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篇

1944年初，妈妈和我们去重庆时，沿途的事务都是三哥打理。成都当时沒有出租车，连市内公交汽车好像都沒有(我沒見过)，我们先乘几辆人力车，载着人和行李到龙泉驿，換乘长途汽车向重庆方向行驶。中途在内江县休息一晚，我们住爹爹的朋友，当地一个银行经理的家，受到他热情的接待。第二天继续乘坐原长途车到重庆长途汽车站，出站后再換人力车到李子坝 建设新村爹爹的住处。

爹爹住通惠银行老板邓华民伯伯家。邓伯伯曾留学德国学电机，是我们老家四川营山县的同乡，他的父亲是著名的四川大军阀邓锡候。

邓伯伯的家建在山坡上，下面是建设新村街和李子坝街，再下面是墨绿色的嘉陵江。从邓家院子后面往上爬到山顶，就是重庆复兴关。邓伯伯和他的妻儿们住院子西边的灰色洋房中，洋房里面有三卧室、一大客厅和一大饭厅以及洗衣房。我们和邓锡候的大女儿和大女婿(中华民国葡萄牙大使馆的武官)住一幢吊脚楼(建楼时未平地基，直接用木材往岩石上支持着盖房，因此底层出现一些木柱，木柱似人腿，四川人将脚的延伸处的腿，也统叫脚)里。吊脚楼和西边洋房之间是很大的花园。花园里有平整的草地，草地的边缘种着月季。草地的东边，有一灌木林，种着许多不知名的灌木。在灌木林的北边有一棵很大很高的月季花，正开着几十朵粉红色拳头大 的花朵，非常好看。我们住的吊脚楼的坡上，是一排佣人住的卧室和厨房，还有一处喂了几头大猪的猪圈。再往坡上走几十米，有两个紧邻的大山洞，是抗日战争时期，为躲日本飞机轰炸，私家请人挖掘的防空洞。洞深十几米，里面冬暖夏凉，但比较潮湿，岩缝中还在往外渗水。

每天邓伯伯、邓伯母、邓锡候的大女儿和大女婿、邓家的一个家庭教师和我们家七口，都在他们洋房的大攴厅里同桌进攴，邓家的三个小孩不上攴桌。饭菜都由男佣们从远处的厨房端来，饭菜非常丰富，每顿饭都和过年一样。大概一个月后，邓家院落下面院子里的房客搬走，我们就入住他们搬走的住处。

新安顿的家，是在一排占地L形的平房里，铺的都是木地板，还有走廊。邓伯母的兄嫂，即韩伯伯和韩伯母帶着他们的小女儿住两间房。我们住五间，另有一间很大的大厅和佣人住的小房间。房后是一大片竹林，有几只班鸠在那里筑窝。房屋西面的院子，有高的竹篱围着，院里有几棵树。房的东面院子很大，却沒有围墙，嘉陵新村和建设新村之间有一条小道，经过院落的北部边缘。院子的南面有一排吊脚楼，六哥、強弟和邓家的家庭教师在那里住过，因搬来后住房较多，也就无人居住了。我们的厨房在吊脚楼的东边，厕所在离厨房几米远的东北角上。院子略靠东处，有一个大坑，是日本飞机扔下的炸弹炸出的痕迹。很大的院落，只在东窗前妈妈种了些桐篙菜，其他都是野草野花，几乎遍地都是黄花却沒有香味。

我们周围的邻居，都是当时的显贵们。南面的山坡上是邓华民的大花园。东面是著名的民族资本家，久大精盐公司创始人范旭东的家属宿舍，他的一些子孙们住在那里。东北面是史迪威将军的司令部。史迪威将军是抗战时期美军驻中国战区总参谋长。那时，我们常坐在靠我们这边的山坡上，看他们在房的平顶上演电影。我们住房的南面是国民党元老邹鲁的住处。邹鲁参加过黄花岗起义、反袁、护法，较早就参加了辛亥革命支持孙中山，还是汪精卫执笔孙中山遗嘱的现场見证人，当过广东大学(后改为中山大学)校长，是第一位精心研究和撰写国民党党史的人，但他一贯反苏反共反对国共合作，属于西山会议派。邹鲁和他的家人，住面积很小的两层洋房，楼上楼下加起来四间房，另有很小的平房是厨房。他儿子的房间和我住的房间的窗户对着，他不常回家，可能在上大学，有时見他在屋里拉小提琴。他们家院子也不大，大概四十多平方米，基本上是三合土地面，院子东面有一棵树。每天早晨我买菜都看到邹鲁穿着蓝长衫坐在院子的藤椅上。他们家也沒有警卫。我常看見他的夫人进出建设新村街上住户的家，那里住的多是司机和勤杂人员及其家属，说明她设有架子，还能和下层人打成一片。邹鲁的夫人有时也到我们家，和妈妈一块打麻将，她曾经拿一本邹鲁写的书给我看，当时我小学文化，对这样的书不感兴趣。我们家西边的邻居是国民党早期党员，国民党二级陆军上将李烈均，我们和他们家只有稀疏的竹篱之隔，他们那边的山坡较陡，邻近我们的基本是陡坡，长满了野草，房屋建在比邓伯伯家还要高的山坡上。从建设新村街上他们的大门处，有一条石砌的阶梯路，直通他们房屋所建处。李家的花园也不大，比起邓伯伯家的花园就差远了，他们家也没有警卫。这些国民党高级官员，不像我们共产党官员那样，能享受到那么多特权和特供。1946年李烈均去世时，蒋介石来他家吊唁，蒋在建设新村李烈均家门口下车，国宏弟当时是九岁小孩，沒有人干涉他，就在那里近距离的見到了蒋介石。我们家和李烈均家间的篱笆处，在靠我们这侧，站着一个警察，他並不阻止我们站在走廊上，观看离我们略二十米远的蒋介石。当时我们看見蒋介石披着黑色的披风，骄健的爬几十级的台阶去吊唁李烈均。哪有现在共产党领袖人物出行时戒备森严的氛围。

我们在新家住几个月后，邓伯伯在城里的毫宅也蓋好了，邓伯伯和邓伯母让我们搬到他们原住的大花园房住。我听爹爹和妈妈商量，一是厨房离得太远，如果用洋房的洗衣房做厨房，会把墙壁弄髒。二是房子太多，吊脚楼和它后排的厨房和佣人房长期无人住，也会毁掉。三是沒有精力和能力修剪花园的草坪和一些珍贵的灌木。爹妈得出的结论是:为了不损坏邓家的财产，只有婉言谢绝。过了些日子，雷伯伯(和爹爹一样都曾留学日本，后来是解放前四川省银行的总经理)全家三口，和雷伯母的妹妹(我的好友)搬进邓家花园洋房住了。把洗衣房改厨房，空着的房让它空着，他们从来不打扫，草坪杂草丛生，甚至还把洗澡盆放在草坪上洗澡。在那里，雷家住得很开心。

1952年我从成都到重庆大学上学时，曾回那里看过。邓家的花园房成了解放军空军部队的司令部，我们曾经的住房也住满了空军。2003年重庆大学校庆时，我从北京到重庆，再去旧居看时，李烈均的住处和邓家花园都不存在了。炸掉了很多岩石，听说正在建的轻轨经过李烈均的原住处。我们的住处耸立着一幢十几层的高楼。只有史迪威将军工作的地方未变，改名为重庆市史迪威将军博物馆。

从成都到重庆沒过几天，三哥蔡国威就去复旦大学上学了。记得还住邓伯伯花园的吊脚楼时，爹妈收到六婶徐伯瑛来信，反映我的五哥蔡国宝交了一个不好的朋友，怕五哥受他的影响。爹妈商量后回信让他来重庆。五哥来后爹爹征求他的意见，願不願去纱厂参加技术培训。五哥很高兴到那里学技术，很快就去纱厂了。后来我还听爹爹(蔡家骥)告诉妈妈(雷淑萱)，他在纱厂的朋友反映，五哥在那里学习认真，和技术人员的关系很好。看起来爹爹对五哥的表现很滿意。不久我们搬新家，休息日五哥从纱厂第一次回来，就煮了很大一块腊肉，让他帶去切后和朋友们共享。我想这也是对他表现好的鼓励。80年代五哥从石家庄到北京看病，住在我家时曾说，很感谢当年六婶关心的写信给爹妈，避免了他受到坏的影响。

六哥蔡国杰、我、強弟(蔡国强)和宏弟(蔡国宏)错过了学校开学的日期，因而在家休学一学期。家里也沒有甚么书，新来此地，也不知道附近哪里有书店和图书馆可以买书和借书。妈妈就用从成都带来的，自己解闷的"古文观止"，选这本书上的不少文章，教六哥和強弟。不仅因为六哥开玩笑说我是女的，戏用古言“女子无才便是德”，不让我听讲，我自己也就赌气不听。还因为只一本书，妈妈要用它备课，六哥和强弟要用来复习和背诵，根本轮不上我接触它，我也就失去了提高古文阅读的很好机会。強弟后来说，妈妈对古文的讲解，使他的收获很大，奠定了他学习知识的基础。

我们沒有字贴，妈妈的毛笔字写得很好，她将记得的一些诗词写成大楷，作为字贴，让我们照着练习。妈妈顾不上看我们是怎样写的。每天我们都写几篇大字，但是沒有人告诉我们怎样用笔，不知道藏锋、顿笔、提笔……等等书法。在学校上学时，也沒有上过书法课，只是照猫画虎的写。六哥就在我们写的字上,批着棒棒字和鼠尾等。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就是棒棒字和鼠尾。六哥还故作保密的不告诉我们怎么才能写好，而把批语当成儿戏。后来六哥给我讲，五哥的一个同学的父亲是书法家，那位同学字也写得好，曾指导他和五哥练字。原来他和五哥的字写得好，是有人教的，光靠照猫画虎去悟书法，要写好字很难。

我们到重庆后，很思念故乡成都的家，和那里的家人。常常写信给成都的兄弟姐妹。爱开玩笑比我大两岁的六哥，没有脱离淘气的孩子气，趁我们不注意，在我们的信纸或信封后面批上狗屁信、狗屎信等。我们发现后，用墨塗掉后寄出，也不和他理论。然后天天盼着回信。最高兴的是邮差来我家，给我们带来亲人的回信，我还无知的以为是他把信送到成都的家。

风和日丽时，有几次我独自去爬山，一直爬到山顶的复兴关。山高坡陡沒有路,爬时脚底还打滑，在有些地方，每向上一步都要借助拉着一大把野草或小枝，或用手支撑着地面。虽然爬坡很吃力，但我喜欢沿途丛生的植物，和爬到山顶居高临下，能更开阔的看到嘉陵江和江北的壮丽景色。

有一时期晚饭后，我们就在东院，围坐在妈妈周围，听她讲她看的古典小说十三妹的故事。大家听得很入神，而我有时，就连想到成都家里可爱的十三妹珮珮(蔡国珮)，连想到二姐蔡岫云给我们讲的“天方夜谭”和“安徒生的童话故事”。我更喜欢二姐讲的故事，也更思念成都的家。

那时家里有一个女佣，她在山坡上摘些野菜给我们做馍馍，很好吃。以前家里都是吃米饭，从来沒有做过馍，吃这种野菜馍馍别有一种味道。有一天，突然她要离开我们，她怀孕了，可能有先兆流产症状 。她的离开把我们的生活全打乱了，当天妈妈去哪里找人接替？尿罐(拉屎撒尿的容器)的屎尿无人倒，厕所离卧室这么远，晚上要用它时怎么办？看着两个屎尿快满的尿罐我直发愁，沒有人来帮助我们，只有家人解决。考虑再三，我认为自己应担起这项任务，但也有顾虑，连袜子都沒有洗过的小姐，却要在人们的注视下，去厕所倒、刷尿罐，多沒面子啊。想来想去也顾不了这么多，我提着尿罐就去倒了。重庆的尿罐是陶瓷做的，对当时12岁的我来说又重又大，还要爬几十级的台阶，大概100多米才能到厕所。我鼓起勇气分两次终于完成了任务。帮助家里解决了难题，感觉心理轻松了许多。第二天早晨又主动向妈妈要钱，给家里买菜。那时的四川沒有妈妈这样的太太或男人挎着篮子去买菜的。我的作为使爹爹妈妈很高兴。后来家里干脆不请佣人，妈妈女子职业学校毕业，学过家政，教给我和强弟做饭炒菜。开学后，每天早晨強弟负责生火煮稀饭，我买菜回来，妈妈炒菜。我们上学后妈妈打扫房间和做午饭，我们回家吃午饭后再上学。有时下午妈妈还手工做衣服，晚饭就由我和强弟放学后轮流做，我还负责倒尿罐。一家人的衣服被子都包出去，由街上住的一妇女洗。

