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

除了两趟神奇的回国之旅很难用好或不好这样的词来定义，我的2022年其实还不错。

这个不错主要表现在工作上。2021年底跟合作了快十年的飞先生分道扬镳，我开始一个人带着团队往前走。招了新的同事，也跟其中一些说了再见。一年过去走得虽然蹒跚，但感觉有了可以继续往下走的信心。

我不喜欢一个人做事情。比如开车的时候，只要是一个人心中就会非常慌张，稍微遇到一点点小情况都害怕得心跳气喘。如果旁边坐了一个人，不管人家会不会开车有没有驾照，只要人坐在我旁边，情绪立即就平稳了。其实我情绪平稳的时候开车开得挺好的。不太明白这是为什么，可能需要找个心理医生聊一下。开事务所也是这样，尽管飞先生在的时候里里外外的事情也是我在打理，但他一旦离开，我心中就开始慌张。忽然觉得他拥有各种各样的优点，其中很多都是我不具备的。没有这些优点的我能够撑住一个公司吗？设计搞得定吗？事务所的调性能坚持吗？感觉飞先生在刚刚起步的时候就离开了，而未来的路还很长，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愿意一个人去面对吗？就很像是独自在路上开车的感觉…一年下来公司撑住了，很多工作流程变得更加井井有条；人员虽然增多，盈利却没有减少；工作成果也都不错，不是自吹自擂，质量一定是没有变差的。在这个过程中慌张的情绪渐渐在消退，但还是时不时冒出来，自己吓吓自己。哎，既然慌张总是有，路还是得继续走，希望2023年井井有条值继续上涨，从一个乱七八糟的工作室变成一个像模像样的小设计公司！

去年问自己的那些问题，今年还是没有答案。人到中年才发现自己居然是一个社会的动物，没想到啊没想到。德国法学家和社会学家们来来回回讨论几十年，万恶的欧洲资本家们虽然万恶，底线还是有的。在德国生活工作这些年，我无非友邦惊诧一下：哇人家这都想到了！又或者装腔作势哀叹两声：小业主负担重啊！在中国这样一个丛林社会做事情，每一个决定都需要再三问自己，这样做好吗？这样做对吗？还好可以经常跟白左格格巫讨论一下，白左也被问住的时候，就只能去翻翻书。说到这里，明年读书笔记要写起来！在国内的时候因为好些问题想不清楚，希望跟朋友们组织读书会一起讨论，但后来发现可能自己把想法捋清楚写下来再跟别人去讨论效果也许更好。

还有什么呢？哦！2022年因为没有了飞先生，每天都得跟同事们视频，几乎没有时间出门玩。2023出行正常了，希望能够把团队训练得更加独立，我要出门玩！

作为大中华区在covid疫情期间被隔离最多的人，我在东莞待了8天之后，终于又回到上海，成为一个场所码持有者。

隔离还是一如继往地既屈辱，又无聊。德国法学家认为牢狱之灾是对一个正常人类最严重的惩罚，因为自由属于不可侵犯的人权。所以在德国越狱不犯法：法律没有权利责罚一个人为获得自由付出的努力。当然在中国这些最严肃的思考说出来反而像个笑话。作为一个六进宫的老隔离人，我只能尽一切可能维持自己的身心健康：一进隔离酒店，我就打开美团采买了湿纸巾、涮口水、瑜伽垫、高速上网卡和一大堆美味的热带水果。每天8小时工作，三餐之前运动，晚上不吃碳水，追剧、给朋友和亲人打电话、早睡早起。

四月的时候我曾经在blog里写过因为我在国内，柏林的房子空着，所以有乌克兰小夫妻找过来求借住的事。很遗憾我跟房东的关系本来就紧张，而且房东是个极右，拒绝我把房借给其他人。小两口失望之余只好继续寻找，年初柏林挤满了跟她们一样仓皇无助的乌克兰人，没想到等我年底再回国，找上来的就已经是俄国人了。

这次也是一对年轻夫妇，女方居然还是我的同行。比我年轻几岁，在一家规模很大的事务所已经做到associate，主持和参与了好多商业综合体以及类似的大体量建筑。网站上罗列出来的那些项目，跟中国欧洲卡塔尔沙特同类型的项目看上去没什么两样；男方好像是摄影师或者导演，因为普丁的征兵令下来，连夜开车从芬兰边境逃走。这两人的状况绝对属于莫斯科的上中产，都拥有可以多次出入的申根签证，所以出逃不是问题；作为在波罗的海边上有度假屋的那一小拨人，他们也知道如何避开新闻上排长队的边检站点，毫发无伤地到了德国。当然对于他们来说，到德国并不意味着问题被解决了，正好相反，无数的问题才刚刚开始：走得仓皇，半生积蓄能随身携带的非常有限，接下来如何是好没人知道；而俄罗斯人在德国的待遇则远远赶不上被侵略的乌克兰人，有组织的接收、全社会动员的融入统筹就不用提了，俄罗斯逃过来的人还得挖空心思去解决签证问题。因为这次我回国的时间短，房子预先又答应给一个从阿姆斯特丹过来的朋友暂住，所以很遗憾又不能借出，但我还是帮建筑师姑娘写了一封给外管局的信，说明以她的资历和能力，完全能胜任我自己公司的工作，我也愿意在工作匹配的时候以某某某数量的金额雇佣她以自由职业者的身份为我工作。身边还有好几个朋友也开具了类似的声明，希望她拿着这些声明能尽快办好工作签证，没有恐惧地留在德国。

