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

因为友博听听提到欲壑难填的事，我也想来跟风两句，虽然并不是很确定到底想讲什么…主要是因为，我并不是一个欲望很多的人，除了固定去超市添购生活必需品，几乎不怎么购物。这也许跟我在德国生活有点关系，因为每次回国在花花世界里杀进杀出一番，就立即觉得自己必须进行消费：华服啦，美食啦，奇技淫巧啦。一旦离开强国这种欲望便快速消逝，即便借助惯性勉强消费了，大多数时候也像是在完成任务，或者走过场。

其实我想讲的是消费焦虑。

我对物质过剩有很重的羞耻感。不是道德层面的羞耻感，跟马尔库塞啊鲍德里亚什么的也没有关系，只是单纯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的羞耻感。前两天我清理衣柜，搜检了一大编织袋的衣服去扔掉，大概有20公斤。统计了一下，品类有运动服、上衣、裙子、裤子和鞋；衣物平均年龄在五年左右，比五年老的大多数是在商店里买的，比五年新的几乎都是淘宝而来。我要扔掉它们是因为家里两个大衣柜都被塞满了。这么听起来似乎衣服的量很大，其实未必。我大部分衣物是挂起来的，很占空间，可以在数量较少的情况下迅速填满衣柜。我无法忍受叠放——光是想到叠放和与之对应的挤压感我就为衣服们感到委屈。但挂在架子上的衣服多了之后，也差不多是一个垂直叠放的效果，柜子里挤得密密匝匝，根本看不出内容。于是我整个季节翻来覆去地穿挂在最外面的几件衣服，然后天天绝望地想，怎么又没衣服穿了？怎么总是打扮得像一袋土豆…絮叨了这么大一段，大家应该明白我的强迫症不治将恐深。而面对20公斤的旧衣，我感到非常无力…该把它们扔哪里去？垃圾箱肯定不行，大部分衣服的质量都还很好。或者塞进街角的旧衣回收箱？然后呢？这些衣服会不会出现在二手服装市场论斤出卖？还是会被送给无家可归者？或者难民？城里面有专门捐衣服给难民的点，也可以把编织袋拖到那里去，可是我怎么扛得动20公斤？说到底我那些矫揉造作的高跟鞋和半透明T恤对无家可归的人们会有什么建设性帮助？

书也是一样。即使经历了一次跨国搬迁和与之对应的“断舍离”（讨厌这个比我的高跟鞋还要矫揉造作的词），我又慢慢攒起了一墙的书。可是我现在很少看书了！这些书的存在持续地提醒我精神生活的日益贫瘠，让我在经过这堵墙的时候抬不起头来，总有一天我要把它们都扔了。

食物也是一样。干货和调料经年累月地放在厨房的架子上。对于一个常常在外奔波的人来说，跟这些囤积品打交道的唯二机会就是买入的一刻和发现过期把它们扔进垃圾箱的瞬间。但如果某种调料或食材在过期后没有迅速补货，很快就会有一道符合墨菲定律的菜肴非做不可，到了做的时候才发现这种必须的成分刚被我扔掉了。

人是物质的奴隶。我们占有物质的同时就注定了被奴役的命运，区别只在于强迫症的程度和与之相关的，对被奴役这个事实的认知深浅。从美学角度来说我是很向往家徒四壁的，道德层面也希望有朝一日能挣脱物质的束缚。不幸的是，一个在物质海洋中泡大的城市狗与极简生活的关系，大概跟叶公与龙的关系差不多。曾经有一些才华横溢的建筑师在与最浮华的物质发生深刻关系的同时拥有修道院fetisch。我以前只是觉得迷人，现在才感同身受，心有戚戚焉。

出差归来。

这次项目的甲方，是潮汕人。这意味着我虽然出差奔波辛苦，但有美味作为犒劳。潮汕菜真是太好吃了，生腌各种海产我应该能吃十七八九盘吧，炒麻叶炒薄壳什么的也是喜欢得要命，更别提各种卤味和小吃。吃吃喝喝之余跟甲方套套近乎，侧面了解一下潮汕人这个神奇的群体。

