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y
21
2019
2

灵魂质问三连击

每次长途旅行回来,我第一时间联系的人总是保洁阿姨。但这次我很晴天霹雳地得知,阿姨要7月份才能再来我家做事。

而且原因也很惊吓。保洁阿姨是菲律宾人,她说因为地震,她家亲戚死两人伤八人,所以得赶紧回菲律宾善后…我查了一下新闻,发现近期菲律宾的地震死亡人数是16人…阿姨…真的不幸。

没办法,表达了深切的同情之后,我只好拨打了前任保洁阿姨的电话。前任阿姨是一个信天主教的东欧人,叫做Anna。她曾经因为不满我把按摩棒放在枕头边,自费给我的按摩棒配了个盒子。是不是很像SATC里面的情节?后来因为她实在太八卦,老是过问我的私事,所以我忍无可忍换了个菲律宾阿姨,世界从此清净了…

打通电话后,Anna热情洋溢地寒暄了一阵,问我:你还和那个那个谁一起工作吗?

啊飞利浦啊,是啊我们还是一起工作。

哦哈哈哈哈。生意好不好啊?

还行还行。

啊哈哈哈哈,你现在住哪里啊?

我还是住以前那个地方啊,没有搬家。

哎哟哎哟,飞利浦都买房子了,搬到城外去了,你怎么不买房子啊?

我这里住着挺好的呀,我挺喜欢的。

唉呀呀,你也应该买一个房子啊!你跟谁住啊?

我自己住啊。

哎哟,你怎么不交男朋友啊?!

我有男朋友。

哦哦哦!有就好,有就好!原来是没有住在一起啊,那为什么不住在一起呢?

说到这里我已经想挂电话了,然而一想到如果挂上电话我可能就得自己打扫一个多月的卫生,赶紧压着火气把话题转移到保洁上面去。

这个人跟老家的亲戚真的很像!

Written by in: 有涯之生,柏林柏林 |
May
13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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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庆祝回到柏林进行一次博客创作

终于回到柏林了!虽然周五又要飞…

在电话上跟格格巫感叹,说回家真好,一切都是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来,还是家里最放松。格格巫抗议道:我家也是按照你想要的方式来的!我只好赶紧安慰他说:柏林的家按照我想要的方式来的程度跟芝加哥按照我想要的方式来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在芝加哥我虽然也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来,却是在格格巫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建立的基础之上,所以还是有微妙的差别。不过,我话锋一转(为自己的机智点赞…),bonus是芝加哥有格格巫在,这一点胜过柏林百倍!

格格巫勉强接受的同时仍表示了不满。我觉得他主要还是不满我坚持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来…

哎。谈恋爱也是很累的…

哦既然都说到格格巫了,前段时间还有个小事儿我一直想要记下来。在芝加哥的时候,有一天和格格巫以及他的中国访问学者一起去散步。我问访问学者现在在听什么课。访问学者说,正在听Martha Nussbaum关于性别理论的课。我先是对访问学者一个中国直男去听性别理论课这件事表示了赞赏。接着说,你看,性别理论课,男教授是不要上的。都是女教授上。他们男教授都教伦理啊教逻辑啊教一些很炫酷很主流的东西。差点加一句,然而黑人教授就要教种族理论。为了避免格格巫觉得我太provocative,硬生生地把这句话咽了回去。

格格巫果然说,那你说怎么办。如果现在连性别理论课都是男教授上,肯定又要有人说,妈的,他一个男的居然跑去教性别理论。想显摆自己什么都懂吗?本来女学者的职位就不多,这些男的居然连这点机会都不留给人家。在每一个领域,都要显示自己懂得最多。

我想想,他说的也是。

唯一的机会,就是这个系上全部教授都是女的。只有教性别理论那个是男人。我觉得只有出现这样的情况,我才会觉得满意。

Written by in: 有涯之生 |
May
05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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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斯、真理、扯白以及人类又药丸

北京的甲方是个很好学的人,因为也不差钱,就大量地买书。前段时间我发现他买了弗兰姆普敦那本《现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国内已经出到第四版了!),就顺走在火车上打发远距离通勤的无聊时间。读到了密斯他老人家早被我遗忘的一段话:

于是我明白了建筑的任务不是创造形式。那么建筑的任务是什么呢?我跑去问贝伦斯。但他没法回答我,贝伦斯根本就不思考这个问题。其它人说:我们修出来的东西就是建筑。但我对这个回答不满意….既然知道建筑学实质上是个真理问题,于是我们试图搞清楚真理究竟是什么。阿奎那对真理的诠释让我们备受鼓舞。他说:Adequatio intellectus et rei. 当代哲学家会将之翻译为:真理就是事实的意义。

贝尔拉赫是个非常严肃的人,他不接受冒牌货。他曾说如果一个建构是不清晰的,那就根本不该去建造它。贝尔拉赫言出必践。他所设计的阿姆斯特丹证交所将这一原则贯彻得如此彻底,以至于这栋完全不属于中世纪的建筑拥有了一种中世纪气质。对我来说,清晰建构在此是一个基准,一个我们必须接受的出发点。知易行难。要坚持从建构出发,并在此基础上创造一个结构(系统)是非常困难的。我必须澄清一点就是在英语里你们管什么都叫结构。在欧洲我们不会这么干。我们管窝棚就叫窝棚,不会说那是一个“结构”。“结构”(系统)在欧洲人是个哲学概念。一个结构(系统)须得从头到脚直至每个细枝末节都贯彻同一个理念,这对我们来说才是结构(系统)。

现在手边没有中文版,上面这段话是我从英文版翻译过来的。傲娇Boy密斯在芝加哥呆得不开森,疯狂dis美国人,娱乐效果绝佳。但小时候看书都是照单全收,觉得密斯讲建筑的任务讲真理讲结构金句横飞,崇拜得五体投地,这次看却觉得有点乱七八糟。于是就把这段话摘下来发给格格巫,并附上一个问题:

“为什么建筑学实质上是个真理问题?”

格格巫很快回复:建筑学当然是个真理问题Of course architecture is a question of truth。他长篇大论的解释我也没怎么听懂,大概是建筑学作为建筑师掌握的一种技艺,与建筑师的认知相关。不管他们脑中对建筑的认知是理论认知还是实践认知,反正都是认知,而认知knowledge, is a question of truth。

欸?我问,这么弯弯绕,为什么密斯不给我们解释一下先?

格格巫同志不无傲慢地回答:Not necessary。就好像全世界人民都明白认知理论一样。他看我眉毛一横马上要动武,赶紧补充道:因为修房子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建筑师需要掌握各方面的知识:美学、结构、材料…还要能够统筹计划,发号施令,他们的大脑很显然经历了复杂的思考过程,所以历来与认知论打交道的哲学家,从亚里士多德到阿奎那,从康德黑格尔到Anscombe,都喜欢用建筑师盖房子来举例。大概因为这个原因,建筑学太容易跟认知或者真理这个概念发生关系了,所以密斯也许觉得自己没有必要给大家做基础知识普及。

好吧…我郁闷地回答,这难道不是歧视文盲吗?不过密斯老师当面dis美国人都那么兴高采烈,肯定也不会放过歧视文盲的机会了…

但是格格巫马上又说,这段话有点问题也…他又blablabla地说了一大段,这一段呢我准备卖个关子放到后面来讲。

作为一个缺乏系统理论基础知识的人,这次聊天之后我感到一丝丝沮丧。我想起来之前siran说她们艺术史的大牛们都有扎实的基本功,看来建筑也是如此。难道要把那些哲学大部头通啃一遍,再把建筑理论重新嚼一遍看看之前自己到底有多少误读吗?我感到牙龈酸疼…

同时我也有点好奇,对格格巫来说无需解释的基础知识,对其它人也是这样吗?特别是,那些跟我一样,并不是在西方教育体系下成长起来的朋友们。

于是我把这段话发给了搞建筑理论的城市笔记人老师,虽然是物理学家但喜欢建筑到比我懂得多得多的锦瑟老师,以及我长期的理论后盾siran老师,并附上我的问题:这段话是不是有点什么不对头?在城市笔记人老师和锦瑟老师那里,我特别问了一下关于真理的问题。siran老师理论基础扎实而且可以随便欺负,我就懒得问那么细了。

