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

去las vegas的飞机从midway机场出发。这个机场离我们住的hyde park（是的，跟伦敦那个同名）很近，比奥黑尔机场小。我吃完早饭，工作了一会儿（！），关上电脑，收拾好洗漱用品就出发了。

农历新年终于可以休假，跟丢帕约好了公路旅行。她查了很多攻略，做了一份90多页的行程pdf，令人叹为观止。

休假前几个星期工作非常忙，疲劳让我在踏上旅途时也变得伤感了起来。虽然在Vegas的机场就会见到丢帕，但坐在去机场的uber里，我竟然有了一些独自旅行的怅然。

上周我姐一个人在葡萄牙。行程来得突然，没时间给老公孩子办签证，她纠结了许久最后还是决定一个人出门。登上回程的飞机时我们在微信上聊天，我问她这趟开心吗，她加了一个感叹号回我开心极了。她一个人跑去吃好吃的，进行各种参观活动，在住的地方还用园丁修剪花园时扔掉的枝条插了两大瓶很美的花。我很佩服她。一个人旅行对我来说不是件容易的事，我很容易陷入一些伤春悲秋的情绪，也格外容易感受到孤独。好像快乐只能跟朋友和爱人一起体验，而美丽的景色若是没人分享也失去了颜色：说到底我也走过了很多地方，喜马拉雅和亚平宁的草甸又有什么不同呢？大峡谷的石头也不过就是石头。跟格格巫聊起来，他说你要是成天跟老公孩子生活在一起，终于能一个人出门走走，你也会很开心的。我听他这么说还有点迟疑：一个人旅行时那些忧郁和无聊是我非常深刻的感受，我不觉得换一种生活方式这些感受就会消失。格格巫想了一会儿认真地说，宝贝儿，你的生活就是一程漫长的一个人的旅途，所以到真的一个人旅行时，你平时因为充实的生活和繁忙的工作而忽略掉的不安和孤独，就会被放大到让你觉得难受的程度，这不是很正常吗？

我被他忽如其来的文艺腔惊呆，一时间竟然无言以对。

我又回到柏林了！今天来记一篇流水账。

2月陪妈过完年回到上海，跟一位“总角之交”吃了顿饭。我们一两岁的时候就曾被放在一个童车里，在童年和少年大部分时间里都是近邻。按小说的套路就算不成青梅竹马，我和他起码也得混成狐朋狗党，然而我们却没什么交集。小时候大概是吵架斗嘴过，后来同校不同班，关系变得生分而客气。记得高考之后有一天在公共汽车里遇到他，天气很热，我们聊了两句，他很客气地帮我买了票。为了这种中二少年装大人的做派，我心中暗暗觉得好笑，所以这么多年还依稀记得。再后来见到他就已经结婚生子，像我身边那些走上了人生正轨的朋友们一样，面对面站着却不知道说什么好。

我一边跟他吃饭（韩国烤肉，总角之交点的。他点了好多肉和内脏，我吃得非常开心），一边心不在焉地想，3月份就是我到德国20年的日子了，到时候一定要搞博客创作啊！那个时候我应该在芝加哥，可千万别忘了。

然后就忘了。

这次在芝加哥只呆了三个星期。虽然忘了出国20年纪念，但因为远程工作协调时间的原因还是进行了博客创作。为了给海德公园乏善可陈的日常生活增光添彩，我甚至还进行了一些观光活动，并认为自己要藉此进行更多博客创作，结果只是在笔记本里挖了更多的坑而已。

回国后进行了大型服美役活动，把眼袋割掉了。眼袋既乘黄鹤去，空余两个大泪沟。但我内心十分满意。我一直痛恨自己的眼袋，几欲除之而后快，有没有泪沟，会不会变美，我其实并没有多么在意。

四月中旬从上海飞到米兰去看家具展。米兰真是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每一个稍微有意思的展外面都排着几百米的长队，让人感概万千，不知道该怪tiktok还是该怪大瘟疫。可能还是怪自己吧，为什么要去凑这个热闹。展会和设计周上都没什么好看的东西，各大品牌还在炒上世纪初的陈年老饭，而上世纪初——我看八卦的时候了解到——Gilbert Rohde在1930年走进Herman Miller的展厅，跟他们说你们不要再翻版经典作品了，要创新！要拥抱当代！

设计周结束，离开米兰的廉航机票卖到了将近400欧。为了不当世纪大冤种，我死皮赖脸地跟着陪我辛苦看展的siran去普罗旺斯她家过了个周末。我在普罗旺斯每天10点睡觉，散长长的步，吃好吃的海鲜，回了一点血。

最后回到柏林。

在路上太久了，感觉自己血槽空到差点补不回来。我不在的漫长日子里，家里发了两次水灾，一株茂盛的植物也死掉了。这是上天给我的启示叭，以后不能再离开柏林这么久了。

格格巫春假期间，我火速跑到芝加哥晃了一圈又回国了。

芝加哥和上海之间直飞的航线还没恢复，我这次选择在三藩转机，来回二十多个小时，非常折腾。听票代大哥说这次是美国的航空公司拒绝增加航班，简直是神仙打架凡人遭殃。 欧洲的航线貌似倒在慢慢恢复，但中国的航班可以从俄罗斯上空飞，比欧洲各航司的航程更短，也引起了欧洲人的不满，听说因为这个原因也有航线被取消掉。一不小心订到国航南航票的我情何以堪，只能一边飞一边祈祷自己好人一生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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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跟中国的时差有14个小时，属于黑白颠倒的范畴，远程工作起来非常困难。以前飞先生还在的时候，作为朝前7小时时差，朝后也是7小时时差的中欧时区人，他还能起到一点桥梁作用，先跟上海开完会，下班之前再汇报给我。现在桥梁既然没了，我只能起早贪黑，净是在一些奇葩的时段工作。