比如爱跟同乡人打交道：甲方的朋友也是潮汕人，甲方的合作伙伴也是潮汕人，潮汕人都跟潮汕人结婚了，生了一堆潮汕人。

又比如重男轻女：一起吃饭的一大桌子潮汕人里，几乎个个家里都有三四五六个兄弟姐妹。如果头胎生了女儿，那一定是要生二胎的，如果二胎再生女儿，那怎么也得生上两个儿子才能找补回来。计划生育在潮汕估计就是一个笑话。又或者用我甲方夫人的话来说：只有特别弱小或者不会做人的家庭才会被抓去计划生育。甲方的合作伙伴，一个穿白裤白皮鞋的小个子某总告诉我，他家生到第三个的时候，来了十几个计生办的人要抓他老婆，他立即抄起菜刀冲出门去，计生办的人吓得转身就跑了…

甲方有两个姐姐，他老喜欢跟我说他大姐的事：出国留学，在美国考了注册会计师，虽然已经结婚但不想生孩子，挣的钱每年满世界旅行。甲方大概觉得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聊聊他大姐比较能让我感到亲切。与此同时，甲方自己与一大家子人住在一起，老婆儿女爹妈，他说：我是比较传统的人，喜欢大家庭，也享受跟家人相处。我连忙拍马屁大赞甲方是个五好男人。

在芝加哥的时候，有一次跟格格巫聊到他的同事，教古典哲学的a。a有一个姐姐，一直跟父母住在一起。a很早就离家念书，毕业后工作成家，跟家里甚少来往，照顾父母的责任顺理成章地落到姐姐头上，姐姐蹉跎半生，最近情绪不佳，总在家里怨天怨地。其实格格巫自己何尝不是如此，他姐姐早已结婚生子，住得离父母很近，父母有什么事情自然都和姐姐商量。好在他姐姐嫁了金领老公，生活优渥，没有a的姐姐那么多烦恼。格格巫自己老早就跑得天远地远，还没念大学呢，就去印度给特蕾莎修女打工了（真的）。

当时我跟他说，你看你们这个就是gender issue，男孩子可以追求自由浪迹天涯，女生就要留下来履行家庭责任。格格巫很不服气，说他当初是要跟父权结构森严的中产家庭划清界限——这样的鬼话，大约只有他自己才会相信。

在跟甲方聊天的时候，我忽然想起了这一茬，就跟他说，你看，还是咱们潮汕男人靠谱。在腐朽的欧美国家，男人们现在一点责任感都没，家里要是有姐姐妹妹还好，如果没有，那老爸老妈只能孤独终老。甲方的老婆插嘴评论：养儿防老，女儿嫁出去就是别家的人了，老人自然应该儿子照顾。我恍然大悟，是要有多蠢才能没想到这一茬，我还以为甲方在礼崩乐坏的现代社会依然发自内心地尊老爱幼，守卫传统价值观，没想到他是被逼的。（当然人家也可能就是发自内心）甲方老婆继续补充道：那些被计生办欺负的，除了做人太差，往往就是家里男丁稀少，一个家还是需要男人的。

我的甲方是一个工作异常努力的男人，日出而作，日落不息。家里上下三代生活的重担给他一个人挑着，不仅要让他们吃饱穿暖，还要有房有车，有包包买有国际学校念。我感叹道：父权社会害死人啊，不仅女人很惨，你看你一个成功男士也是辛苦得滴滴叫。甲方白了我一眼，露出“我愿意我享受我幸福”的表情。

对比起来，泡过不计其数的妞，至今逍遥自在的格格巫，才是男女平权运动的最大受益者嘛！俗话说得好：让父权主义者在性别平权运动面前发抖吧。男人们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这个星期情绪低落。

离开三个月终于回到柏林，除了毫不停歇的工作，还有大量堆积的日常事务需要处理。花了差不多两个星期终于把大小琐事搞定，甲方又希望我们回国出差一趟。按理说这次轮到飞先生跑，但伊又双叒叕要去度假，没办法只好又双叒叕是我顶上——并且是去大街上也能电死人的广州。说实话我倒不怕被电死，怕只怕机场积水，飞机晚点，睡不上觉，全身浮肿。

上周听听在她的blog里讲到了紧急联系人。我还没来得及仔细想这个问题，忽然看到表妹在微博上发一些情绪非常可怕的帖子，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先跟表姐去打探消息，结果听说是表妹的先生，一个我还从来没见过的人，骤然去世了。

