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

因为打仗，忽然想起了我曾经翻译过几页的一本小书：

《专政厨房》

当时挖了一个大坑，虽然只是薄薄一本小书，但我只铲了三铲土就弃坑而去，可以说是专业级别的挖坑选手了。现在再看这种麻球型的毛子会有点不耐烦，所以此坑想必永远也填不上了。

书里老是讲到敖德萨，打起仗来我才知道是在乌克兰。前段时间跟我的乌克兰德国混血女朋友通电话，才想起来，我当年也是认识了她才知道基辅在哪里。哎我真是一个地理很差的人。

从开始闹肺炎到现在，我已经是第五次回国aka第四次被隔离了，整个过程一波三折坎坷艰辛。不知道接下来还有几次，折腾的程度是否会继续升级。

元旦新年后我跟格格巫前后脚去了芝加哥，当时的计划是在芝加哥过完农历新年就回国搬砖，遂买了2月初的机票。

元旦前后，因为Omicron在美国爆发，感染人数飙升，中国要求所有从美国返回的人都必须在起飞前进行所谓的7天健康监测，以及在这7天开始和结束的时候进行核酸PCR检测。话说听到这个消息时，我的内心是崩溃的，因为在德国，我可以在柏林做测试，再去法兰克福坐飞机。但美国这边的大使馆给每个起飞地都指定了本地的测试机构。芝加哥直飞上海的航线被取消后，我只好选择从就近的底特律飞回去。难道我得跑到底特律去住7天？底特律在哪里？

好在仔细看了一下大使馆的规定，搭乘从底特律起飞的航班之前，有三家检测机构可供选择，除了一家在底特律，另外两家都在芝加哥附近。所以大使馆也知道从底特律起飞的人很多都住在芝加哥，所以他们为什么要取消芝加哥回国的航班？！

一月间，随着从美国回去的人陆续被查出阳性——后来我才知道是因为中国测试的敏感度级别调得太高——本来就寥寥无几的回国航班继续被陆续熔断，中美两国又开始就这个问题互掐。美国人跳出来说：不飞了不飞了，你们中国三天两头熔断美国公司的航班，我们要把国航东航的航班统统取消！中国这边一听啊哈这可不就好棒棒！正愁春节和冬奥会以及之后的two会期间有人回来投毒，假模假式谴责了一下下子就不吭声了。我的机票当然也在这两国互掐的过程中没了影子。

好在我有一个靠谱的票代，眼看着机票不保，就悄悄帮我又定了一张三月初的贵价票，盛惠人民币3万多——12月订票的时候，价格虽贵但还在合理的范围内。底特律回上海大概是一万多人民币。到中美两国开始互相“熔断”，票价就像坐上了火箭刷刷往上涨，我只好流着泪下了单。

买到了机票，并不意味着就能回国：临走前7天的两次PCR核酸测试都得是阴性，仲有一个抗体测试。我看了大使馆的规定，如果抗体显示阳性，意味着测试人曾经罹患covid，那么就必须证明现在已经痊愈。阴性核酸证明说服不了坚持清零的贵国大使馆，想上飞机必须提供医院的x光胸片，这个胸片必须已经有21天的历史，其间每7天还得再去测一次核酸….这样苛刻的条件让我在芝加哥的日子过得谨小慎微。朋友的聚会不敢去了，喜欢的餐厅也想都不要想，每天呆在家里，相当于把自己隔离了两个月。

终于到了临近回国的时候，查了一下发现指定的两家测试诊所离住的地方都很远，打车来回要一百多刀。两趟测试下来，光路费就花了快300刀。PCR测试170刀（虽然满大街都是免费测试，但贵国就是需要大家在指定诊所里做这个昂贵的阿物儿），再加个抗体测试盛惠270刀，700多刀就这么哗哗地花了出去，国家当然是一分钱不出。说实在的，对公然千里迢迢回来投毒的人，国家没有罚我的钱，已经是很仁慈了。

测试结果一片绿灯，有一个抗体是阳性，但据说是因为打了疫苗的原因。确实大使馆也没刁难我。但因为我的疫苗是在德国打的，虽然都是辉瑞，但跟美国的疫苗证明可能长得不一样，大使馆的人不识得，各种刁难不肯给我绿码。我提供了欧盟的疫苗二维码，把疫苗本都翻译了，他们也能看到标签上明明白白的biontech comirnaty标志，他们还是非让我提供签证、入境证明、机票等等跟所谓的绿码申请毫不相关的私人信息。

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我终于拿到了绿码，战战兢兢地踏上了回国之路。不管是在芝加哥还是底特律，老美的机场人山人海，很多人连口罩也不带了，对比贵国的如临大敌，让人觉得无限感慨：说好的抄作业呢？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票代因为不知道上飞机之前会有什么幺蛾子，只给我定了一张从底特律回国的机票，后来差不多确定航班不会“熔断”，才又补定了从芝加哥去底特律的机票。他还特地说了一声两张机票都是delta的，所以我应该可以在芝加哥就直接把行李check in，到底特律再去柜台换张登机牌就好。开始我对这件事情有点犹豫，但因为行李确实很多很重，到了芝加哥机场，我问了一下checkin的大叔，大叔说可以但他不会操作，又叫了个大姐来，一通操作我看到自己的行李被打上PVG（浦东机场）的标签，觉得嗯，这样也很好，就省得在底特律折腾了。到了底特律有点不放心，在换登机牌的时候又问了一声，柜姐把行李号输入系统一查，说是的，你行李直接去上海，我就放心等飞机去了。

另外一个插曲，从美国飞回中国的航程本来就很漫长，现在飞机居然还要到首尔去停一两个小时，因为机组人员要全部换一遍，据说是美国航司的人对中国严苛的隔离政策不胜其扰，所以想了一个折衷的主意….至于从首尔飞回去的机组人员是不是要隔离，为什么make sense，我太疲劳就没有再去关心。

