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

穿过南部长长的公路，便是灰国。白昼中一片灰仆仆。

灰国的天空也未尝没有蓝色的时候，只不过大量的夹杂着灰土的云气包裹着天空，蓝色就很少显现出来了。灰国的花园也未尝不是绿树青藤，姹紫嫣红，但是树叶和花瓣上都盖了厚厚的灰尘，以至于灰国的居民只能在大雨后才能欣赏到树叶上那水流过泥土形成的沟豁间闪动的丝丝绿意。

灰国的居民热爱户外运动，他们是一种热情洋溢的人民，常坐在尘土扑面的花树下玩一种需要一百零八块长方体塑料块的游戏。其它国家的人因为嫉妒灰国人的知足常乐，连对灰国的狗都横加侮辱一番，说它们见到太阳，会吃惊地狂吠起来。其实灰国的人民心中自有阳光——他们的太阳是平易近人的一种造物，在层层灰尘的包裹中象一个最名贵的高邮咸鸭蛋的蛋黄，发出温暖和洵的，柔软的光芒。

有传说道，年轻的外国人到了灰国就不想走。因为这里有天下最美丽的女人和天下最美味的食物。传说当然都会有一定的事实依据。然而也有好事者猜测，灰国的女人也未必美丽，只是被层层灰土包裹得面目模糊。而且灰国的女人以泼辣闻名于天下，男人们未必有胆量在她们面前评论其容貌。说到美味的食物，因为灰尘遮蔽了厨师的眼睛和调料的颜色，所以也有挑剔的人说，厨师在忙乱之中使用了太多浓重的调味品，麻痹了食客们的味蕾，让他们失去了分辨美味的能力。

夭折的行动是这样的：有人给我一个机会去大凉山给小朋友们修一个小学校。这种项目是俺长期以来的梦想。到最近终于有可能亲眼去看看当地的情况，然而地方上的官僚一个电话打来击碎了俺的梦想——前段时间雪灾，大凉山区受灾惨重，所有的人忙着救灾，没有谁有精力来关注一所小学。更何况修好了的小学都被冻坏了。又有前段时间开大会，地方上也要开小会，所以大家都开会去了。又有人闹不和平，大家都忙着监督和平，更是不能让我这种可疑分子现在溜到山区里去。所以行动就夭折了，天灾人祸，天灾人祸啊。在此给关注过这个行动的人通报一声，还有那些捐书捐衣服的同学们，也许未来的某一天，这个小学还是会被修起来的。

刚开始的行动，就是我今天到日本了——我坐在塌塌米上，穿着黑白图案的和式睡衣（说起来这个睡衣，有人已经更加洋洋得意地在策划pajama party了），洋洋得意地写道。今天中午是模范男人同学把我送到机场。在他的目送下我凄凄惶惶地走过安检口，就被服务人员一声暴喝：去哪里？——东京。你是不是就是那个某某某？——是啊是啊。就差你一个了，还不快点！

由于日本人的拖沓和行动组织者的惫懒我对这次行动一直就有或多或少的抗拒，懒得准备，懒得做功课，迟到早退，更加引起了行动组织者的不满，然而这是题外话。我懒洋洋地等着国航去东京的飞机，懒洋洋地听组团旅游者兴奋不已的叨叨：或云何处有吃“女体盛”（原文为“裸女大餐”），或云迪斯尼没意思不如组织购物，或云东京比不上巴黎，红磨坊天下无双不可不去…很快就上了飞机。

国航的飞机餐非常难吃。航程中我一直在看一本叫做“滇缅公路”（the burma road）的书，很好看。忽然想起飞到日本去看讲抗日战争的书也挺怪的，然而书的确是出门前随手拿的一本。快到了才极不乐意地把行车路线图拿出来看看，一看就傻了眼，简直不知所云。幸好身边坐着莫姓的大哥和姓周的姐姐，夫妻两是日本通。指点我行车买票，介绍我美食名胜。看我冥顽不通，下飞机后又带我去买了票，就差把我送上车了。世上还是好人多。

坐JR线从成田机场到旅馆所在的清川二丁目路途极远。好在换乘并不难。到站后下车走个20分钟就到旅馆。深夜清冷，路上无人，我拖着小拉杆箱一步三叹，满脑子都是妈妈的热菜热饭，柏林家中香喷喷的浴室和温暖的大床，或许还在痴心妄想别的什么，没出息到极点。四处游玩的心，这两年是彻底冷了下来，总是还没出发就生出了厌倦。换到年轻些的时候，或者我还会兴冲冲地跑到居酒屋里去要上一客小食，一斛小酒。可是现在，我就是一个胆小的，软弱的，受不了挫折，耐不住孤单的，没出息的家伙。

