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

昨天格格巫要去超市，我让他帮我买一块鱼。他问我：你想吃什么鱼呢？我说，随便，白肉的鱼吧。因为昨天晚上吃的是照烧三文鱼，今天想换一个口味。

晚上用锡纸包了鱼肉，简单地烤了一下吃。觉得肉弹而嫩，一点儿都不柴。想说这是什么鱼呢，下次再买来吃吧！专门跑到垃圾箱里把包装纸翻出来看了一下，上面写著：白肉鱼。

！

上周我想到了一个坚持新年flag不倒的妙法：写读书笔记。这样一来既读了书，又保持了博客创作的节奏，岂不是两全其美？！唯一发愁的就是考驾照了，我只要一打开理论课的app就感到两眼发黑。我认为自己是一摊学渣。

（打脸啪啪啪：这个星期我都没有读书。不仅没有读书，没有做笔记，也没有时间锻炼身体。我从早到晚都在工作，连做饭都没有时间，还吃了一顿外卖。工作害死人。）

上周我读了一篇大学时候景观课G教授关于中国园林的小文章，这篇文章发在卡塞尔大学出的一套关于Diedrich Bruns的书里面，讲了自己治学生涯里对中国园林的兴趣和探索。因为文章里引用了我当年写大观园的一篇论文，所以他给我写了封邮件，在附件里把文章也发给了我。

我读了之后的感受是：人类的知识都在一道一道深深的鸿沟里，把它们分隔开来的大山是语言，当然还有风俗习惯历史等等，都是大山上层层叠叠的墙。总之，是一个令人绝望的状况。

G教授那篇文章叫做《百闻不如一见》，这个标题也是他在第一次去中国的时候听来的。他在文中讲到自己与中国的渊源最初来自于家族里一位在青岛当过兵的长辈。1914年青岛被日军占领之后，这位长辈还被拖到坂东市去当了战俘，在一战之后才回到德国。在长辈们的讲诉中他萌发了对中国最初的兴趣。

70年代，他读了译本的《金瓶梅》。为了更好地理解书里所描绘的景象，他曾经准备自学中文，当然很快就放弃了。西方园林景观比起其它设计行当更多地受到东方以及中国园林的影响，老G在治学的过程中对中国的兴趣更浓厚了。但是当时他在德国能够接触到关于中国以及中国园林的文献极其有限。美国要好一点，70年代他在加州伯克利修博士学位的时候，经常有中国的教授来客座演讲，三藩有华埠，整个湾区生活着很多中国人，想必那时候他也经常扯着不相干的人讨论关于中国园林，就像他当初老是跟我讨论红楼梦，最后逼得文盲如我居然写了一篇几十页的论文还出了书……

1983年，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没多久，老G觉得他机会来了，组了一个队，拉着一群人从法兰克福经由巴基斯坦飞到北京……从北京出发，他们去了西安、洛阳，顺大运河而下，到了无锡，苏州，上海，桂林，广州，最后从香港飞回了德国。真是一个经典的路线呢。

行程中，老G和他的队友们也进行了一些学术交流活动。在清华和同济他们都做了一些侧重于教育而不是治学的学术汇报。在清华图书馆，老G震惊地发现书架上有成排的德语文献资料，他愤怒地写道“自1920年代以来，中国的学者就陆续地与欧洲进行学术交流，从哥廷根、海德堡等地带回了大量的德语著作。然而在德国大学的书架上根本找不到中文的文献！”更加遗憾的是，老G和他的队友们都不会说中文，而接待方的英文都不怎么样（虽然是清华同济什么的但毕竟也是1983年啊），更别说德语了。让我奇怪的是，他写道，因为没有地图和图纸资料，他们连去了哪儿都不知道…比如在北京，老G猜测自己去了颐和园和圆明园的一小部分。20年后，他根据一篇柏林工大学生的论文判断自己爬了万寿山，2015年他再一次去北京，又重走了一段这条路，才依稀把当年所到之处确定下来。在上海周边要稍微好点，同济的金经昌教授帮他买了两本带图纸的书，一本虽然是全中文的，但里面有圆明园的图。另外一本叫做《中国城市规划史》，唔，标题被翻译成了英文…但是里面有拙政园的图！

总之，老G对中国园林的探索，感觉是在层层迷雾中蜿蜒前行。在1994年，他才在东京的一次学术交流大会上，第一次听到了中国学者自己讲中国园林，那是会说英文的周武忠教授。老G非常兴奋，抓住这个机会，又把周武忠请到其它的大会上去讲中国园林，比如1998年在布鲁塞尔的国际园林大会。2007年，在周武忠的邀请下，老G喜滋滋地去了南京，参观了他一直想要看的“大观公园”，但是他想要找个人帮他翻译红楼梦17章的尝试则失败了，那一章主要是讲贾政带着一堆清客和贾宝玉第一次游大观园并给各种取名题匾，可想而知老G有多渴望了解这次游园的每一个细节。红楼梦这么重要的一本书当然也有德语译本。早在1932年，汉学家Franz Kuhn就把红楼梦翻译成德语，但也许是为了照顾德国读者的耐心，Franz Kuhn在翻译的过程中对原书进行了大量的简化，比如游园的第17章在译本中是14章，而且，按照老G的观点：“Franz Kuhn对园林知之甚少，所以在翻译的时候对种种重要的学术细节都进行了模糊处理。”完整的译本在2009年才出现。

为了更多地了解中国园林，老G在过去的35年无数次去中国，走访了北京、长沙、常州、城子、楚雄、滁州、大理、广州、桂林、香港、新竹、江阴、济南、昆明、丽江、洛阳、马鞍山、南京、南投、清浦、上海、太仓、台中、泰安、台南、天津、无锡、西安、徐州、扬州、岳阳和镇江。然而他写道，“我到过的园林越多，越发现不同时代和地区的园林之间差别如此之大，我的知识盲区如此之多，而我可以利用的文献资料又是如此之少而缺乏系统性”。一个求知若渴的老头跃然纸上。

