烈士子弟,毛泽东选集中曾提到他父亲,其父生前在江西共产党内担任重要职务,母亲是妇女委员。他父亲牺牲后母亲回上海,曾和潘汉年一同做共产党的地下工作。因革命工作 ,宛某从小和父母失散,50 年代他母亲才知道他在北京电报局工作,母子见面不久,母亲就和潘汉年一同关押在功德林监狱。潘汉年是共产党历史上最传奇的特工,是党在白区统战工作的重要领导者、指挥者和实践者,这时误判为“内奸”而被关押。估计宛某对母亲做地下党的革命工作,却被关在解放后的监狱里有意见,以至划成右派。划为右派后宛某被调出电报局,去北京邮电学校教书。我曾被邮电部借调到这邮电学校敎传真电报,和他同一教研室。有一年春节,我和其他老师一起去他家,那时他母亲假释出狱交公安机关管制,住在他的家里。我见她母亲白净干练、幽雅风度犹存,很热情的给我们讲解她在每间房门上编写的对联,字写得也好。那时潘汉年从监狱假释到大兴县团和劳改农场管制。在那里,潘的妻子董慧来到他的身边,住一个能自由活动的小院,他还常到附近河沟钓鱼,甚至被允许进城探亲访友。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江靑、林彪为了借“死老虎”潘汉年为打倒“活老虎”寻找“罪证”,又关潘汉年入狱,宛某的母亲这时也和潘汉年一样关入秦城监狱。

几百人的电报局反右中仅划了一个右派和开除两个党员,反右倾时,从延安来的电报局的贾锋戈局长受到了批判。说他保护了两个党员右派漏网、划的右派太少等等,贾局长不服至健康情况下降,后来一直没有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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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
08
2020
6

陈年掌故——武汉篇(下)

1948年5月左右,我回到了成都。感觉家里变化最大的是我的亲六姐蔡国莹,她和我都生于1932年,她生在当年的1月属羊,我生于12月属猴。她从小比我听话,不和人争吵,没有受过他人的打骂和训斥,也从沒有感到委屈,更不会因此流淚,但她有些胆小怕事,看到我抢过妈妈打我的长烟杆时,吓得她直哆嗦。我过去了解的六姐,是一位老实巴交不夠活跃的人,现在变得很活跃,而且还会唱不少亲共歌曲,我还发现她在兴趣上有了很大的变化,六姐学会了拉二胡、写诗、绘画和爱跳舞。最使我意想不到的是,她居然很认真地和一位同学办起一份壁报,编辑排版在壁报上面,有诗歌、有彩色绘画,此外还有评论国民党腐败的文章等等,准备贴在校园的墙上,她说她们学校有不少自由地发表言论的壁报。过去胆小怕事的六姐,现在居然敢于张贴如此内容的壁报。六哥蔡国杰浏览她的壁报后,戏谑地背诵她在壁报中写的诗歌,六姐追着六哥做轰打状,一直把六哥轰出大门。以前六哥开玩笑吓唬她,吓得她直躲,现在却要反抗。我还佩服她敢于向代父母管她的六婶述说正当的需求,如买二胡订中学生英语杂志等,六婶也给她以支持。我觉的六姐变成一个比我多才多艺、有思想、有主見和有抱负的人。

回到成都,我们错过了开学的日子,珑妹比我早回成都,已经在名校树德女中初三下学期借读,我也到那里借读,我们只上过初中二年级,却旁听他们初中毕业班的课程。我感觉他们英语发音用音标教学,比我们听意大利老师直读式的教英语的方法好,由于意大利老师发英语的音不一定准,再加上学生怕记不住单词发音,往往用汉字注音,学习时费劲还读不准,就耽误了我们对英语的学习。树德女中教的语文课文言文较多,内容也深,初中三年级就学屈原的离骚、庄子的逍遥遊。几门讲主课的老师行政关系不在树德女中,多是聘请同时在几所名挍讲课有学问的老师。班上的同学学习都很认真,因面临要考高中,反饥饿等学生运动都不愿参加。有些同学为了提高英语的汇话能力,课外到基督敎会的外国牧师那里学口语。我曾和她们同去一个外国牧师家,牧师敎我们唱一首《耶苏和我们在一起》的英语歌曲。学校的图书馆不大,但各种藏书不少,我在这里还借到当时的禁书《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

