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

我们有一个项目，停了很久没动静，大概是不会再有下文了。昨天跟国内的同事开会，我顺便问了一下是不是该项目就此结束。结果，同事表情复杂地说：啊，对，忘了告诉你，这个项目的投资人前段时间自杀了，他的遗孀正在处理后继问题…

咩？

所以，继“被双规的市长”、“调到发改委的党委书记”之后，我们又收入了“自杀的投资人”这个奇葩的品种。好吧，我就等着下一位董事长去非洲safari，然后被彭彭和丁满残忍地撕成碎片了。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赫尔辛基古根海姆的1715个参选作品…

怎么说…

我只能用之前看过的一个漫画专栏的名字来形容我现在的心情：

好深好暗好恐惧

标题起这个名字，其实跟E·B·怀特那本关于写作的书没什么关系。虽然我现在确实想把它从远在成都的故纸堆里挖掘出来重温一遍，但是，往者不可谏呀…

我想到的是另外一些关于style的事。前几天有人来办公室，说想在城外建一个房子。泛泛地讲了一些功能造价施工方面的事情，客户很笃定地说：“外观我们已经决定了，不要包豪斯风格，就要Stadtvilla，经济实用而且永不过时。” 飞先生和我很快地对望了一眼，过了一会儿我还在跟客户闲扯外墙保温材料和订制家具，就看到飞先生悄悄在google上打出了Stadtvilla这个关键词。

他看到的大概是这样一些东西。

在发明风格方面，德国的开发商丝毫不比天朝同行们逊色。咱们国家有中式古典、欧式现代和托斯卡纳，德国人就有包豪斯风和Stadtvilla。虽然都是一些看上去令人发指的玩意儿，但我也理解普罗大众对消费导向的需求。在涉足完全不了解的区域时，分类能帮助人避免行差踏错——我写到这里，仔细想了一下自己会在什么时候需要类型学来指引消费活动，想来想去，大概就只有买车了。不过为公共安全着想，我暂时还没有这个打算。

送走客户，飞先生意犹未尽地感叹道：真是活到老，学到老啊。

刚好在看建筑新闻，日本又有人修了很怪的小住宅：

我看了图片，羡慕嫉妒恨地叫道：为什么日本人总是愿意出钱让建筑师折腾这么怪异的东西！

飞先生凑到电脑面前来仔细看了一阵，问我： 这么多层，我开始还以为是很大一栋楼，结果这么小！每层楼板之间就是半层的高度，难道日本人都喜欢匍匐着爬上爬下吗？过了一会儿他又皱着眉问： 日本人都是暴露狂吗？

我又不是日本人我怎么知道。我好奇地问飞先生： 你觉得让我选Stadtvilla和需要匍匐着爬上爬下的暴露狂之屋，我会选哪一个呢。飞先生表示不屑回答这个问题。

我并不追求极端，也谈不上多么时尚。但我认为开发商的包豪斯风格小住宅和Stadtvilla中流露出的平庸让人无法忍受。每一个方向都是一种可能性，而平庸拒绝了进一步探讨可能性的可能。Stadtvilla如果能够好好设计，也许能够在经济实用永不过时的基础上赏心悦目，尽管我不无怀疑，但仍然愿意张开怀抱来拥抱这种可能性——我们这些对世界充满了好奇的人，对可能性有着天然的好感——说到这里，前段时间我还爱上过一个刷着酒红和豆绿色墙壁的顶楼小公寓，虽然跟设计师的口味拉不上什么关系，我倒是真心喜欢那个地方，因为它诚实地反映了主人camp而别扭的风格，拥有强大的小宇宙，而且，确实很漂亮很舒服，还有一整架一整架的书和辞典呢。

星期二下午严肃话题咖啡会，飞先生和我也谈到了style的问题。因为还很模糊，我就不一一记录了。但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终于承认：对有些东西，我们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在乎，比如那些关乎乡愁的树。态度是很重要的，尤其是诚实的态度。