我对家庭的尽责，和在家务劳动中的表现，羸得了爹爹的喜爱，为了奖励我，爹爹给我买了花夹子和擦头发的油。我高兴的把花夹子和头油给邻居韩伯母看，韩伯母见我当时剪的是齐眉的妹妹头，用不着擦头油，也别不上花夹子，知道是不懂女人需要的父亲对女儿的爱。韩伯母送我一细纱手帕，上面绣着很漂亮的花朵。

后来听爹爹对来我家的客人谈，他主张孩子做家务，是为了孩子在未来的人生中，遇到逆境时能应对。学理工科的爹爹比较务实，不讲究那么些排场和面子。

开学时，六哥去清华大学附中读书，入住那里的学生宿舍。我、強弟、宏弟都到李子坝中心小学上学。我最喜欢这学校的一个音乐老师。长得漂亮、穿着朴素、少言少语，教我们唱的歌都优美动听，有几首我至今不忘。尤其喜欢门德尔松作曲的小天灵，曲子很美，唱着就像身临其境似的。歌词是：“幽林一夜雨，洗出万山青，四边静只闻得流水声。朝雾刚消散，云中唱天灵。不与黄鶯争在花里呜，上天唱众仙人都来临。飞越高，唱越轻，小天灵，小天灵真高兴……”。

我们小学的骆校长和几个老师，或许是地下党员和支持共产党的进步人士。记得有一个星期一，全校都聚集在临街的操场开周会，从沙坪坝过来的学生反苏游行队伍，经过我们学校门口。游行队伍中有学生动员我们加入他们的行列，骆校长就竭力阻止。学校中思想进步的老师和学生的关系都很好。我和国强小学毕业时，老师送给强弟的书是“七月在顿河“送给我的是“夏伯阳的故事”,都是介绍苏联革命的。

李子坝小学的学生，承受的学习压力不像现在小学生那样大，家庭作业不多,也不以考试成绩排名次。好的作业公佈于众，以资鼓励，也让大家学习。强弟跟妈学古文后提高快，老师几次把他的作文张贴在学校墙上。尽管爹爹曾留学日本、又曾是教授和大学工学院的院长，但对孩子们的企求不大，致力于培养孩子将来是有教养能自食其力的人，基本不怎么关注我们的考试分数，好像看着我们在认真学习就行。不管将来做什么，增长知识很需要，作为学生，不能荒芜了在校学习阶段的光阴，也要爱惜传播知识的书本。有一次三哥和四哥(蔡国礼)回重庆度暑假，乘船时四哥的书忘在岸上沒有带回来，爹爹很生气。认为这么大年龄的读书人，连读的书都会忘而丟失，令爹爹对四哥很反感。后来四哥告诉我，不是他忘了，他和三哥分工，他负责拿行李，三哥负责拿书，是三哥上船时把书忘在岸上。

1945年8月， 记得我们得知日本投降的消息接近傍晚，匆匆地吃过晚饭，我就跑到街上。那里已经人山人海，人们高兴激动地举着食指和中指在欢呼。“v！，v！，v！”的呼声不绝于耳，鞭炮声、锣鼓声响成一片。载有美国军人的吉普车缓缓驶过，周围的群众争着和车上的美军握手，感谢他们对抗日战争的支援，和他们同庆战争的胜利。第二天上午我又去两路口，那里更是热闹非凡，耍龙的、踩高跷的、摇花轿的……都走上街头，鞭炮和锣鼓声更是响彻云宵，人们把心里的欢乐渲泻得淋漓尽至。不几天，美国生活画报上的图片却是另一番情景。日本剖腹自杀和集体自杀的比比皆是。这是死不悔改侵略者的应有下场。

胜利后，很多抗日战争中逃难来重庆的下江人(本地人把长江流域四川以东各省的人叫下江人)，都高兴的计划着回老家。一些学校陆续迁回原址。四川的一些企业家，也张罗着去外省发展。和我们有关的是，三哥上学的复旦大学迁回上海，四哥就读的同济附中也迁回上海，五哥所在纱厂迁河北石家庄。爹爹工作的银行也派他为汉口通惠实业银行经理。我们不久要去汉口，妈妈很爱珑妹(蔡国珑)，一直思念她，想把她带到汉口。从成都到重庆时，珑妹刚考上重点学校树德三小，她想留在成都上学，当时沒有跟妈妈到重庆。这次让六哥和强弟回成都，把珑妹换来重庆。我一直对妈妈给儿女的爱不公平很有意见，但11个子女，爱不过来，感情问题也不能强求。这次换来换去终于妈妈的两个最爱一一宏弟和珑妹，能跟在她身边了。再加上我这个从小叛逆心强，无人願意代管的。爹爹先去汉口,计划隨后由四哥和妈妈帶着我、珑妹和宏弟去那里。四哥再由汉口到上海，去刚从四川宜宾李庄迁回的同济大学附中上学。我们即将告别重庆。

武汉篇

抗日战争由于日本宣佈无条件投降而胜利结束了。战争期间，因躲避日军纷纷逃难来四川的老百姓，都争先恐后的急着回自己的家乡，因而要输送大量的人流。交通工具成了很大的问题。当时江运方面，似乎只有一家私营的民生轮船公司在营业，回家乡的人很难买到船票，而且当时还沒有直达汉口的轮船。爹爹任职的银行，设法用最贵的价格为我们买了到宜昌的特等舱票。

为了保证旅途中行李的安全，妈妈嘱咐我们把被蓋圈捆结实，箱子塞滿。她特地买了个一米多长的大竹篮(现在没有卖的)，将锅碗瓢盆等杂物都放在里面，竹篮上部有网裹着，东西掉不出来。她提醒儿女们把零碎的物品归置在一起，必须记住携帶的东西总共有几大件，不要在下船时丢失。

船上很拥挤，近乎水洩不通，没有舱位乘客的地铺，佔据了船上的走道和所有的地面。特等舱条件好，具备有四个单人床位和洗漱池。妈妈、我、珑妹和宏弟住一间，四哥和别的乗客合住在另一间。

我因为晕船，上船后只好通过睡觉来度过。记得船过三峡时家人叫醒我，看到好像船离岸很近，因为山高在我站的位置看不见天，实际船离岸还是远，因此看到对岸的房子很小，让我非常惊奇，岸上小小的房屋给人的感受彷佛进入童话世界。

船过三峡不久就到了宜昌。我们为了方便上下船，就在码头附近找了个简陋的旅馆，我们和在船上遇到的，四哥同济附中的一位女同学，同挤住在一间大房中。四哥在旅馆住下后，赶紧去售票处购买去汉口的船票。当时能买到的就是最便宜的统舱票，连床位都没有，也就是见到船上哪里有空地，就把自己的被褥铺在哪里。幸好我们全家的被褥都能铺在一起，避免分㪚开住的情况下，会产生的许多麻煩。

到汉口下船时，爹爹来接我们，让我为四哥和四哥的女同学看守船上的行李，请四哥的女同学和大家一同上岸吃饭，他们的终点站是上海。他们吃过饭回到船上时，爹爹的人力车夫随同回船的四哥来接我。我下船首先看到的是，一群排队坐在地上的日本鬼子(已投降的日本军人)等待上船，个个垂头喪气，昔日的威风荡然无存。我们上岸的地点正对着江汉路，这是汉口最繁华的地帶，街的两旁挤滿了大的商舖和饭店，厨窗中陈列美丽，霓虹灯鲜艳夺目。一会儿人力车拐进左边的里弄，约在三、四十米处停下，车夫告诉我到家了。这就是我们在汉口的新家，新家的地点是在江汉路华中里。

这是爹爹所在的通惠实业银行租借的家属宿舍，宿舍位于二层楼房的底层。家属宿舍只有三家人，我们家、李襄理家和杨姓出纳家。银行出面请来一女佣，为我们家和李襄理家洗熨衣被和打扫卫生。银行分给我们面积相同的两大间房，向阳的一间是我们活动的主要场所，放一双人床、一单人床、箱架子、三人沙发、两个单人沙发、两个茶几，还摆下餐桌餐凳和写字台。

从外面走进楼房时要经过一个天井（小院子），然后是公用大厅，大厅左边是我们家的房，居住在右边的是另外两家。大厅的后面有天井、厨房、女佣房、放马桶的厕所和通往后门的过道，以及通往二层和晒衣露台的楼梯。后门有一条很窄的街道，街道的宽度只能允许一辆大粪车通过，每天早晨大粪车经过该街道时，就有人大声呼喊“下河了！”，各住户都从后门出来，把马桶里的屎尿倒进大粪车里。街道的两旁有水沟，刷马桶的脏水和各户的脏水都倒进水沟里。

华中里是个大社区，社区拥有的都是红砖二层楼房，各楼的建筑结构类似。虽然紧邻江汉路闹市区，但它安静整齐，不像有的里弄伸出竹竿在大街上晒衣服。这里晒衣的露台都在后门窄的街道那边，从外面窥見的主街道就显得很整齐。不仅如此，建筑布局也考虑到为住户提供生活上的方便。

因为武汉的夏天太热，玻璃窗处设有能开关的双木板窗扇，中午多关上它。最热时，晚饭后一些住底层的人，把家里的单人竹床抬到主街道两旁，那里有穿堂风，夜里许多男男女女就选择在那里睡觉。除爹爹外，我们家里的人也曾在那里睡过觉，但不管天气多热，我都蓋上薄被。华中里百多户的人家睡在街道上，我沒有听说过趁机耍流氓的亊情。

不久，曾留学英国的四姑父邓燮纲，被安排到驻汉口的联合国救济总署工作。隨之四孃带着大表妹敬时、表弟铭曾和华曾也来到了汉口。他们住在离我们不远的一条街，住二层楼房的二层。夏天比住底层的我们要热许多，电扇吹出的是热风，他们不得不买大块的冰放在房里，用它来解暑，冰化后温度又急剧上升。有时四孃就帶着表妹和表弟来我们家躲避暑日，待到下午气温稍许下降再回去。那些年月，居住在汉口的老百姓在不拥有空调设备的情况下，面对酷热难当的夏天，所受的煎熬是今天很多人难以想象的。

关于四孃，我要在这里讲一段故事，四孃蔡家琼(字珣若）毕业于四川大学教育系，当年她和未来的四姑父举行婚礼时，四姑父突然晕倒，蔡家耽心他是痨病引起的，因此就向邓家提出退婚，邓家拒绝退婚，于是四姑父就每天到四孃教书的成都实验小学追四孃，四孃不得不躲到重庆，四姑父又追到重庆，后来见四姑父感情执着身体健康，四孃才去了邓家。邓家在四川江津白沙是一户开明的大富绅，邓家当时在江津做了许多善事，曾在经济上关照过，被中国共产党开除的党的创始人陈独秀。邓家人也都善待四孃，四孃去那里后，在抗日期间疏散到那里的中央图书馆工作。四孃的为人处世受到邓家的尊重，因此和邓家人能保持良好的关系。四嬢为邓家生了一女（邓敬时）一儿（邓铭曾），此后又怀孕时，四姑父一个嫁到杨家因医疔事故而不能怀孕的妹妹就提出，如果四孃再生一个男孩就把他留在邓家，如果生下的是女孩，希望由她来抚养。我们的二表妹杨景宜（邓敬业）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成了杨家的人。二表妹的养父是解放后在对外贸易部工作的专家杨西孟。另据三表妹陈光琴（邓敬平）讲，还因为二表妹的养父母当年从美国回国时，在香港被中共方面留住，要求他们先扮成一家人以完成大陆方面的任务。他们身边没有子女，遂向哥嫂求助。四孃继续怀孕时，四姑父一个具有男孩但家里沒有女孩的另一妹妹，也提出如果四孃生下女孩就交给她抚养，四嬢和四姑父也满足了她的願望。三表妹陈光琴的养父，曾留学美国、德国，是西南联大、同济大学和复旦大学的著名教授陈铨。陈铨还写过轰动抗日战争时期的剧本[野玫瑰]。后来四孃又生了小表弟邓华曾和小表妹邓敬为。

现在接着叙述我们到汉口以后的生活情况。因为当时银行的单身职员另有住处和单独的厨房，李襄理夫妻在那边和他们一起吃饭，因此这边的厨房仅供我们和杨家合用。我家安排我负责每天早晨上学前买菜，妈妈和珑妹负责做早餐，午餐妈妈做，晚餐由我和珑妹轮流做饭，妈妈还要在珑妹烹饪时助她一臂之力。离我家不远有一个大菜市，市场里的东西非常丰富，我经常买活鱼活虾，这里的活鱼活虾比四川菜市场里的品种多还便宜。有一个星期天，珑妹和我一同去菜市，我们买了鲜活的黃鳝，一路上几条黄鳝都像眼镜蛇一样高高的抬起部分身体，也就举起了头部，欲从竹篮中溜出。让我沒有想到的是珑妹也胆大，她毫不畏惧的和我一起把黄鳝按下去，回到家里还和我一同宰杀黄鱔。要是六姐蔡国莹在这里，连卖黄鳝的摊也不敢接近，六姐胆小，一直不敢吃形象如蛇的黄鳝，好像人的胆量有天生的因素，我和珑妹天生就比六姐胆大。那时武汉市场上，还有许多美国军人抗日战争的食用剩余物资，价格都很便宜，例如奶粉、黄油、火腿等肉食罐头，我们常常买回家，因此家里餐桌上的食品非常丰富。