老G兴味盎然地记录下这些年对中国园林的探索，其中有很多奇怪的细节，让我们看到那些人类知识的鸿沟有时候被一些奇怪的通道连接，但这些通道又像通往桃花源的路径，忽然闪现，又很快消失。比如他记录在1987年，下萨克森州的Wolfenbüttel市著名的奥古斯特公爵图书馆里举办了一场叫做“中国图像China illustrata”的展览，这个展览出了一本煌煌300页的目录，其中3页是关于园林的。关于园林的章节中有一幅雕板画，画上是一道假山堆成的门拱，在拱顶高处有一个亭子。这幅画来自于一个叫Olfert Dapper的荷兰医生，这个人在1676年描写了福州市福清附近的廊桥，该桥居然还是一座庙宇，顶端有一座纤细的宝塔，桥下河水宽阔，可以过大船。宝塔一侧有楼梯，塔身上围绕这很多绘画。一年以后，1988年，老G在彼得堡以南的沙皇村，叶卡特琳娜二世的夏宫里震惊地看到了Dapper雕板画的3D版，由Wassili Nejelow在1772年到1774年间完成的一座雕塑，雕塑也是以假山为桥，上面有一个亭子。亭子由8根大理石爱奥尼柱子支撑，架在石堆上，石堆后面则是沙皇村的“中国村”。这个雕塑与Olfert Dapper的雕板画如此相似，老G只能猜测Nejelow和叶卡特琳娜二世曾经看到过Dapper关于中国的报道，但Dapper其人和这些片段之间的相互联系，都已经淹没在历史中了。

作为一个设计师，在欧洲生活了15年，我才慢慢地理解了这里人们的生活。我虽然不是一个悟性很高的人，但好在有一份好奇心，在15年的旁观和身体力行之后，对于一些曾经欣赏但并不理解的设计，才逐渐可以说懂得了。设计可以是很简单的，只是颜色、材料的堆砌，但也可以是很艰深的，观念与哲学的物化。简单和艰深往往同时出现，我以前只能观察和粗浅地模仿前者，现在也希望读得懂后者，甚至有一天能够以自己的方式去呈现。就像背着一大堆包袱在知识鸿沟之间的山坡上攀爬，希望能有一天翻过去，当然也希望路上都能看到好风景。

农历新年的假期也快要过去了。这周上海的同事又开始上班，每年到了这个时候，才让人觉得新的一年正式开始了。中国人的年，翻篇速度格外的慢。

过年——不是农历，而是新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小事。我一直想要记下来，但因为日更的flag没有立起来，屡屡拖延，几乎要忘记了，现在在越洋飞机上，睡不着又没有好电影，不想工作不想看书，正好打开电脑搞博客创作。

这个新年是跟格格巫的家人一起过的。因为他妈妈80大寿和父母金婚两个大日子，再加上圣诞元旦，节前我们就在南边他父母的家会合，后来又一起去了比利时的海边，足足在一起呆了两个星期。

那是充满了莫名其妙（对我来说）的家庭义务，并且时刻被喧闹的小孩子，丰盛的下午茶，没完没了的礼物分配，漫长的散步和其它种种节日及纪念日庆祝活动填满的两个星期。到最后大家都有点精疲力尽。假期快要结束的时候，格格巫的姐姐姐夫带着四个孩子离开去了阿尔卑斯山滑雪，剩下我们和格格巫的父母单独呆在比利时海边的度假小屋里，喝一次“简单”的下午茶，终于两位老人发现了一直在尽力扮演透明人的我，开始问起了我的情况。

我的情况并不复杂，不过跟他们儿子的远距离恋爱在大家看来都有点“difficult”，所以格格巫的父母乖巧地避开了这个话题。而我的工作也超出了父母们（不分国别）愿意理解并讨论的范畴——不在本国，没有雇主，没有办公室政治，也很难谈得上有什么发展企划，所以大家很快就皆大欢喜地锁定了“八卦”这一永恒让人愉悦的经典聊天安全区。而飞先生，作为我的德国合伙人，因为是格格巫的父母通过我的描述最能想象的人物，不幸就成了我们八卦的对象。

我谈到飞先生去年夏天又结婚了。

严格地讲，伊不是又结婚了。飞先生和小兽医在2014年夏天喜结连理，小兽医改了飞先生的姓——虽然我也不是很懂改名字这个点，但幸好是他而不是飞先生改，不然我们事务所的名号也得跟着改——两个人一直恩爱至今。不过在2014年，他们俩的关系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能被称作婚姻关系。彼时“婚姻”在德国仍是一个异性恋专属的标签，LGBT人群所缔结的“法定伴侣关系”，在法律和经济方面的权利和责任虽与异性恋婚姻无异，但仍然不能被称做“婚姻关系”，具体的原因我没有进行过深究，依稀记得与宗教相关。从2018年9月开始，德国的某一些地区（还是全部？）将婚姻关系的标签向LGBT人群开放。小凡夫夫、飞先生夫夫喜大普奔，都第一时间去民政局登记，正儿八经地再结了一次婚。

对于他们的“再婚”，我和飞先生并没有很多交流。他们去民政局的时候我不在德国，只是遥远地送上了祝福，后来也没怎么提起过。有一次我问飞先生为什么要再结一次婚，他一边好像有点诧异，一边还是立即回答我是为了得到承认，我不知道该如何推进这类尴尬的讨论，就嗯了一声，快速转移了话题。