落地浦东机场就是做核酸，进海关，取行李。然后，我的行李没出现。两个箱子，一个都没出现。

我的内心是崩溃的。

崩溃归崩溃吧，还是要去隔离。上一次我回来的时候有写过，上海隔离酒店分为本地分配和外省盲盒两种。本地的酒店按区分配，静安和徐汇之类的中心城区酒店虽然说不上多好，但也不会太差，所以很多人会随便弄一个地址以保证自己不会被盲盒扔到什么恶心的地方去。我在第二次隔离的时候用同事的地址住进了徐汇区的建国宾馆。但到了第三次隔离的时候，因为耍这个花招的人太多，分配隔离酒店的人开始要求大家提供房产证，所以我就又被扔去抽盲盒，抽到一个如家。这次我虽然依然没有房产证，但没拿到箱子，心情差到极点，想说再去抽盲盒我就要杀人了，就顺势打了一下没有箱子的可怜牌。别人问我要房产证的时候我就一通祥林嫂式爆炸输出，把静安区分配酒店的人吓了一大跳，为了安抚情绪激动的我，给分配了一个传说中能叫外卖能收快递的智选假日酒店。

但是，可能我回来得太是时候了吧，上海开始草木皆兵地“网格化”封城。酒店马上跟风改了政策，不能再收外卖和快递。入住那天是收快递最后的窗口，朋友给我塞进来一包洗漱用品和换洗衣物。她可怜每天吃盒饭的我，顺便放了点小零食，居然被酒店搜包给扔出去了。Like：零食上面有病毒吗。

箱子的后续是，打了无数的电话和苦苦等待四天之后，我的箱子终于被找到并且运到上海了。然而机场消毒杀菌居然要花整整两天。两天之后机场给我打电话，说本来今天要把箱子给你送过来，但是送箱子的大爷被隔离了，起码三天后才能自由活动。As if，诺大一个浦东机场只有一个送箱子的大爷。我拿着电话目瞪狗呆。跟行李处争吵了很久未果，最后灵机一动，花两百多块钱找了一个闪送去把箱子取了回来。

隔离的后续是，上海的隔离政策据说已经是全国最温和的，但仍然在层层加码。前两次隔离都是14天，上一次加了7天，但那7天其实我是可以自由活动的。这次的14+7都属于强制隔离的范畴，但中间还得换一次酒店，不知道是什么逻辑。隔离期间每三天都查一次核酸。

哦对了，上面我提到的所有涉及钱的地方都是自费。战狼国家的逻辑就是那么的随心所欲，也让人觉得非常绝望：疫情也许有朝一日终将结束，但这些荒谬和无稽会过去吗？

最近在自己身上发生了灵肉分离的现象。

第一次注意到这个事是在12月。那时候在跟飞先生闹分家，我从上海回到柏林，在公司跟他见过几面（伊拿疫情当借口坚持居家办公，所以整个月我们能够见面的次数寥寥无几）。我们利用仅有的机会长谈了两次，讨论分家的事宜。

第一次气氛客气而友好，我们都承认十年的合作分手不易，互相表达改变分工继续合作的意愿。会议结束之后我心情非常糟糕。以前我只有在跟人撕破脸吵架之后才会这样呼吸不畅堵心难受。静下心分析一下，我也非常不理解自己为什么会如此烦恼：明明继续合作也是我考虑再三提出来的建议，而跟飞先生能像以前那般聊天唠家常按理说也让人愉快。他跟我说了很多这一两年我无暇/无心过问的私事，也让我理解到了他有些奇怪举止的原因，但我就是浑身不痛快，且挥之不去。

过了几天飞先生无心工作的状况并未改善，我终于下定决心，没有继续拖下去的必要了，就约了他再zoom一次。这次没有寒暄，我们把情况说清楚之后，也讨论了一些具体分家的to do list，最后未必愉快但还算客气地，结束了这次谈话。然后，非常神奇地，猝不及防地，我的心情变得非常之好。那是一种轻盈而放松的愉快，这种愉快甚至一直持续到了今天。虽然在芝加哥的时候因为与国内奇葩的时差和新团队的磨合经历了一次小小的burn out，居然我还是愉快的。

再次注意到这个现象是1月，格格巫开学要回到芝加哥，我的计划是跟着他一起来美国，过完年再回中国去搬砖。但因为工作和机票的原因，我们俩并不是同时出发，他3号的飞机，我则是7号才走。2号晚上他来我家，想到他第二天要离开，我非常难过，直男格格巫表示一头雾水：你不是几天之后就要跟着一起来吗？我们在柏林也常常一周不见面，为什么现在一副天塌下来的样子呢？理智地说，我认为他的不解很有道理。我自己也不太清楚为什么难过，但伤心和无力感像泉水一样咕咚咕咚往上涌。第二天早上他打车去机场，我躺在空荡荡的床上抱着枕头哭了一场，觉得自己被left behind，无法忍受。

在芝加哥呆了两个月，终于拿到绿码可以回国了。疫情期间回国越来越难，所以我决定这次多呆一阵，等到夏天格格巫放假，我们再回柏林团聚。这样一来大概有快三个月都见不着他，我们在一起之后还没有经历过如此漫长的别离，格格巫在我出发前两天就产生了戒断反应，天天黏在我身边做一些傻冒的事情。但我却觉得还好，虽然舍不得，但并不是很伤心。想到回国终于可以正常作息，不用每天晚上8点钟怼在电脑前面跟上海开两个多小时的视频会，甚至有点如释重负的感觉。这样的心情，跟1月间完全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以前常听人说做事要follow your heart，我一直不太明白这句话的点在哪里。我的heart一般来说都follows my brain。理智觉得我该高兴，我就高兴；理智觉得我该生气，我就生气。最近身心如此分裂，有时候胃啊、胸口啊都会自己跳出来显示一下存在感，不知道是为什么。

我…挣扎着跳出来说，只要没过元宵节，年终总结就还可以继续做！！！

然后这个总结，居然又双叒叕要来讲女权的事情。前段时间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人谈到了分离主义separatism。（这里主要讲的是性别议题框架下的分离主义，但推到其它领域，情况也应该是大同小异的。）我自己对分离主义的情绪比较复杂，从情感上讲我恨不得世界立即一分为二，中间竖起一道高墙，让男性自己去毁灭，永恒的女性引领我们上升寻找光明；但somehow从理智上讲，我又觉得分离主义作为方法有诸多问题——身份政治引发的争论很多了，从实践的角度感觉搞起来也很不容易。

这个不容易有两个层面，首先是男女之间那点事儿，然后是日常工作生活里的践行。大家一说起来性别框架下的分离主义就会想到性缘关系上的分离，但如果不是女拉拉的话，在没有能力构建一种替代性的亲密关系之前，单纯的分离大概也会带来痛苦。既然一对一的异性恋关系作为理想的亲密关系是被父权社会构建出来的，那么女权主义者也应该有能力构建一种新型的理想模型。那将是什么样的呢？母系社会的女性们在群体里找到相互的支持和连接，这样的结构在原子化的当代社会是否仍然能够存续呢？而这样的社会中，男性是什么状态，他们在哪里找到慰藉和连接呢？（也不是说我真的在乎他们…然而）

