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

这血淋淋的人生呀！前几天写了zz的故事，大家欢快地讨论了一番，zz同学自己串上来表了一番决心，并对文中的错误进行了纠正：

首先是生汤圆这件事的动机。我一直以为这是母后开出来的条件，结果不是。按照zz同学现在的说法，母后无条件反对zz和小梅的恋爱关系，并不为汤圆的存在所左右。而要生汤圆，更多是zz自己的选择，因为她觉得小梅生活无聊，可以养一个小孩来增加乐趣。不仅如此，她还暗搓搓地希望能够借汤圆缓和母后与小梅的矛盾，甚至，增进这两人之间的感情…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起码汤圆也能成为她反抗母后的资本…

另外一个重大事实错误是：汤圆亲爹去日本是自费的，母后并无捐献。

综上所述，母后是恣睢的母后，亲爹是十全的亲爹，而zz，则是一个乱七八糟的糊涂蛋。

当然啦，很多时候，乱七八糟的糊涂蛋们都是一些浪漫主义者。或者说浪漫主义者们因为其非理性的思考方式，在旁人看来就是一群乱七八糟的糊涂蛋。他们捣糨糊的能力是一流的，对于生活，他们的态度是：有困难要上，没有困难制造困难也要上。而我们这些理性主义者，一方面对这些稀泥糊不上墙的中二骚年们恨得牙痒痒；另一方面，又因为他们是一些不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还觉得他们有点可爱呢。

另外一个补充：虽然此文涉及大量隐私不便发朋友圈，但我还是转给了几个朋友们传阅。大家对此事的看法两极分化严重，理性主义者们纷纷愤怒地表示这是什么鬼，浪漫主义爱好者们则表示好欢乐好好玩！后者又以废柴们和四川人为甚。

长周末文兴大发，要来进行一次博客创作，准备用纪实文学的手法讲一下猪妹妹zz的故事。

zz比我们低两个年级。三年一代沟，像这种差了快一代的小同学，以前的我是不要跟她有什么交集的。然而某一天，貌似我已经都在德国了，猪神神秘秘地跑到网上来说：zz哦，好像交了一个小女朋友哦！你作为前辈，要不要去指引一下让她不要走弯路？！

我作为一个人生只走弯路的前辈，当然无法指引任何人，但八卦之心人恒有之，立刻就各种社交网络跟zz套上了近乎，了解到小女友芳名小梅，是一个英姿飒爽的女性，比zz高了一个头，两人在一起甚是愉快。zz大学学的景观设计，好歹是个同行，毕业后进入国营单位工作，居然把小女友也捯饬进公司做了前台，平时一起工作，空闲下来就热热闹闹地游山玩水，如果不是两个重大bug，zz的生活简直没有被我以纪实文学的手法进行博客创作的必要。

bug一就是zz的职业。景观设计跟建筑设计比较近，所以那些没日没夜起早贪黑的超负荷工作段子，我也并不陌生，但zz的段子还是把我惊到了：全身心都扑在电脑前画图的zz经常忘了喝水，久而久之就得了肾结石。生病了还坚持工作，最后搞到要住院。这本来就已经很焦裕禄了，结果在她刚刚动完手术还在医院里躺着，老板一个电话打过来，她就面色蜡黄地回去加班了…

bug二是zz她娘，猪的后妈，我们叫做母后的女人。在我们那个以出产烈酒闻名全国的民风彪悍的小城，做酒生意的母后是一个叱诧风云的女强人。在家里母后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唯一让她不痛快的就是zz：亲生女儿毕业不结婚不生孩，而且居然跟个姑娘住在一起！母后口头申诉无果，逐年把冲突升级，经常到zz工作的省城巡视，动辄就摆出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活剧。

这两个bug在zz的生活中交替出现，把她折磨得奄奄一息，我们吃瓜群众虽然闻者惊心听者落泪，但也无计可施。某年我有一个在北京做德国建筑公司负责人的朋友招人，我就跟zz说你看你生活得这么水深火热，不如撤了吧。既能避开母后的风头，又能换个工作环境，说不定你定下来之后还能把小梅弄过来，创造一片新天地！

zz一听也是啊，愉快地拿了offer，飞出盆地去首都工作了。

哪知道德国设计公司跟zz的性子并不是很合，她在忍受了两年跟小梅的分居之苦后又回到了盆地。不过，没有继续回原来的国营单位工作，而是接受了母后的投资，开始自己创业。

那段时间我偶尔会因为工作的原因跟zz有些联系。听她的讲述，创业跟在国际或国营公司打工相比，又有一番难言的苦楚。而母后因为zz年龄渐长的关系，愈发变本加厉地组织相亲和催婚，zz总是苦笑着说：恼火啊！恼火啊！

某一个早上，我醒来忽然发现手机里一条zz发过来的短信：不行了，扛不住了。我决定要出柜！跟母后！

我大惊失色！因为时差的关系，这条短信已经是好几个小时以前发出的了。不知道zz那边情况如何，我赶紧发了一条：

“三思！”

zz秒回：“已出。”

说到这里，我不由得赞一句母后不愧是商海里沉浮的精干妇女，虽然三观不和，但我对她的应变和手段是佩服的！母后之前闹了那么多抓马程度爆表的幺蛾子，我们都觉得zz一出柜她说不定悲愤交加携全家人共同跳楼，哪晓得母后异常平静，不仅立马接受了这个事实，而且随即开始跟zz谈条件！搞姬既然是天性使然，母后就决定暂时不做无益之争斗，但当外婆的权益神圣不可侵犯！如果zz还想继续跟小梅在一起，还想继续在事业上得到母后的支持，那就必须生个孩子！

