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

2022年最后一天。早上醒了格格巫在床上焦虑症发作滋哇乱叫，到半下午又有朋友打电话来说“我抑郁症20年一直没跟你说现在病情加重了”……

所以2022年快点过去吧！阴霾退散！！！

闲着也是闲着，来讲两个跟出租车司机有关的小故事。

第一个是mimo酱讲的。我们一起吃饭，酒足饭饱之余聊到时事，我开始抱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她忽然说起来有一次晚上打车，上车之后发现座位上有一个便当，手一摸还是温热的，于是说哎呀，怕不是上一位乘客下车的时候把便当忘在车上了。司机听了，若有所思地说，哦，那个便当有可能是我的呢。

原来上一位乘客在路上跟司机聊天，听到司机说还没吃饭，就建议司机接完这单休息一会儿，顺便吃个饭。司机说最近世道不易，钱也难挣。刚好现在有活儿，那还是赶紧多跑几单。自己一个大男人，饿一会儿问题不大。那位乘客就说自己刚好有个便当，本来准备带回家吃，也还没有碰过，如果司机不嫌弃就顺便吃了吧。司机客气了两句，乘客下车的时候也没有注意，没想到还真的把便当盒留下了。

Mimo总结中心思想：世上还是好人多呀。

另外一个小故事是我自己的经历。回柏林之前去深圳出了趟差。我们在一个新建的商场里有三个项目，其中两个施工都接近尾声了，我顺道去看一下完成的情况。打车从机场出来，司机很健谈，我们就聊了起来。

司机听了我的目的地，说，啊，某某商场，很高级的啊，一个包就要十几万，跟我这个车差不多了。过了一会儿又说，我老婆最喜欢逛这个商场了。

我就问，那你陪你老婆逛商场吗？

他说，有时间一定陪啊，老婆喜欢的东西都会给她买的！

我问：十几万的包也买吗？

他说，那肯定是买不起，但是几百块钱的口红经常都买的，我老婆最喜欢了！

过了一会儿又找补说，前几年iphone6出来的时候，一个要卖5000多块钱！我老婆喜欢得不得了，我只有6000块钱，还不是眼睛都不眨就给她买了。接下来的一个月我们连肉都吃不起！

我说：哇！厉害！

他说，那可不。我们只好天天去丈母娘家吃饭，还不敢提买了iphone6的事，怕丈母娘骂我们。我努力工作，全部的钱都给我老婆！

我问：那你老婆做什么工作呢？

他说：咳，在家里带孩子！怎么能辛苦她呢。我在外面挣钱，她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我：…

这个故事的中心思想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大概是反对iphone和香奈儿定价过高罢。

又来发一个套娃blog。

前两天听听写了一篇blog叫做《斯坦因的挑夫》，讲她看到的一篇公众号文章叫做《斯坦因的帐篷》。帐篷的作者一边在回溯斯坦因是如何旅行、记录并进行考古工作的，一边顺便拉踩了一下…说来惭愧，我当时没怎么看懂，现在回去再看了一遍也不是特别明白，想来大概是如今的旅游者们吧。于是我回复听听说：

这个人也是有点矫情，为什么要拿我们可怜的打工人跟斯坦因比？我们配吗？我们顶多跟斯坦因的挑夫比一下罢了。当初给洋大人当八戒，现在可以自己出门glamping，难道不是活生生的进步吗？

虽然是开玩笑，但夏天的时候，我确实也在想关于旅游者和旅行者的问题。

夏天快要结束的时候，我拉着格格巫去了一趟摩洛哥。因为只有一个星期时间，所以我们只计划了一趟短途的沙漠游玩行程，其它大部分时间都呆在马拉喀什。

马拉喀什的十月是旅游旺季，气温已经不如盛夏时候的炽烈，但对从欧洲逃过来给夏天续命的游客来说还是够热的。将近三十度的日头下面，我和格格巫大部分的时候都瘫着：要么在酒店里瘫着，要么在餐厅里瘫着，要么在茶馆里瘫着，要么在去沙漠的越野车上瘫着，要么在骆驼背上瘫着，要么在帐篷里瘫着，简直是两个无聊游客的标准范本。

在瘫着的无所事事中，我开始有一搭没一搭地看罗新写的那本《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那本书里，罗新也讨论了一下旅游者和旅行者的区别。他认为两者的区别很容易从当地人对他们的态度上感受到：旅行者艰难跋涉，在路过一个陌生的地方时，往往会得到本地人最大的同情和善意。而旅游者裹挟着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天知道还有什么主义的种种邪恶满世界破坏环境扰乱秩序，被当作冤大头对待纯属罪有应得。我的朋友米夏也用自己的经历证实了这一点，几年前他跟两个哥们儿骑自行车横穿摩洛哥，回来的时候带给我一块肥皂和一个沙漠里捡到的羚羊角。在他的口中，摩洛哥人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人，善良、淳朴。他们热情地招待几位风尘仆仆的骑行者，免费给他们提供馕、橄榄和柠檬。就算要卖点什么给他们，也往往只收取极低的价格。反过来格格巫和我在摩洛哥就受到了完全不同的对待：酒店极贵、包车去沙漠极贵、沿路都有小孩儿和本地人围上来争先恐后地贩卖莫名其妙的旅游纪念品，最后无法拒绝小孩子的格格巫斥巨资买了一个石头磨的笨拙小象，送给了我。虽然都是全球化时代（这里是不是应该谨慎地加一个“晚期”？）消费社会中无可厚非的事情，但遭遇了这一切后还是难免感到“被异化成它者”那种丝丝的不爽。

然而我又有什么错呢？我工作努力，待人和善。辛劳之余，按捺不住对远方的渴望，于是收拾行李整装出发。不幸的是，日常工作已经吸走了我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在这宝贵的一个星期里，只能金钱换取一点点安逸。漫步在熙熙攘攘的巴扎中时，我也忍不住问自己：难道我现在看到的只是一个迪斯尼乐园而已？那些排山倒海的地毯、陶罐、围巾和肥皂，那些围着它们讨价还价的本地人和游客，难道只是为国际资本主义搭建的舞台背景而已？那些慷概地向米夏献出馕和清水的柏柏尔人固然真实地生活在大地上，难道一旦他们开始工作，在沙漠的帐篷篝火边为我们表演音乐的时候，就坍缩成了某种虚幻的“身份”？

我没有很想清楚这个问题。我只是很难不觉得，在这种对旅游者和旅行者带着某种批判意味的分类中，有一种大而化之并且傲慢的矫情。虽然，我自己也时不时无意识地分享着这种矫情。