表妹和她先生是两地分居，某一个晚上电话联系不上，第二天报警，发现先生心脏病发作猝死家中。

我家四个姑表姐妹，我和姐姐性格外向，从小关系很好。两个妹妹文静内向，一直玩儿不到一起。表妹遭遇这样的不幸，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想来想去，发了两条微信。过了两天她才回复，只是简短地讲了一下情况。又过了一天，半夜里打电话过来，痛哭失声，反复讲她俩当初如何相爱，现在孤零零一个人如果痛心，还有老人小孩需要照顾，工作压力又很大，不知所措。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很笨拙地试图安慰。表妹是很敏感的人，大概对我无力的人云亦云也起了反感，忽然收住哭声，很快挂了电话，以后也就没什么联系了。

过了两天，一个朋友跟男友分手，也是半夜打来电话哭诉，大家相隔万里，没有办法抱紧他安慰，只好在电话里默默无言。

然后陆陆续续地，又在新闻里听到Kate Spade和Anthony Bourdain自杀的消息。都是这个星期发生的事。

回到紧急联系人这档事上来，表妹的先生出事之后某一天我和siran约饭，我跟她讨论了这个问题，发现我们都没什么靠谱的紧急联系人名单——说起来，国内的人时刻挂在手机上也有这么个好处，起码大家能把求救的信息传递出去，有没有人来当然只能靠人品。而在德国公众对即时通信仍然保持着相当程度的反感，使最靠谱的人也往往不容易被立即联系上，关键时刻估计还是只能求助于妖妖灵。

因为毕竟出门太晚，又住在城乡结合部，到了餐厅发现人家关门大吉了。

但伟大的高丽超市里有方便冷面，买了平壤口味和延吉口味的，回家欢度盛夏。

然后打车去城中时髦餐厅“山羊和少女”，发现人家也要关门，只好在旁边吃了一顿寿司。因为天气不错，要了一小瓶清酒自斟自饮，最后喝得烂醉，据说是被格格巫扛回去的…

自从blog重新被打捞回来之后我就立志向听听学习要日更。染鹅生命是残酷的，我每天都工作到11点然后直接瘫倒在床上。

今天我8点半把事情差不多做完了，但是，今天要出门吃冷面！

这个blog，就是一个坚强的存在！

消失了这么久，是因为胡子哥的服务器搬迁，据说傍上了鹅厂这样重量级的大款。搬家搬了一阵，又重新搞了一阵子备案工作，按照胡子哥的说法，以后高枕无忧了！我再也不会无缘无故消失好一阵了！

Let’s see…

在此期间我听说，因为人们对网络种种乱象的担心和反感，被大众抛弃已久的blog近日又有复苏的征象。而经过我长期耐心的观察，友博听听不仅比我更好地坚持了更新，而且最近变得愈发勤奋，隔三岔五就自己拿手的题材（业余爱好、搞姬、中年一地鸡毛)进行创作。我也要发扬话痨的光荣传统，更加勤力地练习中文写作！

从网上消失的这段时间，我回国呆了一个月。在魔都市中心租了个小房子住下来，天天按时上班。因为四月的上海不冷不热，几乎每天出太阳，所以竟然呆得很惬意！而且不住酒店，办公室窗明几净，在“异国他乡”创造出一种虚拟的居家感，对我这样的宅向人士有着极其正面的心理暗示，仿佛找到了漂泊的某种节奏。

从上海回到芝加哥，天气也暖和起来了。气温一夜之间骤升20度，植物们很辛苦地积极适应，在一个星期之内，从满树枯枝变得亭亭如盖，非常不容易。于是我想起来在千禧公园有一个Piet Oudolf做的小花园，就强迫工作狂格格巫放下手中的论文，去探访了一下。

花园外面有密密匝匝灌木围起来的墙，我很喜欢这一圈灌木墙，把周围逛公园的喧闹人群都隔在外面，弄出一种秘密花园的气氛。而更远的地方还有芝加哥的高楼圈出来的另外一重高墙，显得这方寸之间的自然备受呵护。