我们听闻母后开出的条件都通通石化了，但zz作为怂界标兵，估计也不讨厌小孩，就那么简简单单地同意了…

接下来就是张罗孩子的事。以一人之力生孩子是生不出来的，两女合力当然也生不出来。于是顺理成章地，我热情献出了飞先生。大家知道飞先生是一个无敌家庭男，喜欢小孩子喜欢到爆炸，因为自己生不出来前两年还养了一条狗，但好遗憾，短暂的养狗史以狗乱咬人（我）被送回收养站告终。

飞先生和zz倒是双方都很乐意，但他们倆一个在柏林一个在四川，操作起来有很大的问题。zz要去医院正而八经地走完复杂的程序（冻精子取卵子试管受精着床生育等等），而飞先生的男人小兽医则说，zz就来柏林玩儿一趟，他们去买个针管，这个屋看个片儿把货取出来，那个屋张开腿一针管打进去就OK，哪里用得着那么麻烦？！分歧不止于此，生孩子是一项旷日持久的大工程，要如何完善后续工作，双方的意见更是无法调和。zz这个孩子是要拿给母后交差的，自然要在中国抚养长大；而飞先生做为无敌家庭男，有了自己的孩子却不能养，白白舍弃天伦之乐，那还不要了他的命？！我作为天字一号不靠谱和稀泥专家，提出要不然让zz生两个，第一个给飞先生，第二个自用。（之所以第一个要给飞先生也是考虑到万一zz生完一个不想再生了，对白白出货的飞先生不太公平），这个提议不用说被双方果断拒绝了。

这时候平地里冒出了另一个德国小gay，是zz当初在北京工作时候的同事。该小gay本着国际人道主义精神，答应免费供货。小gay自己完全无意为人父，但不介意以叔叔的身份偶尔探访。zz跟他一拍即合，两个人就去了日本。为什么要去日本呢？因为上文所述的这一系列活动在我大天朝是非法的，日本地方近又没有法律问题，所以是最好选择（不是软广）。总之母后出资让小哥去日本玩儿了一趟，顺便把货冻在日本冰箱里。zz就开始一趟一趟地跑日本去取卵子啊着床什么的。

这个过程据说也是惨烈无比。作为悲催的设计狗，zz的身体早已被掏空，不知道是卵子质量不好还是床不好着床着不了，总之日本前前后后也跑了快要一年，那一阵我每次跟zz通信，她要不就在日本，要不就在去日本的路上，居然还搞起了代购的营生…不知道来回多少趟，最后终于，怀上了！

接下来就是10月怀胎。汤圆是去年圣诞节来到世界上的。虽然整个故事画风怪诞，但汤圆仍然是一个人见人爱，软糯弹牙的可爱宝宝。

汤圆诞生以后，我一直哭着闹着要把这段狗血的故事写下来。不过拖延症发作，一直到今天才架起了势。在我反复拖延的这段时间里，zz的苦难并没有结束。据她说创业不太顺利，经济上无法摆脱母后的控制。而母后并没有因为汤圆的诞生偃旗息鼓，反而变本加厉，搬到省城，住进zz家（当然那个房子也是母后买的），把小梅赶了出去。可怜的小梅，连来探望汤圆的权利都没有，现在闹着要跟zz分手！

作为旁观多年的吃瓜群众，对这笔烂账表示评论无能。但仍然想要以一幅充满的春天气息的照片来结束这篇纪实文学：

这是汤圆的亲爹发来的照片。这个六一儿童节，已经回到德国生活的汤圆他爹准备携男友去成都看望汤圆。汤圆的爷爷奶奶激动无比，给汤圆买了一大堆东西让他爹带过去…虽然我也不知道一个小BB，为什么需要那么多润肤露…

终于又回到柏林了。上周各种东奔西跑，过得非常狼狈，好在周末能休息一下。回到柏林总让人觉得身心放松，因为一切都在现实的维度上最接近我对生活的预设了，“反认他乡做故乡”什么的，也只好接受了。

本来计划是二月和四月去芝加哥，但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最后变成了三月。三月实在算不得一个非常好的季节，天气多变，气温也还很低。建筑学会的网站上提供的各种参观项目都是从4月到11月，刚好错过了。

我一直想去范斯沃斯女士的周末小屋，因为计划4月3日离开芝加哥，所以觉得可以趁1日或2日造访。但等到临出发的前一日打电话过去，接待的人说他们还在修缮，要18号之后才正式开放。只好作罢，非常遗憾。

锦瑟姐最近在重贴她写的芝加哥四建筑，其中也讲到了范斯沃斯小屋，她是这么说的：

人与宅——芝加哥四建筑（之三）指尖的距离

她文章里讲到的很多东西，跟我对密斯的理解不相符合，所以我非常想要自己去看一下，看到底是她说对了，还是这个房子依然在印证密斯一直以来给我的观感，很遗憾，只能等到秋天了。

在我的理解中，密斯并不是像锦瑟姐所说的那样，光顾着歌颂至高无上的空间，把人給忽略了————恰好相反。我觉得密斯心目中有一个理想化的人，他把自己的建筑作为神坛献祭給这样的人。柏林就有一个现成的例子：波茨坦广场上的新国家艺廊。之所以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它的旁边就是一个语汇截然不同的“有机”建筑，汉斯夏隆的爱乐音乐厅。

爱乐音乐厅在那个年代也算是先锋，一反音乐厅鞋盒子的常态，做了一个乐池在中间，听众席环绕的空间。建筑的外形作为严格反映内部空间的壳，充满了看似随意的线条和不规则的体量。人们拿它和方盒子一样的新国家艺廊比，认为爱乐音乐厅是象征着自由的建筑，而按照网格铺陈开来的新国家艺廊，则表达着一种内化了的数学规则或哲学思想，严谨，刻板。

