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

北京的甲方是个很好学的人，因为也不差钱，就大量地买书。前段时间我发现他买了弗兰姆普敦那本《现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国内已经出到第四版了！），就顺走在火车上打发远距离通勤的无聊时间。读到了密斯他老人家早被我遗忘的一段话：

于是我明白了建筑的任务不是创造形式。那么建筑的任务是什么呢？我跑去问贝伦斯。但他没法回答我，贝伦斯根本就不思考这个问题。其它人说：我们修出来的东西就是建筑。但我对这个回答不满意….既然知道建筑学实质上是个真理问题，于是我们试图搞清楚真理究竟是什么。阿奎那对真理的诠释让我们备受鼓舞。他说：Adequatio intellectus et rei. 当代哲学家会将之翻译为：真理就是事实的意义。

贝尔拉赫是个非常严肃的人，他不接受冒牌货。他曾说如果一个建构是不清晰的，那就根本不该去建造它。贝尔拉赫言出必践。他所设计的阿姆斯特丹证交所将这一原则贯彻得如此彻底，以至于这栋完全不属于中世纪的建筑拥有了一种中世纪气质。对我来说，清晰建构在此是一个基准，一个我们必须接受的出发点。知易行难。要坚持从建构出发，并在此基础上创造一个结构（系统）是非常困难的。我必须澄清一点就是在英语里你们管什么都叫结构。在欧洲我们不会这么干。我们管窝棚就叫窝棚，不会说那是一个“结构”。“结构”（系统）在欧洲人是个哲学概念。一个结构（系统）须得从头到脚直至每个细枝末节都贯彻同一个理念，这对我们来说才是结构（系统）。

现在手边没有中文版，上面这段话是我从英文版翻译过来的。傲娇Boy密斯在芝加哥呆得不开森，疯狂dis美国人，娱乐效果绝佳。但小时候看书都是照单全收，觉得密斯讲建筑的任务讲真理讲结构金句横飞，崇拜得五体投地，这次看却觉得有点乱七八糟。于是就把这段话摘下来发给格格巫，并附上一个问题：

“为什么建筑学实质上是个真理问题？”

格格巫很快回复：建筑学当然是个真理问题Of course architecture is a question of truth。他长篇大论的解释我也没怎么听懂，大概是建筑学作为建筑师掌握的一种技艺，与建筑师的认知相关。不管他们脑中对建筑的认知是理论认知还是实践认知，反正都是认知，而认知knowledge, is a question of truth。

欸？我问，这么弯弯绕，为什么密斯不给我们解释一下先？

格格巫同志不无傲慢地回答：Not necessary。就好像全世界人民都明白认知理论一样。他看我眉毛一横马上要动武，赶紧补充道：因为修房子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建筑师需要掌握各方面的知识：美学、结构、材料…还要能够统筹计划，发号施令，他们的大脑很显然经历了复杂的思考过程，所以历来与认知论打交道的哲学家，从亚里士多德到阿奎那，从康德黑格尔到Anscombe，都喜欢用建筑师盖房子来举例。大概因为这个原因，建筑学太容易跟认知或者真理这个概念发生关系了，所以密斯也许觉得自己没有必要给大家做基础知识普及。

好吧…我郁闷地回答，这难道不是歧视文盲吗？不过密斯老师当面dis美国人都那么兴高采烈，肯定也不会放过歧视文盲的机会了…

但是格格巫马上又说，这段话有点问题也…他又blablabla地说了一大段，这一段呢我准备卖个关子放到后面来讲。

作为一个缺乏系统理论基础知识的人，这次聊天之后我感到一丝丝沮丧。我想起来之前siran说她们艺术史的大牛们都有扎实的基本功，看来建筑也是如此。难道要把那些哲学大部头通啃一遍，再把建筑理论重新嚼一遍看看之前自己到底有多少误读吗?我感到牙龈酸疼…

嗯，不得不说，这时候我起了一点坏心。对格格巫来说无需解释的基础知识，对其它人也是这样吗？特别是，那些跟我一样，并不是在西方教育体系下成长起来的朋友们。

于是我把这段话发给了搞建筑理论的城市笔记人老师，虽然是物理学家但喜欢建筑到比我懂得多得多的锦瑟老师，以及我长期的理论后盾siran老师，并附上我的问题：这段话是不是有点什么不对头？在城市笔记人老师和锦瑟老师那里，我特别问了一下关于真理的问题。siran老师理论基础扎实而且可以随便欺负，我就懒得问那么细了。

城市笔记人老师很快回复我：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基督教里的truth，真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要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可验证的实证真理），要么是物理学那种条件性真理（苹果在地球上一定会落下来，因为有重力吸引）。中世纪的基督徒会觉得，这辈子要活出基督的样子来，那这一生就值得了。这里，significance就是意义。相信世间的万物的存在，都有活着的意义，这就是阿奎那的真吧。

如果不是这么理解，密斯的构造表达，还未必“真实”，大家已经讨论了很多那些幕墙上外部的“龙骨”，以及华丽的大理石背后就是钢柱，等等。那一代的建筑师们的“真”，好多时候，是一种几何的一致性，比如，贝尔拉赫的单元，是一直可以追溯到砖，以及三角形的，然后建筑的立面，剖面，也有同样夹角的三角形控制着。这种从小到大的一致逻辑，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真”。密斯也是个讲究从小到大逻辑的人。他的基本单元构造，是比柯布还基本的。然而，那个基本逻辑，在单元上，还是跟整体对话的。比如范斯法斯的柱子——它是焊接在梁上的，但是涂了白色，那种最小单元的焊接的位置和消失的焊点，是跟整体上让那个盒子的失重，是一致的。这也是真吧。（实际上，重力却是存在的）。

这个意义上，密斯对于构造的认识非常古老————如果我们去看看1910开始德国的建筑学——这个你在德国多年，肯定很熟悉了————几乎那些人的建筑都可以被视为是一种manifesto——比如，如果你去看涡轮机厂————看看贝伦斯的结构师怎么吐槽他？他调整了结构师的尺寸，为了获得一个完美的比例——还有，他把转角，都糊起来，弄成卷杀的墩柱，以及让自承重的山花，貌似压在玻璃墓墙上————这一切，都是宣言，都在批判着艾菲尔铁塔那样，赤裸骨架的无古典身体的作法；同样，也可以这么去理解格罗庇乌斯的鞋厂，他就是要打开转角；还有1923年，贝伦斯在慕尼黑的那个棚屋教堂——————那是在宣布说，即便是你们都数字化了，于我而言，要做一个给上帝的东西，我还是要geometricalized crafts，因为是虔诚的。贝伦斯是从来不肯在室内，使用化工原料的，这是对待人的一种态度。