……………………………………………我是抄书的分界线……………………………………………

在一些焦灼的夜里，真是很多书都看不进去，于是我又会翻出我的佩索阿。（或许我也应该去读辞典。）我喜欢看他唠叨梦境和秋天，佩索阿陪我与孤独一起煎熬。（对不起。对不起。）

我为了理解而毁灭自己。理解是对爱的忘却。我对达·芬奇那个既十分虚假又十分深刻的说法茫然无知，他说一个人只能在理解的时候，才可能对什么东西爱起来，或者恨起来。

孤独折磨着我：陪伴则压抑着我。另一个人的在场会搅乱我的思想；我以一种特殊的抽象方式梦想他们的在场，而我的任何分析能力都无法解说这种方式。

陪伴我的还有Gonzales的solo piano，这比完全安静要好一些。

老z走了，我去参加了他的葬礼。之后不久是小z的生日，我去陪他吃了一个晚饭。小z和老z的关系，我曾经觉得很像桑塔格和她的儿子，虽然没有那么夸张。饭桌上的小z可怜巴巴的，吃饭的时候，他红了好几次眼圈。

唉，有人要离开，总是一件伤心事。想到人生就是相会与别离，就觉得人这种充满了悲剧情怀的动物早一天灭绝早一天好。

我借住在老z家的时候，他已经不再是bauwelt的主编。也就是那段时间，与他相伴多年的女友去世，老z的时间本来大概三分之一在编辑部，三分之一在女友家，一下子变成了天天困在家里。

他被病体所困，象老而愤怒的狮子，但是并不表露出来。只不过评说别人时愈发尖刻。我和老z的相处模式就是晚上一瓶酒，相对磨嘴皮，本来常常是愉悦的。但那段时间，愉快的辩论往往发展到剑拔弩张的争吵，我也会在偃旗息鼓之后恨恨地想这些老阿尔法男为什么总是如此地充满偏见。

老z常常不无得意地评论自己：宽容，但是不无偏见。据说也是年轻时一位红颜知己所赠。那阵子我和他天天为了他的偏见怄气，居然忘了他对我的宽容。现在想起来，虽然惭愧，也无从补救了。

老z年轻的时候是个任性而豪迈的阿尔法男，烟酒女人还有建筑，是他热爱的事物。所以不到60，他本来很强壮的身体也被自己都毁得差不多了。那段困兽般独居家中的日子，他百病缠身，虽然自己不愿承认，但他居然开始整理自己满墙的藏书，最后除了几本珍爱的侦探悬疑小说，其它通通卖的卖，送的送，弄了个清光。

借用他喜欢的钱德勒的书名，这也算是《漫长的告别》了吧。

老z的葬礼上，小z放了老z喜欢的梅林茂那曲“梦二的旋律”。熟悉的音乐幽婉低回却并不感伤。让人觉得老z的离开，虽然未必是他所愿，但有过尽兴的人生，想必也没有遗憾吧。

圣诞季又到了。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冷。一分钟都不想呆在室外。在电视上看瑞典乡村里的人过“光明节”，虽然屏幕上人人都是喜笑颜开，但焦虑的观众如我却是越看越冷。在一望无际的雪原上寻觅麋鹿和小鱼；天好不容易亮起来就黑了，中午时分的路灯下一片晕黄。如果没有烈酒，要怎样才能浇熄抑郁？如果有了烈酒，只怕抑郁之火更会越烧越旺吧。

甜食大概是比烈酒更能抵御寒冷和黑暗，所以北方人民一旦过了新陈代谢旺盛的年月就开始往横里长，女人尤甚。电视节目里庆祝光明节的小姑娘，金发梳成细小的辫子，肤色白得晶莹剔透，身材纤细，穿着白麻布的大袍子，就像密林夜雾中走出来的精灵。旁边小姑娘的妈则完全是一个胖大粗壮，笑容憨厚的农妇，让人觉得。。。不食人间烟火这件事，也就能坚持到18岁吧。。。呃。

