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

2019年很快就过去了。时间流逝的速度之快，让我觉得不真实。然而回想上一个新年发生的种种，又觉得是很早以前的事了。人们对时间流逝的感知与他们的经历和得失有没有可循的规律呢？即使有，大概也属于玄学一种吧。今年不想立flag和做清单式的年终总结，只想梳理一下事件和情绪。

上午和搞社科的小哥哥一起去中国城吃茶，路上他问起我的工作，我说，工作有很大的问题，但不是生存问题，是发展问题。事后想起来，发展问题，应该同样也是生存问题吧。（？）

我和飞先生是十六七年的朋友了。他曾经常出现在这个blog中，但最近几年我较少提到他了。我们从朋友变成了事务所合伙人，在工作渐上正轨的同时，彼此的关系却日渐疏离。没有必要在公开的blog里陈述事实，但总之，相爱的人儿们不会平白无故地疏离，不能否认对飞先生，我有很多不满与愤懑。

曾经，对于世界加诸于我的所有烦恼，我习惯在混沌中默默忍受，也许会间歇性跟人嚎叫两声，或是到网络树洞中吐槽一番，之后不外乎继续默默忍受，“砥砺前行”。但好奇的人总是奢望理解这个世界，我也想要认识自己的烦恼。忽然有一天我发现，本来是作为消磨时间的“闲书”们，却可以提供各种理论框架，把所有的烦恼都框进去。那些比我睿智的人们就算没有给出解决方式，也从各个角度提供了认知和分析烦恼的途径。我的烦恼哪里是我的烦恼，它们是人类的烦恼。

So the world is not any more the one it used to be.

从理论中我得出一个结论，Women are the niggers of the world, I am the nigger of the office. 再加上那些我从来就无法感同身受的价值观，以前还能带着一种欣赏奇观的exoticism笑眯眯地旁观，被各种理论过滤一番之后只觉得索然无味，更加厌烦。这是我跟飞先生分歧的原因。理论给了我底气，也给了我一些行动的模板，同时让本来做事就横冲直撞的我更加理直气壮。冲突无法避免，分歧难以融合，争吵除了把每一件事情都变得愈加丑恶，并没有起到更多的作用。在某些不知所措的烦恼时刻，我怀疑精致的理论是不是像白雪皇后那个故事里镜子的碎片一样，落到人们的眼睛里，让他们眼中的世界从此变得冰冷而丑陋。

这是一个complicated和delicate的情况，我不知道如何面对它，也不知道在新的一年，它会变成什么样子。在可控制的范畴中，2020年，我想改进自己与人交流的方式。

我是一个奇突而生硬的人。夏天的一个生日宴会上我遇到U，一位Xenofeminist（外来的女权主义者？）。我大概在吐槽飞先生养育后代给我带来的困扰吧，聊着聊着就聊到生孩子这件事上来。啊，她说，资本主义社会巨大的生活压力夺走了人们生育的意愿。我正在做一个研究，探讨为什么前民主德国的人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反倒乐于生产。

这有什么奇怪的。我说，前民主德国的人在计划经济制度中失去了主体性。国家分配工作，包办每个人的生活。通过追求事业实现自我价值只是极小一部分人才能享受的奢侈，其他的人当然就结婚生子，把热情倾注在建设小家庭上了。

U生硬地说，你说得很对。然后我们的谈话就结束了。

格格巫说，你不能这样跟人讲话。这会截断一切继续讨论的可能性。跟你说话的人要不就意识到自己是个蠢货，要不就因为如此浅显易懂的道理你居然在那里洋洋得意地宣讲而认为你是一个蠢货，反正不管哪种方式，这个对话都进行不下去。他说，更好的方式是问问题。比如：interesting！那么你们探讨出来为什么了吗？在对方的回答中，你迟早能搞清楚到底谁才是蠢货。

也许他是对的吧。不管是不是对的，这个方式或许都可以帮我变成一个更柔软的人，把某些我也许不愿意结束的对话进行下去。所以，新的一年我希望自己能习得这个技能。

加油！

昨天是24号，格格巫的基友A请我们去吃饭。我们抱着好几个礼物（本来不是为圣诞准备的，一周前A帮了我一个虽小但重要的忙，为了表示感谢，我在机场给他和孩子们买了一点小礼物）到了他家，想要很俗气地放在圣诞树下，结果发现他家根本没有圣诞树，只好找了一盆绿植，把礼物塞在花盆下面。

酒足饭饱之后，A的老婆莎乐美拿出一把九头烛台，点燃三枝蜡烛，带着孩子们开始唱希伯来文的颂歌。然后，为了体现这类节日在当代社会存在的价值，两个小屁孩各自得到一个小礼物。我们也趁着这个机会，把我们带来的礼物分给A，莎乐美和孩子们。