作为一个有短暂而丰富的搅姬历史，并且支持一切平权活动的人，我对同志结婚这个事其实有一些腹诽。当然了，我认为任何人如果想要结婚都应该有能够结婚的自由，也理解同志人群需要得到承认的心理需求，但“婚姻”作为一种符号性的冠名，一直让我有些反感。我并不反感缔结法律承认的伴侣关系，虽然人到中年，我们看过了太多人间杯具，也读过社会学家们对于现代社会婚姻关系种种灰暗的研究，听过他们关于这种历史悠久的亲密关系必将消亡的预言，但我仍然相信稳定的长期关系对人们生活正向的作用力；也觉得仪式性的承诺和与之相连的责任对处于长期关系中的各方（也不一定是两个人哈）在心理上有着无法忽视的暗示性；再说了，对于还没进入未来世界的人们，法定伴侣关系带来的各种benefit也是难以割舍的。但为什么要继续将“婚姻”冠名给同性之间的伴侣关系呢？我甚至觉得异性恋的伴侣关系也应该抛弃这个符号——这个让人觉得既狭隘又腐朽的符号。在基督教国家，教会认为只有在上帝的见证下缔结的伴侣关系才能被叫做婚姻，长久以来LGBT群体因此被隔绝在围城之外；而作为历史上最小而弥坚的社会单位，人以婚姻之名行禁锢和剥削之实，不仅是对那些被摒弃在这个小单位之外的人，身处其中的人更是如此。所以，在获得了平等的缔结伴侣关系的权力之后，同志们为什么还要执着于这么一个挂满了沉重历史包袱的符号呢？

当然飞先生们肯定不会这么奇突地想问题。如果普罗大众都结婚，那他们自然也要结婚，非如此不能彰显平权和社会承认；如果异性恋女人结婚后要冠夫姓，那他们也要改名字。对于女人来说，在漫长的历史中，失去自己的名字意味系统的奴役和深重的屈辱。但对于已经平权的男同性恋，这只是一个罗曼蒂克的举动，也许意味着主动的赋权和献身，也许什么意义都没有，就只是罗曼蒂克而已。

哦扯远了。总之在那个八卦的下午，我提到了飞先生的婚姻，委婉地表达了我并不是非常赞同。但我并没有像在上文中一样长篇大论地阐述我的观点，毕竟，我只是在跟男朋友的父母喝下午茶，这样上纲上线的讨论是奇突和不合时宜的。但我没想到的是，格格巫保守的中产阶级基督徒父母马上表达了赞许，他爸爸说：是啊，我们也觉得同性恋们有点太过了。我们的意思是，他们已经都平权了，但是干嘛要那么嚣张地在各种场所张扬自己的存在呢？

我目瞪口呆，额，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我忽然想起来，我们刚刚庆祝完老两口的金婚，如果我贸然开始解释，并进一步不识相地批评“婚姻”作为社会学符号的问题，估计这个下午茶要搞得无法收场…

于是我带着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默默地抿了一口茶，坚决不开口，等着旁边满脸黑线的格格巫找一个新话题救我于水火之中——想来春节返乡的大家，一定也经历了很多类似的情景吧。

因为133的关系，在微博上发现一个写香水的人叫牛明昱，这个人写香水特别牛逼，他不会啰啰嗦嗦地扯前调中调后调然后加一大堆形容词（那些形容词我看了成分表自己也可以捏造出来），他的香水品味也并不装着端着文艺着。牛老师写香水洋洋洒洒就像戏精本精说戏，忽然一个激灵就新角色附身，绘声绘色地演了下去。至于他说的那些香水，大多数观众我从来都没听说过更别说闻过用过，但这又有什么关系，我相信脑补出的金凤玉露更胜过人间无数。

前几天牛老师在他的每日一香栏目提到了我少女时期最爱的Pleasures：

Estēe Lauder，Pleasures。

今天还有人用Pleasures吗？不多了。有钱而毫无品位的女孩去用By Kilian，没钱又没什么品位的女孩选择Jo Malone，Pleasures安静地躺在妈妈的化妆柜里，积灰落尘。有一天你妈打开柜子看到它，或许也不会想喷，她现在用Chanel Gabrielle，一边打麻将一边和姐妹们分享她们的Dior Joy、Lancôme La Vie est Belle、Chloé。打完麻将回家，又看到Pleasures，她连它身上的灰都懒得擦，打的嗝散发着输钱的怒气，在你爸的鼾声中入睡了。她不会记得25年前的Pleasures，就像她永远不会回到25年前，时间把她变成一个在打麻将与打嗝中寻找生活快感的中年妇女，生活富足又无聊，可她从来都不打算打破这份无聊，安全感全在于此。

25年前她在Estēe Lauder柜台第一次看到Pleasures，一个小小的透明玻璃瓶子，银灰色的盖子在高级化妆品柜台晶莹的灯光下润润有泽。柜姐想给她喷在纸上试，她让柜姐喷在手腕上：晚点要去见赵国庆，香香的！她从未想过这样一个小玻璃瓶子可以喷出如此饱满又馥郁的味道，柜姐告诉她，这里面有铃兰、牡丹、茉莉、百合、晚香玉……几十种香气呢！“这么多？”她惊奇地质疑，“就这么多。”柜姐淡定地回答。她无法分辨这里面到底都是什么，但赵国庆说她“真好闻”，她便乐开花了。第二天早上，她在赵国庆身边醒来，赵国庆迷迷糊糊地抱住了她，“你喷的到底是什么香水啊，现在还这么香。”“当然是我的体香！”她娇声道，两人开始新一轮缠绵，她暗下决心，下个月工资到手，一定要去买一瓶Pleasures。

灰姑娘一辈子没有遇到王子，没有机会得到水晶鞋，但她得到了Pleasures，香得不可思议的水，留香长久，芬芳不变，穷女孩的信仰。她迷恋灰姑娘的故事，却知道自己永远不是最幸运的那一个，抓住Pleasures这种小事，是她生命中最值得庆幸的，再有，就是赵国庆毕竟爱上了她，他们结婚了。在Pleasures的香气中，他们俩脉脉含情地望着对方，眼里有光。后来，25年后，你妈还是你妈，赵国庆就是你爸，多少年的恩爱早就薄了淡了，争吵不断，吵起来彼此都想撕碎对方，但为什么没离婚呢？赵国庆说，懒得跟她一般见识，她也配跟我离婚？她说，都她妈是为了孩子，没孩子他爱怎么死就怎么死。Pleasures躺在柜子里继续沉淀，她再没拿出来用，却也没有扔掉。25年的老古董，时间爬过所有人的脸，见过欢喜，见过寡淡，不是不心安。她总会看一看Pleasures，神色便温柔起来。