然后我今天写这个总结主要是关于日常生活，特别是工作中的权力关系。我之前并没有试着从一个女权主义者的角度来反思过自己的工作，把很多一塌糊涂和错误简单地归结于自己能力不足。但最近的一些讨论和书给了我另外的视角，觉得还蛮受启发的：简单的分离主义，比如只跟女性共事，只要不往深了想，只关注自己身边的小环境，其实比在性缘关系中实现分离主义来得更容易。但如果还是延续父权社会下对权力关系的理解，可能也得不到期望的效果。但这种新型的权力关系应该是什么形态呢？我也比较迷茫——就像我在亲密关系中同样缺乏想象力一样——我不觉得自己所处的权力场，不管是对甲方也好，对同事也好，还是对下属也好，跟大家习以为常的职场关系有什么不同，这一点也经常让我感到挫败。

因为事务所这两年发展还不错，团队也壮大起来了。我面临的新问题就是如何当一个好老板。对于生性懒散的人来说，这是很严重的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当领导人，其实也不太想当。我是团队创始人，年龄资历知识阅历都比同事们多，得到大家的认可和尊重当然是OK的，然而在一个本土团队中当老板有一些微妙的细节，让我感觉受到了异化。天朝的成长经历让我从小对权力上位者有着根深蒂固的怀疑和抵触，这种怀疑和抵触甚至是审美意义上的：小时候喜欢的那些侠客和小混混们，其实也是传统意义上的边缘人。老师们的眼睛是雪亮的，我虽然成绩还行，但从来不会被委以重任，最多当个课代表、小组长。收收作业算是组织能给予我的最大信任了。这样的我，如今居然人模狗样地当起了老板，内心的撕扯可想而知。很多时候我知道自己必须承担起一个老板对团队的领导责任，但如果能够在逃避这些责任的同时，避免团队因为管理不善陷入困境，那该多好啊。我特别希望那些让我内心感到抵触的责任都是被父权社会构建出来的权力结构所定义的，而在一种新型的、更加人性化的权力框架下，人们可以免除这种责任。

And，作为一个读过一点马克思，最近还啃过一些上野千鹤子的人，我从道德情感的角度上完全站在打工人一边，这种撕扯就更加剧烈了。建筑设计作为夕阳产业，工作过量而报酬过低，每年都要出几个猝死的人，前阵子美国一个事务所的人因为不堪压迫想要组个工会，热热闹闹在网上宣传了一阵得到很多声援，然后就宣告解散了…在这样一个行业里当老板，一边卖力地剥削自己，一边还要纠结怎样才能更少地剥削别人，每天都在疲惫中分裂，在分裂中疲惫。

然而…现在要原地猛然180°转身换一个角度。在根本没有摸索出来女权主义权力结构是何样貌的同时，我又忍不住想，女权主义的权力结构这个idea本身，是不是太理想主义了？我对权力结构的所谓反思，会不会来自我对权力的畏惧，而这种畏惧，根源在于父权社会不想让我作为一个女性得到权力？我从小到大被灌了太多的迷魂汤，才自我内化了对拥有权力的反感？

之所以会这么想，是因为前阵子跟老同学，瑞士男R聊了一次天。我们是同一拨出来自己干的人（大部分同学还是选择为别人打工），他比飞先生和我还要早一点。R的合伙人也是我们的同学，一个非常踏实努力，业务能力很好，但并不ambitious的德国女同学S。

R在学生时代就被认为很有才华，独立执业后也中过大标，但运气欠佳，当初那个大标因为市民对规划框架的反对没能修建，而后来投标路走得并不是很顺，好歹有项目在做，下面也有几号员工。他跟S的合伙人关系是我和飞先生的镜像。R虽然会承认S靠谱努力能出活儿，但也会滔滔不绝地抱怨S在家休产假休太长（飞先生休了7个月，而S休了9个月），平时太爱度假，还有各种各样在工作与家庭生活发生矛盾的时候S想也不想直接选择家庭的各种细节。我们俩说起来这些事，简直是执手相看泪眼。

在这里我想要补充一些背景知识。欧洲大部分国家属于所谓的福利国家，大家度假休产假，开开心心享受公民权益。在德国每人每年在法定假日以外拥有起码20天带薪假期，配偶双方共享14个月带薪产假；瑞士虽然要少一些，但情况大同小异。然而！当当当！这些跟劳资关系相关的权利只属于打工人。雇主和自由职业者们是无福享受这些权益的！换个角度来说，作为雇主或自由职业者，在保证雇员能够得到合同和法律给予的薪酬待遇和福利的同时，想怎么玩就可以怎么玩，天天玩也没人管你，因为，没有人为你买单。打工人的假期由国家和雇主一起买单，自由职业者要享受生活就得花自己的钱。这样一来，一个人吃饱全家人不饿的情况下还好，一旦几个人合伙，就是扯不完的烂账。

R和S那本烂帐里，R的点主要在对事务所的责任心上。小事务所没有稳定的现金流，就靠大家日以继夜扑在上头干。如果没有合力创造出一个可以随时休假而不影响事务所日常工作的优秀条件，那么一方休假对另一方肯定是很大的负担。而我跟飞先生的烂账则更加复杂，飞先生没有责任心固然让我失望，而我们所有收入对半分，他去休假就是对我的剥削。当R听说我们收入对半分的时候，他的吃惊溢于言表：他跟S的收入从合作开始就经过了讨论，每一年也会重新审定。而R作为一个认为自己才华横溢，是事务所头号人物的阿尔法男，肯定不会跟S对半平分工作所得。在得知这一点后，我也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我对金钱的不在意，难道也是我从小作为一个女性被灌下去的屎？如果我从一开始就对自己应得的报酬有着清晰的领地意识，是不是反而能够更好地划定我和飞先生各自在合作中的位置，避免很多矛盾？满脑子屎的我，因为没有对权力的支配欲，但同时又事实上拥有了权力，在这样反复撕扯中才导致于合伙人最终分道扬镳？

……

啊。一不小心又扯了很多。总之这个问题我还没有想得很清楚，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也欢迎大家给我提一些意见和建议。如果有好的管理方法论方面的书籍更加多多益善！（特别是那种非战狼型的…)这是最后一篇年终总结了！情人节愉快~ 元宵节快乐~~

因为听听在豆瓣上推荐，所以看了一部去年的英剧叫做We Are Lady Parts。这部剧的主角是一个伦敦穆斯林二代移民组成的女子朋克乐队，很多梗，有点可爱，非常搞笑。但很不幸的是，片子还没看完，我又双叒叕跟格格巫吵了起来。（这个博客是不是应该有一个专属吵架帖的tag了？！）

之后我到豆瓣上跟听听留言汇报吵架事宜，听听问：吵的出发点是“戴头巾是自由选择”吗？

Yes and no….