技术狂听听还提到了笔记的问题。摩洛哥之行后，我也正好想说说这个事情。

以前的我是年轻、精力充沛、带着大砖头相机，并且热爱写旅行笔记的游客。现在的我是疲惫而懒惰的游客。我的blog里曾经有很多想到哪写到哪儿的游记随笔，有时候一趟旅途过去，我会把拍的照片写的笔记都整理出来；还有些时候因为各种原因笔记写了几句就戛然而止，我也会把未完待续几个字厚着脸皮放到网上去。但这个优良的习惯，居然在社交媒体泛滥，人们开始热衷于分享一切的时候，停止了。

幸好，这次在摩洛哥，我又找到了记录的乐趣。年初为了查询隔离酒店信息，我下了一个小红书。这次去摩洛哥因为计划得仓促，来不及仔细准备，所以也是在小红书上匆匆忙忙地查了一下酒店和包车一应信息。在路上的时候，有时候打开小红书看看存下来的地址和旅行资讯，就顺便发点照片，想到哪说到哪乱写几句。虽然中文媒体浑身上下都是敏感词非常讨厌，但仿佛又找回了当初用blog发旅行小随笔的心情，非常愉快。

我的摩洛哥游记，请点击：

雨季别再来

啊。夏天过去了。美好的夏天啊，总是那么短暂。（我也不是有意要双关，总之。）

这个夏天我给自己列了长长的to do list，总的来说完成得不错，最后剩下两件事没做完：申请护照和断舍离。申请护照比较复杂，如果变成德国人，回贵国就会变得麻烦。而一时半会儿又不能不回贵国，所以申请护照的事情就这么一拖再拖；断舍离比较重要的一个步骤是把整理出来的破烂放到ebay上。整理工作已经部分完成（日常用品整理得差不多了，厨房用品也整理了一小部分，衣物则几乎还没开始），我已经搜集了一个大纸箱弃之可惜留又无益的破烂，但在ebay上卖东西确实是一个大工程：需要给破烂们拍照，给它们加上一些描述文字放到网上并且干预拍卖的过程，最后如果真的有倒霉鬼上钩，还得把破烂们打包给人家寄出去。听说还需预先了解寄送的费用，不然说不定会搞成赔本买卖。一想到这个复杂的程序我就头大如斗，暗自把“断舍离”的deadline推到了明年。

在卡塞尔我也看到了一个跟破烂相关的作品：Return to Sender。这件作品来自非洲的艺术团体the nest collective，包括装置和影像资料。Return to Sender丰富了我关于破烂的知识，其中一些我自以为了解，但看完整个作品后，我发现自己对破烂这件事了解得还是太肤浅。快时尚产业在全球制造了大量破烂，我也贡献了自己的绵薄之力。日复一日地买买买，衣橱几十年来一直在爆炸的临界点上。以前我会定期把不穿的衣服整理出来，清洗之后带去红十字会的旧衣回收站扔。所谓的旧衣回收站就是一个集装箱，以前几乎每个街区都有。集装箱上面有个旋转抽屉，旧衣服放进去后转动抽屉，衣服就消失在集装箱里。这个旋转抽屉的目的据说是防止流浪汉偷衣服，然而这些回收站不就是为了流浪汉们设置的吗？他们需要衣服为什么不能直接拿呢？这事我一直没想明白。

return to sender的记录片里提到这类回收的衣服会经过整理，先挑出最好的卖给二手衣物商店，次等的分发给欧洲本土的慈善机构，几轮筛选之后最差的被成吨运到非洲。而非洲人竟然还得花钱来买这些破烂！有一阵某国政府在公民抗议之后决定不再接收这些欧美来的破烂了，结果居然被欧美用经济制裁来威胁，只好灰头土脸继续购入…the nest collective的艺术家认为这不仅伤害了非洲人民的尊严，也阻断了非洲本土成衣业发展的可能性。伤害尊严这件事我们在贵国的媒体上也时不时能听到，一旦涉及慈善捐助总有类似讨论。“灾区的人民难道就该穿你们的破烂吗？”批评大概是这样的论调。这种批评当然是出于尊重弱者的好意，放在非洲那个context里面也不难理解。但不能捐旧衣还是有点超出我的理解能力：我自己捐出去的衣服都预先清洗过，也并没有什么破损。虽然我的品味奇突，但远方未必就没有愿意欣赏之人。买新衣捐出这件事让我感到为难：那还不如捐钱让机构的人代买呢。

这两年柏林的旧衣回收站也越来越少了，不知道是不是在响应来自非洲大陆的批评，或许还有些其它什么原因。捐衣服变得越来越困难。不过这两年我消费的脚步渐渐停了下来。家里的衣柜早就爆满，旧衣既然没地方扔，新衣也不知该往哪里放，不如先省省钱。人到中年，穿衣以舒适自然为主，喜欢的衣服反复穿着直到破洞为止，更是压低了置装的频率。很多衣服因为不够舒适自然，已在柜子里闲置很久。夏天断舍离的时候，清理出来一大包内衣：丝袜、蕾丝花边内裤、胸罩：这些东西占据好大一片地方，但我应该永远也不会再穿它们了。

丝袜是一种极端女性化的单品，需要跟各种同样女性化的裙子、单鞋搭配服用。而我从小就不喜欢特别女性化的装束。siran曾给我提供过一种思路，用网袜或者丝袜搭配中性化的裤装和皮鞋，当然运动鞋也可。这个concept我很喜欢，符合我一贯以来追求的闷骚风格，但奈何丝袜过于娇贵，脚感也并不舒适，所以每次打开装袜子的五斗橱，我的手都口嫌体正直地伸向了棉袜。

蕾丝花边内裤…则是一个噩梦。大部分蕾丝花边内裤都相当不舒服，各种卡，各种勒，各种磨。虽然抱着“约会的时候应该能穿吧！”的心情买了很多，但几乎从没穿过。就连约会的时候也没穿过：因为性感的内裤并不符合我中性化的审美，不管是给对方留下一个“刻意取悦”或是“不做自己”的印象，都会给约会罩上一层阴影吧！格格巫看着我把五颜六色拉拉杂杂的内裤们团起来扔进大布袋，有点郁闷地说：你怎么从来没穿给我看过？

而胸罩！我得说，我拥有几十个花花绿绿的胸罩那都是中了SATC的毒！Carrie Bradshaw女士拥有形状完美的胸和各种高档胸罩，而且她都是用手洗的！我和姗姗曾经作伴常逛kadewe，而我们流连最多的地方之一，就是商场美丽精致的内衣部。那几年我为这些胸罩花了多少钱呐！可惜兴奋一阵之后它们就都在衣橱里积灰了：胸罩可真是太不舒服了，不管有没有钢圈都让人觉得喘不过气来。我也不介意激凸，90年代的女明星不都是这样干的吗？而且Bradshaw女士在SATC片头那条可爱的粉红色纱裙子下面，不也没有穿胸罩吗。

anyway，这一大包内衣不能送去旧衣回收站，等到阿姨来打扫卫生的时候，我就很不好意思地问她要不要。结果伊很高兴地接受了，她在菲律宾老家有很多孙女辈的小姑娘，阿姨想把这些内衣带给她们！想象着小姑娘们在遥远的太平洋岸边穿着这些蕾丝纱网绸子缎子，我觉得有点儿脑仁儿疼。这里面有些东西好像很不对劲，但我不知道是什么。在卡塞尔浓厚的艺术氛围中我又想起了她们，希望远方的她们能感受到用丝袜连接起来的祝福（at least)。