回到家里，格格巫打趣说，莎乐美最近两年忽然重新意识到自己是个犹太人了。其实他们一家子并没有什么宗教信仰。A在加州长大，爸爸是黑人，妈妈是白人。莎乐美是来自纽约的犹太姑娘，不过她们家应该早就已经世俗化了。莎乐美几年以前忽然觉得，一到十二月底就总是圣诞圣诞圣诞，孩子们既然有犹太血统，那也应该了解了解犹太节日。所以把压箱底的烛台、希伯来颂歌本子什么的一股脑翻了出来，开始在家里过起了光明节。

以前我看人抨击“政治正确”，有一个常被拿出来讲的点就是所谓的“happy holidays”，圣诞节这么普天同庆的日子居然不能铺天盖地地互相问候圣诞快乐，而是要改成畏畏缩缩的“节日快乐“，别提多别扭！那时候我还觉得这些人挺有道理，毕竟，我生活在——出于某种历史原因——犹太人数量极其稀少的国家，光明节这样的东西我只在书上看到过，到底是什么时候要干什么我一无所知。设身处地地想一下，过春节要是有人不让我说“恭喜发财”而改口“祝您幸福”，那我说不定也很生气。但这几年因为结交了几个犹太朋友，忽然发现基督教徒过圣诞节的时候，人家犹太人也是要过节的嘛，这样一来我就理解那个“happy holiday”了，凭啥铺天盖地都是“圣诞快乐”呀？我要是犹太人，我也不乐意。

我之前也跟一些抨击政治正确的朋友有过一些讨论。他们在这种时候会说，你们要happy你们的holiday你们一边儿happy去，干嘛要按着我们的头，逼我们一起happy呢？改变让人感到舒适的习俗确实会引起那些懒于思考改变原因的人的反感，然而当“政治”作为一个方法论出现，要扭转一个数量巨大的群体的集体习惯时，我不知道有什么更加理性温和四平八稳的可能性，不管怎么说，即使这种可能性存在，也应该是在无数的偏移和纠正中被摸索出来的吧。

Merry Christmas本身就不是通过什么理性温和四平八稳的方式成为西方世界一个传统项目的。稍微研究一下日历，会发现基督教几乎所有重要节日都跟一些其它民族和教派的某种节日重叠。在基督教扩张的历史中，为了抢夺信徒，教会把自己的节日跟其它教派节日设置在一起，让那些改宗到基督教的人没有机会通过参加异教的庆祝仪式改变信仰，这个过程一定不那么令人愉快。其令人不愉快的程度可能远远超过在购物中心或学校礼堂砍掉几棵圣诞树。当然人类的历史本来就是打来杀去的一本烂账，倒也不是在说基督教什么坏话。我只是感慨有时候人们对“矫枉过正”的反感甚至远远大于对错误本身的厌恶，不知是因为这些人心里其实赞同那些被“政治正确”批评的对象；还是说他们从理性上知道政治正确并没有什么错，但感性上却无法共情，理性与感性的撕裂造成隐秘的羞耻感和语言行为上对“政治正确”各种各样的看不顺眼，就像那些恐同的深柜一样。

我前几天因为“政治正确”的事情在网上吐槽，后来又跟朋友有一番争论。这一番争论让我再一次深深地感受到，我们每个人对事物的观点，都如此深刻地被我们的教育、成长背景和生活环境所影响。有时候相似的出发点，却可能导出截然不同的结论。各种认知的鸿沟让我们越来越像生活在一个又一个孤岛上，无法彼此获取温暖。怎么办呢？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对我自己来说，（哒哒哒新年感言开始了）还是要多读书，多思考，少多说话，跟愿意讨论的朋友讨论问题，就算彼此持着不同的观点，只要心平气和，也能够有所收获。希望自己能够更经常地打破成见、跳出舒适区去想问题。

最后有一个感想：朋友的小孩长得都好可爱啊。但真的是两个小魔鬼。整个晚上所有的人都围着他俩转，大人们几乎没法正常交谈。几个钟头之后我头昏脑胀，又无聊又烦躁，简直想要一头撞死。所以那些心甘情愿繁殖后代的人到底怎么想的？！

跟格格巫唠嗑儿，本来在说他讨厌圣诞节这档子事儿，忽然就扯到了他的长辈上去了。听完故事我立即想来blog里八一八，要是格格巫知道了肯定很火大吧，但是嘻嘻，谁让他不懂中文呢。