温柔的让她温柔，千山万水，地老天荒了。

看完惊叫一声我的妈耶！欢沁都25年了，真的，那个曾经在铃兰、牡丹、茉莉、百合、晚香玉……里笑逐颜开的小姑娘现在已经是个老阿姨了！我想到我的欢沁，甚至都不是以银盖小玻璃瓶的形式出现的，那时候我们十八线小城市的商场里估计只有雅芳没有雅诗兰黛，我的欢沁来自《世界时装之苑》杂志的广告页，我记得广告上一个美女带着让人如沐春风的笑容坐在花丛中，那个广告还带了一张香水纸，揭开塑封，铃兰、牡丹、茉莉、百合、晚香玉……就都跑了出来。

那时候我正在读高中，像每一个青春期少女一样没心没肺又有无穷无尽的烦恼。因为老是埋在被子里看书，我近视了，戴眼镜这件事让对外表很不自信的我更加沮丧。但是，我把那张洒满pleasures的香水纸放到了眼镜盒里。那是一个很难看的黑色硬塑料眼镜盒，但是打开来，真的，就像穿着缎子做的大摆裙走路带风地踏入繁花似锦的园林：不开眼镜盒，怎知春色如许？说到这里要赞一声欢沁卓越的留香能力，也不知道有什么成分在里面，我那个眼镜盒从高中到大学，再到我来德国留学，一直香了好几年。后来我戴隐形眼镜了，打开眼镜盒的几率越来越低，但每次打开都能闻到那让人愉悦的香味。再后来我开始作妖买了很多设计师眼镜，那些眼镜都配着同样作妖的美丽眼镜盒，那个黑色硬塑料的丑盒子就渐渐不知道去了哪儿。再后来我还真的买过一瓶Pleasures，但那时候有了很多其它香水，也不再喜欢百花齐放的味道出现在自己身上，说真的，我从来没有想象过自己是一个踩着春花雨露款款而来的百花仙，买的香水大部分都是些什么矿石香木香草香，好像那些沉重坚硬的味道才真正适合我，带不带黑框眼镜，真的没什么要紧。

但可能为了是第一种喜欢的香水，也为着那个惨绿的青春期吧，我心里始终给欢沁留着一个柔软的小角落，就像牛老师说的，想到这个香水，神色便温柔起来。温柔的让我温柔，千山万水，地老天荒了。

我虚心听取了听听的意见，现对新年flag做出如下更正：

两周更！读书！考驾照！

好死不死，昨天驾校也给我打电话了，教练问我这个人还有没有…我赶紧回答有有有！今年夏天一定要拿到驾照，并实现一次短距离自驾出游！

最近跟格格巫因为一些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吵了一架。这次吵架持续了一个星期——对于两个工作狂来说，持续一个星期的意思就是某个周末起了争执，周末过去之后因为忙于工作，所以假装和好，每天还要虚情假意地打一个塑料姐妹花电话互致问候，到下一个周末终于忍不住爆发，把一个星期的积怨都倾盆而出，争辩剖析，最后终于冰释前嫌，和好如初。

昨天在电话里，格格巫哀怨地说生日（上周五，我们最后和好的前夜）的时候无心工作，一直在进行网络window shopping，往购物车里添加了两套西装，一件外套，一顶帽子，然而最近入不敷出，囊中羞涩，无力清空。我问他，这么无聊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啊？我来安慰你撒！

格格巫说，我不敢啊，我们不是在吵架吗。我预感你马上就要爆发了。

我说，但是你在过生日呀！没有人会跟过生日的人吵架的。我难道没有在深夜12点给你打来祝福的电话吗？

格格巫说，但是我18号生日，19号你就爆发了，把我骂得狗血淋头。

我说，但是过生日那天我对你很好呀！我还唱了生日歌给你听！

格格巫说，火山爆发之前，小动物们都会逃走，是因为它们能感受到空气中危险的气息！

是不是很可爱！

农历新年就快到了，再不做年终总结就得等2020年了。自从格格巫去了芝加哥，我绕着地球工作恋爱的疯狂生活已经过了两年。这两年我立了很多flag又打了很多脸——比如仍然不会开车，比如blog不仅没有日更连月更也做不到，又比如看书越来越少——但是我也有一些意外或计划中的收获，比如有了上海的office和很可爱的同事，又比如在柏林买了一间有南向大阳台的公寓，从无产阶级变成了一个债台高筑的人。有时候我觉得自己不思进取虚度人生，但偶尔也会感到充实和快乐，这多亏了身边那些温柔而善良的人。

新年flag：日更！读书！考驾照！

终于回到柏林。整顿两个星期之后，终于把生活硬扯回到平静安详的状态（伪）。

那么可以来记一笔了。

这周见了mm两次。我向mm安利费兰特已有两年，最近她终于把四本都读完（而且有两本还是读的意大利语原文！），每次见面我们都会热烈地讨论一番。

那不勒斯四部曲就像一面镜子，那些能在其中看到自己的人都为它着迷。四本书中mm最喜欢第一本和第四本。特别是第四本，这让我有点意外。当然了，我们在看到nino的时候都会有一些映射，然而mm更有理由，她撇着嘴说nino不就跟我前夫是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吗？然后她心有戚戚地讲到失去的孩子，不是书中那个意外丢失的婴儿，而是女人们注定会失去的每一个孩子。我承认因为没有孩子，我对母女关系的体验是单边的。在整个阅读过程中，我对主角与母亲种种纠结的情感感同身受，但后来两位女主角先后有了孩子，孩子们慢慢成长，费兰特写下了作为母亲的种种感受：爱、嫉妒、同情或无奈，这些复杂的情感我可以理解和想象，但无法引起共鸣，只能感受到同情。mm就不一样，我见过她的小女儿，一个惊人美丽同时非常intense的姑娘，我很喜欢她，但也觉得做为她的妈妈，mm还挺不容易的。想到她的两个女儿，我恍然大悟地明白了mm为什么会喜欢《失落的孩子》。我觉得自己有点蠢，之前居然会感到吃惊。