回国之前请同事们配合我的时间，早一点到公司开日会讨论设计，免得我三更半夜还在客厅里对着电脑声嘶力竭地吼。说来无非就是10点半改成了9点45。但我还是觉得很不好意思，请大家民主地协调哪一组先开哪一组后开，后开的组当然可以晚点到公司，relax一点。然而我在美国呆了三周，前面十来天这种所谓的协调都完全没发生过：有一组的组长比较积极，所以直接每天第一个开始。这一组讨论设计的时间往往也比较长，所以其它组慢慢悠悠来了公司，刚好可以进会议室接上。结果好死不死，积极组的组长最近part time，中间有两天不上班。他事先安排好了自己组员的工作，不需要跟我开会，也没告诉其它组的人。等到我吃完晚饭万分痛苦地上线，发现会议室里没人。抱怨之后就有平时帮我负责管理上海办公室的同事跳出来安排，A组先，然后B组，C组最后。

我有点哭笑不得，上纲上线地说大家不懂得民主协商，这下所有人都不开心了。积极组的组长觉得自己天天最早上线还要挨骂，负责管理的同事觉得我容易吗天天帮你张罗最后还落不下好，默默靠边站的盆友们觉得自己任劳任怨 ，别人怎么安排就怎么服从最后还要被上纲上线。

我：…

不过上纲上线也不是全无用处，最后几天这种情况得到了改善。据说大家在没有我的群里进行了深入的民主沟通。再在每天下班之后把第二天的开会顺序在有我的群里进行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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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上海后，跟一个前同事通电话。该前同事在杭州开着一家自己的事务所，据说最近跟美国有一些业务往来。听说我在美国，该前同事说美国时差挺好的，跟中国工作起来比在德国方便。我缓缓打出三个问号。德国和中国有7个小时时差，调到夏令时后是6个小时，大家努力一下工作时间还能有一两个钟头的重叠，抓紧时间就能开个会把工作沟通清楚。但中国美国之间怎么协同工作？我问了半天，这位前同事也没有解释得很清楚，挂上电话我才想起来，他的意思好像并不是说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时差有多利于协同工作，而是一个活中国做完了美国做，美国做完了中国做，可以搞成国际三班倒。而且不管中国还是美国的打工人都可以随时拉起来开会，不用在乎他们是不是正在休息，不像欧洲人一下班就跟消失了一样，对血汗工厂非常不友好。

想清楚这一点，我陷入了深深的思索。这些人毫无心理障碍地支使自己的员工，事后提起连一丝丝的愧疚都没有，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到底是我有问题，还是他们有问题？我继续这样开公司，会倒闭吗？如果公司不倒闭，我自己会破产吗？

啊。

冬天的主题是过年，从圣诞开始一直到农历新年结束，这期间好像也没有什么心思工作，注意力都在礼物啊、吃喝啊、亲戚什么的上面，一直要到农历新年过去，才觉得再不工作怎么也说不过去了。毕竟，一年之计在于春嘛。

三年前的春节本来是要跟妈妈一起过，结果疫情来了，我怕国际航班停掉，匆匆买了机票回到德国。之后几年我顶着苛刻的隔离政策勇猛回国，但每次都在上海，很少出差，也没回家过年，今年终于补上。妈妈虽然不说，肯定是很高兴的，于是她一鼓作气，搞出一整桌年夜饭…两个人，十二道菜。就…令人非常无语。

如果发生在别人身上，我肯定也能善解人意地说出一堆冠冕堂皇的大道理；换做格格巫，虽然心中无名火起，但他肯定会努力压下去留着回柏林慢慢消化。然而我做不到。

这个事情也让我很难过。爱别离，求不得。我妈的求不得就是一大家子热热闹闹共享天伦之乐。天伦之乐里面所有的痛苦扭曲撕裂和压抑早都被她压下去消化掉了，但最后没有得到热热闹闹，当然令人痛心。

11月回国的时候跟一群人吃饭，席间不知怎么就扯到了社交媒体啊短视频什么的上面。大家开始兴致勃勃地介绍自己follow的up主。好几个人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一个住在北欧的四川女孩儿，说她嫁过去之后，开始一天一道不重样地给维京亲戚们介绍中华美食，还要请家里的七大姑八大姨来点评。姑娘把做饭吃饭的过程都拍成视频传到了网上，据说非常受欢迎，早已是抖音大V。我因为不看短视频，这个复述也不知道准不准确。总之设定就是极北苦寒之地的村儿里，亲戚们应该就是非常淳朴的北欧人民。因为文化差异，估计也不是每一道菜都能得到“中华美食名不虚传”一类的赞扬，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善意而有趣的“吃不下”“不敢吃”之类的评语。席间几位follow她的人，都提到在四五月上海封城的时候，每天就着政府发的萝卜土豆，看这位up主做菜吃饭看得津津有味。

我很好奇这样的视频有什么好看？况且在座的还有几位一看就是从来不做饭的人，职业也是各式各样，做生意的，搞投资的。他们难道不该看股市风云或者政论节目吗？就算是私下里喜欢，平时间这些人断然不会承认自己喜欢看吃饭做饭视频吧？于是就问了一下大家。当然答案也各有不同，最后说来说去，几个人都觉得最吸引人的，是一群亲戚热热闹闹三天两头聚在一起，而且还很有爱，起码短视频里从来没出现过什么不和谐的内容。“家庭还是最重要嘛！”有个人总结陈词一样地说。