前几年叙利亚战争的时候，欧洲爆发了难民危机，那时候我第一次读到了汉娜·阿伦特写的那篇《我们这些难民》。但当时流亡和战争于我更多还是新闻和历史书上的事件，读那篇文章的时候也未曾留意过其中一些痛切的细节。最近不仅因为乌克兰的战事，甚至中国防疫政策造成的种种人道危机，都让我在重读这篇文章时有了很多新的感受。

六月上海解封之后，我一个同事辞职去了澳洲。她是认真而且很有才华的女孩，我非常舍不得她走。无论是身边还是网络上，人们在谈论着润的话题。年末另一个资深的同事决定回马来西亚，“中国这个环境还是不太适合我”，他说。飞先生结束与我的合作关系这一年，这个同事给了我很多支持，但他提出来的理由让我无法挽留，只有祝福。

但润毕竟是一个无比沉重的话题。我有一个家里经济条件很不错的朋友，大学是在NYU念的金融，毕业之后他非常坚定地舍弃了在花儿街当金融民工的机会，回国开始创业。借助自己的努力和优渥家庭条件的加持干得风生水起，公司开了一家又一家，三十不到身价估值后面就是一串一串的零。说到润的时候，一些恨铁不成钢的朋友们会觉得为了一串一串的零舍弃自由和公民的尊严，以后发生什么都是活该。但因为一个不合理的政治制度，留在自己生长熟悉的地方成为一种原罪，这里面也有很多荒谬与不合理。人为什么需要在一串一串的零和自由与尊严之间选择呢？即使选项并不是一串一串的零那样拥有巨大诱惑力的极端状况，而只是熟悉的环境和得心应手的工作，是亲人、朋友，是母语和外人听不懂的烂梗，要舍弃也是巨大的割舍。阿伦特作为被迫面对这些割舍的难民，她写道：

我们失去了自己的家，这意味着失去了熟悉的日常生活。我们失去了自己的职业，这意味着我们失去了自己对这个世界尚有用武之地的自信。我们失去了自己的语言，这意味着我们失去了自然的反应、简明的手势，以及不受阻碍的情感表达。我们把自己的亲戚留在了波兰的犹太人区，我们最好的朋友在集中营被杀害。这一切意味着我们私生活的断裂。

上周跟听听聊天，她说最近开始钻研玄学。前阵子她跟大家一样因为政治事件深受打击之后，应激反应很严重。我没想到，居然严重到出现这样的后遗症。汉娜·阿伦特也提到了类似的现象，她说：

因此，我们抛弃了地上的所有不确定性，而将目光投向天空。星数——而非报纸——会告诉我们希特勒何时被击败，而我们何时能够成为美国公民。比起我们所有朋友的建议，我们更相信星数；我们根据星数来决定何时应该与我们的救命恩人共进午餐，何时应该填写我们现在生活中充斥着的无数问卷。有时我们甚至不能相信星数，而是依赖我们的掌纹，或是笔迹分析中的征兆。因此，我们对政治事件了解并不多，尽管精神分析已经过时，但我们对亲爱的自己倒是越来越了解。那些上流社会无聊的绅士淑女们谈论自己儿时调皮捣蛋的美好时代已经过去。他们不再需要鬼故事了；真实的经历就能令他们浑身发抖。不用再为过去增添魔法；现实受到的诅咒已经足够强大。因此，尽管我们口口声声说自己乐观，但还是会用各种魔法来召唤未来的精灵。

在我有一搭没一搭地写这篇充满怨气的blog时，上海人去乌中路喊出了正确的口号，大学生们站了出来，开始抗议成年人搞出的烂摊子。我很受鼓舞：开大会以后我以为这个社会很快就要加速到上世纪60年代，没想到也许是弯道超车驶入了80年代末期。这也再次说明了历史无法预测，总会用多种多样的可能性让身处其间的人目瞪口呆。我很高兴每次回国都能见证一小段惊心动魄，自由是一种可以被习得的能力，我们一起慢慢学习。

又来发一个套娃blog。

前两天听听写了一篇blog叫做《斯坦因的挑夫》，讲她看到的一篇公众号文章叫做《斯坦因的帐篷》。帐篷的作者一边在回溯斯坦因是如何旅行、记录并进行考古工作的，一边顺便拉踩了一下…说来惭愧，我当时没怎么看懂，现在回去再看了一遍也不是特别明白，想来大概是如今的旅游者们吧。于是我回复听听说：

这个人也是有点矫情，为什么要拿我们可怜的打工人跟斯坦因比？我们配吗？我们顶多跟斯坦因的挑夫比一下罢了。当初给洋大人当八戒，现在可以自己出门glamping，难道不是活生生的进步吗？