参加卡塞尔文献展的艺术家里有一对中国搭档，曹明浩和陈建军。我之前以为这两人是四川人，因为她们的作品里流露出一种非常四川文化圈的气质，后来发现人家只是旅居四川的北方人。她们带来了跟四川水系相关的一系列作品，其中一组叫做《水系避难所#3》。《水系避难所#3》被放置在卡塞尔风景如画的巴洛克园林中，正对着欧洲宫廷通过人为干预制造宜人小气候提高栽培技术的美丽橘园。装置的主题是一个黑黑的毛毡帐篷，仿佛在跟沉默的景观进行某种磕磕绊绊但倔强的对话。

《水系避难所#3》包含影像、出版物和研讨会。影像是其中比较主要的一个部分（大概吧，因为一直在帐篷里滚动播出），叫做《草、沙和全球环境机器》。这个小电影记录了若尔盖草原令人沮丧的沙化进程，展示了牧民们与自然徒劳无功的抗击，中间插入了一些来自艺术家的搞不清楚是不是认真严肃的评论。

然后我就发现：这个地方我去过的哇！

2005年我在UDK念本科二年级，读书的时候每年寒假我都会回国。那一年几个朋友提出要跟我一起回去“探索中国”，她们是飞先生夫夫、安、乌里以及我的前男友Ｊ。虽然有外国友人同行，但我对参观传统景点不感兴趣，飞机落地北京，草草看了一眼故宫长城，就马不停蹄地带着大家去了兰州。从兰州出发，我们开始了一趟从甘南经由川西一起回成都的旅程。在路上，因为风土景色跟想象中稻田蓑笠的中国差距越来越大，伙伴们惊恐地问我：你该不会是要把我们卖了吧？

路过藏传佛教各大寺院，亲手掰过牛粪生过火，还经历了迎接转世灵童的大场面之后，我们来到了漫无边际的若尔盖草原上。本来的计划是要欣赏若尔盖花海，但德国的寒假是三月间，还要等一两个月才是草原鲜花盛开的季节。吉普车把我们拉到一片焦黄的枯草中，举目四望，苍茫的草原上满是地洞，成千上万肥硕而不知是老鼠还是兔子的动物在洞中跳进跳出，热闹非凡。朋友们看到这样壮丽的“打地鼠”盛况都惊呆了，她们问我：你说的花在哪里？？都被这些肥老鼠吃了吗？？？

后来我们从牧民那里了解到，这些胖胖的生物叫做“鼠兔”。它们是若尔盖草原沙化的罪魁祸首。鼠兔们在草原上没有天敌（所以狐狸和狼都去哪儿了？可不可以从外地引进一些。），繁殖得如火如荼。它们的洞穴在土壤之下盘根错节，把草原上植被的根系都破坏掉了。

十七年过去，在万里之外的卡塞尔，忽然在一个艺术展上又看到那片满是地洞的焦黄的草原，肥硕的鼠兔们仍然不知疲倦地跳进跳出。沮丧的牧民们面无表情，还在徒劳无功地跟它们厮斗。真是。大脑宕机三秒钟。

讨论一个夏天之后，上周我终于去卡塞尔看了文献展。最后几天了，现在给大家安利还来得及吗？

今年文献展有两个很大的争议。一个是关于“反犹”，还有一个叫做“你们这也算艺术？”两个争议都跟这次文献展去中心化的策展形式有关：这次五年展的主策展团队是印度尼西亚“米仓”小组，这群人的核心理念是一种基于农业传统的资源共享式乌托邦，她们无意单独决定文献展的形态，而是邀请了很多发展中国家拥有类似理念和工作模式的团体一起策展，这些团体又邀约了自己熟悉的艺术家，带来了一些在西方语境中会引起争议的创作手法和符号。比如十几年前印尼政治抗议中的巨幅海报，在成千上万个形象中有一个戴党卫军帽子留犹太人发卷的猪，在媒体中掀起了轩然大波。这些团体不拘一格参与自身所处环境各种议题的形式，也被迷恋“本体论”艺术形式的评论人嗤之以鼻。

作为在德国生活了快20年的人，经过一轮又一轮mind fuck，我甚至都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反犹”这个话题。它事关德国人对自己充满耻感的无情鞭笞和复杂的政治博弈，比讨论一个深柜恐同者的行为模式还让人头疼，所以我在文献展上很愉快地主动放弃了这部分内容。而关于艺术的“本体论”或者什么是艺术甚至什么是好的艺术，在跟格格巫吵了这么多年架之后，我只能说，这次文献展上各种各样的作品和活动都为我们展示了global south一个又一个真实人类生活的片段，只要有耐心有时间，就能拿着详细的展览介绍手册，对着创作者们提供的文字和图像资料，仔仔细细地看一遍，甚至可以参与到她们的实践和讨论中去。对我这样心情平和的局外人来说，是一次“干货满满”的观展体验。至于那些内容是不是艺术甚至是不是好的艺术，根本不在我关心的范畴里。

到卡塞尔那天早上，我们去游客中心ruruHaus买票，拿上导览手册，还顺便听了一个“介绍”。ruruHaus每天早上都从参展的团体中邀请两个人给参观者kickoff。而我们去的那天，主持人谈话主要的内容就是告诉大家：“你们想知道我们的program吗？你们想按照我们的program进行参观吗？那你们大错特错了，这里是没有什么program的，整个文献展也没有什么program，program跟我们对展览的理解大相径庭，blablabla…”两个唐僧坐在满脸问号的观众间喋喋不休，语气中还饱含着对文献展开幕两个月以来各种现象的讥讽。一起去的s听得火冒三丈，而同样没做任何准备工作就跑来看展的我却很开心，要不是被还有长长参观计划的格格巫和s强行拉走，我恨不得整个上午就坐在那儿听她们闲扯淡+吐槽。

导览手册也有不同的选择，除了两厘米厚事无巨细详细介绍的唐僧本，还有语言简单老少咸宜外国人友好的八戒本。八戒本对每个展览的介绍都不超过两句话，而且没有使用任何超过初中二年级词库水平的晦涩词语。专业名词都配有周到的解释，比如坦克就是在战争地区使用的装了机枪可以移动的大铁盒子。（如此体贴的八戒本）感觉特别适合我。