格格巫的外公是个纳粹。据说格格巫小时候有一次跑到屋顶储藏室里玩，翻出了外公的党章。他不知道那是什么，拿下来问外公，外公就很不好意思。当着小孩子和家人的面，只好说，这是纳粹的党章，但我当年是不得已才入党的。小格格巫问：外公那你在纳粹党里面干什么呢？外公就说，我干的是文职工作啊。那时候我被派到东德，负责把那些没有人住的房子分给需要房子的人。小格格巫又问：为什么好好的房子没有人住呢？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格格巫的外婆是个医生。外婆家两姐妹都是独立执业的医生，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外婆的妹妹嫁给了一个“耙耳朵”，在家里大权独揽，30年代末瞧不上国内的气氛，举家移民去瑞典了。外婆自己则选了一位高大英俊的律师，从此这辈子就被他吃定了。

作为一个野心勃勃的律师，外公职业道路上一个必然的坎就是“入党”，如果不入，那么上升的渠道就封死了。于是外公就只好变成了一个纳粹。但很奇怪的是，战后他们一家进了俄国的战俘营，反倒是外公只身一人逃了出来，腿儿着回到了一片狼藉的拜仁州。

这里有一个很耐人寻味的细节。按理说带着两个孩子留在俄国战俘营的外婆一定凄惨到毙，然而据外婆说，被俘的那几年是她人生中的高光时刻！她每天开着翻斗摩头车，把两个小孩子塞在车斗里到处给人看病。不管是俄国军官还是德国战俘都超级尊敬她，外婆每天忙得要死，老公什么的抛到了九霄云外。

反过来，回到巴伐利亚的外公则陷入了抑郁，出于对外婆的思念，他开始每天为她写日记。但是身为极其擅长压抑自己情感的传统男性，外公的日记里读不出任何思念的痕迹。格格巫说，老头哼哼唧唧地写道：我失去了工作，觉得自己是个毫无用武之地的人，只能困在屋子里，浑身力量无处发泄。接下来他又写道：我站在窗前，长久凝视窗外废墟上那些捡拾砖瓦的女人… 年轻的格格巫愤怒地想：你凝视个屁啊！浑身力量，干嘛不去帮着捡一捡？！所以这本日记他读了两页就读不下去了…

后来战俘营解散，外婆带着孩子们回到家乡，跟外公白头到老。格格巫一直认为他们颇为恩爱，证据之一是老两口每年都会一起开着房车出去度假，这个习惯从未间断。但在外公死后，外婆连老头的葬礼都拒绝参加。而且她再也不愿意出门了，“房车旅行，”她说，“是我人生中最可怕的事件。”格格巫表示同意，他的外公外婆属于那个每到夏天会长时间地出门度假疗养的阶层，但战后大家一贫如洗，住不起丽池酒店，只好开着一个小房车，带着一顶小帐篷和一个折叠橡皮艇出发。每到一个目的地，外公会先把小帐篷架起来，然后戴上自己的船长小帽，两个人驾着橡皮艇去游湖…这种辛劳的旅行方式给小格格巫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以至于去年我们去希腊度假的时候，我拿出自己在淘宝上精心选购的吹气沙发想要炫耀一番时，格格巫PTSD发作，摇动双臂尖叫着跑出屋去，很久都不愿意再进来。

在我看来，格格巫的外公还是一个PUA高手。外婆作为一个高收入的职业女性，嫁给他后被一番洗脑，接受了自己“不善理财”这个“事实”，诊所收入全部上交，自己只能从外公那里得到一点可怜巴巴的零花钱，连买衣服都不够。外公去世后，她立即从上门传销的骗子那里花一万马克买了一张冒牌波斯地毯。当年的一万马克啊！怕不要值现当今的十万欧元！家里人都被雷得外焦里嫩，纷纷提醒她有可能受骗上当，但是外婆很得意地说：我知道！老娘就是想胡乱花花钱！

前几天清理Kindle内存，发现几本何伟老师的旧书，且都是英文版。头脑一发热，就想安利给工作室的年轻人。

新来的年轻人M，是热爱马拉松，坚持素食主义的精瘦都市女郎。因为她表现出了对中国文化的热爱，而且在天朝建筑重镇比如TJ、QH都呆过，所以是我重点安利对象。结果一番热情介绍后，对方礼貌回答：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虽然我平时不看书，但这几本书听上去都非常有意思，谢谢你给我！

平时不看书！！我听到这句话，脑子里嗡了一下。这句话以平平淡淡才是真的口吻娓娓道来，可以说是于无声处听惊雷了。

几天以后她又焦了我一雷。当时我们在做一个矫情的时装品牌展陈设计，甲方扯掰了一堆复古啊未来啊精致废土赛博朋克啊有得没得的，M在处理的时候有点找不着北，我就说，有一个电影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话没说完M插嘴道：啊！Sorry！我平时不看电影，所以我应该是不知道的，不过您请讲，我回头去找来看看！