那不勒斯四部曲是通过强烈的共情来吸引人的。那些自身体验和感受与书中的描写截然不同的朋友们，会用更加超然也更苛刻的语气来评论费兰特的文学技巧。

我自己则很迷惑：文学的吸引力真的需要通过共情吗？按照以往的个人经验，我的答案应该是不需要。但是费兰特对我以及很多女朋友们的吸引，又似乎证明了这一点。

总之这套书是过去两年（其实我是去年读的，一直想写点什么… 拖延到现在）非常美好的阅读体验，嗯，也许圣诞节闲下来，我可以陆陆续续碎碎念一下。更何况圣诞节我要逼着不愿意看书的格格巫跟我一起看HBO的剧集！

友博听听最近说到了我立flag日更然后立即啪啪打脸的问题。我也没有办法。其实几个月没有进行博客创作，我有一兜子废话不吐不快，这一兜子废话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型废话。虽然我的blog自诞生那天就被定义为树洞不跟任何人链接不惹任何是非，但人到中年自然怂，有些东西真的是没法说了….另外一种属于爱上层楼爱上层楼型废话，因为工作实在奔波忙碌，没有时间来说。

今天忽然想起来，上个星期在加州探亲的时候邂逅了一个奇葩，偌大一槽，不吐不快。

首先，我去的是尔湾。尔湾本身就是一个很值得吐槽的地方，但这个槽懂的人秒懂，我就不展开了。

奇葩是亲戚的朋友，我们只是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遇到，寥寥说了几句话，了解到这人生活的几丝吉光片羽，匆匆记录一二。

奇葩到美国已经多年，早已入籍。当初到美国并没有打算久留，那时候他夫人怀了大女儿，到美国来生产。孩子刚刚落地，奇葩就收到了国内检察院的传票。

奇葩在中国给境外公司做买办，主攻政府关系一线。收到传票当时，打过交道的政府官员和合伙人已锒铛下狱。奇葩和夫人不敢回国，自此滞留美国，申请了各种庇护，最后拿到护照变成美国人。

奇葩头脑灵活人也勤奋，先利用国内的关系当起了买房中介，现在生意渐渐做大，买房中介的活交给太太，自己做起了正儿八经的房地产生意。因为是军校毕业，对枪支有情怀，热爱射击，家里地下室有满满一墙壁各种枪支弹药。而且天赋异禀现在已经能够代表美国国家队出国参加体育赛事了。

既然爱打枪，我想奇葩的政治观点应该也是偏右的，怕受惊吓不敢问他大选的时候选了谁，但奇葩特别看不上的就是欧洲人和他们的难民政策。说起来跟太太前段时间在巴黎他们简直义愤填膺，“巴黎现在乱得不得了！我们坐那儿喝咖啡旁边一个街区就有人明目张胆抢！”

奇葩现在有三个孩子，前两个是女儿，第三个老婆本人生不动了，又想要儿子，所以找了代孕，小男孩儿才刚四个月。

说起来他们一家人，郎才女貌（而且男人也是中国人里难得的英挺帅气），遵纪守法，待朋友热心周到，做事情聪明上进，没有什么bug。但以上种种…确实是天朝这一方热土才能浇灌出来的奇葩。

夏天飞快地过去了。

本该是宅在柏林的快乐时光，却被一趟又一趟的出游和出差切割得支离破碎。每次旅行之间的两三个星期就如白驹过隙，慰藉不了真·宅人懒惰的心。

不过，在格格巫赏脸配合下，这个夏天我们成功地度了两次小假，7月在希腊，9月去了科西嘉。

在希腊我们在伯罗奔尼撒南部一个叫做Monemvasia的半岛呆了一个星期。这个岛的形状像一片叶子，连接大陆的叶脉是一座小桥。小岛的天际线不是从海平面缓缓升起的弧线，而是陡然上升的悬崖，顶部是一片宽阔的台地，在拜占庭时期是Monemvasia公国的上城，与临海的下城由陡峭山石上的台阶相连，易守难攻，但现在早已成了一片废墟。

下城是游客云集的繁华小镇。我们的酒店离城门最远，石头房子沿山坡层层而下，房间虽小，却有能看海看星星的宽阔露台。月亮升起来之前银河非常清晰，漫天繁星；但月亮升起来之后繁星隐没，银光照得四下仿若白夜；月升那一刻离奇而美艳，我们看到海面上升起来红色的光晕，全然没想到那就是月亮，只觉是什么了不得的异象。直到红云越升越高，渐渐变成橙色再到金黄，才恍然大悟原来是月亮。

在Monemvasia我迷上了浮潜。这个岛上没有沙滩，人们直接从岩石上的梯子下到水中，水是踩不到底的深度，而且岩石上长满了海胆，让人无从下足。太阳很烈，游泳没有什么意思，但潜到水下可以看见各种颜色的鱼，阳光穿过清澈的海水照进岩石的缝隙，那里长满了不知是植物还是动物的海洋生物，都是陆地上生活的人们没有见过的奇特景色。

自从去年圣诞在红海潜水之后，我就迷上了海底的世界。可能是太陌生了吧，与空气的隔绝也让人感到恐怖。进入水中的那一刻我是很恐惧的，之后又感到强烈的向往——这可能跟我那些关于飞的执念有关。然而要逃脱重力的束缚是很难的。在水底嬉游可能是最接近飞翔的一种姿态了。这也许是对自由的渴望：摆脱这具沉重的肉身，获得某种轻盈、无拘无束的体验，就是老庄所说的“游无穷”吧。

有一个偶然认识的姑娘，满世界玩帆船，忽然又开始学自由潜水，在朋友圈里放了一张与鲸鱼共舞的照片，看得我非常羡慕。有一天能像她那样就好了，虽然我并没有那么曼妙的腰与腿，但我也想在一片深蓝间与庞然大物共舞啊。

Monemvasia的假期太过短暂，让人意犹未尽。后来格格巫去米兰附近的一个小城开会，我就把他拖去了科西嘉。

我们的行程不是不牵强的：从米兰去科西嘉，要先到热那亚坐船，到科西嘉岛东北端的城市巴斯蒂，再坐窄轨小火车穿过整个岛屿到西岸的小城阿雅克肖，最后还得在遍布大石的山路上颠簸半个多小时，才能到我订的酒店，而所谓的酒店不过是山崖上的几顶帐篷而已。说到底还是我任性：今年忽然厌倦了在城市踩点，厌倦了在每个名胜古迹或者著名建筑前感概万千，只想跑到没人的地方躲起来痛痛快快地睡觉、游泳、爬山、放空。