国内战争中国民党节节败退,南京濒临失守,大孃和妈妈的同窗好友冉孃孃全家,也从那里回成都,先暂住在我们家。家里突然增加了那么多人,很是热闹。记得陈哥哥和姚姐姐(陈哥哥的女朋友)非常喜欢珮珮(蔡国珮),常带着她玩。陈大姐(尚杰)的衣着时髦,我参加林家乾哥哥婚礼时,陈大姐借给我一件外衣。陈二姐(尚文)很喜欢音乐,非常羡慕她有一把及他琴,摆弄着琴她能弹出美炒的乐曲。当时陈三妹(尙明)还小,看不出将来也是优秀的艺术人才。冉嬢孃和陈伯伯慈祥健谈,我喜欢听他们和大家一块聊天。

陈家搬走不久,爹爹也从汉口回来了。爹爹喜欢孩子,更喜欢带他们到大自然 中去锻练。有一天,爹爹和我们共十二人,有强弟(国强15岁)、三表弟(杨士衡13岁)、瑾弟(国瑾11岁)、瑗瑗(国瑗11岁)、国璜(10岁)、珮珮(国珮9岁),弟弟(国敏5岁)、小妹(国琇5岁)、小表弟(邓华曾 3岁)还有二姐蔡岫云。我们出大门后往西,穿过吉祥街路口附近的城墙豁口,就到了郊外,一群人浩浩荡荡,走在冬日田野的路径上,一直往西,越过我曾就读过的三英小学一段距离后,才停下来,由二姐给我们照相,接着又马不停蹄的返回家。那么小的华华、小妹和弟弟都没有叫累,大家情绪还挺好,这和部队拉练一样,真夠锻炼人的。

不久爹爹到乐山的一所大学教书,还做他教授的职务。我认为他当时的决策是明智的。如果留在金融界,解放后日子不会好,雷伯伯就是例子。我在重庆大学上学时,在校园里偶然遇到雷伯伯在那里散步。我们聊天时他说他在沙坪坝工商银行储蓄所工作,后来我到他家拜访,他们家只有一间房,他睡一床,他的原配(一个老太太)睡另一上下铺床的下铺,他的小儿子雷京生睡上铺,房里另有一些简单的桌椅。京生的妈妈已和雷伯伯离婚。 昔日曾留学日本的四川省银行总经理 ,现在只是一个储蓄所的留用职员,曾住的大花园房換成了简陋的居室,幸好需要他养活的人口不多。如果爹爹留在金融界,要养我兄弟姐妹这么多人,日子更不好过。

我参加林家乾哥哥婚礼没有多久,我的干爹林表叔就去世了。他家是大的工商业兼地主,干爹继承遗产享乐一生,在觧放前夕故去算是幸运。

我和珑妺在树德女中旁听到暑假,就准备跳级考高中,珑妹打算和六姐同校,上成都县立女中,我不願意再和比我小的妹妹同班上学,就投考成都市立女中。后来我们都上了自己选中的学校,平时都住在学校,周末才回家。记得当时货币眨值厉害,家里给了一些钱才过两天就只能买一小块花生糖了。没过多久妈妈带着齐弟(蔡国齐)、宏弟(蔡国宏)去爹爹教学的地方。后来珑妹因身体不好(月经停了)也去爹妈那里。留在成都的六哥(国杰)、六姐(国莹)、我、强弟(国强)都由六婶代我们的爹妈管敎。

我很喜欢市女中,那里的民主气氛比较浓,中共地下党的活动学校也不干与。课外活动时间,曾有竞选參议员的到学校来演讲,宣传他们对施政的见解和主张。有些同学还骄傲地称呼自己的学校是民主堡壘。学校领导的确具有民主作风,肯于接受意见,根椐同学们的建议,曾经设立过兴趣选修课,每周固定三天下午最后一级课是选修课,学校请大学老师来授课,学生也不另缴费。我选了读词心得、伦理学和音乐。讲读词心得的是四川大学敎授;讲伦理学的曾留学日本,也是四川大学敎授,他的几个孩子是我的小学同学,我去过他们住于宽巷子的家,家里种了很多梅花,他们的母亲是日本人。宽窄巷子辟为成都旅游景点后,据说商业气氛很浓,不知道他们美丽幽静的家园是否受到影响;敎音乐的老师教我们横隔膜发音,告诉我们,当发"嘆!"的音时,就是从横隔膜发出的,让同学按照这样的发音来唱歌。老师还敎我们几首好听的歌,唱前都要我们练音。可惜这些兴趣选修课在临近解放时都终断了。

