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

前面跟听听解释，之所以把“鉴登笔记”从她的留言板贴过来，当然是因为我是个仓鼠，但也是因为我想再深入一下。

男人的登固然令人厌烦，且给大家的日常工作生活带来种种不便，但活到这把年纪我也学会了不再介怀。想再深入这个题目，是因为意识到既然大家共处于同一个结构体系下，女人是被塑造的，男人是被塑造的，登，同样是被塑造的。

前段时间在微博上看到有人引述波伏娃评价乔治桑的文字。她这么写：

可是乔治·桑让我气恼，年轻时我欣赏她追求独立、如饥似渴地阅读和学习，喜欢她四处游荡的活力和果断的行事风格。在不得已缔结了一门愚蠢的婚姻后，她勇敢地出走巴黎，重起炉灶，过起自食其力的生活。

后来我又崇拜她充沛的精力和强大的创作力。但她给自己戴上一副道貌岸然的面具，这就让我恶心了。情人众多也好，移情别恋也好，撒谎也好，做了又如何呢？但不该摆出一副热爱真相的嘴脸，嚷嚷什么诽谤，非把自己当圣母。她号称对所有情人都是“母爱”，一边跟帕杰罗上床，一边说什么两人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爱缪塞。然而母爱并非她所擅长，她自己的女儿就讨厌她，女儿的整个童年，她都极尽侮辱女儿之能事，管她叫“我的胖妞”，拿她当个傻子；她用喋喋不休的唠叨扼杀女儿的一切想法，只给她一点“有条件的”爱，这让孩子恐慌不安，因为情感的安全对孩子而言极为重要。三十岁时，她就摆出一副被生活摧残却无私奉献不求回报的姿态，实际上她蛮横地让周围的人都围着她转。我最不能原谅她的，是她经常对自己的内心世界进行伪装，把自己的任何行为都树立成道德楷模。她的谎言如此彻头彻尾，连她1848年的表态在我看来都颇为可疑。

下面有人评论说：

波伏娃骂得越狠，越说明她把乔治桑当作一个“可能的自己”来审判……这份刻薄，最终是一种自我警示。

波伏娃骂得好，评论也评得好。最近我也常常这么“自我警示”一下子。

因为工作的原因，免不了要跟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搅到混乱的权力关系中，如何自处与待人变成了很重要的课题。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要与她人生活，才能实现自己的本性，而我正好不太擅长与她人生活。

倒也不是说我有什么反社会人格，就是不太擅长与人合作。曾经看到过一个关于旅行的有趣讨论，把那些在旅行中完全不参与制定计划的人叫做尸体。我的旅行人格同时具有人尸二象性。如果对方不擅长规划行程，我P人属性马上大爆发，目的地、酒店、活动、餐厅，从大纲到细节都安排得明明白白。一旦对方显露出做计划的意愿，我就会立即坍缩为完美的尸体，让去哪就去哪，让吃啥就吃啥，主打一个不给组织者添堵。不管是当指挥还是当尸体，我都很少跟同伴一起制定计划。大概比起劳心劳力或完全交出主观能动性，聆听、协商、让步、最终达成共识这个复杂的过程对我来说太陌生了。

不仅不善于跟人合作，我也没什么领导能力。前阵子听飞先生聊起他儿子，我才意识到这样的性格可能跟过早入学相关。飞先生的儿子是9月出生的，学校今年开学的时候虽然还不满7岁，但因为差得不远，他可以提前入学。飞先生夫夫对此感到非常犹豫，今年就入学，儿子会比全班大部分同学都小一点。如果等到明年，就又比大家都大一点。如果是我长大那个环境，家长们都会毫不犹豫地让自家宝贝尽早入学，提前站在起跑线上。但飞先生看了大量育儿理论，说小学时期是儿童大脑发育的关键阶段，差几个月，孩子的注意力、理解力、表达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都会有很大区别，大一点的孩子在心理和社交方面都成熟一些，而且因为年纪稍微大一点，个子往往也大一点，就很容易锻炼孩子的领导力。他这么一说，我就明白自己吊儿郎当的气质哪儿来的了。5岁就上小学的我，一直是老师口中的“梦壳壳”，“自由散漫”四个字简直刻在班主任们给我的期末评价里。虽然成绩并不差，但班长团支书一类彰显领导力的职位从来跟我都是绝缘的。

