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

夏天飞快地过去了。

本该是宅在柏林的快乐时光，却被一趟又一趟的出游和出差切割得支离破碎。每次旅行之间的两三个星期就如白驹过隙，慰藉不了真·宅人懒惰的心。

不过，在格格巫赏脸配合下，这个夏天我们成功地度了两次小假，7月在希腊，9月去了科西嘉。

在希腊我们在伯罗奔尼撒南部一个叫做Monemvasia的半岛呆了一个星期。这个岛的形状像一片叶子，连接大陆的叶脉是一座小桥。小岛的天际线不是从海平面缓缓升起的弧线，而是陡然上升的悬崖，顶部是一片宽阔的台地，在拜占庭时期是Monemvasia公国的上城，与临海的下城由陡峭山石上的台阶相连，易守难攻，但现在早已成了一片废墟。

下城是游客云集的繁华小镇。我们的酒店离城门最远，石头房子沿山坡层层而下，房间虽小，却有能看海看星星的宽阔露台。月亮升起来之前银河非常清晰，漫天繁星；但月亮升起来之后繁星隐没，银光照得四下仿若白夜；月升那一刻离奇而美艳，我们看到海面上升起来红色的光晕，全然没想到那就是月亮，只觉是什么了不得的异象。直到红云越升越高，渐渐变成橙色再到金黄，才恍然大悟原来是月亮。

在Monemvasia我迷上了浮潜。这个岛上没有沙滩，人们直接从岩石上的梯子下到水中，水是踩不到底的深度，而且岩石上长满了海胆，让人无从下足。太阳很烈，游泳没有什么意思，但潜到水下可以看见各种颜色的鱼，阳光穿过清澈的海水照进岩石的缝隙，那里长满了不知是植物还是动物的海洋生物，都是陆地上生活的人们没有见过的奇特景色。

自从去年圣诞在红海潜水之后，我就迷上了海底的世界。可能是太陌生了吧，与空气的隔绝也让人感到恐怖。进入水中的那一刻我是很恐惧的，之后又感到强烈的向往——这可能跟我那些关于飞的执念有关。然而要逃脱重力的束缚是很难的。在水底嬉游可能是最接近飞翔的一种姿态了。这也许是对自由的渴望：摆脱这具沉重的肉身，获得某种轻盈、无拘无束的体验，就是老庄所说的“游无穷”吧。

有一个偶然认识的姑娘，满世界玩帆船，忽然又开始学自由潜水，在朋友圈里放了一张与鲸鱼共舞的照片，看得我非常羡慕。有一天能像她那样就好了，虽然我并没有那么曼妙的腰与腿，但我也想在一片深蓝间与庞然大物共舞啊。

Monemvasia的假期太过短暂，让人意犹未尽。后来格格巫去米兰附近的一个小城开会，我就把他拖去了科西嘉。

我们的行程不是不牵强的：从米兰去科西嘉，要先到热那亚坐船，到科西嘉岛东北端的城市巴斯蒂，再坐窄轨小火车穿过整个岛屿到西岸的小城阿雅克肖，最后还得在遍布大石的山路上颠簸半个多小时，才能到我订的酒店，而所谓的酒店不过是山崖上的几顶帐篷而已。说到底还是我任性：今年忽然厌倦了在城市踩点，厌倦了在每个名胜古迹或者著名建筑前感概万千，只想跑到没人的地方躲起来痛痛快快地睡觉、游泳、爬山、放空。

这间帐篷酒店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做的：科西嘉当地人自己的地盘，外人进不来，无人打扰。从帐篷里出来往山下走，五分钟就能到海边，这片海湾水清沙幼，更妙是一个人也没有。酒店在沙滩上留了小艇船桨，游泳游得腻了出海去兜一圈也未尝不可。

晚上酒店老板大叔亲自下厨做点当地的传统菜肴，酒过三巡后必然有野猪来访。第一天我们还有点害怕，第二天就放飞自我，把各种鱼骨剩菜跟野猪们讨交情。

科西嘉海滩的岩石上也长着无数海胆，我们跟老板大叔借了叉子，叉了大概百来个海胆做晚餐的头盘。夏末的海水还热着，海胆们没到繁殖季节都是腹中空空，即使如此我们仍然被大叔的海胆炒蛋鲜掉了眉毛：浓郁的海味带着一丝甜，被鸡蛋温柔地包裹住，因为加入了鲜奶酪口感十二万分的鲜嫩，似乎与海胆融为一体。哎，真的太好吃了。主菜是大叔专门潜水去给我们用标枪打的鱼，虽然也很不错，但跟头盘比起来就没有那么惊艳。