城市笔记人老师很快回复我: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基督教里的truth,真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要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可验证的实证真理),要么是物理学那种条件性真理(苹果在地球上一定会落下来,因为有重力吸引)。中世纪的基督徒会觉得,这辈子要活出基督的样子来,那这一生就值得了。这里,significance就是意义。相信世间的万物的存在,都有活着的意义,这就是阿奎那的真吧。

如果不是这么理解,密斯的构造表达,还未必“真实”,大家已经讨论了很多那些幕墙上外部的“龙骨”,以及华丽的大理石背后就是钢柱,等等。那一代的建筑师们的“真”,好多时候,是一种几何的一致性,比如,贝尔拉赫的单元,是一直可以追溯到砖,以及三角形的,然后建筑的立面,剖面,也有同样夹角的三角形控制着。这种从小到大的一致逻辑,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真”。密斯也是个讲究从小到大逻辑的人。他的基本单元构造,是比柯布还基本的。然而,那个基本逻辑,在单元上,还是跟整体对话的。比如范斯法斯的柱子——它是焊接在梁上的,但是涂了白色,那种最小单元的焊接的位置和消失的焊点,是跟整体上让那个盒子的失重,是一致的。这也是真吧。(实际上,重力却是存在的)。

这个意义上,密斯对于构造的认识非常古老————如果我们去看看1910开始德国的建筑学——这个你在德国多年,肯定很熟悉了————几乎那些人的建筑都可以被视为是一种manifesto——比如,如果你去看涡轮机厂————看看贝伦斯的结构师怎么吐槽他?他调整了结构师的尺寸,为了获得一个完美的比例——还有,他把转角,都糊起来,弄成卷杀的墩柱,以及让自承重的山花,貌似压在玻璃墓墙上————这一切,都是宣言,都在批判着艾菲尔铁塔那样,赤裸骨架的无古典身体的作法;同样,也可以这么去理解格罗庇乌斯的鞋厂,他就是要打开转角;还有1923年,贝伦斯在慕尼黑的那个棚屋教堂——————那是在宣布说,即便是你们都数字化了,于我而言,要做一个给上帝的东西,我还是要geometricalized crafts,因为是虔诚的。贝伦斯是从来不肯在室内,使用化工原料的,这是对待人的一种态度。

这么看时,密斯的巴塞罗那展览馆也是一个宣言了:几乎是给了四种建造体系的历史:巴塞罗纳浅拱,藏在了地下,希腊的梁柱,暴露在地面,但是古典的柱式变成了L钢弄出来的钢柱,然后,意大利人的墙体系,给予了最奢华的表达,蛇纹理石,而且是独立的,最后,就是他自己的发明,作为膜的玻璃。。。。。整个地,除了讲了一个开放的现代空间的故事,还是一次建造体系的寓言。这个意义上的陈述,就是存在论的了。那些柱子,无疑是拟人的。

如此诚恳而详细的解答,看得我抹起了眼泪花。虽然,城市笔记人老师解读的真,和格格巫预设我们应该知道的真好像还是不一样。但是笔记人老师是越过了哲学直接从建筑的角度再帮我好好重新复习了一遍密斯。

实践里的人有时候会迷失,像我这样唯一跟学术发生关系的时候只是在处理构造节点的人,常常看到具象的方法就兴奋得忘记了动机。笔记人老师提醒了我一点:密斯是个狡猾的人。他所谓的“真”,或者说他清晰的建构,他的体系,是密斯自己的逻辑。这个逻辑因为被贯彻得“从头到脚直至每个细枝末节”,所以是自洽的。作为一个仔仔细细画过厕所瓷砖对缝图的人,我怎能忘掉那种“淡极始知花更艳”似的无聊而又疯狂的痛苦呢?这里的淡其实是蛋,蛋疼的蛋。

锦瑟老师几个小时以后言简意赅地发来了回答,我仿佛能看见她在手机另一端皱起的眉头。

“搞不清楚那话的明确含义”她说,继而补充道:“密斯就是这样一个人啊,他相信某种绝对的抽象形式存在,是truth,就跟信仰神一样。以前的人信仰某种比例是神赋的,神圣的,他跟那些人一种类型。”

笔记人老师也提到了比例,但是关于密斯是怎么对待比例的,笔记人老师的看法跟锦瑟老师又不一样:

十九世纪时,建筑的比例和一般意义的几何学,已经坍塌了。但是德国的建筑师们只不过是开始寻找另外的一些几何而已,而不是否定基本几何。Thiersch是代表了,Lauwerick从荷兰带来了Berlage,传给了贝伦斯和柯布。。。。Muthesius很有意思,毕竟是英国回来的,他和费舍尔不那么强调比例,或者特殊的比例(像瓦格纳),而是强调节奏————因为节奏这个词,在穆忒休斯那里,已经具有了人类学的理由————他认为,原始人的一切建造,都跟节奏有关,音乐有关,而音乐的最大的合理性,来自于心跳————————甚至最硬核的Hilberseimer都认为没有比例,就没有建筑学————这套东西是到了1960年代,巨构时代,因为无法完型,才开始坍塌,或者通过网格化,被瓦解掉了。不然,这套玩意,是贯穿的德国现代主义建筑非常硬核的形式逻辑。

所谓比例的破产,主要是16世纪以来,人们开始关注起音乐和视觉的差别来了。如果按照阿尔伯蒂那一代人的信仰,音乐和建筑是可以通感的,那么,某些类乐律,就和建筑的比例是等于的,比如,4度,5度,音。然而,劳吉埃那代人就觉得,音乐里很好辨识的4,5在建筑的比例中,4:3和3:2很难辨识。这个常识令他们放弃这么模糊的比例,所以,转向了1:2这些比较明晰的比例。到了辛克尔那之后,这些比例变得愈发模糊。。。。。。而且乐律也复杂了起来。到了密斯,贝伦斯一代,几乎都各自找各自的比例去了,这才有穆忒休斯的说法,我们不就不要讨论立体比例了,只讨论拍子如何???这个东西,后来连拍子都没了。

相对于笔记人老师“寄几玩儿寄几的”这种艺术史型分类,锦瑟老师的密斯在神坛上:

“密斯挺神秘的”。

“也不是讲什么facts”。

终于,一个深陷爱河的siran老师在过了几天后忽然给我发来一条评论:

“感觉密斯这个人不太会讲话…以及阿奎那那句话不是这么理解的吧?”

我简直热泪盈眶!一是因为这个人居然发现二人世界之外还有一个更广阔的天地终于探出头来吼了一嗓子,二是因为她的回答刚刚好覆盖了我和格格巫的两个问题。

前一个问题是我问的——密斯这个人不太会讲话——我还是耿耿于怀建筑学为什么事关真理以及就算事关真理也应该给大家解释解释这档子事儿。

第二个问题就是前面我卖的那个关子。身边有这么多懂拉丁文的人存在,我到底是应该感到荣幸还是惭愧呢?

siran说:那个拉丁文瞎蒙一下怎么也不会有significance of fact的意思吧?特别是of这个关系,adequacy between intellegence and understanding?感觉更接近这个意思吧。

然后她就疯狂地给我发来一段拉丁文并配上了翻译:

Respondeo dicendum quod veritas consistit in adaequatione intellectus et rei […]. Quando igitur res sunt mensura et regula intellectus, veritas consistit in hoc, quod intellectus adaequatur rei, ut in nobis accidit, ex eo enim quod res est vel non est, opinio nostra et oratio vera vel falsa est. Sed quando intellectus est regula vel mensura rerum, veritas consistit in hoc, quod res adaequantur intellectui, sicut dicitur artifex facere verum opus, quando concordat arti.“
(Thomas von Aquin: Summa theologiae I, q.21 a.2.)