之所以会吵起来，确实是因为但不限于头巾、乐队排练后集体在地毯上虔诚地做礼拜、对亲密关系和谐家庭温情脉脉的描写，等等，等等。乐队的成员都是些狂放不羁的女的：主唱是清真肉店的厨子；鼓手是用加粗油墨画上下眼线的uber司机；主角，乐队新找来的吉他手，是微生物专业的PHD；贝斯手画女性主题的血腥暴力漫画；而乐队经理拥有一家廉价情趣内衣店，和一个不为人知的暗黑过去（类似因为纵火坐牢或者跟一个酋长离婚之类的）。这么酷一群女的，为啥只是组了个朋克乐团而不是见神杀神见佛杀佛、反宗教反传统反婚反育6B4T的女战士？！真是让我越看越生气。

我和格格巫的吵架be like：

“你怎么能指望一个在英国主流电台放的剧宣扬反穆呢？！”

“我当然没有指望！也并不是真的希望！但难道我自己不能生气吗？我就不能批评这个剧了吗？”

“其实这个剧也尽可能地把这些批评用比较不那么露骨的形式表达了一番呀！难道你现在只能看剑拔弩张的檄文了吗？而且，难道只有极端女权才配被称为女权，其它那些希望跟自己的宗教身份、民族身份和家庭身份和解，但同时也独立、觉醒的女性就不配被称为女权？还是你觉得她们不存在？”

“宗教身份、民族身份、家庭身份和独立觉醒不可能自洽！所以是的，这种人不存在！”

“我的老天，你是从哪个星球来的？”

“你个白男人你懂啥有啥发言权？”

……

当然我们的吵架总是以格格巫上前道歉，然后我顺着杆子往下爬也开始道歉——然而彼此都不做深层次的检讨以便下次还可以再吵起来——最后结束战斗亲亲抱抱举高高结尾。但是第二天，我还是不停想这个剧以及我们的争吵。主唱Saira在剧里说，“Our music is about representation. It’s about being heard”。那她到底代表谁呢？那些“希望跟自己的宗教身份、民族身份和家庭身份和解，但同时又独立、觉醒的女性真的不存在吗？如果她们存在，那她们可不可以，应不应该被一只戴头巾的朋克乐队representing呢？

虽然跟格格巫吵架的时候嘴超硬，但我不得不很无奈地承认，这样的女性是存在的。不仅存在，而且大有人在。这几年因为工作的原因，认识了很多非常出色的女性，她们无一例外都是又聪明、又能干，还有一些长得也相当漂亮。遇到这样的人，我一定是心生爱慕，要上前尬聊几句，表达“先做朋友，之后再看“的期盼。但很多时候，no，是绝大多数时候，我都会失望地发现，这些女性对女权要不是知之甚少，不然就是抱着一些负面的看法，非常令人痛心。那是不是就不能跟她们做朋友，或者说“缔结女性同盟”了呢，我也没想清楚。事实证明，我每一次都“口嫌体正直”地表达了自己的倾慕。

我又想起童年的好友小孩。虽然从小就聪明（成绩好）漂亮（校花），但她的理想是：生双龙。这不是什么奇怪的fetish，小孩的人生目标就是生两个大胖儿子，当个幸福妈妈。对于当初的惨绿少年我来说，这种梦想就算没有什么值得批评的地方（当初我还不具备任何从女权思想角度看问题的能力），但起码是很奇怪的：她咋能想得那么远，那么具体，还那么有细节？更奇怪的是，她坚定不移地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作为一所985211综合性大学的校花，她对学校里那些毛头小子一个都看不上，一直都跟闻风而来的社会成功人士交往，接她的车换了一代又一代，一代比一代好，最后她嫁给了一个同行出身（我们都学建筑）转行做地产开发、头发丰茂、面容端正、个子不矮、开Audi A8的稳重男士，住上了大别野，然后生了两个男宝宝，大的那个是我干儿子。

但她婚后不久，我就意识到小孩的婚姻并不快乐。她老公拥有一个正常男性的所有缺点。第一次去看望她的时候，夫妇俩就因为争吵过于激烈以至于小孩连夜出走，还得带上满头雾水的我，在别野附近找了一个酒店住下，指天誓日地说要离婚。后来我因为出国，两人见面的机会屈指可数。但每次只要呆在一起的时间长点儿，她老公又在附近的话，我也总能再体验一次人类婚姻生活中不可承受之重。其中一次，忘了是在哪里，我们再次翻来覆去地讨论了离婚的问题。言语间我能感受到她其实常常在思考离婚的可能性，但每次都被所要付出的代价吓退：离开成功丈夫带来的消费降级；独自抚养两个孩子的各种困难（小孩在一所非重点大学教书，拥有一份作为高知太太的体面工作，但收入与搞房地产的丈夫当然是不可同日而语）；以及，生活在内地城市所要面对的人情冷暖。而我想在所有的代价中，第三点是她尤为难以承受的，对于从来都像凤凰一样的她来说，成为一个失婚的单亲妈妈，不在她人生的规划版图中。所以这么多年来，她一直没有离婚，我们联系越来越少，甚至有共同的朋友因为不想看到那些看上去光鲜实则令人沮丧的丧偶式育儿场景，屏蔽了她的朋友圈。

但即使是这样的小孩，我在她的朋友圈看到最多的内容，除了育儿，就是工作。她经常会讲到参与的那些学术论坛，或者又带着学生进行了什么校际交流，也会说到期末评图的花边。前几天她发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是打开的图纸柜和里面一叠一叠的学生作业。图下面她写道：“吃过晚饭就倒在床上睡着了，一直睡到现在，恩恩心疼地说，我可怜的妈妈是在学校受到了什么非人的虐待…”看到这些内容，我就仿佛又看到当初那个虽然陪着我一起写诗、逃课、开小差，但学习依然努力成绩还是很好的小孩，心中对她充满了爱慕。

