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毒还没有开始在欧洲肆虐的时候，我的朋友Q和Alan就提高了警戒。在囤积生活必须物资之余，Q还关照我可以home office了。
（顺便把Alan搞笑的囤食记录贴到这里来：囤货记）
上海公司一直都在home office中，同事们虽然陆续都回到了上海，跟我们share办公小楼的另一家公司也在3月1日复工，但我胆子小，觉得再等等也没问题，所以鸡贼地决定先观望一下友司情况，如果他们那儿14天没人出幺蛾子，那我们就3月16日回公司复工。
柏林office就不太好搞。一来同事们独立工作的能力暂时还不太行，二来大多数欧洲人民对天天呆家里有极强的抵触情绪。最近飞先生窝在家中哺育幼儿，剩下的两个同事，一个是马拉松健儿天天要跑几千米，另一个是从意大利过来的实习生，只要一下班就和另外的意大利孩子们一起泡在餐厅酒吧夜店里…
上周某一天，意大利实习生在午休唠嗑的时候忽然兴高采烈地提到，她们老家就在这次意大利疫情爆发的红色警戒区内。听众们当然大惊失色。她赶紧补充道，虽然是红色警戒区，但是还没有封起来，比那几个已经封起来的村子好。但紧接着她又忧心忡忡地说，担心父母和男朋友不能再来柏林来看她了。她和她兄弟还买好了去伦敦玩儿的飞机票，不晓得兄弟现在还能不能飞。
我听她这么说，当然更加忧心忡忡了。但谨慎起见，我回家先给格格巫打了个电话，问他我该怎么办。格格巫不赞成我建议实习生劝阻父母男友来柏林，因为他说，既然实习生那么期待他们来，你这么去劝一来没有什么用，二来也非常不近人情。但是，格格巫支持我告诉实习生如果她父母来了，她就应该回家home office两个星期。
既然在大学里教伦理课的人都这么想，我就放心地把这个任务布置给了飞先生——我这个人不善于跟人做此类交流，效果往往适得其反而且得罪一堆人——这种任务比较适合“脸上笑嘻嘻”的飞先生。但为了支持飞先生开展思想工作，我帮他扫清了路上的障碍：实习生来柏林之前就跟无良开发商租好了房子，费用付清入住之后才发现网络是坏的。要放在平时我也懒得管这些破事，但为了home office能够顺利进行，我委托马拉松健儿帮意大利实习生给无良开发商打电话搞定了wifi的事情。
快到周末的时候，意大利实习生又在午休唠嗑的时候提到自己周末的计划：跟几个意大利小伙伴一起去吃pizza然后去夜店蹦迪。她还来问我哪里的pizza好吃。我忧伤地看了她一眼告诉她我几乎从来不吃pizza。犹豫了一小会儿，我还是跟大家说，你们觉得现在这个情况下，是不是最好咱们不要再去那些人多的地方了呢？比如夜店什么的，空气也不好，大家光着膀子人贴人，磕了药说不定抵抗力也会下降…不太安全罢？结果立即板上钉钉地被当成了老年人。马拉松健儿歌颂了自己的自由，说虽然理解我的忧虑，但如果不能呼吸到新鲜空气人生也没有了意义。意大利实习生表示我来柏林就是为了来蹦迪的，难道你以为我是来为你工作的吗？（误：其实人家只是说我来柏林三个月要是都呆在出租屋里，那可不是遗憾了！）
我非常识趣地及时闭了嘴。我们现在的办公室，其实是租用我大学里老板事务所的一部分空间。所以我就去跟老板商量现在怎么办，顺便了解一下他们最近的安排。老板说首先，你不能管你员工去不去蹦迪啊，这是人家的自由。再说了，别说你管不住她，你就是管得住也并没有什么鸟用，她难道不是坐着公交车来办公室的吗？而且就算她没事，我这一公司都是年轻直男工程师，你觉得他们周末会在哪里？家里吗？难道我让他们都不要去夜店蹦迪吗？但是，老板又说，她父母男友确实不应该来啊，如果要来的话，应该让她在家呆着。老板的结构工程师事务所也取消了一系列工作相关的出行，罗马分公司的同事本来要到柏林来开会，schedule都被cancel掉了；瑞典分公司有个同事女儿的学校出了一例感染，整个瑞典分公司的同事都被限行了。
好吧，那就赞老板一个拎得清，公私分明罢。
周六早上起来听广播，听到柏林一个夜店里发现了感染者，政府呼吁某月某日去过该夜店的人都尽快跟卫生部门取得联系。我一听赶紧抓起手机给马拉松健儿发了个消息，让她把这个情况跟意大利实习生说明一下。她们俩关系好，估计比我说要动听一点。过了几个钟头，实习生给我发来一条短信，告知已经取消夜店行程，并感谢我的关心。
周日看新闻，米兰威尼斯封城，意大利死亡人数已经上了三百，重症率9%，死亡率5%…星期一到了办公室，意大利实习生颓丧地告知父母男友不能来柏林看她了，而跟兄弟同游伦敦的计划很可能也要cancel掉。我在心中默默地说：谢天谢地。
现在的计划是3月16日柏林办公室开始home off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