这么看时，密斯的巴塞罗那展览馆也是一个宣言了：几乎是给了四种建造体系的历史：巴塞罗纳浅拱，藏在了地下，希腊的梁柱，暴露在地面，但是古典的柱式变成了L钢弄出来的钢柱，然后，意大利人的墙体系，给予了最奢华的表达，蛇纹理石，而且是独立的，最后，就是他自己的发明，作为膜的玻璃。。。。。整个地，除了讲了一个开放的现代空间的故事，还是一次建造体系的寓言。这个意义上的陈述，就是存在论的了。那些柱子，无疑是拟人的。

如此诚恳而详细的解答，看得我抹起了眼泪花。虽然，城市笔记人老师解读的真，和格格巫预设我们应该知道的真好像还是不一样。但是笔记人老师是越过了哲学直接从建筑的角度再帮我好好重新复习了一遍密斯。

实践里的人有时候会迷失，像我这样唯一跟学术发生关系的时候只是在处理构造节点的人，常常看到具象的方法就兴奋得忘记了动机。笔记人老师提醒了我一点：密斯是个狡猾的人。他所谓的“真”，或者说他清晰的建构，他的体系，是密斯自己的逻辑。这个逻辑因为被贯彻得“从头到脚直至每个细枝末节”，所以是自洽的。作为一个仔仔细细画过厕所瓷砖对缝图的人，我怎能忘掉那种“淡极始知花更艳”似的无聊而又疯狂的痛苦呢？这里的淡其实是蛋，蛋疼的蛋。

锦瑟老师几个小时以后言简意赅地发来了回答，我仿佛能看见她在手机另一端皱起的眉头。

“搞不清楚那话的明确含义”她说，继而补充道：“密斯就是这样一个人啊，他相信某种绝对的抽象形式存在，是truth，就跟信仰神一样。以前的人信仰某种比例是神赋的，神圣的，他跟那些人一种类型。”

笔记人老师也提到了比例，但是关于密斯是怎么对待比例的，笔记人老师的看法跟锦瑟老师又不一样：

十九世纪时，建筑的比例和一般意义的几何学，已经坍塌了。但是德国的建筑师们只不过是开始寻找另外的一些几何而已，而不是否定基本几何。Thiersch是代表了，Lauwerick从荷兰带来了Berlage，传给了贝伦斯和柯布。。。。Muthesius很有意思，毕竟是英国回来的，他和费舍尔不那么强调比例，或者特殊的比例（像瓦格纳），而是强调节奏————因为节奏这个词，在穆忒休斯那里，已经具有了人类学的理由————他认为，原始人的一切建造，都跟节奏有关，音乐有关，而音乐的最大的合理性，来自于心跳————————甚至最硬核的Hilberseimer都认为没有比例，就没有建筑学————这套东西是到了1960年代，巨构时代，因为无法完型，才开始坍塌，或者通过网格化，被瓦解掉了。不然，这套玩意，是贯穿的德国现代主义建筑非常硬核的形式逻辑。

所谓比例的破产，主要是16世纪以来，人们开始关注起音乐和视觉的差别来了。如果按照阿尔伯蒂那一代人的信仰，音乐和建筑是可以通感的，那么，某些类乐律，就和建筑的比例是等于的，比如，4度，5度，音。然而，劳吉埃那代人就觉得，音乐里很好辨识的4，5在建筑的比例中，4：3和3：2很难辨识。这个常识令他们放弃这么模糊的比例，所以，转向了1：2这些比较明晰的比例。到了辛克尔那之后，这些比例变得愈发模糊。。。。。。而且乐律也复杂了起来。到了密斯，贝伦斯一代，几乎都各自找各自的比例去了，这才有穆忒休斯的说法，我们不就不要讨论立体比例了，只讨论拍子如何？？？这个东西，后来连拍子都没了。

相对于笔记人老师“寄几玩儿寄几的”这种艺术史型分类，锦瑟老师的密斯在神坛上：

“密斯挺神秘的”。

“也不是讲什么facts”。

终于，一个深陷爱河的siran老师在过了几天后忽然给我发来一条评论：

“感觉密斯这个人不太会讲话…以及阿奎那那句话不是这么理解的吧？”

我简直热泪盈眶！一是因为这个人居然发现二人世界之外还有一个更广阔的天地终于探出头来吼了一嗓子，二是因为她的回答刚刚好覆盖了我和格格巫的两个问题。

前一个问题是我问的——密斯这个人不太会讲话——我还是耿耿于怀建筑学为什么事关真理以及就算事关真理也应该给大家解释解释这档子事儿。

第二个问题就是前面我卖的那个关子。身边有这么多懂拉丁文的人存在，我到底是应该感到荣幸还是惭愧呢？

siran说：那个拉丁文瞎蒙一下怎么也不会有significance of fact的意思吧？特别是of这个关系，adequacy between intellegence and understanding？感觉更接近这个意思吧。

然后她就疯狂地给我发来一段拉丁文并配上了翻译：

Respondeo dicendum quod veritas consistit in adaequatione intellectus et rei […]. Quando igitur res sunt mensura et regula intellectus, veritas consistit in hoc, quod intellectus adaequatur rei, ut in nobis accidit, ex eo enim quod res est vel non est, opinio nostra et oratio vera vel falsa est. Sed quando intellectus est regula vel mensura rerum, veritas consistit in hoc, quod res adaequantur intellectui, sicut dicitur artifex facere verum opus, quando concordat arti.“
(Thomas von Aquin: Summa theologiae I, q.21 a.2.)

我的回答是，可以这么说，真理就是认知与事实之间的平衡…如果说以事实作为认知的尺度和准则，那么真理是在认知与事实达成一致那一刻产生的。我们这儿就是这个情况：事实为真，那我们的想法或言论为实；事实为伪，那我们的想法或言论则为谬。但如果反过来，以认知为事物的尺度和准则，那么真理是在事实与认知达成一致那一刻产生的，那可以说这一刻艺术家完成了他的作品，这个作品符合他对艺术持有的观念。

这段话简直是密斯（以及后来笔记人老师的解读）的绝妙注解了。顺便说明一下，中文翻译是我从siran老师发过来的德语潦草翻译的。siran老师如果亲自翻译的话，绝对是文从字顺，不会像我这样舌头都打成中国结了。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聊天：