我们错过正规学校的开学时间。爹爹给我报了半日制的聖玛丽亚英语学校。进入学校我才知道，这里的老师都是意大利修道，她们基本上不会讲中国话，两位修道连比帶画的对我说了许久，我才明白给我取了个英文名字叫Maber。连英语字母都沒有学过的我，只有硬记住这名字的发音。这所学校只有几个教室，我所在教室同学的学习程度最低，而且还参差不齐，有4O多个同学，大部分是外国孩子。同学们依学习程度的不同按纵列排座，各列所敎的课本不同，老师发给我的课本，和我所在那列同学的课本相同。老师讲课前全体起立，口唸外语在胸前画十字。同学们坐下后，意大利修道老师先给某一纵列同学讲课，别的同学都自习。待对这列同学讲完课后，这列的学生复习和做习题，老师再给另一列的同学讲他们学的课。一堂课的时间，老师给几列同学的课都能讲完。我的程度最差，老师再安排一点时间教我读英文字母。在她敎和我同列坐的同学们时，我也和她们一起听读课文，回到家时，爹爹將课文译成中文再告诉我。学生一上午只休息一次，同学们课间休息都讲英语，别的班外国孩子更多，我甚么也不会，只有呆傻的看着他们玩游戏。我最喜欢看他们玩塑像，一个孩子吹哨子，大家听到哨音响，就保持当时的姿势不动，因此院子里塑起了各种姿势的塑像，有的形态非常搞笑。听这里的中国孩子讲，她们一直在这里上学，而不去中国的小学和中学读书，準备以后去国外上学。这些孩子家里多是华侨和有钱人。一个月左右，我因生疔疮而离开这所学校，后来去聖若瑟女子中学上学。

聖若瑟女中和聖玛丽亚英语学校一样，都是意大利天主教办的教会学校。这里学校的校长、管理人员和英语教师是外国修道，大多是意大利人，她们都会说汉语，其他讲课教师聘请的是中国人。学校有一幢较大的四层楼房，和一排平房，楼房后有花园、草地、操场和天使亭。修道的生活区和学生严格分开，学生不能进入。楼内设有教堂，住宿生在教堂参加的宗教话动较多，他们餐前必须先祷告感谢天主后才能用餐。学校曾经开过宗教课，受到无神论学生的反对后才停止。

我家离学校按现在公交车站的距离大概一站多，我和珑妹都是走读生不住校。上小学时，我因逃学误了期末考试致留级一学期，最初入学的年龄也比珑妹大，再加上辗转迁徙耽误多，现在不到十四岁和珑妹同班。

开学时，学校任由学生选择座位，我很想坐第一排，但因自己个子太高，怕遮挡别人的视线，才选了第三排靠墙的座位。这是我从上学以来第一次坐在前面，上小学时都是坐最后一排。现在听老师讲课精神容易集中，听得也清楚，课程的知识性更引起了我的兴趣，使我的求知欲特别旺盛。在这里学习的四学期中，除了教官讲的课外，我都感兴趣，因此期终成绩在全班五十多个同学中，名列前三名。但沒有得过第一，第一名是绍兴赵姓同学每期稳拿，她的两个姐姐也在我们学校，都是每期学习成绩稳得第一，这三姐妹的学习很了不起。我除了有一学期是第三名，另外三个学期都是第二名。前三名可以不同程度的减免学费，第一名全免，第二名免一半，第三名免三分之一。我们学校相当于贵族学校，在武汉的中等学校中，学费收得最高。珑妹成绩也不错，大概排在六、七名。我能免些学费给家里减少点负担，爹妈很高兴，为了鼓励我们取得的成绩，爹妈獎给我和珑妹去挑选花布做新衣或买自来水笔等学习用品。

学校规定学生必须穿制服，一年的四季一律穿黑皮鞋和白长统袜、夏天上身穿白衬衫打黑领帯和下身穿黑裙子、春秋季上身穿帶白翻领的黑夾衣和下身穿黑裙子、冬天穿阴丹士林布缝的旗袍，另外还要买一套价格不菲的童子军服，別的学校童子军服並不贵，我们学校的卖这么贵，同学怀疑是敎官从中吃了回扣。教官还规定没有童子军服，学习成绩很好也不能升级。教官是国民党派来的，在这方面修道还要听他的。其实我们在校两年童子军服只穿过两次，都是参加全市的天主教活动才穿它，一次是参加全市天主教大弥撒，另一次是迎接梵蒂冈大红衣主教到汉口。参加这些活动学校免费供应我们午餐，修道炒的意大利空心粉很好吃。

学校没有图书馆，那时我很想看些课外书，路过民生路时，我去那里的一个书店站着看看书。有时去中山公园图书馆，马尔萨斯人口论等，都是我在那里看到的。对我帮助最大的，是我后来结识了我家对门，开钱庄老板的大女儿，她借给我看过很多书，如包法利夫人、娜娜、安娜卡列尼娜、…………，后来我把这位姐姐介绍给三姐，三姐也喜欢借她的书看，三姐结婚时这位姐姐当她的女嫔相。

我们的住处没有大的院子和花草树木，爹爹就常带着全家去中山公园和东湖等处。中山公园大湖里有几个小岛，岛上茂密的树上都一片洁白，因为树上停滿了白色的大型鸟鹭鸶。后来我工作时出差去武汉，又到这个公园，岛还在，岛上的树林也在，但一隻鹭鸶鸟都沒有了，可能是环境受到破坏。以前汉口城市附近有很多大小湖泊，后来填湖蓋房，可能是因为鸟儿失去它的食物——湖泊中的小鱼，就离开了这里。那时爹爹带我们去武汉大学珞珈山的东湖，远看东湖是一片碧绿。我们在湖上泛舟，因湖水清澈，能看到湖水很深处的水草和鱼儿。2003年我再到东湖去时，見那里的水混浊至远看呈灰濛濛的一片，近看也见不到湖里的水草，昔日的东湖美景不再。

在汉口居住的那些日子，几乎每天晚饭后，爹爹都让我陪他散步，因为妈妈幼时缠过脚(滿清时以妇女小脚为美，逼着年幼女孩缠脚)，虽说没有缠多久，大人就给她解开了缠足布，但脚已经有些畸形，影响较长距离的走路，她也就不能常陪爹爹散步。平时我和爹爹走到沿江大道看到长江后就回家，星期天有时就走到汉水再返回。边走边聊天，爹爹给我讲中庸之道，我听不进去，我认为正确的事就应该坚持，错误的坚决反对，沒有中间折衷。爹爹也不把他的观点强加给我。我把爹爹当成好友，心里有甚么疑问都告诉他。有一段时期许多学校组织辯论，把我认为错误的辯成正确，使我感到往往在事实面前，正确和错误弄不清，左派认为对的，右派认为是错，我向爹爹提出正确和错误怎么分辨，真理和美的标准等。参议员競选时，搞得很热烈，我又问爹爹，学政治好还是技术好？爹爹告诉我学技术，不要学政治，技术问题出错影响面积小，而政治是把社会作为实验室，一旦错了影响范围很大，甚至还会造成对人的重大灾害。通过后来我经历的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历次运动，真的感受到政治错误给社会带来的灾难，爹爹当时的说法太有远見了。

在我有清楚记忆的人生历程中，只有四年左右的时间，我和爹爹住在一起，在这一时期中，我感受到的亲情和父爱真是难以忘怀。平时爹爹给人的印象是严粛少言笑，而我接触的，确有另一面。以下一些琐碎的回忆，对我却是宝贵的。

我不只是和爹爹聊思想认识问题，有时还和他下象棋，下棋时，妈妈都在旁边观看。我总是输棋，好不容易吃爹爹一个关键棋子，妈妈在旁提醒我：“妳还真吃！”，意思是他是父亲，妳应该谦让他才对。我才不管那一套，毫不留情的照吃不误，就这样还是败下阵来。总不能赢，失去兴趣我就不下了，爹爹还求我再下。爹爹不和妈妈下棋，我想可能是不願接受妈妈的谦让。 有时我写作业时，爹爹坐在旁边帮我削铅笔，他削的铅笔既好用又好看，不愧是学工程的，现在我每用铅笔就想起爹爹，深深的怀念他。我没有听过爹爹唱歌，就开玩笑地、撒娇地求他唱给我听，他竟然把记得的诗词，以类似歌曲的曲调唱出来。我问他是上学时老师教的吗？他说诗词就是用来唱的，我也曾听说古人摇头晃脑唱诗词的事。他还教我唱一首英文的法国民歌<闪烁的星星>。那时著名女高音歌唱家管喻宜萱到汉口来演出，演出票很难买，爹爹弄到了两张，这次爹爹却没有给我陪他去听唱歌的机会，爹爹高兴的带着妈妈赴音乐会了。

在汉口的那些日子，妈妈太累了，她要赶在我们中午放学前做好午餐。下午还要给我们手工缝制衣服，我和珑妹的制服、珑妹的连衣裙(我的旗袍是我自己裁剪和缝制)，爹爹的毛料长衫都是她手工缝的，还要给大家做棉衣，而她没有为自己缝过一件新衣。长期坐着干活，致使她的双腿浮肿，在她的小腿上用手指一按就呈现很深的坑。晚上有时她还因气喘坐着不能入睡。却沒有听说她去看过病。我们对她的关心实在太差了。尤其是家里两次被盗，帶给她的精神压力太大了。一次是卧室里的箱子未锁，其中四付较重的金手镯被盗。曾听她说这些黄金手镯是準备给四个女儿陪嫁用的，被盗的事，她怕爹爹着急还不願意告诉他。另一次被盗，是她去搁马桶的厕所时未锁卧室门，小偷盗走了卧室里的一个箱子，这件事妈妈也不敢告诉爹爹。被盗箱子里别的衣物都不要紧，重要的是有我和珑妹的童子军服，妈妈怕没有童子军服，我们学校的敎官不让我和珑妹升学。她写信给石家庄的五哥蔡国宝，让他寄些钱来又为我和珑妹各再买一套。以前我们家住独门独院，甚至还有看门人把守，妈妈习惯了出卧室不锁门，现在我们汉口的家，卧室离白天敞开的临街大门太近，以致招来被盗的事情。

过了些日子，四哥蔡国礼受学校处分回汉口来了（椐四哥的二女儿蔡宪讲，文革中经组织外调查明，四哥参加了地下党外围组织，参加“反饥饿、反内战、反廹害”运动遭到学校开除）爹爹非常生气，就是不理四哥，也不听他解说。但爹爹仍然关心四哥，安排他进入收费高、教学质量好的法汉男中上高中三年级。这所学校是法国基督教办的教会学校，教法语的是法国牧师，他和四哥的关亲较好，我常听四哥提起他。从那里毕业后四哥入爹爹主持的通惠实业银行工作。

不久三姐蔡国璧,也从成都来这里的汉口协合医院护士学校插班就读。这所医院的条件很好，我看到的病房宽大，护士的生话条件也好，牛奶放在饮水桶里随便同学取着喝。医院就在中山公园旁边，附近还有些湖泊，因此空气和环境都好。有一次我去她们那里看演话剧<野玫瑰>，该剧讲述抗日战争时沦陷区对敌斗争的事，情节复杂引人入胜，曾经在社会上引起轰动。作者是我们的三表妹陈光琴的养父陈铨，前面介绍过陈铨教授，这里不再赘述。三姐演剧中的主角，以前不知道她演过节目，居然在这里担起了剧里的主要角色。我見她台词记得熟练，演得也还自然，因而获得一片掌声。汉口协合医院护士学校学生的负担较重，不只学习听课，还要参加医院的轮班工作，她们利用课余时间排练话剧，演出能取得这么好的效果实属不易。

三姐因学习和护理的工作繁重，在校期间回家的次数不多，有段时期很久沒有回来，我们到学校了解她也不在学校，让家人非常着急，后来听说她住在一个朋友家，爹爹也没有打听到那朋友的地址。有一天，爹爹带着我们去中山公园玩耍，经过游泳池时，忘了是谁首先看见三姐在那里，大声的呼叫三姐，大家看到她后非常高兴，三姐見爹妈不仅没有责备，见到她时的高兴溢于颜表，她就很快換掉泳衣出来見我们。和她交谈后，大家才知道她交了一个男友，三姐准备嫁给他，但那人的家境和我家相距甚远，她怕父母不同意。爹爹让三姐带男友回家看看。