觧放前夕,我看見四川军阀邓锡候的家眷,住到我们成都市女中的教师宿舍来了,邓伯母(邓锡候的大儿媳妇)带着凱弟等四个孩子,还有邓锡候的大女儿住这里了。他们着装朴素,尤其是邓大小姐穿的是农村染的土布衣服,因为人很胖是一件由两幅土布对缝在中间的旗袍。我曾在他们家住过,彼此都认识,为了不引起别人注意,和她们打招呼聊了几句我就赶快离开。在这非常时期,尽量避开她们,避免同学问起。后来我看了些当时的历史,记述蒋介石要邓钖候去台湾,邓准备起义就离开成都,回到他的根椐地彭県,把他的家眷藏在北门外,也有说藏在簸箕街,都没有说出具体的地址是:成都北门外簸箕街成都市女中,而接待他们的是我们的范寓梅校长。临近解放时范校长到我们班,大谈共产党来了后要"应变",我第一次听说“应变”这个词,后来也没有听说过。意思是要跟上形势的变化不要固歩自封,要換脑筋,她说她也要这样做。

这时, 中共地下党组织同学们护校,以应对国民党军队撤走时可能地毁校,以及国民党军队撤离而共产党没有来时,在无政府状态下,坏人的趁机捣乱。这样的会议我参加过一次,学校放假后我就回家了。那时成都的老百姓很恐慌,就怕军队撤走时的抢劫, 和无政府状态下的坏人捣乱,有的街道路口筑起了栅栏,准备必要时关闭。幸运的是没有出现以上危机就迎来了成都的解放。

Written by in: 有涯之生 |
Jan
07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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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年掌故——武汉篇(中)

现在接着叙述我们到汉口以后的生活情况。因为当时银行的单身职员另有住处和单独的厨房,李襄理夫妻在那边和他们一起吃饭,因此这边的厨房仅供我们和杨家合用。我家安排我负责每天早晨上学前买菜,妈妈和珑妹负责做早餐,午餐妈妈做,晚餐由我和珑妹轮流做饭,妈妈还要在珑妹烹饪时助她一臂之力。离我家不远有一个大菜市,市场里的东西非常丰富,我经常买活鱼活虾,这里的活鱼活虾比四川菜市场里的品种多还便宜。有一个星期天,珑妹和我一同去菜市,我们买了鲜活的黃鳝,一路上几条黄鳝都像眼镜蛇一样高高的抬起部分身体,也就举起了头部,欲从竹篮中溜出。让我沒有想到的是珑妹也胆大,她毫不畏惧的和我一起把黄鳝按下去,回到家里还和我一同宰杀黄鱔。要是六姐蔡国莹在这里,连卖黄鳝的摊也不敢接近,六姐胆小,一直不敢吃形象如蛇的黄鳝,好像人的胆量有天生的因素,我和珑妹天生就比六姐胆大。那时武汉市场上,还有许多美国军人抗日战争的食用剩余物资,价格都很便宜,例如奶粉、黄油、火腿等肉食罐头,我们常常买回家,因此家里餐桌上的食品非常丰富。

我们错过正规学校的开学时间。爹爹给我报了半日制的聖玛丽亚英语学校。进入学校我才知道,这里的老师都是意大利修道,她们基本上不会讲中国话,两位修道连比帶画的对我说了许久,我才明白给我取了个英文名字叫Maber。连英语字母都沒有学过的我,只有硬记住这名字的发音。这所学校只有几个教室,我所在教室同学的学习程度最低,而且还参差不齐,有4O多个同学,大部分是外国孩子。同学们依学习程度的不同按纵列排座,各列所敎的课本不同,老师发给我的课本,和我所在那列同学的课本相同。老师讲课前全体起立,口唸外语在胸前画十字。同学们坐下后,意大利修道老师先给某一纵列同学讲课,别的同学都自习。待对这列同学讲完课后,这列的学生复习和做习题,老师再给另一列的同学讲他们学的课。一堂课的时间,老师给几列同学的课都能讲完。我的程度最差,老师再安排一点时间教我读英文字母。在她敎和我同列坐的同学们时,我也和她们一起听读课文,回到家时,爹爹將课文译成中文再告诉我。学生一上午只休息一次,同学们课间休息都讲英语,别的班外国孩子更多,我甚么也不会,只有呆傻的看着他们玩游戏。我最喜欢看他们玩塑像,一个孩子吹哨子,大家听到哨音响,就保持当时的姿势不动,因此院子里塑起了各种姿势的塑像,有的形态非常搞笑。听这里的中国孩子讲,她们一直在这里上学,而不去中国的小学和中学读书,準备以后去国外上学。这些孩子家里多是华侨和有钱人。一个月左右,我因生疔疮而离开这所学校,后来去聖若瑟女子中学上学。