这间帐篷酒店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做的：科西嘉当地人自己的地盘，外人进不来，无人打扰。从帐篷里出来往山下走，五分钟就能到海边，这片海湾水清沙幼，更妙是一个人也没有。酒店在沙滩上留了小艇船桨，游泳游得腻了出海去兜一圈也未尝不可。

晚上酒店老板大叔亲自下厨做点当地的传统菜肴，酒过三巡后必然有野猪来访。第一天我们还有点害怕，第二天就放飞自我，把各种鱼骨剩菜跟野猪们讨交情。

科西嘉海滩的岩石上也长着无数海胆，我们跟老板大叔借了叉子，叉了大概百来个海胆做晚餐的头盘。夏末的海水还热着，海胆们没到繁殖季节都是腹中空空，即使如此我们仍然被大叔的海胆炒蛋鲜掉了眉毛：浓郁的海味带着一丝甜，被鸡蛋温柔地包裹住，因为加入了鲜奶酪口感十二万分的鲜嫩，似乎与海胆融为一体。哎，真的太好吃了。主菜是大叔专门潜水去给我们用标枪打的鱼，虽然也很不错，但跟头盘比起来就没有那么惊艳。

美中不足的是我出发之前伤了肩膀，不能剧烈运动，所以只在水面漂了几趟。辜负了这片奢华的海。

人生就是不要立flag！自从我说要日更，更新的频率又创历史新低，正好这两天跟朋友在网路上讨论米兔的事情，啰嗦了一大堆言语，干脆滥竽充数，贴过来骗一次更…

这件事的起源是我两周前去参加格格巫一个闺蜜的野餐卧谈会，席间谈到了美国的米兔运动以及高校中因为各种教条主义和其它复杂情况，反性骚扰机制种种不如人意处。然后一个朋友就讲了身边发生的热辣八卦。八卦的内容是纽约大学日耳曼文学系的学术明星Avital Ronell涉嫌性骚扰学生被指控。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这人在被学校调查并给出处分后，一群其它学术明星（包括我很尊敬的Judith Butler，我很喜欢的Gayatri Spivak和神烦的齐叔叔）都来帮她背书，背书的水平大概等同于鄢烈山为章文背书…让人大跌眼镜。

这个朋友是耶鲁日耳曼文学系的教授，她们系跟纽约大学的日耳曼文学系联系很多，所以涉事的人多少都算是同事，于是乎她又讲了一些AR的其它八卦。同为在美务工人员的格格巫也加入进来，两人一应一和，把八卦补充得立体又生动。那段时间国内米兔正进行得如火如荼，我在夜幕中一边喝着小酒，一边咂摸学术圈八卦，觉得这些我很敬仰的人怎么都如此不堪（Avital Ronell也是12万分有魅力的人，B站有她演讲的视频，大家可去围观），遂发了一条哀叹世界是坨屎的朋友圈。

这条孤寒的朋友圈自然应者寥寥，只有我的朋友，米兔运动的先锋和捍卫者老Q同志跟我讨论了几句。过了几天，纽约时报报道了这个事情，下文是翻译版：

当女性主义者被控性骚扰，“我也是”运动走向何方

与此同时，为AR背书的一众学术大牛中最著名的Judith Butler去北京参加一个叫做“世界哲学大会”的奇葩活动，大概开会之余也趁便进行了其它一些在中国的学术活动，包括一个在上海的讲座。老Q和我共同的朋友大头要去听讲座，于是老Q就怂恿大头顺便问Butler一问，为什么她要去给AR背书。

说到这里，不得不再贴一下大牛们为了给Avital Ronell背书，写给纽约大学高层的这封信。翻译是翻译得有点烂啦… 但也许贴中文要更界面友好一点：

背书 (然而在三年之后这个翻译已经消失了。我查了一下有个google doc的链接可以直接下载原文。但在这里我给出了一言难尽的著名哲学酱油博客leiter Reports的转载）

过了几天，大头在微信上把老Q和我拉进了一个群，告诉我们：

刚才组织者找我们和朱迪斯·巴特勒一起吃饭，我提了那个问题，不过是私人聚会，就没录音，我跟你们简述一下。她的大致意思是：那个教授是个拉拉，那个学生是个gay，他们之间是romance friendship，就她所知，没有性关系，是一种很酷儿的关系。她认为他们的关系和那种性骚扰是很不同的，但是女教授很有可能会丢掉工作，因为男学生提出她不应该留在学校。所以他们提出的只是，希望调查可以清楚一些，也希望教授能保住工作。同时她提出，因为学院里有对酷儿学者和女性主义学者的敌意，酷儿学者尤为容易被指控为骚扰，所以这样的事很容易被利用来针对他们，让他们离开课堂。最后，女性被压抑被禁言的历史很长，这是她很痛恨的，metoo很好的一点是让她们讲出来，女性和同性恋当然也可能是骚扰者，但是要辨别清楚不同的状况，把重点放在真正的压迫身上。

大头又说：

她们同来了一个希腊女学者，后来讲了一通这个ronell有多厉害，她的思维都是很不寻常的，所以也很招人恨，之类，不过她口音太重了，好多我都没明白。

我觉得巴特勒这个回答有点避重就轻，跟老Q和大头讨论了一下。但当时我在上班，估计大头和老Q也各自在忙，总之讨论得非常浮泛。过了两天，大头在朋友圈发了个帖子，内容摘抄如下：

…这一事件有独特的语境和脉络，从各种信息源的汇总来看，基本上可以判断为是一个利用“反性骚扰”话语的，针对女权主义学者的报复行为。

其实性骚扰本身就是有争议的话题，在性别运动内部争论已久，只是在推向大众的过程中被简化了。但问题并没有消失，而是潜伏了。

这次事件使得这些问题集中爆发，话语的局限、性规范与性实践的冲突、私人背书的污名化、权力分析的僵化使用、女权主义被利用的可能，等等。

但真正令人惊讶的是，这个事情一出来，站队很多，有效讨论很少，很多女权主义者并不关心事情的具体脉络，而是立刻表示愤慨，震惊，不知所措，沉默，或者撇清关系———甚至也看到某种主流女权主义对酷儿女权主义的毫无体认，急于清除“坏分子”的趋向。