美中不足的是我出发之前伤了肩膀，不能剧烈运动，所以只在水面漂了几趟。辜负了这片奢华的海。

人生就是不要立flag！自从我说要日更，更新的频率又创历史新低，正好这两天跟朋友在网路上讨论米兔的事情，啰嗦了一大堆言语，干脆滥竽充数，贴过来骗一次更…

这件事的起源是我两周前去参加格格巫一个闺蜜的野餐卧谈会，席间谈到了美国的米兔运动以及高校中因为各种教条主义和其它复杂情况，反性骚扰机制种种不如人意处。然后一个朋友就讲了身边发生的热辣八卦。八卦的内容是纽约大学日耳曼文学系的学术明星Avital Ronell涉嫌性骚扰学生被指控。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这人在被学校调查并给出处分后，一群其它学术明星（包括我很尊敬的Judith Butler，我很喜欢的Gayatri Spivak和神烦的齐叔叔）都来帮她背书，背书的水平大概等同于鄢烈山为章文背书…让人大跌眼镜。

这个朋友是耶鲁日耳曼文学系的教授，她们系跟纽约大学的日耳曼文学系联系很多，所以涉事的人多少都算是同事，于是乎她又讲了一些AR的其它八卦。同为在美务工人员的格格巫也加入进来，两人一应一和，把八卦补充得立体又生动。那段时间国内米兔正进行得如火如荼，我在夜幕中一边喝着小酒，一边咂摸学术圈八卦，觉得这些我很敬仰的人怎么都如此不堪（Avital Ronell也是12万分有魅力的人，B站有她演讲的视频，大家可去围观），遂发了一条哀叹世界是坨屎的朋友圈。

这条孤寒的朋友圈自然应者寥寥，只有我的朋友，米兔运动的先锋和捍卫者老Q同志跟我讨论了几句。过了几天，纽约时报报道了这个事情，下文是翻译版：

当女性主义者被控性骚扰，“我也是”运动走向何方

与此同时，为AR背书的一众学术大牛中最著名的Judith Butler去北京参加一个叫做“世界哲学大会”的奇葩活动，大概开会之余也趁便进行了其它一些在中国的学术活动，包括一个在上海的讲座。老Q和我共同的朋友大头要去听讲座，于是老Q就怂恿大头顺便问Butler一问，为什么她要去给AR背书。

说到这里，不得不再贴一下大牛们为了给Avital Ronell背书，写给纽约大学高层的这封信。翻译是翻译得有点烂啦… 但也许贴中文要更界面友好一点：

背书 (然而在三年之后这个翻译已经消失了。我查了一下有个google doc的链接可以直接下载原文。但在这里我给出了一言难尽的著名哲学酱油博客leiter Reports的转载）

过了几天，大头在微信上把老Q和我拉进了一个群，告诉我们：

刚才组织者找我们和朱迪斯·巴特勒一起吃饭，我提了那个问题，不过是私人聚会，就没录音，我跟你们简述一下。她的大致意思是：那个教授是个拉拉，那个学生是个gay，他们之间是romance friendship，就她所知，没有性关系，是一种很酷儿的关系。她认为他们的关系和那种性骚扰是很不同的，但是女教授很有可能会丢掉工作，因为男学生提出她不应该留在学校。所以他们提出的只是，希望调查可以清楚一些，也希望教授能保住工作。同时她提出，因为学院里有对酷儿学者和女性主义学者的敌意，酷儿学者尤为容易被指控为骚扰，所以这样的事很容易被利用来针对他们，让他们离开课堂。最后，女性被压抑被禁言的历史很长，这是她很痛恨的，metoo很好的一点是让她们讲出来，女性和同性恋当然也可能是骚扰者，但是要辨别清楚不同的状况，把重点放在真正的压迫身上。

大头又说：

她们同来了一个希腊女学者，后来讲了一通这个ronell有多厉害，她的思维都是很不寻常的，所以也很招人恨，之类，不过她口音太重了，好多我都没明白。

我觉得巴特勒这个回答有点避重就轻，跟老Q和大头讨论了一下。但当时我在上班，估计大头和老Q也各自在忙，总之讨论得非常浮泛。过了两天，大头在朋友圈发了个帖子，内容摘抄如下：

…这一事件有独特的语境和脉络，从各种信息源的汇总来看，基本上可以判断为是一个利用“反性骚扰”话语的，针对女权主义学者的报复行为。

其实性骚扰本身就是有争议的话题，在性别运动内部争论已久，只是在推向大众的过程中被简化了。但问题并没有消失，而是潜伏了。

这次事件使得这些问题集中爆发，话语的局限、性规范与性实践的冲突、私人背书的污名化、权力分析的僵化使用、女权主义被利用的可能，等等。

但真正令人惊讶的是，这个事情一出来，站队很多，有效讨论很少，很多女权主义者并不关心事情的具体脉络，而是立刻表示愤慨，震惊，不知所措，沉默，或者撇清关系———甚至也看到某种主流女权主义对酷儿女权主义的毫无体认，急于清除“坏分子”的趋向。

如果说性骚扰的关键是权力结构，那就要分析性有没有成为权力压迫的工具，比如Avital Ronell有没有利用自己的权力欺负Nimrod Reitman;反过来，在女权主义运动中，也要看，性实践有没有成为打破既有的权力结构的途径，事实上Avital Ronell和Nimrod Reitman的关系是如此奇特，它和以往的性的权力关系一样吗？

