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

古人是很厉害的。

在《说文解字》中，许慎说：“日食则朔”。朔日是农历每月的第一天。那么回家翻翻你的万年历，今天果然是乙未年二月初一。今天，日蚀的蚀甚在法罗群岛，而欧洲大部分地区都能看到日偏食。比如在柏林，我们利用小孔成像，在一张白纸板上拍到了上面的图片。

住在汉堡的猪同学，一枚未来的生物学家，把一张载玻片涂黑，作为观察日蚀的工具。我赞叹道：载玻片真是一个美丽的词！我们这些与科学绝缘的人总相信“知识就是春药”，对这种暗示性极强的专业名词毫无抵抗力。载玻片三个字分别描述了此物的功能、材质和形态，载让人想起载歌载舞，玻璃是美丽的材质，而“片”则是优雅的形态。并且载玻片有优美的发音：仄平仄，中间还有一个脆生生的清辅音。一个美好的词之所以美好，跟它本身的朴实无华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问猪，载玻片的德语怎么说？她发来一个钝拙的回答：Objektträger。听上去感觉就是被硅胶拳头砸了一下。我只好又问她，英语怎么说呢？object slide。稍微好一点，但也没有好多少。我继续不死心地问，拉丁文呢？猪终于被我搞得失去了耐心，粗暴地回答:“为什么载玻片这种现代玩意儿要用拉丁语说。”

科学家总是不爱说人话，拉丁文作为非正常人类使用的语言，深受他们欢迎。虽然对这种语言一无所知，但因为前面提到的暗示性，我对拉丁文始终抱有一种非理性的好感。

春天到了。在一首咏叹春天的赞美诗里，Horace写道：

vitae summa brevis spem nos vetat incohare longam

翻译过来，就是“人生不满百，勿怀千岁忧”。我最近伤春悲秋，很喜欢这样的句子。

Horace这本书在拉丁语里叫做carmina，其实就是诗歌，ode。但是carminative在英文里则是另外一个意思，赫胥黎在crome yellow里曾有过一段关于carminative的有趣对话。

crome yellow是我们都很喜欢的一本书，飞先生曾经想用crome yellow作为我们事务所的名字，但因为种种纠结，最终我们还是选择了最无聊的一种命名方式。但最近我们鬼鬼祟祟地准备弄一个艺术家工作室并将之命名为crome yellow，并琢磨着要搞一些虚无缥缈的艺术。（我们历年来做过的类似计划磬竹难书）

虽然我还是穿着羽绒服把自己裹得像一个包子，但天气毕竟是一天比一天暖和，白天也一天比一天长了。今天一大早约了人谈事情，起得又迟了一点，所以只好骑自行车出门，没想到一点都不冷，最后还出了点儿毛毛汗。

漫长的冬天终于要过去了，心情也变得明亮了起来。

上周从伦敦回来。伦敦真好呀，恨不得立马就搬了去。英国人民都热爱文学，地铁里写着叶芝的诗：tread softly, because you tread on my dreams; 好像跟每一位路人甲都能讲谈莎士比亚。并且我惊喜地发现，伦敦有很多好吃的东西，伦敦的天气特别好。

（爱是盲目的）

小K带我去Hampton court玩，我们兴致勃勃地八卦娶了六个老婆的国王，还视察了他的厨房（厨房里有精通各国历史的话痨大叔穿着都铎时代的衣服在烤羊肉）。我们吃了古法鹿肉派和豌豆泥（想必是古法罢），还作为群众演员观摩了安博林和亨利八世调情，煽风点火地帮着这两人赶走了可怜的红衣主教。

调情的桥段很风雅，亨利八世为了得到安博林的一个吻，不得不答应用她身体的三个部位来作诗，女生群众演员为安博林出主意选了三个地方：手肘、眉毛和脸颊。男生群众演员帮亨利八世作诗就不那么靠谱了，在歌颂脸颊的时候，一个老头建议用peach来做韵脚，什么跟peach押韵呢？有个小男孩很高兴地叫道：leech! 这首诗就变成了“你的脸蛋儿像蜜桃，我恨不得爬上去变成水蛭一大条…”

所以安博林最后只允许亨利八世吻了一下她的手。

我还在诺丁山买了一幅19世纪的铜版水彩画，就是下面图中的，中国大烟馆…

感谢那些无所不知的朋友们，我在罗马累成了一条狗。

在路上，有人给我发消息：注意安全哟！ISIS要攻击罗马。我莫名其妙地答应了。然后我转身告诉Heiko ISIS要攻击罗马。Heiko莫名其妙地望着我问，ISIS为什么要攻击罗马？我绝望地翻了一个大白眼，智商这么捉急，还不如一个恐怖份子。

说到恐怖份子智商捉急的事，我想起来有个人说70个圣处女的圣处女其实在可兰经的原文中是“葡萄干”。后来由于各种翻译和传播，葡萄干变成了“圣处女”（所以管小番茄叫圣女果也挺有意思的）。想像一个呕心沥血的人肉炸弹挣扎着爬到先知穆罕默德脚下，穆圣笑眯眯地扔给他一塑料袋葡萄干，完全是周星驰电影的即视感。