如果说性骚扰的关键是权力结构，那就要分析性有没有成为权力压迫的工具，比如Avital Ronell有没有利用自己的权力欺负Nimrod Reitman;反过来，在女权主义运动中，也要看，性实践有没有成为打破既有的权力结构的途径，事实上Avital Ronell和Nimrod Reitman的关系是如此奇特，它和以往的性的权力关系一样吗？

这些分析，是被“反性骚扰”运动简化了的。权力结构其实已经成为僵化的条件和背景，对性的监管才被推向了风口浪尖。

…

在这个贴子下面，大头又补充了两段：

可以翻墙去看一下Lisa Duggan的脸书，她有贴AR的自辩，其中包含两人的邮件往来，ta们使用同一套交往的语言，分享同样的“情话系统”，并不难看出两人此前的关系，这本身就是对异性情感关系模式的发展和实践。如果“反性骚扰”最后只是“反性”，那女性的生活空间只会更狭窄。追求社会公正不是建立新的僵化规则。

有朋友说：在美国应该有一个已存在的典型是queer students attacking queer teachers，因为预期的照顾或关注没有得到等等。当然我也觉得是酷儿老师更好攻击。有时候反过来，老师被学生骚扰，更难启齿，那种纠结和孤立，是权力以外的重大因素，是酷儿老师独有的困境。现有的权力操作和想像，更是对酷儿老师不利。这些状况很值得我们借鉴讨论，或许已经在我们之间发生了。

看了这些发言，我赶紧跑到网上去把Avital Ronell的自辩翻出来看了一遍：

艾维托·罗内尔教授否认所有性骚扰指控的声明

然后我八卦小宇宙爆发，又把齐叔叔的辩解博客也翻出来看了一遍（短短几天内就全部翻译出来了中文学界真是与时俱进！）：

齐泽克：我为什么要签署支持Avital Ronell的信？

我被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搅得心慌意乱，感到一肚皮槽不能不吐，就回了了大头一篇长的：

看了你的贴子我专门又跑去把齐叔叔的blog和Lisa Duggan的脸书翻出来看了一遍，感想是就这个大八卦而言，我们的意见是一样的，既本该被讨论的话题没被讨论。然而什么才是本该讨论的话题，以及如何去讨论，我们应该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

那天知道你要就这件事去质疑Butler，我非常高兴，作为酷儿的一员，我看了不少Butler的书，虽然没怎么看懂，但对她是很尊敬的。我希望她能对自己的行为有更好的剖白。然而让我失望的是，整个事件中人们质疑Butler的点在于她写的信，而你没有读这封信就去了，所以问题既没有问到点子上，也被她轻描淡写地撇到其它上面。这封信并不长，主要的内容就是Ronell非常优秀，应该不会犯下骚扰的罪行，请学校审慎对待——后来齐叔叔也承认了这封信的奇突：学术上的优秀跟品德有什么必然联系？说到底Harvey Weinstein也拍出了不少不错的电影呢。而且学校没有审慎对待吗？在他们写这封信的时候，这个控告流程已经走了差不多一年，排除学术机构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等情况，NYU对这种蜚声国际的学术大牛犯下的事应该也是非常谨慎地在处理的。当然了，是不是比同等情况下的男人处理得重，这倒是个有意思的话题，但是相关的讨论就很少了。

然后是Ronell这件事本身，就像你和小燕所说，既然性骚扰的关键是权力结构，那就要分析性有没有成为权力压迫的工具。在这件事中，不仅是Ronell，还有Butler等学术大牛，都对性与权力的关系投射到自身时展示出了让人震惊的迟钝。考虑到她们都是酷儿理论和女权主义抗旗子的先锋，应该对性与权力的关系更加敏感，有更深的理解和思辨，她们的作为反应不得不说让人非常失望了。Ronell再怎么有着惊世骇俗不为常人理解的个人作风，既然进入了学术系统，就是系统本身的一部分。作为一个德里达专家，Ronell不可能不明白机构本身的权力意味。既然接受了拥有权力这件事，就应该规范自己的行为，不能当了弼马温，还管自己叫齐天大圣啊。

齐叔叔提出一个有意思的问题 （不过我想先说说他那个blog，他说Ronell跟自己研究方向和政治取向都不同，所以他不会偏袒Ronell，所以言外之意是研究方向和政治取向相同就要偏袒吗？从这个角度来说齐叔叔是真·猪队友了），就是政治正确被曲解和利用，以及人们在放飞自我的时候容易伤害那些过度敏感的人，为了保护这些人脆弱的神经，不得不限制个性张扬的人放飞自我，which is，比较遗憾的。这些都是比较有意思的话题，不过说实在的，也是一些real高级real豪华的话题。

另外我还想说整个Titel IX中受害人保护这一块的条例，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因为发生了什么事都必须保密，所以这件事所有的人都在语焉不详原地打太极拳，有可能Butler写了这么低水平的一封信，也是被这个条例缚住了手脚（no）。我们永远不可能脱离事实只在理论高度去剖析社会现象，在metoo运动中，受害人隐私保护的双刃剑怎么更好地用，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不过我觉得在中国的语境下也是一个real高级real豪华的话题了。