虽然是开玩笑，但夏天的时候，我确实也在想关于旅游者和旅行者的问题。

夏天快要结束的时候，我拉着格格巫去了一趟摩洛哥。因为只有一个星期时间，所以我们只计划了一趟短途的沙漠游玩行程，其它大部分时间都呆在马拉喀什。

马拉喀什的十月是旅游旺季，气温已经不如盛夏时候的炽烈，但对从欧洲逃过来给夏天续命的游客来说还是够热的。将近三十度的日头下面，我和格格巫大部分的时候都瘫着：要么在酒店里瘫着，要么在餐厅里瘫着，要么在茶馆里瘫着，要么在去沙漠的越野车上瘫着，要么在骆驼背上瘫着，要么在帐篷里瘫着，简直是两个无聊游客的标准范本。

在瘫着的无所事事中，我开始有一搭没一搭地看罗新写的那本《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那本书里，罗新也讨论了一下旅游者和旅行者的区别。他认为两者的区别很容易从当地人对他们的态度上感受到：旅行者艰难跋涉，在路过一个陌生的地方时，往往会得到本地人最大的同情和善意。而旅游者裹挟着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天知道还有什么主义的种种邪恶满世界破坏环境扰乱秩序，被当作冤大头对待纯属罪有应得。我的朋友米夏也用自己的经历证实了这一点，几年前他跟两个哥们儿骑自行车横穿摩洛哥，回来的时候带给我一块肥皂和一个沙漠里捡到的羚羊角。在他的口中，摩洛哥人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人，善良、淳朴。他们热情地招待几位风尘仆仆的骑行者，免费给他们提供馕、橄榄和柠檬。就算要卖点什么给他们，也往往只收取极低的价格。反过来格格巫和我在摩洛哥就受到了完全不同的对待：酒店极贵、包车去沙漠极贵、沿路都有小孩儿和本地人围上来争先恐后地贩卖莫名其妙的旅游纪念品，最后无法拒绝小孩子的格格巫斥巨资买了一个石头磨的笨拙小象，送给了我。虽然都是全球化时代（这里是不是应该谨慎地加一个“晚期”？）消费社会中无可厚非的事情，但遭遇了这一切后还是难免感到“被异化成它者”那种丝丝的不爽。

然而我又有什么错呢？我工作努力，待人和善。辛劳之余，按捺不住对远方的渴望，于是收拾行李整装出发。不幸的是，日常工作已经吸走了我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在这宝贵的一个星期里，只能金钱换取一点点安逸。漫步在熙熙攘攘的巴扎中时，我也忍不住问自己：难道我现在看到的只是一个迪斯尼乐园而已？那些排山倒海的地毯、陶罐、围巾和肥皂，那些围着它们讨价还价的本地人和游客，难道只是为国际资本主义搭建的舞台背景而已？那些慷概地向米夏献出馕和清水的柏柏尔人固然真实地生活在大地上，难道一旦他们开始工作，在沙漠的帐篷篝火边为我们表演音乐的时候，就坍缩成了某种虚幻的“身份”？

我没有很想清楚这个问题。我只是很难不觉得，在这种对旅游者和旅行者带着某种批判意味的分类中，有一种大而化之并且傲慢的矫情。虽然，我自己也时不时无意识地分享着这种矫情。

技术狂听听还提到了笔记的问题。摩洛哥之行后，我也正好想说说这个事情。

以前的我是年轻、精力充沛、带着大砖头相机，并且热爱写旅行笔记的游客。现在的我是疲惫而懒惰的游客。我的blog里曾经有很多想到哪写到哪儿的游记随笔，有时候一趟旅途过去，我会把拍的照片写的笔记都整理出来；还有些时候因为各种原因笔记写了几句就戛然而止，我也会把未完待续几个字厚着脸皮放到网上去。但这个优良的习惯，居然在社交媒体泛滥，人们开始热衷于分享一切的时候，停止了。

幸好，这次在摩洛哥，我又找到了记录的乐趣。年初为了查询隔离酒店信息，我下了一个小红书。这次去摩洛哥因为计划得仓促，来不及仔细准备，所以也是在小红书上匆匆忙忙地查了一下酒店和包车一应信息。在路上的时候，有时候打开小红书看看存下来的地址和旅行资讯，就顺便发点照片，想到哪说到哪乱写几句。虽然中文媒体浑身上下都是敏感词非常讨厌，但仿佛又找回了当初用blog发旅行小随笔的心情，非常愉快。

我的摩洛哥游记，请点击：

雨季别再来

啊。夏天过去了。美好的夏天啊，总是那么短暂。（我也不是有意要双关，总之。）

这个夏天我给自己列了长长的to do list，总的来说完成得不错，最后剩下两件事没做完：申请护照和断舍离。申请护照比较复杂，如果变成德国人，回贵国就会变得麻烦。而一时半会儿又不能不回贵国，所以申请护照的事情就这么一拖再拖；断舍离比较重要的一个步骤是把整理出来的破烂放到ebay上。整理工作已经部分完成（日常用品整理得差不多了，厨房用品也整理了一小部分，衣物则几乎还没开始），我已经搜集了一个大纸箱弃之可惜留又无益的破烂，但在ebay上卖东西确实是一个大工程：需要给破烂们拍照，给它们加上一些描述文字放到网上并且干预拍卖的过程，最后如果真的有倒霉鬼上钩，还得把破烂们打包给人家寄出去。听说还需预先了解寄送的费用，不然说不定会搞成赔本买卖。一想到这个复杂的程序我就头大如斗，暗自把“断舍离”的deadline推到了明年。

