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n
03
2020
14

早间的恶

我也看完了《早间新闻》,很久没写文艺活动笔记了,来记一笔!

大家都说《早间新闻》很好很炸裂,确实,确实,如果仔细想一下其它文艺作品,我们会发现《早间新闻》的切入点是特别的,它让人看到了很多职场性霸凌的真实面目:捕猎者并不会明目张胆地用强,他只是站在权力上峰洋洋得意地四处撒网,等待愿者上钩;猎物们未必就是完美受害者,也许怀着某种私心,也许有各种软弱和天真;还有只关心业绩的上司,为了息事宁人不惜牺牲弱者的管理层,占据道德高地却从来只在背后评论并把猎物们逼到角落的同事;还有那些在boys club里面拼出一条血路的“杰出”女性,懂得利用性别红利规避伤害争取利益,她们甚至意识不到问题所在,反倒成为系统的捍卫者。

我们熟悉的捕猎者是韦恩斯坦那样的,恬不知耻地公然犯罪,然后再倚仗自己的权势把罪恶掩盖起来。但就像男主角米契所说,被metoo运动指责的男人分为两种,第一波是十恶不赦的混蛋;第二波是他这样“无辜”的人——猎物如果奋起抵抗,他是不会下手的。每一个在人类群落里沉浮过的人都知道,所谓的性霸凌更多是以第二种情况出现,不管出于什么理由,捕猎者们并没有强人所难,一旦东窗事发,人们纷纷觉得此人如此有魅力,如今倒霉如此可惜;猎物自己送上门来毫无反抗,最后被撕成碎片难道不是活该?控诉的人啊,你们矫枉过正了!

《早间新闻》像剥洋葱一样把这个生态一层一层摊开,让我们看到了每一个人的面貌,聚光灯终于打向了房间里那头大象。作恶的不是某一个人,而是整个畸形的权力结构,这个体系扭曲了它力场中的每个人。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并不是说之前没有作品讲过性霸凌这件事,但大多数作品中,“坏人”和“好人”都太过于清晰和直白了。这让我想到汉娜·阿伦特那本《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关于平庸之恶的报道》,阿伦特的洞见就不需要在这里鼓吹了,但有时候我又会觉得,really?人们要等到1963年才发现原来没有人是无辜的?

让格格巫和我意难平的反倒是那个被赞扬为“炸裂”的结尾。格格巫郁闷地说,怎么死了一个人,其它人就都觉悟了呢?人们牵起手来了,站出来了,抵抗作恶者了;连作恶的人本身好像也开始反思了;坏蛋老板好像得到了惩罚;死去的无辜者好像没有白死…真的吗格格巫问?一定要为结尾挤一个这样的光明伟大出来吗?我就觉得还好,这难道不是经典爽片结尾吗?生活如此残酷,为什么我要在屏幕上直面它?能够在最后爽一把,难道不是乐观主义的美国梦精神吗?只有欧洲人才会把丧进行到底,美国人就应该像肖申克的救赎那样在尘埃落定的时刻迎着倾盆大雨张开双臂高歌。

而且,作为一个在西方生活了快二十年的人,我骨子里还是一个中国人。对于西方人的一些想法和作为,我只能从理性角度去分析理解。比如死了一个人大家就醍醐灌顶这件事,大概是因为在西方个体生命的价值无比崇高。一个生命的消逝是振聋发聩的,是撼动每个人的灵魂,能够引发他们进行反思的大事。在中国人的性命就像草芥一样,每天它们都在以各种形式消失,在旁人心中激起的波澜稍纵即逝,“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我虽然觉得这个结尾有点太戏剧化,但试着把自己代入我心目中西方人的价值观里去看,就觉得逻辑还是自洽的。

格格巫听我这么理直气壮地胡扯一通,目瞪狗呆。他说:你又抹黑你国。

Written by in: 军火库 |
Jan
01
2020
2

回想与展望

2019年很快就过去了。时间流逝的速度之快,让我觉得不真实。然而回想上一个新年发生的种种,又觉得是很早以前的事了。人们对时间流逝的感知与他们的经历和得失有没有可循的规律呢?即使有,大概也属于玄学一种吧。今年不想立flag和做清单式的年终总结,只想梳理一下事件和情绪。

上午和搞社科的小哥哥一起去中国城吃茶,路上他问起我的工作,我说,工作有很大的问题,但不是生存问题,是发展问题。事后想起来,发展问题,应该同样也是生存问题吧。(?)