我的回答是,可以这么说,真理就是认知与事实之间的平衡…如果说以事实作为认知的尺度和准则,那么真理是在认知与事实达成一致那一刻产生的。我们这儿就是这个情况:事实为真,那我们的想法或言论为实;事实为伪,那我们的想法或言论则为谬。但如果反过来,以认知为事物的尺度和准则,那么真理是在事实与认知达成一致那一刻产生的,那可以说这一刻艺术家完成了他的作品,这个作品符合他对艺术持有的观念。

这段话简直是密斯(以及后来笔记人老师的解读)的绝妙注解了。顺便说明一下,中文翻译是我从siran老师发过来的德语潦草翻译的。siran老师如果亲自翻译的话,绝对是文从字顺,不会像我这样舌头都打成中国结了。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聊天:

Me::::::::格格巫开始也是这么说的,但是后来我们讨论了一下,阿奎那的意思是说用Intellegence消化了事实,达到了两者间的adequacy,根据格格巫的意思,这个就是哲学家们那里对于“truth”的定义,所以最后那个现代哲学家的解说,虽然有点花哨,但是是对的…
Siran:::::­我觉得如果这个翻译是对的,那truth其实是形式或者产物与 智识对其的理解 之间的自洽
Me::::::::significance就是意义的意思吧,意义,就意味着人的头脑对事实的消化理解嘛,所以多少说得过去…
Siran:::::­但我觉得significance不是最重要的
Me::::::::不是说这个翻译是对的,而是说,这个翻译弯弯拐拐地说得过去..
Siran:::::­阿奎纳这句话里难道不是应该“一致性”最重要吗
:::::::::::::如果没有“一致性”意义什么的都不存在
Me::::::::是的!这是问题所在!
:::::::::::::因为密斯关心的不是“一致性”,他其实觉得truth比fact有更多的东西(我认为),但是anyway,就是说所谓的现代哲学家(说不定就是密斯本人…)表达得不准确,但是他的点是fact和truth的关系,而这个关系的重点是人的头脑(理解力)这个 多少也是阿奎那在讨论的东西,又正好是密斯想要表达的点
Siran:::::­我觉得,密斯的点我不确定、因为不了解他,但他反正是要把阿奎纳为其所用的。而阿奎纳的点,我脚得,并不在truth和fact的关系上,而是在intelligence(或理解)和fact的关系上:truth正是“自然”存在于这种关系达成自洽的状态之中,是这种动态关系的有机结果;而不是像那个现代哲学家所暗示的,truth似乎是用intelligence从fact中提炼出来的产物
Me::::::::对差不多,我也是这个意思,我也没有说得很清楚
:::::::::::::说到密斯的点,我是觉得反正建筑师这样一知半解地拿来主义几乎是一种普遍状况吧,密斯这个点还算拿得不错?!他没有找到一个正好跟他意思完全一样的哲学家,所以就抓了阿奎那的壮丁,大概是这么一回事。
:::::::::::::但是密斯呢,他没把他的想法说得很清楚,对吧,而且他说,建筑学是一个关于truth的问题的时候,我觉得他真的很飞
Siran:::::­对的,就是感觉他说话说不明白……
Me::::::::为什么建筑学是一个truth的问题
:::::::::::::since when?
:::::::::::::然而!当我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被格格巫鄙视了…
Siran:::::­我也很疑惑,但转念一想还以为他在上一页讲了……
Me::::::::他说,建筑学嘛就是一个truth问题,只不过你不学无术不知道….
:::::::::::::笑中带泪.meme
:::::::::::::据说,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积极地讨论了这个问题!
:::::::::::::他们都认为建筑师是掌握了truth的人
:::::::::::::他们都把建筑师作为掌握truth的代表人物提出来分析
Siran:::::­我觉得!
:::::::::::::把建筑学换成什么都可以
:::::::::::::艺术是一个truth问题
:::::::::::::烹饪是一个truth问题
:::::::::::::历史是一个truth问题
Me::::::::no no no,虽然你可以这么说
:::::::::::::但是按照格格巫的说法,哲学家们是认为,建筑这个事情特别麻烦,特别需要一个人有掌控全局了解各种技艺的能力,所以他们在分析认知的时候,特别爱拿建筑师出来说事
Siran:::::­嗯,也是
:::::::::::::难怪建筑一直被看作艺术之母
:::::::::::::所以艺术是truth问题,只不过建筑和艺术的角色在历史中被倒换过了
Me::::::::所以从这个角度,大家(不知道是谁但是肯定包括了亚里士多德和密斯),都会认为,在提到建筑学的时候认为它事关truth,是不需要给我们读者解释为什么的!
:::::::::::::然后我就觉得,我还学什么建筑你说?!我连这点基本常识都没!
Siran:::::­啊?!
:::::::::::::这个有个卵用
:::::::::::::完全没有用的常识
Me::::::::我的点是不是有点清奇
Siran:::::­不要妄自菲薄!
Me::::::::不是呀
:::::::::::::可能是三观的基础撒
:::::::::::::柱石撒
:::::::::::::wovon man aus geht 撒
Siran:::::­难怪我三观歪斜
:::::::::::::我觉得基础越多样越好!
Me::::::::是吗?
:::::::::::::但是我在做的是现代建筑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东西啊,而且对其它乱七八糟的建筑我也不了解!
Siran:::::­反正人类也是要玩完的,应该多开辟一些道路,作死算完
:::::::::::::都追求真理去了
:::::::::::::多没劲
Me::::::::那也是…
:::::::::::::玩完是真的要玩完
Siran:::::­我们的讨论又在对人类的诅咒中欢乐滴落幕了
Me::::::::我们的讨论总是在对人类的诅咒中欢乐滴落幕的
:::::::::::::但格格巫反对我这个观点
:::::::::::::他说
:::::::::::::如果人类药丸
:::::::::::::那我侄儿侄女怎么办
:::::::::::::
Siran:::::­蛤
:::::::::::::他侄儿侄女是谁
Me::::::::就是他侄儿侄女啊
:::::::::::::Literally
Siran:::::­……

Written by in: 雕梁画栋 |
Apr
14
2019
1

一个周日的下午和一次为了flag不倒做出的努力

年初立flag的时候,我就知道回国是我过不去的坎!果然,一入天朝深似海,何止是996,我每天睁眼就工作,连浮上水面喘口气的机会都没有。

但!既然立了flag,就一定要更新一次!再不更新又要回芝加哥了…今天送走了老娘,出去跟yy吃个午饭,我就回来打开电脑码字…人生便是那重重的责任,按下了这边,翘起了那边…

前段时间在北京做了一个叫做cabana的家具店,这几天需要写一个像设计师手记类的东西给甲方,为了不显得过于没文化,临时抱佛脚爬上墙去查资料,一不小心顺便重温了一下柯布西耶在蔚蓝海岸边那段掌故,觉得这人真是个槽点满满的大猪蹄子…

蔚蓝海岸是欧洲上流社会度假的地方,柯布西耶虽然是著名建筑师,但毕竟只是钟表匠的儿子,挤不进那个岸边。这一段公案中,最早到蔚蓝海岸边修房子的人是Eileen Gray。Gray的妈妈有爱尔兰皇室血统,是一位女爵。1926年,Gray和小她16岁的罗马尼亚鲜肉巴多维奇在蔚蓝海岸买了块地,自己设计了一栋现代风格的白房子(也有人说是出自柯布之手?),以两个人名字的编码命名为E1027。

柯布夫妇是E1027的常客,虽然柯布和格雷对建筑的观点不尽相同:柯布号称住宅是“居住的机器”,而格雷认为E1027呼应山势和自然,是有生命的机体,但这完全不妨碍柯布对E1027的喜爱——也许喜爱都不能概括他对这栋房子的感情——1938年,趁主人不在家的时候,柯布把房子的五面白墙全部涂上了壁画。格雷万分崩溃,之后再没回到过这栋房子里来。

搞不清楚这两人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但关于这段公案有一张著名的照片留存了下来:我们的大师浑身赤裸,露着白花花的大屁股和腿上的大伤疤,洋洋得意地拿着画笔站在别人家一堵已经涂了一半的白墙前面。嗯…实在很难概括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行为。

接下来的事情也很扯。1952年,柯布终于挤进了蔚蓝海岸,修了一栋叫做le Cabanon的小木屋。虽然只有10平米左右一块地,但柯布把自己关于居住和尺度的理论都塞进了这栋屋子,把它塞成了建筑史上最有名的小屋(之一)。

从建筑史的角度,这栋小屋跟他的主人宝藏男孩柯布西耶一样,是取之不尽的富矿。从八卦的角度,Le Cabanon也有很多耐人寻味的地方。首先,它是作为礼物送给柯布夫人Yvonne的。

1952年12月30日,柯布西耶和Yvonne坐在一家小咖啡馆里,因为那天是Yvonne的生日,所以柯布花了45分钟在速写本上勾了一个小房子的平面,将它作为礼物赠送给birthday girl。