过了一天大头回我：

那天去问（我不会用质疑这个词，到今天比较了解情况的时候，也不会用）Butler的时候，我的确不是特别了解，没问到你所谓的“点子”上，当时我也很疑惑她的回答，似乎和我想的重点完全不同，但经过这几天看相关的信息，我已经完全、充分地理解了她，也完全、充分地信任她，钦佩她。第一，关于她们的信，我不觉得低级，像lisa duggan所说，当时AR面临着远超出应有的处罚，butler的联署信阻止了这样的处罚，从这样大的背景思考，这个信低级吗？我后来读了这封信，困难在于，她们的确和之前的男性同盟分享了同样的语言，使得这些字句染上了过去的色彩，但是对于名誉的私人背书，真的都这么不堪吗？对于性别有着深刻思考和体悟的女权主义者联署，和男性同盟的联署，在我心里是不一样的。第二，关于反性骚扰机制，齐泽克提到了这种制度、程序对AR这样的人是特别不友好的，实际上关于反性骚扰的这套机制一直是很有争议的，很多高校的朋友抱怨这套机制没用，死板，实践中造成了很多困难（我自己就从来没有支持过建立反性骚扰的制度），这涉及到关于性的一个长久讨论，性权派一直批评传统女权只重视性的压迫，以禁止性来解决问题，最后是限缩了人的自由，尤其会是被视为弱者的女性的自由。作为酷儿的一员，是尤其知道这种思路的伤害所在的，不合格的性，一向是管制的对象，所以解决的方式是既要反对性压迫，也要鼓励新的性自主和性协商。在听到AR和学生关系的第一时刻，我立刻感觉到了其中的创造力，这和那些传统的异性关系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接下来我关心的就是AR有没有利用权力伤害学生，如调查所示，没有。到此我不知道为什么还要持续谴责她，也更加觉得Butler冒天下之大不韪，不惜破坏人们最易理解的政治正确出来说话，是非常勇敢的行为。我大致的想法如此，谢谢。

得到这个回答我感觉其实我和大头都只愿意按照自己的逻辑来理解事物，已经没有彼此说服的可能性。但因为我喜欢大头，而且周末闲来无事格格巫又在没完没了地工作我正愁没地方磨牙，所以又回了一篇：

你说的两点我都挺不理解的。第一点：“她们的确和之前的男性同盟分享了同样的语言，使得这些字句染上了过去的色彩，但是对于名誉的私人背书，真的都这么不堪吗？”对名誉的私人背书有没有不堪我先不评论了。但你指的名誉是和私德挂钩还是和学术成就挂钩？说到底私德和学术成就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扯到一起来说？而且为什么要和之前的男性同盟分享同样的语言？这个语言很高明吗？为什么不能用一种不同的语言——一种让人或许能少产生点误会的语言（如果这真的是误会的话）？这本来就是我想问Butler的话，如果你有了答案，我也很想听你说。另外我也很想知道，如果把这个公案里的性别反转一下，你还会不会这么为他们辩护。第二点：“在听到AR和学生关系的第一时刻，我立刻感觉到了其中的创造力，这和那些传统的异性关系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愿闻其详…特别是，其中关于创造力的部分。“a penchant for florid and campy communications arising from the common academic backgrounds and sensibilities”，这个爱好我也有。我身边很多朋友，特别是那些把自己定义为酷儿的文科生都或多或少地跟我分享着这个爱好，更何况放荡的柏林一直就在怂恿人们模糊任何的边界。然而一旦换到职业的环境中，我永远不会跟我的甲方，学校的师长，尤其是我的学生分享这种语言。很简单，因为在权力场中地位和立场不同的双方若是共享这种模糊边界的语言，会造成各种无意或有意的误会和伤害。AR这段公案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而且，每个小圈子的文字游戏虽然有自己的规则，但还是有很多话，就是它听上去的那个意思，比如：“we’re on the sofa, your head on my lap, stroking you [sic] forehead, playing softly with yr hair, soothing you, headache gone. Yes?”我专门去问了我不羁的朋友中最放纵的一个，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飘过来一个淫荡的眼神反问我，宝贝儿你觉得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们是不是淫者见淫，想听听大头你的意见。

大头对我们无法说服对方这件事与我看法相同，立即干净利落地结束了这次争论：

我觉得我们没必要再争论下去了。很多分歧的背后，是经年累月的经验、背景、思考，即使把这些都掀出来，也不一定能达到共识。我就说两点我觉得我们本质的分歧：

第一是我不觉得公和私有那么严格的界限，如果像AR所说，她在调查过程中没有机会为自己辩解，对抗，而且几乎因为这个丢了工作，这个原因是公，还是私？调查人员的偏见有没有起作用，调查程序背后的理念又是公还是私，谁来界定是公还是私？既然你觉得这个“性骚扰”是私德，那为什么要在工作上处罚她？如果要在工作上处罚她，为什么Judith Butler她们不能在工作上称赞她的成就？（当然只提这些的原因之一你也讲到了，因为保密条款，她们不能提事件本身）研究性别，就是在研究私中的公，公中的私，我提到她们的信和男性同盟的信不一样，就是她们已经非常了解性别、性中的政治，她们真的是在用自己的知识、名誉背书，而且在大环境中，AR已然落入了弱势的位置。

第二，与第一相关，我不迷信程序、制度。在性的问题上，我自己也是一个严守界限的人，工作生活都是如此，其实我很不喜欢xx（大头和我共同的朋友，之前的讨论中被用来举例酷儿人群的夸张言行）的很多玩笑，但我不认为所有人都得像我一样，性本身就可以成为友好、协商的领域，工作范围内又有什么不可，人又不是机器，人本来就是混乱、情绪的动物。只要不是强迫，只要不是利用权力压迫别人（用权力压迫别人可不是只有性这一种方式），人们会有自己的方式去解决问题。不必要的规则不但是无效的，而且是压迫的。

关于误解，话语总是会引起误解的，有时候责任不在说话的人身上。Butler在犹太学者支持巴勒斯坦运动中写了很多东西，她写到了，她明白这会引起误解，让人们以为她是反犹主义者，但是不能因为会引起误解就不说话。所以她的位置一直是非常激进的，也是非常勇敢的，当然，也是不太好理解的，需要读者更开放一些。

就到这里吧，不再回应了。我一早就觉得我们无法互相说服，但还是可以保持善意的分歧吧。呵呵。

看到“呵呵”两个字，我赶紧投降，臊眉搭眼地申请求同存异，有空继续一起喝酒…

又过了两天，看到巴特勒出来认错：

朱迪斯·巴特勒解释她为什么为罗内尔背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