然而当你走进爱乐音乐厅，你会发现，所谓的自由也是被限制的。那些雕塑般的形体虽然看上去在模拟飞翔的状态，然而却被钢筋混凝土永远定格了。建筑一旦落成，人们在其间的活动就被定义且永远不能更改。自由只是建筑师拿笔在草图纸上肆意勾勒的瞬间，之后的一切，都只是对这一瞬间的固化和膜拜。

在新国家艺廊，当你站在那巨大的方形的平屋顶之下，无数的经纬通过梁、柱和地板表达出来，它们从你身旁交错而过，延展向无尽的远方。它们暗示你去思考一些和这个空间有关然而又无关的事物，比如宇宙，比如你作为人的存在。密斯在通过数学或物理规则限制肉体的行为的同时，却暗示着一个有思考能力的人在宇宙中所拥有的力量与自由。所以当我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

“在芝加哥一个修道院般朴素的公寓里，当晚间访客离去，八十岁的密斯会埋头于海森堡与薛定谔的量子力学教程，他会反复地对照英文与德文，试图理解一点那他怎么也没法弄懂的东西。他对劳拉（他晚年的伴侣）说，他必须学到那更深层的真理。”

这是Franz Schulze密斯传记里的一段话，锦瑟姐在文章的最后引用了这段话，让我也觉得非常动容。从密斯的建筑中，我能理解出他研究量子力学的动机：有这么一种创造者，他们所创造的事物，实际上只是传达他们思想的介质。如果他能够深刻理解这些迥异于牛顿力学的高深理论，那么，他也许不会再用网格来统治他的建筑。

在芝加哥，我唯一认真参观的建筑是赖特的罗比宅。从情感上，赖特是离我很远的建筑师，然而真的走进他创造的空间，那些优雅的水平线，精致的装饰都让我赞叹。让我由衷佩服的是赖特对庸常的中产阶级生活那种深刻的理解和赞颂。赖特是他们中的一员，杰出的一员，他体贴地为这种生活创造出最惬意的空间，用建筑定义出最得体的日常起居。他细致入微地观察光线，让人们在早餐时能沐浴在晨光中，而晚餐时还有落日的余晖相伴；让冬天温暖的阳光能够斜斜地洒满起居室的地板，而夏天的烈日则被屋檐遮挡。然而他所服务的这种生活方式创造出来的人，却未必能体会赖特那些细密的心思为他们带来的体面。反过来，我想象中的范斯沃斯宅，摈弃了一切关于生活的细枝末节。“修道院”是一个关键词，很多我欣赏的人在晚年崇尚起这样的生活方式。日本人说“断舍离”，我想，应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less is more，而不是那些充斥于时尚杂志的矫揉造作的形式主义。我们生而为人，经历世间的种种，在滚滚红尘中翻腾，离真实的自我越来越远。为了能够回归本心，不得不借助外力的帮助，比如摒弃掉一些物质的羁绊。密斯在福克斯河边的林子里为范斯沃斯医生建了一座玻璃修道院，他或许希望主人能够在最少中获得最多。然而他的期望落空，医生通过一场官司表明，您的好意我消受不起。

不过，对于一个研究量子力学的建筑师来说，也许这点点误会也没有什么好在意的。

人与自然

美帝真是物质极大丰富。

我去扭腰玩的时候，朋友要请我吃川菜，我们兴冲冲赶到那个餐厅，被告知要等一个小时。朋友说既然这样，不如我们去逛逛附近的韩国城。我们站在街边参观了韩国城车水马龙的盛况，又去奶茶店排队买了珍珠奶茶，实在受不了初春凛冽的寒风，跑到一家韩国超市里观光。

我像一个真正的乡下人一样，被韩国超市里琳琅满目的货品惊呆了。那么多各种部位的肉，那么多蔬菜瓜果，那么多泡菜！又听说中国城的德昌比起来更是一入超市深似海，艳羡得我连川菜都不想吃了，马上就想去德昌瞻仰瞻仰。

（格格巫对此评论说，你们中国人真奇怪，市场有什么好逛的，出门旅游的时候看到超市两眼放光，这是一种在西方世界很少见的fetish。）

（然后我总是跟他说本雅明也很爱逛超市，听得他目瞪口呆。但其实我根本不知道本雅明爱不爱逛超市，而且我隐约觉得本雅明好像生活在一个没有超市的年代…）

芝加哥大学附近的超市比起扭腰就逊色得多，然而跟德国的同类相比，还是让人叹为观止。我借助智能手机，一边查字典一边认植物，把住处周边的超市们都检阅了一遍。

比如我发现了小时候就很爱吃的瓠瓜！这个瓜以前妈妈常在夏天做，比如加上番茄和肉丸烧汤，或者清炒，口味清淡而隽永，用周作人的话来说，是“格”很高的食物。而且非常能够抚慰一只中国胃，毕竟老祖宗就说“七月食瓜，八月断壶”，像瓜啊葵啊之类的食物，吃一吃都觉得是活在乐府诗里。在因为暑热而食欲不振的时候，我妈就拿这个治我。现在他乡遇故知，捧着一条浑圆粗壮的opo，出门向东看，涎落沾我衣。

还有各种十字花科芸薹属植物。德国人虽然也以爱吃芸薹属植物闻名于世，但他们那些有限的蔬菜种类总让人感觉置身白雪覆盖物资匮乏之地，不像在美帝，各种白菜芥菜甘蓝的变种塞满超市的货柜，让人仿佛走入南中国的农贸市场，各种纤维和维他命以及其它健康和美味的元素在我身体里运转了一个大周天，步履都矫健了起来。