这个45分钟是柯布西耶自己后来吹牛吹出来的,所谓“画了45分钟,修了一年”。我不知道他在涂涂画画的时候,Yvonne在干什么。你把这个桥段讲给大中华区互联网上任意一个点击量十万加的情感博主听,博主都会建议Yvonne把咖啡泼到对面那个戴圆眼镜的傻逼头上,转身走人,不留下一片云彩。

我不是一个物质女孩。我一般不会因为过生日的时候男人没有送我价值五位数以上的礼物就翻脸不认人。但在这件事情上,我仔细想了想,觉得自己还是应该站在情感博主这边。因为此事的后续发展是这样的:

一年以后,小木屋建起来了。基于古希腊男性骄傲的论断:“人是万物的尺度”,柯布研究出一套他认为能够解释建筑尺度和比例关系的模数系统,把这套系统套入小木屋的设计,使它“没有任何一平方厘米的多余,是一个刚好能容下人类生存领域所有可能性的小格子”。

而这套“以人为本”的模数系统,是以一个身高183cm的男性作为基准的…

这份生日大礼的接收方Yvonne,别说无缘把自己的身体尺度贡献出来衡量万事万物,而且在礼物中的位置也相当尴尬。柯布他老先生比照自己心仪的船舱,美滋滋地设计了一张带软垫的单人床——给自己。然后在房子另外一侧给Yvonne留了一个地铺——难道竟然因为女人是坤卦?

总之Yvonne很少在这个礼物里逗留,大猪蹄子柯布西耶一般来说独自享受8月的假期,在为自己量身定制的小木屋里脱得精光自由自在地撒欢:写作、思考、画草图、睡觉。

3.66×3.66×2.26米是小木屋le Cabanon的尺寸。它像一只设计精巧的瑞士钟表,也许真的能够容纳一个人和他想象中返朴归真的生活。但这方寸之地永远塞不进的,是中年阿尔法男勃起的ego,那玩意儿顶天立地,是这些人心目中真正万事万物的尺度。带着这样的感受再去看蔚蓝海岸边这座被人吹捧为“大巧不工”的小木屋,很难不稍稍感觉有点恶心。

附猪蹄玉照一张:

Written by in: Nulla dies sine linea |
Mar
10
2019
2

周末梦回老家

前几天一个远房阿姨跑到网上来找我。

要说我这个阿姨,怎么讲。90年代在深圳发家,然后买了大概二十几件貂吧。因为小姐妹们的钱都来得太快太多,不买貂无法承受内心的重压。我好奇地问,你们那个貂什么时候穿呢?她说那可不?!只能找一个冷气最足的大包房,通常是某人家豪宅的地下室,然后大家聚在一起喝酒咯。

这次她找我是因为想要买艺术品。在微信上扔了两幅画给我,让我帮她看看艺术家到底出名不,这两幅画值不值价,用她的原话来说就是“怕几十万买了张墙纸而已”。

我一看那个画吧,觉得甚难评论。就去找我懂艺术的朋友siran,她一看之下怪叫一声:

妈呀太丑了

又问,

这玩意儿几十万?

又说,

卧槽还不如买墙纸。

虽然措辞不甚文雅,倒也说出了我的心声。平心而论,“太丑”倒也不至于。打开宜家家居官网,点击“装饰品”一项,可以看到很多类似风格的图片。这些图片挂满了千万家庭的墙面,也不能用“丑”来形容。但怎么说呢,宜家的装饰画两百来块钱人民币就能买一张,我们对作品身价六位数的艺术家应该有更高的期待。

siran沉痛地说:好伤心,那么多好艺术家卖不出去,这种东西还能骗到钱。确实,好艺术家卖不出去是个惨剧,但要说这种三流艺术家在骗钱我又觉得,也未必都是如此。

我阿姨住在黑森林地区的农村里。众所周知,黑森林是德国经济重镇,弹丸之地挤满了质朴而富裕的中小企业主。这种富裕的质朴非常有德国特色:中产阶级家庭里目之能及的一切,都式样保守陈旧却做工精良价格不菲。因为品味实在平庸,不能像乔张作致的英国上中产那样用他们磨亮的麂皮和脱线的毛呢形成一种风格,他们始终只是黑森林的乡巴佬。然而,他们在小村子里互通有无,相互攀比,场所除了自家的客厅和餐桌,往往就是村镇中心的几家商店:一家面向中老年人群,模特都带着巨型珍珠项链的服装店;一家有了米其林评级,主厨已经开始跃跃欲试地尝试fusion但偶尔还是会把菜做得过咸的高级餐厅;一家固守风靡世界100年的现代主义,既不向前看也不往后看的高档家具店;又或者,一家经营了60年的画廊。

这样的一家画廊里,也总有几个签约艺术家。他们大多常居本地,跟附近村镇的藏家互相认识,在地方上得到了广泛的认可。水平不论,但热情洋溢地搞了一辈子艺术。我觉得,不能诛心。这些艺术家生活优渥,没有必要到柏林或者伦敦那些刀光剑影的大画廊跟人拼命。而且这种小天地里的“内向型经营”,未必不能成气候——那当然是乡亲们的福利了。

前一阵子kfc问我干嘛不在德国修点乡村建筑,我长叹一声。乡建不是你想搞,想搞就能搞。因为时世艰难,我们这一届同学毕业之后自己创业的并不多。几种形态,一只手就数得过来:有人挂在大公司的名下以合作的名义没完没了地做竞赛,如果中标,老板没时间又有良心,可以让你的小公司把标接下来自己做;有人自己强撑,为了维生给人画效果图或者做平面设计;还有人像我们,跑到中国去捞世界;最天人合一岁月静好的,是回老家给四邻八舍做改造或者修新房。(哦对了,还有一个富二代家里是造飞机的,所以毕业后就跑到泰国潜水冲浪顺便给超级富豪朋友们设计度假屋了哈哈哈)

“回老家事务所”在我们这几届有两家。一家回了瑞士的村里,另一家在不来梅。不来梅虽然也贵为州府,德国第二大港口城市和第五大工业城市,但只有不到六十万人口,也就…差不多是一个村吧。在村里开业,左邻右舍都认识多年,谁家小孩去大城市学了技术又回来,大家都愿意拿点儿小事儿给你糊弄一下,算是捧个场。而且三村八店都没有其它建筑师,不找你找谁呀,认识的人,心里踏实。所以我们回老家的同学项目源源不断,很快形成了稳定的业务流。可惜的是,他们在事业上也没什么野心,并不曾利用大量实践机会做更多设计上的探索,每次看到他们的新作,都让人觉得,噢。

倒也不是说他们做得差的意思。

留在大城市的野心家,虽然眼红他们的项目,却也没人拍案而起说谁还没个老家咋的?我也回去!毕竟很多人是回不去的。“老家”如卡夫卡的城堡般固若金汤,无法容身才离开的人,很难跑回去重新达成和解。回得去的人多半在情感上从来也没有离开过。如果问题的根本在“卖”,那些卖不出去的好艺术家,也可以去乡下卖一卖啊。理论上讲很简单的道理,在实际操作的层面上几乎不可行。人们战天斗地,最后都是在对付自己。不知道在全球化互联网的时代会不会好点,我看也好不了哪儿去。

Written by in: 有涯之生 |
Mar
02
2019
4

美国人民你们这样真的好吗?!

昨天格格巫要去超市,我让他帮我买一块鱼。他问我:你想吃什么鱼呢?我说,随便,白肉的鱼吧。因为昨天晚上吃的是照烧三文鱼,今天想换一个口味。

晚上用锡纸包了鱼肉,简单地烤了一下吃。觉得肉弹而嫩,一点儿都不柴。想说这是什么鱼呢,下次再买来吃吧!专门跑到垃圾箱里把包装纸翻出来看了一下,上面写著:白肉鱼。

Written by in: 无聊之事 |
Mar
01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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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更——《重庆篇》下

在帖亲戚忆旧录上篇的时候听听提到了字体不方便阅读的问题。我必须得承认,对于在后台搞三搞四调整效果,我是越来越力不从心了…以前大概是时间多+精力好,但现在真的就是,骗个更也很开心啊!