三姐的男友徐哥哥名嘉诚，云南楚雄人，家务农，本人在空军地勤做机械师，看起来徐哥哥人老实，三姐搬回家住后，他常来我们的家，和大家也谈得来。他要出差四川，爹爹就託他把妈妈、珑妹、宏弟带回成都。他们回四川的路上轮船触礁，触礁时的大晃动，使睡上舖的珑妹摔出，徐哥哥眼急手快接住了她，避免了珑妹摔在地上。事故使徐哥哥携带的单位物品有了损失，同行的同事让他多报损失，他沒有同意。触礁延长了旅途时间，沿途的情况妈妈有信告诉爹爹。徐哥哥返回汉口后，就张罗着和三姐的婚事，我看見爹爹给了他们一块金条。他们在江汉路一个大饭店举行婚礼，有十桌左右的宾客，大多是徐哥哥所在空军单位的朋友。三姐穿着婚纱服很漂亮，婚礼后他俩住我们附近高挡的璇宫饭店。 徐哥哥所在的空军部队要去台湾，三姐和徐哥哥不愿去那里，而是回云南徐哥哥的老家。

不久四哥带着我乘轮船回四川，沿途很顺利的就到达重庆。四哥赴重庆通惠实业银行工作，我暂住四川省银行总经理雷伯伯家。四哥又帶我去军阀邓锡候二儿子邓亚民家，联系乘他们的军车回成都，没几天我就乘军车回成都了。

1948年5月左右，我回到了成都。感觉家里变化最大的是我的亲六姐蔡国莹，她和我都生于1932年，她生在当年的1月属羊，我生于12月属猴。她从小比我听话，不和人争吵，没有受过他人的打骂和训斥，也从沒有感到委屈，更不会因此流淚，但她有些胆小怕事，看到我抢过妈妈打我的长烟杆时，吓得她直哆嗦。我过去了解的六姐，是一位老实巴交不夠活跃的人，现在变得很活跃，而且还会唱不少亲共歌曲，我还发现她在兴趣上有了很大的变化，六姐学会了拉二胡、写诗、绘画和爱跳舞。最使我意想不到的是，她居然很认真地和一位同学办起一份壁报，编辑排版在壁报上面，有诗歌、有彩色绘画，此外还有评论国民党腐败的文章等等，准备贴在校园的墙上，她说她们学校有不少自由地发表言论的壁报。过去胆小怕事的六姐，现在居然敢于张贴如此内容的壁报。六哥蔡国杰浏览她的壁报后，戏谑地背诵她在壁报中写的诗歌，六姐追着六哥做轰打状，一直把六哥轰出大门。以前六哥开玩笑吓唬她，吓得她直躲，现在却要反抗。我还佩服她敢于向代父母管她的六婶述说正当的需求，如买二胡订中学生英语杂志等，六婶也给她以支持。我觉的六姐变成一个比我多才多艺、有思想、有主見和有抱负的人。

回到成都，我们错过了开学的日子，珑妹比我早回成都，已经在名校树德女中初三下学期借读，我也到那里借读，我们只上过初中二年级，却旁听他们初中毕业班的课程。我感觉他们英语发音用音标教学，比我们听意大利老师直读式的教英语的方法好，由于意大利老师发英语的音不一定准，再加上学生怕记不住单词发音，往往用汉字注音，学习时费劲还读不准，就耽误了我们对英语的学习。树德女中教的语文课文言文较多，内容也深，初中三年级就学屈原的离骚、庄子的逍遥遊。几门讲主课的老师行政关系不在树德女中，多是聘请同时在几所名挍讲课有学问的老师。班上的同学学习都很认真，因面临要考高中，反饥饿等学生运动都不愿参加。有些同学为了提高英语的汇话能力，课外到基督敎会的外国牧师那里学口语。我曾和她们同去一个外国牧师家，牧师敎我们唱一首《耶苏和我们在一起》的英语歌曲。学校的图书馆不大，但各种藏书不少，我在这里还借到当时的禁书《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

国内战争中国民党节节败退，南京濒临失守，大孃和妈妈的同窗好友冉孃孃全家，也从那里回成都，先暂住在我们家。家里突然增加了那么多人，很是热闹。记得陈哥哥和姚姐姐（陈哥哥的女朋友）非常喜欢珮珮（蔡国珮），常带着她玩。陈大姐（尚杰）的衣着时髦，我参加林家乾哥哥婚礼时，陈大姐借给我一件外衣。陈二姐（尚文）很喜欢音乐，非常羡慕她有一把及他琴，摆弄着琴她能弹出美炒的乐曲。当时陈三妹(尙明）还小，看不出将来也是优秀的艺术人才。冉嬢孃和陈伯伯慈祥健谈，我喜欢听他们和大家一块聊天。

陈家搬走不久，爹爹也从汉口回来了。爹爹喜欢孩子，更喜欢带他们到大自然 中去锻练。有一天，爹爹和我们共十二人，有强弟（国强15岁）、三表弟（杨士衡13岁）、瑾弟（国瑾11岁）、瑗瑗（国瑗11岁）、国璜（10岁）、珮珮（国珮9岁），弟弟（国敏5岁）、小妹（国琇5岁）、小表弟（邓华曾 3岁）还有二姐蔡岫云。我们出大门后往西，穿过吉祥街路口附近的城墙豁口，就到了郊外，一群人浩浩荡荡，走在冬日田野的路径上，一直往西，越过我曾就读过的三英小学一段距离后，才停下来，由二姐给我们照相，接着又马不停蹄的返回家。那么小的华华、小妹和弟弟都没有叫累，大家情绪还挺好，这和部队拉练一样，真夠锻炼人的。

不久爹爹到乐山的一所大学教书，还做他教授的职务。我认为他当时的决策是明智的。如果留在金融界，解放后日子不会好，雷伯伯就是例子。我在重庆大学上学时，在校园里偶然遇到雷伯伯在那里散步。我们聊天时他说他在沙坪坝工商银行储蓄所工作，后来我到他家拜访，他们家只有一间房，他睡一床，他的原配（一个老太太）睡另一上下铺床的下铺，他的小儿子雷京生睡上铺，房里另有一些简单的桌椅。京生的妈妈已和雷伯伯离婚。 昔日曾留学日本的四川省银行总经理 ，现在只是一个储蓄所的留用职员，曾住的大花园房換成了简陋的居室，幸好需要他养活的人口不多。如果爹爹留在金融界，要养我兄弟姐妹这么多人，日子更不好过。

我参加林家乾哥哥婚礼没有多久，我的干爹林表叔就去世了。他家是大的工商业兼地主，干爹继承遗产享乐一生，在觧放前夕故去算是幸运。

我和珑妺在树德女中旁听到暑假，就准备跳级考高中，珑妹打算和六姐同校，上成都县立女中，我不願意再和比我小的妹妹同班上学，就投考成都市立女中。后来我们都上了自己选中的学校，平时都住在学校，周末才回家。记得当时货币眨值厉害，家里给了一些钱才过两天就只能买一小块花生糖了。没过多久妈妈带着齐弟（蔡国齐）、宏弟（蔡国宏）去爹爹教学的地方。后来珑妹因身体不好（月经停了）也去爹妈那里。留在成都的六哥（国杰）、六姐（国莹）、我、强弟（国强）都由六婶代我们的爹妈管敎。

我很喜欢市女中，那里的民主气氛比较浓，中共地下党的活动学校也不干与。课外活动时间，曾有竞选參议员的到学校来演讲，宣传他们对施政的见解和主张。有些同学还骄傲地称呼自己的学校是民主堡壘。学校领导的确具有民主作风，肯于接受意见，根椐同学们的建议，曾经设立过兴趣选修课，每周固定三天下午最后一级课是选修课，学校请大学老师来授课，学生也不另缴费。我选了读词心得、伦理学和音乐。讲读词心得的是四川大学敎授；讲伦理学的曾留学日本，也是四川大学敎授，他的几个孩子是我的小学同学，我去过他们住于宽巷子的家，家里种了很多梅花，他们的母亲是日本人。宽窄巷子辟为成都旅游景点后，据说商业气氛很浓，不知道他们美丽幽静的家园是否受到影响；敎音乐的老师教我们横隔膜发音，告诉我们，当发＂嘆！＂的音时，就是从横隔膜发出的，让同学按照这样的发音来唱歌。老师还敎我们几首好听的歌，唱前都要我们练音。可惜这些兴趣选修课在临近解放时都终断了。

觧放前夕，我看見四川军阀邓锡候的家眷，住到我们成都市女中的教师宿舍来了，邓伯母（邓锡候的大儿媳妇)带着凱弟等四个孩子，还有邓锡候的大女儿住这里了。他们着装朴素，尤其是邓大小姐穿的是农村染的土布衣服，因为人很胖是一件由两幅土布对缝在中间的旗袍。我曾在他们家住过，彼此都认识，为了不引起别人注意，和她们打招呼聊了几句我就赶快离开。在这非常时期，尽量避开她们，避免同学问起。后来我看了些当时的历史，记述蒋介石要邓钖候去台湾，邓准备起义就离开成都，回到他的根椐地彭県，把他的家眷藏在北门外，也有说藏在簸箕街，都没有说出具体的地址是：成都北门外簸箕街成都市女中，而接待他们的是我们的范寓梅校长。临近解放时范校长到我们班，大谈共产党来了后要＂应变＂，我第一次听说“应变”这个词，后来也没有听说过。意思是要跟上形势的变化不要固歩自封，要換脑筋，她说她也要这样做。

这时， 中共地下党组织同学们护校，以应对国民党军队撤走时可能地毁校，以及国民党军队撤离而共产党没有来时，在无政府状态下，坏人的趁机捣乱。这样的会议我参加过一次，学校放假后我就回家了。那时成都的老百姓很恐慌，就怕军队撤走时的抢劫， 和无政府状态下的坏人捣乱，有的街道路口筑起了栅栏，准备必要时关闭。幸运的是没有出现以上危机就迎来了成都的解放。

建国篇

当时从大学分配到北京电报局的还有华南工学院毕业的郑政鎏，和一位北京邮电学校毕业的中专生，我们都属于电报机线室，先在电传机班实习。不久我的丈夫许子平也从西安调来了，和我们一同参加实习。那时旧的家属宿舍没有空房，新的家属宿舍正在建设中，电报局的局长贾峰戈在他住的独门独院中，借了一间半平房给我们，并和他家共用厨房，对我们真是太大的帮助。起初他用的小汽车还顺便带我们上班，这样和其他职工的差距太大，后来我们不好意思再乘。和我同时分来的那位中专生，因偷盗手錶被发现，没过多久就被开除出电报局。人事处安排我、郑政鎏和许子平去北京长话局的载波室、北京无线局的发讯台及收讯台实习，整个实习期间大概半年。我的实习工资是56元，半年转正后是72元，这比我们大学同学分配在非邮电系统的工资要高，转正时间也缩短半年。实习结束后我被分配到传真室、子平去载波电报室、郑政鎏去电力室。

我喜欢传真机通信技术，以相片传真机为例，光源经机械扫描有序的从相片上的起始点移动到终点，根椐照射点的黑白深浅，即光的强弱变成电信号的强弱，再通过电路传送到对方的传真机,对方传真机接收的电信号变成光信号 经机械扫描使感光纸受光点也从始点有序的移到终点，感光纸感光经显影液定影液处理后，出现和发方基本相同的相片。这就包含了电学、光学、机械，化学等科学技术。

传真室有24小时轮班值机操作人员和技术维修人员，我做技术维修工作。传真室人员因给新华社收发国际和国内新闻相片较多，从和新华社同志的接触中，知道当时人民日报在各省的发行，受天气的影响太大，因为从北京，靠航空运送制好的人民日报铜版到各省会城市后印刷，天气不好飞机不能起飞，就会延迟印刷。传真室的同事们大胆的提出，制作能传送人民日报一版大小的滚筒相片传真机，各地收到相片后再制板印刷，这样就不会因天气不好飞机不能起飞，而延误报纸的印制。这个建议得到电报局领导的支持，当即组织制作电路和机械的人员，我除了日常传真机的技术维护工作外，也参加报纸传真机的发讯电路的制作。制成两台机收发成功后，正好赶上北京市青年向党和毛主席献礼，北京长途电信局(北京的长话局、电报局、无线局合并后组成）选派我和一位机械工程师，由北京长途电信局的何轰付局长带领，带着我们的报纸传真机。参加北京市献礼的队伍进中南海献礼，那时毛主席不在北京，是邓小平书记和贺龙元帅在怀仁堂前的广场接见我们，当邓小平和贺龙走到我们这里时，我举着报纸传真机收下的人民日报的感光底片给他们介绍。

我们制作的报纸传真机的雏形，引起了新闻机构和邮电部的重视，邮电部研究院和我们商量，为了使收下的感光底片能达到制板要求，需要传真机的扫描密度很密，扫描光点就很小，这就对机械精度和电路有相应的要求，希望我们和他们共同做进一步的研制提高。因为领导要我参加搬到新蓋的西单电报大楼的安装工作，我沒有去邮电研究院继续研制报纸传真机。后来研制出的报纸传真机,进入北京电报大楼和各省会邮电局的传真室，报社用收到的感光片制版后印报，使得各地人们及时的看到了新闻报纸。