不知道柏林的乡亲们会不会喜欢这样的视频，毕竟柏林城里挤满了天南地北某个小村儿里逃出来的怪人。回国前在party上认识了一个意大利建筑师，问他从哪里来，他说锡耶纳，我顿时星星眼说：awwwwwww！意大利人翻了一个巨大的白眼跟着阴阳怪气地说：ewwwwwww…我们碰杯哈哈大笑起来。意大利人去过纽约北京伦敦和柏林，据说永远不会考虑回锡耶纳生活。我想他应该不会喜欢这位四川up主。But，who knows.

2022年最后一天。早上醒了格格巫在床上焦虑症发作滋哇乱叫，到半下午又有朋友打电话来说“我抑郁症20年一直没跟你说现在病情加重了”……

所以2022年快点过去吧！阴霾退散！！！

闲着也是闲着，来讲两个跟出租车司机有关的小故事。

第一个是mimo酱讲的。我们一起吃饭，酒足饭饱之余聊到时事，我开始抱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她忽然说起来有一次晚上打车，上车之后发现座位上有一个便当，手一摸还是温热的，于是说哎呀，怕不是上一位乘客下车的时候把便当忘在车上了。司机听了，若有所思地说，哦，那个便当有可能是我的呢。

原来上一位乘客在路上跟司机聊天，听到司机说还没吃饭，就建议司机接完这单休息一会儿，顺便吃个饭。司机说最近世道不易，钱也难挣。刚好现在有活儿，那还是赶紧多跑几单。自己一个大男人，饿一会儿问题不大。那位乘客就说自己刚好有个便当，本来准备带回家吃，也还没有碰过，如果司机不嫌弃就顺便吃了吧。司机客气了两句，乘客下车的时候也没有注意，没想到还真的把便当盒留下了。

Mimo总结中心思想：世上还是好人多呀。

另外一个小故事是我自己的经历。回柏林之前去深圳出了趟差。我们在一个新建的商场里有三个项目，其中两个施工都接近尾声了，我顺道去看一下完成的情况。打车从机场出来，司机很健谈，我们就聊了起来。

司机听了我的目的地，说，啊，某某商场，很高级的啊，一个包就要十几万，跟我这个车差不多了。过了一会儿又说，我老婆最喜欢逛这个商场了。

我就问，那你陪你老婆逛商场吗？

他说，有时间一定陪啊，老婆喜欢的东西都会给她买的！

我问：十几万的包也买吗？

他说，那肯定是买不起，但是几百块钱的口红经常都买的，我老婆最喜欢了！

过了一会儿又找补说，前几年iphone6出来的时候，一个要卖5000多块钱！我老婆喜欢得不得了，我只有6000块钱，还不是眼睛都不眨就给她买了。接下来的一个月我们连肉都吃不起！

我说：哇！厉害！

他说，那可不。我们只好天天去丈母娘家吃饭，还不敢提买了iphone6的事，怕丈母娘骂我们。我努力工作，全部的钱都给我老婆！

我问：那你老婆做什么工作呢？

他说：咳，在家里带孩子！怎么能辛苦她呢。我在外面挣钱，她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我：…

这个故事的中心思想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大概是反对iphone和香奈儿定价过高罢。

又来发一个套娃blog。

前两天听听写了一篇blog叫做《斯坦因的挑夫》，讲她看到的一篇公众号文章叫做《斯坦因的帐篷》。帐篷的作者一边在回溯斯坦因是如何旅行、记录并进行考古工作的，一边顺便拉踩了一下…说来惭愧，我当时没怎么看懂，现在回去再看了一遍也不是特别明白，想来大概是如今的旅游者们吧。于是我回复听听说：

这个人也是有点矫情，为什么要拿我们可怜的打工人跟斯坦因比？我们配吗？我们顶多跟斯坦因的挑夫比一下罢了。当初给洋大人当八戒，现在可以自己出门glamping，难道不是活生生的进步吗？

虽然是开玩笑，但夏天的时候，我确实也在想关于旅游者和旅行者的问题。

夏天快要结束的时候，我拉着格格巫去了一趟摩洛哥。因为只有一个星期时间，所以我们只计划了一趟短途的沙漠游玩行程，其它大部分时间都呆在马拉喀什。

马拉喀什的十月是旅游旺季，气温已经不如盛夏时候的炽烈，但对从欧洲逃过来给夏天续命的游客来说还是够热的。将近三十度的日头下面，我和格格巫大部分的时候都瘫着：要么在酒店里瘫着，要么在餐厅里瘫着，要么在茶馆里瘫着，要么在去沙漠的越野车上瘫着，要么在骆驼背上瘫着，要么在帐篷里瘫着，简直是两个无聊游客的标准范本。