不过对于我这样的懒人来说，北方严寒的冬天给人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呆在家里。烧个炉子，泡个茶，看个书，看个碟。不用出门散步呼吸新鲜空气见朋友看展览。这样堆到明年开春，肚皮上多出来两个游泳圈，牙都被浓茶漂成象牙黄，邋遢到死，但是惬意。（天哪！这真的是我说的吗？！）

这样的一个懒人之冬，有望能多到网上来得瑟。争取把以前挖的坑都填一填。

…………………………..尼迈耶的分界线…………………………..

上周我喜爱的老头尼迈耶死掉了。在中国70岁后去世就叫喜丧，所以我在这里闲话，也不一定要用某种悲痛的调子。王小波说，一个人死了，这就意味着从此可以不把他当作一个人，而把他当作一件事。老头子早就是一件事了，就像卡斯特罗或者伊丽莎白女王，直接活进了历史书。尼迈耶常常说，生命就是一分钟，他的一分钟于是持续了104年。而老头又说：生命就是浮云。如果是别人说这样的话，我肯定要在肚里暗笑一声，但104岁的老人瑞这么说，这浮云就实实在在地虚无起来。

我对尼迈耶的爱，也总是浮云环绕般有一种淡淡的哀愁。他代表一个逝去的年代，那时候男人们都象格利高里派克，女人们都穿高跟鞋，头发梳得云一样。我隔着浮云看那些红男绿女坐在有光洁幕墙的大楼里，玻璃倒影出他们的影子。而且那落地大窗的窗框只有我二指那么宽。那个年代属于单纯而简单的线条，虽然有点傲慢自大，但也因为其简单而真诚并且优雅。那个年代不能跟厚重的古老年代比。我记得有人曾问过尼迈耶巴西利亚那些空旷的广场，若是种上树是不是更有人情味一点。尼迈耶冷冷回答：圣马可广场上也没有种树。但巴西利亚大而无当的广场们是无法与圣马可相比的。而那个年代也不能与喧嚣的当下作比。冷艳的线条们再降再降，也不会属于普罗大众。

象尼迈耶那一辈的建筑师，常常拿粗黑的笔在纸上勾勒简单流畅的线条，然后直接扔给“绘图员”去“实现”。他们还会说建筑最重要的就是形，就像一个人骨架不好再怎么穿也没用。我最近也常常想要捏着笔去找那样的线条，又觉得自己倒行逆施。毕竟，整个冬天我都在穿羽绒服加ugg，羊绒大衣和高跟皮靴藏在柜子里，根本没有见过天日。

…………………………..情感世界的分界线…………………………..

我象所有白痴婆娘一样问耍哥子：你喜欢我啥咧？

他想也不想说：因为你很奇怪啊。

然后他就亲了我一下。我说：你这样亲我，我很可能会变成一个癞蛤蟆哦！

他大惊失色地说：亲爱的！我看你是变成一个公主的可能性更大吧！

我家满奇怪的。进门时还看不出端倪，长长一条过道，开头是玄关，结尾是衣帽间。大部分柏林的老房子都有这么一条过道，不足为奇。房间都在过道一侧，第一间屋是厨房，厨房宽敞豁亮，客人们来了都喜欢待在这里。但厨房里居然就放了个大浴缸，旁边还有洗手池，侧面一个架子上摆满了我的瓶瓶罐罐，活像个化学实验室。客人们都会先惊呼“你们是在厨房里洗澡吗？”然后他们就从冰箱里取出一瓶啤酒，坐在澡盆沿儿上跟主人聊起天来。