Me::::::::格格巫开始也是这么说的，但是后来我们讨论了一下，阿奎那的意思是说用Intellegence消化了事实，达到了两者间的adequacy，根据格格巫的意思，这个就是哲学家们那里对于“truth”的定义，所以最后那个现代哲学家的解说，虽然有点花哨，但是是对的…
Siran:::::­我觉得如果这个翻译是对的，那truth其实是形式或者产物与 智识对其的理解 之间的自洽
Me::::::::significance就是意义的意思吧，意义，就意味着人的头脑对事实的消化理解嘛，所以多少说得过去…
Siran:::::­但我觉得significance不是最重要的
Me::::::::不是说这个翻译是对的，而是说，这个翻译弯弯拐拐地说得过去..
Siran:::::­阿奎纳这句话里难道不是应该“一致性”最重要吗
:::::::::::::如果没有“一致性”意义什么的都不存在
Me::::::::是的！这是问题所在！
:::::::::::::因为密斯关心的不是“一致性”，他其实觉得truth比fact有更多的东西（我认为），但是anyway，就是说所谓的现代哲学家（说不定就是密斯本人…）表达得不准确，但是他的点是fact和truth的关系，而这个关系的重点是人的头脑（理解力）这个 多少也是阿奎那在讨论的东西，又正好是密斯想要表达的点
Siran:::::­我觉得，密斯的点我不确定、因为不了解他，但他反正是要把阿奎纳为其所用的。而阿奎纳的点，我脚得，并不在truth和fact的关系上，而是在intelligence（或理解）和fact的关系上：truth正是“自然”存在于这种关系达成自洽的状态之中，是这种动态关系的有机结果；而不是像那个现代哲学家所暗示的，truth似乎是用intelligence从fact中提炼出来的产物
Me::::::::对差不多，我也是这个意思，我也没有说得很清楚
:::::::::::::说到密斯的点，我是觉得反正建筑师这样一知半解地拿来主义几乎是一种普遍状况吧，密斯这个点还算拿得不错？！他没有找到一个正好跟他意思完全一样的哲学家，所以就抓了阿奎那的壮丁，大概是这么一回事。
:::::::::::::但是密斯呢，他没把他的想法说得很清楚，对吧，而且他说，建筑学是一个关于truth的问题的时候，我觉得他真的很飞
Siran:::::­对的，就是感觉他说话说不明白……
Me::::::::为什么建筑学是一个truth的问题
:::::::::::::since when?
:::::::::::::然而！当我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被格格巫鄙视了…
Siran:::::­我也很疑惑，但转念一想还以为他在上一页讲了……
Me::::::::他说，建筑学嘛就是一个truth问题，只不过你不学无术不知道….
:::::::::::::笑中带泪.meme
:::::::::::::据说，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积极地讨论了这个问题！
:::::::::::::他们都认为建筑师是掌握了truth的人
:::::::::::::他们都把建筑师作为掌握truth的代表人物提出来分析
Siran:::::­我觉得！
:::::::::::::把建筑学换成什么都可以
:::::::::::::艺术是一个truth问题
:::::::::::::烹饪是一个truth问题
:::::::::::::历史是一个truth问题
Me::::::::no no no，虽然你可以这么说
:::::::::::::但是按照格格巫的说法，哲学家们是认为，建筑这个事情特别麻烦，特别需要一个人有掌控全局了解各种技艺的能力，所以他们在分析认知的时候，特别爱拿建筑师出来说事
Siran:::::­嗯，也是
:::::::::::::难怪建筑一直被看作艺术之母
:::::::::::::所以艺术是truth问题，只不过建筑和艺术的角色在历史中被倒换过了
Me::::::::所以从这个角度，大家（不知道是谁但是肯定包括了亚里士多德和密斯），都会认为，在提到建筑学的时候认为它事关truth，是不需要给我们读者解释为什么的！
:::::::::::::然后我就觉得，我还学什么建筑你说？！我连这点基本常识都没！
Siran:::::­啊？！
:::::::::::::这个有个卵用
:::::::::::::完全没有用的常识
Me::::::::我的点是不是有点清奇
Siran:::::­不要妄自菲薄！
Me::::::::不是呀
:::::::::::::可能是三观的基础撒
:::::::::::::柱石撒
:::::::::::::wovon man aus geht 撒
Siran:::::­难怪我三观歪斜
:::::::::::::我觉得基础越多样越好！
Me::::::::是吗？
:::::::::::::但是我在做的是现代建筑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东西啊，而且对其它乱七八糟的建筑我也不了解！
Siran:::::­反正人类也是要玩完的，应该多开辟一些道路，作死算完
:::::::::::::都追求真理去了
:::::::::::::多没劲
Me::::::::那也是…
:::::::::::::玩完是真的要玩完
Siran:::::­我们的讨论又在对人类的诅咒中欢乐滴落幕了
Me::::::::我们的讨论总是在对人类的诅咒中欢乐滴落幕的
:::::::::::::但格格巫反对我这个观点
:::::::::::::他说
:::::::::::::如果人类药丸
:::::::::::::那我侄儿侄女怎么办
:::::::::::::…
Siran:::::­蛤
:::::::::::::他侄儿侄女是谁
Me::::::::就是他侄儿侄女啊
:::::::::::::Literally
Siran:::::­……

年初立flag的时候，我就知道回国是我过不去的坎！果然，一入天朝深似海，何止是996，我每天睁眼就工作，连浮上水面喘口气的机会都没有。

但！既然立了flag，就一定要更新一次！再不更新又要回芝加哥了…今天送走了老娘，出去跟yy吃个午饭，我就回来打开电脑码字…人生便是那重重的责任，按下了这边，翘起了那边…

前段时间在北京做了一个叫做cabana的家具店，这几天需要写一个像设计师手记类的东西给甲方，为了不显得过于没文化，临时抱佛脚爬上墙去查资料，一不小心顺便重温了一下柯布西耶在蔚蓝海岸边那段掌故，觉得这人真是个槽点满满的大猪蹄子…

蔚蓝海岸是欧洲上流社会度假的地方，柯布西耶虽然是著名建筑师，但毕竟只是钟表匠的儿子，挤不进那个岸边。这一段公案中，最早到蔚蓝海岸边修房子的人是Eileen Gray。Gray的妈妈有爱尔兰皇室血统，是一位女爵。1926年，Gray和小她16岁的罗马尼亚鲜肉巴多维奇在蔚蓝海岸买了块地，自己设计了一栋现代风格的白房子（也有人说是出自柯布之手？），以两个人名字的编码命名为E1027。

柯布夫妇是E1027的常客，虽然柯布和格雷对建筑的观点不尽相同：柯布号称住宅是“居住的机器”，而格雷认为E1027呼应山势和自然，是有生命的机体，但这完全不妨碍柯布对E1027的喜爱——也许喜爱都不能概括他对这栋房子的感情——1938年，趁主人不在家的时候，柯布把房子的五面白墙全部涂上了壁画。格雷万分崩溃，之后再没回到过这栋房子里来。