在瘫着的无所事事中，我开始有一搭没一搭地看罗新写的那本《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那本书里，罗新也讨论了一下旅游者和旅行者的区别。他认为两者的区别很容易从当地人对他们的态度上感受到：旅行者艰难跋涉，在路过一个陌生的地方时，往往会得到本地人最大的同情和善意。而旅游者裹挟着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天知道还有什么主义的种种邪恶满世界破坏环境扰乱秩序，被当作冤大头对待纯属罪有应得。我的朋友米夏也用自己的经历证实了这一点，几年前他跟两个哥们儿骑自行车横穿摩洛哥，回来的时候带给我一块肥皂和一个沙漠里捡到的羚羊角。在他的口中，摩洛哥人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人，善良、淳朴。他们热情地招待几位风尘仆仆的骑行者，免费给他们提供馕、橄榄和柠檬。就算要卖点什么给他们，也往往只收取极低的价格。反过来格格巫和我在摩洛哥就受到了完全不同的对待：酒店极贵、包车去沙漠极贵、沿路都有小孩儿和本地人围上来争先恐后地贩卖莫名其妙的旅游纪念品，最后无法拒绝小孩子的格格巫斥巨资买了一个石头磨的笨拙小象，送给了我。虽然都是全球化时代（这里是不是应该谨慎地加一个“晚期”？）消费社会中无可厚非的事情，但遭遇了这一切后还是难免感到“被异化成它者”那种丝丝的不爽。

然而我又有什么错呢？我工作努力，待人和善。辛劳之余，按捺不住对远方的渴望，于是收拾行李整装出发。不幸的是，日常工作已经吸走了我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在这宝贵的一个星期里，只能金钱换取一点点安逸。漫步在熙熙攘攘的巴扎中时，我也忍不住问自己：难道我现在看到的只是一个迪斯尼乐园而已？那些排山倒海的地毯、陶罐、围巾和肥皂，那些围着它们讨价还价的本地人和游客，难道只是为国际资本主义搭建的舞台背景而已？那些慷概地向米夏献出馕和清水的柏柏尔人固然真实地生活在大地上，难道一旦他们开始工作，在沙漠的帐篷篝火边为我们表演音乐的时候，就坍缩成了某种虚幻的“身份”？

我没有很想清楚这个问题。我只是很难不觉得，在这种对旅游者和旅行者带着某种批判意味的分类中，有一种大而化之并且傲慢的矫情。虽然，我自己也时不时无意识地分享着这种矫情。

技术狂听听还提到了笔记的问题。摩洛哥之行后，我也正好想说说这个事情。

以前的我是年轻、精力充沛、带着大砖头相机，并且热爱写旅行笔记的游客。现在的我是疲惫而懒惰的游客。我的blog里曾经有很多想到哪写到哪儿的游记随笔，有时候一趟旅途过去，我会把拍的照片写的笔记都整理出来；还有些时候因为各种原因笔记写了几句就戛然而止，我也会把未完待续几个字厚着脸皮放到网上去。但这个优良的习惯，居然在社交媒体泛滥，人们开始热衷于分享一切的时候，停止了。

幸好，这次在摩洛哥，我又找到了记录的乐趣。年初为了查询隔离酒店信息，我下了一个小红书。这次去摩洛哥因为计划得仓促，来不及仔细准备，所以也是在小红书上匆匆忙忙地查了一下酒店和包车一应信息。在路上的时候，有时候打开小红书看看存下来的地址和旅行资讯，就顺便发点照片，想到哪说到哪乱写几句。虽然中文媒体浑身上下都是敏感词非常讨厌，但仿佛又找回了当初用blog发旅行小随笔的心情，非常愉快。

我的摩洛哥游记，请点击：

雨季别再来

啊。夏天过去了。美好的夏天啊，总是那么短暂。（我也不是有意要双关，总之。）

这个夏天我给自己列了长长的to do list，总的来说完成得不错，最后剩下两件事没做完：申请护照和断舍离。申请护照比较复杂，如果变成德国人，回贵国就会变得麻烦。而一时半会儿又不能不回贵国，所以申请护照的事情就这么一拖再拖；断舍离比较重要的一个步骤是把整理出来的破烂放到ebay上。整理工作已经部分完成（日常用品整理得差不多了，厨房用品也整理了一小部分，衣物则几乎还没开始），我已经搜集了一个大纸箱弃之可惜留又无益的破烂，但在ebay上卖东西确实是一个大工程：需要给破烂们拍照，给它们加上一些描述文字放到网上并且干预拍卖的过程，最后如果真的有倒霉鬼上钩，还得把破烂们打包给人家寄出去。听说还需预先了解寄送的费用，不然说不定会搞成赔本买卖。一想到这个复杂的程序我就头大如斗，暗自把“断舍离”的deadline推到了明年。

在卡塞尔我也看到了一个跟破烂相关的作品：Return to Sender。这件作品来自非洲的艺术团体the nest collective，包括装置和影像资料。Return to Sender丰富了我关于破烂的知识，其中一些我自以为了解，但看完整个作品后，我发现自己对破烂这件事了解得还是太肤浅。快时尚产业在全球制造了大量破烂，我也贡献了自己的绵薄之力。日复一日地买买买，衣橱几十年来一直在爆炸的临界点上。以前我会定期把不穿的衣服整理出来，清洗之后带去红十字会的旧衣回收站扔。所谓的旧衣回收站就是一个集装箱，以前几乎每个街区都有。集装箱上面有个旋转抽屉，旧衣服放进去后转动抽屉，衣服就消失在集装箱里。这个旋转抽屉的目的据说是防止流浪汉偷衣服，然而这些回收站不就是为了流浪汉们设置的吗？他们需要衣服为什么不能直接拿呢？这事我一直没想明白。