我就知道，真的，我说了一万遍，事情最后会搞成这样子。
计划去日本，总也有三四个月了。到最后手忙脚乱把所有繁文缛节做好，一大堆资料交到日本使馆，也总有一个月了。可是日本人的签证，是要送到东京去审的，来来回回的打电话，搞到所有人不耐烦，签证就是下不来。
可是如果真的下不来也罢，趁早大家死了这条心。但是，如果是我去办签证，如果是我要在星期一中午11点半上飞机，那末，大使馆的电话就一定会在10点一刻的时候打来，告诉我万事具备，请君快来！
然后就是疯狂的最后的收拾，疯狂的丢三落四，疯狂地给taxi公司打电话，疯狂地在柏林的大街上狂飙，疯狂地在最后关头赶到机场。
我就知道！我就知道！日本大使馆！抵制人浮于事！抵制官僚主义！
这件事要诚挚感谢云同学，她在我慌乱无比的时候，给予我重要的精神以及经济（！）支持。
然后我就上了飞机了。
阿姆斯特丹的机场有很多花种子卖，可是我已经买了很多，各种蔬菜瓜果都买了一些，在机场又补购了草莓，果然是机场，贵得哇哇叫。回国后我要当一个快乐的园丁，请大家在精神上支持我。
上了飞机小姐分发报纸，我欣喜地发现有明报，明报！从来没看过的报纸，金庸办的报纸！立即拿了一份。
明报的周末版很厚，里面把百岁老人很不客气地称做人瑞。只是写着写着就写成了“人端”，可见香港节奏紧张，编辑没有时间做校对工作——类似的错误还有很多。
草草地翻了一下严肃的部分，把体育和赌马的内容丢开，经济踢到一边，我还是只有看副刊的份。
副刊上有黄碧云写悼念罗志华的长文，还配了她自己画的画。画得几好。黄碧云端的是个多才多艺的仕女，又会跳舞，又会画画，还会写悼文。前段时间听人八卦，以为她现在已经很不堪了，如此说来也不至于么。至于罗志华是谁，我就不太知道。想起来昨天晚上为了给香港之行做心理准备，在网上翻看亦舒老姑婆还看到她劝戒人不可开书店，“当心被书架倒下来砸死”
老姑婆那篇“心慌的周末”写得不错的，虽然是一贯的势利嘴脸随处可见，然而对香港那么死心塌地一往情深地，也还有点感人。

终于放假了。本来给假期里也计划了很多事情，因为去不了日本，所以可以名副其实的放假。

到头跟前去说再见，被问起什么时候再回来上工，听我说了归期一脸不悦。弄得我非常心虚，因为假期终于到来的灿烂笑容都僵在脸上。“算了算了”他说，“回头在成都要是有时间吃个饭吧。”说完挥挥手继续埋头忙活了。我臊眉搭眼走下楼还觉得放松不下来，劳碌命。

我一直兴奋一直兴奋，等到真的放假了怎么并没觉得心情大好？似乎还没有平时好。

明天会有大风雨，我周末都不出门了。不见任何人，不做任何事，看书，聊天，打扫，睡觉。大风雨真是应时。

昨晚在百忙之中莅临巴黎电影院（是不是每个城市都有一家叫巴黎的电影院？）观看了trip to asia的首映。（猪真的是百忙之中哈，如果不是因为想等到从国内回来电影就下线了的话是绝对不会去看滴）

再次为塞蒙同志神魂颠倒……

2005年柏林爱乐全团去亚洲巡演，北京，首尔，上海，香港，台湾，东京。

不知道当时国内的反响如何。纪录片中有好玩的细节。

在北京，一曲终了，台下响起的不是bravo，而是一嗓子“好！”

在上海，乐池里一定要放鲜花，乐团的人坐在花丛中很不舒服，排练的时候塞蒙说：大家都很不开心吧？恩，大家都很不开心，那么开始！音乐响起来，理查德施特劳斯。

在香港，乐团成员有一天的休息时间。有两个人，忘了是玩什么乐器的了，大件行李送到酒店里，打开箱子是拆成零件的自行车。这两个人在酒店里乒乒乓乓，一会儿功夫抗着两辆车走出大堂上了香港的高架路。背景音乐似乎是拉威尔。

在台湾最疯狂了，就象某大明星在蒋介石文化中心（德文这么写的）开演唱会。场子里奏乐，场子外拉了大屏幕实时转播，几千几万的人看，大家也跟听演唱会似的发疯一样叫唤“塞蒙塞蒙”。贝多芬之夜。

其实这部纪录片并不是关于trip to asia，asia只是背景。乐师们在讲他们自己，讲爱乐。我并不喜欢他们感情流露，也并不关心某个个体——乐团里本来就没有个体，就象某小提琴手说，我老公总是问，你干嘛那么努力，听都听不见你！他们讲音乐，讲爱乐就比较好玩。有一个人看上去很老实，说起来爱乐的传统，说真的是太复杂了啊，有时候根本不知道传统到底是怎么样的，所以干脆听队友怎么说。如果有人说，这里要处理得宽广一些，因为我们在这里一直都处理得比较宽广，我就知道，哦，这个就是传统了！

