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

在家附近的小学门口看到这悲伤的一幕。孩子们在学校门口点了蜡烛，献了花，留了一张字条：

给我们最好的数学老师，我们非常想念您。
可恶的新冠：我们失去了全世界最好的老师！

今天阿姨来家里做清洁，忽然提到了自己的男人。说明明已经分居很久了，现在居然又要回去照顾那个男的。

我们之前一直以为阿姨是德国穷白人去东南亚买来的新娘，之前我写过她一直得给菲律宾老家的人寄钱。她老家在海边，经常有点海啸地震什么的，家里死掉几个，阿姨还得大老远地跑回去帮着操持，一呆就是个把月，直接后果就是我家脏乱不堪。阿姨回来拿个鸡毛掸子上下翻飞，一边掸灰一边念：没了我你可怎么办哟。今天唠唠嗑才发现，阿姨男人不是什么穷白人，原来是个老挝来的，现在已经残废了，坐在轮椅上生活无法自理。她的孩子们说：你怎么不回去照顾爸爸，你不照顾爸爸，爸爸谁来照顾？

我听了很生气，我说阿姨啊，这是什么道理，爸爸没人照顾，他们自己不能照顾吗？你不能回去呀，你现在不是在老挝了呀，你也不在菲律宾。你的男人你愿意照顾就照顾一下，你不愿意照顾你不要理他呀！

阿姨说哎呀，我不敢呀，好麻烦呀，我的孩子们都说我不好，非要让我回去啊。

我又很生气，我说你那些孩子什么情况，他们是在德国长大的吗？他们现在在干嘛啊？

阿姨说，他们在东宣中心工作啊——东宣中心是柏林城外的小越南，几个大足球场的地，全是越南人在里面卖一些莫名奇妙的玩意儿，比如美甲器材和兰花什么的。当然还有俄罗斯人在那儿卖假表，门口几个越南超市能买到各种城里找不见的东南亚食材，还有几个米粉餐厅。我虽然贪吃，但我极其讨厌这种混乱而廉价的消费海洋，如果东宣中心位于某个热情似火的海边（就不管是太平洋还是地中海吧）也罢了，压在铁灰色的柏林苍穹下实在令人沮丧，所以我观光过一次就再没去过了。阿姨的儿子们既然在东宣中心工作，那也就不能指望他们支持自己的母亲，反抗自己的父亲。

阿姨说哎呀，我好好地一个人住在十字山，多开心。现在回去跟男人住在马仓（又破又穷的城郊结合部），要给他煮饭，我儿子还把我在十字山的公寓占了。

我说阿姨啊，你不要去啊。把你儿子赶出去。德国是法制国家啊，你不要怕，他们不敢把你怎么样的。

阿姨说哎呀，男人天天吃猪肘子、巧克力。不停地吃，吃完就看电视，家里三台电视，他走到哪儿就看到哪儿。

我说阿姨这样好吧，你给他再多加点猪肘子巧克力，说不定再吃几天他就哏儿屁了。

阿姨咯咯咯地笑，说你这是让我当谋杀犯吗？

我说阿姨啊你听说过有人因为给人吃猪肘子被控告成谋杀犯的吗？是你男人要吃猪肘子的呀，又不是你逼他。

阿姨说好了好了，我要回去了，还得赶着回去做饭。哎呀，一天做三顿啊，一大早起来做早饭，给他把中饭弄好，还要出门干活，晚上还得回去给他做晚饭。哎呀不说了不说了我走了。

然后阿姨就走了。

最后附赠一篇米粉故事作为今天的延伸阅读：

越南米粉的背后，是悲惨的冷战难民故事

在过去的两个月中,我和格格巫的好基友又双叒叕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吵。这期间很多次我都想要写blog把刚发生的争吵记录下来，但每每还没来得及打开电脑，吵架就再次升级。搞到现在我终于有时间进行博客创作，仔细想了老半天才想起来这场互骂的导火索是什么：著名作家，我们敬爱的JK罗琳阿姨两个月前的一条推特。