还有地瓜！（北方同志们打住！地瓜既不是红薯也不是土豆，地瓜就是地瓜！你们想知道地瓜是什么的时候最好加上“四川”作为辅助关键词一起搜索）我小时候就很嫌弃地瓜，离开四川也再没想过它，结果现在碰到了，怀旧情绪作祟，买了一个来吃吃，结果还是不太喜欢。

在美帝的超市里鱼类和肉类的供应也极大丰富，但是鸡不好，都白白的，让人无法下得了手去买。不如德国的超市里好歹还有法国那些皮骨色彩丰富的鸡类。不过那又如何，即使在法国，照样也找不到三黄鸡和乌骨鸡…想到马上又要回整年只供应五种蔬菜的德国，真是有辣摸一点点的沮丧呀！

不过，极大丰富地区的人民，买起东西来也是挥斥方遒，一买就是整整一只购物车。这让每次只原意买一小块姜，几朵蘑菇，一只辣椒的我压力很大，站在收银台前，面对收银员炯炯的目光和紧皱的眉头，嗫嗫嚅嚅地想要为自己的行为道个歉，但是英文即差，又不知道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解释又从何说起，只好背负着一种近乎原始的负罪感赶紧交钱走人，也是生活的压力啊…

转眼已经在新大陆呆了一个多月。每天格格巫去学校，我就在他的书桌前工作。早上起来回复一晚积存下来的工作邮件，然后跟柏林的飞同学通个电话。通完电话后开始画图，顺便听个评书。画得烦了就打扫一下房间，泡个茶，吃个午饭什么的，如果吃完犯困就在沙发上睡一会儿，起来继续工作。晚上格格巫回来，如果我们不出门去玩儿，就在家里做个饭吃。但这个时候国内的大家都醒过来了，所以又难免要聊微信回邮件，体会一下“英特纳雄奈尔”式的工作节奏。

格格巫刚来芝加哥，暂时住在学校出租給教职员工的公寓里。他挑了一栋新建大楼的顶层公寓，房间朝北，客厅整幅落地窗，窗外的景色落落铺开，就像一幅时时变幻的画。我把书桌摆在窗前，抬头就能看到远处downtown林立的高楼，工作的时候发发呆，也觉得心旷神怡。

芝加哥的天气变化很快。因为住在高楼上，常常能看到云忽一下过去，又忽一下过来，实在裹挟了湖区太多的水气，就“咣”一声掉下去，把街道房屋狠狠冲刷一遍，然后太阳又出来了。很多时候雾气氤氲，要不然是铺满大地，让人觉得自己站在云里；要么就是云气压得太低，近处的街道房屋都能看到，但远处的城市却像被剃了个平头，齐刷刷地不见顶了。刚来的时候碰到雷雨天，整个晚上都在闪电。我以前经历过的闪电，都是先来一道强烈的光，然后有轰隆的雷声传过来，过一阵再有闪电，周而复始。但芝加哥的闪电就像迪斯科里的射灯不停闪烁全无停歇，刚刚开始还不觉得怎么，闪了十来分钟之后我觉得这真是奇观了，要起床来录像，然而录好像之后闪电也毫不疲倦，继续不停歇地一直闪。外墙隔音不错，不怎么听得到雷声，慢慢地我也习惯了这强烈的炫光，在一个静音的迪斯科里慢慢睡着了… 还有一次是下雪，不知怎么的越下越大。开始的时候雪片还是慢慢往下飘，过了一阵就变成打横着从窗前掠过，再过了一阵竟然是以很快的速度从下往上飞，让我很是震惊，想来是住在高层建筑里的原因，气流撞上外墙只好改道吧。

格格巫刚开始住进这个公寓的时候，对窗外的景色也十分喜爱，常常拍了照片发给远在柏林的我炫耀。现在他好像也习惯了，只有异常的天气中奇特的景致才能稍微吸引他的注意力。而我作为本来不太喜欢高层住宅的人，反倒对这片风景生出了好感，想到他就要搬出去，以后的公寓窗外就没有这么气势磅礴的景色可以供我看着发呆了，还觉得很是遗憾呢。

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到自己回到高中那所学校，当了一个数学老师。

即使是在梦中，我也觉得学校的安排是有问题的。于是我跟教导主任说，要不您还是让我当语文老师吧。不行的话英语老师也可以。但是教导主任耸了耸肩说，大家都不愿意当数学老师，难道学生不学数学了?

我只好临时抱佛脚地抓起了几十年没碰过的数学课本，带着巨大的焦虑站在了讲台上…

“焦虑之梦”总是有一些循环往复的主题。比如刚到德国那几年，我总是梦到自己在去搭飞机的路上被堵在北京某一个环上，本来就很焦虑了，又忽然发现自己没带护照，而飞机在两小时之后就要起飞。

又有些时候我会梦到看见飞机失事，是看到，不是亲身经历。比如站在某个楼顶上，看到一个飞机从天上掉下去。最夸张的一回，我梦到一架航天飞机掉下来，砸在了半空中路过的民用飞机上，那景象如此壮观，以至于我不知道该不该把这种梦归类于“焦虑之梦”中。

前几年我常常梦到参加考试，也许是高考，也许不是，总之要考数学，然后我忽然想起来我已经有很多年没学数学了，这样临时抱佛脚不知道能不能过关。我的数学不算好，但也并不曾特别差过，不知道为什么每次总是梦见考数学，大概是刚上大学玩儿得太厉害，高数居然挂了一回，給我留下了深深的阴影。毕竟梦与现实之间还有一些联系，我从来没想过自己数学差考不好，焦虑来自这么多年没学了，你忽然来考我，我怎么知道复习时间够不够？！