我：？？？

我心中的波澜久久未能平复。一个建筑师又不读书又不看电影，这还怎么当建筑师？一个人平时又不读书又不看电影，做人应该也很没有味道吧？！但平静下来之后想了想，也许我对建筑师和人的要求都太高了。全世界的建筑系每年为市场输送成千上万的毕业生，这些人里面不看书不看电影的比例应该不低，然而他们都有美好的明天。而天下熙熙，天下攘攘，像我这样爱看闷片儿的书呆子应该才是少数吧？

晚上捧着清理好的Kindle看以赛亚·柏林《浪漫主义的根源》，他讲到了维特的意义。他说，维特死得无足轻重。他生于一个无法给他用武之地的社会。在以赛亚·柏林的眼中，维特是一个多余人。他说：维特之所以多余是因为他的道德优于他人，却没有机会挑战市侩、奴隶、傀儡们形成的可怕的势力，以此证明自己的优越。我觉得这个解释很有说服力。我曾经问过很多人《少年维特的烦恼》如何能让年轻的歌德暴得大名——少年人纠结的心事、无望的爱情以及如柏林所说的，无足轻重的死并不能解释为什么这本薄薄的小册子能成为经典——日耳曼文学的研究者们告诉我要把这本书放在当时的语境中来看，这种解释并不能说服我。少年维特并不是一个历史标本，柏林更清楚地指出了那些忧伤而激烈的十四行诗们真正打动人的地方，那是一个“多余之人”无处发泄的痛苦。这种痛苦超越了年龄、时代、性别，指向了每一个对自己的多余有所感触的人。

跟格格巫聊天聊到这上面，我感慨这辈子真的要感谢科技进步，感谢互联网。如果没有网络，我就是十八线城市的一个怪胎，就是王彩玲，就是莉拉·切鲁罗；可能早就得了抑郁症，或者把身边所有的人搞得鸡飞狗跳；又或者在日复一日的痛苦中生出厚实的茧皮，切断书和电影提供的那些虚幻却又真实，能带来快乐却让人痛苦的通道，开始养生养颜养孩子，脚踏实地地生活。说真的，我不知道哪一种可能性更加让人感到恐惧。

今天我要来讲一讲飞先生生孩子的事情。

超级无敌家庭男飞先生有朝一日要养孩子，这个地球人都知道。但这次的生孩子事件，仍然可以称得上猝不及防。

我跟飞先生之间那些“老夫老妻”型的恩恩怨怨先放在一边不说，六月我从芝加哥回来，有一天我们开了一个长会讨论工作，会后他忽然留下来半是羞涩半是为难地说：“嗯有一个事情我必须告知你，就是我们准备要一个孩子。现在已经在申请中了。”

看到我猛地瞪圆双眼，他赶紧补充：“但是你不要着急！不要着急。领养程序要好几个月，之后的等待时间起码也有两三年，这两三年足够我们调整工作安排，做好该做的准备了。”

那么我听到他这样说，也不好跟他多做纠缠。之后飞先生就在工作之余热络地参与到领养申请程序中去了。具体要干些什么我也没兴趣打听，飞先生自己没忍住讲了一些，我了解到他们需要上一系列关于如何为人父母的课。这个课对想要领养孩子的人来说是必修课，如果在课上的表现得不到认可，是不能获得领养资格的。我认为这种课程应该被普及到全人类——有助于进一步加速人类的灭绝。飞先生曾经兴致勃勃地跟我描述上课的情形，同学好像有五对等待领养资格的人，两对异性恋，两对男同志，一对女同志。据说，老师曾经饶有兴趣地问那对女同志：你们为什么不试着找精子自己生呢？其中一位很虎地回答：“老师不瞒您说，我们太肥了。”

飞先生他们申请领养德国本国小孩。我听到的时候觉得颇奇特：德国这种第一世界国家还有被遗弃的小孩？为什么不去国外领养？飞先生告诉我领养外国小孩手续繁杂，而且要付出很多金钱，反倒是领养本土小孩来得便宜又便捷，真是出人意料。

不难想象，飞先生夫夫一定是领养机构那些大叔大妈心中的宝贝。就这么说吧，当他告诉我不要着急，一般来说领养的等待期都长达两三年的时候，我也是相信的。大家都这么说，还有人等了五六七八年也没等到。然而，飞先生夫夫领养申请的程序还没走完，机构的大妈就又是欣喜又是神秘地告诉他们：有个孩子在等着他们啦！但是请保密哦！现在还不到板上钉钉的地步哦！老实说，我惊呆了。

那个孩子还在他娘的肚皮里头就被抛弃了。后来我了解到，这位妇女之前已经三次产子，第一次是在她高中的时候。因为高中生妈妈自己也是未成年人，所以孩子一出生就被未成年人保护局带走了。后来的三个孩子属于两个不同的男人，现在这个孩子和他哥（或者姐）拥有同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父亲。这男的平时还好，但只要家里因为任何原因关系紧张的时候他就一走了之，是个靠不住的混账。也因为这个原因，孩子的生母得知自己再次怀孕后就决定自己无力抚养第三个小孩，提前签署了抛弃声明。