那些成功但没有经历女权觉醒的女性或者我亲爱的小孩，她们的故事从女权主义者的角度是不是完全没有诉说的价值，甚至只能是反面案例呢？在看We Are Lady Parts看到跟格格巫吵架的时候，我应该会斩钉截铁地说，是的，没有，就是反面案例。那一刻，我恨不得屏幕上只有旗帜鲜明的女战士，她们摧枯拉朽地跟男权社会彻底宣战，让我们这些不付费观众受到鼓舞，加入她们的队伍。但等我从愤怒中清醒过来，又会想起认识的姑娘们，当我看到她们如何在各自的领域付出努力然后收获成绩的时候，也会感到empowering。她们没有经历女权觉醒固然让我觉得遗憾，但女权的觉醒应该是一个也许缓慢但必然会发生的过程，伴随着人们探索自己主体性的各种尝试，就像那些岩缝间生长的植物一样，会压抑不住地从可能和不可能的地方冒出来。旁观这个过程会让我在共情的同时受到很多鼓舞。可能因为我自己也不是什么革命者体质吧… 甚至像小孩一定要当“别人家的小孩”这种执念，虽然我从没有过，也能完全理解。拥有完美的image，代表着得到社会的承认，对一个人的自我认知和自我实现是如此重要，即使它经不起推敲，但这个image是整个社会合力构建出来的幻象，小孩绝对不是那个应该被责备的人。而她在对抗这种撕裂中一点一滴虚弱但持续的努力，是让我特别唏嘘但同时很被打动的地方。这样的努力，可能是在父权社会的巨大压力下经历各种妥协但还没有完全放弃的每一个普通人更能共情的点。谁又不是在各种不自洽中努力地当着一个缝合怪呢？也许像我的朋友老Q所说，self-consistency is overvalued. 带面罩、每天做五次礼拜的朋克乐队团员，当然可以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女权主义者。

按你胃。为什么今天会讲到一个英剧并将它作为年终总结的一部分呢？这是因为我在深刻地反省自己作为一个没有革命者体质的人，未能高举革命大旗的羞耻经历（并且虚弱地尝试给自己找一点借口）。2019年，被简中网各种厌女事件刺激，我决定也要投入到行动者的队伍中。当时的计划是做一个面向小朋友的女权主义科普小节目。为什么要面向小朋友呢？因为一来身边已经有很多朋友在做成人向的女权知识普及了，二来老是在新闻里听说现在学校的教育有严重的厌女倾向。还有一个比较上不得台面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自己的知识储备不足以系统地面向成人输出，所以存了一个跟小朋友讲话会比较简单的侥幸心理。我叫上了自己的高中同学兼好朋友，在四川当小学老师的我老婆同学，一起开始筹备一个视频节目。打算每集讲一个女权相关的小话题，做5到10分钟的时长。老婆还动员了她的学生们——一群很可爱的小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

我们录了一大堆素材，由我负责剪辑，已经剪了两三集。然后我就回国了。

时不时来这个blog瞄一眼的朋友可能知道，一回国我就日夜搬砖，不可能再有喘息的机会。女权小视频搁浅了一阵。其后就是飞先生生孩子、闹肺炎、飞先生回家带孩子我一个人扛起事务所的所有事情、事务所散伙…等等等等。各种事情接踵而来，呼啸而过，让我没有力气再次打开剪辑软件。

Q说，这个项目本来就不适合你。对小孩儿说话也需要大量的知识和经验，这些都是你不具备的。我在小视频项目搁浅很久之后，也试图用这个理由说服自己，但我老婆一直是深受小屁孩们喜欢的“极道鲜师”，我相信如果视频上线，接受大量批评之后，如果我们能坚持一直改进，肯定也能达到一个差强人意的水准。甚至工作的忙碌也不是借口，工作之余我也不是没有度假、跟朋友吹水、沉迷手机或者躺在沙发上无所事事。我想，一再拖延直至最终放弃的原因是，虽然这只是一个看起来像游戏的小视频项目，但其实在我心中，这是一件必须认真对待并付出时间、精力，需要持之以恒的项目，我现在并没有足够的气力去开始这样一个项目。

所以我决定在这次的年终总结时承认自己的失败，并向我亲爱的老婆、她可爱的学生们以及当时给予我帮助的各位朋友们致以深深的歉意。浪费了大家的信任、支持和热情，真的，非常，骚瑞。

40岁生日那天，我从广州坐火车到深圳去看工地现场，跟甲方见面聊了一会儿，晚上坐飞机去北京。

国航飞机老贴心了，吃完飞机餐，空姐端了一只生日蛋糕送给我。是一个小小的白色奶油蛋糕，上面裱着花，写着生日快乐。我跟邻座的人把这个蛋糕分了，大家客气地表示虽然很多年没吃过风格这么怀旧的蛋糕，但味道居然还不错。之前我一直跟格格巫嚷嚷说40岁生日要大大庆祝，而且一定要收到特别的礼物，没想到居然生日这天唯一的礼物来自航空公司。然而不需要大大庆祝，作为一个社恐，我也莫名其妙地松了口气。

凌晨前落地北京，我定了家高级酒店——就算自己庆祝一下吧，结果晚上唯一的活动就是跟飞先生在电话里吵架：因为我连轴出差，公司的日常事务全交给他。可能也是因为疲劳引起的焦虑，看到发过来的结果差强人意就忍不住要骂人。这甚至成为压倒飞先生这头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过了一个星期我们就“电话分手”了。

虽然听上去很惨，但其实我的状态还行。累是累的，生气也是生气的，但神奇的是，这些情绪并没有影响我的心情。生活和工作都在平稳进行——或者说经历了多年不靠谱的人生后，现在进入一种“动态平衡”的伪稳定状态。而且我发现，那总是一团迷雾一样让我摸不着头脑的世界，也逐渐呈现出一些可以让人窥探、了解和联系起来的可能性。这是我之前三十多年从未经历过的情形。