在卡塞尔我也看到了一个跟破烂相关的作品：Return to Sender。这件作品来自非洲的艺术团体the nest collective，包括装置和影像资料。Return to Sender丰富了我关于破烂的知识，其中一些我自以为了解，但看完整个作品后，我发现自己对破烂这件事了解得还是太肤浅。快时尚产业在全球制造了大量破烂，我也贡献了自己的绵薄之力。日复一日地买买买，衣橱几十年来一直在爆炸的临界点上。以前我会定期把不穿的衣服整理出来，清洗之后带去红十字会的旧衣回收站扔。所谓的旧衣回收站就是一个集装箱，以前几乎每个街区都有。集装箱上面有个旋转抽屉，旧衣服放进去后转动抽屉，衣服就消失在集装箱里。这个旋转抽屉的目的据说是防止流浪汉偷衣服，然而这些回收站不就是为了流浪汉们设置的吗？他们需要衣服为什么不能直接拿呢？这事我一直没想明白。

return to sender的记录片里提到这类回收的衣服会经过整理，先挑出最好的卖给二手衣物商店，次等的分发给欧洲本土的慈善机构，几轮筛选之后最差的被成吨运到非洲。而非洲人竟然还得花钱来买这些破烂！有一阵某国政府在公民抗议之后决定不再接收这些欧美来的破烂了，结果居然被欧美用经济制裁来威胁，只好灰头土脸继续购入…the nest collective的艺术家认为这不仅伤害了非洲人民的尊严，也阻断了非洲本土成衣业发展的可能性。伤害尊严这件事我们在贵国的媒体上也时不时能听到，一旦涉及慈善捐助总有类似讨论。“灾区的人民难道就该穿你们的破烂吗？”批评大概是这样的论调。这种批评当然是出于尊重弱者的好意，放在非洲那个context里面也不难理解。但不能捐旧衣还是有点超出我的理解能力：我自己捐出去的衣服都预先清洗过，也并没有什么破损。虽然我的品味奇突，但远方未必就没有愿意欣赏之人。买新衣捐出这件事让我感到为难：那还不如捐钱让机构的人代买呢。

这两年柏林的旧衣回收站也越来越少了，不知道是不是在响应来自非洲大陆的批评，或许还有些其它什么原因。捐衣服变得越来越困难。不过这两年我消费的脚步渐渐停了下来。家里的衣柜早就爆满，旧衣既然没地方扔，新衣也不知该往哪里放，不如先省省钱。人到中年，穿衣以舒适自然为主，喜欢的衣服反复穿着直到破洞为止，更是压低了置装的频率。很多衣服因为不够舒适自然，已在柜子里闲置很久。夏天断舍离的时候，清理出来一大包内衣：丝袜、蕾丝花边内裤、胸罩：这些东西占据好大一片地方，但我应该永远也不会再穿它们了。

丝袜是一种极端女性化的单品，需要跟各种同样女性化的裙子、单鞋搭配服用。而我从小就不喜欢特别女性化的装束。siran曾给我提供过一种思路，用网袜或者丝袜搭配中性化的裤装和皮鞋，当然运动鞋也可。这个concept我很喜欢，符合我一贯以来追求的闷骚风格，但奈何丝袜过于娇贵，脚感也并不舒适，所以每次打开装袜子的五斗橱，我的手都口嫌体正直地伸向了棉袜。

蕾丝花边内裤…则是一个噩梦。大部分蕾丝花边内裤都相当不舒服，各种卡，各种勒，各种磨。虽然抱着“约会的时候应该能穿吧！”的心情买了很多，但几乎从没穿过。就连约会的时候也没穿过：因为性感的内裤并不符合我中性化的审美，不管是给对方留下一个“刻意取悦”或是“不做自己”的印象，都会给约会罩上一层阴影吧！格格巫看着我把五颜六色拉拉杂杂的内裤们团起来扔进大布袋，有点郁闷地说：你怎么从来没穿给我看过？

而胸罩！我得说，我拥有几十个花花绿绿的胸罩那都是中了SATC的毒！Carrie Bradshaw女士拥有形状完美的胸和各种高档胸罩，而且她都是用手洗的！我和姗姗曾经作伴常逛kadewe，而我们流连最多的地方之一，就是商场美丽精致的内衣部。那几年我为这些胸罩花了多少钱呐！可惜兴奋一阵之后它们就都在衣橱里积灰了：胸罩可真是太不舒服了，不管有没有钢圈都让人觉得喘不过气来。我也不介意激凸，90年代的女明星不都是这样干的吗？而且Bradshaw女士在SATC片头那条可爱的粉红色纱裙子下面，不也没有穿胸罩吗。

anyway，这一大包内衣不能送去旧衣回收站，等到阿姨来打扫卫生的时候，我就很不好意思地问她要不要。结果伊很高兴地接受了，她在菲律宾老家有很多孙女辈的小姑娘，阿姨想把这些内衣带给她们！想象着小姑娘们在遥远的太平洋岸边穿着这些蕾丝纱网绸子缎子，我觉得有点儿脑仁儿疼。这里面有些东西好像很不对劲，但我不知道是什么。在卡塞尔浓厚的艺术氛围中我又想起了她们，希望远方的她们能感受到用丝袜连接起来的祝福（at least)。