return to sender的记录片里提到这类回收的衣服会经过整理，先挑出最好的卖给二手衣物商店，次等的分发给欧洲本土的慈善机构，几轮筛选之后最差的被成吨运到非洲。而非洲人竟然还得花钱来买这些破烂！有一阵某国政府在公民抗议之后决定不再接收这些欧美来的破烂了，结果居然被欧美用经济制裁来威胁，只好灰头土脸继续购入…the nest collective的艺术家认为这不仅伤害了非洲人民的尊严，也阻断了非洲本土成衣业发展的可能性。伤害尊严这件事我们在贵国的媒体上也时不时能听到，一旦涉及慈善捐助总有类似讨论。“灾区的人民难道就该穿你们的破烂吗？”批评大概是这样的论调。这种批评当然是出于尊重弱者的好意，放在非洲那个context里面也不难理解。但不能捐旧衣还是有点超出我的理解能力：我自己捐出去的衣服都预先清洗过，也并没有什么破损。虽然我的品味奇突，但远方未必就没有愿意欣赏之人。买新衣捐出这件事让我感到为难：那还不如捐钱让机构的人代买呢。

这两年柏林的旧衣回收站也越来越少了，不知道是不是在响应来自非洲大陆的批评，或许还有些其它什么原因。捐衣服变得越来越困难。不过这两年我消费的脚步渐渐停了下来。家里的衣柜早就爆满，旧衣既然没地方扔，新衣也不知该往哪里放，不如先省省钱。人到中年，穿衣以舒适自然为主，喜欢的衣服反复穿着直到破洞为止，更是压低了置装的频率。很多衣服因为不够舒适自然，已在柜子里闲置很久。夏天断舍离的时候，清理出来一大包内衣：丝袜、蕾丝花边内裤、胸罩：这些东西占据好大一片地方，但我应该永远也不会再穿它们了。

丝袜是一种极端女性化的单品，需要跟各种同样女性化的裙子、单鞋搭配服用。而我从小就不喜欢特别女性化的装束。siran曾给我提供过一种思路，用网袜或者丝袜搭配中性化的裤装和皮鞋，当然运动鞋也可。这个concept我很喜欢，符合我一贯以来追求的闷骚风格，但奈何丝袜过于娇贵，脚感也并不舒适，所以每次打开装袜子的五斗橱，我的手都口嫌体正直地伸向了棉袜。

蕾丝花边内裤…则是一个噩梦。大部分蕾丝花边内裤都相当不舒服，各种卡，各种勒，各种磨。虽然抱着“约会的时候应该能穿吧！”的心情买了很多，但几乎从没穿过。就连约会的时候也没穿过：因为性感的内裤并不符合我中性化的审美，不管是给对方留下一个“刻意取悦”或是“不做自己”的印象，都会给约会罩上一层阴影吧！格格巫看着我把五颜六色拉拉杂杂的内裤们团起来扔进大布袋，有点郁闷地说：你怎么从来没穿给我看过？

而胸罩！我得说，我拥有几十个花花绿绿的胸罩那都是中了SATC的毒！Carrie Bradshaw女士拥有形状完美的胸和各种高档胸罩，而且她都是用手洗的！我和姗姗曾经作伴常逛kadewe，而我们流连最多的地方之一，就是商场美丽精致的内衣部。那几年我为这些胸罩花了多少钱呐！可惜兴奋一阵之后它们就都在衣橱里积灰了：胸罩可真是太不舒服了，不管有没有钢圈都让人觉得喘不过气来。我也不介意激凸，90年代的女明星不都是这样干的吗？而且Bradshaw女士在SATC片头那条可爱的粉红色纱裙子下面，不也没有穿胸罩吗。

anyway，这一大包内衣不能送去旧衣回收站，等到阿姨来打扫卫生的时候，我就很不好意思地问她要不要。结果伊很高兴地接受了，她在菲律宾老家有很多孙女辈的小姑娘，阿姨想把这些内衣带给她们！想象着小姑娘们在遥远的太平洋岸边穿着这些蕾丝纱网绸子缎子，我觉得有点儿脑仁儿疼。这里面有些东西好像很不对劲，但我不知道是什么。在卡塞尔浓厚的艺术氛围中我又想起了她们，希望远方的她们能感受到用丝袜连接起来的祝福（at least)。

参加卡塞尔文献展的艺术家里有一对中国搭档，曹明浩和陈建军。我之前以为这两人是四川人，因为她们的作品里流露出一种非常四川文化圈的气质，后来发现人家只是旅居四川的北方人。她们带来了跟四川水系相关的一系列作品，其中一组叫做《水系避难所#3》。《水系避难所#3》被放置在卡塞尔风景如画的巴洛克园林中，正对着欧洲宫廷通过人为干预制造宜人小气候提高栽培技术的美丽橘园。装置的主题是一个黑黑的毛毡帐篷，仿佛在跟沉默的景观进行某种磕磕绊绊但倔强的对话。

《水系避难所#3》包含影像、出版物和研讨会。影像是其中比较主要的一个部分（大概吧，因为一直在帐篷里滚动播出），叫做《草、沙和全球环境机器》。这个小电影记录了若尔盖草原令人沮丧的沙化进程，展示了牧民们与自然徒劳无功的抗击，中间插入了一些来自艺术家的搞不清楚是不是认真严肃的评论。

然后我就发现：这个地方我去过的哇！

2005年我在UDK念本科二年级，读书的时候每年寒假我都会回国。那一年几个朋友提出要跟我一起回去“探索中国”，她们是飞先生夫夫、安、乌里以及我的前男友Ｊ。虽然有外国友人同行，但我对参观传统景点不感兴趣，飞机落地北京，草草看了一眼故宫长城，就马不停蹄地带着大家去了兰州。从兰州出发，我们开始了一趟从甘南经由川西一起回成都的旅程。在路上，因为风土景色跟想象中稻田蓑笠的中国差距越来越大，伙伴们惊恐地问我：你该不会是要把我们卖了吧？