最早我在贴这个亲戚的文章时候就讲了,老人家其实蛮虚荣的,就连苦难讲出来也像是炫耀:你们这些年轻人,哪懂我们从前吃的苦!更别说什么出身啊教育之类本身就被看作炫耀资本的东西。让人读了之后怪难受的。家族群整个也给人这样的印象,像一堆塑料人坐在里面互相说些不咸不淡的漂亮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贴出来。可能是为了骗更吧。自家的故事,有时候读到一两个认识的人,觉得有点意思,历史的细节,也有它的滋味在里面。设置一点阅读障碍也是为此…嗯,看不清楚的话,其实内容本身也真的没有什么很高的可读性… 这是一个苦苦维持flag不倒的人的心声…

从成都到重庆沒过几天,三哥蔡国威就去复旦大学上学了。记得还住邓伯伯花园的吊脚楼时,爹妈收到六婶徐伯瑛来信,反映我的五哥蔡国宝交了一个不好的朋友,怕五哥受他的影响。爹妈商量后回信让他来重庆。五哥来后爹爹征求他的意见,願不願去纱厂参加技术培训。五哥很高兴到那里学技术,很快就去纱厂了。后来我还听爹爹(蔡家骥)告诉妈妈(雷淑萱),他在纱厂的朋友反映,五哥在那里学习认真,和技术人员的关系很好。看起来爹爹对五哥的表现很滿意。不久我们搬新家,休息日五哥从纱厂第一次回来,就煮了很大一块腊肉,让他帶去切后和朋友们共享。我想这也是对他表现好的鼓励。80年代五哥从石家庄到北京看病,住在我家时曾说,很感谢当年六婶关心的写信给爹妈,避免了他受到坏的影响。

六哥蔡国杰、我、強弟(蔡国强)和宏弟(蔡国宏)错过了学校开学的日期,因而在家休学一学期。家里也沒有甚么书,新来此地,也不知道附近哪里有书店和图书馆可以买书和借书。妈妈就用从成都带来的,自己解闷的”古文观止”,选这本书上的不少文章,教六哥和強弟。不仅因为六哥开玩笑说我是女的,戏用古言“女子无才便是德”,不让我听讲,我自己也就赌气不听。还因为只一本书,妈妈要用它备课,六哥和强弟要用来复习和背诵,根本轮不上我接触它,我也就失去了提高古文阅读的很好机会。強弟后来说,妈妈对古文的讲解,使他的收获很大,奠定了他学习知识的基础。

我们沒有字贴,妈妈的毛笔字写得很好,她将记得的一些诗词写成大楷,作为字贴,让我们照着练习。妈妈顾不上看我们是怎样写的。每天我们都写几篇大字,但是沒有人告诉我们怎样用笔,不知道藏锋、顿笔、提笔……等等书法。在学校上学时,也沒有上过书法课,只是照猫画虎的写。六哥就在我们写的字上,批着棒棒字和鼠尾等。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就是棒棒字和鼠尾。六哥还故作保密的不告诉我们怎么才能写好,而把批语当成儿戏。后来六哥给我讲,五哥的一个同学的父亲是书法家,那位同学字也写得好,曾指导他和五哥练字。原来他和五哥的字写得好,是有人教的,光靠照猫画虎去悟书法,要写好字很难。

我们到重庆后,很思念故乡成都的家,和那里的家人。常常写信给成都的兄弟姐妹。爱开玩笑比我大两岁的六哥,没有脱离淘气的孩子气,趁我们不注意,在我们的信纸或信封后面批上狗屁信、狗屎信等。我们发现后,用墨塗掉后寄出,也不和他理论。然后天天盼着回信。最高兴的是邮差来我家,给我们带来亲人的回信,我还无知的以为是他把信送到成都的家。

风和日丽时,有几次我独自去爬山,一直爬到山顶的复兴关。山高坡陡沒有路,爬时脚底还打滑,在有些地方,每向上一步都要借助拉着一大把野草或小枝,或用手支撑着地面。虽然爬坡很吃力,但我喜欢沿途丛生的植物,和爬到山顶居高临下,能更开阔的看到嘉陵江和江北的壮丽景色。

有一时期晚饭后,我们就在东院,围坐在妈妈周围,听她讲她看的古典小说十三妹的故事。大家听得很入神,而我有时,就连想到成都家里可爱的十三妹珮珮(蔡国珮),连想到二姐蔡岫云给我们讲的“天方夜谭”和“安徒生的童话故事”。我更喜欢二姐讲的故事,也更思念成都的家。

那时家里有一个女佣,她在山坡上摘些野菜给我们做馍馍,很好吃。以前家里都是吃米饭,从来沒有做过馍,吃这种野菜馍馍别有一种味道。有一天,突然她要离开我们,她怀孕了,可能有先兆流产症状 。她的离开把我们的生活全打乱了,当天妈妈去哪里找人接替?尿罐(拉屎撒尿的容器)的屎尿无人倒,厕所离卧室这么远,晚上要用它时怎么办?看着两个屎尿快满的尿罐我直发愁,沒有人来帮助我们,只有家人解决。考虑再三,我认为自己应担起这项任务,但也有顾虑,连袜子都沒有洗过的小姐,却要在人们的注视下,去厕所倒、刷尿罐,多沒面子啊。想来想去也顾不了这么多,我提着尿罐就去倒了。重庆的尿罐是陶瓷做的,对当时12岁的我来说又重又大,还要爬几十级的台阶,大概100多米才能到厕所。我鼓起勇气分两次终于完成了任务。帮助家里解决了难题,感觉心理轻松了许多。第二天早晨又主动向妈妈要钱,给家里买菜。那时的四川沒有妈妈这样的太太或男人挎着篮子去买菜的。我的作为使爹爹妈妈很高兴。后来家里干脆不请佣人,妈妈女子职业学校毕业,学过家政,教给我和强弟做饭炒菜。开学后,每天早晨強弟负责生火煮稀饭,我买菜回来,妈妈炒菜。我们上学后妈妈打扫房间和做午饭,我们回家吃午饭后再上学。有时下午妈妈还手工做衣服,晚饭就由我和强弟放学后轮流做,我还负责倒尿罐。一家人的衣服被子都包出去,由街上住的一妇女洗。

我对家庭的尽责,和在家务劳动中的表现,羸得了爹爹的喜爱,为了奖励我,爹爹给我买了花夹子和擦头发的油。我高兴的把花夹子和头油给邻居韩伯母看,韩伯母见我当时剪的是齐眉的妹妹头,用不着擦头油,也别不上花夹子,知道是不懂女人需要的父亲对女儿的爱。韩伯母送我一细纱手帕,上面绣着很漂亮的花朵。

后来听爹爹对来我家的客人谈,他主张孩子做家务,是为了孩子在未来的人生中,遇到逆境时能应对。学理工科的爹爹比较务实,不讲究那么些排场和面子。

开学时,六哥去清华大学附中读书,入住那里的学生宿舍。我、強弟、宏弟都到李子坝中心小学上学。我最喜欢这学校的一个音乐老师。长得漂亮、穿着朴素、少言少语,教我们唱的歌都优美动听,有几首我至今不忘。尤其喜欢门德尔松作曲的小天灵,曲子很美,唱着就像身临其境似的。歌词是:“幽林一夜雨,洗出万山青,四边静只闻得流水声。朝雾刚消散,云中唱天灵。不与黄鶯争在花里呜,上天唱众仙人都来临。飞越高,唱越轻,小天灵,小天灵真高兴……”。

我们小学的骆校长和几个老师,或许是地下党员和支持共产党的进步人士。记得有一个星期一,全校都聚集在临街的操场开周会,从沙坪坝过来的学生反苏游行队伍,经过我们学校门口。游行队伍中有学生动员我们加入他们的行列,骆校长就竭力阻止。学校中思想进步的老师和学生的关系都很好。我和国强小学毕业时,老师送给强弟的书是“七月在顿河“送给我的是“夏伯阳的故事”,都是介绍苏联革命的。

李子坝小学的学生,承受的学习压力不像现在小学生那样大,家庭作业不多,也不以考试成绩排名次。好的作业公佈于众,以资鼓励,也让大家学习。强弟跟妈学古文后提高快,老师几次把他的作文张贴在学校墙上。尽管爹爹曾留学日本、又曾是教授和大学工学院的院长,但对孩子们的企求不大,致力于培养孩子将来是有教养能自食其力的人,基本不怎么关注我们的考试分数,好像看着我们在认真学习就行。不管将来做什么,增长知识很需要,作为学生,不能荒芜了在校学习阶段的光阴,也要爱惜传播知识的书本。有一次三哥和四哥(蔡国礼)回重庆度暑假,乘船时四哥的书忘在岸上沒有带回来,爹爹很生气。认为这么大年龄的读书人,连读的书都会忘而丟失,令爹爹对四哥很反感。后来四哥告诉我,不是他忘了,他和三哥分工,他负责拿行李,三哥负责拿书,是三哥上船时把书忘在岸上。