旧照片上的旧照片上的我的背影

参加卡塞尔文献展的艺术家里有一对中国搭档，曹明浩和陈建军。我之前以为这两人是四川人，因为她们的作品里流露出一种非常四川文化圈的气质，后来发现人家只是旅居四川的北方人。她们带来了跟四川水系相关的一系列作品，其中一组叫做《水系避难所#3》。《水系避难所#3》被放置在卡塞尔风景如画的巴洛克园林中，正对着欧洲宫廷通过人为干预制造宜人小气候提高栽培技术的美丽橘园。装置的主题是一个黑黑的毛毡帐篷，仿佛在跟沉默的景观进行某种磕磕绊绊但倔强的对话。

《水系避难所#3》包含影像、出版物和研讨会。影像是其中比较主要的一个部分（大概吧，因为一直在帐篷里滚动播出），叫做《草、沙和全球环境机器》。这个小电影记录了若尔盖草原令人沮丧的沙化进程，展示了牧民们与自然徒劳无功的抗击，中间插入了一些来自艺术家的搞不清楚是不是认真严肃的评论。

然后我就发现：这个地方我去过的哇！

2005年我在UDK念本科二年级，读书的时候每年寒假我都会回国。那一年几个朋友提出要跟我一起回去“探索中国”，她们是飞先生夫夫、安、乌里以及我的前男友Ｊ。虽然有外国友人同行，但我对参观传统景点不感兴趣，飞机落地北京，草草看了一眼故宫长城，就马不停蹄地带着大家去了兰州。从兰州出发，我们开始了一趟从甘南经由川西一起回成都的旅程。在路上，因为风土景色跟想象中稻田蓑笠的中国差距越来越大，伙伴们惊恐地问我：你该不会是要把我们卖了吧？

路过藏传佛教各大寺院，亲手掰过牛粪生过火，还经历了迎接转世灵童的大场面之后，我们来到了漫无边际的若尔盖草原上。本来的计划是要欣赏若尔盖花海，但德国的寒假是三月间，还要等一两个月才是草原鲜花盛开的季节。吉普车把我们拉到一片焦黄的枯草中，举目四望，苍茫的草原上满是地洞，成千上万肥硕而不知是老鼠还是兔子的动物在洞中跳进跳出，热闹非凡。朋友们看到这样壮丽的“打地鼠”盛况都惊呆了，她们问我：你说的花在哪里？？都被这些肥老鼠吃了吗？？？

后来我们从牧民那里了解到，这些胖胖的生物叫做“鼠兔”。它们是若尔盖草原沙化的罪魁祸首。鼠兔们在草原上没有天敌（所以狐狸和狼都去哪儿了？可不可以从外地引进一些。），繁殖得如火如荼。它们的洞穴在土壤之下盘根错节，把草原上植被的根系都破坏掉了。

十七年过去，在万里之外的卡塞尔，忽然在一个艺术展上又看到那片满是地洞的焦黄的草原，肥硕的鼠兔们仍然不知疲倦地跳进跳出。沮丧的牧民们面无表情，还在徒劳无功地跟它们厮斗。真是。大脑宕机三秒钟。

十恶不赦的罪魁祸首！

讨论一个夏天之后，上周我终于去卡塞尔看了文献展。最后几天了，现在给大家安利还来得及吗？

今年文献展有两个很大的争议。一个是关于“反犹”，还有一个叫做“你们这也算艺术？”两个争议都跟这次文献展去中心化的策展形式有关：这次五年展的主策展团队是印度尼西亚“米仓”小组，这群人的核心理念是一种基于农业传统的资源共享式乌托邦，她们无意单独决定文献展的形态，而是邀请了很多发展中国家拥有类似理念和工作模式的团体一起策展，这些团体又邀约了自己熟悉的艺术家，带来了一些在西方语境中会引起争议的创作手法和符号。比如十几年前印尼政治抗议中的巨幅海报，在成千上万个形象中有一个戴党卫军帽子留犹太人发卷的猪，在媒体中掀起了轩然大波。这些团体不拘一格参与自身所处环境各种议题的形式，也被迷恋“本体论”艺术形式的评论人嗤之以鼻。