路过藏传佛教各大寺院，亲手掰过牛粪生过火，还经历了迎接转世灵童的大场面之后，我们来到了漫无边际的若尔盖草原上。本来的计划是要欣赏若尔盖花海，但德国的寒假是三月间，还要等一两个月才是草原鲜花盛开的季节。吉普车把我们拉到一片焦黄的枯草中，举目四望，苍茫的草原上满是地洞，成千上万肥硕而不知是老鼠还是兔子的动物在洞中跳进跳出，热闹非凡。朋友们看到这样壮丽的“打地鼠”盛况都惊呆了，她们问我：你说的花在哪里？？都被这些肥老鼠吃了吗？？？

后来我们从牧民那里了解到，这些胖胖的生物叫做“鼠兔”。它们是若尔盖草原沙化的罪魁祸首。鼠兔们在草原上没有天敌（所以狐狸和狼都去哪儿了？可不可以从外地引进一些。），繁殖得如火如荼。它们的洞穴在土壤之下盘根错节，把草原上植被的根系都破坏掉了。

十七年过去，在万里之外的卡塞尔，忽然在一个艺术展上又看到那片满是地洞的焦黄的草原，肥硕的鼠兔们仍然不知疲倦地跳进跳出。沮丧的牧民们面无表情，还在徒劳无功地跟它们厮斗。真是。大脑宕机三秒钟。

讨论一个夏天之后，上周我终于去卡塞尔看了文献展。最后几天了，现在给大家安利还来得及吗？

今年文献展有两个很大的争议。一个是关于“反犹”，还有一个叫做“你们这也算艺术？”两个争议都跟这次文献展去中心化的策展形式有关：这次五年展的主策展团队是印度尼西亚“米仓”小组，这群人的核心理念是一种基于农业传统的资源共享式乌托邦，她们无意单独决定文献展的形态，而是邀请了很多发展中国家拥有类似理念和工作模式的团体一起策展，这些团体又邀约了自己熟悉的艺术家，带来了一些在西方语境中会引起争议的创作手法和符号。比如十几年前印尼政治抗议中的巨幅海报，在成千上万个形象中有一个戴党卫军帽子留犹太人发卷的猪，在媒体中掀起了轩然大波。这些团体不拘一格参与自身所处环境各种议题的形式，也被迷恋“本体论”艺术形式的评论人嗤之以鼻。

作为在德国生活了快20年的人，经过一轮又一轮mind fuck，我甚至都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反犹”这个话题。它事关德国人对自己充满耻感的无情鞭笞和复杂的政治博弈，比讨论一个深柜恐同者的行为模式还让人头疼，所以我在文献展上很愉快地主动放弃了这部分内容。而关于艺术的“本体论”或者什么是艺术甚至什么是好的艺术，在跟格格巫吵了这么多年架之后，我只能说，这次文献展上各种各样的作品和活动都为我们展示了global south一个又一个真实人类生活的片段，只要有耐心有时间，就能拿着详细的展览介绍手册，对着创作者们提供的文字和图像资料，仔仔细细地看一遍，甚至可以参与到她们的实践和讨论中去。对我这样心情平和的局外人来说，是一次“干货满满”的观展体验。至于那些内容是不是艺术甚至是不是好的艺术，根本不在我关心的范畴里。

到卡塞尔那天早上，我们去游客中心ruruHaus买票，拿上导览手册，还顺便听了一个“介绍”。ruruHaus每天早上都从参展的团体中邀请两个人给参观者kickoff。而我们去的那天，主持人谈话主要的内容就是告诉大家：“你们想知道我们的program吗？你们想按照我们的program进行参观吗？那你们大错特错了，这里是没有什么program的，整个文献展也没有什么program，program跟我们对展览的理解大相径庭，blablabla…”两个唐僧坐在满脸问号的观众间喋喋不休，语气中还饱含着对文献展开幕两个月以来各种现象的讥讽。一起去的s听得火冒三丈，而同样没做任何准备工作就跑来看展的我却很开心，要不是被还有长长参观计划的格格巫和s强行拉走，我恨不得整个上午就坐在那儿听她们闲扯淡+吐槽。

导览手册也有不同的选择，除了两厘米厚事无巨细详细介绍的唐僧本，还有语言简单老少咸宜外国人友好的八戒本。八戒本对每个展览的介绍都不超过两句话，而且没有使用任何超过初中二年级词库水平的晦涩词语。专业名词都配有周到的解释，比如坦克就是在战争地区使用的装了机枪可以移动的大铁盒子。（如此体贴的八戒本）感觉特别适合我。

朋友们几乎都赶在刚开展的时候就来过卡塞尔，参加了各种各样的活动和盛大的party。但我们临到快结束的时候去，更能领略到属于德国中部小城莫可名状的忧郁和神秘，从这个角度来说，卡塞尔几乎能得一个“罗伯特·穆齐尔奖”。而人们对无能主办方的愤怒在逐渐积累，从外到内溢出了边界，几乎变成艺术创作的一部分——比如那来自sobat-sobat的愤怒。Sobat-sobat在某种语言里（忘了是哪种）是朋友的意思。这次文献展的主题非常强调协作与教育，所以出现了一个角色叫做art mediators，她们负责跟公众的交流与沟通，出现在各种工作坊和展场中，被称为sobat-sobat。s带着小孩儿去主展厅的滑板区玩，就有穿着超短T恤涂着五颜六色指甲的sobat-sobat加入孩子们，跟孩子们一起玩耍，保证害羞和年纪小的小朋友都能抢到滑板。但很不幸，在正确得一塌糊涂的文献展中，sobat-sobat得到了非常不公正的对待，在文献展接近尾声的时候，她们发出了自己的声音：sobat-sobat们写了长长的传单，通过主馆里的riso大机器印出来到处分发，还在展馆里显眼的位置大声宣读。我们了解到她们超负荷工作，没有得到足够的报酬；而文献展低效的电脑系统、此起彼伏的疫情感染都加重了sobat-sobat们的负担。她们写道：