1945年8月, 记得我们得知日本投降的消息接近傍晚,匆匆地吃过晚饭,我就跑到街上。那里已经人山人海,人们高兴激动地举着食指和中指在欢呼。“v!,v!,v!”的呼声不绝于耳,鞭炮声、锣鼓声响成一片。载有美国军人的吉普车缓缓驶过,周围的群众争着和车上的美军握手,感谢他们对抗日战争的支援,和他们同庆战争的胜利。第二天上午我又去两路口,那里更是热闹非凡,耍龙的、踩高跷的、摇花轿的……都走上街头,鞭炮和锣鼓声更是响彻云宵,人们把心里的欢乐渲泻得淋漓尽至。不几天,美国生活画报上的图片却是另一番情景。日本剖腹自杀和集体自杀的比比皆是。这是死不悔改侵略者的应有下场。

胜利后,很多抗日战争中逃难来重庆的下江人(本地人把长江流域四川以东各省的人叫下江人),都高兴的计划着回老家。一些学校陆续迁回原址。四川的一些企业家,也张罗着去外省发展。和我们有关的是,三哥上学的复旦大学迁回上海,四哥就读的同济附中也迁回上海,五哥所在纱厂迁河北石家庄。爹爹工作的银行也派他为汉口通惠实业银行经理。我们不久要去汉口,妈妈很爱珑妹(蔡国珑),一直思念她,想把她带到汉口。从成都到重庆时,珑妹刚考上重点学校树德三小,她想留在成都上学,当时沒有跟妈妈到重庆。这次让六哥和强弟回成都,把珑妹换来重庆。我一直对妈妈给儿女的爱不公平很有意见,但11个子女,爱不过来,感情问题也不能强求。这次换来换去终于妈妈的两个最爱一一宏弟和珑妹,能跟在她身边了。再加上我这个从小叛逆心强,无人願意代管的。爹爹先去汉口,计划隨后由四哥和妈妈帶着我、珑妹和宏弟去那里。四哥再由汉口到上海,去刚从四川宜宾李庄迁回的同济大学附中上学。我们即将告别重庆。

Written by in: 有涯之生 |
Feb
27
2019
1

陈年掌故——重庆篇(上)

17年初我回国的时候,因为被拉进家族群,所以看了点家里的陈年掌故,贴在自己地界上。那个家族群里都是一些莫名其妙我压根不认识的中老年人,每天发些中老年向的养生处世八卦时政帖,神烦,我直接把群静音了。结果前几天神使鬼差点进去,发现之前那个写回忆小文的姑奶奶又搞了新创作。我再次觉得还蛮好看,继续进行搬运。

这次她进行了系统的创作,文章比较长。除了以前贴过的部分,剩下的可以分成两个部分,我叫做《重庆篇》和《武汉篇》,分批次贴上来骗更:

1944年初,妈妈和我们去重庆时,沿途的事务都是三哥打理。成都当时沒有出租车,连市内公交汽车好像都沒有(我沒見过),我们先乘几辆人力车,载着人和行李到龙泉驿,換乘长途汽车向重庆方向行驶。中途在内江县休息一晚,我们住爹爹的朋友,当地一个银行经理的家,受到他热情的接待。第二天继续乘坐原长途车到重庆长途汽车站,出站后再換人力车到李子坝 建设新村爹爹的住处。

爹爹住通惠银行老板邓华民伯伯家。邓伯伯曾留学德国学电机,是我们老家四川营山县的同乡,他的父亲是著名的四川大军阀邓锡候。

邓伯伯的家建在山坡上,下面是建设新村街和李子坝街,再下面是墨绿色的嘉陵江。从邓家院子后面往上爬到山顶,就是重庆复兴关。邓伯伯和他的妻儿们住院子西边的灰色洋房中,洋房里面有三卧室、一大客厅和一大饭厅以及洗衣房。我们和邓锡候的大女儿和大女婿(中华民国葡萄牙大使馆的武官)住一幢吊脚楼(建楼时未平地基,直接用木材往岩石上支持着盖房,因此底层出现一些木柱,木柱似人腿,四川人将脚的延伸处的腿,也统叫脚)里。吊脚楼和西边洋房之间是很大的花园。花园里有平整的草地,草地的边缘种着月季。草地的东边,有一灌木林,种着许多不知名的灌木。在灌木林的北边有一棵很大很高的月季花,正开着几十朵粉红色拳头大 的花朵,非常好看。我们住的吊脚楼的坡上,是一排佣人住的卧室和厨房,还有一处喂了几头大猪的猪圈。再往坡上走几十米,有两个紧邻的大山洞,是抗日战争时期,为躲日本飞机轰炸,私家请人挖掘的防空洞。洞深十几米,里面冬暖夏凉,但比较潮湿,岩缝中还在往外渗水。

每天邓伯伯、邓伯母、邓锡候的大女儿和大女婿、邓家的一个家庭教师和我们家七口,都在他们洋房的大攴厅里同桌进攴,邓家的三个小孩不上攴桌。饭菜都由男佣们从远处的厨房端来,饭菜非常丰富,每顿饭都和过年一样。大概一个月后,邓家院落下面院子里的房客搬走,我们就入住他们搬走的住处。

新安顿的家,是在一排占地L形的平房里,铺的都是木地板,还有走廊。邓伯母的兄嫂,即韩伯伯和韩伯母帶着他们的小女儿住两间房。我们住五间,另有一间很大的大厅和佣人住的小房间。房后是一大片竹林,有几只班鸠在那里筑窝。房屋西面的院子,有高的竹篱围着,院里有几棵树。房的东面院子很大,却沒有围墙,嘉陵新村和建设新村之间有一条小道,经过院落的北部边缘。院子的南面有一排吊脚楼,六哥、強弟和邓家的家庭教师在那里住过,因搬来后住房较多,也就无人居住了。我们的厨房在吊脚楼的东边,厕所在离厨房几米远的东北角上。院子略靠东处,有一个大坑,是日本飞机扔下的炸弹炸出的痕迹。很大的院落,只在东窗前妈妈种了些桐篙菜,其他都是野草野花,几乎遍地都是黄花却沒有香味。

我们周围的邻居,都是当时的显贵们。南面的山坡上是邓华民的大花园。东面是著名的民族资本家,久大精盐公司创始人范旭东的家属宿舍,他的一些子孙们住在那里。东北面是史迪威将军的司令部。史迪威将军是抗战时期美军驻中国战区总参谋长。那时,我们常坐在靠我们这边的山坡上,看他们在房的平顶上演电影。我们住房的南面是国民党元老邹鲁的住处。邹鲁参加过黄花岗起义、反袁、护法,较早就参加了辛亥革命支持孙中山,还是汪精卫执笔孙中山遗嘱的现场見证人,当过广东大学(后改为中山大学)校长,是第一位精心研究和撰写国民党党史的人,但他一贯反苏反共反对国共合作,属于西山会议派。邹鲁和他的家人,住面积很小的两层洋房,楼上楼下加起来四间房,另有很小的平房是厨房。他儿子的房间和我住的房间的窗户对着,他不常回家,可能在上大学,有时見他在屋里拉小提琴。他们家院子也不大,大概四十多平方米,基本上是三合土地面,院子东面有一棵树。每天早晨我买菜都看到邹鲁穿着蓝长衫坐在院子的藤椅上。他们家也沒有警卫。我常看見他的夫人进出建设新村街上住户的家,那里住的多是司机和勤杂人员及其家属,说明她设有架子,还能和下层人打成一片。邹鲁的夫人有时也到我们家,和妈妈一块打麻将,她曾经拿一本邹鲁写的书给我看,当时我小学文化,对这样的书不感兴趣。我们家西边的邻居是国民党早期党员,国民党二级陆军上将李烈均,我们和他们家只有稀疏的竹篱之隔,他们那边的山坡较陡,邻近我们的基本是陡坡,长满了野草,房屋建在比邓伯伯家还要高的山坡上。从建设新村街上他们的大门处,有一条石砌的阶梯路,直通他们房屋所建处。李家的花园也不大,比起邓伯伯家的花园就差远了,他们家也没有警卫。这些国民党高级官员,不像我们共产党官员那样,能享受到那么多特权和特供。1946年李烈均去世时,蒋介石来他家吊唁,蒋在建设新村李烈均家门口下车,国宏弟当时是九岁小孩,沒有人干涉他,就在那里近距离的見到了蒋介石。我们家和李烈均家间的篱笆处,在靠我们这侧,站着一个警察,他並不阻止我们站在走廊上,观看离我们略二十米远的蒋介石。当时我们看見蒋介石披着黑色的披风,骄健的爬几十级的台阶去吊唁李烈均。哪有现在共产党领袖人物出行时戒备森严的氛围。