厨房的旁边是客厅，客厅倒也不小，但是平面不规则，是一个靴子形。因为客厅是在整栋楼转角的地方，又被厨房挤了挤，所以在靴头的地方才好歹凑到立面上，开着一面三扇的窗子。客厅里最打眼就是一个巨大的暖炉，大概有两米高，长一米，宽半米，上面贴着充满旧时代气息的豆绿色瓷砖。这个庞然大物虽然默不作声地立在客厅的角落里，但客人们总是第一时间就注意到它，并且围到它面前去评头论足：这个是什么？炉子啊？能用吗？好用吗？暖和吗？

柏林以前家家户户都是烧煤来取暖的。20年前柏林墙还没拆的时候，东柏林人民一到冬天就把整个城市搞得乌烟瘴气，柏林的空气比北京好不了多少。只要风往西边吹，西边神经过敏的广播就要拉起“空气质量严重危害健康”的广播，大街上人人都得带口罩。东西德合并二十来年，东边早就日月换了新天，家里烧煤取暖也不常见了。客人们来看见我家的豆绿大煤炉都象进了博物馆：这要多难得才能一见啊！

烧煤是耍哥子的活，早上从地窖把煤搬上来，然后扔到炉子里去烧。这炉子每年都有人检修，又加了一些新的设施，煤很容易点着，烧起来之后把通风口一关，煤块就在炉膛里慢慢地燃。一天下来也不用多加煤。炉壁极厚，很慢热，一旦热起来就满室生春。炉子的上端还有一个口，开着两扇涂锡的小铁门。冬天的时候我们就打开铁门在里面烤饼干，大茶壶也可以搁在里面，不用怕茶凉。

相比之下卧室就比较乏善可陈，极窄的一间屋，只容得下一张双人床。屋子尽头有两扇窗子，因为我爱睡懒觉的缘故，深色的窗帘一直都是拉上的。卧室里也有一个煤炉，没有客厅那个那么大，差不多一米高，贴着比客厅颜色更浅的豆绿色瓷砖。我们从来不用这个炉子，因为卧室离客厅近，并不很冷，又怕灰尘弄脏了地毯。所以有一天耍哥子在地摊上发现了一个豆绿色的花瓶，就买回来，煤炉上终日插着花。

走了一圈，客人们问：厕所在哪里？厕所在楼梯间，要上半层，拿钥匙去开那个小门，就是厕所。啊？你们跟人共用厕所啊？哦，不是的，就我们家用，但是要出门才能上。哎呀，那半夜起来怎么办？哎哟，习惯习惯就好啦，晚上少喝点水嘛。

只有那些搞建筑的，或是老柏林，或是搞建筑的老柏林，到我家来才不会觉得大惊小怪。这种布局是柏林曾经最常见的居住形式，几十年前人人家里都这样，有什么好奇怪的。

这个城里大多数的房子都是在工业革命的时候建起来的。那时候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工厂主，地产商，建设公司买下城里的土地，开始大片大片地修建住宅。跟住宅相关的法规也一再修改，房子修得越来越密。最早的住宅都临街，逐渐就开始往街区内部延展。先是有了一些侧楼，然后又有了“后楼”。本来每个街区被沿街建筑围合起来的大院子，就被这些增建的侧楼和后楼们切割出了深而窄的内院。有些街区的密度实在太高了，居住条件很差，人们形容象是住在军营里一样，所以柏林的住宅楼又被叫做“租屋营”。

现在住在“租屋营”的老房子里并不觉得特别困难，两个人住60平米左右的房，有水电，虽然要自己烧煤炉，要出门上厕所，还要在厨房里洗澡，但习惯了丝毫不觉有任何不便。但想当年这样的屋子，大概满满当当住着一大家子好几口人，厨房里必然也没有澡盆，上下水也许常常是个问题，垃圾成山，难怪被形容为地狱。想象这样一个布满了租屋营的城市，紧接着的什么花园城市运动便不难理解了。设计“花园城市”的人，志不在美国人民那种无聊透顶的花园洋房郊区，而是要让城市本身彻底变个样子，租屋营什么的最好统统消灭掉。