这些分析，是被“反性骚扰”运动简化了的。权力结构其实已经成为僵化的条件和背景，对性的监管才被推向了风口浪尖。

…

在这个贴子下面，大头又补充了两段：

可以翻墙去看一下Lisa Duggan的脸书，她有贴AR的自辩，其中包含两人的邮件往来，ta们使用同一套交往的语言，分享同样的“情话系统”，并不难看出两人此前的关系，这本身就是对异性情感关系模式的发展和实践。如果“反性骚扰”最后只是“反性”，那女性的生活空间只会更狭窄。追求社会公正不是建立新的僵化规则。

有朋友说：在美国应该有一个已存在的典型是queer students attacking queer teachers，因为预期的照顾或关注没有得到等等。当然我也觉得是酷儿老师更好攻击。有时候反过来，老师被学生骚扰，更难启齿，那种纠结和孤立，是权力以外的重大因素，是酷儿老师独有的困境。现有的权力操作和想像，更是对酷儿老师不利。这些状况很值得我们借鉴讨论，或许已经在我们之间发生了。

看了这些发言，我赶紧跑到网上去把Avital Ronell的自辩翻出来看了一遍：

艾维托·罗内尔教授否认所有性骚扰指控的声明

然后我八卦小宇宙爆发，又把齐叔叔的辩解博客也翻出来看了一遍（短短几天内就全部翻译出来了中文学界真是与时俱进！）：

齐泽克：我为什么要签署支持Avital Ronell的信？

我被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搅得心慌意乱，感到一肚皮槽不能不吐，就回了了大头一篇长的：

看了你的贴子我专门又跑去把齐叔叔的blog和Lisa Duggan的脸书翻出来看了一遍，感想是就这个大八卦而言，我们的意见是一样的，既本该被讨论的话题没被讨论。然而什么才是本该讨论的话题，以及如何去讨论，我们应该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

那天知道你要就这件事去质疑Butler，我非常高兴，作为酷儿的一员，我看了不少Butler的书，虽然没怎么看懂，但对她是很尊敬的。我希望她能对自己的行为有更好的剖白。然而让我失望的是，整个事件中人们质疑Butler的点在于她写的信，而你没有读这封信就去了，所以问题既没有问到点子上，也被她轻描淡写地撇到其它上面。这封信并不长，主要的内容就是Ronell非常优秀，应该不会犯下骚扰的罪行，请学校审慎对待——后来齐叔叔也承认了这封信的奇突：学术上的优秀跟品德有什么必然联系？说到底Harvey Weinstein也拍出了不少不错的电影呢。而且学校没有审慎对待吗？在他们写这封信的时候，这个控告流程已经走了差不多一年，排除学术机构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等情况，NYU对这种蜚声国际的学术大牛犯下的事应该也是非常谨慎地在处理的。当然了，是不是比同等情况下的男人处理得重，这倒是个有意思的话题，但是相关的讨论就很少了。

然后是Ronell这件事本身，就像你和小燕所说，既然性骚扰的关键是权力结构，那就要分析性有没有成为权力压迫的工具。在这件事中，不仅是Ronell，还有Butler等学术大牛，都对性与权力的关系投射到自身时展示出了让人震惊的迟钝。考虑到她们都是酷儿理论和女权主义抗旗子的先锋，应该对性与权力的关系更加敏感，有更深的理解和思辨，她们的作为反应不得不说让人非常失望了。Ronell再怎么有着惊世骇俗不为常人理解的个人作风，既然进入了学术系统，就是系统本身的一部分。作为一个德里达专家，Ronell不可能不明白机构本身的权力意味。既然接受了拥有权力这件事，就应该规范自己的行为，不能当了弼马温，还管自己叫齐天大圣啊。

齐叔叔提出一个有意思的问题 （不过我想先说说他那个blog，他说Ronell跟自己研究方向和政治取向都不同，所以他不会偏袒Ronell，所以言外之意是研究方向和政治取向相同就要偏袒吗？从这个角度来说齐叔叔是真·猪队友了），就是政治正确被曲解和利用，以及人们在放飞自我的时候容易伤害那些过度敏感的人，为了保护这些人脆弱的神经，不得不限制个性张扬的人放飞自我，which is，比较遗憾的。这些都是比较有意思的话题，不过说实在的，也是一些real高级real豪华的话题。

另外我还想说整个Titel IX中受害人保护这一块的条例，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因为发生了什么事都必须保密，所以这件事所有的人都在语焉不详原地打太极拳，有可能Butler写了这么低水平的一封信，也是被这个条例缚住了手脚（no）。我们永远不可能脱离事实只在理论高度去剖析社会现象，在metoo运动中，受害人隐私保护的双刃剑怎么更好地用，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不过我觉得在中国的语境下也是一个real高级real豪华的话题了。