当时好像有人发了一篇文章标题叫做《在新冠肺炎期间支持那些来月经的人》（好像是这个名字吧，记不太清楚了）。罗琳女士贱嗖嗖地转贴说：唉，“来月经的人”好像有一个名字哎，叫啥来着？汝的？努的？姆的？这条轻浮的推文立即激怒了跨性别人群，觉得自己不被罗琳女士当女人看，吵将起来，正反双方阵营里都出了不少情绪激昂的革命斗士，一言不合就要cancel对方。以至于后来又引发了一场关于cancel culture（取缔文化）的讨论。

虽然熟读《哈利波特》，但我并不是罗琳女士的粉丝，平时交往的朋友里也没有跨性别人士，所以对讨论的前因后果都不甚了了。刚好某个晚上格格巫好基友的女朋友——在柏林医学院（就是德国钟南山所在的机构）做性别科学研究的姑娘）——要见网友，对方是南德小有名气的性别理论学者。为了避免见光死，她让我们多叫几个朋友壮胆，索性把面基搞成一个广义的爬梯。连我都捎上了自己的朋友，一个搞性别研究的小gay和他做比较文学理论的男友。既然是这么一大堆搞理论的人坐在一起，我想，是不是可以借机讨论一下罗琳阿姨推特事件呢，刚好基友的女朋友就坐在我对面，我就问了她一句，想知道她怎么看这件事。

没想到姑娘还没来得及说话，基友就跟打了鸡血一样跳将起来。他大声嘲笑罗琳的悖谬，翻出伊的推特展示给大家（除了我）看，大声嚷嚷这人就是一个“恐跨”的Terf（trans-exclusionary radical feminist排除跨性别人群的极端女权主义者）。我的小gay朋友和他男友纷纷附和，接连便是难懂的话，什么xenofeminism，什么posthumanist之类，饭桌上充满了快乐的空气。

我既不同意他们说的话，又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心中非常气恼。但毕竟是大型面基会，有一堆不认识不熟悉的外人在，要是又跟基友吵将起来，格格巫面子上一定过不去。所以懂事的我按捺下心中邪火，默默多吃了两碟牛肉。回家的路上，借着酒意我跟格格巫抱怨说：

Gay就是gay，他们既然是男人，就永远当不了女性的朋友。

格格巫表示？？？你咋忽然发表恐同言论呐？

我就气呼呼地把刚才饭桌上的讨论重复了一遍。格格巫摆出一副“哎哟，你干嘛跟他们较真”的嘴脸，并且重申：即使基友和小gay们的态度和讨论不合宜不正确，我也不应该就此得出一个恐同的结论，这不是一个理性的态度。我反驳说凭啥说我不理性，他们对自己作为既得利益者（男性）的身份不自知，还在那里夸夸其谈平权和身份政治，我这么评论一句又有什么过分的地方？！

两个灌了一肚子黄汤的人兴奋过度，就这么吵将起来，一直吵到天都麻麻亮，才筋疲力尽地倒头睡去。

这晚过去之后，格格巫与我又就罗琳的话题展开了几次讨论，其实我们的观点并没有太多不同，我也觉得罗琳作为保守儿童文学作家，伊的性别和政治光谱本来就狭窄得可疑。而且伊既然在公共场域发言，又对公众议题的背景和边界不了解，言论唐突引发众怒也算是活该。同时格格巫也承认，罗琳言论所折射出来的一些问题，比如女性在平权运动中的位置，这场网络骂战中涉及到的性别理论和身份认知问题，都很值得讨论。基友与小gay们的态度令人遗憾。但是，他坚持我的恐同言论跟基友和小gay们的态度半斤八两，除了宣泄一下情绪，对任何健康的讨论都毫无助益。

过了两三个星期，对格格巫与我的争吵毫不知情的基友盛情邀请我们共进晚餐，好死不死又选在大型面基会的那家tapas bar。我抱着只好再多吃几碟牛肉的心情去赴会，哪晓得基友和他的女朋友热情洋溢，一直在兴高采烈地表示他们对我的喜爱，弄得我颇有点不知如何是好。总之，晚餐开始的时候气氛十分融洽。大家随意聊一些日常琐事和文娱生活，像四朵娇艳的塑料姐妹花。