这次居然不是上考场，而是自己当老师，可以算是“焦虑2.0”了。

昨天讲了爷爷奶奶的八卦，今天再贴一篇老人家（爷爷的妹妹）讲的，太爷爷和太奶奶（就是我爷爷的父母）的八卦：

在京时祖父和我们的外祖父雷家住牛街附近贮章胡同的前后院。当地折迁盖楼前我去看过，不是四哥写的原名醋庄胡同而是改为贮章胡同，与广安门大街紧邻而平行，离我原住处仅两公交站。妈妈、大姑、三哥、三表弟曾去过，找到了原住址，但没有进院里。我去时仅沿胡同走一趟，不知是那个院。现在盖成一片楼，连胡同也消失了。这里到天安门有公交车站11站，当时交通工具是骑马和坐轿，爺爺到故宫上朝夠辛苦的，椐说汉人官员一般不允许住城内，多住宣武门外。爺爺兄弟情谊很重，将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弟弟帶到北京同住，我们这位叔爺爺常在外惹事，打翻别人的货摊后家里再赔，因他无儿女爺爺曾打算让五叔或六叔过继给他，五、六叔都不願意，爺爺也没有强求。听爹爹讲我们爺爺脾气很好，祖母不得不严厉一些，爹爹叫祖母”太太”。

我们的爹爹妈妈都生于北京，在一个院子里长大，从小玩在一起，听他们常回忆儿时的儿歌，如”槐树槐,槐树底下搭戏台,人家的闺女都来了，我家的闺女还没有来,说着说着就来了……”等等。他们玩的很多和我们小时候相同，听他们说的有一种我们设有玩过，就是把鸡毛用手扶着贴在墻上，另一支手用食指在鸡毛上摩擦，口中唱着儿歌”鸡翎鸡翎你看家,我到东家採梅花……”一直到鸡毛因产生静电而贴在墙上。那时他们把鸡毛也叫鸡翎。虽然他们还是孩子，自父母为他们订亲后就不能在一起玩了，妈妈讲有一次正烧香与大姑结拜姐妹，发现爹爹在后面笑，吓得爬起来就跑。他们回忆小时候在北京的日子是非常愉快的，也打下了他们的感情基础。爹爹曾告诉我，他在日本留学时有一个有名的日本将军曾想将女儿许配给他，为了妈妈他婉言谢绝了。爹妈之间我们从沒有听見过他们争吵，都是互敬互爱，我听妈妈说过爹爹年轻时很漂亮。我因妈妈对儿女的爱不公平而发生予盾时，爹爹总是劝说我，并说你们的妈妈很聪明。的确我们的妈妈琴棋书画除了没有学过琴外都很好，在重庆时妈妈经常给六哥和国强讲古文观止上的文章，使他们古文提高很快，可惜六哥说我是女的，女子无才便是德，不让我听。我生孩子后才感到妈妈太不容易，结婚后年年生孩子，生了七男七女，最大的两个姐姐后来病死，最小的妹妹死于腹中，11个都存活下来，夠为难她的了，尤其是她离去的时候，她有这么多孩子除了国强都没有为她送终，病时没有照顾她，真太有愧于母亲了，在母亲节我写到蔡家的回顾，也怀念我的妈妈，如果真有天堂，望父母兄姐弟们在那里聚会，她的孩子们更能尽孝。

在家族群里看来的小文章到此为止了。最后，如果还要跟历史串一下作为结尾的话：我家的祖上是湖北麻城孝感乡人，是张献忠屠蜀之后，湖广填四川填进来的。老祖宗从湖北一路上摇着拨浪鼓卖针线，到达四川后，定居在顺庆府营山县。

过年的时候跟听听讲她家八卦，说到过继小孩的事。现在很少听到有谁家把孩子过继出去，当然了，独生子女，宝贝还来不及，哪个舍得往外送？但好像从前过继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我爸的弟弟也被过继给别人，而且不是本家的亲戚，是一个跟家里关系比较好的鳏夫，何姓的老红军。据我奶奶说，觉得老红军一个人晚景凄凉，而且他极喜欢我幺爸（爸爸的弟弟，排行第四是小儿子），奶奶干脆就把儿子送给了他。

我小时候对幺爸不姓蔡这件事理解无能。老红军在世的时候，幺爸仍然常回奶奶家。他一家人每周都要到爷爷奶奶家吃饭，跟其它姑姑们没有什么不同。我叫他幺爸而不是何叔叔，印象里我应该还见过那个老红军，不过他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了。

爷爷一辈的兄弟姐妹，我知道的有二十多个人，当初常常惊叹于太爷爷生育能力的强大，后来才知道这二十多个人是几房小孩连起来排的。比如大房的长子早逝，便只留下二子二女，而太爷爷生得多一些，后面还有两个弟弟，也都各有生育。说起来，其实爷爷有三四十个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不姓蔡，就算是别家的人了，并不在这个排序里），但因为那个时候卫生医疗条件有限，即使是大户人家，小孩子生出来也常常养不大，所以后来就只剩了二十来人。当时这一大家子人都住在吉祥街，加上祠堂，蔡家的房子占去了半条街。战乱中分家后居然不是各房归各房，可见谁是谁的儿女并不那么重要，若是从权送给别人，大概也是再平常不过。比如我爷爷排行老四，却是二房的次子，又跟着六房的叔祖长大。六房的叔祖母高寿，我小时候她仍在世，我经常被爷爷奶奶带着去看望她。虽然年纪小，我也察觉出奶奶跟六祖祖似乎不太对劲。后来问我妈，她撇撇嘴说你奶奶算是你六祖祖的媳妇儿，婆媳不睦有什么稀奇。分配儿女这一段，爷爷的妹妹也曾提起过：