过了一天大头回我：

那天去问（我不会用质疑这个词，到今天比较了解情况的时候，也不会用）Butler的时候，我的确不是特别了解，没问到你所谓的“点子”上，当时我也很疑惑她的回答，似乎和我想的重点完全不同，但经过这几天看相关的信息，我已经完全、充分地理解了她，也完全、充分地信任她，钦佩她。第一，关于她们的信，我不觉得低级，像lisa duggan所说，当时AR面临着远超出应有的处罚，butler的联署信阻止了这样的处罚，从这样大的背景思考，这个信低级吗？我后来读了这封信，困难在于，她们的确和之前的男性同盟分享了同样的语言，使得这些字句染上了过去的色彩，但是对于名誉的私人背书，真的都这么不堪吗？对于性别有着深刻思考和体悟的女权主义者联署，和男性同盟的联署，在我心里是不一样的。第二，关于反性骚扰机制，齐泽克提到了这种制度、程序对AR这样的人是特别不友好的，实际上关于反性骚扰的这套机制一直是很有争议的，很多高校的朋友抱怨这套机制没用，死板，实践中造成了很多困难（我自己就从来没有支持过建立反性骚扰的制度），这涉及到关于性的一个长久讨论，性权派一直批评传统女权只重视性的压迫，以禁止性来解决问题，最后是限缩了人的自由，尤其会是被视为弱者的女性的自由。作为酷儿的一员，是尤其知道这种思路的伤害所在的，不合格的性，一向是管制的对象，所以解决的方式是既要反对性压迫，也要鼓励新的性自主和性协商。在听到AR和学生关系的第一时刻，我立刻感觉到了其中的创造力，这和那些传统的异性关系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接下来我关心的就是AR有没有利用权力伤害学生，如调查所示，没有。到此我不知道为什么还要持续谴责她，也更加觉得Butler冒天下之大不韪，不惜破坏人们最易理解的政治正确出来说话，是非常勇敢的行为。我大致的想法如此，谢谢。

得到这个回答我感觉其实我和大头都只愿意按照自己的逻辑来理解事物，已经没有彼此说服的可能性。但因为我喜欢大头，而且周末闲来无事格格巫又在没完没了地工作我正愁没地方磨牙，所以又回了一篇：

你说的两点我都挺不理解的。第一点：“她们的确和之前的男性同盟分享了同样的语言，使得这些字句染上了过去的色彩，但是对于名誉的私人背书，真的都这么不堪吗？”对名誉的私人背书有没有不堪我先不评论了。但你指的名誉是和私德挂钩还是和学术成就挂钩？说到底私德和学术成就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扯到一起来说？而且为什么要和之前的男性同盟分享同样的语言？这个语言很高明吗？为什么不能用一种不同的语言——一种让人或许能少产生点误会的语言（如果这真的是误会的话）？这本来就是我想问Butler的话，如果你有了答案，我也很想听你说。另外我也很想知道，如果把这个公案里的性别反转一下，你还会不会这么为他们辩护。第二点：“在听到AR和学生关系的第一时刻，我立刻感觉到了其中的创造力，这和那些传统的异性关系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愿闻其详…特别是，其中关于创造力的部分。“a penchant for florid and campy communications arising from the common academic backgrounds and sensibilities”，这个爱好我也有。我身边很多朋友，特别是那些把自己定义为酷儿的文科生都或多或少地跟我分享着这个爱好，更何况放荡的柏林一直就在怂恿人们模糊任何的边界。然而一旦换到职业的环境中，我永远不会跟我的甲方，学校的师长，尤其是我的学生分享这种语言。很简单，因为在权力场中地位和立场不同的双方若是共享这种模糊边界的语言，会造成各种无意或有意的误会和伤害。AR这段公案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而且，每个小圈子的文字游戏虽然有自己的规则，但还是有很多话，就是它听上去的那个意思，比如：“we’re on the sofa, your head on my lap, stroking you [sic] forehead, playing softly with yr hair, soothing you, headache gone. Yes?”我专门去问了我不羁的朋友中最放纵的一个，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飘过来一个淫荡的眼神反问我，宝贝儿你觉得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们是不是淫者见淫，想听听大头你的意见。

大头对我们无法说服对方这件事与我看法相同，立即干净利落地结束了这次争论：

我觉得我们没必要再争论下去了。很多分歧的背后，是经年累月的经验、背景、思考，即使把这些都掀出来，也不一定能达到共识。我就说两点我觉得我们本质的分歧：

第一是我不觉得公和私有那么严格的界限，如果像AR所说，她在调查过程中没有机会为自己辩解，对抗，而且几乎因为这个丢了工作，这个原因是公，还是私？调查人员的偏见有没有起作用，调查程序背后的理念又是公还是私，谁来界定是公还是私？既然你觉得这个“性骚扰”是私德，那为什么要在工作上处罚她？如果要在工作上处罚她，为什么Judith Butler她们不能在工作上称赞她的成就？（当然只提这些的原因之一你也讲到了，因为保密条款，她们不能提事件本身）研究性别，就是在研究私中的公，公中的私，我提到她们的信和男性同盟的信不一样，就是她们已经非常了解性别、性中的政治，她们真的是在用自己的知识、名誉背书，而且在大环境中，AR已然落入了弱势的位置。