我们在新家住几个月后,邓伯伯在城里的毫宅也蓋好了,邓伯伯和邓伯母让我们搬到他们原住的大花园房住。我听爹爹和妈妈商量,一是厨房离得太远,如果用洋房的洗衣房做厨房,会把墙壁弄髒。二是房子太多,吊脚楼和它后排的厨房和佣人房长期无人住,也会毁掉。三是沒有精力和能力修剪花园的草坪和一些珍贵的灌木。爹妈得出的结论是:为了不损坏邓家的财产,只有婉言谢绝。过了些日子,雷伯伯(和爹爹一样都曾留学日本,后来是解放前四川省银行的总经理)全家三口,和雷伯母的妹妹(我的好友)搬进邓家花园洋房住了。把洗衣房改厨房,空着的房让它空着,他们从来不打扫,草坪杂草丛生,甚至还把洗澡盆放在草坪上洗澡。在那里,雷家住得很开心。

1952年我从成都到重庆大学上学时,曾回那里看过。邓家的花园房成了解放军空军部队的司令部,我们曾经的住房也住满了空军。2003年重庆大学校庆时,我从北京到重庆,再去旧居看时,李烈均的住处和邓家花园都不存在了。炸掉了很多岩石,听说正在建的轻轨经过李烈均的原住处。我们的住处耸立着一幢十几层的高楼。只有史迪威将军工作的地方未变,改名为重庆市史迪威将军博物馆。

Written by in: 有涯之生 |
Feb
24
2019
4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

上周我想到了一个坚持新年flag不倒的妙法:写读书笔记。这样一来既读了书,又保持了博客创作的节奏,岂不是两全其美?!唯一发愁的就是考驾照了,只要一打开理论课的app我就感到两眼发黑,我怕不是一摊学渣吧。

(打脸啪啪啪:这个星期我都没有读书。不仅没有读书,没有做笔记,也没有时间锻炼身体。我从早到晚都在工作,连做饭都没有时间,还吃了一顿外卖。工作害死人。)

今天的读书笔记要记我大学时候景观课G教授关于中国园林的一篇小文章。这篇文章发在卡塞尔大学出的一套关于Diedrich Bruns的书里面,G教授回溯了自己治学生涯中对中国园林的兴趣和探索。因为文章引用了我当年关于大观园的一篇论文,所以他给我写了封邮件,在附件里把文章也发给了我。

我读了之后的感受是:人类的知识都在一道一道深深的鸿沟里,语言像一座座大山横亘在鸿沟之间,山上还驾着层层叠叠的墙,就是风俗、历史等等。总之,人们各自蹲在自己的沟里,很多人向往山那边的风景,但却无力攀登,只能等待偶然的信使带来山那边的一两块石头———一个令人绝望的状况。

G教授这篇小文叫做《百闻不如一见》,该标题也是他在第一次去中国的时候听来的。他在文中讲到自己与中国的渊源最初来自于家族里一位在青岛当过兵的长辈。1914年青岛被日军占领之后,这位长辈还被拖到坂东市去当了战俘,一战之后才回到德国。在长辈们的讲诉中,G教授萌发了对中国的兴趣。

70年代,他读了译本的《金瓶梅》。为了更好理解书中所描绘的景象,他曾经准备自学中文,当然很快就放弃了。西方园林景观比起其它设计行当更多受到东方以及中国园林的影响,老G在治学过程中对中国的兴趣更浓厚了。但在当时的德国,关于中国以及中国园林的文献极其有限。美国要好一点,70年代老G去加州伯克利修博士学位,学校经常有中国的教授来客座演讲,三藩有华埠,整个湾区生活着很多中国人,想必那时候他经常扯着不相干的人讨论中国及园林的种种,就像他当初老是跟我讨论红楼梦,最后逼得文盲如我居然写了一篇几十页的论文还出了书……

1983年,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没多久,老G觉得机会来了,组了一个队,拉着一群人从法兰克福经由巴基斯坦飞到北京……从北京出发,他们去了西安、洛阳,沿大运河而下,到了无锡,苏州,上海,桂林,广州,最后从香港飞回德国。真是一个经典的路线呢。

行程中,老G和他的队友们也开展了一些学术交流活动,在清华、同济都做了一些侧重于教育而不是治学的学术汇报。在清华图书馆,老G震惊地发现书架上陈列着成排的德语文献资料,他愤怒地写道“自1920年代以来,中国的学者们就开始与欧洲同行进行学术交流,从哥廷根、海德堡等地带回了大量德语著作。然而在德国大学的书架上却根本找不到中文的文献!”更加遗憾的是,老G和他的队友们不会说中文,而接待方的英文都不怎么样,更别说德语了(虽然都是大学老师,但毕竟也是1983年的大学老师们…)。双方交流极其困难,比如老G在文章中写道,因为没有地图和图纸资料,他们连去了哪儿都不知道…在北京,老G猜测自己去了颐和园和圆明园的一小部分。20年后,他根据一篇柏林工大学生的论文判断自己爬了万寿山。2015年他再次去北京,又重走了这段路,才依稀把当年所到之处确定下来。上海周边要稍微好点,同济的金经昌教授帮他买了两本带图纸的书,一本虽然是全中文的,但里面有圆明园的图。另一本叫做《中国城市规划史》,唔,只有标题被翻译成了英文…但是里面有拙政园的图!

总之,老G对中国园林的探索,感觉是在层层迷雾中蜿蜒前行。直到1994年,他才在东京的国际园林大会上第一次听到了中国学者自己讲中国园林,这位中国学者便是会说英文的周武忠教授。老G非常兴奋,抓住这个机会,赶紧跟周武忠建立了友谊。1998年他又把周武忠请到布鲁塞尔的国际园林大会上去讲中国园林。2007年,在周武忠的邀请下,老G喜滋滋地去了南京,参观了他一直想要看的“大观公园”。但很遗憾的是,他想要找人帮他翻译红楼梦17回的尝试则失败了。红楼梦17回:大观园试才题对额 荣国府归省庆元宵,讲贾政带着一堆清客和贾宝玉在大观园竣工后第一次游园,并给各处亭台馆所取名题匾,可想而知老G有多渴望了解这次游园的每一个细节。当然啦,红楼梦这么重要的一本书是有德语译本的。早在1932年,汉学家Franz Kuhn就把红楼梦翻译成德语,但也许是为了照顾德国读者的耐心,Franz Kuhn在翻译的过程中对原书进行了大量的简化,比如游园的第17回在译本中是14章,而且,照老G看来:“Franz Kuhn对园林知之甚少,所以在翻译的时候对种种重要的学术细节都进行了模糊处理。”完整的译本在2009年才出现。

为了更多地了解中国园林,过去35年中,老G多次去中国,走访了北京、长沙、常州、城子、楚雄、滁州、大理、广州、桂林、香港、新竹、江阴、济南、昆明、丽江、洛阳、马鞍山、南京、南投、清浦、上海、太仓、台中、泰安、台南、天津、无锡、西安、徐州、扬州、岳阳和镇江。然而他写道,“我到过的园林越多,越发现不同时代和地区的园林之间差别如此之大,我的知识盲区如此之多,而我可以利用的文献资料又是如此之少而缺乏系统性。”一个求知若渴的老头跃然纸上。