友博听听，前段时间又在记录文娱生活兼技能扩展流水账，讲到了她如何习得数码绘画选色技巧的经历。我踊跃发言后，又在聊天软件上跟她热情讨论了一下。听听告诉我，原来她之前画画选颜色就是在最初级的调色盘里大概瞎点一个。经过一番学习，她认识到如果想要选色准确，那就得点开更详细的色卡。天天泡在RGB、CMYK和各种色卡里的我听得有点莫名奇妙…选颜色，那不就该是这么选的吗？但我还是明白了听听的意思。宇宙中挤满了各种各样的调色盘，点开之后可能五彩缤纷，但很遗憾大部分都没有自带使用说明。

参不透固然令人苦恼，但努力思考加一点运气，总有捅破窗户纸的那一天。但更多时候我的混沌属于另外一种情况：就像我打网球只想挥球拍，执意不愿理解网球比赛的规则。在球场上总是像个白痴等着别人告诉我：该你发球，你输了，你赢了；看比赛的时候，也只能看得出这个球接住了，那个球没接住。网球规则能有多难呢？但我不想花那个力气去记去想，这是智识上的懒惰，也是应对大千世界时的懦弱：我在我的安全区放空，你们开心就好。

所以一直羡慕那些早慧的人。她们一叶知秋，懂得辨认方向，闻弦歌而知雅意。而我则活在这样或那样的迷雾中。因为很少经历豁然开朗，所以也从未觉得迷雾有什么让人苦恼的地方。但我一直记得20年前来到德国的那天，飞机落地后，我忽然发现空气非常干净，透明得像玻璃一样。我一直觉得自己既然是个近视眼，周围的世界就应该是雾蒙蒙的，但忽然发现自己能看到很远的地方，一时间又是震惊，又是喜悦。

终于抓住认知世界的一点点脉络，渐渐拨开眼前的迷雾，这种感觉就像当初在法兰克福机场看到玻璃一样的脆而透明的空气，是一种神清气爽。这种转变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也不知道。大概在活了40年后，对于自己和自己在做的事情积攒了一些经验，碰了足够多的钉子，终于愿意静下心来想一想我是谁我在哪我在干什么…哎这么一说显得既生的馒头又相当自恋。但古人说，四十不惑。说明古人在几千年前就能认识到个人生命发展的轨迹。我虽然拥有古人难以想象的谷歌维基百科还能坐飞机满世界晃悠，但还是跟古人们同步跨入了人生的新阶段。没能早点，但毕竟也没有太晚，撒花！

拆伙这件事情其实很像离婚。不管未来多么自由光明，此刻都是伤筋动骨。

飞先生和我一起工作的这十年，我们相处的时间几乎超过了彼此的生活伴侣。在这之前我们是同事、同学、朋友，一起工作、旅行，分享了人生中很多美好的回忆。

上个星期在葡萄牙，把家人交代的事处理完之后，我和Q、老白、格格巫一起去了里斯本。我惊奇地发现，里斯本不再是我印象中那个有点破败颓唐的二线城市了。如今的里斯本挤满了创业精英和他们带来的星巴克，变成了一个熙熙攘攘的都会。它让我想起了三年前重返特拉维夫雅法的海边，发现十多年前跟小布散步那片废弃的工厂，已经变成了热闹喧哗的海港创意园区…

上次去里斯本是2009年。毕业答辩后，飞先生和我跑到西班牙南部和葡萄牙猛玩了一番。里斯本是我们的最后一站，当时不知道撞了什么狗屎运，在城市最中心的光复广场上找到一家小旅馆，住进了一间虽然破烂，但能俯瞰整个广场的，阳台上开满了鲜花的顶楼小房间。在我的记忆（以及当时拍下的照片）中，光复广场大部分时候是乏人问津的，就像一个二线城市中心广场应该是的那个样子：尺度震撼，但没人拿它当回事。结果再去发现广场被游客们挤得水泄不通。而我们住过的那栋乱七八糟挂满旅馆、旅行社、打印店、樱桃酒馆招牌的小破楼，已经被修葺一新，油头粉面，大概变成了设计酒店。

当然如果一个人在文德斯拍《里斯本故事》那个时候来到里斯本，他大概也会觉得2009年的里斯本充满了毫无浪漫气息的喧哗。就像佩索阿借那个会计之口所说：在有些事情上，任何人都是虚妄的。

更新之前打开blog看了一眼，上一篇大概是两个月之前写的，感觉像是半年以前。

回国本身就很耗精力，这次又因为飞先生要跟我拆伙，更是各种昏天黑地。到晚上就算不工作，躺在沙发上也只想刷手机。但这样是不对的。

中年人解决问题都要诉诸物质手段…反思了一下，躺在沙发上刷手机也并不只是因为我被工作和生活捶打得奄奄一息，更多的原因是电脑搁在办公室，手机打字又太费劲。这样吧。下次回国的时候给手机配一个蓝牙键盘。

其它的事情改天来说。把万字长文拆成隔三岔五的碎碎念，虽然文学价值比较低（误），但比较适合我现在的状态。

我昨天搞完创作发到网上。友博听听，在微信上蹦了粗来！然后我们有了如下的对话：

听听：我讨厌回归故里！

听听：太讨厌了！

听听：非常虚伪！！

听听：都没看完

听听：一套一套的学术片汤话

我：对吧！！

听听：然后拿来套他自己的生活

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我：感谢你！

听听：真实透露的太少

我：当时看的时候把我恶心得！

听听：是的！！！

我：结果后来在中国出版

我：我的娘叻

听听：我还以为只有我讨厌他！

我：这些文化人儿们感动得来！

我：我当时想，没搞错吧？！

听听：各方盛赞

听听：我！！！

我：就是啊！

我：我！！！！！

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听听：我也是这个表情！！

听听：大家难道瞎了！

我：大家那可不就是瞎了

我：中国人搞文化，跟中国人谈恋爱，就没啥区别

听听：哈哈哈哈哈

听听：我一直以为是有改善的呀

我：不晓得嘛

听听：我还是看了不少学者写的书啊

听听：虚伪到回归故里那个程度的真的少

我：嗯好的，我以偏概全了

我：法国人嘛

我：而且哎呀这个人真的太讨厌了

听听：对！

听听：哈哈哈哈哈

听听：我读的时候崩溃不停

听听：真的

我：可惜你没有看费兰特

听听：对

我：这个人跟里面那个nino真的是一毛一样

听听：嗯

另外一个八卦是我的朋友Q贡献的。她刚好跟听听反过来，她没有看《回到兰斯》，她看的是费兰特然后说，她一看到nino就想起许知远。

Eisenhüttenstadt——铁屋城——就像它那些同类，巴西利亚、昌迪加尔、大庆、Nowa Huta一样，是平地上冒出来的新城。1950年，为了拥有自主冶炼钢铁的能力，民主德国在波兰边境上建起了大型钢厂。为了解决钢厂两万五千名员工的居住问题，紧邻厂区规划了铁屋城。这座崭新的城市是共产主义德国的骄傲，象征着党国关于乌托邦的想象，它的街道和建筑记录了战后四十年共产阵营建筑潮流的转变，而不管潮流导向何方，新建的钢铁之城都拥有最先进的设施和资源，它被命名为“斯大林城”。