西安电信局传真室的传真机出了故障，邀请我们给予帮助，我赴西安帮他们解决问题。待我回到北京，看到丈夫许子平情绪非常低落，写了些耽心我和他离婚的诗词，经询问他被开除了党籍。我找党委看对他的处分决定，记得处分决定罗列的三条内容大致是，（一）歧视工人，看不起工人支部书记。（二）对苏联的科学技术成就有反感。曾言应给苏联大使尤金打电话，问为什么TT1216载波电报机质量这么差，还收我国这么多钱。（三）赞同右派言论“独立思考”。当光明日报刊登文章“要独立思考”，他赞同“独立思考”。看过处分决定后我心里觉得不是他歧视工人，支部书记马某和当时的党支部委员除一人外，都是过去的三青团员，虽然他们解放前是工人，但是在工作方法上也有不足处；不是对苏联科学技术成就有反感，而是对具体机器质量不好还多收钱不满，但不顾影响拿给尤金大使打电话来开玩笑是不对的；当时我也弄不清为什么“独立思考”就不对，就是右派言论。在伟大光荣正确的党面前，自己虽有不同的看法，还是怀疑是自己思想改造的不夠,应该听党的话，服从党的决议。子平被开除党藉后，先调入金工班，后去无线电台农场劳动。

这次还开除了一个说话不注意影响的1938年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高某。不久又宣佈传真室的宛某是右派。这让我感到有些意外，在电报局反右运动开始贴大字报时，我看到有针对高某和子平的大字报，没有见过给宛某的。曾见动员大家帮党整风时，让他作大会发言，我因当时工作忙没有参加，不知他在会上说了些什么。他是烈士子弟，毛泽东选集中曾提到他父亲，其父生前在江西共产党内担任重要职务，母亲是妇女委员。他父亲牺牲后母亲回上海，曾和潘汉年一同做共产党的地下工作。因革命工作 ，宛某从小和父母失散，50 年代他母亲才知道他在北京电报局工作，母子见面不久，母亲就和潘汉年一同关押在功德林监狱。潘汉年是共产党历史上最传奇的特工，是党在白区统战工作的重要领导者、指挥者和实践者，这时误判为“内奸”而被关押。估计宛某对母亲做地下党的革命工作，却被关在解放后的监狱里有意见，以至划成右派。划为右派后宛某被调出电报局，去北京邮电学校教书。我曾被邮电部借调到这邮电学校敎传真电报，和他同一教研室。有一年春节，我和其他老师一起去他家，那时他母亲假释出狱交公安机关管制，住在他的家里。我见她母亲白净干练、幽雅风度犹存，很热情的给我们讲解她在每间房门上编写的对联，字写得也好。那时潘汉年从监狱假释到大兴县团和劳改农场管制。在那里，潘的妻子董慧来到他的身边，住一个能自由活动的小院，他还常到附近河沟钓鱼，甚至被允许进城探亲访友。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江靑、林彪为了借“死老虎”潘汉年为打倒“活老虎”寻找“罪证”，又关潘汉年入狱，宛某的母亲这时也和潘汉年一样关入秦城监狱。

几百人的电报局反右中仅划了一个右派和开除两个党员，反右倾时，从延安来的电报局的贾锋戈局长受到了批判。说他保护了两个党员右派漏网、划的右派太少等等，贾局长不服至健康情况下降，后来一直没有上班。

北京邮电学院又传来齐弟被划为右派，並终止学习强制到北京医疗器械厂参加劳动。我去学院找认识的他们班党员了解情况，他告诉我，蔡国齐起初没有划成右派，班里参加去邮电部，建仪把北京邮电学院攺名为北京电信学院的学生划成了右派。当报纸刊登“对右派要和风细雨”时，蔡国齐是团支部书记，他在支部会上说对右派同学也应和风细雨，不久报上又说对右派和风细雨是右派言论，他才被划成一般右派。没过多久又发现他用英语写日记，抱怨对右派的一些作法不民主不尊重人格等；又见他床的褥子下藏有铁钉铁片等物 ，怕他报复和自残，才终止他的学习到医疗器械厂参加劳动。后来我问齐弟那些铁钉铁片是怎么回事？他说是检的，准备自谋职业时用。

国齐在医疗器械厂劳动时，看起来情绪还算稳定，几乎休息日都来我家。我家已分得新建的工程技术员住楼的三居室套间中的两居室，请了一个保姆洪奶奶带正在吃我奶的儿子许若彦。洪奶奶是我们老家成都的近邻，是吉祥街10号大姐同学洪姐姐父亲的姨太太，她是由丫头收房（收为主人的姨太太）的，既爱干净又能幹，能在北京和她相遇真是有缘，有她操持家务劳动，国齐来时，我们姐弟俩聊天时间就多一些。北京有几所名牌大学的右派学生，都集中在医疗器械厂劳动，国齐在那里时几乎钳工、车工、电焊工的活都干过，电焊时发出的强光刺激他的眼睛发红，他用我的人奶点后就有好转，因此休息日来要我的人奶。

有比较长一段时光他没有来，我感觉有些奇怪，就到医疗器械厂去找他。医疗器械厂的相关人员告诉我，蔡国齐已不在这里，带到别处去了。我问到那里去了，他说他们也不知道。见我非常着急，后来告诉我去草岚子监狱看看。我临走时他又想起国齐有两样东西没有带走，进去给我拿了一本爹爹的综合英汉大字典，和爹爹的黑呢长大衣。我立马奔向三哥的家。

我向三哥蔡国威汇报了以上情况，三哥说：“不管他”。我也理解三哥的难处，作为一个非党员的公务员，在冶金部能做到现在的职位已不容易，如果添一个蹬监狱的弟弟，势必影响今后的发展，再说在法律上他也没有这项义务。

回家后我仔细考虑怎么办，爹爹去世了，妈妈没有能力管，国珑刚生完孩子也没有精力，如果我也不管这个弟弟，得不到他的音讯我会后悔一辈子，保护弟妹对我来讲好像是天生的。记得6岁时，崇庆县家小天井里养了一只恶公鸡，每逢看到齐弟或珑妹去那里，我都自觉地跟在他们身后，怕恶公鸡啄他们的眼睛；在汉口时，我从窗户看见街上有人欺负宏弟，转身就猛跑，妈妈焦急的问我：“怎么了？怎么了？”，我边跑边告诉她“有人欺侮毛毛（宏弟的小名）”，跑到门口我紧盯着那人，他也注意了我，看他没有再欺负宏弟后我才回家。妈妈把这件事告诉了爹爹，爹爹对我说起，还表扬了我保护弟弟的行为。现如今，齐弟最困难的时候，我们不管他，这对不起爹妈，姐弟间的手足情也不容我放弃他。我相信国齐不会做丧天害理的事，在我心中的他仍然是一个正直、善良、有同情心的人。我知道到监狱寻找他，我会很快被调离现在的岗位，通讯工作第一线的人员，是不允许有“关、管、杀”的亲人。我又想，调离喜欢的传真室去别的单位，我总还有谋生的地方，比失去一个弟弟的音讯要好。

做好了思想准备，休息日我就去草岚子监狱，在接待室填写了我的工作单位、我和国齐的关系等后 ，出来一位狱警告诉我，国齐在他们那里，因未结案不能相见。后来我再去时，獄警说国齐已转到自新路监狱，几次去自新路监狱都因未结案不能见面。过了很久，电报机线室领导告诉我，妳的弟弟蔡国齐的判决书下来了，因曾参加欲逃苏联的活动判8年徒刑。当时只给我看了判决书，并设有把判决书给我，而是该领导收走了。也告诉我蔡国齐当时在大兴县团和农场监狱。不久我就被调到硫璃厂南局有线试验室。我去团和农场监狱看过国齐几次，给他带点吃的和日用品，国珑和国宏都去那儿看过他。囯齐告诉我，他因参加在医疗器械厂劳动的右派学生在天坛公园开的一次会，被判有期徒刑八年，其他参加两次会的判十五年，他曾听国宏说不要参加右派分子组织的活动等，就沒有参加第二次会。过了些日子，囯齐转到茶淀农场监狱，由那里又去了新疆喀什监狱。我辗转去过的几所监狱，感到接待我的狱警都态度和蔼，让家属关心和帮助犯人，不要放棄他们。给我的感受是，那时的司法机关还有些人性。由于囯齐在医疗器械厂学了些技能，在监狱基本是干技术活，没有在大田劳动的犯人累和饿，他在监狱传染上了肺结核病。刑满释放后他留场劳动，在水电站工作，和当地的维吾尓族农民阿香结婚。他曾带着阿香到北京来玩过，住在国珑家。喀什劳改农场的水电站离他家较远，平时他住在水电站，有一天回家，看到别的男人和阿香住在家里，国齐就和阿香离了婚。改革开放后学校和法院都为他平了反。

落实政策我回到了西单电报大楼传真室，有一天我大学时的同班同学林运行来告诉我， 北京邮电学院正在为当年强令终止学习的右派学生办理毕业证书，学校不主动逐个通知当事人。林让我抓紧时间快去给弟弟蔡国齐办毕业证，去晚了政策还不知道会不会变，有了毕业证书好找工作。还建议我想法把蔡国齐调出劳攺农场，调出新疆，否则靠他自己是办不成的。非常感谢林运行同学给我通报消息和提出建议，我就很快去学院为齐弟办了北京邮电学院的毕业证书，并写信告诉他这个好消息。另外写信给对家庭有责任感的四哥四嫂，请他们设法把齐弟调回四川。热心肠的、曾是地下党员的四嫂杨志雅，在南充当地的人缘好、路子宽，很快就为齐弟在南充邮电学校谋得教师职位。齐弟调学校后也很给力，被评为先进教师，他在南充时得到四哥四嫂无微不至的关怀。

齐弟大学的有些同学很关心他，撮合他上学时曾写信示爱的同学齐立心和他结婚，那时齐立心已离婚是北方交通大学的付教授（后为教授），她也願意。这就需要使齐弟尽量往北京方向调动工作。 我的十二妺蔡国璜和她的夫君洪志通，在河北省廊坊市地矿部物化探所工作 ，出力把国齐调到了他们单位，国齐到地矿部物化探所后，工作很努力，还得了两项奖。他和齐立心结婚后，又想法调到了北京，在北方交通大学旁边的北京电力工程学院当老师，在那里评为敎授，还到德国的一所大学做过访问学者。后来北京电力工程学院併入北方交通大学，最后国齐从北方交通大学退休。退休后去南方工作几年，后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医治无效去世。

大学学士读书应五年，国齐才读了一年多就被剝夺了上学的权利，在很多课程都没有学过的情况下，他能评为敎授，还以访问学者的名义去德国大学，是他的聪明才智和艰苦自学得来的，也是我们镇藩家族群的兄弟姐妹为他创造了条件，是林运行通风报信出主意使我们抓住了机遇。他经过这么多磨难最后有这么好的结果实属不易。

他和齐立心结婚后，立心曾怀孕，因她和前夫有两个女儿，不願再生孩子，就做了人工流产。她的大女儿刘群由她抚养，国齐对刘群很好，在经济上大力支持她留学德国。刘群和德国人结婚后，生一儿一女。德国男子的正规名字很长，其中包括父亲、祖父和外祖父的名字。刘群的混血儿子的名字中，外祖父的名是国齐，而不是刘群的亲生父亲。

反右运动中，在石家庄大兴纱厂工作的我的五哥蔡国宝，听说在单位动员大家帮助党整风时，他提意见谈到领导干部办公室的沙发应给工人休息娱乐处用，就被划成右派，对他残酷的批斗至摔坏腿，后来一直跛着腿走路。五嫂为了孩子们的前途违心的和五哥离婚，但在无人看见时，让孩子们给五哥送东西。

我的两个长辈在反右运动中也受到廹害。在四川财经学院敎书的五叔蔡家彪，裾说没有右派言论，仅因和几个老师在茶馆喝茶就说是开黑会，被划为右派送到峨边劳敎，59年5月因心脏病去世，打倒“四人帮”后平反。曾留学英国的四姑父邓燮刚，因有人故意指着破烂的茅草房问他：“在英国看到过这样的房子吗？”他说：“没有”，就说他“崇洋媚外”，后送到农场劳动，在那里去世。

反右运动给社会造成的祸害太大，冤枉了很多好人，使不少右派份子家破人亡。群众不仅对发动这场运动者不滿，运动这种发动群众斗群众的方式，使得群众中当时积极参与批斗的，至今还有不少未能得到受害人的谅解，我的大学同学中留校读研究生的就有这样的情况。今后应吸取教训，用脑子思考，不能人云亦云，更不能捕风捉影和无限上纲加害别人。

反右运动结束后又迎来了大跃进，当我看到报道粮食畝产上万斤时非常高兴，毕竟我不懂农业，当时相信党也就相信党报，从未质疑它的真假，谁知这是干部们虚报成绩在骗人。后来有的地方按干部虚报的粮产量征粮，这可害苦了农民。