其实租屋营里并不只是住着穷人，很多临街的房子都是中产阶级的大屋，立面上有密密麻麻石膏线脚做成的复杂花纹。屋里空间很高，有时候能有四米（豪斯曼哪有这样的气派，巴黎的房子外面光鲜，里面都象鸽笼）。前楼的房间天花板上有美丽的石膏浮雕花纹。与侧楼交接的那个房间，因为是在内角上，只有一扇窗，大而无当，被叫做“柏林屋”，通常用来做会外客的地方。东欧好多大城市的主要城区都是在工业革命的时候建造的，修的也都是跟柏林差不多的六层大楼，密密麻麻填满每一个街区。但不知道在那些城市，主楼和侧楼拐角那个房间又被叫做什么呢？

我的客厅也可以算做柏林屋的一种。但可怜它甚至不是前楼与侧楼的交界，而是位于后楼与侧楼之间。在从前，这是下人们住的屋子——如果跟前楼的大屋是连起来的话，会有一个长长的走廊通往后面的部分，走廊里还会有一个小壁橱，前面大屋里的主人打铃叫人，这个壁橱里的铃铛就会疯狂地响起来。但如果这几间屋是跟前楼隔开另有楼梯上下的，就不再是佣人房而是租给穷人们，租客们无非是工人，穷无产者和学生们，每天都要想着怎么跟楼下穷凶极恶的房东太太周旋。这种穷富混杂的居住方式满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贫民区的出现。现在德国好多城市修房子也都是这样，房地产商的高级住宅里总要被政府搭进几间社会住宅，明明是很好的街区，等闲人买不起，但最穷的人反倒能靠着社会津贴住进来，只有普通工薪的中产阶级高不成低不就，哪边都靠不上。

当然租屋营在今天完全是另外一个形象了。这个名字甚至都被另外赐予了城郊七十年代修造的大板楼，而从前的租屋营现在被叫做老宅子，人人热捧，房价与战后新建的住宅不可同日而语。在P堡这个小资密集的地方，房价年年涨还是一房难求，从前的佣人房现在住进了年轻的同性恋医生情侣，穷无产者住的地方换了建筑师当主人，不过话说回来，建筑师差不多就是穷无产者的另一个叫法而已。

二战之后柏林的租屋营被炸坏了不少。战后的新政府更倾向于拆。炸坏的，太旧的，统统拆掉。有点儿象现在的天朝城市除旧迎新，那时候的柏林市政也把破旧的老房子看成绊脚石。慢慢有些知识份子和建筑师自发起来反对拆除柏林老楼，前一段时间过世的Hämer先生就是其中的领军人物。他提出一个概念叫“谨慎地更新”，通过在市政和各种公共媒体的不断活动，柏林的魏丁区和十字山都被保护了下来——要是没有他，城市波希米亚们该往哪里去找住处？他们再穷，也不会选择通水通电有暖气的社会主义大板楼，2米6的层高，一个楼道住十几户人，太也不符合波希米亚人民的气质，连拍电影都找不到取景的地儿。因为有成片的老街区，再经过缓慢的城市更新，旧灯换新灯，十字山从十年前没人待见的“土人区”，摇身一变成了房市上最受欢迎的一个城区。走在大街上常常能看见“慕尼黑来的艺术系学生求合租，1000欧元起”之类的小广告，把十字山的老土著们恨得牙痒痒——咱们100欧一个月的房租，就这么被南边来的小阔佬们炒成了原来的十倍。

P堡是柏林墙拆除后东柏林最先更新的区域，我住的楼已是这条街上唯一的旧屋——没有在外墙上涂奶油色的涂料，没有加电梯，没有改城市公共供暖，也没有给每套房都加上卫生间。第一次来的客人记不住门牌号码，我就在电话里说，找大街上最旧的一栋楼，准没错。深灰色斑驳的立面，大片大片的墙皮往下掉，满墙都是涂鸦和攀援植物，一派年久失修的气象。我甚至担心某一天自家的窗子会忽然掉出去。