作为在德国生活了快20年的人，经过一轮又一轮mind fuck，我甚至都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反犹”这个话题。它事关德国人对自己充满耻感的无情鞭笞和复杂的政治博弈，比讨论一个深柜恐同者的行为模式还让人头疼，所以我在文献展上很愉快地主动放弃了这部分内容。而关于艺术的“本体论”或者什么是艺术甚至什么是好的艺术，在跟格格巫吵了这么多年架之后，我只能说，这次文献展上各种各样的作品和活动都为我们展示了global south一个又一个真实人类生活的片段，只要有耐心有时间，就能拿着详细的展览介绍手册，对着创作者们提供的文字和图像资料，仔仔细细地看一遍，甚至可以参与到她们的实践和讨论中去。对我这样心情平和的局外人来说，是一次“干货满满”的观展体验。至于那些内容是不是艺术甚至是不是好的艺术，根本不在我关心的范畴里。

到卡塞尔那天早上，我们去游客中心ruruHaus买票，拿上导览手册，还顺便听了一个“介绍”。ruruHaus每天早上都从参展的团体中邀请两个人给参观者kickoff。而我们去的那天，主持人谈话主要的内容就是告诉大家：“你们想知道我们的program吗？你们想按照我们的program进行参观吗？那你们大错特错了，这里是没有什么program的，整个文献展也没有什么program，program跟我们对展览的理解大相径庭，blablabla…”两个唐僧坐在满脸问号的观众间喋喋不休，语气中还饱含着对文献展开幕两个月以来各种现象的讥讽。一起去的s听得火冒三丈，而同样没做任何准备工作就跑来看展的我却很开心，要不是被还有长长参观计划的格格巫和s强行拉走，我恨不得整个上午就坐在那儿听她们闲扯淡+吐槽。

导览手册也有不同的选择，除了两厘米厚事无巨细详细介绍的唐僧本，还有语言简单老少咸宜外国人友好的八戒本。八戒本对每个展览的介绍都不超过两句话，而且没有使用任何超过初中二年级词库水平的晦涩词语。专业名词都配有周到的解释，比如坦克就是在战争地区使用的装了机枪可以移动的大铁盒子。（如此体贴的八戒本）感觉特别适合我。

朋友们几乎都赶在刚开展的时候就来过卡塞尔，参加了各种各样的活动和盛大的party。但我们临到快结束的时候去，更能领略到属于德国中部小城莫可名状的忧郁和神秘，从这个角度来说，卡塞尔几乎能得一个“罗伯特·穆齐尔奖”。而人们对无能主办方的愤怒在逐渐积累，从外到内溢出了边界，几乎变成艺术创作的一部分——比如那来自sobat-sobat的愤怒。Sobat-sobat在某种语言里（忘了是哪种）是朋友的意思。这次文献展的主题非常强调协作与教育，所以出现了一个角色叫做art mediators，她们负责跟公众的交流与沟通，出现在各种工作坊和展场中，被称为sobat-sobat。s带着小孩儿去主展厅的滑板区玩，就有穿着超短T恤涂着五颜六色指甲的sobat-sobat加入孩子们，跟孩子们一起玩耍，保证害羞和年纪小的小朋友都能抢到滑板。但很不幸，在正确得一塌糊涂的文献展中，sobat-sobat得到了非常不公正的对待，在文献展接近尾声的时候，她们发出了自己的声音：sobat-sobat们写了长长的传单，通过主馆里的riso大机器印出来到处分发，还在展馆里显眼的位置大声宣读。我们了解到她们超负荷工作，没有得到足够的报酬；而文献展低效的电脑系统、此起彼伏的疫情感染都加重了sobat-sobat们的负担。她们写道：

Over the past few months, we have voiced concerns about our working conditions, the high levels of stress and the devaluation of our role. We are aware that some of these criticisms are rooted more broadly within the structures of cultural work in Germany and beyond. However, we also believe that many aspects that could have been changed at documenta were simply not acted upon. Therefore, we feel the urgent need to openly address these issues again.

“啊！她们要成立工会吗？”格格巫兴奋地问道。我觉得，sobat-sobat们在身体力行地以这届文献展的精神搞艺术，简直像是一股清新的风，希望她们成功争取来更好的待遇。

最后是一个推荐：鉴于卡塞尔本地的食物非常糟糕，而大部分参展艺术团体提供的活动已经结束了，我推荐大家去hübner厂区改成的展场吃自助餐食堂。那个食堂其实是来自广州的艺术团体“菠萝核”搞的一个创作，室内是90年代港式茶餐厅的风格，不管是墙纸还是桌布都来自艺术家们的创作，细节丰富而有趣。食堂的大厨来自展场附近的中餐厅，出品德国风味的自助中餐，盛惠每人17欧元。大家可以一边吃一边观看菠萝核拍的无厘头小电影，观展体验非常愉快。

前几天成都也被关起来了。友博听听被关在家里——就像我预言的那样——发生了井喷。四五月间我井喷的时候，顾左右而言它地记了一些读书笔记啊游记什么的，还讲了讲坐牢期间的女权小体会；而听听则开始宣传一些怪力乱神，比如面相学以及紫微斗数：如果不是闹肺炎，我都没机会知道她有这方面的涉猎，平时她只给博客观众们展露了自己那些虽然也不无怪异但毕竟充满了正能量的爱好：运动、绘画、音乐、旅游、摄影。大家真的都像洋葱一样拥有多层次的内核！