一转眼70年过去了，铁屋城早已不复往日辉煌。随着钢厂的私有化和减产，人们纷纷离开了这里。留下来的人越来越老，这个城市颓败了。不仅颓败，它还很愤怒，2019年的地区级选举中，铁屋城24%的人投票给了极右翼政党。

深秋的周末，阳光灿烂。海科、小凡和我踏上了计划已久的铁屋城之旅。我们手里有一本DOM出版社的铁屋城建筑导读，作者是海科的朋友，大板儿楼活字典Martin Maleschka。Maleschka是铁屋城人，但生不逢时，他出生的时候，铁屋城早已光辉不在。居民流失，房屋空置，政府开始有计划地拆除离城市中心较远的板儿楼。Maleschka一家人随着这个拆迁的过程搬了三次家。他去柯特布斯大学念建筑的时候，开始带着相机回到家乡，用胶片记录铁屋城的建筑和公共艺术，“就像一场漫长的告别”。这本建筑导读上有35个建筑，还有35个公共艺术项目——在德国，公共建筑必须要拿出一部分预算让艺术家参与建造，所谓的Kunst am Bau，建筑附属艺术项目。这是德国自从一战后就有的一个传统，没想到在东德也得到了延续，大概建设社会主义更需要大内宣的配合吧。

从柏林有火车直达铁屋城，这也是当初钢厂选址于此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流经此处的奥德河）。但在规划铁屋城的时候，新城被修在钢厂边上，火车站却还在沿用老城的旧站，两者之间有两三公里的距离。跟着海科往城里走的时候，我觉得这莫名其妙的两三公里对城市的衰落功不可没：太远了，公共交通又没有跟上，毫无便利可言。就算周边大城市发展，居民外迁，也不会愿意来这里落户。

我们的第一站是火车站旁边的旧货市场。首先需要穿过一片已经拆毁的板楼区。荒凉的空地上长着茂盛的野草，一块孤零零的牌子竖在马路边，上面描绘着这片荒地的新功能：郊区独栋小住宅。想到几年之后，这里就会布满房地产商产品手册里千篇一律的小火柴盒，啊，好像比大板楼更加令人绝望。旧货市场位于荒地一侧看上去年久失修的仓库里。我说：那边看上去不像是有什么事情在发生的样子。小凡说：欢迎来到东德！整个东德看上去都不像是有什么事情在发生的样子，但如果你走进去，你走进去就会发现，这里热闹得很。

于是我们走进去，发现这里果然热闹得很。巨大的仓库里堆满了杯盘碗盏、吊灯、唱片、洋娃娃；明亮的阳光从仓库一侧的小窗户照进室内，刺眼的光柱中无数灰尘上下翻飞；仓库的大喇叭放着热闹而俗气的Schlager音乐，有大概十来个人在如山的垃圾间快乐地淘宝。海科找到了一块内容是民德首都柏林十大建筑的红铜浮雕装饰画，小凡买了一个奇丑无比的花瓶和一盒多米诺牌，我什么也没找到。

从仓库出来，我们开始正式往市区进发，陆续经过了70年代落魄板楼区、新城外围绿化带、60年代现代风集合住宅区以及50年代苏式样板房，体验了一把东德建筑编年史。落魄板楼区的房价大概只到柏林的五分之一但仍然无人问津；绿化带倒是绿草成荫古树参天；而现代风集合住宅最惨，已经是一片“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的情形。在一所年久失修的学校里，我们看到一片歌颂社会主义建设的精美湿壁画被喷上了触目惊心的鲜红色巨大涂鸦。小凡和海科都对这种破坏行为表达了愤概，我倒是觉得涂鸦制作精美，跟壁画本身的结合天衣无缝，体现了时代精神。

50年代的苏式样板房区域按照社会主义花园城市的标准修建，容积率很低，绿化率很高，人车分流，步行街上有大片的花园、雕塑和儿童游乐设施。我们在一个叫做“激进分子”的餐厅吃了午饭，没有我嚷嚷了一路的传统苏式东德名菜Soljanka，只好点了一个不伦不类的鹿肉汉堡包。

铁屋城非常安静，马路宽阔，汽车飞速驶过，路上没有行人。一路走来，脚都走疼了，“城市中心”什么的仍然不见踪影。我郁闷地问，住在这儿的人每天都干啥呀？

小凡说：Netflix and Masturbation.

然后我们终于来到城市中心，Terra incognita，一块杂草丛生，充分实现了物种多样化的巨大方形地块。按照规划师的愿景，这里应该坐落着城市广场、市民中心、演艺中心和博物馆。但很不幸，这些光辉的构筑还没来得及被建造，城市就没落了。地块一侧的市政厅大门紧闭，门口飘落着玫瑰花瓣，显然不久前还曾举行过一场婚礼。地块另一侧的大酒店已经关张，大门上封着木条，窗口是幽深的黑洞。而正对着地块的那条大道，作为城市的中轴，通往北边的钢厂。道路的尽头，巨大的冶炼塔筋骨嶙峋，巍然耸立，是共产主义的哥特大教堂。

离开铁屋城之前，我们才发现了城市真正的核心：城市边缘的巨大购物中心。这是一片带有明显90年代美国风格的低矮一层建筑群落，超市、日用品商店、餐厅、保龄球馆被铝合金框玻璃穹顶覆盖的走廊连接在一起，室外有巨大的停车场。铁屋城的居民大可在此消磨一整天的时光。走出购物中心，我们在马路边上看到一幢看上去其貌不扬的一层平房，房顶上支着黑色的大招牌，上面用血红色哥特字体写着店名。啊，纳粹俱乐部。海科耸耸肩说道。