然后不知道咋地，基友把话题扯到了自己的性取向上面，因为他说话太也喜欢掉文，所以我没怎么听懂，只大致明白他不管是从意识形态还是行为规范的角度都认为自己应该是个gay，哪晓得天不从人愿，他年纪越大，越发现自己直苗苗就像村口的小杨树。这让他非常纠结，也颇有一点痛苦和挣扎。我虽然听得云里雾里吧（我活这么大，只听说过有人为了自己的同性恋身份挣扎，没想到反过来也可以是一个问题…）但不管怎么样，今夜的气氛如此和谐，而基友既然都说到性取向的问题，我觉得自己大概可以继续几个星期以前的话题了哇？毕竟格格巫也说，罗琳言论折射出来的问题“值得讨论”嘛。

于是我就潦草地赞美了一下基友的勇气（？），然后一个硬转，又提到了基友在上次面基会上拿出来示众的推文：

If sex isn’t real, there’s no same-sex attraction. If sex isn’t real, the lived reality of women globally is erased. I know and love trans people, but erasing the concept of sex removed the ability of many to meaningfully discuss their lives. It isn’t hate to speak the truth.

我问他，上次你觉得这话说得如此荒谬以至于需要拿出来供所有人取笑，我自己回去读了一下觉得还好，你能跟我解释一下你觉得这话哪里不对吗？

没想到，基友一听这个问题，爆炸了。

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两个多月，我当时没搞清楚，现在也记不起来，基友是如何炸掉的。我只知道，我看似天真的一个问题，不偏不倚地撞到了他的G点上，他愤怒地开始辱骂我和我所代表的罗琳以及罗琳背后站着的一大票恐跨人群。

老实说我开始是懵逼的，诚诚恳恳地解释我并没有要冒犯他的意思，也不是罗琳的粉丝，我只想就这个由头讨论一下性别话题。

“但你为啥要用这个由头呢？”基友怒喊着，不听我的辩解，一连串我不懂的词汇又喷射到空中。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堂堂四川妇女是好惹的吗？能由着你一个十字山的假共产党指着鼻子骂？他继续蹬鼻子上脸，我又是一个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一拍桌子跟他对骂了起来。

我们的声音越来越来响，虽然没有什么内容，但中间掺杂着基友的女朋友无力的劝架与格格巫沉重的叹息，想来音响效果甚是惊人。隔壁桌的人默默忍受了一会儿，实在按捺不住跟我们说：请你们小声一点。作为一个遵守公共秩序的好公民，我意识到自己在扰民赶紧识相地闭了嘴，结果基友骂上了头，转过身去又把邻桌的人骂了一顿。我被惊得嘴也合不拢，四川小城里威震四方的骂街大娘也知道冤有头债有主，邻桌大哥趁天气好出来喝口小酒，遇上基友何其无辜？格格巫后来给他辩护，说中产阶级这些拿腔作调的礼仪赶紧收起来罢，既要觉得十字山酷得滴滴淌，遇上我们十字山人民在街上快意恩仇又觉得情感上接受不了，那就是活该被骂。我心里想这是什么狗屁道理，十字山又不是你们白左买下来的，更何况你老人家不是中产阶级吗？我和基友声音每提高一度，你老人家的脸色就又灰败了八分，头都快埋到膝盖下面去了，跟邻桌大哥对拿腔作调的礼仪重视程度那也是半斤八两。

总之我们坐在夜风习习的果儿栗子公园旁边吵了大半个晚上，吵到餐厅打烊，我也没搞清楚这架到底是怎么吵起来的都吵了些啥。我自己赶鸭子上架地为罗琳女士辩护了一下，提到了我对身份政治运动操作形式的疑虑，也提到了女性和跨性别者虽然都在争取平权的前线并肩战斗，但是不是归根结底不同的人群有着不同的经历和不同的诉求，罗琳阿姨站在女性的角度说话，跨性别人群是不是有点overreact，结果越描越黑，我越说基友越生气越觉得我这个恐跨的毛病不治将恐深。至于基友说了啥我则完全没听懂。

最后我大概是被格格巫架走的。据说基友的女朋友也对他大光其火，在我走后接棒跟基友继续吵到了半夜三点。

第二天我上班的时候收到了基友发来道歉的信息。我也赶紧回复，但觉得自己没有什么需要道歉的地方，所以只说自己言语欠妥，引起误会，甚是遗憾，然后又塑料姐妹花地互发了很多大红心emoji…