聖若瑟女中和聖玛丽亚英语学校一样,都是意大利天主教办的教会学校。这里学校的校长、管理人员和英语教师是外国修道,大多是意大利人,她们都会说汉语,其他讲课教师聘请的是中国人。学校有一幢较大的四层楼房,和一排平房,楼房后有花园、草地、操场和天使亭。修道的生活区和学生严格分开,学生不能进入。楼内设有教堂,住宿生在教堂参加的宗教话动较多,他们餐前必须先祷告感谢天主后才能用餐。学校曾经开过宗教课,受到无神论学生的反对后才停止。

我家离学校按现在公交车站的距离大概一站多,我和珑妹都是走读生不住校。上小学时,我因逃学误了期末考试致留级一学期,最初入学的年龄也比珑妹大,再加上辗转迁徙耽误多,现在不到十四岁和珑妹同班。

开学时,学校任由学生选择座位,我很想坐第一排,但因自己个子太高,怕遮挡别人的视线,才选了第三排靠墙的座位。这是我从上学以来第一次坐在前面,上小学时都是坐最后一排。现在听老师讲课精神容易集中,听得也清楚,课程的知识性更引起了我的兴趣,使我的求知欲特别旺盛。在这里学习的四学期中,除了教官讲的课外,我都感兴趣,因此期终成绩在全班五十多个同学中,名列前三名。但沒有得过第一,第一名是绍兴赵姓同学每期稳拿,她的两个姐姐也在我们学校,都是每期学习成绩稳得第一,这三姐妹的学习很了不起。我除了有一学期是第三名,另外三个学期都是第二名。前三名可以不同程度的减免学费,第一名全免,第二名免一半,第三名免三分之一。我们学校相当于贵族学校,在武汉的中等学校中,学费收得最高。珑妹成绩也不错,大概排在六、七名。我能免些学费给家里减少点负担,爹妈很高兴,为了鼓励我们取得的成绩,爹妈獎给我和珑妹去挑选花布做新衣或买自来水笔等学习用品。

学校规定学生必须穿制服,一年的四季一律穿黑皮鞋和白长统袜、夏天上身穿白衬衫打黑领帯和下身穿黑裙子、春秋季上身穿帶白翻领的黑夾衣和下身穿黑裙子、冬天穿阴丹士林布缝的旗袍,另外还要买一套价格不菲的童子军服,別的学校童子军服並不贵,我们学校的卖这么贵,同学怀疑是敎官从中吃了回扣。教官还规定没有童子军服,学习成绩很好也不能升级。教官是国民党派来的,在这方面修道还要听他的。其实我们在校两年童子军服只穿过两次,都是参加全市的天主教活动才穿它,一次是参加全市天主教大弥撒,另一次是迎接梵蒂冈大红衣主教到汉口。参加这些活动学校免费供应我们午餐,修道炒的意大利空心粉很好吃。

学校没有图书馆,那时我很想看些课外书,路过民生路时,我去那里的一个书店站着看看书。有时去中山公园图书馆,马尔萨斯人口论等,都是我在那里看到的。对我帮助最大的,是我后来结识了我家对门,开钱庄老板的大女儿,她借给我看过很多书,如包法利夫人、娜娜、安娜卡列尼娜、…………,后来我把这位姐姐介绍给三姐,三姐也喜欢借她的书看,三姐结婚时这位姐姐当她的女嫔相。