花园有缓慢起伏的地形，还有Piet Oudolf标志性的装作野趣盎然的繁花似锦。冬春之交开放的花有水仙和郁金香，还有一些我叫不上来名字的球茎类植物的花。不知道是冬天太过严寒还是园艺师们对此处的植物不太熟悉，花园中还是有少许斑驳的土地露出来，不太符合Piet Oudolf一贯追求的“春有百花冬有雪”的四时繁茂意境，又或者萧瑟气氛也是故意为之？不管是不是吧，这点点秃地也是瑕不掩瑜，游园还是很惬意的。

也许因为植物的安插方式有点像欧洲那些修道院中的药圃，我总觉得Piet Oudolf的园林中弥漫着一种宗教氛围，不管如何突出野趣，还是整饬而秩序井然。同样是追求自然，跟苏州人造园方法南辕北辙，成果的意趣也完全两样。对比起来，让人觉得很有意思。

（但芝加哥其实还是太冷了，所以我的手机把自己关掉了，一张照片都没有拍）

就是我。

我又来芝加哥了。在柏林，家庭男飞先生控制着公司的时间表，我每天规律上下班，周末休息见朋友，生活过得有滋有味。然而一到芝加哥，受工作狂格格巫同志影响，早上起来先叮叮咚咚接一堆国内的电话，再跟地球另一边等着下班回家过小日子的飞先生电话会议汇报工作，白天一个人在家里吃个水果工作一天，到晚上继续跟一觉醒来的国内大家继续叮叮咚咚打电话。每个夜里爬上床的时候，都像被人暴打了一顿。哦，最后还要被格格巫逼迫陪他看一个片儿才能睡觉，生活劳累而艰辛。

今天早上刚起床，某位失去耐心的甲方催促的电话就进来了。我茶还没泡好，面包刚摆在盘子上，没办法只好灰头土脸地接电话。格格巫坐在我对面默默吃完自己的早饭，摸摸我乱糟糟的头，评论道：“可怜得滴滴淌”（这是他的口头禅，不知道什么意思）穿上外套出门了。

过了二十多分钟，我刚放下电话，他捧着6束花从外头回来了。于是我们一起愉快地歌颂了三八妇女节。然后工作电话又进来了，本来我们计划一起去邮局把我在网上定的电脑屏幕、蓝牙键盘和鼠标取回来，但格格巫无奈地注视了我十五秒，摇摇头一个人出门去帮我取了。

说到这里，我要赞美电脑屏幕、蓝牙键盘和鼠标！现在我已经利用这堆破烂成功地把格格巫的写字台据为己有，再也不用杵在一个小手提电脑上画图了！我感到自己settle down了！然而格格巫对他罗曼蒂克的写字台（Wim Rietveld和Friso Kramer在Jean Prouvé著名的compass desk影响下设计的绘图桌“Reply”）上面摆满了亚马逊上售卖的廉价电器感到非常郁闷，可能不久就要把我赶到衣帽间里去工作…

总之接下来我把这堆廉价电器调整好，再把6束花都插到花瓶里（为什么要买这么多？！有毛病吗？！），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今天晚上要开一个德国和中国同时连线的电话会议，所以大概得半夜两点起床，我想了想，要不然就不睡了吧…

小凡这两年新发展出来的一项爱好是家族史研究，今天晚上吃饭，他跟我汇报了最近的研究成果。

小凡并没有出身于什么世家大族，好像就是奥地利山里面的普通人家。但以前的人很能生孩子，小凡的家族开枝散叶，乱七八糟的亲戚遍布全世界（有一个爷爷的表兄在澳大利亚帕斯开公共汽车）。小凡同学拿出了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历史学家的精神，满世界找寻这些莫名其妙的亲戚，索要他们的故事、通信、照片、影像资料，然后汇报给我们听。他好像并没有什么学术野心，也没有特别为自己的出身感到自豪，纯粹就是好奇心爆棚兼nerd小宇宙爆发。他的家族故事都即奇突又自然，就像我们脚下这片奇突又自然的热土。德语并不像中文有“姑表兄弟、妻舅姥爷”之类表达亲戚关系的精妙词汇，所以一个晚上下来，我脑子里塞满了一堆叔叔阿姨表兄表妹的荒诞故事。