当在全国掀起大练钢铁运动时，电报大楼的各单位，都在后院建起了练铁炉练钢铁，所用的材料都是到处乱抄来的，我所在的单位未经手续，就到仓库去抄很好的铜板做鼓风机，还美其名曰“白手起家”。熔化的铁也没有多大用处，造成极大的浪费，职工为此加班还搞得精疲力尽。诡异的是农村为了大练钢铁，把各家的锅熔来练铁，让农民去吃公社食堂。我在河南信阳五七干校时住农民家，村里的人告诉我：“我们这里以前有很多树，还有很多都是大树，在大练钢铁时全砍来练铁了”。大练钢铁还耽误收割，致使未收割的粮食烂在地里。

紧接着又是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那几年风调雨顺，也没有大的水灾、火灾和地震，怎么造成了自然灾害？突然间粮食和付食品供应都紧张起来，各户按粮本和付食本领取各种票证购物。为了避免造成不好的国际影响，对北京还比较照顾，每人每月的粮食定量比很多地方要高，我每月是30斤粮票，但是因为蔬菜和付食品都供应得很少，也常感觉到饥饿，有时休息日就去郊区摘野菜。我在第二收讯台给邮电部托办的传真电报训练班学员讲课半个多月，那里食堂卖的馒头里掺树叶和一种不易消化的澱粉，让人有饱服感但很难吃，学员们吃不惯，都纷纷叫苦。后来情况有些好转，北京西單菜市场卖填鸭，我买回家清炖后，油多解馋还补充蛋白质。有一次开党的生活会，金工班的工人宋某说，她的丈夫（也是我们试验室的，当时在上海学模具）写信来说一个月的粮票都被偷了，宋某很着急。我很同情他们。工人劳动强度大，需要的粮食就多，工资不高没有条件买填鸭充饥，一个月的粮票没有了怎么过日子。回家后我清点家里的粮票看还有些富余，即使不夠还可以买填鸭，第二天我就送给她30斤粮票。她很感激我，过了很久，她的公公（电报局退休报务员）见着子平还感谢我。1962年8月我怀孕七个月时，由于营养不良，两次检查体重都沒有增加，打听到一西歺厅卖的每份高价茶点中有一杯牛奶，子平就经常去那里给我买带牛奶的茶点吃，有了牛奶的营养，生下薇薇（许若薇）虽然骨架子小但还胖乎乎的。

产假56天滿后，我上班就将薇薇送电报大楼哺乳室，那里的负责人育儿经验丰富，让工作人员常帮助婴儿学会抬头、翻身、爬行等，一边干活，还一边和婴儿们说话，薇薇在那里不仅抬头丶翻身、爬行发育都早，十个多月就会说：“还吃”。一岁半送单位托儿所，到了那里，立刻独自就爬上高高的攀拦架 ，两岁去幼儿院后，喜欢跳舞，逐渐学会了跳舞的基本动作辟叉，身向后翻手撑地面如方凳，人也聪明、漂亮，但是生不逢时，三岁多就赶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文革篇

毛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阶段时，我的丈夫许子平以漏网右派的罪名被揪出批斗，住入牛棚，逼迫他们每天唱凌辱人格尊严的“我是牛鬼蛇神歌”。作为家属也受到岐视，起初年幼的女儿许若薇还不理解，看到別的小朋友都可以上台表演，总是不让她参加，很失落和不解的对我说，“没有人请我跳舞”。稍大一点才体会到受歧视是因她父亲被揪出造成的。邻居告诉我，有一天，我的两个孩子抬着小板凳坐在她家厨房墙外聊天，薇薇对彦彦说：“我们要是没有爸爸就好了”，可见当时的歧视，对一个上幼儿园的孩子压力有多大。那时不只被批斗人的孩子缺少家庭温暖和孩子的乐趣，就是一般的儿童也只有成人唱的毛主席语录歌和忠字舞等。我的儿子许若彦是反右时1957年出生，那时还有些针对幼儿教育的文化，有小喇叭开始广播啦！有孙老师讲故事，有孩子们唱的歌、有儿童们喜欢的动画片，还有儿童剧院。我们常带他去看动画片，有他喜欢的《谁的本领大》《小蝌蚪找妈妈》，给他订一些国内和苏联的儿童画报，薇薇的童年就没有享受过这些。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北京长途电信局红讯兵和红电两派之间的斗争越来越激烈，参加红电的多是老职工，红电的老职工们没有完全否认以前的干部，而红讯兵这派是以1964年以后分来的一批大学生和出身好的年轻人为主，虽然红电的人多红讯兵的人少，但最终红讯兵得到军管会的支持而掌权，而我参加的红电被认为是保护走资派的保皇派，红电的两个头领在没有违法行为下被逮捕入狱，对我家庭的廹害也越来越大。

不仅抄了我的家，在全局开的一千多人的批斗国民党残渣余孽的大会上，把许子平掛上漏网右派的牌子也拉上去批斗。说他破坏毛主席像章，让我上台说明情况。我知道这个罪名有多大，是要给他加戴现行反革命的帽子。我毫不畏惧地走上台，对着话筒大声的讲：“是我的小孩和他的同学们热爱毛主席，在毛主席像章周围做的葵花花边，对毛主席像絲毫没有影响”，说到这里他们不仅不让我继续说下去，还上来两个不认识的人，反扣我的手臂，逼迫我和被批斗的人一样做喷气式飞机。我不是国民党残渣余孽，为什么说真话就招来这样的对待，我不服气的拼命挣扎，有人踢我打我，我竭力的反抗 ，致使大会开不下去，军代表让他们放了我。到了后台，他们还怨我把这么严肃的批斗大会给搅了，并通知下午在南局开大会批判我。经历了这样的场面，我一点也不怕大会批判，中午吃饱饭我就静待他们拿出批判内容。原来给我的罪名夠大的，一是偷国家机密图纸、二是洩露通讯电路秘密。我控制不住不屑一顾的笑，他们怒吼的斥责我：“批妳，妳还笑”。会上又不让我发言，会下我告诉他们，你们抄我家抄出的那些图纸，是我上大学时买的苏联传真机的图纸，我借调北京邮电学校教传真电报时，用的美国传真机、法国传真机的图纸，不仅我有，我的学生都有，拥有国外机器的图纸用于敎学，怎么就成了偷国家机密图纸？我搜集用于教学的传真机器障碍和电路干扰对传真相片影响的资料，哪里洩露了通讯电路秘密？他们无言以对。家属院里，红讯兵派的子弟还对我儿子许若彦进行批判。

事后我庆幸没有让红卫兵进入邮电通信系统，我单位的邮电职工相对来说还算文明,否则我在斗争大会台上的抗争和被批判时蔑视的冷笑，必定会带来更大的灾难。就这样，军管会的军代表和掌权的红讯兵执行的极左路线，仍然在北京长途电信局逼死了十几条人命。

我看见国家大元帅罗瑞卿在断腿的情况下,还残酷的被萝筐装着抬上台批斗，多少好人反臂坐喷气式挨斗，他们有什么罪就受到这样的侮辱？我参观中南海旁边北京六中时，看到红卫兵把一个已交待有一般历史问题的校工活活打死的相片，残酷的打得血肉模糊。我在重庆大学读书时的老革命郑思群校长也被学生弄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抛弃了政府与法制，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人治，使无数的好干部、好知识分子、好人遭殃,彻底在摧毁中国的文化和敎育基础。

斗国民党残渣余孽的会没过多久，又不许被揪出的人住楼房，勒令我家搬到一间约15平方米违章建的平房，没有厨房和单独的卫生间，做饭炒菜都在卧室里，上厕所去公共厕所，並且窗外就是井蓋蓋着的淘粪池。我抗拒搬到那里，并告诉他们： “我是本局职工，虽然许子平被揪出，我並没有被揪，我有享受居住本局楼房的权利”。后来他们又以我家许子平被揪出，家里住房比一般职工宽松，要给我家调到西大楼18平方米的一间楼房，和另一家共用厨房和厕所。的确我家住房，比几个工程师的家都宽敞，我就不再抗拒的搬了。

军管会以让职工到内蒙古锻练为由，下放大批的红电职工去内䝉古。

又以毛主席语录中曾提到旧学校（文化大革命前的学校）培养的大学生需要改造，让我去无线发讯一台的农场劳动。那时女儿薇薇幼儿园毕业该上小学，但我和子平都在农村，她如果上学吃住将无人管，我只好带着她住我劳动的农场。后来又让我去大兴县黄村收讯二台处举办的104农场，这已错过了招一年级新生的时间，我就安排薇薇再回幼儿园，让彦彦到黄村第二小学插班就读。

从未参加过体力劳动的我，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很自觉的通过劳动接受锻练。起初用铁锹翻地都觉得累，到后来，能扛着一麻袋装160斤左右的稻谷走100多米去晒场晒，全农场100多人，女同志中只有我和另一女的能扛这么重的东西。有一好心的老报务员私下劝我：“许子平已揪出来，妳再累坏身体两个孩子怎么办？干活悠着点！”，在阶级斗争气氛浓烈的情况下，他敢于关心我们这样的家庭，我感觉特别的温暖。的确我腰椎肩盘突出引起老年时坐骨神经痛，现在走路需要双手扶着轮椅，医生说和那时过负荷的劳动有关。当时四月初下田插秧，北京田里的水冰冷，蚂蟥还多，腿上被蚂蟥吸出的血直流，我用手迅速的拍掉蚂蝗，用田里的水洗去血流 ，避免腿上留下血猩味招来更多的蚂蝗，尽量不让蚂蝗的叮咬影响插秧的速度。我和另一个义务献血者，只是献血的当天不参加劳动，给10元营养补助，第二天就安排我们抡起大鎯头凿水泥地面，那位男同志头晕请假，我却让自己坚持下来。

彦彦在那里表现也很极积，他和其他职工的孩子住一间房，年龄最大的他常带领同室的朋友上学前早锻练，放学后他还骑着三轮板车帮助我们拉东西，有的叔叔阿姨常誇他。

子平作为被揪出的漏网右派，自那次斗争国民党残渣余孽的会后，和揪出的人员一起被禁闭在发讯台农场劳动，基本不让他们回家，后来又让他们去河南省正阳县劳改农场攺成的五七干校。林彪的一号命令下来，被揪出人员的家庭都限期搬出北京。军队支持的红讯兵组成的革委会，就让我们全家和另外一些人，去子平所在的河南正阳五七干校。离开北京时珑妹全家来火车站送我们，火车离站时见她的大女儿陈莲不住的流淚。

我们乘火车再转汽车，到达目的地时已经天黑，干校管理人员把我们家3口人和苗家4口人带到离干校1里多远的村庄，让我们两家人同住村民已不用的一间18平方米左右的仓库，仓库中还有些杂物。旅途劳累使我们顾不及清理和打扫，点上腊烛，两家各清理出两块空地，在地上鋪着被褥就睡觉，早晨起来，看到被褥边有一只死鸡伴着我们，真令人恶心。两家人不能总住在一起，干校请村民用高梁杆将这间仓库隔成两间，苗家用原来仓库的门，我们这间在墻上打一门洞，用高梁杆编织成门，在房顶又添了些稻草防止草屋漏雨。我带着两个孩子住这里，子平仍住集体宿舍，他们睡在原劳改犯几十人同睡的统铺上。我们的床是在两头壘上土坯到床的高度，上面架着捲成几层厚的高梁杆的编织物当床板。这里很穷，村民家中除了小板凳外，没有木制家具，都是利用土坯和高梁杆搭成。房子用土坯壘成，在窗户处留洞，天冷的时候用土坯堵住洞，天暖再把土坯辙下来。厨房也用土坯砌灶，不设烟道烟囱，要把烟留在屋子里熏黑墻壁，以备来年刮下黑色物肥田。在这烟雾缭绕的厨房里炒菜做饭实在受不了，我们就和苗家凿墙装了烟囱。这里条件实在太差，有的干校职工的孩子，当被领到要住的村民住房时就哭。

到这里已经冬天了，我和子平在干校借一辆大架子车，推着薇薇去相距十里左右的正阳县城买煤。正阳城仅一条街，这条街不足500米，街两侧房屋没有连在一起，只有几家店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小的县城。天冷风大，子平买煤付款后发票丢失，可能是被风吹走了，煤场没有发票就不给煤，子平认为他们有收款发票留底，不给煤没有道理，就和人吵得不行，甚至要告到县革委会，人家更是不理。我向人道歉，对人述说天这么冷带着年幼的孩子走这么远来买煤，对我们来说太不容易，获得他们的同情后才把煤给了我们。回家的路上，薇薇坐在又硬又带棱角的煤上，土路还坎坷不平，颠簸厉害的车夠她受的。正阳县的土垠很特别，下雨路上的泥被踩后，脚可以䧟入十厘米多深，晒乾后的土垠又特别硬，因此这些土路平时都是一道道很深的车痕和脚印。这里不适宜种土豆，这样的土垠种出的土豆和蚕豆的大小一样。