朋友们几乎都赶在刚开展的时候就来过卡塞尔，参加了各种各样的活动和盛大的party。但我们临到快结束的时候去，更能领略到属于德国中部小城莫可名状的忧郁和神秘，从这个角度来说，卡塞尔几乎能得一个“罗伯特·穆齐尔奖”。而人们对无能主办方的愤怒在逐渐积累，从外到内溢出了边界，几乎变成艺术创作的一部分——比如那来自sobat-sobat的愤怒。Sobat-sobat在某种语言里（忘了是哪种）是朋友的意思。这次文献展的主题非常强调协作与教育，所以出现了一个角色叫做art mediators，她们负责跟公众的交流与沟通，出现在各种工作坊和展场中，被称为sobat-sobat。s带着小孩儿去主展厅的滑板区玩，就有穿着超短T恤涂着五颜六色指甲的sobat-sobat加入孩子们，跟孩子们一起玩耍，保证害羞和年纪小的小朋友都能抢到滑板。但很不幸，在正确得一塌糊涂的文献展中，sobat-sobat得到了非常不公正的对待，在文献展接近尾声的时候，她们发出了自己的声音：sobat-sobat们写了长长的传单，通过主馆里的riso大机器印出来到处分发，还在展馆里显眼的位置大声宣读。我们了解到她们超负荷工作，没有得到足够的报酬；而文献展低效的电脑系统、此起彼伏的疫情感染都加重了sobat-sobat们的负担。她们写道：

Over the past few months, we have voiced concerns about our working conditions, the high levels of stress and the devaluation of our role. We are aware that some of these criticisms are rooted more broadly within the structures of cultural work in Germany and beyond. However, we also believe that many aspects that could have been changed at documenta were simply not acted upon. Therefore, we feel the urgent need to openly address these issues again.

“啊！她们要成立工会吗？”格格巫兴奋地问道。我觉得，sobat-sobat们在身体力行地以这届文献展的精神搞艺术，简直像是一股清新的风，希望她们成功争取来更好的待遇。

最后是一个推荐：鉴于卡塞尔本地的食物非常糟糕，而大部分参展艺术团体提供的活动已经结束了，我推荐大家去hübner厂区改成的展场吃自助餐食堂。那个食堂其实是来自广州的艺术团体“菠萝核”搞的一个创作，室内是90年代港式茶餐厅的风格，不管是墙纸还是桌布都来自艺术家们的创作，细节丰富而有趣。食堂的大厨来自展场附近的中餐厅，出品德国风味的自助中餐，盛惠每人17欧元。大家可以一边吃一边观看菠萝核拍的无厘头小电影，观展体验非常愉快。

坐牢坐久了，牢房被分出了三六九等。第一等是野生动物园，动物们可以自由走动；第二等是普通动物园，动物们在小区走动，虽然但是，空间有限；第三等是宠物店，动物们只能居家隔离，出不了笼子；最可怜的当然是方舱养鸡场，网上到处流传着悲惨的照片，人们的尊严被无限折叠，最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某一天我们楼忽然喜提野生动物园。群里炸了锅，大家兴冲冲都要到露台上去抽烟，去健身房练肌肉，还要出门遛弯。我忍到中午饭后实在忍不住，跟同事们说了一声，也出门去走了一圈。阳光耀眼，空气清新。宽阔的街道上即没有人，也没有车。远东国际大都会就这么休克了，像一个白日梦。

沿着苏州河走了三个桥的距离，只见到零星几个人，大家都戴着口罩，行色匆匆。我没戴口罩，所以别人都离我远远的。

到了晚上，我想要走远一点，就约了楼里团购认识的两个妹子一起出门。她们下班早而且都不吃晚饭，两个人等了我好一阵。到7点大家一起出门，天已经全黑了。

我们沿着苏州河往外滩方向走。两个妹子戴着口罩，还坚持要让我也戴着。她们对行人非常小心，远远看到一个大巴都要尖叫着跑开，如果是快递员开着小电动车从身边掠过，她们更是害怕得要命，就像两头惊慌的小鹿。

我们楼离外滩大概三公里的样子，但要出静安区的边界，还要跨过虹口区，才能到达位于黄浦区的外滩，年轻点的那位姑娘一路担惊受怕，很快就走不动了。在外白渡桥上她哭丧着脸说要一个人回去，我和另外一个姑娘答应只会再往前一点，走到外滩看一眼然后大家一起骑共享单车回去。她不情不愿地同意了，“腿都在发抖！”她娇嗔着抱怨道。

外白渡桥打着红色的光，空荡荡的看上去甚是诡异。对面陆家嘴所有的高楼都亮着灯，跟平时一样五光十色，大鸣大放。但天空的颜色似乎很黑，比平时黑得多，似乎霓虹灯已经照不亮上海的夜空了。更诡异的是空无一人的外滩，安静到只能听见黄浦江水流的声音，偶尔才有一辆车飞驰而过，发出巨大的噪音。一个保安样的人走上来驱赶我们，他说我们不应该进到外滩拉着封锁线的区域里去：“这里关了一个阳性的人！”他虚张声势地说，“你们要是走到那边去立即就会红码！”我问他好好的人为什么要被关在外滩。但两个女孩子不停地拉了我走，我们飞也般逃离了保安的势力范围。

第二天下班后，我计划再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这一次我果断抛弃了同楼的女孩子们，约了一个家住徐汇区的朋友，就叫他安托万吧！我们计划骑车相会在徐汇和静安相交的巨鹿路158号。

晚饭后我下楼解锁了一辆小蓝车，骑着它去约会的地点。路上仍然是空无一人，八车道的马路就算是红灯也可以轻松地穿越，两侧的支路上常常能看到路障，有穿着白衣服的人守在旁边，不知道会不会守一整夜。从静安区往巨鹿路走，快到终点的时候会路过延安高架和南北高架交界的位置，那里有上海著名的九龙柱墩，就是都市传说中静安寺老和尚做法降龙的地方。平时这里总是大车小车从各个方向呼啸而来绝尘而去，但现在却安静得连一根针掉在地上也能听见。

巨鹿路158号，本来也是著名夜场，灯红酒绿的所在，现在只有一群野猫蹲在路边，看起来饥肠辘辘的样子。春天，猫们生了崽，小猫咪们乖乖地团成一个个小团子。我忽然想到，它们从生下来开始，身边的世界就是静谧而荒芜的，这会如何影响它们的猫生呢？