我们的住处没有大的院子和花草树木,爹爹就常带着全家去中山公园和东湖等处。中山公园大湖里有几个小岛,岛上茂密的树上都一片洁白,因为树上停滿了白色的大型鸟鹭鸶。后来我工作时出差去武汉,又到这个公园,岛还在,岛上的树林也在,但一隻鹭鸶鸟都沒有了,可能是环境受到破坏。以前汉口城市附近有很多大小湖泊,后来填湖蓋房,可能是因为鸟儿失去它的食物——湖泊中的小鱼,就离开了这里。那时爹爹带我们去武汉大学珞珈山的东湖,远看东湖是一片碧绿。我们在湖上泛舟,因湖水清澈,能看到湖水很深处的水草和鱼儿。2003年我再到东湖去时,見那里的水混浊至远看呈灰濛濛的一片,近看也见不到湖里的水草,昔日的东湖美景不再。

在汉口居住的那些日子,几乎每天晚饭后,爹爹都让我陪他散步,因为妈妈幼时缠过脚(滿清时以妇女小脚为美,逼着年幼女孩缠脚),虽说没有缠多久,大人就给她解开了缠足布,但脚已经有些畸形,影响较长距离的走路,她也就不能常陪爹爹散步。平时我和爹爹走到沿江大道看到长江后就回家,星期天有时就走到汉水再返回。边走边聊天,爹爹给我讲中庸之道,我听不进去,我认为正确的事就应该坚持,错误的坚决反对,沒有中间折衷。爹爹也不把他的观点强加给我。我把爹爹当成好友,心里有甚么疑问都告诉他。有一段时期许多学校组织辯论,把我认为错误的辯成正确,使我感到往往在事实面前,正确和错误弄不清,左派认为对的,右派认为是错,我向爹爹提出正确和错误怎么分辨,真理和美的标准等。参议员競选时,搞得很热烈,我又问爹爹,学政治好还是技术好?爹爹告诉我学技术,不要学政治,技术问题出错影响面积小,而政治是把社会作为实验室,一旦错了影响范围很大,甚至还会造成对人的重大灾害。通过后来我经历的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历次运动,真的感受到政治错误给社会带来的灾难,爹爹当时的说法太有远見了。

在我有清楚记忆的人生历程中,只有四年左右的时间,我和爹爹住在一起,在这一时期中,我感受到的亲情和父爱真是难以忘怀。平时爹爹给人的印象是严粛少言笑,而我接触的,确有另一面。以下一些琐碎的回忆,对我却是宝贵的。

我不只是和爹爹聊思想认识问题,有时还和他下象棋,下棋时,妈妈都在旁边观看。我总是输棋,好不容易吃爹爹一个关键棋子,妈妈在旁提醒我:“妳还真吃!”,意思是他是父亲,妳应该谦让他才对。我才不管那一套,毫不留情的照吃不误,就这样还是败下阵来。总不能赢,失去兴趣我就不下了,爹爹还求我再下。爹爹不和妈妈下棋,我想可能是不願接受妈妈的谦让。 有时我写作业时,爹爹坐在旁边帮我削铅笔,他削的铅笔既好用又好看,不愧是学工程的,现在我每用铅笔就想起爹爹,深深的怀念他。我没有听过爹爹唱歌,就开玩笑地、撒娇地求他唱给我听,他竟然把记得的诗词,以类似歌曲的曲调唱出来。我问他是上学时老师教的吗?他说诗词就是用来唱的,我也曾听说古人摇头晃脑唱诗词的事。他还教我唱一首英文的法国民歌<闪烁的星星>。那时著名女高音歌唱家管喻宜萱到汉口来演出,演出票很难买,爹爹弄到了两张,这次爹爹却没有给我陪他去听唱歌的机会,爹爹高兴的带着妈妈赴音乐会了。

在汉口的那些日子,妈妈太累了,她要赶在我们中午放学前做好午餐。下午还要给我们手工缝制衣服,我和珑妹的制服、珑妹的连衣裙(我的旗袍是我自己裁剪和缝制),爹爹的毛料长衫都是她手工缝的,还要给大家做棉衣,而她没有为自己缝过一件新衣。长期坐着干活,致使她的双腿浮肿,在她的小腿上用手指一按就呈现很深的坑。晚上有时她还因气喘坐着不能入睡。却沒有听说她去看过病。我们对她的关心实在太差了。尤其是家里两次被盗,帶给她的精神压力太大了。一次是卧室里的箱子未锁,其中四付较重的金手镯被盗。曾听她说这些黄金手镯是準备给四个女儿陪嫁用的,被盗的事,她怕爹爹着急还不願意告诉他。另一次被盗,是她去搁马桶的厕所时未锁卧室门,小偷盗走了卧室里的一个箱子,这件事妈妈也不敢告诉爹爹。被盗箱子里别的衣物都不要紧,重要的是有我和珑妹的童子军服,妈妈怕没有童子军服,我们学校的敎官不让我和珑妹升学。她写信给石家庄的五哥蔡国宝,让他寄些钱来又为我和珑妹各再买一套。以前我们家住独门独院,甚至还有看门人把守,妈妈习惯了出卧室不锁门,现在我们汉口的家,卧室离白天敞开的临街大门太近,以致招来被盗的事情。