在它旧貌换新颜之前，趁着周末有时间，就想到哪说到哪，絮絮叨叨地为它说上几句。

因为《大唐游侠传》看得非常不爽，所以又把《红拂夜奔》拿出来安安神。看到这样一段：

我告诉小孙，我一定要把费尔马定理证出来，否则死不瞑目。她问我这东西有什么用处，我告诉她毫无用处，只是能使后来的人可以不再死不瞑目。这种说法也靠不大住，因为可以让人死不瞑目的东西可不只是费尔马，而是多着哪。其实我只是中了魔道，非把这件事干成不可。她说她喜欢，和中了魔的人性交格外的有快感。李卫公对红拂讲的可不是费尔马，因为他已经把这个定理证出来了。他说的是自己将来要建造一座城市，和洛阳城怎么怎么不一样——整个一个乌托邦。红拂听了他的鬼话，觉得他疯得厉害，所以兴高采烈，快感如潮。但是连卫公自己都不知道过了仅仅十几年，这座乌托邦就建成了。他和红拂住在里面，感觉无比的糟糕。李卫公脑子里是整个的长安城，包括大街小巷，每一棵树，每一口井，还有砖头砌的马路研子。他要下令让多少人上街扫地，多少人出来除草，还要关心今天有多少粮车进城，多少粮车在路上。简单的说，他成了一台大型计算机，存放了很多数据，并且依据这些数据做出判断。真是个倒霉鬼。

王小波真是个妙人儿，城市规划的事情他都懂！

建筑师积习难改，在作乐的同时，我们毫不耽误地看了好些建筑。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otto wagner老先生的邮政储蓄银行大楼。瓦格纳出道的时候，正赶上茜茜公主的老公在维也纳大拆大建，而工业革命的大车轮也漫漫地碾了过来，大量积聚的金钱和人口改变着城市的面貌。活儿多得干不完的建筑师，在建筑上刻下了各种复杂的痕迹。

让我们心折的是那些含蓄而丰富的装饰。虽然此时瓦格纳的建筑对比他同时代人的作品已经现代和简洁得令人吃惊了，但邮政储蓄大楼上有各种显性和隐性的装饰。瓦格纳大量运用铝合金包裹室内的柱子，用来镶嵌玻璃，也用在外立面上。邮政储蓄大楼的外立面也有一个三段式，基座的两层楼立面贴的是花岗岩，而其上的四层立面贴大理石片。大理石片上钉着铝合金铆钉，有人说那是功能主义和装饰的完美结合，因为铆钉在固定大理石片的时候，也因为它们极富韵律的排列成为立面美丽的装饰。但据我所知，这些铆钉真的只是装饰，大理石片都是贴在后面10厘米厚的抹灰上的…

邮政储蓄大楼里面有个晶莹通透的大厅。玻璃顶，玻璃砖地面，白色和铝合金，各种漫射和散射的光线。而我最爱是镶满切割玻璃的办事厅，就像走进一个水晶大吊灯里，四周都是光，都是明晃晃的影子。而墙上用黑色颜料细细绘着青年风格的几何图案，跟各种眩光交织在一起，让空间在漂浮和折射中多出迷离的层次。

这栋大楼的家具也是瓦格纳自己设计的，高温压制弯曲的榉木椅子，秉承维也纳咖啡椅的传统，从大班椅到大厅里的高凳风格统一。这种一手包的设计传统在维也纳直到今天仍然被建筑师和甲方们所奉行——说到这里，我又想起那个在国内屡屡被问及的让人烦恼的问题：那么你是做外观设计还是内装的哪？每到此时，我都好想诚恳地盯着对方的眼睛严肃回答，别说外观内装，只要您愿意，您的内裤我都可以帮着设计哒！