我们安排彦彦到当地的小学读书，薇薇还是没有上学。彦彦交上了几个比他大的干校职工的男孩子做朋友，他们玩时还不乐意后面跟着薇薇这么大的小女孩，薇薇缺少玩伴显得有些孤独。

我被编入连队，上班的第一天，所在班的任务就是给宰死的几只羊扒皮，班里的人都没有干过这样的活，不知道从何做起，也没有人教我们。后来听人说可能是从小腿扒起，我们把羊的四条小腿皮切开，连续的切至肚皮，就把整个羊皮揭下来了。后来的几天又让我们负责把黃泥和切成小段的稻草用水拌在一起，再倒入模子中，制作蓋房子的土坯。后来我所在的班大多数还是干农田里的活。

当时阶级斗争的弦崩得很紧，经常开批斗会。有一天开批斗会前我看薇薇很疲乏，天又很冷，开批斗会时我用棉大衣把她搂在怀里，让她好好的睡了个午觉，事后短期来锻练的红讯兵班长就批评我，说这么严肃的会还抱着孩子。排长是出身好的原无线发讯台的中层干部，对我还不错，把我仍当一个党员，主动的向我介绍全排3个班人员的情况，说他们多有历史问题，不过早已交代清楚。可是我看他对这些人态度太严厉，不少人因此恨他，其实他的心眼並不坏。

北京邮电系统有几个单位，都要和北京长途电信局合办五七干校，其中有北京邮电医院、北京电子工业学校、北京邮电学校和邮电部下属的电信工程公司。我局原下放到内蒙古的几百个职工也要到这里来。正阳五七干校容不下这么多人，解决的办法：一是北京长途电信局取消短期来这里锻练的人员；二是干校在信阳邢集镇附近的山上增建校址，将一连和四连迁到那里。那里是一座荒山，毒蛇较多，是狼路，也就是狼出没的地方。那座山本没有名字，我们给它取名“五七山”。

我被分配到一连，子平分到四连，我们全家就搬到信阳的干校新址。我家去后先住在蓝店一个地主家，这个地主家里只有他一人，仅有一间较大的屋，他把这间屋让给我们住，他去别处住了。房里只有神柜是木制的，床等都是用土坯高梁杆撘成，院子也不大，三面都是土坯砌成的断墙，墙外有一和邻居共用的厕所。蓝店这个村建在清澈的蓝河岸上，周围环境很美，街上有些直径不大的小树是后栽的，老乡说原来高大荗密的树被砍来练钢铁了。白色的鹭丝鸟有时到河边停息，河宽水不深，有青石板桥通到对岸。蓝店离五七干校有一里多远，村里有一小学，学校很简陋，教室里的课桌是土坯和高梁杆撘成的条桌，坐的小凳由学生自备，每天上学时带来，放学时带回。我们到这里后，及时的让彦彦和薇薇在这里入学。薇薇和同学们能玩在一起，有时太亲近，头和头都靠在一起。有一晚半夜里我看薇薇睡着了还挠头，揎开她头发一看，看到那么多黑色虱子的头，贴着她的头皮竖立着正在叮她，吓得我立刻叫她起床，用塑料布缠在她发際以下，遮住她下部的身体，用DDT农药直喷她的头发，然后用塑料布裹住头发几分钟，到虱子被毒死后再给她洗头，洗发时我也让薇薇仰趟着，不让水流在她的脸上。总祘把虱子徹底消灭干净了，所幸薇薇也没有中毒，用剧烈的农药消灭虱子的作法，对孩子来说也是夠危险的 。我告诉薇薇今后和老乡的孩子玩时不要头碰在一起，后来她再也没有长虱子。

邻居家也住着我们干校的一位职工，他原是我们局的工会主席，是因为说梦话拥护苏联被揪了出来，本来他就有肝病，到干校劳动后病情加重。有一天早晨，他在院子的断墻外叫我，让我帮他向连里请病假。当天中午我回家，他已停止了呼吸，去阎王那里报到了。感叹究竟甚么威脅力量，能促使一个临死的病人，挣扎着起来向单位请假？

我所在的一连是基建连，专为干校蓋房子，子平所在的连是农业连，负责种粮食和蔬菜。我起初是负责用大石头壘房屋下部墻的一个班的班长，另一个班在远处炸岩石，炸后的石头用汽车运到蓋房附近的路边，我们再用独轮车将一块块的石头运到砌墙处壘墻。这活也比较累，石头又大又重，放在与腰同高的独轮车上，初推者不易掌握平衡，在凹凸不平的地上推起来也费劲，砌墻时弯腰来回搬弄沉重的大石头也不轻松。石头墙以上砌红砖的活又是另外的班担任。墙以上的屋顶、门、窗、上梁铺瓦等都是木工班的事。我后来担任木工班的班长，付班长是一个有经验的木工师傅，他带领几个身强力壮的男士制作梁、檀、门、窗和撘攀拦架；我和几个人装窗扇、门扇、刷油漆、上玻璃和铺瓦。上梁时我都和付班长带领的人一起，抬着梁走在已砌好的只有12公分宽的墙顶上，干上梁的事等。一般砖墙是24公分厚，干校为了省砖，砌的只有12公分厚。几个人扛着这么重的梁，走在这么高、这么窄的墻上还要干活，要是配合不好，就可能摔下去，幸运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故。

五七干校领导曾在报告中告诉我们，意思是学员要作长期打算，下辈子可能都呆在这里，甚至说有的五七干校为学员的坟场都规划好了。我也因此对回到北京做技术工作，不再存在 奢望。看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很多有名望的专家都被批成反动技术权威，知识分子成了臭老九，作为旧学校培养学生的我，今后能改造成能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能养家糊口也就足了，只好在现有的环境中求生存找乐趣。

后来又让我家从蓝店搬到离干校近的高楼村，这可苦了小学一年级的女儿薇薇，下雨天她要背着书包、打着傘、挎着板凳，走在泥泞带斜跛很滑的土路上，还要穿过有恶狗的村庄，走一里多地去上学。有一天她告诉我：“今天考试得个鸭蛋”，我问她：“怎么了？”，她说：“上学的路上遇到下雨使衣服湿透，感觉难受，靠在桌上没有劲写考试卷子”，我说：“得零分没关系，健康更重要”。赶紧给她量体温，她在发高烧，立即让她吃药后趟在床上。孩子夠坚强的，发着高烧，将潮湿的衣服讴干，还一直坚持到放学才回家 。我后悔没有告诉她，如果身体不舒服就请假回来。

有一天半夜里，她要大便，我让她拉在便盆里，她不习惯，一定要出院子外上厕所 ，我因白天的劳动强度太大，又累又睏，也只好硬挣扎着起来开着手电筒，陪她上只有粪坑的厕所 。后来听说就是那几天，有狼夜里把村里的猪叨走，大白天老乡拴在村里树干上的羊也给叨走了。听后真有些后怕，如果薇薇那天晚上去厕所时遇到狼怎么办？要是我因太睏让她一人去厕所，她被狼叨走，我这一生怎么活下去？有一次我在干校开完会回村里的家时巳很晚，走在路上周围一片漆黑，老乡早已入睡。我听到对面的山坡的坟地处有小孩的哭声，我想去帮助孩子，后又想这么晚了有小孩在那里哭，肯定有大人在身边，就没有过去。第二天清晨我问老乡，怎么这么晚还有小孩在坟地那边哭，他们告诉我那不是小孩，那是狼，狼会学孩子哭。我庆幸没有去那里，如果当晚我一人去那边遇到狼怎么办，其实我们经常晚归而处于危险之中。

夏日的夜晚，我和同住高楼村里的干校女同志王某，聊着天打着手电筒回村。突然我看到一条蛇正从她走路时抬起的脚后跟处穿过，我让她快往前跑脚后跟有蛇。蛇已爬到麥地里，我举起自制的万用表的木盒，痛击蛇头，但因麥地的土垠太软，只把蛇打昏。让王某去村里拿来铁揪后，我把蛇头砍了下来。这是一条很毒的金环蛇，有一米多长，直径2厘米多，身上是桔黄色和黑色相间的环形。清晨经过那里时，未见打死的蛇，据说有人检了去吃。当地人吃蛇，但忌讳用手比划蛇的长短。后来我还用铁揪打晕一条更长的金环蛇，用铁揪挑着它送到医务室，问北京邮电医院的医生要不要用来泡毒蛇酒，他们不要，我把毒蛇打死后扔掉。我只敢借助工具打死毒蛇，四连有一个广东梅县的女同志，能够徒手捉蛇，听说她抓住蛇的尾巴抖几下，就把蛇弄死。我们在这里割麥子时，割到最后剩一小块，会出现很多条蝮蛇，这也是很毒的蛇，有一男同志割麥后逮到一条，让我帮他一起剝下了蛇皮。天将入冷时，蛇还躜入人的被窝，我们连队有位女士脱衣进入被窝，感觉后背发凉，一摸是蛇，吓得她赶快跳下床，同宿舍的女同志都害怕，后来请来男士把这毒蛇打死。也有无毒的蟒蛇，我住高楼村有一家人，家中有一条蟒蛇长期和他们共处，这家人说因为有它家里耗子减少，还显得凉快。

干校所在的山上有彩色的锦鸡，我们一听到枪响，循着枪声找到猎人，就从他手里很便宜的买下锦鸡或野兔。雨后有鲜味的白蘑菇可采，有水库供我们用水和游泳，水库的水很深，我也几次在这里游泳，可怜我们一个老师淹死在水中，永久的葬在了五七山上。山上有松树林，山下的村庄也很美，清澈见底的河里有蝦和鱼。休息日干校有的同志捞蝦玩，有的同志天还不亮，就打着手电筒带着工具， 到远处大山的森林中采灵芝。我排的王同志因个子高、鼻梁高、大眼晴，一口带淅江味的普通话，采灵芝时被当地的老乡误认为是外国特务。那里的老乡连彩色纸包的糖块都未见过，还以为是特务工具，后来经和干校核实才让他返校。1970我们刚到五七山建校时，邢集镇农贸市场上的野生鳖（元鱼），才1角6分钱1斤，1973年我离开时8角1 斤，野生鳜鱼3角1斤。当地的老乡不怎么会食这些，我看见房东家，把十几条鱼放在锅里仅加水和盐，煮后每人盛一大碗当饭吃，也不再做饭了。

这里地里的农作物稻谷、小麥、黄豆、蚕豆、豌豆等虽产量不高但都能长。当地老乡却不知道怎么把它加工成酱、酱油、醋、豆瓣酱、酱豆腐、豆鼓和麥芽糖等。也不会做米花糖、花生糖、糕点等，也不腌咸菜。这里还没有地方卖这些东西，甚至他们不知道怎么吃，一个老乡，夹着我家从北京带来的整大块酱豆腐，就往嘴里塞。我弄不懂这里和正阳县都属河南省，历史上是华夏文化的核心，为什么我在饮食文化和别的文化上找不到它的足迹。而在我的老家川西地区，农村中也能买到这些东西，很多家庭还会做。也可能是这里太穷，人们能吃饱就行，顾不上饮食文化的口味。我看不见中华文明在这里的传承，但听老乡说䂊剧中有一些情节就发生在附近的地方，豫剧中的《蓝桥会》就发生在我家住过的蓝店。曾经我跟着几个男同志，去远处一个突兀的山上，山顶有几十栋用石头砌成的房屋，全都是断壁残垣，荒无一人，只见狐狸在那里奔跑，不知这里曾承载着怎样的历史？另去过一个较高的山峰，站在那里看见远处有几个很大的水库，蜿蜒曲折的银色长河像轻盈的飘带，落在绿色的地面上，周围景色既优美又壮丽。虽然有狼有蛇，我仍然爱五七山，也爱周围的自然环境。