伯娘的屋成了蔡家的议事厅，长辈们互相关心的協作都在那里商议，例如妈妈要帶着一部分儿女去重庆爹爹工作的地方，孩子太多不可能都帶去，留谁由谁照看都在伯娘屋里商量决定，兄弟姐妹妯娌间的互助真感人，六嬸年轻能幹责任心强，主动承担了我们这一房留下的孩子。留谁也是个问题，本来要留我，我从小叛逆心强，不好管，譬如有一次，妈妈把我乾妈送我的两块花布料给六姐和三姐做了新衣，而我的是旧衣服改的，我就没完没了的大哭，妈妈用长烟杆打我，我夺过来还朝着妈妈大声喊”现在都废除体罚了妳还打人”，当时妈妈拿我没办法。后来听六姐说，给我用旧衣改的料子更好。总之我小时候有理无理都要绞三分，六嬸没有接受我留下。留下了五哥、三姐、六姐、珑妹、齐弟。

也许当时各房分配都有各自的道理，但这些辈分排序之类的事情，到了我们这一代人这里，就是一团乱麻，无法理得清楚。

西门说我家没有狗血八卦，其实这样一个大家庭，哪能没有些辛辣的故事。但是要从家里老人们那里套出话来是非常艰难的，而我隐隐约约知道的一些故事，一来也不是多么明白，二来世事艰难，难免放大人性里黑暗的一面，我为长者讳，只好不提也罢。倒是爷爷奶奶的恋爱故事算得上一个有趣的八卦。

我奶奶是很泼辣的女性，家里上上下下无不怕她。她作为49年之前就入党的离休干部，在地方上也人脉宽广极其吃得开，跟性格温和的书呆子爷爷形成鲜明的对比。我小时候一直有个印象：奶奶是地下党，在川北乡下干革命（此处应有双枪老太婆作为背景形象闪现）。爷爷也是进步青年，在成都受国民党迫害逃到乡下，认识了奶奶，两人志同道合结成革命伴侣。后来我拿这个红光闪闪的故事去跟大姑求证，差点没把我姑笑死。她给我讲了故事的另外一个版本：爷爷是成都的公子哥，每天坐黄包车去跳舞赌钱，跳的当然是交谊舞，还要捧戏子（惊呆了，爷爷在我心中温文儒雅的光辉形象啊…）。后来赌债欠得太多，一时周转不过来，就回川北老家去躲债（我的三观在眼前爆碎为齑粉…）。老家人看到省城的公子过来，当然要待为上宾。远房亲戚里有大杨小姐和小杨小姐县城两枝花，老家人一合计，要把大杨小姐说合给爷爷。然后这个故事的不合理处在于，我奶奶是小杨小姐…姑姑的官方版本比较简单，说爷爷没看上大杨小姐，反而喜欢小杨小姐眼神活泛，性格爽朗，就把她娶过来带回了成都。

总之整个故事跟革命没有半点关系。虽然我也觉得奇怪，一面是老人家们在回忆捡菜根饿肚子，一面是我爷爷在跳舞赌钱坐黄包车，但过去的事情誰又说得清楚，也许都是某个片段吧。奶奶忆苦思甜的时候，会讲到她家重男轻女，虽然也是乡下殷实人家，但弟弟们都有牛奶喝，奶奶作为长姊只能喝米汤。所以我的舅公们个个牛高马大长到了一米八几，而奶奶身材矮小，只有不到一米五。而且她的脚形状奇怪，虽然她自己从来不承认，但我认为那就是传说中的解放脚。从这个角度来说，奶奶早年入党干革命，也有它符合逻辑的一面。

上一篇新年记写完，听听说到她家的故事帮她打通了一些历史。对我来说也是这样。

我家比较大，人口众多。年纪小的时候，一想到要走亲戚听掌故就头大如斗，老人家们聊天的时候我总是百无聊赖如坐针毡，从来也没有仔细听过，现在想起来，确实错过了很多故事。

因为对掌故的漠视，再加上少小离家，所以除了自己这一支，亲戚们谁是谁都不太搞得清楚。过年的时候在群里一番打听才弄清了一些先后关系，但这自然是“家春秋”，不是八卦轶事了。

家里的老人一般往上讲，也就到他们自己经历过的历史为止。我从小知道的最老的老辈子，是爷爷的爷爷。爷爷的爷爷（这怎么这么绕口…然而从小我们就这么说…）是进士出身的翰林，但比较开明，是维新派，听说也颇受皇帝的赏识。变法之后借口丁忧回了成都，但因为名声在外，又被当时四川的总督赵尔丰请出来做官。（三顾茅庐之类的故事深入人心，家里人讲到这一节，总喜欢强调赵尔丰求贤若渴，用八人大轿抬了我爷爷的爷爷去总督府）赵尔丰请他做掌管地方财政的官员，又负责造币厂。当时有物议说管钱的人造钱必然会有贪污，这样的顾虑未尝没有道理，但据我们所知，爷爷的爷爷为官清正，还做了很多革除流弊更新税制的事情。

后来就是保路运动，爷爷的爷爷一股脑子扎进了运动的洪流中。保路运动最后的结果跟翰林出身的立宪派心中的理想不太符合，这时候袁世凯以“入阁”为饵请他出来做事。爷爷的爷爷经历过戊戌变法，对袁世凯自然是深恶痛绝，于是辞官隐居。然而时势如此，他终日郁郁，不久就过世了。

前面说爷爷的爷爷在四川管理财政的时候为官清正，倒也不是家里人往祖宗脸上贴金，因为我们家道中落，就是从那个时候慢慢开始的。爷爷的爷爷过世早，大房长子还没有成年就不得不辍学工作，挑起了大家族的担子。关于这一节，家里人有一段酸溜溜的回忆：