在铁屋城的时候，我一直想到一本书，Didier Eribon写的《回到兰斯》，中文的译名叫做《回归故里》。Eribon，就像书名所说的那样，来自法国小城兰斯。在读这本书之前，我只知道兰斯有香槟。Eribon告诉我们兰斯城乡结合部也有大片的工人住宅区，他就是一个来自工人阶级的孩子。Eribon从小就觉得自己和周遭环境格格不入。在青春期这种格格不入的感觉变得更加明显：他喜欢同性，在兰斯郊区崇尚男性气质的工人阶级氛围中，没有Eribon的容身之地。虽然叫做《回到兰斯》，虽然在书的一开头作者就讲到自己如何在成年后鼓起勇气，回家探访自己的亲人，但这是一本关于逃离的书。逃离自己的出身之地，逃离自己的家庭、阶级，逃离一切不是通过自由选择，就砸到Eribon头上的东西。

这本书赢得了巨大的成功。它以一种直白的方式触到人们的痛处，在中国，是日渐分化的贫富差距和让中产阶级如坐针毡的阶级固化；在欧洲，是让左派精英们痛心疾首的右翼崛起。中文版面世之后，我的朋友圈几乎刷屏称赞，每一个自诩为知识分子的人，都表达了对作者的尊敬和共情。在德国——首先这书就是跟我吵了无数架的基友倾情推荐的——它也收获了大量赞美。大概率会成为下一任总理的Olaf Scholz，在一篇采访里说自己喜欢读跟政治相关的书，比如Michael Sandel那本《美德的暴政》或者Eribon的《回到兰斯》。

几年前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同时也在看《那不勒斯四部曲》的第三本和第四本，《离开的，留下的》和《失踪的孩子》。费兰特笔下有个男人叫做Nino，主角Lenu从小就爱上了他。Nino是那么与众不同。Nino是个气质有点阴沉但倜傥的黑发少年，他鄙视自己猥琐的父亲，也瞧不起那不勒斯，那个喧闹而粗俗的庶民世界。Nino野心勃勃。他很快就靠着自己的天赋和勤奋挣脱成长的环境，变成了一个知识分子。就像Didier Eribon那样。借着知识的东风实现阶级攀升之后，他们也会用知识分析自己的来处，字里行间是冰冷的理论和按捺不住的厌憎。

然而，离开真的可能吗？费兰特借助Lila的口说：

离开这里！彻底远离这里！永远离开我们自出生以来所过的生活，要在一个一切皆有可能、有秩序的地方扎根，这就是我奋斗的目标，而且，我认为自己已经完胜了。

但在后来的几十年里，我发现我错了！这世界上的事情一环套一环，在外面有更大的一环：从郊区到整个城市，从城市到整个意大利，从意大利到整个欧洲，从欧洲到整个星球。现在我是这么看的：并不是我们的城区病了，并非只有那不勒斯是这样，而是整个地球，整个宇宙，或者说所有的宇宙都一样，一个人的能力，在与能否隐藏和掩盖事情的真相。

如果不是因为同时也在看《那不勒斯四部曲》，我也许会被《回到兰斯》说服。毕竟那些长篇大论的分析，又是巴丢又是法农，虽然没有什么新意，但充满了痛切的情感。而且谁又敢说自己不同情工人阶级呢？但正好因为两本书放在一起读，它们之间形成了非常有意思的互文关系。男女主角在不同的书中分享着相似的故事：战后的成长经历、底层的出身环境、被知识改变的命运。两本书的作者也分享着相似的叙事母题：奥德赛似的离开与回归。但不同性别的书写，却决定了路径的泾渭分明。对女性来说，不管逃到哪里，她们所面对的问题大同小异。波伏娃就曾将性别比作种姓制度。阶级可以流动；但种姓是命定的，是打在一个人身上的烙印，除非推翻命名种姓的整个制度，否则绝无改变的可能。不管是离开的Lenu还是留下的Lila，她们最终要面对的，还是那个喧闹粗俗，周而复始的世界，无处可逃。而对男性来说，则是另一种叙事：逃走是有可能的，因为男人总归要用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去弑父。而最后，他们总归都会变成自己的父亲。

相比Nino借助自己的力量挣脱原生家庭，Eribon的路走得更加暧昧。首先，他利用了自己同性恋的身份。亲密关系是跨越阶级隔阂的一条天梯，然而跨越之后，Eribon作为男性，可以赢得比同样借助亲密关系获得更高阶级地位的女性更广阔更自由的空间——在上中产知识分子家庭中痛苦挣扎的Lenu就是最好的反例。其次，帮助Eribon实现阶级跨越的，还是女性的牺牲。为了让他能有钱在学校里读波伏娃，他的妈妈用摧残自己身体的方式在辛勤劳作。每一个阶级里，女性都不幸处于更低的位置。每一个痛恨自己出身低劣的男性，都在有意无意地剥削和压榨同阶层的女性，与此同时，他们毫无自觉。在Eribon那些引经据典对阶级状况的高级分析中，性别视角又占到了多大的比重呢？从这个角度来讲，他的痛切，又有几分真诚呢？

《回到兰斯》这本书中，Eribon开篇就说自己要回到出生之地，尝试去理解自己的家人，跟自己的过去和解。最后他承认了这个尝试的失败：再经历多少次，他还是会逃离。工人阶级和它所代表的一切，在Eribon心中不能引起哪怕是最轻微的共鸣。他所厌憎和反感的，只是更高阶层对工人阶级的盘剥和轻视，因为对此他感同身受。然而他既无意去讨论工人阶级存在的合理性，也从未尝试探索这一群体的主体性，因为他自从拥有了自己的主体性，就已彻底跟工人阶级划清了界限。而这，对我来说，才是这本书提出的问题最终的答案：为什么工人阶级往右转？因为他们无处可去。不仅是高高在上的资产阶级无法与他们共情，就连他们自己的儿子也无法与他们共情。而Nino最终活成了他的父亲。

我们走在铁屋城的中轴线上。这里还有几家门可罗雀的咖啡馆、冰激凌店和旅行社（铁屋城的旅行社特别多，是否也暗示着人们对逃离的渴望？）。艳阳下人们神情阴郁。他们中是否也有一个Lila，一个Lenu，又或者一个Eribon和一个Nino？我听海科说，在疫情期间，Meleschka最终决定离开柏林，回到铁屋城，在这里继续生活和写作。我想象他的生活也许并不那么糟糕，毕竟这里绿树成荫，环境优美，是民主德国规划师们的骄傲；而且物价低廉，交通便捷，他可以很轻易地离开，去休假，去参加建筑界那些永无休止的研讨会，去看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