安托万之所以能出门，是因为他在当志愿者，能穿上代表通行证的蓝色防护褂子。我们一边聊天，一边从巨鹿路往徐汇走，走过了茂名南路，走过了淮海路，走过了瑞金路。每条路都空着，只剩下巨大的霓虹灯在闪烁，广告灯箱照亮了夜空。还有交通灯时不时地变个颜色，发出机械的电声，毫无感情地提醒人们红灯停，绿灯行。

安托万说起这段时间当志愿者的经历，首先是搞菜。他属于这个城市里嗅觉灵敏的那种人。“肇家浜路，”他给我举例，“就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挤满了老外和白领，高大上得要死，当然找不到吃的。但另外一半全是老小区，住满了外地人。我平时就去那边的菜市场买菜，封城的时候我再去，在犄角旮旯里找到了卖菜的人。”我觉得很诧异：“不是封城了吗？为什么这些人还在那里？”“他们有办法的，能吃苦，不会让自己被封起来。那些人就睡在小公园里，睡在车上，睡在桥洞子底下，然后白天就溜回市场去躲起来。管的人也知道睁一眼闭一眼，要给大家留条活路嘛！”安托万不只是跟这些菜贩子买菜，也帮着认识的外国人搞那些他们想吃的东西。据说有几个法国人拿着社区给的咸鸡和绿叶菜一筹莫展，在微信上跟安托万哭诉，安托万就帮他们联系上了闭店的进口食品小卖部老板娘，搞到了大堆快要过期的奶酪和黄油：“一分钱价格都不加！”听得我很是佩服。

走着走着，我们来到了复兴中路，一个小酒吧还亮着灯。玻璃窗上用记号笔写着酒和小菜的价格，这里卖西班牙的tapas，可以喝sangria。透过玻璃窗往里看，店里的人把桌子拼在一起，往上面铺了睡袋。我很久不沾酒了，但当时很想喝点儿，觉得有些情绪只能靠喝酒才排遣得开。于是我说，这家店有人，要不我们搞一点酒来喝。

吧台后面有一个留着胡子，看起来很难说是哪国人的男人。我敲了敲玻璃，做了一个喝酒的姿势。男人摇摇手，往胸前摆了一个十字，意思大概是说已经关门了。那好吧，安托万说，那我们就在门口坐一会儿呗。店面大玻璃橱窗下刚好留了够人坐着抽根烟喝杯酒的台面，复兴路上大概有一万个小酒吧都长成这副模样。刚刚坐下，男人出来了，说“不好意思，我女朋友说，要送酒给你们喝！”然后一个头发漂成淡金色的姑娘风风火火地跑了出来，手里拎了两瓶啤酒和一个开瓶器，很开心地大声说：“请进请进！送你们！待会儿还有可乐鸡翅下酒！”

我们想进店大概还是不太好的，就依然坐在窗台上。女主人拎着一瓶啤酒陪我们喝，这家小店是她开的，留胡子的男人来自尼泊尔。疫情开始后，两人天天憋在家里，就在我们误打误撞发现这家小店的前一天终于憋不住了，双双加入了志愿者的行列。当天她们开车去松江的仓库，装载上“保供物资”运往各个小区。因为出了门，所以不能再回原来住的地方，两个人就在店里睡桌板。一听我们感兴趣，两个人就开始倒豆子一样吐槽：政府如何不可理喻，如何什么都要管还什么都管得乱七八糟。尼泊尔人不会中文，只能跟在女朋友身后云里雾里地搬东西。姑娘本来是蓝天救援队的义工，又狠狠吐槽了一下外地来支援的蓝天救援队成员受到了如何奇葩的待遇。

喝完一瓶酒，我们还是被请进了店里。这家tapas吧有一个小小的露天后院，因为很久没有客人，桌椅上落满了灰尘。我们找了一个角落坐下继续喝，安托万和我又了解到这个姑娘还是一个导演，疫情开始之前本来要去德国深造。而尼泊尔男人则已经在上海生活了十多年，在静安那边有一家自己的店。他们俩才刚谈了三个月的恋爱，现在不得不住在一起，还当上了志愿者，感觉明明是拿了一个sex and the city的剧本，居然给演成了倾城之恋。

喝完两瓶酒，安托万站了起来。对我来说这种邂逅该当持续到下半夜，但既然安托万要走，我也和他一起跟流苏和柳原说了白白。回程的路更加安静了。快到住的地方，我在路边发现了一家医院，门口灯火通明，搭着测核酸的棚子,几个快递小哥守在棚子旁边。我停车下去问了一声，原来是24小时测核酸的站点。那个时候我还在计划要离开上海，发现这个地方让我很高兴，因为它意味着我不需要在去浦东机场的路上折腾着去私人医院走4小时拿结果的快速核酸通道。但很快我就发现，我的甲方并不希望我离开上海，他就像这个国家所有掌握权力的人一样，对运用权力这件事情没有任何节制感。And我的航班也被取消了。再过了一天，我们虽然还在野生动物园那个分区里，但政府决定对野生动物园进行升格处理，大家又被关进楼里，露台和健身房每天只开四个小时。我只好化悲痛为食量，愤而团了很多吃的，甚至自己也当了一回团长，带领全楼无聊的住客们把附近街区的一家wagas扫荡而空。

Why did I tell you I was going to shanghai?

前几天，单读给项飙做了一个专访讲俄乌战争与日常意义。我和几个朋友在群里吐槽项飙是个鸡贼的人：在贵国那个舆论环境里装作客观地把普金跟俄罗斯划上等号，讲他的“思想根源”，带着对民族主义的共情，回避了对集权、寡头、侵略和屠杀的陈述（都没指望他批判）。但是别扭同学跳了出来为项飙说话，觉得他这个专访在讲人类学，而人类学是一种中立的陈述，所以没有什么问题。其它人纷纷认为这个理解是不对的，项飙其实是在用一种伪中立的人类学陈诉为某种政治哲学站台，大家热烈地讨论了起来。

（但这不是重点，这只是一块背景板。）

群里的热闹过去之后，我和别扭又转到私人频道，隔着几个时区有一搭没一搭地继续讨论，其中我提到，我对项飙可能是有成见的。我在读了他那本大火的《把自己作为方法》之后又去找了他关于乡绅的研究来看。本来我对地方自治一直都感兴趣，谁不希望贵国政治能有一个另外的可能性呢？我记得以前跟听听也讨论过类似的话题。然而那个研究我根本没能看完，后来我跟Q吐槽，（以我一贯的粗鲁和齐突）说这个研究一股子包皮垢味儿。自那以后，我就觉得项飙是一个很有问题的人。这有可能影响了我对他跟单读这个访谈的观感。接下来别扭和我又讨论了一下乡绅的问题。别扭认为乡绅什么的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因为贵国的基层政治就是由乡绅掌握的，如果我们认为政治结构要么是自治，要么是政府管制，而我们又希望回避政府管制带来的问题，那么就需要研究自治的逻辑。我somehow认同人类学者当然可以也应该去研究贵国的基层政治格局，乡绅自治也好，中县干部也好，学者们想研究啥就应该研究啥。但在大爹和小爹之间二选一这个想法让我觉得即沮丧，又迷惑。

