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下旬，一个朋友在网上找柏林的房源。她说认识的乌克兰人跑到柏林来找不到地方住，在朋友家打了一段时间地铺。眼看着闪电战就要变成八年抗战，乌克兰人开始满柏林找房子，这才发现柏林早就不再“穷而性感”，柏林的房子即贵且没，乌克兰人叫苦连天。
我因为滞留上海，一时半会也回不去，就说，乌克兰人理论上可以在我家住两个月，一直住到6月我回柏林。但我需要知道她们是谁。
很快我就收到了一封邮件。
邮件里有一张照片，上面是一对好看得有点过了头的年轻人抱着她们的小女儿，一家人笑得很甜。男的是插图画家，给迪斯尼和纽约客工作（男的…不是都在打仗吗？我本来想问一下这个问题但忍住了）。女的是室内设计师（啊！同行！），但现在在帮男的搞NFT。她们还有一只狗。
狗不行。我有洁癖。我不敢说我有洁癖，于是我说我过敏。
Ok ok，他们回复，我们会想办法解决狗的问题。
我说好呀好呀，但我现在住的地方有一点复杂，一个月以上的话，我需要先告知我的房东。
说到我的房东，我的房东真是让人一言难尽…我们这栋房子的产权关系非常复杂，简单说来，就是一群人共同拥有这栋房子，于是他们成立了一个无限责任公司，委托物业代管。但物业只管日常运营维护，真正跟这栋楼相关的事情都需要这群人定期召开房东大会商讨解决。这也没什么问题，因为一来这种形式在柏林很常见，二来我能不能让人借住本来应该属于日常物业管理的范畴。但是，我楼的情况属于在历史的context下即合乎情理，又有点特殊（对比起很多其它的楼）。首先，我楼所在的城区在冷战期间属于东柏林，但因为靠近中心，在柏林墙倒塌之后，成为最早被gentrificate的区域。1989年，大批在政治光谱上偏左的西德人带着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赚来的臭钱，兴致勃勃冲到我区，发现这里的房子比白菜还便宜，于是大买特买。可能本来在老家都是瘪三，但跑到柏林来纷纷摇身一变成为地主。时光飞逝，岁月如梭，现在这群人到了退休的年纪，而我区经历了酷得发抖——成功引起外省想要装酷的年轻人注意——房价飙升——年轻人到年纪开始纷纷结婚生子拉高全德国生育率等令人废然长叹的过程，变成了一点也不酷但名声时髦并且白得耀眼的中产城区。退休房东们开始考虑把房产逐渐让渡给下一代（免得死了再让渡遗产税太高），所以房东的人口结构在近几年发生了很大变化。令人沮丧的是，这个变化居然跟德国社会的政治图景转变非常符合：简单地说，左派们的小孩居然很多都是右翼人士。我自己公寓直接的房东就不说了，长期follow我blog的人也许能隐约记得，此人是个躺在父母买下的房产上无所事事的包租公，极右且厌女。八九年前我跟他硬刚了一架，联合其它房东给他喜提一枚禁足令，也就是说虽然房产有他一份，但他不能进入这栋楼（感谢德国法律）。那时候他在房东群里还属于绝对少数，根本没有话语权。但随着二代们纷纷接手房产，业委会慢慢染上了棕色。前院老好人的医生儿子从瑞典回来，turns out居然是新纳粹；过了一段时间，房东里又多了一个选择党（极右翼政党）的发言人。这仨凑在一起拥有的产权居然超过50%，所以在业委会里面掌握了决定权。从那以后，我楼就开始变得怪怪的——并没有说我楼以前不怪的意思，在一群嬉皮的领导下，我楼曾是我区最后一栋被翻新的楼，在一大堆涂成马卡龙色的奶油房子簇拥中，我楼倔强地顶着看得见弹孔的墙皮，灰头土脸地矗立了很多年——但此怪非彼怪，右翼人士进来之后，就开始干换物业涨房租一类倒行逆施的事情，还想把老房客赶走。谢天谢地柏林还在左派手里——即使是新自由主义左派——房客们进行了反抗，他们没有得逞。但大家跟物业的关系从此变得一丝丝微妙和紧张。
Anyway，作为一个每月按时交房租的模范房客，我跟物业的关系处得还不错。为了让乌克兰人能顺利住进来，我开始给物业打越洋电话。物业本来接电话很及时，听到我询问之后语气立即变得冷若冰霜，她说，我需要这几个人的所有证件，然后上报给房东，要他们同意才行。
我赶紧让乌克兰人准备各种paper，然后再巴巴地转发过去。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我给物业打电话她再也没有接过，邮件也不回，让我感到非常无奈。还好乌克兰人很快在城郊找到了住的地方，虽然地段比较偏远，但可以一直住下去，不像在我家只能借住两月，谁知道这个仗会打多久呢？这事算是被解决了。说到这里我想起来前阵子看到网上一个调查，问大家认为乌克兰战争和上海封城哪个会先结束，结果乌克兰战争遥遥领先，得到了90%以上的投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