Over the past few months, we have voiced concerns about our working conditions, the high levels of stress and the devaluation of our role. We are aware that some of these criticisms are rooted more broadly within the structures of cultural work in Germany and beyond. However, we also believe that many aspects that could have been changed at documenta were simply not acted upon. Therefore, we feel the urgent need to openly address these issues again.

“啊！她们要成立工会吗？”格格巫兴奋地问道。我觉得，sobat-sobat们在身体力行地以这届文献展的精神搞艺术，简直像是一股清新的风，希望她们成功争取来更好的待遇。

最后是一个推荐：鉴于卡塞尔本地的食物非常糟糕，而大部分参展艺术团体提供的活动已经结束了，我推荐大家去hübner厂区改成的展场吃自助餐食堂。那个食堂其实是来自广州的艺术团体“菠萝核”搞的一个创作，室内是90年代港式茶餐厅的风格，不管是墙纸还是桌布都来自艺术家们的创作，细节丰富而有趣。食堂的大厨来自展场附近的中餐厅，出品德国风味的自助中餐，盛惠每人17欧元。大家可以一边吃一边观看菠萝核拍的无厘头小电影，观展体验非常愉快。

坐牢坐久了，牢房被分出了三六九等。第一等是野生动物园，动物们可以自由走动；第二等是普通动物园，动物们在小区走动，虽然但是，空间有限；第三等是宠物店，动物们只能居家隔离，出不了笼子；最可怜的当然是方舱养鸡场，网上到处流传着悲惨的照片，人们的尊严被无限折叠，最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某一天我们楼忽然喜提野生动物园。群里炸了锅，大家兴冲冲都要到露台上去抽烟，去健身房练肌肉，还要出门遛弯。我忍到中午饭后实在忍不住，跟同事们说了一声，也出门去走了一圈。阳光耀眼，空气清新。宽阔的街道上即没有人，也没有车。远东国际大都会就这么休克了，像一个白日梦。

沿着苏州河走了三个桥的距离，只见到零星几个人，大家都戴着口罩，行色匆匆。我没戴口罩，所以别人都离我远远的。

到了晚上，我想要走远一点，就约了楼里团购认识的两个妹子一起出门。她们下班早而且都不吃晚饭，两个人等了我好一阵。到7点大家一起出门，天已经全黑了。

我们沿着苏州河往外滩方向走。两个妹子戴着口罩，还坚持要让我也戴着。她们对行人非常小心，远远看到一个大巴都要尖叫着跑开，如果是快递员开着小电动车从身边掠过，她们更是害怕得要命，就像两头惊慌的小鹿。

我们楼离外滩大概三公里的样子，但要出静安区的边界，还要跨过虹口区，才能到达位于黄浦区的外滩，年轻点的那位姑娘一路担惊受怕，很快就走不动了。在外白渡桥上她哭丧着脸说要一个人回去，我和另外一个姑娘答应只会再往前一点，走到外滩看一眼然后大家一起骑共享单车回去。她不情不愿地同意了，“腿都在发抖！”她娇嗔着抱怨道。

外白渡桥打着红色的光，空荡荡的看上去甚是诡异。对面陆家嘴所有的高楼都亮着灯，跟平时一样五光十色，大鸣大放。但天空的颜色似乎很黑，比平时黑得多，似乎霓虹灯已经照不亮上海的夜空了。更诡异的是空无一人的外滩，安静到只能听见黄浦江水流的声音，偶尔才有一辆车飞驰而过，发出巨大的噪音。一个保安样的人走上来驱赶我们，他说我们不应该进到外滩拉着封锁线的区域里去：“这里关了一个阳性的人！”他虚张声势地说，“你们要是走到那边去立即就会红码！”我问他好好的人为什么要被关在外滩。但两个女孩子不停地拉了我走，我们飞也般逃离了保安的势力范围。

第二天下班后，我计划再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这一次我果断抛弃了同楼的女孩子们，约了一个家住徐汇区的朋友，就叫他安托万吧！我们计划骑车相会在徐汇和静安相交的巨鹿路158号。

晚饭后我下楼解锁了一辆小蓝车，骑着它去约会的地点。路上仍然是空无一人，八车道的马路就算是红灯也可以轻松地穿越，两侧的支路上常常能看到路障，有穿着白衣服的人守在旁边，不知道会不会守一整夜。从静安区往巨鹿路走，快到终点的时候会路过延安高架和南北高架交界的位置，那里有上海著名的九龙柱墩，就是都市传说中静安寺老和尚做法降龙的地方。平时这里总是大车小车从各个方向呼啸而来绝尘而去，但现在却安静得连一根针掉在地上也能听见。