（这是另外一块背景板）

整个讨论期间，魔都以一种极度魔幻的形式被按下了暂停键。住在一个酒店式公寓里的我，之所以还能继续工作、锻炼、吃了喝喝了睡，以及在网络上跟朋友们热火朝天地磨嘴皮，都得感谢这个酒店式公寓的工作人员，一个叫Hedy的女孩子。关起来没几天，Hedy就拉了一个住户群，一边跟街道联系组织物资投喂，一边往群里扔各种团购信息。随着这个群越来越壮大，人们的购买力也越来越惊人，从最早的肉菜蛋团，到后来的零食饮料团，昨晚居然有了一个买酒的团，我看到团里有人买了拉菲，还有人买了獭祭。不光是我们这个楼，跟Hedy一样的女孩子从各个社区冒了出来，抛弃对计划经济的幻想，开始为自己和邻里组织团购。魔都暂时没有彻底陷落，都得感谢这些Hedy Angie Lucy Jenny们，于是她们得到了一个昵称叫团长。

然后咣一下，我就在网上看到这样一张图：

老实说，虽然对拥有Y染色体的族群早已不抱任何幻想，看到这张图的时候我还是震惊的。于是我就发了一个票圈，写道：

这个性别真的绝了，干啥啥不行，抢功第一名。

今天我想进行一个人类学调查，好歹我朋友圈大几百号上海人。你们那里但凡有一例成功组织起社区生活资源供应的男团长，请留言或者私信告诉我，谢谢！

这条圈马上得到了大家的踊跃回复。一天之后总共给我点赞的有6个人，其中三个是男的，还有一个是我四姨（我所有票圈她都会点赞，所以她的点赞不具备统计学意义）。有42个人回复我，其中绝大多数表示自己社区的团长确实都是女的，还有一些对拥有Y染色体的族群在疫情期间的表现发表了略带侮辱性的评论。但居住在北京的龙女士留言说：

顺直男是不行，我有好几个gay蜜都是团长…还有调配小区各种物资的。

她的留言让我意识到，做调查的时候不能忽略了gender issue.

居住在静安区的王先生留言说他们社区男女团长都有，且男团长都是稳重的顺性别直男。于是我在私信里跟他展开了进一步的讨论，王先生对社区近段时间开团比例进行了统计，得出结论男女团长的比例为2：8。到了晚上他又给我发来信息，告诉我他们的业主群也是由一个非常精干且组织能力卓越的女性，Joan，建立的。Joan并且在疫情期间张罗了志愿者队伍，对整个社区负责。

在苏州开厂但居住在上海的企业家于女士留言说，她们小区有个李佳琪团，团长是小红书的，组织能力很强，雷利风行。这位男士既然被小区群众昵称为李佳琪，大概也不是直男。（没有说李佳琪是弯男的意思。他的性向我不清楚）

另一位曾就女权问题跟我在一个火锅店里争得面红耳赤的王先生留言说：

讲真，有的。我昨天团到的一包菜就是男团长。

王先生高屋建瓴地指出，做统计的时候不能只看性别因素，还要考虑年龄结构和收入结构。比如他住的小区中男女团长都有，性别不是主要判断一个人是否能够成为团长的因素。但他注意到，很少有老年人成为团长。王先生进一步解释：小区里大部分都是有娃家庭，大家照顾老人照顾娃都忙不过来，男的女的都得干好自己的活，没空分男女啊。于是我问道：“有娃家庭是说家庭内部大家都有明确的分工，大家一比一地照顾老人照顾娃，然后谁有余力的，也参与社区组织工作，aka团长？有时候让女的出去，有时候让男的出去，是这样吗？”王先生说，差不多。但补充道：明确分工是没有的，都是习惯法。我问：“习惯法的意思是在模糊化处理下公平的分工？”王先生打出了三个LOL的表情，然后评论道：欧洲的这套学术理论是割裂的，他prefer佛教的理论。不过第二天，王先生又给我发来了一篇果壳网的文章：居家隔离中，你家是谁在抢菜？

因为我不是一个人类学家，甚至对人类学的各种理论一无所知，所以并不知道该拿这些统计数据怎么办。把我拉回人类学讨论的，是别扭同学的一条短信。她也发给我一个团长相关的截屏：

并说：

这个是我理解的“乡绅逻辑”。

她发消息的时候是上海的半夜，早上起来我看到这个总结，觉得很不对劲。就回复她说：

这个不是乡绅逻辑，因为很重要的一点，上海现在所有运行得好的社区计划：团购也好，互助也好，组织者都是女的。我这里是，我所有员工那里只要能搞定的也是，包括我认识的朋友我因为对这个问题感兴趣所以调查了一圈震惊地发现例外很少。乡绅的底层逻辑不是什么社区自治互助啊之类的，乡绅是父权制的神经末梢，除了家庭里面那个爹，他们就是大家的爹。他们是把大家关着，坚决执行上面的指令不让人出门治病的人，他们是把援助的菜当团购产品卖到其它区的人。众议院、参议院、投票这些概念，在我们被乡绅运行了成百上千年的社会中出现过吗？这个里面就有你说到的文化的问题。我们能够脱离我们的文化来理解乡绅吗？我们不能。这就是为什么你举的那个例子跟乡绅逻辑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原因。为什么社区里现在那些互助活动的参与者大多数是女的呢，当然有很多原因。但我觉得跟女性无法进入乡绅逻辑，所以愿意去拥抱另外的逻辑有很大关系，特别是在上海这样一个被外来逻辑渗透的地方。

就此别扭同学的回答是：

我觉得乡绅逻辑中男的掌权不是必然逻辑，而是外部环境，内在观念的共同结果。也就是说完全可能出现女乡绅，完全由女乡绅掌权的结果，虽然浙江村里没有。我觉得项飙的意思就是要理解和尊重自治的逻辑，而并没有说自治只有一种逻辑。我理解他说的乡绅逻辑就是尊重地方自然形成的权力结构，选择合作而不是拆解。至于过去乡绅都是恶心的男的，就是思想观念和外部环境的结果，但这个并不是内在的东西。

我本来想要立即回复她，结果发现到了周末我比工作日还要繁忙。因为我的员工都被关在家里缺吃少喝，独居的年轻人们渐渐精神状态都出了问题，只好拉着大家开zoom会调节一下情绪，聊天、唱歌、玩游戏，我本来以为一两个小时差不多了，中间还去洗了碗收拾了桌子做了运动和核酸，结果回来这些人还兴高采烈。到5点过我精疲力竭宣布zoom聊天会到此结束，作为隐形社恐之后的整个晚上只能躺在沙发上刷无脑视频安抚自己过度社交的惊恐灵魂。