顺便说一句，音乐很棒！

在电影节的最后一天去看了一个催眠电影。路斯和装饰。自从阿道夫.路斯写了那篇“装饰与罪恶”，人们就专门爱把他和装饰扯到一起。可怜的人，于是他弄出来的东西就都是装饰了，那些华丽的，蓝色和绿色的大理石纹路，那些木头的纹理，就都成了他的罪证。

拍这个电影的人，和我多年前汇报过的，拍沙利文的银行和阿尔卑斯的桥的导演是同一个人。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人一点都没长进，所有的镜头还是歪着，还是那慢吞吞的幻灯片风格，一个镜头一停就是半分钟。最后一个镜头停在路斯的坟墓前。这个石匠的儿子，躺在一块光秃秃的正方体石头下面，一辆街车从维也纳中心墓地的石墙后面开过，发出呜呜的声响。

拍电影的人是我们学校的教授，来看电影的人，也都是一些神情暧昧的“文艺工作者”，可能电影节就得这样吧。

这次错过的两部想看的电影，一个叫做“死基佬活拉拉”，这样翻译是不是很变态呢。我得在看这个同性恋纪录片和游泳之间做出选择，因为阳光灿烂，所以我选了后者，花园大街上Jelkmann在上世纪20年代设计的游泳馆通透明亮，一本正经，还有一个帅气的游泳池管理员。

另外一部错过的电影，是“rhythm is it”的导演给柏林爱乐拍的又一部纪录片。这次simon的花招是“去中国”。那么，我一定要在电影公映的时候去看。

德国人把擅长侍弄花草的人称为长了“绿拇指“，听上去就象林中矮人，拇指摁过去，染出一片青翠。

可惜我的拇指不是很绿。刚来德国的时候，还没来得及把锅碗瓢盆置办齐全，就买了五六盆小花养起来。记得是蝴蝶花一类春天开的小花，各色各样，两三周后花都谢了，再过一阵连绿叶都枯掉了。后来到魏玛，有人买了我喜欢的栀子花送来。栀子是南国的花儿，在我的阳台默默地开放了一阵，也就水土不服地香消玉陨了。

从此后有一阵我不敢养花。后来忍不住又买了一盆白鹤芋和一盆绿萝。说盆其实很牵强，不过是拳头大小的杯子，这些小草便宜，我想便是养死了也没什么大不了，不过再买而已。白鹤芋刚买来的时候有好几个花苞，叶子绿白相间，高不过十公分，开得却很热闹。绿萝当时还没将地心引力放在眼里，一点藤萝的样子也没有，茂茂盛盛地往天上长。

后来就是搬来搬去，这两只“盆“也跟着我东奔西突，居然都活了下来。两株草都得到了正式的花盆，泥土丰富，长得也好起来了。白鹤芋长了有30公分高，叶子深绿肥大。绿萝更是拖了有两米还多，被放到越来越高的地方，挂下来的绿叶子象个瀑布。只是那盆白鹤芋自从花开过白叶子都枯萎之后，就一直不见再开，几年都只有绿叶新长出来。而绿萝也绿得一塌糊涂，刚买来时候叶子上那些漂亮的斑纹都杳无踪影。

我想也许因为我没有绿拇指的缘故，家里的植物就要朴实无华些吧，几年来它们也就是那样。有时候我忘了浇水，它们就没精打采地枯萎一阵，等我过一阵想起来打点精神好好照顾它们一下，草儿们摇掉缺水的黄叶子，就又精神抖擞地站将起来。

有一年圣诞节，有人送了一盆猩猩木来，就是俗称一品红的，在德国这种小灌木被称为圣诞红。圣诞节过了之后，红叶子掉了一地，同住的人要把它扔掉，我好说歹说把花盆又端了回来。所以家里又添了一盆猩猩木，也是只见绿叶，再没有红色发出来。

新年的时候又搬了一次家，这次的小屋我非常满意，左右折腾了一番，番番件件都很贴心，甚至连在房间里也可以无线上网了。有一天站在窗前，忽然发现白鹤芋长了一个小花苞，猩猩木也有了几片大红叶子，心里有些异样，低头一算，到德国已经将近五年。身后那盆绿萝，不知道什么时候斑斑驳驳地又有了些漂亮的花纹，记得开始只有一些细丝般的白纹，据说此时这盆藤应该叫做银葛了。有一阵白纹转黄，似乎又该叫黄金葛，现在花纹黄白相间，叫做三色绿萝。也许以后要长成十八学士也未可知。

这阵在看季羡林写的“留德十年”，老头虽然是号称学贯中西，其实就如同王小波笔下那个读通了西夏文的李老师一般，是一个另类的废材。看他声情并冒地讲前尘往事，抱怨或感叹，我也有时候忍俊不禁，有时候又不禁心有戚戚然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