古人云：长兄当父，长嫂当母，大舅这个蔡家的长兄也是当之无愧。

大舅中学念成都高师附中，和魏时珍、周太玄、郭开贞等同班，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后该校併入联中（石室中学）。大舅毕业后，因家道开始贫寒，放弃了继续深造的机会，为照顾下面的六个弟妹，到一所工业学校教工艺及制图等课程，最初月薪只有十七个大洋。而同班同学魏时珍到德国留学，在哥廷根大学获得数理博士学位，是第一个把相对论介绍到中国的学者，在德国还教朱玉阶学习德文。郭开贞到日本学医；周太玄到法国学生物；李劼人学文学；王光祈毕业后到大公报当编辑，在京时参与创建“少年中国学会”，并介绍毛润之加入，后到德国学习音乐。和这些同学相比，大舅却在成都为蔡家默默奉献，积劳成疾，英年早逝。

老人家不喜直呼人名，而是称字，我也是后来查了一下才发现郭开贞是郭沫若，朱玉阶是朱德，还有毛…毛…就是…毛腊肉这个大家都知道。

大房长子是爷爷的大伯，他虽然辍学，但下面的弟妹还是继续念书的。爷爷的爸爸是次子，后来是川大的工科教授——我们家人大都搞工科，可能因为爷爷的爷爷是维新派，觉得书生无法救国罢。

爷爷的大伯过世以后，就由爷爷的爸爸主持家务。那时候家境大不如前，又加上战乱，所以老人们的回忆中就有了这样的段落：

爹爹在重庆工作，要把钱寄到成都，供在那里的家人使用，妈妈再拿出部分寄给在崇庆县的我们。因为日本飞机常残酷的轰炸重庆和成都，造成邮路中断，我们有几次都因收不到生活费而陷入困境。因此六哥规定我们最多一顿吃三小碗饭，吞一口饭只能吃一根豆芽菜或一条豆付絲，说菜是为下饭的。为了吃饱大家都把饭盛得滿滿、压得实实的。因补助家用，杨嫂就在杂货舖领一些花生叫我们剥壳，剥出花生米送回店舖后得些手工费，並且规定剥时不许吃否则花生米的份量不夠要扣钱，这对我们这些营养不良的孩子是很大的诱惑和考验。六哥曾把白菜叶烫熟捲成卷切成段，再切些豆腐干，调了些麻辣醬汁让我们去街上摆摊卖，居然还有些小孩来吃。有一个中秋节我们七个人分一块不到10公分的月饼。更难忘的是有一天中午放学时，还没有走出校门，杨嫂就来告诉我们别回家吃饭了，家里沒钱做不了饭。强弟和齐弟听后号啕大哭，同学们都围着我们，不久我们班住学校隔壁高墙大宅的男生张浩然给我们送来了烙饼，以前我没有和他说过话，当时除了道谢，真不知道如何感谢他和他的家人。估计他家是北方人，当地人家里不备面粉，更不会这么快做出烙饼。从那以后有一段时间我每天放学后检柴、摘野菜、在收获过的白菜桩上摘嫩芽帶回家。

我初中被送去寄宿学校，爷爷告诉我食堂抢菜的秘诀：肉多莫啃骨，菜完早泡汤。我听了只觉得莫名其妙，爷爷一个斯文读书人怎能有如此饿痨的想法。而且这个秘诀后来在学校里也被证明是完全多余，挑食如我，大部分时候都是一碗饭菜直接倒掉，为此还被校长批评过。现在想起来，这些秘诀都是爷爷血淋淋的生活实践，战斗经验，值得被我慎重对待。

爷爷的爸爸生平种种，家里人讲得少，我也不甚了了。只知道他在1956年因为脑溢血去世——我听说的时候，觉得这个年份这种死法很蹊跷，于是多嘴问了一句：是被共产党气死的吧？姑姑听了连忙嘘我：不要乱说，是生病去世的。

文革时候的事情我所知更少。家里的人们顶着这样的出身，又大多在学校教书，那些年日子过得如何也是可想而知的。这些事情老人们绝对不会在微信群里说，而跟着爷爷奶奶走亲戚听掌故的岁月也一去不复返了。小时候听来的故事留下的印象，后来很多被证明是有偏差的：大人讲话的方式小孩子不懂，加上想象力丰富，自己脑补了很多，还以为是真的。前段时间表妹在家里翻出一张故纸，是家人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候上交出去的东西，看得我瞠目结舌。那是1958年，爷爷的爸爸去世两年之后。

身外之物的命运，跟人的际遇相比都不值一提；把人的命运放在历史中去看，又难免生出“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一类的感叹。但因为听听说到打通历史这一节，所以我也把这些故事串上一串。

过完年，又回到自由世界。（就算是一个假象也好。）

在飞机上还是有一点伤感。跟妈妈一起看旧照片的时候，她嘟着嘴抱怨说：“小时候你爸总是出差，你那时候总是说妈妈妈妈，以后我长大了哪里都不去，每天都陪着妈妈！多甜啊，结果现在跑那么远，让妈妈一个人在这里。”我讪讪地无言以对。我的意思是，跟什么什么“绑架”什么的没有太大关系，但希望亲爱的人常伴自己身边，也是人之常情吧。然而我们的世界终于变成了这个样子。

因为有了这样的情绪，所以回到柏林带给我的那种快乐也打了一个折扣。在飞机上我问自己，柏林是我的家吗？感觉也并不是的。虽然我在自己现在住的地方仍然是最舒服惬意的，但要说那就是家，好像也有些牵强。成都也不是我的家。而我出生和长大的地方更是连回都回不去了，所以我是一个没有家的人。