搞不清楚这两人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但关于这段公案有一张著名的照片留存了下来：我们的大师浑身赤裸，露着白花花的大屁股和腿上的大伤疤，洋洋得意地拿着画笔站在别人家一堵已经涂了一半的白墙前面。嗯…实在很难概括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行为。

接下来的事情也很扯。1952年，柯布终于挤进了蔚蓝海岸，修了一栋叫做le Cabanon的小木屋。虽然只有10平米左右一块地，但柯布把自己关于居住和尺度的理论都塞进了这栋屋子，把它塞成了建筑史上最有名的小屋（之一）。

从建筑史的角度，这栋小屋跟他的主人宝藏男孩柯布西耶一样，是取之不尽的富矿。从八卦的角度，Le Cabanon也有很多耐人寻味的地方。首先，它是作为礼物送给柯布夫人Yvonne的。

1952年12月30日，柯布西耶和Yvonne坐在一家小咖啡馆里，因为那天是Yvonne的生日，所以柯布花了45分钟在速写本上勾了一个小房子的平面，将它作为礼物赠送给birthday girl。

这个45分钟是柯布西耶自己后来吹牛吹出来的，所谓“画了45分钟，修了一年”。我不知道他在涂涂画画的时候，Yvonne在干什么。你把这个桥段讲给大中华区互联网上任意一个点击量十万加的情感博主听，博主都会建议Yvonne把咖啡泼到对面那个戴圆眼镜的傻逼头上，转身走人，不留下一片云彩。

我不是一个物质女孩。我一般不会因为过生日的时候男人没有送我价值五位数以上的礼物就翻脸不认人。但在这件事情上，我仔细想了想，觉得自己还是应该站在情感博主这边。因为此事的后续发展是这样的：

一年以后，小木屋建起来了。基于古希腊男性骄傲的论断：“人是万物的尺度”，柯布研究出一套他认为能够解释建筑尺度和比例关系的模数系统，把这套系统套入小木屋的设计，使它“没有任何一平方厘米的多余，是一个刚好能容下人类生存领域所有可能性的小格子”。

而这套“以人为本”的模数系统，是以一个身高183cm的男性作为基准的…

这份生日大礼的接收方Yvonne，别说无缘把自己的身体尺度贡献出来衡量万事万物，而且在礼物中的位置也相当尴尬。柯布他老先生比照自己心仪的船舱，美滋滋地设计了一张带软垫的单人床——给自己。然后在房子另外一侧给Yvonne留了一个地铺——难道竟然因为女人是坤卦？

总之Yvonne很少在这个礼物里逗留，大猪蹄子柯布西耶一般来说独自享受8月的假期，在为自己量身定制的小木屋里脱得精光自由自在地撒欢：写作、思考、画草图、睡觉。

3.66×3.66×2.26米是小木屋le Cabanon的尺寸。它像一只设计精巧的瑞士钟表，也许真的能够容纳一个人和他想象中返朴归真的生活。但这方寸之地永远塞不进的，是中年阿尔法男勃起的ego，那玩意儿顶天立地，是这些人心目中真正万事万物的尺度。带着这样的感受再去看蔚蓝海岸边这座被人吹捧为“大巧不工”的小木屋，很难不稍稍感觉有点恶心。

附猪蹄玉照一张：

前几天一个远房阿姨跑到网上来找我。

要说我这个阿姨，怎么讲。90年代在深圳发家，然后买了大概二十几件貂吧。因为小姐妹们的钱都来得太快太多，不买貂无法承受内心的重压。我好奇地问，你们那个貂什么时候穿呢？她说那可不？！只能找一个冷气最足的大包房，通常是某人家豪宅的地下室，然后大家聚在一起喝酒咯。

这次她找我是因为想要买艺术品。在微信上扔了两幅画给我，让我帮她看看艺术家到底出名不，这两幅画值不值价，用她的原话来说就是“怕几十万买了张墙纸而已”。

我一看那个画吧，觉得甚难评论。就去找我懂艺术的朋友siran，她一看之下怪叫一声：

妈呀太丑了

又问，

这玩意儿几十万？

又说，

卧槽还不如买墙纸。

虽然措辞不甚文雅，倒也说出了我的心声。平心而论，“太丑”倒也不至于。打开宜家家居官网，点击“装饰品”一项，可以看到很多类似风格的图片。这些图片挂满了千万家庭的墙面，也不能用“丑”来形容。但怎么说呢，宜家的装饰画两百来块钱人民币就能买一张，我们对作品身价六位数的艺术家应该有更高的期待。

siran沉痛地说：好伤心，那么多好艺术家卖不出去，这种东西还能骗到钱。确实，好艺术家卖不出去是个惨剧，但要说这种三流艺术家在骗钱我又觉得，也未必都是如此。

我阿姨住在黑森林地区的农村里。众所周知，黑森林是德国经济重镇，弹丸之地挤满了质朴而富裕的中小企业主。这种富裕的质朴非常有德国特色：中产阶级家庭里目之能及的一切，都式样保守陈旧却做工精良价格不菲。因为品味实在平庸，不能像乔张作致的英国上中产那样用他们磨亮的麂皮和脱线的毛呢形成一种风格，他们始终只是黑森林的乡巴佬。然而，他们在小村子里互通有无，相互攀比，场所除了自家的客厅和餐桌，往往就是村镇中心的几家商店：一家面向中老年人群，模特都带着巨型珍珠项链的服装店；一家有了米其林评级，主厨已经开始跃跃欲试地尝试fusion但偶尔还是会把菜做得过咸的高级餐厅；一家固守风靡世界100年的现代主义，既不向前看也不往后看的高档家具店；又或者，一家经营了60年的画廊。

这样的一家画廊里，也总有几个签约艺术家。他们大多常居本地，跟附近村镇的藏家互相认识，在地方上得到了广泛的认可。水平不论，但热情洋溢地搞了一辈子艺术。我觉得，不能诛心。这些艺术家生活优渥，没有必要到柏林或者伦敦那些刀光剑影的大画廊跟人拼命。而且这种小天地里的“内向型经营”，未必不能成气候——那当然是乡亲们的福利了。

前一阵子kfc问我干嘛不在德国修点乡村建筑，我长叹一声。乡建不是你想搞，想搞就能搞。因为时世艰难，我们这一届同学毕业之后自己创业的并不多。几种形态，一只手就数得过来：有人挂在大公司的名下以合作的名义没完没了地做竞赛，如果中标，老板没时间又有良心，可以让你的小公司把标接下来自己做；有人自己强撑，为了维生给人画效果图或者做平面设计；还有人像我们，跑到中国去捞世界；最天人合一岁月静好的，是回老家给四邻八舍做改造或者修新房。（哦对了，还有一个富二代家里是造飞机的，所以毕业后就跑到泰国潜水冲浪顺便给超级富豪朋友们设计度假屋了哈哈哈）