这就是著名的，“维特根斯坦修的房子”。

我不得不说，其实我一直没有看出这个房子特别的好来。我想说它是不错，空间有序列，细部很精致，但真的没有到拿上神龛去供着的高度。在死啃了几本哲学家的书之后，我也没能做到把实际和理论联系起来，看出其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我眼中，这座由paul engelmann设计，再由维特根斯坦修改完善的建筑，是一座做工精良的，现代主义初期风格的大宅。如此而已。请大家务必好好给我普及一下，扫盲一下，把这栋房子的好处细细讲讲。

这所房子的命运几坎坷。战后维也纳甚至很少人知道哲学家之屋的存在。房子几易其主。70年代时候一家连锁酒店公司想要在这里修楼，把地皮买了下来，准备把维特根斯坦之屋拆了。那时候老k他们那一代正在大学里，听说这件事，就跑到连锁酒店去抗议，最后几经周折，连锁酒店终于让步，在紧贴着维特根斯坦之屋地基的地方直愣愣地把高楼大厦建了起来。

这附近的街区也是几经修整，连街道的高度都变了。现在宅基地周围的街道要比世纪初矮了将近两米。人走在大街上根本看不到宅院里的情形。我初去拜访这座建筑时，围着四边的街道走了一圈，心里纳闷哲学家到底是有多高傲，修了这样的高台把自己供在上面。后来才知道街道是在战后适应地形调整降低的。

现在房主是东欧一个国家的领事馆还是什么文化机构。他们在三层做了一些野蛮的调整适应办公室的布局，只开放一层和二层的局部供人参观，还在地下室增建了一个电影院@_@

格林兄弟图书馆，是max dudler为洪堡大学修的图书馆，是我常常去的地方。之前的记录请点击：图书馆

每一次进到格林兄弟图书馆里，我都会感受到阅览大厅带给我的震撼。那是一个层层向上开启的锥形大厅，有评论家说，这个大厅借鉴了巴黎的老国家图书馆，竖向逐渐打开，面向天空拥抱智慧。但dudler用了完全现代理性的手法，严格的网格统治着整个建筑，所有建筑元件：柱，天花，窗以至书架都严格对齐网格，这种严格赋予整个建筑一种不动声色的疯狂。

这次再到格林兄弟图书馆，新的感受是恐惧。这个图书馆自从修好以来，在建筑界赢得了很多赞誉，特别是在品味厚重保守的柏林，我几乎从来没有听到过任何批评。这是很奇怪的，柏林这样一个有复杂历史的城市，会如此热烈欢迎这样一座建筑，在我看来，那无所不在的网格，几乎就是极权主义的象征。如果有人告诉我古拉格监狱是以这样的手法来修造的，我一点都不会感到奇怪。

max dudler师从德国的现代主义大师ungers，此人门下出去的还有保守复古的hans kollhoff和激进前卫的rem koolhaas（而koolhaas把一栋奇形怪状的大楼献给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喉舌）。ungers的法宝之一就是网格，正方形的网格连接着古典和现代，统治着ungers的建筑。但ungers的建筑毕竟还是人文主义的，到了将他的手法复制发展到极致的门生dudler那里，这一丝人文主义荡然无存，整栋建筑残酷而冰冷，在柏林灰色的冬天，让人感到压抑和窒息。

阅览大厅里坐满了人，洪堡大学年轻的学生们在这里阅读法律，哲学与其它人文学科的书籍。我很奇怪他们看上去都安然无恙，似乎没人在这个疯狂的空间中感到不适。这个城市对很多字眼过敏，比如纳粹，共产主义，所有代表着极权的字眼，如果白纸黑字地写在什么地方，人们看见了必然大惊小怪地哇哇叫个不停。但对于日常生活中隐含的意识形态，大家却视而不见，有时候甚至是欣然接受。这座灰色的石头的城市潜意识里有一种拥抱极权的倾向——但说到这里，我忽然又想到，是不是最近《我们最幸福》之类的书看多了，然后神经过敏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