第二，与第一相关，我不迷信程序、制度。在性的问题上，我自己也是一个严守界限的人，工作生活都是如此，其实我很不喜欢xx（大头和我共同的朋友，之前的讨论中被用来举例酷儿人群的夸张言行）的很多玩笑，但我不认为所有人都得像我一样，性本身就可以成为友好、协商的领域，工作范围内又有什么不可，人又不是机器，人本来就是混乱、情绪的动物。只要不是强迫，只要不是利用权力压迫别人（用权力压迫别人可不是只有性这一种方式），人们会有自己的方式去解决问题。不必要的规则不但是无效的，而且是压迫的。

关于误解，话语总是会引起误解的，有时候责任不在说话的人身上。Butler在犹太学者支持巴勒斯坦运动中写了很多东西，她写到了，她明白这会引起误解，让人们以为她是反犹主义者，但是不能因为会引起误解就不说话。所以她的位置一直是非常激进的，也是非常勇敢的，当然，也是不太好理解的，需要读者更开放一些。

就到这里吧，不再回应了。我一早就觉得我们无法互相说服，但还是可以保持善意的分歧吧。呵呵。

看到“呵呵”两个字，我赶紧投降，臊眉搭眼地申请求同存异，有空继续一起喝酒…

又过了两天，看到巴特勒出来认错：

朱迪斯·巴特勒解释她为什么为罗内尔背书

因为友博听听提到欲壑难填的事，我也想来跟风两句，虽然并不是很确定到底想讲什么…主要是因为，我并不是一个欲望很多的人，除了固定去超市添购生活必需品，几乎不怎么购物。这也许跟我在德国生活有点关系，因为每次回国在花花世界里杀进杀出一番，就立即觉得自己必须进行消费：华服啦，美食啦，奇技淫巧啦。一旦离开强国这种欲望便快速消逝，即便借助惯性勉强消费了，大多数时候也像是在完成任务，或者走过场。

其实我想讲的是消费焦虑。

我对物质过剩有很重的羞耻感。不是道德层面的羞耻感，跟马尔库塞啊鲍德里亚什么的也没有关系，只是单纯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的羞耻感。前两天我清理衣柜，搜检了一大编织袋的衣服去扔掉，大概有20公斤。统计了一下，品类有运动服、上衣、裙子、裤子和鞋；衣物平均年龄在五年左右，比五年老的大多数是在商店里买的，比五年新的几乎都是淘宝而来。我要扔掉它们是因为家里两个大衣柜都被塞满了。这么听起来似乎衣服的量很大，其实未必。我大部分衣物是挂起来的，很占空间，可以在数量较少的情况下迅速填满衣柜。我无法忍受叠放——光是想到叠放和与之对应的挤压感我就为衣服们感到委屈。但挂在架子上的衣服多了之后，也差不多是一个垂直叠放的效果，柜子里挤得密密匝匝，根本看不出内容。于是我整个季节翻来覆去地穿挂在最外面的几件衣服，然后天天绝望地想，怎么又没衣服穿了？怎么总是打扮得像一袋土豆…絮叨了这么大一段，大家应该明白我的强迫症不治将恐深。而面对20公斤的旧衣，我感到非常无力…该把它们扔哪里去？垃圾箱肯定不行，大部分衣服的质量都还很好。或者塞进街角的旧衣回收箱？然后呢？这些衣服会不会出现在二手服装市场论斤出卖？还是会被送给无家可归者？或者难民？城里面有专门捐衣服给难民的点，也可以把编织袋拖到那里去，可是我怎么扛得动20公斤？说到底我那些矫揉造作的高跟鞋和半透明T恤对无家可归的人们会有什么建设性帮助？

书也是一样。即使经历了一次跨国搬迁和与之对应的“断舍离”（讨厌这个比我的高跟鞋还要矫揉造作的词），我又慢慢攒起了一墙的书。可是我现在很少看书了！这些书的存在持续地提醒我精神生活的日益贫瘠，让我在经过这堵墙的时候抬不起头来，总有一天我要把它们都扔了。

食物也是一样。干货和调料经年累月地放在厨房的架子上。对于一个常常在外奔波的人来说，跟这些囤积品打交道的唯二机会就是买入的一刻和发现过期把它们扔进垃圾箱的瞬间。但如果某种调料或食材在过期后没有迅速补货，很快就会有一道符合墨菲定律的菜肴非做不可，到了做的时候才发现这种必须的成分刚被我扔掉了。

人是物质的奴隶。我们占有物质的同时就注定了被奴役的命运，区别只在于强迫症的程度和与之相关的，对被奴役这个事实的认知深浅。从美学角度来说我是很向往家徒四壁的，道德层面也希望有朝一日能挣脱物质的束缚。不幸的是，一个在物质海洋中泡大的城市狗与极简生活的关系，大概跟叶公与龙的关系差不多。曾经有一些才华横溢的建筑师在与最浮华的物质发生深刻关系的同时拥有修道院fetisch。我以前只是觉得迷人，现在才感同身受，心有戚戚焉。

出差归来。

这次项目的甲方，是潮汕人。这意味着我虽然出差奔波辛苦，但有美味作为犒劳。潮汕菜真是太好吃了，生腌各种海产我应该能吃十七八九盘吧，炒麻叶炒薄壳什么的也是喜欢得要命，更别提各种卤味和小吃。吃吃喝喝之余跟甲方套套近乎，侧面了解一下潮汕人这个神奇的群体。