“回老家事务所”在我们这几届有两家。一家回了瑞士的村里，另一家在不来梅。不来梅虽然也贵为州府，德国第二大港口城市和第五大工业城市，但只有不到六十万人口，也就…差不多是一个村吧。在村里开业，左邻右舍都认识多年，谁家小孩去大城市学了技术又回来，大家都愿意拿点儿小事儿给你糊弄一下，算是捧个场。而且三村八店都没有其它建筑师，不找你找谁呀，认识的人，心里踏实。所以我们回老家的同学项目源源不断，很快形成了稳定的业务流。可惜的是，他们在事业上也没什么野心，并不曾利用大量实践机会做更多设计上的探索，每次看到他们的新作，都让人觉得，噢。

倒也不是说他们做得差的意思。

留在大城市的野心家，虽然眼红他们的项目，却也没人拍案而起说谁还没个老家咋的？我也回去！毕竟很多人是回不去的。“老家”如卡夫卡的城堡般固若金汤，无法容身才离开的人，很难跑回去重新达成和解。回得去的人多半在情感上从来也没有离开过。如果问题的根本在“卖”，那些卖不出去的好艺术家，也可以去乡下卖一卖啊。理论上讲很简单的道理，在实际操作的层面上几乎不可行。人们战天斗地，最后都是在对付自己。不知道在全球化互联网的时代会不会好点，我看也好不了哪儿去。

昨天格格巫要去超市，我让他帮我买一块鱼。他问我：你想吃什么鱼呢？我说，随便，白肉的鱼吧。因为昨天晚上吃的是照烧三文鱼，今天想换一个口味。

晚上用锡纸包了鱼肉，简单地烤了一下吃。觉得肉弹而嫩，一点儿都不柴。想说这是什么鱼呢，下次再买来吃吧！专门跑到垃圾箱里把包装纸翻出来看了一下，上面写著：白肉鱼。

！

上周我想到了一个坚持新年flag不倒的妙法：写读书笔记。这样一来既读了书，又保持了博客创作的节奏，岂不是两全其美？！唯一发愁的就是考驾照了，我只要一打开理论课的app就感到两眼发黑。我认为自己是一摊学渣。

（打脸啪啪啪：这个星期我都没有读书。不仅没有读书，没有做笔记，也没有时间锻炼身体。我从早到晚都在工作，连做饭都没有时间，还吃了一顿外卖。工作害死人。）

上周我读了一篇大学时候景观课G教授关于中国园林的小文章，这篇文章发在卡塞尔大学出的一套关于Diedrich Bruns的书里面，讲了自己治学生涯里对中国园林的兴趣和探索。因为文章里引用了我当年写大观园的一篇论文，所以他给我写了封邮件，在附件里把文章也发给了我。

我读了之后的感受是：人类的知识都在一道一道深深的鸿沟里，把它们分隔开来的大山是语言，当然还有风俗习惯历史等等，都是大山上层层叠叠的墙。总之，是一个令人绝望的状况。

G教授那篇文章叫做《百闻不如一见》，这个标题也是他在第一次去中国的时候听来的。他在文中讲到自己与中国的渊源最初来自于家族里一位在青岛当过兵的长辈。1914年青岛被日军占领之后，这位长辈还被拖到坂东市去当了战俘，在一战之后才回到德国。在长辈们的讲诉中他萌发了对中国最初的兴趣。

70年代，他读了译本的《金瓶梅》。为了更好地理解书里所描绘的景象，他曾经准备自学中文，当然很快就放弃了。西方园林景观比起其它设计行当更多地受到东方以及中国园林的影响，老G在治学的过程中对中国的兴趣更浓厚了。但是当时他在德国能够接触到关于中国以及中国园林的文献极其有限。美国要好一点，70年代他在加州伯克利修博士学位的时候，经常有中国的教授来客座演讲，三藩有华埠，整个湾区生活着很多中国人，想必那时候他也经常扯着不相干的人讨论关于中国园林，就像他当初老是跟我讨论红楼梦，最后逼得文盲如我居然写了一篇几十页的论文还出了书……

1983年，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没多久，老G觉得他机会来了，组了一个队，拉着一群人从法兰克福经由巴基斯坦飞到北京……从北京出发，他们去了西安、洛阳，顺大运河而下，到了无锡，苏州，上海，桂林，广州，最后从香港飞回了德国。真是一个经典的路线呢。

行程中，老G和他的队友们也进行了一些学术交流活动。在清华和同济他们都做了一些侧重于教育而不是治学的学术汇报。在清华图书馆，老G震惊地发现书架上有成排的德语文献资料，他愤怒地写道“自1920年代以来，中国的学者就陆续地与欧洲进行学术交流，从哥廷根、海德堡等地带回了大量的德语著作。然而在德国大学的书架上根本找不到中文的文献！”更加遗憾的是，老G和他的队友们都不会说中文，而接待方的英文都不怎么样（虽然是清华同济什么的但毕竟也是1983年啊），更别说德语了。让我奇怪的是，他写道，因为没有地图和图纸资料，他们连去了哪儿都不知道…比如在北京，老G猜测自己去了颐和园和圆明园的一小部分。20年后，他根据一篇柏林工大学生的论文判断自己爬了万寿山，2015年他再一次去北京，又重走了一段这条路，才依稀把当年所到之处确定下来。在上海周边要稍微好点，同济的金经昌教授帮他买了两本带图纸的书，一本虽然是全中文的，但里面有圆明园的图。另外一本叫做《中国城市规划史》，唔，标题被翻译成了英文…但是里面有拙政园的图！

总之，老G对中国园林的探索，感觉是在层层迷雾中蜿蜒前行。在1994年，他才在东京的一次学术交流大会上，第一次听到了中国学者自己讲中国园林，那是会说英文的周武忠教授。老G非常兴奋，抓住这个机会，又把周武忠请到其它的大会上去讲中国园林，比如1998年在布鲁塞尔的国际园林大会。2007年，在周武忠的邀请下，老G喜滋滋地去了南京，参观了他一直想要看的“大观公园”，但是他想要找个人帮他翻译红楼梦17章的尝试则失败了，那一章主要是讲贾政带着一堆清客和贾宝玉第一次游大观园并给各种取名题匾，可想而知老G有多渴望了解这次游园的每一个细节。红楼梦这么重要的一本书当然也有德语译本。早在1932年，汉学家Franz Kuhn就把红楼梦翻译成德语，但也许是为了照顾德国读者的耐心，Franz Kuhn在翻译的过程中对原书进行了大量的简化，比如游园的第17章在译本中是14章，而且，按照老G的观点：“Franz Kuhn对园林知之甚少，所以在翻译的时候对种种重要的学术细节都进行了模糊处理。”完整的译本在2009年才出现。