还好，飞先生提到，虽然决定抛弃小孩，但这位妇女仍不失为一位负责任的女性。她很注意孕期健康，没有进行抽烟喝酒吸毒之类丧失理性的活动。飞先生甚至提到这位女性当初在学校里虽然因为怀孕辍学，但成绩居然不错，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打听出来的。

这种故事听了让人非常唏嘘。飞先生他们因为搬到波茨坦的原因，领养是在布兰登堡州进行的。布兰登堡州属于前东德地区，我刚到德国的时候，就在该州一个叫“哈文河上的布兰登堡市”的小城住了三个月。那时候每天我都坐一个多小时的火车到柏林来学德语。因为语言不通而且跟当地没有发生什么实际联系，我对布兰登堡人的印象非常扁平：他们穿着土气，但人很善良。我曾经用菜刀在拇指的关节上拉出了一个很深的口子，但因为医保还没办下来，不敢去看医生，每天都露着白花花的骨头走来走去。是一位爱管闲事的大哥看不下去把我揪到诊所里，医生免费给我上药包扎，还赠送一大堆消炎药和各种在当时我眼中很高级的防水创可贴和胶布。总之就是这样一个地方，现在极右势力在州议会里的席位达到了20%。我们去波茨坦玩儿的时候，朋友会说，你看我们身边走着的人，每五个里就有一个纳粹。

在这样的地方，会有一位这样的妇女，好像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不过好在小孩子落在飞先生夫夫的家里，也算是飞来横福——让人想起那些在天朝被丢弃的女婴，让美国人欢天喜地地领了去，最后念哈佛进500强，走上人生巅峰之类的奇情故事。

这位小朋友好像也知道了自己的好运气，等不及要来到世界上，他妈提前预产期五天进了产房，飞先生魂都没了，立即跟老公连夜搬进医院待产，因为早产儿要进保温箱，他们就在医院吃住了三天，每天接受护士小姐的培训，虔诚地进入了奶爸养成计划。

我是在约翰两周大的时候见到他的。顺便说一下，约翰这个名字是飞先生他们取的，据说是个很美好的名字。但我对洋人名字没有语感，我唯一认识的约翰，就是跟飞先生共同的前同事，一个老是把衬衫扣子开到露出胸毛，喜欢搭讪亚洲女生的老猥琐男。所以飞先生在告知小孩名字的时候，不得不打起精神再次接受我双眼猛瞪的厌恶表情。

我见到约翰的时候，他表现得娴静而与世无争。除了吃奶换尿布的时候小哭了两场，全程都在呼呼大睡。小兽医熟练地洗奶瓶泡奶粉喂奶换尿布擦屁屁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得到我家老母亲又爱又羡的由衷赞叹。虽然，他们也不无遗憾地提到因为没有乳房这个装置，小约翰总是欲求不满，常常哼哼唧唧。但我想小约翰一定会很快忘记生命中这种短暂的遗憾。而我也开始思考，是不是两个男人或是两个女人才是养育小孩的更优组合：我很难想象常规男女生育组合中能够达到这种可操作的完全均衡，毕竟女性的身体负担了更多生育相关的天然职责，也给了男人太多溜号的借口。

约翰满月之后的某一个晚上，我出门跟格格巫的朋友们喝酒，不免谈到了合伙人喜得贵子的事情。格格巫基友的女友心有戚戚地说，现在正在做这方面的课题：作为一个搞性别研究的白左女知识分子，她的课题当然涉及对性别权力结构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她提到了人们在当代社会因为巨大的生活和工作的压力失去了延续后代的欲望，然而，她认为，在某些社会主义社会，比如几十年前的民主主义德国，因为国家提供足够的津贴，人们不担心失去工作，完全没有生育的压力。听到这里我狐疑地插了一句嘴：难道不是因为在光荣的民主主义德国，人们没有选择工作的自由，也没有可见的上升通道，所以闲着也是闲着，没事儿就快快乐乐生孩子吗？基友的女友无fuck说，选择不再跟我继续讨论她的课题。

我非常希望社会继续进步，终于有一天所有的小孩儿都是实验室里造出来，社会机构养出来的。如果有人像飞先生夫夫一样热衷繁殖后代，那么一定要先经过严格的考核，然后在小孩成年之前都受到有关机构的紧密监管。

我终于在上周把驾校理论课的考试过了。曙光就在眼前，树立两年的拿驾照flag，感觉有了摘下来的希望。

相比实际驾驶，我更怵理论课。最大的敌人不是困难而是自己的懒惰以及缺乏耐性。德国的驾驶理论题库里大概有1500道题，这些题的共同特色就是无聊到让人厌烦。这两年来，打开app学习交通规则是我心上的一块大石，因为这些烦人的题目，我无法心无旁骛地刷手机，也无法没有负罪感地在空闲时光看书看杂志写blog。