但同时我也觉得不知道怎么回复别扭同学，倒不是因为我对乡绅这个概念抱有什么幻想——我并不觉得团长们的事迹能够在任何意义上促成中国基层民主的形成或发展。我甚至对团长都是女的这件事本身，也很难感到高兴或者骄傲。

在王先生转给我的那篇果壳网的文章里，作者分析了疫情、女性和家务的关系。文章里给出一个数据：

联合国妇女署2020年11月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疫情期间女性每天花在家务和照料上的时间是女性的三倍。

在德国，我也在建筑学报给出的一份调查中看到，因为新冠疫情，女性建筑师半职的比率从2015年的35%上涨到了47%。Holy shit。当然了，居家隔离造成的家务负担增加在男建筑师半职的比率上也有所反映，从2015年的4%上涨到2021年的10%。hmm…

而在贵国闹肺炎的时候，女性不仅要给男的擦屁股，还得给国家擦（并没有说她们平时没帮着擦的意思）。不仅要绞尽脑汁给全家人搞到足够的食物，还得顺带着帮助整个社区逃脱饿肚子的厄运。而她们在这整个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卓越管理统筹能力，也很难说是女性天生就具备的优良品质。我看八成还是后天被社会捶打的结果。毕竟，成为妻子和母亲并不意味着出个子宫生孩子就行了。在欧洲，传统的淑女教育包括到瑞士去学习酒店管理，当然不是学成归来就可以管理酒店，而是要等着嫁人后打理一大家子的吃穿用度。在贵国…我相信王熙凤是在现实基础上搞的文艺创作。小家小户一个钱掰成八个用，科学管理协调调度更是必不可少的能力。换了我，我就对这些事情一点兴趣都没有。在Hedy没日倒夜为全楼搞团购的时候，我把团购群关了静音，设置只对Hedy的发言消息提醒。她随便说点啥我都会在下面彩虹屁乱吹：好棒！谢谢！感恩！Hedy辛苦了！吹完了就默默下单。扪心自问，我是没有成为一个care giver的品质的。从小到大，我从未对任何一种人或非人的生物产生过“我要呵护照料ta”的愿望。如果大家能够一起愉快的玩耍，那么最好不过；如果耍不到一起去，就宁愿相忘于江湖，责任和义务当然是越少越好。但是，出来混总是要还的，我也收获了自己那一份来自社会的捶打。所以魔都宕机的时候，我得考虑员工是不是吃得上饭，给她们定人均500点对点配送的爱心礼包，放弃周日跟朋友们在网上兴高采烈打嘴炮的机会去陪他们玩“你画我猜”搞得自己精疲力尽。但是，我猜我毕竟还是这段关系中更大的受益者。而在那个五十多个楼长组成的众议院里面，不知道为什么我就非常肯定，如果一下子变成了500栋楼或者5000栋楼，众议院里面就不会再剩几个女的了，更大的可能性是，不管是众议院还是参议院里都挤满了“乡绅”。

啊靠，这次写了好多。闹肺炎真是比失恋还容易引发博客井喷。

因为打仗，忽然想起了我曾经翻译过几页的一本小书：

《专政厨房》

当时挖了一个大坑，虽然只是薄薄一本小书，但我只铲了三铲土就弃坑而去，可以说是专业级别的挖坑选手了。现在再看这种麻球型的毛子会有点不耐烦，所以此坑想必永远也填不上了。

书里老是讲到敖德萨，打起仗来我才知道是在乌克兰。前段时间跟我的乌克兰德国混血女朋友通电话，才想起来，我当年也是认识了她才知道基辅在哪里。哎我真是一个地理很差的人。

从开始闹肺炎到现在，我已经是第五次回国aka第四次被隔离了，整个过程一波三折坎坷艰辛。不知道接下来还有几次，折腾的程度是否会继续升级。

元旦新年后我跟格格巫前后脚去了芝加哥，当时的计划是在芝加哥过完农历新年就回国搬砖，遂买了2月初的机票。

元旦前后，因为Omicron在美国爆发，感染人数飙升，中国要求所有从美国返回的人都必须在起飞前进行所谓的7天健康监测，以及在这7天开始和结束的时候进行核酸PCR检测。话说听到这个消息时，我的内心是崩溃的，因为在德国，我可以在柏林做测试，再去法兰克福坐飞机。但美国这边的大使馆给每个起飞地都指定了本地的测试机构。芝加哥直飞上海的航线被取消后，我只好选择从就近的底特律飞回去。难道我得跑到底特律去住7天？底特律在哪里？

好在仔细看了一下大使馆的规定，搭乘从底特律起飞的航班之前，有三家检测机构可供选择，除了一家在底特律，另外两家都在芝加哥附近。所以大使馆也知道从底特律起飞的人很多都住在芝加哥，所以他们为什么要取消芝加哥回国的航班？！

一月间，随着从美国回去的人陆续被查出阳性——后来我才知道是因为中国测试的敏感度级别调得太高——本来就寥寥无几的回国航班继续被陆续熔断，中美两国又开始就这个问题互掐。美国人跳出来说：不飞了不飞了，你们中国三天两头熔断美国公司的航班，我们要把国航东航的航班统统取消！中国这边一听啊哈这可不就好棒棒！正愁春节和冬奥会以及之后的two会期间有人回来投毒，假模假式谴责了一下下子就不吭声了。我的机票当然也在这两国互掐的过程中没了影子。

好在我有一个靠谱的票代，眼看着机票不保，就悄悄帮我又定了一张三月初的贵价票，盛惠人民币3万多——12月订票的时候，价格虽贵但还在合理的范围内。底特律回上海大概是一万多人民币。到中美两国开始互相“熔断”，票价就像坐上了火箭刷刷往上涨，我只好流着泪下了单。

买到了机票，并不意味着就能回国：临走前7天的两次PCR核酸测试都得是阴性，仲有一个抗体测试。我看了大使馆的规定，如果抗体显示阳性，意味着测试人曾经罹患covid，那么就必须证明现在已经痊愈。阴性核酸证明说服不了坚持清零的贵国大使馆，想上飞机必须提供医院的x光胸片，这个胸片必须已经有21天的历史，其间每7天还得再去测一次核酸….这样苛刻的条件让我在芝加哥的日子过得谨小慎微。朋友的聚会不敢去了，喜欢的餐厅也想都不要想，每天呆在家里，相当于把自己隔离了两个月。