为了更多地了解中国园林，老G在过去的35年无数次去中国，走访了北京、长沙、常州、城子、楚雄、滁州、大理、广州、桂林、香港、新竹、江阴、济南、昆明、丽江、洛阳、马鞍山、南京、南投、清浦、上海、太仓、台中、泰安、台南、天津、无锡、西安、徐州、扬州、岳阳和镇江。然而他写道，“我到过的园林越多，越发现不同时代和地区的园林之间差别如此之大，我的知识盲区如此之多，而我可以利用的文献资料又是如此之少而缺乏系统性”。一个求知若渴的老头跃然纸上。

老G兴味盎然地记录下这些年对中国园林的探索，其中有很多奇怪的细节，让我们看到那些人类知识的鸿沟有时候被一些奇怪的通道连接，但这些通道又像通往桃花源的路径，忽然闪现，又很快消失。比如他记录在1987年，下萨克森州的Wolfenbüttel市著名的奥古斯特公爵图书馆里举办了一场叫做“中国图像China illustrata”的展览，这个展览出了一本煌煌300页的目录，其中3页是关于园林的。关于园林的章节中有一幅雕板画，画上是一道假山堆成的门拱，在拱顶高处有一个亭子。这幅画来自于一个叫Olfert Dapper的荷兰医生，这个人在1676年描写了福州市福清附近的廊桥，该桥居然还是一座庙宇，顶端有一座纤细的宝塔，桥下河水宽阔，可以过大船。宝塔一侧有楼梯，塔身上围绕这很多绘画。一年以后，1988年，老G在彼得堡以南的沙皇村，叶卡特琳娜二世的夏宫里震惊地看到了Dapper雕板画的3D版，由Wassili Nejelow在1772年到1774年间完成的一座雕塑，雕塑也是以假山为桥，上面有一个亭子。亭子由8根大理石爱奥尼柱子支撑，架在石堆上，石堆后面则是沙皇村的“中国村”。这个雕塑与Olfert Dapper的雕板画如此相似，老G只能猜测Nejelow和叶卡特琳娜二世曾经看到过Dapper关于中国的报道，但Dapper其人和这些片段之间的相互联系，都已经淹没在历史中了。

作为一个设计师，在欧洲生活了15年，我才慢慢地理解了这里人们的生活。我虽然不是一个悟性很高的人，但好在有一份好奇心，在15年的旁观和身体力行之后，对于一些曾经欣赏但并不理解的设计，才逐渐可以说懂得了。设计可以是很简单的，只是颜色、材料的堆砌，但也可以是很艰深的，观念与哲学的物化。简单和艰深往往同时出现，我以前只能观察和粗浅地模仿前者，现在也希望读得懂后者，甚至有一天能够以自己的方式去呈现。就像背着一大堆包袱在知识鸿沟之间的山坡上攀爬，希望能有一天翻过去，当然也希望路上都能看到好风景。

农历新年的假期也快要过去了。这周上海的同事又开始上班，每年到了这个时候，才让人觉得新的一年正式开始了。中国人的年，翻篇速度格外的慢。

过年——不是农历，而是新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小事。我一直想要记下来，但因为日更的flag没有立起来，屡屡拖延，几乎要忘记了，现在在越洋飞机上，睡不着又没有好电影，不想工作不想看书，正好打开电脑搞博客创作。

这个新年是跟格格巫的家人一起过的。因为他妈妈80大寿和父母金婚两个大日子，再加上圣诞元旦，节前我们就在南边他父母的家会合，后来又一起去了比利时的海边，足足在一起呆了两个星期。

那是充满了莫名其妙（对我来说）的家庭义务，并且时刻被喧闹的小孩子，丰盛的下午茶，没完没了的礼物分配，漫长的散步和其它种种节日及纪念日庆祝活动填满的两个星期。到最后大家都有点精疲力尽。假期快要结束的时候，格格巫的姐姐姐夫带着四个孩子离开去了阿尔卑斯山滑雪，剩下我们和格格巫的父母单独呆在比利时海边的度假小屋里，喝一次“简单”的下午茶，终于两位老人发现了一直在尽力扮演透明人的我，开始问起了我的情况。

我的情况并不复杂，不过跟他们儿子的远距离恋爱在大家看来都有点“difficult”，所以格格巫的父母乖巧地避开了这个话题。而我的工作也超出了父母们（不分国别）愿意理解并讨论的范畴——不在本国，没有雇主，没有办公室政治，也很难谈得上有什么发展企划，所以大家很快就皆大欢喜地锁定了“八卦”这一永恒让人愉悦的经典聊天安全区。而飞先生，作为我的德国合伙人，因为是格格巫的父母通过我的描述最能想象的人物，不幸就成了我们八卦的对象。

我谈到飞先生去年夏天又结婚了。

严格地讲，伊不是又结婚了。飞先生和小兽医在2014年夏天喜结连理，小兽医改了飞先生的姓——虽然我也不是很懂改名字这个点，但幸好是他而不是飞先生改，不然我们事务所的名号也得跟着改——两个人一直恩爱至今。不过在2014年，他们俩的关系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能被称作婚姻关系。彼时“婚姻”在德国仍是一个异性恋专属的标签，LGBT人群所缔结的“法定伴侣关系”，在法律和经济方面的权利和责任虽与异性恋婚姻无异，但仍然不能被称做“婚姻关系”，具体的原因我没有进行过深究，依稀记得与宗教相关。从2018年9月开始，德国的某一些地区（还是全部？）将婚姻关系的标签向LGBT人群开放。小凡夫夫、飞先生夫夫喜大普奔，都第一时间去民政局登记，正儿八经地再结了一次婚。

对于他们的“再婚”，我和飞先生并没有很多交流。他们去民政局的时候我不在德国，只是遥远地送上了祝福，后来也没怎么提起过。有一次我问飞先生为什么要再结一次婚，他一边好像有点诧异，一边还是立即回答我是为了得到承认，我不知道该如何推进这类尴尬的讨论，就嗯了一声，快速转移了话题。

