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牢无聊到什么地步呢？我已经开始看纪录片了。
这个周末看了一部叫做Tawai的纪录片，导演是英国人Bruce Parry。Parry十几年前为BBC拍过一系列自然以及原住民主题的纪录片，《部落》、《亚马逊》和《北极圈》都蛮有名的。Tawai是马来西亚原住民Penan人的词，形容他们与自然深刻的联结。但Parry这个片子实在是拍得让人一言难尽，用卫报的话来说就是: in a well meaning but woolly。
那我为什么要来看一部woolly的纪录片呢？除了无聊以外，当然因为Tawai也不是一无是处。纪录片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Parry去了马来西亚访问Penan人，在意识到自己无法像原住民一样与自然联结之后，他又跑到恒河上去找Guru修道，认为Guru能够帮助他平心静气，聆听自然的声音（非常woolly并且cheesy了）；第二个部分Parry去了亚马逊丛林里嗑药；第三个部分才是我的推荐，Parry去了刚果，从Mbendjele人那里学到了关于平等社会的秘密。（只有15分钟，大家放心点击）
Mbendjele人怎么创造一个平等社区呢，用把Parry带到刚果的（人类学家？）朋友Ingrid的话来说，是通过女性的智慧。Mbendjele部落的女性常常进行一种仪式叫做massana。在massana上，妇女们集结到一起，又唱又跳，她们用幽默的歌词传递情绪，通过友好的戏谑表达不满，以开玩笑的方式提出诉求，提醒听者（往往是男性）尽到责任。当女人们载歌载舞，唱道：“这条鸡巴怎么样？它是不是很强壮？不不不，它是个废物谁也用不上！”男人们咧开嘴露出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他们说：“女人们跳舞的时候，我们男人感到幸福。人们唱啊跳啊，带来了快乐。所以我们是不会生气的。”
女人们拥有原始的力量/权力。但她们不愿意独自掌握这种权力，因为独享并不符合Mbendjele人对权力的理解。女人们乐于把权力分享出去，也通过歌舞来提醒彼此不可滥用权力。平等是重要的，她们对好胜者和充满竞争意识的人非常警惕。那些爱炫耀的人会得到一些小小的惩罚，比如被当众调戏甚至暂时被孤立。Mbendjele人明白平等不是上天的馈赠，她们非常清楚如何通过这些有意识的仪式和行为规范让拥有权力者并不被其滋养，而失去权力的人有反抗的尊严和能力。
可惜这段纪录片非常短，除了Mbendjele人的载歌载舞，我们无法得到更多关于她们日常生活形态的信息。据说因为这些人生活在平等社会中，所以对金钱没有概念，也不会囤钱囤物。但全球化的浪潮当然也抵达了刚果，即使是住在雨林中的Mbendjele人，也穿着印有coco或者D&C字样的T恤。不知道她们幸福的乌托邦还能存续多久。
不管Mbendjele是不是有朝一日终会消失，或者甚至从未存在过（说不定是Parry浮皮潦草的曲解），我都很庆幸自己看到了这段纪录片。Mbendjele人提供了一种对美好社会的想象：迄今为止我所看到的社会形态，不管是存在于空想家的笔下还是人类学家的文献里，更别提身边的现实社会中，人们都执着于对权力的运用。即使是那些约束权力的方法，也是为了更“合理”地运用权力。而Mbendjele人却用四两拨千斤的方式放弃和交出权力，维持着社群的平等并让每一个人都能从中得到滋养。在世界分崩离析的当下，这种想象无异于沙漠中的一眼清泉。我才不在乎它是不是海市蜃楼呢。
所以我这样的人呢，也就只配看看这种鸡汤纪录片——因为我总希望得到一点什么东西，美好想象也好，色情歌谣也好，总之不能什么都没有。也就是说，严肃的、以观察记录为主的人类学调查不太能吸引我。大家都很喜欢《天真的人类学家》，我却看了好几遍都没看完。首先那个多瓦悠部落也就是一个普通人类的部落，有阶级之分，有性别压迫。我们楼的人再隔离一阵，八成也能发展出一个差不多的部落。我从未见到社会以Mbendjele的形式组织，而大大小小的多瓦悠部落却随处可见：我大可以搬个板凳观察邻居如何跟房东斗智斗勇，或者朋友怎么被恋爱脑折腾得五迷三道。多瓦悠人也要欠债、说谎、争风吃醋，其中一些甚至会说法语并崇拜魔鬼，跟前男友又有什么区别？值得为此翻开一本厚厚的书吗?
另外，天真的人类学家对多瓦悠部落的观察常常让我想起珍古德尔研究猩猩，虽然也有爱或尊重，但仍然满是他者的凝视。不仅人类学家在凝视多瓦悠人，珍古德尔在凝视猩猩；多瓦悠人也在凝视人类学家，猩猩也在凝视珍古德尔，大家一通互相凝视，可能就是我们这个不幸世界运转的方式吧。每个人对“凝视”都非常熟悉，我在小学的校车上就曾经用这样的眼光关注过一整车闹哄哄的同学和车外像咸蛋黄一样悬挂在地平线上的夕阳，每每暗自在心中感概终将到来的永别。后来我发现传教士和expats也很喜欢这样凝视我的同胞，他们中的一部分甚至写出了妙趣横生的作品。在离开中国生活快20年之后，我重新习得了凝视的能力。比如最近，我长久地停留在一栋外立面涂成黑色的高层建筑中，观察一个2500万人的大城市以极其荒谬的形式开始一场大型防疫表演。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个半月，我仍然认为任何理性分析都无法解释与合理化这场表演，只好拿出人类学者的耐心，把这个城市看作一个还没有经历现代文明洗礼的巨大部落，并时不时加以记录。
当然了，我并不真的是个外宾，也不是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一场表演。但越是经常回到中国，我越抗拒去理解荒谬背后的原因。在我短短几年的工作经历中，也不是没有遇到过类似的表演。我只是一个天真的设计师，愿望不过是拿了甲方的钱，做一个即满足他需求又符合自己审美的设计。在地球上的很多地方事情都可以如此简单而令人愉快。但中国不是地球上的很多地方。特别是事务所刚开业那段时间，我们的甲方常常是一些国有大型机构。飞先生和我总是吃惊地发现，在整个工作过程中没人在意设计是不是好、项目推进是不是合理。各方参与者都有一些看上去完全不合理，但仔细分析又毫不稀奇的小九九，所以匪夷所思的事情经常发生。就像人类学家在多瓦悠人天马行空的别出心裁前只能选择接受和接受，我们也只能瞪着眼睛，看这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发生和发展，最后在无法收场中收场。这类事情经历得多了，我也会想：说到底，这些人的贪婪、偏执、懦弱、唯利是图以及对权力的使用和容忍毫无边界感，这所有的一切跟我又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要去理解他们？毕竟我不是一个天真的人类学家啊…而且，理解他们会不会给我带来某种危险，比如合理化他们的行为？又比如内化他们诡异的逻辑？比起来带或者不带偏见的凝视，我宁愿丢给这个由各种多瓦悠人组成的世界一个巨大的白眼。这个白眼来自于我的政治性抑郁，代表着我作为一个天真的设计师审美层面上无力但倔强的负隅顽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