但我之所以承认自己言语欠妥，是因为格格巫后来坚持说，基友原地爆炸的原因，来自于我提问题的方式欠妥：他正沉浸在对自身体验的反思与纠结之中，我完全没顾得上表达我的同情与理解，就硬梆梆地甩出一个上次已经被认为是有问题的话题，逼他发表意见，自然会让对方觉得我在挑衅。我觉得他这个说法莫名奇妙——基友既然在剖析自己的性取向，这算是抛出了一个话头，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大家都能感同身受的身份认知问题，自我本能和社会规训之间那些没完没了的拉锯战，不管是对女性、同志还是跨性别者来说都是共同的经历。所以他开启的话题，难道不是被我稳稳地接住了吗？格格巫解释的时候，我半信半疑地接受了他的说法，毕竟也许德国人跟中国人组织语言的逻辑很不一样，讨论问题的方式不一样，在我看来诚恳的问题，在基友的耳朵里就是大大咧咧的挑衅呢？我这样半信半疑了一个多月，在接下来的第三场吵架后，才将格格巫这个辩解正式上纲上线为gas lighting。

其实第二场吵架之后，爱好和平（恐惧一切争端）的格格巫就一直在祈求上苍别让我和基友再碰面。他说基友最近遭遇中年危机，精神状态不是很稳定，我又一而再再而三地挑衅，让他（格格巫）头疼不已。虽然我还是不太接受我友好的学术问题被误会成挑衅，但我承认对欧洲知识阶层微妙的礼仪规则不太搞得清楚，引发事故是可能的。这期间基友和我非常塑料姐妹花地再三隔空表达我们应该再聚再喝酒，但谁也没有主动跳出来约时间地点。结果有一天我下班后想给格格巫一个浪漫的惊喜，没提前通知就跑到他家，好死不死，发现格格巫和基友正排排坐在运河边的长凳上谈心。

就这样，我和基友在这个夏天第三次相会了。我们也绝不是浪费时间的人，寒暄了大概十来分钟，就短兵相接地再次吵了起来…

还是一样的话题，还是一样的混乱，我和基友的吵架，似乎从来都不能导向一个和平理智的结局，从我们的第一场架——关于airbnb和新自由主义的烂账——开始，我们就陷入了一个鸡同鸭讲的绝望泥沼。在第一场架中，我只想讨论市民举报这个行为是否合理合法，但基友却认为我在为airbnb和新自由主义辩护；在这个夏天一场一场的混战中，我想听听学术圈的盆友们如何用理论的框架诠释性别的涵义，既然身份政治已经是我们深陷其中的现实，我希望了解不同的性别符号在不同群体（女性、同性恋、跨性别者）的集体身份认知中扮演的不同角色是否能够自洽或相互印证，然而基友唠唠叨叨纠缠于罗琳和我是不是恐跨这种无聊的问题，令人怀疑我们是不是说着不同的语言——而语言，确实也在这场争吵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基友操着一种听上去令人头秃的学术德语，狂掉书袋的同时从句叠从句，中间夹杂大量40个字母起跳的组合词，听得我头晕目眩。我在攻击基友言之无物的同时，也同时指出他组织语言的方式令人发指，我的攻击引发了格格巫对基友的同情（共情？），为了缓和气氛，他做了一次无用（更准确地说是适得其反）的尝试，开玩笑地说我的语气像Valerie Solanas。

啊，Valerie Solanas是谁呢？Valerie Solanas是1968年刺杀Andy Warhol的女疯子。她指控Warhol在他的“工厂”对工作人员甚于资本家的无耻剥削，她最出名的作品是一篇要推翻政府，干掉资本主义并消灭男性的宣言。我对Valerie的愤怒感同身受，但她到底是歇斯底里的女疯子还是“阁楼上的疯女人”我却不得而知，因为我压根不知道Valerie Solanas是谁，我相信自己在什么地方看到过“刺杀安迪·沃霍”的八卦，但谁记得住欧美人那一长串一长串的名字？基友抓住这个把柄，开始指控我“对60年代已降对性别问题的讨论一无所知，既不知道Valerie Solanas是谁，也不了解Judith Butler关于社会建构性别的理论（他放屁），这样一个对context全然陌生的人，跑出来支持一个同样对context陌生的保守主义儿童文学作家，他简直不知道该从哪里批驳起。