说回ISIS和罗马。据传意大利人民在知闻ISIS的威胁后在社交媒体上表现出了大无畏的精神。但究竟有多大无畏呢？911之后，意大利宣布只要飞过罗马上空的飞机航线出现偏移，为了保护梵蒂冈和永恒之城，军队会无条件击落飞机，不管里头坐着啥。我听说这个事之后惊得差点颚骨脱臼。

这又让我想起一个好玩儿的事。有个人批评记者写文章老是说行话，比如说到恐怖袭击的时候，惯用的句式必然是伤害了多少多少无辜百姓。他于是问百姓为什么都是无辜的呢？为什么一定要用无辜来做定语呢？可不可以袭击一个百姓全是罪人的国家呢？比如梵蒂冈就很适合这个设定，而且梵蒂冈除了一群穿着极其可笑的瑞士人以外，几乎没有任何军队防御。

大雪天的背景看着就冷，春天来了，换一张春光乍泄的图片。东山魁夷的画是御用背景，跟这个模板简直绝配。不过色调都清冷，唉，日本人，没办法。

明天就要去罗马了，好兴奋！昨天晚上跟猪发着短消息聊天，我说，我正在把舒服的鞋搜检出来，好在罗马走路。又说，罗马都快20度了，羽绒服大概就不用带了吧？

猪说：风衣薄裙子。

猪又说：话说罗马城里好漂亮人。

我立马意识到，我没救了！我居然想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包子去罗马！我跟一个法国人过了几年，把自己过成了一个美国人！

我要好好反省一下自己。

知错就改是我的优良传统，立马我把衣柜翻了个底朝天：太阳镜、棉布裤子、白色、浅蓝色、印花大丝巾，最后连短袖都扯了出来，还用一条长期闲置的三宅一生白围巾给自己围了一个销魂的阿三头。一直折腾到半夜两点，现在我家就像被皇家空军轰炸过一样。

飞先生对此的评论是：你不是还在重感冒吗？

要风度不要温度

一个叫仲信的人请赵孟頫给他画一幅羊，老赵很开心地画了一只圆滚滚的花绵羊，又画了一只长发飘飘的黑山羊，还羊羊得意地说道：“虽不能逼近古人，颇于气韵有得”。

那就用这幅画给大家拜个年，管它羊年是什么羊呢。

ps: 去国万里，很没有新年的气氛。好多人居然把除夕的日子都搞错了。我自然也是好多人中的一个。

pps: 很想念小时候一大家子人热热闹闹地过年。顺君说我“不屑这么个庸俗的节”，非也非也，非不屑也，是不能得者。有道是：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

ppps：飞先生对我搞错除夕日子的事感到很无语。在我的循循善诱之下，他把身边认识的人筛了一遍，会犯此类错误的人还真有那么两三个，他于是把我们列入了所谓的Katastrophenfraktion里面（德语词是不是光看形态就可爱得要死？）。咳咳。Hauptsache wir sind lustig. Und darum geht’s ja auch.

病了，懒在沙发上刷手机，看到一则很乐的新闻。

德国有个小城的市长被分配了二十多个难民，城里没有足够的地方做难民营，市长先生很头疼。后来他灵机一动，想起来城外有一个空置的集中营，一应房间都是现成的，难民们正好可以住那里。

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不要经常“灵机一动”，最后结果往往很惨。网上有人评论说：“我看了他那个小集中营的照片，年久失修，状况很糟糕。难民们大老远地来了，你就让人家住这么破烂的地方？德国有很多集中营都是修缮过的。更何况还有奥斯威辛，里面所有的东西都保存得很好，地方又大，住起来肯定要舒服得多，不如问波兰政府借过来用一用。”

着了凉，浑身疼，在家昏睡了一个下午。

虽然我也不怎么相信中医，但“上火”、“受风”、“气虚”一类概念我还是乐于运用并且深信不疑的。像我每次感冒都觉得浑身发冷，又酸又痛，这时候我就会想象寒气像一丝丝白雾渗入我的四肢，或者像天山童姥的生死符，是一片片薄冰插入了关节中，一定要用“天山六阳掌”“九阳真经”之类暖烘烘的手法才能相生相克。所以我就会喝一碗热汤，灌一个热水袋，然后把自己严严实实裹起来睡一觉，醒了果然感觉好些。

甚至怪力乱神我也是相信的。比如《红楼梦》里老太太和巧姐儿着了凉，刘姥姥就说“一则风扑了也是有的，二则只怕他身上干净，眼睛又净，或是遇见什么神了”。我昨天本来好好的，晚上去Gorki看话剧，看完了觉得头有点昏，一路走回家微微还出了点汗，但上床就感觉浑身发冷发疼，知道自己是中招了。从Gorki剧院到我家要穿过博物馆岛，那里又大又黑又空旷，布满了博物馆和大教堂，百鬼夜行，也是有的。

这样生病的方式，因为不咳嗽不流鼻涕，外面看不出来，大家总不愿意相信我真的病了。小时候老师总是半信半疑地叫我“坚持一下”，然后我就浑身酸痛地坐在冷冰冰的教室里“坚持”，满脑子都是对热澡盆的憧憬。我总是痴迷地幻想一间黑洞洞的石头屋子，墙上有青苔，屋角有一扇小窗户，光柱从那里射进来，照亮空气中的灰尘和水气。屋正中是一个大木头浴盆，满满地蓄着热气腾腾的清水等我去泡。我病中痛苦的期盼如此热切，以至于有关这个小屋一切的细节，到今天仍然记忆如新。

Madame Sosostris contemplating a bath.