我和飞先生是十六七年的朋友了。他曾经常出现在这个blog中,但最近几年我较少提到他了。我们从朋友变成了事务所合伙人,在工作渐上正轨的同时,彼此的关系却日渐疏离。没有必要在公开的blog里陈述事实,但总之,相爱的人儿们不会平白无故地疏离,不能否认对飞先生,我有很多不满与愤懑。

曾经,对于世界加诸于我的所有烦恼,我习惯在混沌中默默忍受,也许会间歇性跟人嚎叫两声,或是到网络树洞中吐槽一番,之后不外乎继续灰头土脸“砥砺前行”。但好奇的人总是奢望理解这个世界,我也想要认识自己的烦恼。忽然有一天我发现,本来是作为消磨时间的“闲书”们,却可以提供各种理论框架,把所有的烦恼都框进去。那些比我睿智的人们就算没有给出解决方式,也从各个角度提供了认知和分析烦恼的途径。我的烦恼哪里是我的烦恼,它们是人类的烦恼。

So the world is not any more the one it used to be.

从理论中我得出一个结论,Women are the niggers of the world, I am the nigger of the office. 再加上那些我从来就无法感同身受的价值观,以前还能带着一种欣赏奇观的exoticism笑眯眯地旁观,被各种理论过滤一番之后只觉得索然无味,更加厌烦。这是我跟飞先生分歧的原因。理论给了我底气,也给了我一些行动的模板,同时让本来做事就横冲直撞的我更加理直气壮。冲突无法避免,分歧难以融合,争吵除了把每一件事情都变得愈加丑恶,并没有起到更多的作用。在某些不知所措的烦恼时刻,我怀疑精致的理论是不是像白雪皇后那个故事里镜子的碎片一样,落到人们的眼睛里,让他们眼中的世界从此变得冰冷而丑陋。

这是一个complicated和delicate的情况,我不知道如何面对它,也不知道在新的一年,它会变成什么样子。在可控制的范畴中,2020年,我想改进自己与人交流的方式。

我是一个奇突而生硬的人。夏天的一个生日宴会上我遇到U,一位Xenofeminist(外来的女权主义者?)。我大概在吐槽飞先生养育后代给我带来的困扰吧,聊着聊着就聊到生孩子这件事上来。啊,她说,资本主义社会巨大的生活压力夺走了人们生育的意愿。我正在做一个研究,探讨为什么前民主德国的人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反倒乐于生产。

这有什么奇怪的。我说,前民主德国的人在计划经济制度中失去了主体性。国家分配工作,包办每个人的生活。通过追求事业实现自我价值只是极小一部分人才能享受的奢侈,其他的人当然就结婚生子,把热情倾注在建设小家庭上了。

U生硬地说,你说得很对。然后我们的谈话就结束了。

格格巫说,你不能这样跟人讲话。这会截断一切继续讨论的可能性。跟你说话的人要不就意识到自己是个蠢货,要不就因为如此浅显易懂的道理你居然在那里洋洋得意地宣讲而认为你是一个蠢货,反正不管哪种方式,这个对话都进行不下去。他说,更好的方式是问问题。比如:interesting!那么你们探讨出来为什么了吗?在对方的回答中,你迟早能搞清楚到底谁才是蠢货。

也许他是对的吧。不管是不是对的,这个方式或许都可以帮我变成一个更柔软的人,把某些我也许并不愿意结束的对话进行下去。所以,新的一年我希望自己能习得这个技能。

加油!

Written by in: 有涯之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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