老G兴味盎然地记录下对中国园林的种种探索,其中有很多奇怪的细节,让我们看到那些人类知识的鸿沟有时候被一些奇怪的通道连接,但这些通道又像通往桃花源的路径,忽然闪现,又很快消失。比如他记录在1987年,下萨克森州的Wolfenbüttel市著名的奥古斯特公爵图书馆里举办了一场叫做“中国图像China illustrata”的展览,这个展览出了一本煌煌300页的目录,其中3页是关于园林的。关于园林的章节中有一幅雕板画,画上是一道假山堆成的门拱,在拱顶高处有一个亭子。这幅画来自于一个叫Olfert Dapper的荷兰医生,此人在1676年描写了福州市福清附近的廊桥,该桥居然还是一座庙宇,顶端有一座纤细的宝塔,桥下河水宽阔,可以过大船。宝塔一侧有楼梯,塔身上围绕着很多绘画。一年以后,1988年,老G在彼得堡以南的沙皇村,叶卡特琳娜二世的夏宫里不无惊奇地看到了Dapper雕板画的3D版,由Wassili Nejelow在1772年到1774年间完成的一座雕塑,雕塑也是以假山为桥,上面有一个亭子。亭子由8根大理石爱奥尼柱子支撑,架在石堆上,整个雕塑像一道大门,门后是一大片洛可可中式(chinoiserie)的“中国村”。这个雕塑与Olfert Dapper的雕板画如此相似,老G只能猜测Nejelow和叶卡特琳娜二世曾经看到过Dapper关于中国的报道,但Dapper其人和这些片段之间的相互联系,都已经淹没在历史中了。

老G的文章很让我感动,作为不知道蹲在哪一条沟里的人,在欧洲生活了15年,我才慢慢地理解了这里人们的生活。虽然不是一个悟性很高的人,但好在有一份好奇心,15年旁观和身体力行之后,从设计师的角度来说,一些曾经欣赏但并不理解的设计,才逐渐可以说懂得了。设计可以是很简单的,只是颜色、材料的堆砌;但也可以是很艰深的,观念与哲学的物化。简单和艰深往往同时出现,我从前只能观察和粗浅地模仿前者,现在也希望能读懂后者,甚至以自己的方式去呈现。我想象自己背着一大堆包袱在知识鸿沟之间的山坡上攀爬,也许哪一条鸿沟都只能浅尝辄止,然而路上能看到好风景,不亦乐乎?

Written by in: Nulla dies sine linea |
Feb
12
2019
10

结婚

农历新年的假期也快要过去了。这周上海的同事又开始上班,每年到了这个时候,才让人觉得新的一年正式开始了。中国人的年,翻篇速度格外的慢。

过年——不是农历,而是新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小事。我一直想要记下来,但因为日更的flag没有立起来,屡屡拖延,几乎要忘记了,现在在越洋飞机上,睡不着又没有好电影,不想工作不想看书,正好打开电脑搞博客创作。

这个新年是跟格格巫的家人一起过的。因为他妈妈80大寿和父母金婚两个大日子,再加上圣诞元旦,节前我们就在南边他父母的家会合,后来又一起去了比利时的海边,足足在一起呆了两个星期。

那是充满了莫名其妙(对我来说)的家庭义务,并且时刻被喧闹的小孩子,丰盛的下午茶,没完没了的礼物分配,漫长的散步和其它种种节日及纪念日庆祝活动填满的两个星期。到最后大家都有点精疲力尽。假期快要结束的时候,格格巫的姐姐姐夫带着四个孩子离开去了阿尔卑斯山滑雪,剩下我们和格格巫的父母单独呆在比利时海边的度假小屋里,喝一次“简单”的下午茶,终于两位老人发现了一直在尽力扮演透明人的我,开始问起了我的情况。

我的情况并不复杂,不过跟他们儿子的远距离恋爱在大家看来都有点“difficult”,所以格格巫的父母乖巧地避开了这个话题。而我的工作也超出了父母们(不分国别)愿意理解并讨论的范畴——不在本国,没有雇主,没有办公室政治,也很难谈得上有什么发展企划,所以大家很快就皆大欢喜地锁定了“八卦”这一永恒让人愉悦的经典聊天安全区。而飞先生,作为我的德国合伙人,因为是格格巫的父母通过我的描述最能想象的人物,不幸就成了我们八卦的对象。

我谈到飞先生去年夏天又结婚了。

严格地讲,伊不是又结婚了。飞先生和小兽医在2014年夏天喜结连理,小兽医改了飞先生的姓——虽然我也不是很懂改名字这个点,但幸好是他而不是飞先生改,不然我们事务所的名号也得跟着改——两个人一直恩爱至今。不过在2014年,他们俩的关系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能被称作婚姻关系。彼时“婚姻”在德国仍是一个异性恋专属的标签,LGBT人群所缔结的“法定伴侣关系”,在法律和经济方面的权利和责任虽与异性恋婚姻无异,但仍然不能被称做“婚姻关系”,具体的原因我没有进行过深究,依稀记得与宗教相关。从2018年9月开始,德国的某一些地区(还是全部?)将婚姻关系的标签向LGBT人群开放。小凡夫夫、飞先生夫夫喜大普奔,都第一时间去民政局登记,正儿八经地再结了一次婚。

对于他们的“再婚”,我和飞先生并没有很多交流。他们去民政局的时候我不在德国,只是遥远地送上了祝福,后来也没怎么提起过。有一次我问飞先生为什么要再结一次婚,他一边好像有点诧异,一边还是立即回答我是为了得到承认,我不知道该如何推进这类尴尬的讨论,就嗯了一声,快速转移了话题。

作为一个有短暂而丰富的搅姬历史,并且支持一切平权活动的人,我对同志结婚这个事其实有一些腹诽。当然了,我认为任何人如果想要结婚都应该有能够结婚的自由,也理解同志人群需要得到承认的心理需求,但“婚姻”作为一种符号性的冠名,一直让我有些反感。我并不反感缔结法律承认的伴侣关系,虽然人到中年,我们看过了太多人间杯具,也读过社会学家们对于现代社会婚姻关系种种灰暗的研究,听过他们关于这种历史悠久的亲密关系必将消亡的预言,但我仍然相信稳定的长期关系对人们生活正向的作用力;也觉得仪式性的承诺和与之相连的责任对处于长期关系中的各方(也不一定是两个人哈)在心理上有着无法忽视的暗示性;再说了,对于还没进入未来世界的人们,法定伴侣关系带来的各种benefit也是难以割舍的。但为什么要继续将“婚姻”冠名给同性之间的伴侣关系呢?我甚至觉得异性恋的伴侣关系也应该抛弃这个符号——这个让人觉得既狭隘又腐朽的符号。在基督教国家,教会认为只有在上帝的见证下缔结的伴侣关系才能被叫做婚姻,长久以来LGBT群体因此被隔绝在围城之外;而作为历史上最小而弥坚的社会单位,人以婚姻之名行禁锢和剥削之实,不仅是对那些被摒弃在这个小单位之外的人,身处其中的人更是如此。所以,在获得了平等的缔结伴侣关系的权力之后,同志们为什么还要执着于这么一个挂满了沉重历史包袱的符号呢?

当然飞先生们肯定不会这么奇突地想问题。如果普罗大众都结婚,那他们自然也要结婚,非如此不能彰显平权和社会承认;如果异性恋女人结婚后要冠夫姓,那他们也要改名字。对于女人来说,在漫长的历史中,失去自己的名字意味系统的奴役和深重的屈辱。但对于已经平权的男同性恋,这只是一个罗曼蒂克的举动,也许意味着主动的赋权和献身,也许什么意义都没有,就只是罗曼蒂克而已。

哦扯远了。总之在那个八卦的下午,我提到了飞先生的婚姻,委婉地表达了我并不是非常赞同。但我并没有像在上文中一样长篇大论地阐述我的观点,毕竟,我只是在跟男朋友的父母喝下午茶,这样上纲上线的讨论是奇突和不合时宜的。但我没想到的是,格格巫保守的中产阶级基督徒父母马上表达了赞许,他爸爸说:是啊,我们也觉得同性恋们有点太过了。我们的意思是,他们已经都平权了,但是干嘛要那么嚣张地在各种场所张扬自己的存在呢?

我目瞪口呆,额,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我忽然想起来,我们刚刚庆祝完老两口的金婚,如果我贸然开始解释,并进一步不识相地批评“婚姻”作为社会学符号的问题,估计这个下午茶要搞得无法收场…

于是我带着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默默地抿了一口茶,坚决不开口,等着旁边满脸黑线的格格巫找一个新话题救我于水火之中——想来春节返乡的大家,一定也经历了很多类似的情景吧。

Written by in: 有涯之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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