每年总有那么几天，我默默坐在一堆excel表格前面，淌着小眼泪，做报表。

这个工作本来是飞先生的，但因为中国过来的帐目他不识得，所以年终的时候我必然要勉为其难一下：填数字呀、做四则混合运算呀、思考我们这一年都干了些什么呀，都是我顶顶不擅长的事。

我念书的时候数学其实并不差，但因为计算老是出错，所以怎么也得不了高分，饱受历任数学老师的虐待。最恐怖的回忆是用算盘做加法，从1加到100，让我加10遍，可以得出10个不同的结果，一个比一个离奇。如果彭老头（我的最后一位数学老师）知道这样一位算不清楚加减乘除的女同学，竟然会有做习题集这么怪异的爱好，而且还经常和他最宠爱的课代表同学在走廊的角落里讨论微积分的问题，他可能会腭骨错位吧。

飞先生在我做完报表之后，细心地审核了一遍，告诉我表格的错误率大约为80%（没有夸张）。有计算错误，也有单纯填错数字的地方，还有一些错误让人无法探究来源，就像任意写了一个数字上去。天马行空的错误们让飞先生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沮丧地说，幸好我检查了，不然我们会破产的呀。

对此我有一些理论。基本上可以证明我是无辜的。但是我得从金字塔说起。

希罗多德说金字塔是奴隶建的。但后来有一种怪异的理论（人民网）说，金字塔修得那么好，肯定不是出自凄凉苦闷的奴隶之手。如果不是自由的工匠投入了热情和精力，金字塔的石头怎么可能连刀片都插不进去？我们都知道，人民网的调调就是这样的。他们既然不能谈正事，就只能拿些鸡汤来恶心人民。但人民网居然是对的。2003年，考古学家发现了很多蛛丝马迹，证明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确实是自由人建造的。

虽然逻辑有点牵强，但我们从这个故事里粗暴地得出一个人民网式的结论：你做不好你不情愿做的事。我一直不喜欢简单的加减乘除，因为太无聊了。所以非要做这种不耗脑子的计算时，那些大脑里过于活跃的空置部分就出来捣乱，导致大量错误的出现。

在另外一个理论中我更加无辜。到德国之后我发现有这样一种病症，得病的人虽不是文盲，但写文章时总会犯大量拼写错误。我开始以为是犯错的人粗心，但后来才听说这是病。得治。算不清楚四则混合运算一定也是一种病，或许就是拼写错误症的一种恐怖的变异。

噩梦

莫名其妙地，我就和Hanna Schygulla两个人坐在空荡荡的意大利小吃店里，对着一瓶淡酒大眼瞪小眼，没话找话说。

Hanna问我，你生活的意义是什么？她说，演员就像是提线木偶，导演叫你怎么说就怎么说，导演叫你怎么做就怎么做，但是她生活的意义，是要变成爱情的提线木偶。

我担心地问，那么失掉的自我呢？

Hanna笑了起来，她说姑娘啊，姑娘。

于是我也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

就着那瓶淡酒，我们讨论爱情，讨论失去的自我。我告诉她，在某一个夏天，有人用自行车载我去一个女诗人开的酒吧看电影，在那里我看了《四季商人》，还看了《柏林亚历山大广场》。我告诉她我已经不记得电影的内容了，我只记得夏日午后的闷热，买了入场卷之后我们的零花钱只够买一杯白水，我记得我无数次在电影的中途昏睡过去，然后醒过来，觉得电影让人心情恶劣。

然后就谈到了诗歌，在没事找事中，我们一起翻译了一首女诗人的诗。我随便在网上打开了一个链接，选了其中的第一首，“渴望”。

带着心满意足的创痛
你优美的注视中，有着恶魔的力量
使这一刻，成为无法抹掉的记忆

Liebe ist kälter als der Tod

我们有一个项目，停了很久没动静，大概是不会再有下文了。昨天跟国内的同事开会，我顺便问了一下是不是该项目就此结束。结果，同事表情复杂地说：啊，对，忘了告诉你，这个项目的投资人前段时间自杀了，他的遗孀正在处理后继问题…

咩？

所以，继“被双规的市长”、“调到发改委的党委书记”之后，我们又收入了“自杀的投资人”这个奇葩的品种。好吧，我就等着下一位董事长去非洲safari，然后被彭彭和丁满残忍地撕成碎片了。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