基友这段既无礼又无耻的话彻底激怒了我，我连珠炮一样地高声骂了回去，我指责他听不懂人话，而这种听不懂人话的行为未必是因为智商太低，而是出于他西方中心主义的傲慢——这是针对他将我礼貌的问题认作挑衅，我曾经“大度“地承认如果真的要在自己身上找原因，那也是因为我说话的习惯和他们欧洲学术圈那种弯弯绕不太一样，他既没有能力解读我的语言，也没有能力理解并接受我说话习惯跟他们不一样的原因；西方中心主义之外，基友和格格巫还是两个将自己所有的那一点知识作为碾压他人的权力工具的恶霸（是的我把格格巫也扯了进来），我也好，保守主义儿童文学作家罗琳阿姨也好，我们从自身体验出发理解世界有什么不对？难道所有人都要在了解50年性别理论演化的基础上才能拥有对自身性别身份的话语权吗？

就在这个时候，邻桌的三位妇女也加入了战团，其中一位中年妇女以一句“你们也够了吧”开场，我们都以为是因为本桌吵架音量太高，像上次一样扰邻，基友的回骂已经到了嘴边，结果该女性马上亮明了自己的立场，她现在插话是来为我壮声势，因为她们在一边旁听这么久，实在受不了格格巫和基友两个大男人对我的霸凌。作为旁观者，她比我冷静得多有条理得多，将我们乱七八糟的吵架从头到尾捋了一遍，指出了两个男性玩弄知识权力是一种虚张声势，也控诉了他们一整晚跟我的争锋相对是多么没有道理。最后她转过头，严厉地看着我说，你也是时候该认识几个新朋友了。说完之后她就叫服务员买单，然后潇洒走掉了。

基友和格格巫听得呆若木鸡，在他们的“左派自由主义者”生涯中，想必很少有人将这些通常适用于极右人群的控诉加诸他们身上，这两个人陷入了“什么难道我最终活成了我最讨厌的人”的自我怀疑和“她们不对不对不对”的抵触情绪中，气氛像末日审判一样肃杀。我心里暗暗好笑，基友为了找补一下，悻悻地诋毁那三位妇女是“萨克森来的女拉拉”，我觉得这种没有品味的攻击已经是他最后的骄傲了，犯不上去戳破。比他还惨的是格格巫，在经历了我和萨克森女拉拉的双重上纲上线后整个人都不好了，面色青黑，一语不发，在接受控诉和不接受控诉之间痛苦地挣扎。他这个样子让我也觉得异常烦躁，一看时间又是凌晨，第二天还要上班，我就骑着车回自己家睡觉去了。

第二天换了格格巫打电话来道歉，我在电话中申明不想再听他为基友辩解了，基友中年危机也好，身份危机也好，说话方式与众不同也好，都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如果要说服我承认在这场争吵中也负有责任，那就是在gas lighting我，请格格巫自重。格格巫灰溜溜地同意了我的看法。

过了几天，基友继续不服气，鬼头鬼脑发来一篇Judith Butler的访谈：《朱迪斯·巴特勒谈文化战争、JK罗琳和“反智时代”的生活》。朱老师也不知道是在象牙塔里呆太久还是怎么着，最近说话做事甚是悖谬。上次签名支援Avital Ronell就是一个例子，这会儿又跑出来接受访谈，轻描淡写地把罗琳和她的支持者们贴了个标签：受迫害妄想症患者。这些人想入非非的恐惧配不上得到朱老师更多的关注，她更希望跟保有理智的女权主义者讨论性别的多样性和如何在网络时代抵抗反智的受迫害妄想症患者们。但在这个夏天漫长的争吵中，我越多了解相关的问题，就有越多的同情给到罗琳——虽然我也觉得她那套出名的儿童文学作品里那些保守的性别和种族观念颇有问题。罗琳的推特并没有质疑跨性别者存在的正当性，而是在抨击性别政治实施过程中出现的诸多实际问题。尽管她一再强调这一点，但很多批评的人依然把这两点混为一谈。朱老师并非没有能力理解这一点，但她认为，罗琳的批评无中生有，只是被恐惧驱使的偏见。这是真的吗？即使对厕所问题的批评略可笑，但罗琳在后来解释的公开信里提到的好几个问题我觉得确实值得探讨：年轻人在身份政治的裹挟中过于轻率地决定改换性别，但变性不是纹身，毕竟医学还没有发展到那个地步，可以让人今天变男明天变女。当然了，轻率的年轻人永远都会有，就算不是变性，他们也会想出其它的方式来折腾自己。但一个保守的罗琳女士表达自己对此的焦虑，也并没有什么值得指摘之处吧？更何况她还提到在自己的慈善工作中接触到大量的案例，是对自己女性身份感到不满的年轻女孩想要变性成男人，以逃脱男权社会加诸于己身的不公。她们的变性需求并不真的来源于自己的性别认知，那么，对变性行为给予支持就不是帮助她们的正确方式。