前一阵，因为交通局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而且我立了两年的flag已经变成了鲜艳的耻辱柱，我狠下心来，周末不干别的就做题，花了几个周末，把整个题库从头到尾刷了两遍。终于成功地通过了考试。

有一个属于成功学范畴的奇怪感想：原来人们做事情真的需要“正向推动力”。之前对学交规抗拒心很重，因为我不仅对开车毫无兴趣，而且整个题库都是德语的，阅读起来虽然没有障碍，但毕竟不是母语，做不到像读汉字那样一目十行。我在母语里就有的一些困难，比如分不清左右，到德语语境下竟然变本加厉，每做必错，让我一看到题库app就头疼。坚持怼了几天之后，整套题库基本上捋了一遍，接下来做题的时候正确率就极大提高，速度也变得更快，然后我忽然发现自己对做题的热情提高了很多，晚上收工的时候做做，看医生在等待室里也拿出来做做，地铁上做做，就连睡觉前也有时候做一做帮助入睡。

所以用正向推动力来克服拖延症也许是一个好办法。或者是对自己进行深度催眠，先卸载感知能力，相信讨厌做的事情只要硬怼一阵，初见成效之后就能产生正向推动力，再往后就水到渠成，拖延症不治而愈，不亦乐乎？

上周周末跟老母亲一起误入了CSD，也就是同性恋大游行现场。

要说误入其实也不完全是。我要去西边取一个东西，平时没有时间，觉得周末带着我妈一起去，可以骑车经过柏林那些最中心的地带：菩提树下大街、布兰登堡门、蒂尔加藤公园什么的，也算是周末小出游了。结果计划赶不上CSD，但我又是一个不喜欢调整计划的人，那就去西边取东西顺带观光CSD吧，算是临时加个项目。

带老母亲观光CSD对我来说并不是个什么好主意。倒不是觉得她会产生什么想法，她自然有很多想法，但经过多年来我满不在乎的强势输出，给她造成的印象是：“不喜欢吗？不喜欢你就忍着。西方世界你不喜欢的东西很多，那怎么样，人家照样过得比你好。”我可怜的妈妈是一位很能隐忍的中国妇女，所以CSD这样的场合对她来说就是一个光怪陆离的巨大马戏团，只要自己的女儿不是马戏团里的小丑，那她就“万人如海一身藏”，见怪不怪了。可如果我竟然公开搞同性恋，那就另当别论，当年她还很强势的时候，这样的忤逆起码是“断绝母女关系”级别的。这并不是我欣赏的态度。

周日，我们骑着自行车冲入人海里——老母亲没有我那么多心理活动，参观马戏团毕竟是很好玩儿的嘛，她还蛮兴奋的。从菩提树下大街往西走，到了接近布兰登堡门的地方，人就越来越多，七月十四号大街上人山人海，我们只能拐到蒂尔加藤公园里平行的小路上去，在人群里慢慢地穿行。我注意到很多人身上批的彩虹旗上还有大卫星的图案，有一点不解。大卫星跑到这儿来干什么？如果是要争取平权，那不是应该披彩虹版的俄罗斯国旗，或者世界上很多其它神奇国度的国旗，包括天朝也说得过去，然而大卫星？我这个疑惑，要到晚上才能解开。

我们继续在人群里艰难地穿行，胜利女神柱下是花车游行的终点，到那附近人越来越多，我们不得不下车推着走。人群里奇形怪状的兄弟们也越来越多，有一位穿着防晒服那种轻薄面料制成的一个随风飘舞的大鸡鸡，飘得太厉害，我妈没看出来是个啥，只觉得体型巨大不明觉厉，指着人家咯咯地笑了起来；还有一位大姐穿着到胸的连裤袜，胯下塞着一大团黑乎乎的毛，我妈骇异地问：这人男的女的？花车是各大机构与公司租用的，上面写着骄傲的标语和公司的宣传口号，博一波好感，再打一波广告。但花车布置没有什么出彩的地方，看得出来是宣传部门每年激情不再的固定节目，只有音乐还是震天价响，超重低音轰得地面都突突地颤，我可怜的老母亲一路捂着耳朵，露出受到惊吓的表情。