过了些日子,四哥蔡国礼受学校处分回汉口来了(椐四哥的二女儿蔡宪讲,文革中经组织外调查明,四哥参加了地下党外围组织,参加“反饥饿、反内战、反廹害”运动遭到学校开除)爹爹非常生气,就是不理四哥,也不听他解说。但爹爹仍然关心四哥,安排他进入收费高、教学质量好的法汉男中上高中三年级。这所学校是法国基督教办的教会学校,教法语的是法国牧师,他和四哥的关亲较好,我常听四哥提起他。从那里毕业后四哥入爹爹主持的通惠实业银行工作。

不久三姐蔡国璧,也从成都来这里的汉口协合医院护士学校插班就读。这所医院的条件很好,我看到的病房宽大,护士的生话条件也好,牛奶放在饮水桶里随便同学取着喝。医院就在中山公园旁边,附近还有些湖泊,因此空气和环境都好。有一次我去她们那里看演话剧<野玫瑰>,该剧讲述抗日战争时沦陷区对敌斗争的事,情节复杂引人入胜,曾经在社会上引起轰动。作者是我们的三表妹陈光琴的养父陈铨,前面介绍过陈铨教授,这里不再赘述。三姐演剧中的主角,以前不知道她演过节目,居然在这里担起了剧里的主要角色。我見她台词记得熟练,演得也还自然,因而获得一片掌声。汉口协合医院护士学校学生的负担较重,不只学习听课,还要参加医院的轮班工作,她们利用课余时间排练话剧,演出能取得这么好的效果实属不易。

三姐因学习和护理的工作繁重,在校期间回家的次数不多,有段时期很久沒有回来,我们到学校了解她也不在学校,让家人非常着急,后来听说她住在一个朋友家,爹爹也没有打听到那朋友的地址。有一天,爹爹带着我们去中山公园玩耍,经过游泳池时,忘了是谁首先看见三姐在那里,大声的呼叫三姐,大家看到她后非常高兴,三姐見爹妈不仅没有责备,见到她时的高兴溢于颜表,她就很快換掉泳衣出来見我们。和她交谈后,大家才知道她交了一个男友,三姐准备嫁给他,但那人的家境和我家相距甚远,她怕父母不同意。爹爹让三姐带男友回家看看。

三姐的男友徐哥哥名嘉诚,云南楚雄人,家务农,本人在空军地勤做机械师,看起来徐哥哥人老实,三姐搬回家住后,他常来我们的家,和大家也谈得来。他要出差四川,爹爹就託他把妈妈、珑妹、宏弟带回成都。他们回四川的路上轮船触礁,触礁时的大晃动,使睡上舖的珑妹摔出,徐哥哥眼急手快接住了她,避免了珑妹摔在地上。事故使徐哥哥携带的单位物品有了损失,同行的同事让他多报损失,他沒有同意。触礁延长了旅途时间,沿途的情况妈妈有信告诉爹爹。徐哥哥返回汉口后,就张罗着和三姐的婚事,我看見爹爹给了他们一块金条。他们在江汉路一个大饭店举行婚礼,有十桌左右的宾客,大多是徐哥哥所在空军单位的朋友。三姐穿着婚纱服很漂亮,婚礼后他俩住我们附近高挡的璇宫饭店。 徐哥哥所在的空军部队要去台湾,三姐和徐哥哥不愿去那里,而是回云南徐哥哥的老家。

不久四哥带着我乘轮船回四川,沿途很顺利的就到达重庆。四哥赴重庆通惠实业银行工作,我暂住四川省银行总经理雷伯伯家。四哥又帶我去军阀邓锡候二儿子邓亚民家,联系乘他们的军车回成都,没几天我就乘军车回成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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