但是我今天不想讲听听或者我的无妄之灾，因为她讲到成都的菜市场，完全转移了我的注意力。即使在封城的严峻时刻，成都人民还在对菜市场挑三拣四，去这个，不去那个，而且能够得到细致入微的高标准服务：在买鱼之后，摊主会把鱼按照客人的要求炮制成鱼块或者鱼片；买肉的客人当然也能按照自己购入的部位和脑中的菜谱得到肉糜肉片肉丝肉块肉卷。如果我在德国能得到这样的服务，想必厨艺也会大进吧？更何况德国的超市和菜场只会提供品种有限的方形肉坨和脱骨鱼排，看着它们惨淡的样貌，任何大厨的雄心壮志都会灰飞烟灭。

我被关在上海的时候，通过团购吃到了雪花牛肉和舟山梭子蟹，还能网购到当季的苏州东山白玉枇杷和海南三亚红玉芒果，那芒果个大核薄、甜美多汁、没有塞牙的纤维、软滑得像冰激凌一样，吃进嘴的一刻我眼泪就流了下来。格格巫经常在柏林斥巨资购买斯里兰卡人贩卖的“飞机芒”，因为走空运，比普通超市芒果熟度略高，味道略甜，但又小又皱，经常没啥汁水还满是塞牙的纤维，给红玉芒果提鞋都不配。

但牛肉、螃蟹、枇杷和芒果在德国不好吃，责任都可以一股脑推给产地。带给我最大震撼、让我彻底认清德国美食洼地位置的，是来自团购的新西兰猕猴桃。德国的猕猴桃大多来自新西兰，干而硬，弥漫着健康酸涩的味道。所以我不太喜欢吃猕猴桃，很少购买。狱友搞团购的时候，采买了几大箱新西兰猕猴桃在楼里分发，我本着“好歹也得补充一下维生素”的心理购入一板，吃的时候眼珠子都快掉了出来。我在上海吃到的新西兰猕猴桃跟在德国超市买来的新西兰猕猴桃虽然看上去是同一个物种，但味道有着天壤之别。上海的新西兰猕猴桃从内到外熟透，没有硬芯，酸甜可口，回味带着猕猴桃特有的果香。我一口气干掉了半板，非常后悔没有直接买一箱。

新西兰水果商真是大大的奸猾，知道德国人吃不出来好坏，就把硬得跟石头一样的生果全部贩了过去，居然毫无风险：新西兰猕猴桃仍然是德国超市货架上的常驻嘉宾，无辜的外国人买来吃下去，还以为自己到了计划经济社会。我们远在万里之外，经常看到国内的美食家们精益求精地谈论食材的产地和品种，只能唾液混着泪水吞。我的好友Q，因为在政治和女权议题上对天朝政府的批评搞到回不了国。她常说其它倒也没啥，但吃不着各种美食确实让人怅惘。而我自从知道了她的遗憾，就尽量少在她面前口水滴答地提到中华料理，从力所能及的角度表达对她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的尊重。

免责声明：其实德国传统食物淳朴厚重，并不难吃。东德的食物受波西米亚烹饪的影响，奥匈帝国那些繁复调味的遗风甚至能够通过芥末煮鸡蛋这样简单的小食流传下来；南德更是受到那些拥有更著名美食传统地区比如意大利或法国的影响，传统菜肴工序复杂，味道颇为可口。现在这个令人沮丧的美食洼地局面，应该是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的锅：节俭的德国人遇上没有人味的大型连锁超市，把一个民族最后的美食神经脆生生地掐断了。

最近博客创作的热情不高，书也读得很少，但好歹又开始做运动了，值得记录一下，鼓励自己再接再厉。

跟朋友们约了几次抱石，虽然没有进步，毕竟没有大幅的退步。恐高貌似已成定局，好在抱石也爬不了多高。想跟朋友相约去完成顶绳与先锋最后的课程，一直到今天依然没有成行，属于这个夏天的to do list上还没打勾的部分。

爱上了桨板：柏林地势平坦，溪流纵横交错，很适合划着桨板漫游。一不小心掉进水里，就可以趁机游一会儿泳。夏天的湖水已被太阳晒得温热，用朋友安的话来说：暖得像尿一样。体力有限的情况下，可以计划一些小范围的环路，顺便欣赏布兰登堡州怡人的风光。

习得了乒乓球技法。作为一个惧怕球类运动的人，我的存在为大量国际友人开解了“中国人天生会打乒乓球”的迷思。小时候的我陷入了：左撇子-大家都认为我不会打-我没有兴趣参与-无法习得任何进阶技能-打不好-大家认为左撇子打不好乒乓球-我更没有兴趣参与-这样一个死循环。到了柏林之后，有时候会被拉去打个球，大部分时候参与的众人都比我打得好，但好在大家都无所谓胜负，乐呵呵打个和平球，我偶尔还能瞎猫撞着死耗子得上一两分。然而毕竟练习的次数太少，这么多年来也毫无长进。今年夏天因为朋友的怂恿，我们热情地参与到这项运动中。格格巫的新同屋，来自英伦的恋爱脑历史学家，是一个乒乓球爱好者。刚好他也是一个不喜欢在5点之后继续工作的人，我们俩一番起哄架秧子，拉着格格巫在晚饭前打了好几次球。恋爱脑历史学家和格格巫球技很好，但两个人都很耐心地陪我一直打卫生球。终于有一天不知道为啥我忽然天眼开启，猛然习得了正手抽球的技能，一时间球技突飞猛进，在乒乓球运动中得到的乐趣以及对此的兴趣也增长了不少。