终于到了临近回国的时候，查了一下发现指定的两家测试诊所离住的地方都很远，打车来回要一百多刀。两趟测试下来，光路费就花了快300刀。PCR测试170刀（虽然满大街都是免费测试，但贵国就是需要大家在指定诊所里做这个昂贵的阿物儿），再加个抗体测试盛惠270刀，700多刀就这么哗哗地花了出去，国家当然是一分钱不出。说实在的，对公然千里迢迢回来投毒的人，国家没有罚我的钱，已经是很仁慈了。

测试结果一片绿灯，有一个抗体是阳性，但据说是因为打了疫苗的原因。确实大使馆也没刁难我。但因为我的疫苗是在德国打的，虽然都是辉瑞，但跟美国的疫苗证明可能长得不一样，大使馆的人不识得，各种刁难不肯给我绿码。我提供了欧盟的疫苗二维码，把疫苗本都翻译了，他们也能看到标签上明明白白的biontech comirnaty标志，他们还是非让我提供签证、入境证明、机票等等跟所谓的绿码申请毫不相关的私人信息。

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我终于拿到了绿码，战战兢兢地踏上了回国之路。不管是在芝加哥还是底特律，老美的机场人山人海，很多人连口罩也不带了，对比贵国的如临大敌，让人觉得无限感慨：说好的抄作业呢？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票代因为不知道上飞机之前会有什么幺蛾子，只给我定了一张从底特律回国的机票，后来差不多确定航班不会“熔断”，才又补定了从芝加哥去底特律的机票。他还特地说了一声两张机票都是delta的，所以我应该可以在芝加哥就直接把行李check in，到底特律再去柜台换张登机牌就好。开始我对这件事情有点犹豫，但因为行李确实很多很重，到了芝加哥机场，我问了一下checkin的大叔，大叔说可以但他不会操作，又叫了个大姐来，一通操作我看到自己的行李被打上PVG（浦东机场）的标签，觉得嗯，这样也很好，就省得在底特律折腾了。到了底特律有点不放心，在换登机牌的时候又问了一声，柜姐把行李号输入系统一查，说是的，你行李直接去上海，我就放心等飞机去了。

另外一个插曲，从美国飞回中国的航程本来就很漫长，现在飞机居然还要到首尔去停一两个小时，因为机组人员要全部换一遍，据说是美国航司的人对中国严苛的隔离政策不胜其扰，所以想了一个折衷的主意….至于从首尔飞回去的机组人员是不是要隔离，为什么make sense，我太疲劳就没有再去关心。

落地浦东机场就是做核酸，进海关，取行李。然后，我的行李没出现。两个箱子，一个都没出现。

我的内心是崩溃的。

崩溃归崩溃吧，还是要去隔离。上一次我回来的时候有写过，上海隔离酒店分为本地分配和外省盲盒两种。本地的酒店按区分配，静安和徐汇之类的中心城区酒店虽然说不上多好，但也不会太差，所以很多人会随便弄一个地址以保证自己不会被盲盒扔到什么恶心的地方去。我在第二次隔离的时候用同事的地址住进了徐汇区的建国宾馆。但到了第三次隔离的时候，因为耍这个花招的人太多，分配隔离酒店的人开始要求大家提供房产证，所以我就又被扔去抽盲盒，抽到一个如家。这次我虽然依然没有房产证，但没拿到箱子，心情差到极点，想说再去抽盲盒我就要杀人了，就顺势打了一下没有箱子的可怜牌。别人问我要房产证的时候我就一通祥林嫂式爆炸输出，把静安区分配酒店的人吓了一大跳，为了安抚情绪激动的我，给分配了一个传说中能叫外卖能收快递的智选假日酒店。

但是，可能我回来得太是时候了吧，上海开始草木皆兵地“网格化”封城。酒店马上跟风改了政策，不能再收外卖和快递。入住那天是收快递最后的窗口，朋友给我塞进来一包洗漱用品和换洗衣物。她可怜每天吃盒饭的我，顺便放了点小零食，居然被酒店搜包给扔出去了。Like：零食上面有病毒吗。

箱子的后续是，打了无数的电话和苦苦等待四天之后，我的箱子终于被找到并且运到上海了。然而机场消毒杀菌居然要花整整两天。两天之后机场给我打电话，说本来今天要把箱子给你送过来，但是送箱子的大爷被隔离了，起码三天后才能自由活动。As if，诺大一个浦东机场只有一个送箱子的大爷。我拿着电话目瞪狗呆。跟行李处争吵了很久未果，最后灵机一动，花两百多块钱找了一个闪送去把箱子取了回来。

隔离的后续是，上海的隔离政策据说已经是全国最温和的，但仍然在层层加码。前两次隔离都是14天，上一次加了7天，但那7天其实我是可以自由活动的。这次的14+7都属于强制隔离的范畴，但中间还得换一次酒店，不知道是什么逻辑。隔离期间每三天都查一次核酸。

哦对了，上面我提到的所有涉及钱的地方都是自费。战狼国家的逻辑就是那么的随心所欲，也让人觉得非常绝望：疫情也许有朝一日终将结束，但这些荒谬和无稽会过去吗？

拆伙这件事情其实很像离婚。不管未来多么自由光明，此刻都是伤筋动骨。

飞先生和我一起工作的这十年，我们相处的时间几乎超过了彼此的生活伴侣。在这之前我们是同事、同学、朋友，一起工作、旅行，分享了人生中很多美好的回忆。

上个星期在葡萄牙，把家人交代的事处理完之后，我和Q、老白、格格巫一起去了里斯本。我惊奇地发现，里斯本不再是我印象中那个有点破败颓唐的二线城市了。如今的里斯本挤满了创业精英和他们带来的星巴克，变成了一个熙熙攘攘的都会。它让我想起了三年前重返特拉维夫雅法的海边，发现十多年前跟小布散步那片废弃的工厂，已经变成了热闹喧哗的海港创意园区…

上次去里斯本是2009年。毕业答辩后，飞先生和我跑到西班牙南部和葡萄牙猛玩了一番。里斯本是我们的最后一站，当时不知道撞了什么狗屎运，在城市最中心的光复广场上找到一家小旅馆，住进了一间虽然破烂，但能俯瞰整个广场的，阳台上开满了鲜花的顶楼小房间。在我的记忆（以及当时拍下的照片）中，光复广场大部分时候是乏人问津的，就像一个二线城市中心广场应该是的那个样子：尺度震撼，但没人拿它当回事。结果再去发现广场被游客们挤得水泄不通。而我们住过的那栋乱七八糟挂满旅馆、旅行社、打印店、樱桃酒馆招牌的小破楼，已经被修葺一新，油头粉面，大概变成了设计酒店。

当然如果一个人在文德斯拍《里斯本故事》那个时候来到里斯本，他大概也会觉得2009年的里斯本充满了毫无浪漫气息的喧哗。就像佩索阿借那个会计之口所说：在有些事情上，任何人都是虚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