乡民质朴，我住过三个村庄。没有看到过吵架斗殴骂难听脏话的，也沒有听说过有偷盗行为。乞丐乞食时，老乡都施舍。我们这些城里人却不怜悯乞丐，认为农民都有地，为什么乞丐不在家种地，而出来行乞。老乡们却相信人家必有难处才会这样。在饥饿的年代老乡中有不少人行过乞，现虽免強度日，他们仍然同情更穷的人。我还觉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似乎没有深透到这里，这里的农村阶级斗争弦崩得不紧，我看见的唯一地主，大家对他还客客气气。不像文化大革命中有的农村，杀死大批地富反坏分子和他们的子女，1966年8 月29日到31日，北京郊区大兴县三天就残酷的杀死黑四类分子和他们的家属324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38天。这里更没有派系斗争和文攻武卫。但是在集体劳动记公分的情况下，干活不积极，经常看着他们在地里歇着，甚至劳动的热情还不如我们。他们想种些经济作物，收获卖后可以多分点钱，但上面实行计划经济，要以粮为纲让他们种粮食，农民没有决定种什么作物的权力。我看他们在小麥地里，拔掉一小片一小片的麥子，偷偷的种西瓜。我问一个生产队长，全国都农业学大寨你们怎么学？他说农业学大寨不一定适合这里。上级领导让学深挖土，深挖后把上面肥沃的好土都埋到地的深处，把没有肥的生土翻上来对庄稼更不利。当时还没有实行计划生育，农村是按每家的人口数量来分粮食，生的孩子越多分的粮食也越多，小孩吃不了那么多，大人就受益。有一家只有一个十几岁独生子的父亲，对我们抱怨这样的政策对他很不利，他家三口都吃得多，家里分的粮食就不夠吃。高楼村有一户有七、八个不大的孩子，我家房东也有5个儿女，各家都不节制生育 ，尽可能多生，当时的农村粮食分配政策实際上是在鼓励生育。这里还种棉花，交税后分给各家，我见老乡纺纱织布和染色，农民都穿自己制成的深蓝色的土布衣服，有弹棉花的游走各村帮他们制棉絮。最有趣的是村里的猪听命令，白天农民出门干活，有一个负责放猪的，他一边走一边发出“啰啰啰！啰啰啰！”的声音，沿途各家的猪，都乖乖的从家里跑出来，跟在他后面隨他去放养。

我家的两个孩子看不到再回北京生活的可能，也逐渐适应在那里过日子。彦彦和老乡的孩子玩摔跤，能把比他大很多身强力壮的放牛娃摔在地上，听他说他曾在北京跟别的孩子学过摔跤。他的跳水和游泳动作，还得到在我们五七干校的北京电子工业学校体育老师的称赞，有一个爱好跳水运动的五七干校职工，有时在水库教他跳水。彦彥和干校职工的男孩子常在一起，上学时也约着同去学校，那时他还比较合群。薇薇课后，喜欢和村里的女孩上山，帮着她们检柴。喜欢跳舞，薇薇第一次登台跳舞就得到大家的喜爱，有不少人赞掦她，食堂的阿姨叔叔们和她开玩笑，让她跳个舞后才给饭吃。干校有的职工看我的两个孩子不错，好心的劝我，为了孩子的前途和许子平离婚。

我和子平共同生活后，也感到双方在性格、待人处世、对事物的看法和孩子的数育上，有诸多分歧。他不像蔡家人那样隨和而对人对事都比较挑剔，甚至有些莫名其妙的怪癖，例如至今对自己的儿女都不呼名，彦彦和薇薇这几个字 ，多少亲戚朋友很亲切的呼之即出，而他就叫不出口，对儿女只有指责，没有亲切的交谈和鼓励。呼叫儿女的名字都这么困难，长期养成的性格和习惯更不容易改变，我只有慢慢适应，再说我也不是完人。他口无遮拦，对一些敏感社会问题的评说，致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沦为“牛鬼蛇神”，给家庭带来不幸，也曾引起我的反感。但是不能根据他的只言片语，就捕风作影的认为他思想反动。他因关心国家的前途和人民的幸福，痛恨国民党的腐败，才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参加共产党，当时是有生命危险的。他把最心爱收集的外币用来支持同志去解放区。为了寻找党，歴经风险通过国民党封锁线，才到了共产党的地盘大别山，接上党的关系並参加部队解放南京解放大西南。文化大革命中，整他专案的两位北邮毕业的红讯兵告诉我，经他们调查，许子平在反对国民党的学生运动中表现很好。如果我因他支持独立思考和不滿党对彭德怀的处理致被揪出,为了孩子的前途就和他离婚，我觉得不对。他沒有大错，家应该是避风港，在他受尽打击和凌辱的困难时期，不应该把他推出家门，孩子也不能沒有亲生的父亲，我决心对他不离不弃。在他没有自由，更没有话语权时，我必须保护我的儿女，和我这个受尽屈辱的家庭。

初到河南时，我们很长时期都拿不到布票和棉花票，我見着干校负责人就问他们怎么办？他们提不出解决的办法。我说你们的孩子在北京有布票棉花票可以买布买棉花做棉衣过冬，我的孩子也要过冬，拿不到布票、棉花票就别怪我买老乡的棉花。他们无法回答我，我就开了向老乡购棉花的先例，给孩子缝棉衣和做棉絮。按说是违反当时政策的，国家规定棉农交税后，税后的棉花只能卖给国家统购统销，不能自由买卖。我认为我们比国家统购税后棉花给农民的钱多，既有利于农民也解决我们的困难，这种利民的事何乐而不为？

干校阶级斗争抓得也紧，常常根据一些捕风捉影的事就进行批判，例如有一历史问题的老报务员，从来没有种过地，在种蒜时倒着种了，就大张旗鼓地批判他要反攻倒算（倒蒜）。有一段时期，子平所在的连，开大会小会的要他交待问题，弄得他不知所云，绞尽脑汁的交待一些寄钱到上海给孩子买蛋糕的事。大字报贴滿主要干道的墻壁，在他的名字上划大叉，除了赞成独立思考和同情彭德怀外，大字报中也没有新的内容，只是再三的要他交待问题。老乡的孩子们看到这些大字报后，叫我的孩子是反革命家属，彦彦就和他们打架。弄得我也夜夜睡不好觉，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直到有一天开分校的批斗大会，以调查组的名义宣布许子平破坏五七干校和老乡的关系。说老乡向他借钱，他不借，而说是干校不让借。会后我立刻找五七山干校当时的校长朗某，我说是老乡向我借钱送彩礼而不是家有困难，我没有借，许子平根本不知道这件事，你们这段时间经常开大小会和写大字报要他交待问题，今天还以调查组的名义宣佈他破坏干校和老乡的关系。是我的事，为什么不向我调查，不批斗我？而要强加在不知情的他身上？妳问问干校现在正阳那边的另一领导王某，是不是说过让我们不要在经济上和老乡发生关系？我能借钱给老乡送彩礼吗？朗校长说今天的会不是干校组织的，是军代表某人组织的，她也不知情。我找那位军代表，他早已去蓝河那边四连的一个所在地，从此再也没有见着他。

有一天村里的老乡来找我，说我的两个孩子不知怎么在家里大声的哭。我急急忙忙的跑回去，是因为两个孩子在火炉边玩，彦彦举着刚出炉的火钳，薇薇不小心碰着它， 火钳正好碰在彦彦的眼结膜上，痛得彦彥直哭，他就非常生气的痛凑薇薇。我见彦彦眼结膜上一条白色烫伤的痕迹，立刻带他到干校医务室治疗，幸好没有伤到瞳孔。我让薇薇吸取教训，动作时注意周围环境要小心些，如果致使哥哥瞎一只眼危害就大了，她说以后一定注意，但瞎一只眼也比爸爸犯错強。她爸给她带来的影响实在太大了，尤其最近莫须有对他爸的批斗，更使他们在老乡孩子们的心里，沦为反革命家属。为了孩子们的安全，为了孩子们脱离歧视的环境，我决定把孩子送回北京。正好国珑的丈夫陈定生给我写了一封信，邀请彦彦和薇薇回京住在他们家里。我立即向干校请假把他们送到国珑处，薇薇在农村没有学汉语拚音，我让她重读一年级。他们的回京给定生和国珑增加不少麻烦，国珑和定生要管这么多孩子，星期天要给五个孩子洗衣服，这样的负担夠重的。我听国珑说定生从来不给人写信，他亲自写信邀请孩子，充分的表达了他对我们处境的同情，我一生很感谢定生和国珑，在最困难的时候，是他们帮助了我们。

九一三林彪坠机事件出现不久，干校有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大多数人都是林彪一号命令被廹离开北京的，好像这项命令失灵，干校人员劳动的积极性大为衰退，都在等干校是否继续办下去的说法，这牵涉众多人今后的命运。没有多久传来中央单位的五七干校在陸续分配人员，接着我们五七干校，也公佈一批去外地的邮电重要单位和大厂的名单，给人的印象是有单位要就不错，有些人就这样被分配到了外地。我和子平也出现在第一批名单中，分配我们去贵阳邮电系统在那里建的一个大厂，我了解是生产电传机的，我告诉管分配的红讯兵头目革委会主席：“我不去，我是摆弄传真机的 ，你为什么把我分配到搞机械的电传机？”他说“都有一个传字”，我说：“你不懂技术，按字面来瞎分配只能误事”，他说：“妳到那里还能投亲靠友，多好啊！”。他们从档案里查到我的五姐蔡国玲在贵阳。我说：“我不靠别人，就願意做我善长的工作”，並告诉他：“我坚决不去贵阳，我的两个孩子在我妹妹家，给我妹妹增加的负担太重，我要求最近就回北京照顾两个孩子，在北京静候你们合理地分配”。几天后他们调我到五七干校在北京电报大楼院里的留守处，我回到北京把两个孩子接回家中。在留守处大概半年左右，把我分配回北京长途电信局的原单位。

原单位已搬到月坛南街成立新厂，在那里我参加了仿制日本书写电话机的工作，负责发讯端电子电路的制作。科学技术发展很快，文化大革命前电子电路用的是电子管，现在用晶体管，我这么多年脱离技术工作，只有穷追猛赶利用业余时间学习新技术。书写电话机是人在打电话的过程中在机器台面上手写文字时，将写文字的动作转变成电信号，传到接收方后，接收方把电讯号还原成笔的动作，控制笔书写在台面的纸上。这样基本上能接收到发方书写的真跡。制作成两部机器后，我负责编写《书写电话机》书籍的发讯部分，后由邮电出版社出版。

1975年我们的五七干校停办，全部人员都回北京，子平回来后先去卫星地面站，翻译卫星地面站很多进口的英文资料，后来又去北京长途电信局的资料室，做英语书面翻译工作。因本局办的电信学校需要老师，又调到那里教电工学。原教电工学的老师，虽然是北京邮电学院毕业，但不会教书，课堂纪律很差，学生要求换老师。换成许子平后，他不仅教他们教材上的内容，还传授给他们英语资料上看到的有关部分，引起学生们的兴趣，课堂纪律大大改善，学生们尊重这位文化大革命中被揪出的老师。那里的校长是延安来的老干部，给许子平提出去北京邮电学院进修听课以机会。四人帮打倒后落实政策，经电信学校党支部讨论通过，恢复了许子平为共产党员。

法院对我的弟弟蔡国齐平反后，我又调回生产第一线的传真室。邮电部新成立的邮电规划所需要人，1980年我调入那里，负责全国非话业务的两项规划，该单位后属信息通信研究院，我从那里退休。

终章

我的家庭歴经几次远动的磨难，文化大革命后政治上的压力减少，生活上也还过得去。女儿大学时学贸易专业，现全家移民英国，我和老伴住养老院。儿子许若彦患幻觉性精神分裂症，经治疗后幻觉症状基本消失。他已退休，享受医疗保险，有微薄的退休金。原住精神病康复医院，一再要求出院，出院后，现已回家独居一年多。能自己做饭、洗衣、打扫卫生和看病，喜欢看书、看文艺片和听音乐。居住小区的物业工作人员传来他的一些录相，让我们二老放心，他有时也到养老院来看我们，几乎每天我们都和他有电话联系。我和子平现在行走时都要扶着轮椅，两个人听力都不行，带着助听器还听不清，也很少看电视，时间多用在看书和微信上，我还以画画和弹电子琴娱乐，生活过得有滋有味，看病也很方便。虽然自己的日子过得还好，但更希望社会稳定，不要重演反右和无产阶文化大革命，让人们都过上幸福的生活，让大家都富起来。

改革开放后看到先富起来的人，没有带动贫困的人致富，就产生疑问。解放前早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他们多是靠几代人勤劳积累而致富，解放后却被镇压，剝夺了他们的财富甚至生命。而现在有一部分人靠老子的权力实现权钱交易、靠掠夺人民的财产致富，这怎么对得起为革命牺牲的同志？这些人的财富还越积越多，造成社会的贫富差距加大，现在他们中的无数人还掌控着国家的经济命脉，我们的党有办法让这些革命先辈们的后代带领大家致富吗？ 他们宣扬红色江山是他们老子打下来的，我希望他们用手中的财富为他们老子打下的红色江山添砖添瓦，继承先辈们的革命意志。

共产党的目标是建设共产主义社会，也就是为实现遥远的共产主义时代人的幸福奋斗，要实现这个长远目标，我想应先立足于现在，立足于本土，以人为本，让现在的人幸福。把解决现今国人的医疗、教育和养老最基本的民生问题放在第一位，使人们生活无忧的过上有尊严的日子。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位居世界第二，税收也是全球最高，如果能精简机构节省政府开支，少全球撒钱，把钱用在国内建设、国人福利和国防上，建设一个公平、自由、民主、平等、法制的社会。这样中国的环境会改善，人民的生话水平、建康水平、教育水平、道德水平等提高后，维稳经费下降、毒奶粉地沟油食品绝跡，购买力增强，人们自由的独立思考，更能使创造力大大的发挥，必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真正的国强民富，国泰民安，才能提高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这是我对未来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