巨鹿路158号，本来也是著名夜场，灯红酒绿的所在，现在只有一群野猫蹲在路边，看起来饥肠辘辘的样子。春天，猫们生了崽，小猫咪们乖乖地团成一个个小团子。我忽然想到，它们从生下来开始，身边的世界就是静谧而荒芜的，这会如何影响它们的猫生呢？

安托万之所以能出门，是因为他在当志愿者，能穿上代表通行证的蓝色防护褂子。我们一边聊天，一边从巨鹿路往徐汇走，走过了茂名南路，走过了淮海路，走过了瑞金路。每条路都空着，只剩下巨大的霓虹灯在闪烁，广告灯箱照亮了夜空。还有交通灯时不时地变个颜色，发出机械的电声，毫无感情地提醒人们红灯停，绿灯行。

安托万说起这段时间当志愿者的经历，首先是搞菜。他属于这个城市里嗅觉灵敏的那种人。“肇家浜路，”他给我举例，“就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挤满了老外和白领，高大上得要死，当然找不到吃的。但另外一半全是老小区，住满了外地人。我平时就去那边的菜市场买菜，封城的时候我再去，在犄角旮旯里找到了卖菜的人。”我觉得很诧异：“不是封城了吗？为什么这些人还在那里？”“他们有办法的，能吃苦，不会让自己被封起来。那些人就睡在小公园里，睡在车上，睡在桥洞子底下，然后白天就溜回市场去躲起来。管的人也知道睁一眼闭一眼，要给大家留条活路嘛！”安托万不只是跟这些菜贩子买菜，也帮着认识的外国人搞那些他们想吃的东西。据说有几个法国人拿着社区给的咸鸡和绿叶菜一筹莫展，在微信上跟安托万哭诉，安托万就帮他们联系上了闭店的进口食品小卖部老板娘，搞到了大堆快要过期的奶酪和黄油：“一分钱价格都不加！”听得我很是佩服。

走着走着，我们来到了复兴中路，一个小酒吧还亮着灯。玻璃窗上用记号笔写着酒和小菜的价格，这里卖西班牙的tapas，可以喝sangria。透过玻璃窗往里看，店里的人把桌子拼在一起，往上面铺了睡袋。我很久不沾酒了，但当时很想喝点儿，觉得有些情绪只能靠喝酒才排遣得开。于是我说，这家店有人，要不我们搞一点酒来喝。

吧台后面有一个留着胡子，看起来很难说是哪国人的男人。我敲了敲玻璃，做了一个喝酒的姿势。男人摇摇手，往胸前摆了一个十字，意思大概是说已经关门了。那好吧，安托万说，那我们就在门口坐一会儿呗。店面大玻璃橱窗下刚好留了够人坐着抽根烟喝杯酒的台面，复兴路上大概有一万个小酒吧都长成这副模样。刚刚坐下，男人出来了，说“不好意思，我女朋友说，要送酒给你们喝！”然后一个头发漂成淡金色的姑娘风风火火地跑了出来，手里拎了两瓶啤酒和一个开瓶器，很开心地大声说：“请进请进！送你们！待会儿还有可乐鸡翅下酒！”

我们想进店大概还是不太好的，就依然坐在窗台上。女主人拎着一瓶啤酒陪我们喝，这家小店是她开的，留胡子的男人来自尼泊尔。疫情开始后，两人天天憋在家里，就在我们误打误撞发现这家小店的前一天终于憋不住了，双双加入了志愿者的行列。当天她们开车去松江的仓库，装载上“保供物资”运往各个小区。因为出了门，所以不能再回原来住的地方，两个人就在店里睡桌板。一听我们感兴趣，两个人就开始倒豆子一样吐槽：政府如何不可理喻，如何什么都要管还什么都管得乱七八糟。尼泊尔人不会中文，只能跟在女朋友身后云里雾里地搬东西。姑娘本来是蓝天救援队的义工，又狠狠吐槽了一下外地来支援的蓝天救援队成员受到了如何奇葩的待遇。

喝完一瓶酒，我们还是被请进了店里。这家tapas吧有一个小小的露天后院，因为很久没有客人，桌椅上落满了灰尘。我们找了一个角落坐下继续喝，安托万和我又了解到这个姑娘还是一个导演，疫情开始之前本来要去德国深造。而尼泊尔男人则已经在上海生活了十多年，在静安那边有一家自己的店。他们俩才刚谈了三个月的恋爱，现在不得不住在一起，还当上了志愿者，感觉明明是拿了一个sex and the city的剧本，居然给演成了倾城之恋。

喝完两瓶酒，安托万站了起来。对我来说这种邂逅该当持续到下半夜，但既然安托万要走，我也和他一起跟流苏和柳原说了白白。回程的路更加安静了。快到住的地方，我在路边发现了一家医院，门口灯火通明，搭着测核酸的棚子,几个快递小哥守在棚子旁边。我停车下去问了一声，原来是24小时测核酸的站点。那个时候我还在计划要离开上海，发现这个地方让我很高兴，因为它意味着我不需要在去浦东机场的路上折腾着去私人医院走4小时拿结果的快速核酸通道。但很快我就发现，我的甲方并不希望我离开上海，他就像这个国家所有掌握权力的人一样，对运用权力这件事情没有任何节制感。And我的航班也被取消了。再过了一天，我们虽然还在野生动物园那个分区里，但政府决定对野生动物园进行升格处理，大家又被关进楼里，露台和健身房每天只开四个小时。我只好化悲痛为食量，愤而团了很多吃的，甚至自己也当了一回团长，带领全楼无聊的住客们把附近街区的一家wagas扫荡而空。

Why did I tell you I was going to shang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