CSD花车漫游路线从裤裆大街开始，蜿蜒穿过西柏林传统的同志街区到达蒂尔加藤公园，最后在胜利女神柱下会师，终点是布兰登堡门的大party。然而很多年来，CSD有一个另外的阵地，在东边十字山区的O街，以拒绝花车，普街狂欢的形式出现。西边是传统阵营，在东西柏林上演双城记的年代，西柏林以动物园火车站为中心的商业区，当然是供堕落腐朽的资产阶级狂欢的修罗场，但现在东西德合并已经30年，西边住的仍然是堕落腐朽的资产阶级，波西米亚们定居东柏林已久，差不多也快变成堕落腐朽的资产阶级了（当然这不是我今天的重点）。他们与西边同志区的对立，有点儿像二代女权主义和当今Genderstudy们对峙的情形，展现出人民内部深刻的矛盾与分裂。东边儿的人看不起西边儿的商业化，那一个接一个的花车，就是边缘人群与权力中心以及商业资本媾和的标志，是“忘记了初心”。我把自己定义在“中间偏东”（此处应有讪笑声），西边儿的人怎么看东边儿我不太了解，根据有限的阅读经验和人际交往，大概是某种交织在“艳羡他们很酷”和“鄙视他们没钱”之间的复杂情绪。至于我自己，其实很多年前就停止掺和CSD了。去年CSD打出来的口号是“我的身体——我的身份——我的生活”，这个口号搅动了我对身份政治所有的不满情绪：生活如此暧昧含混错综复杂，如何通过几个片段来定义？在这个充满了偏见、矛盾和分裂的世界上，身份政治的践行者们并没有用他们的理论为弥合人与人之间的鸿沟带来很多正面的推动。

晚上去东边跟边缘人群喝酒。得知O街的狂欢两年前取消了。原来东边人群的内部再次产生了分裂。当然分裂的原因是罗生门一样的故事，但根据酒精浇灌出的八卦，矛盾虽然盘根错节根深蒂固，但分裂的导火线是人们对BDS的不同态度。BDS，当然不是BDSM的简称… Boycott, Divestment and Sanctions，是西方国家的某些人（包括很多犹太人本身）针对以色列人对巴勒斯坦的暴行发起的抵抗运动。至于这个运动跟同志平权运动有什么重合点，酒精也没能帮我把答案浇灌出来，只能猜测，推行BDS的人中受过高等教育的自由派人士（也就是中文互联网上声名甚隆的“白左”）比较多，而同样一拨人在同志及平权运动中的参与度也比较大。

这个运动在德国的位置是比较尴尬的。一方面，德国当然是“白左”的大本营；但另一方面，跟犹太人相关的任何话题，在德国都是男默女泪的地雷。今年五月，议会投票反对BDS，将其跟“反犹”画上了等号。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国家是为了避免位置尴尬所以简单粗暴地站队，善于内省的德国知识分子肩上背负了多么沉重的包袱，从我和格格巫恋爱以来为了我对犹太人事务的措辞不当吵了多少架就能看出。虽然到最后我们总是发现，我们看法和批判居然差不多是一致的，但“态度轻浮言语轻佻”还是我卸不下的枷。

BDS运动中激烈的正反双方在如何对待犹太人的问题上态度不可调和，所以竟导致了O街LGBT大狂欢的散场？！总之这是一个神展开。最后支持BDS的人们又跑到F屯，也就是另一个前·波希米亚大本营去捯饬了一个街区大联欢。我的朋友，对BDS颇有微词的DJ女同志V，表示自己为了参加CSD，不得不委屈地跟一群支持BDS的怪力乱神搅和在一起，心中大是憋屈。

我对她的憋屈感到既可以理解，又无法消化。生活在肥皂泡中的人们和他们轻飘飘的争端对于一个天天沉溺中文互联网的人来说又算什么呢？并不是我想消解争端的意义，而是我在很多无谓的争吵中，并没有看到真正的关怀甚至是，戳破肥皂泡了解真相的好奇心。当然，这也属于过度沉溺中文互联网的人应有的症状：对世界酸涩的苛责。

柏林CSD东西人心同向的终极狂欢，当然属于“宇宙夜店”Berghain里三天三夜的LGBT主题Party。我们本来靠走关系可以去参加，但终究人到中年，缺乏力气。给我断手（我去年在一场自行车车祸里伤了肩骨）做理疗的小哥居然在Berghain的存衣处工作，汇报说Party声势浩大人山人海，光周日一天他就入账小费无数。小哥长相俊美，来参加狂欢的老姐妹们一看他的脸就心花怒放，给小费的时候自然格外洒脱。

周五临时被抓去上一节课，因为没有时间准备，所以偷了个懒，取消上大课的形式，跟学生们一起来做了一堂seminar。我以前没用互动的形式上过课，都是干瘪瘪地讲，讲完走人，结果发现抓学生上黑板画图然后我再来讲评，不仅学生们注意力集中积极性很高，我自己也觉得有趣很多。