这样一个不太擅长与她人生活的我，走入社会十来年，满脑壳包的场景当然是常有。而随着年纪渐长，再用“不太擅长与她人生活”来解释那些满脑壳包的场景，就很有点被波伏娃批评的乔治桑那个味道了。然而要尊重别人，要对人真诚，这些三岁小孩子就听说过的道理，到底如何才能知行合一地运用于中年人生活中的各种场景，这么高级的知识该到哪里去学习？自从有了自己的事务所，我常常感慨，学校里天天就是学怎么做设计，但报价怎么报、合同怎么签、财务怎么算、人事怎么搞、如何宣传自己，这些知识到哪里去学？再到后来即使这些事情都带着满脑壳包摸索了出来，问题又大道至简地回到了亚里士多德那儿，在一切的纷繁芜杂中，要如何面对自己和别人的傲慢与偏见，理智和情感？

人生真是一场修行呐。对天赋有限的人来说，每走一步都需要动脑、用心、有毅力。耍小聪明或寄希望于运气，最终也过不了那些该过的坎。道理如此烂俗，写下来更是让人觉得不好意思，但人到中年，个中感受很是痛切，不写下来又不行。雯子说女的要少反省自己，我倒觉得这也算是生而为女的优点吧。多反省一点则少登一点，人生的路，走起来心里也舒坦一点。

前阵子听听写电影笔记，又提到了一个老派观影理论：“我这一代的观众是被‘男人电影’泡大的，所以觉得一部以男性为主角的励志电影里，女性的戏份越少越好，实际上，整条女一号线删掉也无损这部电影的好看。”

这个理论我很熟悉，甚至一度也接受过：老登电影里女性的戏份常常拖泥带水，确实非常影响观感。

但这次再听她这么说，讲的又是那种我听了故事梗概就不想看的老登片，所以我忍不住回复她说：

就是，我仔细想了一下在老登片里女性越少越好这个老生常谈…这个话我听了很多年，说不定有时候就是你说的，我也一直都有点隐隐约约地不舒服，但我说不清楚是为啥，因为你要说我有多喜欢老登片里那些女性情节线吧，那也没有，但我还是不舒服。

这次趁你这么说，我又想了一下为什么我会不舒服。我觉得首先哈，虽然我也不年轻了，但我一直也都对老登片作为类型不太感冒，感受不到里面的激情澎湃。我倾向于认为，老登片讲不好感情线，是因为老登本来就是一种非常别扭的存在，感情啊人性什么的都是老登的对立面，硬要讲就会很奇怪，很尴尬。

在得出这个结论之前，我本来想说类型片最好不要混入感情线，但后来想想不是这样的。比如我拍个体育励志片吧，举例比利简金痛扁老登的爽片，中间混入感情线大概率不会引人反感，而是会让人物塑造更加丰满立体。对吧？所以问题还是出在老登身上。

听听回复说：

你说得很对哈，“老登本来就是一种非常别扭的存在，感情啊人性什么的都是老登的对立面，硬要讲就会很奇怪，很尴尬。”就是老登本来就是男性社会构建出来的“典型”，符合我们对“男性气概”的认知：人狠话不多，就是干。你非要他有感情，那肯定很尬嘛。

我非常明白我在这一点上是受了“brainwash”的，比如我不太喜欢看男性感情多么丰沛的戏，我的固有印象是，“话多的男人屁事多。”而且这个点是得到了我在生活中的一些经历的印证的。