比如小凡有一个亲戚是瑞士第一个因为艾滋病死去的人。

还有一个亲戚，参加了奥地利一个大型邪教自杀团体。

还有个姑奶奶一类的亲戚，经常跟死去的丈夫对话，并以此为创作主题出了两本书：《我男人还活着：那边儿来信》，《弗朗茨从那边儿发来的消息》（可以在亚马逊上购买）。

去年夏天回家的时候，小凡一个姨妈忽然想起来，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某一天，家中曾经来过一个拿摄像机的陌生人。他们问遍了所有的亲戚，了解到这个陌生人是爸爸家族里的远房亲戚，现在住在伦敦，已经九十多岁了。他们继而打听到这个人的联系方式，给他打了电话。果然这个人在五十年代到奥地利来做过客，还在他们家拍了很多录像。小凡飞到伦敦去，在老头家拿到一堆胶片，在柏林十字山一个vintage冲印店找到一台能冲印那种胶片的机器，最后得到了三个多小时的彩色录像。

他向我展示了其中的一小段：有他爷爷的爸爸，留着希特勒式小胡子的老头，前纳粹，在六十年代死掉了；爷爷的妈妈，长着一张南欧人严肃的脸，身材走样，腿上有严重的静脉曲张；小凡的奶奶，还是一个风姿绰约的中年女人；小凡的姑姑，现在已经六十多岁住进养老院了，但在录像里还是十来岁的小姑娘，长着小鹿一样又长又直的腿，穿着一条苹果绿的连衣裙蹦蹦跳跳；爷爷的几个兄弟都是红脸蛋的年轻人，坐在一起有说有笑，现在都已经去世了。在这段短短的录像上，人们围坐在院子里的桌前吃东西，孩子们在院子里嬉戏，还有一条黑白相间的狗。小凡说，那时候家里没有水，喝水要到山下去挑。山下看起来很远，院子后面的松树树冠间隐约能看到山下的湖泊——这个拿摄像机的远房亲戚颇有一点诗情画意，他拍了很多风景镜头。

我还看到一封1944年的情书，是一个小凡并不认识的人写给小凡奶奶的。字迹很规整，提到了曾经的负心和重修旧好的想法，并郑重向小凡的奶奶求婚。

文章开头那张照片是小凡家所在的村庄，村庄的背后是连绵不绝的阿尔卑斯山，右手边的山背后是意大利，左手边的山背后是斯洛文尼亚。这张照片不是小凡自己拍的。他去做家族历史调查的时候，在当地游客中心的宣传资料上看到这幅照片，就随手翻拍了下来。

最近工作很多，本来周末是要加班的，然而实在是懒散，动员工作也做得不好（飞先生连消息也不回）所以自己也比较懈怠，打了几个电话回了几个消息，其它时候都在睡觉上网看书做饭。

昨晚去了一个party，本来也没什么好说，不过那个party行了一个奇突的规矩，所有人都要去抽一张纸条，纸条里是一个人名。在整个party期间，大家都必须扮演抽到的这个人。我抽到了Beyoncé。

我这个人，用格格巫的话来说，对流行文化有一些巨大的知识盲点。Beyoncé我确实听说过，知道她很有名，但我的了解仅限于她是一名肤色健康的歌手，至于她唱过什么，有什么轶事，我一概不知。Party上遇到的人纷纷打听彼此的新身份是什么，在听说我是Beyoncé之后，大家都露出了“哦~nice~”眉毛上扬的媚眼表情，然后说出一串我听都没听说过的歌名，我则全程伴以蜜汁尬笑。

Party上认识了一个爱荷华州来的记者小哥，他自我介绍是Justin，并且评论说：这名字是一个代际试金石，90后都觉得我是Bieber，80后则会说我是Timberlake。我站在旁边默默地想，幸好你没来问我，要不我可能会说Trudeau。而且作为一个80后，我连Timberlake叫Timberlake也搞得不是很清楚，如果被人问道，我八成会说Justin Timberland…

在回家的路上，我想起荒以前讲尤老太的典故：八九岁的时候，尤老太去小朋友家里玩，观察了一阵别的小朋友玩游戏，得出一个结论：玩那些东西，啥意思都没有。她提议做“听写”，把小朋友们都吓坏了。联想到尤老太，并不是自鸣得意，往自己脸上贴金。我心中充满了巨大的悲凉，作为一个people person，我啥时候不知不觉地变成了一个怪咖？！