说到这里，新年被姑姑拉进了一个家族的群，看到家里的老人家在忆旧，文笔倒是很好。我选一段关于过年的贴出来，因为如果不记下来，以后也就湮没了。（湮没就湮没）

1942年由于美国飞机的保护，日机轰炸成都的次数减少，妈妈让我们和杨嫂一起回到成都的家。我们就和大家庭里的伯娘、五嬸、六嬸几房的亲人团聚了。

刚进前院，感觉比我四年多前离开时有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院子左边的轿厅沒有了，在那里新盖了两间砖房,给几个哥哥住，这也就堵死了后院厨房到前院的小巷道。我后来旅游参观一所大公馆时才知道，这样的小巷道是大户人家给佣人走的，避免他们工作时频繁穿过体面的厅堂和院子。变化最大的，也是使我最遗憾的是客厅的外墙。以前是灰色的砖墙，上面爬滿了绿色的攀缘植物爬壁虎，非常好看，窗户是双扇向前推的。现在綠色的爬壁虎没有了，墙壁下面是砖，上面是白灰抹的，窗户变成一扇往上往前推后支撑，造型也没有从前的好看。我一打听才知道因爬壁虎生长力旺盛，常常拱起房顶上的瓦，造成客厅漏雨，因此挖掉了它。砖墙的砖也拆来修补小巷外侧常被邻居竹林竹根拱坏的墙壁。

回吉祥街的家不久就临近春节。为了準备过年，妈妈请来胡裁缝给我们缝棉衣，杨嫂也忙着给我们做棉鞋，她还要趁着腊月腌腊肉、香肠和咸菜。臨近过年的几天又是大扫除，又磨汤圆粉，各房的佣人们聚在一起準备除夕家族团聚的年夜饭，大家忙得不可开交。除夕年夜饭的主厨是给六叔拉黄包车的老戴，他做的菜很好吃，我尤其喜欢吃他做的全家福，里边有尤鱼、冬笋、海参、酥肉等。后来我做酥肉怎么也做不出他做的味道。

吃过热闹美味的年夜饭后，我们封树，把大张的红纸裁成条，围树干一圈用漿糊固定，给前院和中院里的二十多棵树都贴上这样的封条，不知是什么风俗，但些微的红色，确实给院子增加了节日的气氛，这时白梅和粉梅都盛开，煞是好看。男孩们放鞭炮，更是热闹非凡。天黑下来，孩子们点燃各自购买的灯笼，为了展示美丽的花灯，男女孩提着灯笼自发的列队向邻街(槐树街)出发，去给伯娘的嫂子我们的罗姻伯母拜年，这成了我离开成都时每年除夕的活动。除夕夜，哥哥姐姐们喜欢在客厅里打麻将守夜，一直打到天亮。我却喜欢把新衣放在枕边，把新鞋抱在怀里早早的睡觉，争取第二天早起,想使过年那天玩的时间能长些。

大年初一起床后，六哥就帶着我们一帮孩子在前院有节奏的重复呼喊：”鬼!鬼!鬼!鬼!鬼!”，大家热闹的起哄，一直到吃汤圆为止。几乎那几年每到春节的早上都是这样。那时春节是忌讳说”鬼”字的，传说会不吉利。六哥和我们就像对迷信宣战一样，越忌讳越要大声喊，长辈们也不管我们，好在周围没有忌讳的人。

吃过汤圆全家族就聚在堂屋拜年。堂屋中神柜、缝被子用的像乒乓球台似的长方桌、大园桌和一些椅子，就占了很多地方，再也挤不下二十多口人在这里跪拜，有的就只好跪在堂屋外面的屋檐下。堂屋的神柜上点着香，但並沒有供神，供的是墙上竖掛着的大牌位，上面用正楷写着”天地君亲师位”几个大字·，记得好像是有一位长辈用一配套的铜棒敲磬(像铜钵)，大家就齐刷刷的跪下首先对着大牌位磕头。在神柜的左侧还有一稍低的柜子，它后面的墙上掛着大伯的遗相，接着我们对大伯磕头，这时伯娘就站起来。最后是小辈们依次给长辈们拜年磕头。

蔡家过年不给红包也没有压岁钱，只在节前给少量的钱买鞭炮和灯笼，一般平时也不给小孩零花钱。

拜过年后就是自由活动，除夕守夜的哥哥姐姐们睡觉，小孩们就放鞭炮、踢踺子、拉响簧、跳绳、逛大街和趕花会等。当天佣人们都不动刀、不扫地,一般就吃剩下的饭菜，年前磨的汤圆粉一直要吃到过元霄节，到那时做出的汤圆有的就变色了但味未变，大家照样吃。

过完年妈妈就要我去乾爹林表叔家拜年，乾爹是妈妈家的亲戚，我们蔡家的三姑曾许配给他，后来三姑去世，他才娶了别人。每次去他家拜年都要我住几天，两个哥哥比我大许多，有时帶我看电影，但玩不在一起，偶而乾爹带我出去。有一次乾爹和我去青羊宫赶花会，和他坐一辆黄包车，车夫又瘦又小，乾爹长得很胖再加上我的重量，中途车控制不住，向后翻在大街上，弄得很尴尬，连逛花会也无兴了。

乾爹家是崇庆县怀远场(镇)的大财主，号称林半场。在成都乾爹和乾爷爷各住两个相邻的大院，都赋闲在家靠遗产过着富裕的生活，事事有人侍候，没有为生活奔波，为事业进取的忙碌，虽然那里有美味的零食和一日丰富的三攴，但缺少谈天和欢笑，更沒有歌声，总感觉压抑和没有新生的气息，终于盼来回我热爱的家。

友博听听也进行了家族忆旧活动，请点击。（其实我主要是受她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