也就是说，在目前的社会和文化构建下，一个雄性，要想把他塑造得不登，他必须得是个年轻人。一旦到了年纪，他就必然是个登。与其他是个loser话痨登，我确实还是情愿看他是个实干而话少的登。（而且我发现，因为个人取向，我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纠结，反正我又不会跟他们耍朋友过日子。啊，感谢苍天呐。哈哈哈。）

作为一个跟各种老中小登都耍过朋友的人，我听她这么说自然立即要跳出来找补一下，于是我说：

对，但我不理解的事情是你为什么会喜欢看老登片。人狠话不多有啥好吸引人的啦？！当然也不是说我就喜欢话多的登，反正只要登了就很烦人了。当然我也看了很多登片，情节搞得比较好的话我也看得很开心，但年纪越大，看到这种严肃的人狠话不多的老登，越容易笑场。就莫名其妙觉得他们很可笑，什么跟什么啊。

其实我后来发现，女的人狠话不多我也很难喜欢得起来。就，人为什么要狠而话不多？这个状态就给人有很大心理疾病的感受…

听听回复道：

我非常喜欢人狠话不多就是干的情节。生活在我们四川，有时候你会被一种叫做“嘴嚼”的情况折磨得欲仙欲死。还有就是说了一大堆，根本不行动的人，我也觉得很反感。我个人是很偏爱实干家的。四川人嘛，本身嘴子也多。

我不知道这个状态是不是属于心理疾病，也许是？但无所谓吧。

另外，我不信你能受得了话多的老登！

她这么一说我秒懂！我有一个不算很登的川籍男性友人KFC，他常年用怪物史莱克里那头驴作为自己的微信头像，这人什么情况大家可想而知（btw他老婆的头像是史莱克里最后跟驴子在一起了的那条吐火龙哈哈哈哈哈，就，非常四川特色了吧），KFC经常在跟我就某些事情展开讨论并最终放弃后摇头感概，说你这个女的嘴怎么这么嚼！我的段位大概就是这样。于是我回复：

Christoph Menke是阿多诺的学生，格格巫的老师，也属于同代际的德国学者中最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所以他退休前的最后一课格格巫颠颠儿地赶到法兰克福去捧场，我因为要去看工地，顺便也打了个酱油。

最后一课，Menke决定要讲讲institution。因为我不太清楚这里具体应该把它翻译成制度还是机构甚至是更狭义的学术机构，所以就直接继续用institution这个词了。开讲之前，歌德大学哲学系现任系主任致了一个简短的辞，讲了一些场面话，介绍Menke学术贡献，顺便提到闹肺炎的某个时间节点上，系里新生人数、学术活动数量和毕业率都降到历史最低，他惊慌失措地跑去问时任系主任的Menke怎么办：“如果咱们这儿是个企业，现在就在破产的边缘了。”Menke不慌不忙地说，咱们这儿不是企业，该干嘛干嘛。这话一出口，全场听众都会心地笑了起来。Menke借这个话头开始自己的最后一课，institution的全面企业化是当今社会不可避免的现实，为什么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以及，到底什么才是Institution呢？后面省略我听得云里雾里的一小时哲学分析。

我自己是很疑惑的。现在形势很严峻这事我懂，但为什么Menke作为68一代的传人和批判理论的继承者现在会跳出来捍卫Institution？他援引了右na派zi学者Arnold Gehlen和阿多诺在60年代的一系列辩论（这些辩论在油管上也能看，我看了几段感觉很神奇，60年过去了，世界并没有变好哪怕一点，他们争论的所有问题今天仍然也都是巨大的问题）来说明来自Institution内部对Institution的批判是Institution得以存续和更迭的重要原因，也属于Institution的一部分。这种反思和批判跟民粹主义和经济主义者们对Institution的批评和反对是根本对立的，而后者也完全无法成为进步的动力。

………………………..我是后记的分界线……………………….

这是2月的红薯。因为字数的限制浮皮潦草地记录了一下，最近添了一个iPad，从装备的角度来说比手机方便打字，又比电脑轻便，希望以后可以更加勤劳地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