比如爱跟同乡人打交道：甲方的朋友也是潮汕人，甲方的合作伙伴也是潮汕人，潮汕人都跟潮汕人结婚了，生了一堆潮汕人。

又比如重男轻女：一起吃饭的一大桌子潮汕人里，几乎个个家里都有三四五六个兄弟姐妹。如果头胎生了女儿，那一定是要生二胎的，如果二胎再生女儿，那怎么也得生上两个儿子才能找补回来。计划生育在潮汕估计就是一个笑话。又或者用我甲方夫人的话来说：只有特别弱小或者不会做人的家庭才会被抓去计划生育。甲方的合作伙伴，一个穿白裤白皮鞋的小个子某总告诉我，他家生到第三个的时候，来了十几个计生办的人要抓他老婆，他立即抄起菜刀冲出门去，计生办的人吓得转身就跑了…

甲方有两个姐姐，他老喜欢跟我说他大姐的事：出国留学，在美国考了注册会计师，虽然已经结婚但不想生孩子，挣的钱每年满世界旅行。甲方大概觉得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聊聊他大姐比较能让我感到亲切。与此同时，甲方自己与一大家子人住在一起，老婆儿女爹妈，他说：我是比较传统的人，喜欢大家庭，也享受跟家人相处。我连忙拍马屁大赞甲方是个五好男人。

在芝加哥的时候，有一次跟格格巫聊到他的同事，教古典哲学的a。a有一个姐姐，一直跟父母住在一起。a很早就离家念书，毕业后工作成家，跟家里甚少来往，照顾父母的责任顺理成章地落到姐姐头上，姐姐蹉跎半生，最近情绪不佳，总在家里怨天怨地。其实格格巫自己何尝不是如此，他姐姐早已结婚生子，住得离父母很近，父母有什么事情自然都和姐姐商量。好在他姐姐嫁了金领老公，生活优渥，没有a的姐姐那么多烦恼。格格巫自己老早就跑得天远地远，还没念大学呢，就去印度给特蕾莎修女打工了（真的）。

当时我跟他说，你看你们这个就是gender issue，男孩子可以追求自由浪迹天涯，女生就要留下来履行家庭责任。格格巫很不服气，说他当初是要跟父权结构森严的中产家庭划清界限——这样的鬼话，大约只有他自己才会相信。

在跟甲方聊天的时候，我忽然想起了这一茬，就跟他说，你看，还是咱们潮汕男人靠谱。在腐朽的欧美国家，男人们现在一点责任感都没，家里要是有姐姐妹妹还好，如果没有，那老爸老妈只能孤独终老。甲方的老婆插嘴评论：养儿防老，女儿嫁出去就是别家的人了，老人自然应该儿子照顾。我恍然大悟，是要有多蠢才能没想到这一茬，我还以为甲方在礼崩乐坏的现代社会依然发自内心地尊老爱幼，守卫传统价值观，没想到他是被逼的。（当然人家也可能就是发自内心）甲方老婆继续补充道：那些被计生办欺负的，除了做人太差，往往就是家里男丁稀少，一个家还是需要男人的。

我的甲方是一个工作异常努力的男人，日出而作，日落不息。家里上下三代生活的重担给他一个人挑着，不仅要让他们吃饱穿暖，还要有房有车，有包包买有国际学校念。我感叹道：父权社会害死人啊，不仅女人很惨，你看你一个成功男士也是辛苦得滴滴叫。甲方白了我一眼，露出“我愿意我享受我幸福”的表情。

对比起来，泡过不计其数的妞，至今逍遥自在的格格巫，才是男女平权运动的最大受益者嘛！俗话说得好：让父权主义者在性别平权运动面前发抖吧。男人们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这个星期情绪低落。

离开三个月终于回到柏林，除了毫不停歇的工作，还有大量堆积的日常事务需要处理。花了差不多两个星期终于把大小琐事搞定，甲方又希望我们回国出差一趟。按理说这次轮到飞先生跑，但伊又双叒叕要去度假，没办法只好又双叒叕是我顶上——并且是去大街上也能电死人的广州。说实话我倒不怕被电死，怕只怕机场积水，飞机晚点，睡不上觉，全身浮肿。

上周听听在她的blog里讲到了紧急联系人。我还没来得及仔细想这个问题，忽然看到表妹在微博上发一些情绪非常可怕的帖子，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先跟表姐去打探消息，结果听说是表妹的先生，一个我还从来没见过的人，骤然去世了。

表妹和她先生是两地分居，某一个晚上电话联系不上，第二天报警，发现先生心脏病发作猝死家中。

我家四个姑表姐妹，我和姐姐性格外向，从小关系很好。两个妹妹文静内向，一直玩儿不到一起。表妹遭遇这样的不幸，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想来想去，发了两条微信。过了两天她才回复，只是简短地讲了一下情况。又过了一天，半夜里打电话过来，痛哭失声，反复讲她俩当初如何相爱，现在孤零零一个人如果痛心，还有老人小孩需要照顾，工作压力又很大，不知所措。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很笨拙地试图安慰。表妹是很敏感的人，大概对我无力的人云亦云也起了反感，忽然收住哭声，很快挂了电话，以后也就没什么联系了。