我们学校本科一个年级将近40个人，男生稍多一点，大概二十来个男生，十几个女生。问到有谁愿意上黑板画图的时候，举手的都是男生。一节课大概画了十个图，总共只有一个女生上台。我在第四个男生上台的时候注意到这个问题，但因为没有做seminar的经验，不知道该怎么调动女同学们的积极性，被动地听任男同学们积极发言做题抢风头，下课时微微有种挫败感。

后来想了一下，我自己虽然念书的时候成绩也不差，但也很少主动举手发言。倒也不是怕失败，大部分时候就算我明知道答案也不会举手。再往前想，小学的时候我是一个很喜欢“冒皮皮”的女同学，只要会答的题一定举手超过头顶抢答，就像哈利波特里面那个“我行我上”的赫敏，转变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居然自己都想不起来。

回来跟格格巫讨论了一下，他说你完全可以鼓励女同学上黑板做题嘛。这本身没有什么冒犯，更何况你是女老师，没人会觉得有什么不对——虽然我还是觉得有点不对：就像把房间里大象的存在喊出来的那个人，你要说有什么不好也并没有，但还是感觉怪怪的。当然下次如果有机会再用到seminar的形式，我会考虑一下，怎么样让班里的女同学更主动一点。

每次长途旅行回来，我第一时间联系的人总是保洁阿姨。但这一次我很晴天霹雳地得知，她要7月份才能再到我家来做事。

而且原因也很惊吓。保洁阿姨是菲律宾人，她说因为地震，她家里死了两人，还有8个亲戚重伤，所以得会菲律宾善后…我赶紧查了一下新闻，发现近期菲律宾的地震死亡人数是16人…阿姨…真的不幸。

没办法，在表达了我深切的同情之后，我只好拨打了前保洁阿姨的电话。前任阿姨是一个信天主教的东欧人，叫做Anna。她曾经因为不满我把按摩棒放在枕头边，专门去给我买了个盒子。是不是很像SATC里面的情节？后来因为Anna实在太八卦，老是过问我的私事，所以我忍无可忍换了个菲律宾阿姨，世界从此清净了…

打通电话后，Anna热情洋溢地寒暄了一阵，问我：你还和那个那个谁一起工作吗？

啊飞利浦啊，是啊我们还是一起工作。

哦哈哈哈哈。生意好不好啊？

还行还行。

啊哈哈哈哈，你现在住哪里啊？

我还是住以前那个地方啊，你知道的撒，我没有搬家。

哎哟哎哟，飞利浦都买房子了，搬到城外去了，你怎么不买房子啊？

我这里住着挺好的呀，我挺喜欢的。

唉呀呀，你也应该买一个房子啊！你跟谁住啊？

我自己住啊。

哎哟，你怎么不交男朋友啊？！

我有男朋友。

哦哦哦！有就好，有就好！原来是没有住在一起啊，那为什么不住在一起呢？

说到这里我已经想挂电话了，然而一想到如果挂上电话我可能就得自己打扫一个多月的卫生，赶紧压着火气把话题转移到保洁上面去。

这个人跟老家的亲戚真的很像！

终于回到柏林了！虽然周五又要飞…

在电话上跟格格巫感叹，说回家真好，一切都是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来，还是家里最放松。格格巫抗议道：我家也是按照你想要的方式来的！我只好赶紧安慰他说：柏林的家按照我想要的方式来的程度跟芝加哥按照我想要的方式来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在芝加哥我虽然也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来，却是在格格巫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建立的基础之上，所以还是有微妙的差别。不过，我话锋一转（为自己的机智点赞…），bonus是芝加哥有格格巫在，这一点胜过柏林百倍！

格格巫勉强接受的同时仍表示了不满。我觉得他主要还是不满我坚持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来…

哎。谈恋爱也是很累的…

哦既然都说到格格巫了，前段时间还有个小事儿我一直想要记下来。在芝加哥的时候，有一天和格格巫以及他的中国访问学者一起去散步。我问访问学者现在在听什么课。访问学者说，正在听Martha Nussbaum关于性别理论的课。我先是对访问学者一个中国直男去听性别理论课这件事表示了赞赏。接着说，你看，性别理论课，男教授是不要上的。都是女教授上。他们男教授都教伦理啊教逻辑啊教一些很炫酷很主流的东西。差点加一句，然而黑人教授就要教种族理论。为了避免格格巫觉得我太provocative，硬生生地把这句话咽了回去。

格格巫果然说，那你说怎么办。如果现在连性别理论课都是男教授上，肯定又要有人说，妈的，他一个男的居然跑去教性别理论。想显摆自己什么都懂吗？本来女学者的职位就不多，这些男的居然连这点机会都不留给人家。在每一个领域，都要显示自己懂得最多。

我想想，他说的也是。

唯一的机会，就是这个系上全部教授都是女的。只有教性别理论那个是男人。我觉得只有出现这样的情况，我才会觉得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