出国。我决定，出国是这些流行文化知识盲点的成因。我的孤寒是因为常年去国怀乡造成的。想当年在国内，我也是天天头上顶个随身听的骚年。然而作为一个表面是people person的深柜宅，忽然被空降到陌生的环境，我其实内心是感激的：不仅可以心安理得地当啥也不懂的外乡人，也不用再去追赶国内的潮流。长久以往，自然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流行文化，都于我何有哉？然而悲伤的是，我并没有将这种空前的自由，投入到对其它领域知识的不懈追求中。到现在其实不管是在哪方面，我都有着巨大的知识盲点。呜呼…哀哉！

这个不是以色列，这是科罗拉多大峡谷。虽然从美国回来已经好久了，但忽然想起来有这么一个录像，发一下试试能不能正常显示。

我的意思是，既然上辈子都是一个女程序猿了…

新年第一天最重要的事，就是从约旦回到以色列。我们的酒店在死海边上，最近的一个边检是在侯赛因国王桥，但这个边检早上十点就关闭了，我们实在不愿意早起，所以选择睡够了之后，打车去北边的约旦河边检站。

出租车司机在离边检还有一段距离的马路边停车，把我们扔了下来。接下来，他说，你们要另外打个车去边检。然后他一踩油门扬长而去。

我们一脸懵逼地看着路边几个阿拉伯大兄弟，不知道现在什么情况。好在这时候来了一对年轻情侣，打扮得比我们一路见到的约旦人民都时髦，看上去是能讲英文的样子。跟他们一打听，出租车司机果然没有骗我们，到边检的最后一段路被一种白色的出租车垄断（约旦的出租车都是黄色的），如果不想自己走上几公里，就只能乖乖献上买路钱。在那对会讲英文的情侣指导下，我们跟站在路边的阿拉伯大兄弟买了车票。出租来了之后，男生把女孩儿送上车，自己开车返回了，我们则跟姑娘一起坐着白色的出租车驶向约旦边界。

到了边检站，办好离境手续，又要坐一种垄断大巴去以色列那边的边检站，短短一段路，车费高达每人十个第纳尔！（约旦第纳尔和美刀的汇率大概一比一）花这个钱在约旦打车大概能开出去几十公里…

在以色列的边检站办完入境手续，我们的计划是去打车。刚才跟我们一起过关的姑娘告诉我们从约旦河边检站直接打车去特拉维夫非常贵，她建议我们打车到附近的火车站，再坐火车去海法，从海法转车回特拉维夫。

然而一出边检我们就傻眼了，这里前不巴村后不着店，一片荒凉，哪里有什么出租车。之前在酒店询问的时候，前台信心满满地告诉我们出了边检就会有很多出租拉客，现在想来，这个前台估计从来都没去过以色列…

这时候，我们的救星，跟我们一起过关的姑娘又出现了。她看到我们正在为找不到出租为难，提出可以开车送我们一程，把我们带到火车站。谢天谢地！坐在她的车上，我们聊了起来，才知道她是以色列籍的阿拉伯人，在南非工作的时候，认识了现在的丈夫，也就是之前来送她的那个男生。男生是约旦人，两人分居两地，虽然相隔并不很远，但是见面并不容易。大部分时候都是姑娘去约旦，男生要来以色列很难。

“现代人就是这么善于给自己制造麻烦。”姑娘叹了口气说。格格巫和我听了，心有戚戚地对望了一眼。我们也有很大的麻烦！劳燕分飞也是我们很深刻的体验！而且这对小夫妻的麻烦是混乱而丑恶的国际政治造成的，我们的麻烦，却是自找的！

旅途劳顿的时候，我也会希望回到出行都要靠马车的年代，连去邻近的村庄也是一桩大事，如果要拜访那个村庄里的某人，就要带一大堆本村的土特产去送给他。平时在自己熟悉的环境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平静而有韵律。但那样的话，我可能永远都不会认识格格巫了。我也不会看到约旦的Aqaba，Petra和Wadi Rum，也没有机会在死海里游泳，把黑泥糊得一身都是了。

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