作为一个有短暂而丰富的搅姬历史，并且支持一切平权活动的人，我对同志结婚这个事其实有一些腹诽。当然了，我认为任何人如果想要结婚都应该有能够结婚的自由，也理解同志人群需要得到承认的心理需求，但“婚姻”作为一种符号性的冠名，一直让我有些反感。我并不反感缔结法律承认的伴侣关系，虽然人到中年，我们看过了太多人间杯具，也读过社会学家们对于现代社会婚姻关系种种灰暗的研究，听过他们关于这种历史悠久的亲密关系必将消亡的预言，但我仍然相信稳定的长期关系对人们生活正向的作用力；也觉得仪式性的承诺和与之相连的责任对处于长期关系中的各方（也不一定是两个人哈）在心理上有着无法忽视的暗示性；再说了，对于还没进入未来世界的人们，法定伴侣关系带来的各种benefit也是难以割舍的。但为什么要继续将“婚姻”冠名给同性之间的伴侣关系呢？我甚至觉得异性恋的伴侣关系也应该抛弃这个符号——这个让人觉得既狭隘又腐朽的符号。在基督教国家，教会认为只有在上帝的见证下缔结的伴侣关系才能被叫做婚姻，长久以来LGBT群体因此被隔绝在围城之外；而作为历史上最小而弥坚的社会单位，人以婚姻之名行禁锢和剥削之实，不仅是对那些被摒弃在这个小单位之外的人，身处其中的人更是如此。所以，在获得了平等的缔结伴侣关系的权力之后，同志们为什么还要执着于这么一个挂满了沉重历史包袱的符号呢？

当然飞先生们肯定不会这么奇突地想问题。如果普罗大众都结婚，那他们自然也要结婚，非如此不能彰显平权和社会承认；如果异性恋女人结婚后要冠夫姓，那他们也要改名字。对于女人来说，在漫长的历史中，失去自己的名字意味系统的奴役和深重的屈辱。但对于已经平权的男同性恋，这只是一个罗曼蒂克的举动，也许意味着主动的赋权和献身，也许什么意义都没有，就只是罗曼蒂克而已。

哦扯远了。总之在那个八卦的下午，我提到了飞先生的婚姻，委婉地表达了我并不是非常赞同。但我并没有像在上文中一样长篇大论地阐述我的观点，毕竟，我只是在跟男朋友的父母喝下午茶，这样上纲上线的讨论是奇突和不合时宜的。但我没想到的是，格格巫保守的中产阶级基督徒父母马上表达了赞许，他爸爸说：是啊，我们也觉得同性恋们有点太过了。我们的意思是，他们已经都平权了，但是干嘛要那么嚣张地在各种场所张扬自己的存在呢？

我目瞪口呆，额，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我忽然想起来，我们刚刚庆祝完老两口的金婚，如果我贸然开始解释，并进一步不识相地批评“婚姻”作为社会学符号的问题，估计这个下午茶要搞得无法收场…

于是我带着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默默地抿了一口茶，坚决不开口，等着旁边满脸黑线的格格巫找一个新话题救我于水火之中——想来春节返乡的大家，一定也经历了很多类似的情景吧。

因为133的关系，在微博上发现一个写香水的人叫牛明昱，这个人写香水特别牛逼，他不会啰啰嗦嗦地扯前调中调后调然后加一大堆形容词（那些形容词我看了成分表自己也可以捏造出来），他的香水品味也并不装着端着文艺着。牛老师写香水洋洋洒洒就像戏精本精说戏，忽然一个激灵就新角色附身，绘声绘色地演了下去。至于他说的那些香水，大多数观众我从来都没听说过更别说闻过用过，但这又有什么关系，我相信脑补出的金凤玉露更胜过人间无数。

前几天牛老师在他的每日一香栏目提到了我少女时期最爱的Pleasures：

Estēe Lauder，Pleasures。

今天还有人用Pleasures吗？不多了。有钱而毫无品位的女孩去用By Kilian，没钱又没什么品位的女孩选择Jo Malone，Pleasures安静地躺在妈妈的化妆柜里，积灰落尘。有一天你妈打开柜子看到它，或许也不会想喷，她现在用Chanel Gabrielle，一边打麻将一边和姐妹们分享她们的Dior Joy、Lancôme La Vie est Belle、Chloé。打完麻将回家，又看到Pleasures，她连它身上的灰都懒得擦，打的嗝散发着输钱的怒气，在你爸的鼾声中入睡了。她不会记得25年前的Pleasures，就像她永远不会回到25年前，时间把她变成一个在打麻将与打嗝中寻找生活快感的中年妇女，生活富足又无聊，可她从来都不打算打破这份无聊，安全感全在于此。

25年前她在Estēe Lauder柜台第一次看到Pleasures，一个小小的透明玻璃瓶子，银灰色的盖子在高级化妆品柜台晶莹的灯光下润润有泽。柜姐想给她喷在纸上试，她让柜姐喷在手腕上：晚点要去见赵国庆，香香的！她从未想过这样一个小玻璃瓶子可以喷出如此饱满又馥郁的味道，柜姐告诉她，这里面有铃兰、牡丹、茉莉、百合、晚香玉……几十种香气呢！“这么多？”她惊奇地质疑，“就这么多。”柜姐淡定地回答。她无法分辨这里面到底都是什么，但赵国庆说她“真好闻”，她便乐开花了。第二天早上，她在赵国庆身边醒来，赵国庆迷迷糊糊地抱住了她，“你喷的到底是什么香水啊，现在还这么香。”“当然是我的体香！”她娇声道，两人开始新一轮缠绵，她暗下决心，下个月工资到手，一定要去买一瓶Pleasures。

灰姑娘一辈子没有遇到王子，没有机会得到水晶鞋，但她得到了Pleasures，香得不可思议的水，留香长久，芬芳不变，穷女孩的信仰。她迷恋灰姑娘的故事，却知道自己永远不是最幸运的那一个，抓住Pleasures这种小事，是她生命中最值得庆幸的，再有，就是赵国庆毕竟爱上了她，他们结婚了。在Pleasures的香气中，他们俩脉脉含情地望着对方，眼里有光。后来，25年后，你妈还是你妈，赵国庆就是你爸，多少年的恩爱早就薄了淡了，争吵不断，吵起来彼此都想撕碎对方，但为什么没离婚呢？赵国庆说，懒得跟她一般见识，她也配跟我离婚？她说，都她妈是为了孩子，没孩子他爱怎么死就怎么死。Pleasures躺在柜子里继续沉淀，她再没拿出来用，却也没有扔掉。25年的老古董，时间爬过所有人的脸，见过欢喜，见过寡淡，不是不心安。她总会看一看Pleasures，神色便温柔起来。

