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格格巫唠嗑儿，本来在说他讨厌圣诞节这档子事儿，忽然就扯到了他的长辈上去了。听完故事我立即想来blog里八一八，要是格格巫知道了肯定很火大吧，但是嘻嘻，谁让他不懂中文呢。
格格巫的外公是个纳粹。据说格格巫小时候有一次跑到屋顶储藏室里玩，翻出了外公的党章。他不知道那是什么，拿下来问外公，外公就很不好意思。当着小孩子和家人的面，只好说，这是纳粹的党章，但我当年是不得已才入党的。小格格巫问：外公那你在纳粹党里面干什么呢？外公就说，我干的是文职工作啊。那时候我被派到东德，负责把那些没有人住的房子分给需要房子的人。小格格巫又问：为什么好好的房子没有人住呢？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格格巫的外婆是个医生。外婆家两姐妹都是独立执业的医生，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外婆的妹妹嫁给了一个“耙耳朵”，在家里大权独揽，30年代末瞧不上国内的气氛，举家移民去瑞典了。外婆自己则选了一位高大英俊的律师，从此这辈子就被他吃定了。
作为一个野心勃勃的律师，外公职业道路上一个必然的坎就是“入党”，如果不入，那么上升的渠道就封死了。于是外公就只好变成了一个纳粹。但很奇怪的是，战后他们一家进了俄国的战俘营，反倒是外公只身一人逃了出来，腿儿着回到了一片狼藉的拜仁州。
这里有一个很耐人寻味的细节。按理说带着两个孩子留在俄国战俘营的外婆一定凄惨到毙，然而据外婆说，被俘的那几年是她人生中的高光时刻！她每天开着翻斗摩头车，把两个小孩子塞在车斗里到处给人看病。不管是俄国军官还是德国战俘都超级尊敬她，外婆每天忙得要死，老公什么的抛到了九霄云外。
反过来，回到巴伐利亚的外公则陷入了抑郁，出于对外婆的思念，他开始每天为她写日记。但是身为极其擅长压抑自己情感的传统男性，外公的日记里读不出任何思念的痕迹。格格巫说，老头哼哼唧唧地写道：我失去了工作，觉得自己是个毫无用武之地的人，只能困在屋子里，浑身力量无处发泄。接下来他又写道：我站在窗前，长久凝视窗外废墟上那些捡拾砖瓦的女人… 年轻的格格巫愤怒地想：你凝视个屁啊！浑身力量，干嘛不去帮着捡一捡？！所以这本日记他读了两页就读不下去了…
后来战俘营解散，外婆带着孩子们回到家乡，跟外公白头到老。格格巫一直认为他们颇为恩爱，证据之一是老两口每年都会一起开着房车出去度假，这个习惯从未间断。但在外公死后，外婆连老头的葬礼都拒绝参加。而且她再也不愿意出门了，“房车旅行，”她说，“是我人生中最可怕的事件。”格格巫表示同意，他的外公外婆属于那个每到夏天会长时间地出门度假疗养的阶层，但战后大家一贫如洗，住不起丽池酒店，只好开着一个小房车，带着一顶小帐篷和一个折叠橡皮艇出发。每到一个目的地，外公会先把小帐篷架起来，然后戴上自己的船长小帽，两个人驾着橡皮艇去游湖…这种辛劳的旅行方式给小格格巫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以至于去年我们去希腊度假的时候，我拿出自己在淘宝上精心选购的吹气沙发想要炫耀一番时，格格巫PTSD发作，摇动双臂尖叫着跑出屋去，很久都不愿意再进来。
在我看来，格格巫的外公还是一个PUA高手。外婆作为一个高收入的职业女性，嫁给他后被一番洗脑，接受了自己“不善理财”这个“事实”，诊所收入全部上交，自己只能从外公那里得到一点可怜巴巴的零花钱，连买衣服都不够。外公去世后，她立即从上门传销的骗子那里花一万马克买了一张冒牌波斯地毯。当年的一万马克啊！怕不要值现当今的十万欧元！家里人都被雷得外焦里嫩，纷纷提醒她有可能受骗上当，但是外婆很得意地说：我知道！老娘就是想胡乱花花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