过了两天，一个朋友跟男友分手，也是半夜打来电话哭诉，大家相隔万里，没有办法抱紧他安慰，只好在电话里默默无言。

然后陆陆续续地，又在新闻里听到Kate Spade和Anthony Bourdain自杀的消息。都是这个星期发生的事。

回到紧急联系人这档事上来，表妹的先生出事之后某一天我和siran约饭，我跟她讨论了这个问题，发现我们都没什么靠谱的紧急联系人名单——说起来，国内的人时刻挂在手机上也有这么个好处，起码大家能把求救的信息传递出去，有没有人来当然只能靠人品。而在德国公众对即时通信仍然保持着相当程度的反感，使最靠谱的人也往往不容易被立即联系上，关键时刻估计还是只能求助于妖妖灵。

因为毕竟出门太晚，又住在城乡结合部，到了餐厅发现人家关门大吉了。

但伟大的高丽超市里有方便冷面，买了平壤口味和延吉口味的，回家欢度盛夏。

然后打车去城中时髦餐厅“山羊和少女”，发现人家也要关门，只好在旁边吃了一顿寿司。因为天气不错，要了一小瓶清酒自斟自饮，最后喝得烂醉，据说是被格格巫扛回去的…

自从blog重新被打捞回来之后我就立志向听听学习要日更。染鹅生命是残酷的，我每天都工作到11点然后直接瘫倒在床上。

今天我8点半把事情差不多做完了，但是，今天要出门吃冷面！

这个blog，就是一个坚强的存在！

消失了这么久，是因为胡子哥的服务器搬迁，据说傍上了鹅厂这样重量级的大款。搬家搬了一阵，又重新搞了一阵子备案工作，按照胡子哥的说法，以后高枕无忧了！我再也不会无缘无故消失好一阵了！

Let’s see…

在此期间我听说，因为人们对网络种种乱象的担心和反感，被大众抛弃已久的blog近日又有复苏的征象。而经过我长期耐心的观察，友博听听不仅比我更好地坚持了更新，而且最近变得愈发勤奋，隔三岔五就自己拿手的题材（业余爱好、搞姬、中年一地鸡毛)进行创作。我也要发扬话痨的光荣传统，更加勤力地练习中文写作！

从网上消失的这段时间，我回国呆了一个月。在魔都市中心租了个小房子住下来，天天按时上班。因为四月的上海不冷不热，几乎每天出太阳，所以竟然呆得很惬意！而且不住酒店，办公室窗明几净，在“异国他乡”创造出一种虚拟的居家感，对我这样的宅向人士有着极其正面的心理暗示，仿佛找到了漂泊的某种节奏。

从上海回到芝加哥，天气也暖和起来了。气温一夜之间骤升20度，植物们很辛苦地积极适应，在一个星期之内，从满树枯枝变得亭亭如盖，非常不容易。于是我想起来在千禧公园有一个Piet Oudolf做的小花园，就强迫工作狂格格巫放下手中的论文，去探访了一下。

花园外面有密密匝匝灌木围起来的墙，我很喜欢这一圈灌木墙，把周围逛公园的喧闹人群都隔在外面，弄出一种秘密花园的气氛。而更远的地方还有芝加哥的高楼圈出来的另外一重高墙，显得这方寸之间的自然备受呵护。

花园有缓慢起伏的地形，还有Piet Oudolf标志性的装作野趣盎然的繁花似锦。冬春之交开放的花有水仙和郁金香，还有一些我叫不上来名字的球茎类植物的花。不知道是冬天太过严寒还是园艺师们对此处的植物不太熟悉，花园中还是有少许斑驳的土地露出来，不太符合Piet Oudolf一贯追求的“春有百花冬有雪”的四时繁茂意境，又或者萧瑟气氛也是故意为之？不管是不是吧，这点点秃地也是瑕不掩瑜，游园还是很惬意的。

也许因为植物的安插方式有点像欧洲那些修道院中的药圃，我总觉得Piet Oudolf的园林中弥漫着一种宗教氛围，不管如何突出野趣，还是整饬而秩序井然。同样是追求自然，跟苏州人造园方法南辕北辙，成果的意趣也完全两样。对比起来，让人觉得很有意思。

（但芝加哥其实还是太冷了，所以我的手机把自己关掉了，一张照片都没有拍）

就是我。

我又来芝加哥了。在柏林，家庭男飞先生控制着公司的时间表，我每天规律上下班，周末休息见朋友，生活过得有滋有味。然而一到芝加哥，受工作狂格格巫同志影响，早上起来先叮叮咚咚接一堆国内的电话，再跟地球另一边等着下班回家过小日子的飞先生电话会议汇报工作，白天一个人在家里吃个水果工作一天，到晚上继续跟一觉醒来的国内大家继续叮叮咚咚打电话。每个夜里爬上床的时候，都像被人暴打了一顿。哦，最后还要被格格巫逼迫陪他看一个片儿才能睡觉，生活劳累而艰辛。