温柔的让她温柔，千山万水，地老天荒了。

看完惊叫一声我的妈耶！欢沁都25年了，真的，那个曾经在铃兰、牡丹、茉莉、百合、晚香玉……里笑逐颜开的小姑娘现在已经是个老阿姨了！我想到我的欢沁，甚至都不是以银盖小玻璃瓶的形式出现的，那时候我们十八线小城市的商场里估计只有雅芳没有雅诗兰黛，我的欢沁来自《世界时装之苑》杂志的广告页，我记得广告上一个美女带着让人如沐春风的笑容坐在花丛中，那个广告还带了一张香水纸，揭开塑封，铃兰、牡丹、茉莉、百合、晚香玉……就都跑了出来。

那时候我正在读高中，像每一个青春期少女一样没心没肺又有无穷无尽的烦恼。因为老是埋在被子里看书，我近视了，戴眼镜这件事让对外表很不自信的我更加沮丧。但是，我把那张洒满pleasures的香水纸放到了眼镜盒里。那是一个很难看的黑色硬塑料眼镜盒，但是打开来，真的，就像穿着缎子做的大摆裙走路带风地踏入繁花似锦的园林：不开眼镜盒，怎知春色如许？说到这里要赞一声欢沁卓越的留香能力，也不知道有什么成分在里面，我那个眼镜盒从高中到大学，再到我来德国留学，一直香了好几年。后来我戴隐形眼镜了，打开眼镜盒的几率越来越低，但每次打开都能闻到那让人愉悦的香味。再后来我开始作妖买了很多设计师眼镜，那些眼镜都配着同样作妖的美丽眼镜盒，那个黑色硬塑料的丑盒子就渐渐不知道去了哪儿。再后来我还真的买过一瓶Pleasures，但那时候有了很多其它香水，也不再喜欢百花齐放的味道出现在自己身上，说真的，我从来没有想象过自己是一个踩着春花雨露款款而来的百花仙，买的香水大部分都是些什么矿石香木香草香，好像那些沉重坚硬的味道才真正适合我，带不带黑框眼镜，真的没什么要紧。

但可能为了是第一种喜欢的香水，也为着那个惨绿的青春期吧，我心里始终给欢沁留着一个柔软的小角落，就像牛老师说的，想到这个香水，神色便温柔起来。温柔的让我温柔，千山万水，地老天荒了。

我虚心听取了听听的意见，现对新年flag做出如下更正：

两周更！读书！考驾照！

好死不死，昨天驾校也给我打电话了，教练问我这个人还有没有…我赶紧回答有有有！今年夏天一定要拿到驾照，并实现一次短距离自驾出游！

最近跟格格巫因为一些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吵了一架。这次吵架持续了一个星期——对于两个工作狂来说，持续一个星期的意思就是某个周末起了争执，周末过去之后因为忙于工作，所以假装和好，每天还要虚情假意地打一个塑料姐妹花电话互致问候，到下一个周末终于忍不住爆发，把一个星期的积怨都倾盆而出，争辩剖析，最后终于冰释前嫌，和好如初。

昨天在电话里，格格巫哀怨地说生日（上周五，我们最后和好的前夜）的时候无心工作，一直在进行网络window shopping，往购物车里添加了两套西装，一件外套，一顶帽子，然而最近入不敷出，囊中羞涩，无力清空。我问他，这么无聊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啊？我来安慰你撒！

格格巫说，我不敢啊，我们不是在吵架吗。我预感你马上就要爆发了。

我说，但是你在过生日呀！没有人会跟过生日的人吵架的。我难道没有在深夜12点给你打来祝福的电话吗？

格格巫说，但是我18号生日，19号你就爆发了，把我骂得狗血淋头。

我说，但是过生日那天我对你很好呀！我还唱了生日歌给你听！

格格巫说，火山爆发之前，小动物们都会逃走，是因为它们能感受到空气中危险的气息！

是不是很可爱！

农历新年就快到了，再不做年终总结就得等2020年了。自从格格巫去了芝加哥，我绕着地球工作恋爱的疯狂生活已经过了两年。这两年我立了很多flag又打了很多脸——比如仍然不会开车，比如blog不仅没有日更连月更也做不到，又比如看书越来越少——但是我也有一些意外或计划中的收获，比如有了上海的office和很可爱的同事，又比如在柏林买了一间有南向大阳台的公寓，从无产阶级变成了一个债台高筑的人。有时候我觉得自己不思进取虚度人生，但偶尔也会感到充实和快乐，这多亏了身边那些温柔而善良的人。

新年flag：日更！读书！考驾照！

终于回到柏林。整顿两个星期之后，终于把生活硬扯回到平静安详的状态（伪）。

那么可以来记一笔了。

这周见了mm两次。我向mm安利费兰特已有两年，最近她终于把四本都读完（而且有两本还是读的意大利语原文！），每次见面我们都会热烈地讨论一番。

那不勒斯四部曲就像一面镜子，那些能在其中看到自己的人都为它着迷。四本书中mm最喜欢第一本和第四本。特别是第四本，这让我有点意外。当然了，我们在看到nino的时候都会有一些映射，然而mm更有理由，她撇着嘴说nino不就跟我前夫是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吗？然后她心有戚戚地讲到失去的孩子，不是书中那个意外丢失的婴儿，而是女人们注定会失去的每一个孩子。我承认因为没有孩子，我对母女关系的体验是单边的。在整个阅读过程中，我对主角与母亲种种纠结的情感感同身受，但后来两位女主角先后有了孩子，孩子们慢慢成长，费兰特写下了作为母亲的种种感受：爱、嫉妒、同情或无奈，这些复杂的情感我可以理解和想象，但无法引起共鸣，只能感受到同情。mm就不一样，我见过她的小女儿，一个惊人美丽同时非常intense的姑娘，我很喜欢她，但也觉得做为她的妈妈，mm还挺不容易的。想到她的两个女儿，我恍然大悟地明白了mm为什么会喜欢《失落的孩子》。我觉得自己有点蠢，之前居然会感到吃惊。

那不勒斯四部曲是通过强烈的共情来吸引人的。那些自身体验和感受与书中的描写截然不同的朋友们，会用更加超然也更苛刻的语气来评论费兰特的文学技巧。

我自己则很迷惑：文学的吸引力真的需要通过共情吗？按照以往的个人经验，我的答案应该是不需要。但是费兰特对我以及很多女朋友们的吸引，又似乎证明了这一点。

总之这套书是过去两年（其实我是去年读的，一直想写点什么… 拖延到现在）非常美好的阅读体验，嗯，也许圣诞节闲下来，我可以陆陆续续碎碎念一下。更何况圣诞节我要逼着不愿意看书的格格巫跟我一起看HBO的剧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