真的，如果我花了四十年的时间体会到什么人生真谛，那就是：

坚持就是胜利。

以及要感概一下：夏日的9欧票和urban sports club真是帮助我恢复健康生活节奏的利器。

烈日下奋力捣桨的格格巫

果然，blog作为一个树洞，只有在坐牢或失恋的时候会引发井喷。一回到柏林，天蓝蓝，草绿绿，一分钟都不想在电脑面前多呆。但是！停更两个月还是有亿点过分的！所以今天来记录一下我罹患疾病的经过。

病发是两个多星期前的事情，至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早上我照例跟上海的同事开网络会议，开着开着便觉浑身发冷，肌肉酸痛。柏林那几天气温骤降，所以估计是着了凉吧！于是加了几件衣服，继续工作。但情况没有好转，到下午就发烧了。

那几天G跟我一起在家工作，抱着对同事负责任的态度，下午出门买了抗原试纸，测出来是阴性。测完放了心，还去牙医那儿走了一遭，做了例行检查。晚上早早睡觉，第二天早上醒来觉得自己状态不错，决定正常工作，哪晓得早上量体温是35.3°，到下午就变成了38.5°。

G还在我家。她画着图，忽然问，你说你发烧，是不是因为你邻居在门口摆得那个阵啊？

我的邻居，是一个性格古怪的芬兰人。这次我从上海回来，就发现他的门口摆着一本叫做Archigrad的建筑杂志，还在锁眼儿里插着一朵花。这两样东西摆了好一阵子没动过地方，以至于我认为他出远门了。结果某天我在楼道里遇到了他，我说了一声哈罗，他阴恻恻回了一句：

“唔。”

又过了一阵，芬兰邻居陆陆续续在门口添了好几样东西，比如一个非洲乌木人像、一把不锈钢马桶刷、一个小蜡烛、一个塑料水壶的顶盖圈、一把干枯的红玫瑰和两张明信片：一张上印着两个举动可疑的猴，小猴扒着大猴的屁股说：“我看穿了你”，背面写着：“NI HAO”；另一张黑乎乎的，看上去像是一个壁炉在熊熊燃烧。

G这么一说，我忽然想起来，这张壁炉的照片是最近才摆出来的，好像一摆出来我就发烧了！

我和G面面相觑，又跑到门口观摩了一番，越看越觉得芬兰人居心不良，摆阵给我下了一个萨米蛊。没想到呀！一个搞音乐的芬兰大个子，居然还懂得厌胜之道。我们商量了一下，把这堆东西扔了估计不太好，但物业规定楼道里不能放障碍物，所以我暗搓搓地把这个阵整理了一遍，所有东西都塞到他家门套里，面朝屋内，还把那两张怪里怪气的明信片压到了其它东西下面。

回到家，我和G久久不能平静。再做一次抗原，还是阴性。我高烧之下无力工作，只好摊在床上玩手机，把迷信思想通过互联网散布给格格巫和我的朋友们。格格巫表示：你脑子烧坏了吧？朋友们发来：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只有TH伉俪认真对待了我的苦痛，表示她们可以把自家雕版印刷的四大天王送给我辟邪。

这当然是非常珍贵的艺术品：TH伉俪都是很不错的艺术家，版也是她们自己刻的，第一版据说也没印几张。当晚她们就带着这幅威风凛凛的雕版艺术作品来到了我家。大家一边吃着我下的速冻馄饨，一边兴奋地讨论着如何用佛教仙人对抗北欧巫术。但讨论来讨论去，大家都认为四大天王并不是门神，而且…就这么贴上去是不是有点露骨…三个怂人（加上后来的格格巫是四个）一致决定，要不还是贴在家里吧！四大天王保证风调雨顺，一定能够间接驱走来自北方的恶灵。

第三天是个周六，海科和S要去“德国最美的小城”，二战时就挨了一颗炸弹的Tangermünde玩，我作死跟他们一起去了。回来发烧变成了天旋地转，我躺在床上再做了一次抗原，还是阴性。

第四天是个周日，但我必须加班搞完一个设计。于是我睡一会儿，画画图，再刷刷手机再睡会儿，再画画图。到晚上是Q的生日，我居然跑出去跟她看了一个露天电影。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每天都晕得像刚从过山车上下来，烧渐渐退了，又开始撕心裂肺地咳嗽。虽然没有再做抗原，但我坚持自己应该是得了covid。作为一个在疫情期间绕着地球飞了好几圈的人，这估计是我无法抗拒的宿命吧！于是我抱着电脑了去了格格巫家，跟他和他的三个同屋住在一起。我相信：只要能远离芬兰人的邪法，我就能好起来。所以我每天身残志坚，坚持工作，又病了一个星期。但这期间跟我接触过的所有人都没有感染病毒，所以最后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