今天早上刚起床，某位失去耐心的甲方催促的电话就进来了。我茶还没泡好，面包刚摆在盘子上，没办法只好灰头土脸地接电话。格格巫坐在我对面默默吃完自己的早饭，摸摸我乱糟糟的头，评论道：“可怜得滴滴淌”（这是他的口头禅，不知道什么意思）穿上外套出门了。

过了二十多分钟，我刚放下电话，他捧着6束花从外头回来了。于是我们一起愉快地歌颂了三八妇女节。然后工作电话又进来了，本来我们计划一起去邮局把我在网上定的电脑屏幕、蓝牙键盘和鼠标取回来，但格格巫无奈地注视了我十五秒，摇摇头一个人出门去帮我取了。

说到这里，我要赞美电脑屏幕、蓝牙键盘和鼠标！现在我已经利用这堆破烂成功地把格格巫的写字台据为己有，再也不用杵在一个小手提电脑上画图了！我感到自己settle down了！然而格格巫对他罗曼蒂克的写字台（Wim Rietveld和Friso Kramer在Jean Prouvé著名的compass desk影响下设计的绘图桌“Reply”）上面摆满了亚马逊上售卖的廉价电器感到非常郁闷，可能不久就要把我赶到衣帽间里去工作…

总之接下来我把这堆廉价电器调整好，再把6束花都插到花瓶里（为什么要买这么多？！有毛病吗？！），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今天晚上要开一个德国和中国同时连线的电话会议，所以大概得半夜两点起床，我想了想，要不然就不睡了吧…

小凡这两年新发展出来的一项爱好是家族史研究，今天晚上吃饭，他跟我汇报了最近的研究成果。

小凡并没有出身于什么世家大族，好像就是奥地利山里面的普通人家。但以前的人很能生孩子，小凡的家族开枝散叶，乱七八糟的亲戚遍布全世界（有一个爷爷的表兄在澳大利亚帕斯开公共汽车）。小凡同学拿出了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历史学家的精神，满世界找寻这些莫名其妙的亲戚，索要他们的故事、通信、照片、影像资料，然后汇报给我们听。他好像并没有什么学术野心，也没有特别为自己的出身感到自豪，纯粹就是好奇心爆棚兼nerd小宇宙爆发。他的家族故事都即奇突又自然，就像我们脚下这片奇突又自然的热土。德语并不像中文有“姑表兄弟、妻舅姥爷”之类表达亲戚关系的精妙词汇，所以一个晚上下来，我脑子里塞满了一堆叔叔阿姨表兄表妹的荒诞故事。

比如小凡有一个亲戚是瑞士第一个因为艾滋病死去的人。

还有一个亲戚，参加了奥地利一个大型邪教自杀团体。

还有个姑奶奶一类的亲戚，经常跟死去的丈夫对话，并以此为创作主题出了两本书：《我男人还活着：那边儿来信》，《弗朗茨从那边儿发来的消息》（可以在亚马逊上购买）。

去年夏天回家的时候，小凡一个姨妈忽然想起来，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某一天，家中曾经来过一个拿摄像机的陌生人。他们问遍了所有的亲戚，了解到这个陌生人是爸爸家族里的远房亲戚，现在住在伦敦，已经九十多岁了。他们继而打听到这个人的联系方式，给他打了电话。果然这个人在五十年代到奥地利来做过客，还在他们家拍了很多录像。小凡飞到伦敦去，在老头家拿到一堆胶片，在柏林十字山一个vintage冲印店找到一台能冲印那种胶片的机器，最后得到了三个多小时的彩色录像。

他向我展示了其中的一小段：有他爷爷的爸爸，留着希特勒式小胡子的老头，前纳粹，在六十年代死掉了；爷爷的妈妈，长着一张南欧人严肃的脸，身材走样，腿上有严重的静脉曲张；小凡的奶奶，还是一个风姿绰约的中年女人；小凡的姑姑，现在已经六十多岁住进养老院了，但在录像里还是十来岁的小姑娘，长着小鹿一样又长又直的腿，穿着一条苹果绿的连衣裙蹦蹦跳跳；爷爷的几个兄弟都是红脸蛋的年轻人，坐在一起有说有笑，现在都已经去世了。在这段短短的录像上，人们围坐在院子里的桌前吃东西，孩子们在院子里嬉戏，还有一条黑白相间的狗。小凡说，那时候家里没有水，喝水要到山下去挑。山下看起来很远，院子后面的松树树冠间隐约能看到山下的湖泊——这个拿摄像机的远房亲戚颇有一点诗情画意，他拍了很多风景镜头。

我还看到一封1944年的情书，是一个小凡并不认识的人写给小凡奶奶的。字迹很规整，提到了曾经的负心和重修旧好的想法，并郑重向小凡的奶奶求婚。

文章开头那张照片是小凡家所在的村庄，村庄的背后是连绵不绝的阿尔卑斯山，右手边的山背后是意大利，左手边的山背后是斯洛文尼亚。这张照片不是小凡自己拍的。他去做家族历史调查的时候，在当地游客中心的宣传资料上看到这幅照片，就随手翻拍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