而说到性别的多样性，这一点也让我感到疑惑。朱老师所说的性别多样性，难道不是建立在性别存在这个事实基础上的吗？即使社会构建了性别，但它毕竟被构建了，是真实的存在。我们可以去批判它，但无法抹杀它的存在。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即使我非常希望父权制原地消失，但成为女性给我带来了很多快乐，这些快乐大过在父权制下生活带给我的痛苦。我喜欢自己细腻的皮肤和柔软的曲线，也不觉得性别差异完全是后天造就的。在成长过程中，我也曾一再思考那些超短裙、高跟鞋和睫毛膏对我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我觉得它们美吗？我觉得穿着高跟鞋涂着大红唇的自己美吗？如果我觉得自己美，这个美是真的美，还是我在以男性的眼光凝视自己，让父权社会畸形的审美影响了自己的判断？如果我经历了漫长的思考，认为舒服自然的自己就是最美，脱下高跟鞋素面朝天地走在大街上，对面忽然来了一个骄傲的跨性别姐妹，挺着气球大胸，穿着恨天高，假睫毛能当雨刮器，我该跟她一起庆祝她对这些符号的使用，还是说一句：wait a minute…我其实也不知道。或许不同的符号对不同的人群，因为其不同的经验，所代表的涵义就是不一样的。所以，如何承认多样性的存在，与之共生并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难道不应该是公共平台上的讨论应该导向的地方吗？

平心而论，朱老师的话每一句看上去都很正确。但我在这篇文章中看到的是象牙塔中人的傲慢。女权主义者和跨性别人群都要挑战父权制度，现在这种针锋相对是否也属于不同阵营在运动中寻求自己声音的一种必然？为什么对跨性别人群的言论和行为提出质疑的女性就一定是“恐跨”的？为什么要将她们的反思和疑虑定义为不负责任的想象和毫无来由的恐惧？她断言“持这种观点的女权主义者预设：人会被阴茎所定义，任何有阴茎的人为了进入女性更衣室都会自我认同为女性，并对里面的女性产生威胁。它假设阴茎是威胁，或任何有阴茎的人如果自我认同为女性，就会进行一种卑鄙的、欺骗性的和有害的伪装。”这…即使略有恐跨嫌疑的罗琳阿姨也不是这么说的呀，她明明说的是，在开放女厕所给跨性别人士的同时，增加了不怀好意的男性借此犯罪的可能性。不管这是不是罗琳阿姨异想天开（英国的厕所没有隔间吗？！），但毕竟她并没有表达“任何有阴茎的人如果自我认同为女性，就会进行一种卑鄙的、欺骗性的和有害的伪装”这层意思，朱老师自己写东西晦涩难懂，难道竟是因为有阅读障碍？比阅读障碍更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这种误读代表的那种“懒得去理解你们究竟为什么发出这种谬论”的傲慢:那些批评质疑，即使是想象和恐惧，难道不也暗示了某些被挤压的空间和未被感知难以言说的不公呢？

这让我想起前段时间看到迈克·桑德尔出了新书，名字叫做《美德的暴政》，但美德Merit是精英Meritocrat的词根，所以桑德尔是在向自己人开炮。我看了一下书评，桑德尔在书里这样说：“谦卑是此时此刻至关重要的公民美德，因为这是一种必要的解药，可以消除精英政治的傲慢，正是这种傲慢导致了我们的分裂。”

于是我就去Audible下单了一本，桑德尔自己当声优哦。

至于吵架的结局嘛…夏天过去了，天气变得令人沮丧，德国又开始咣咣闹肺炎，能够坐在街边高声扰民的好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基友去了希腊抓住阳光的尾巴，格格巫要回美国去经历大选，我则要回国搬砖。对朱老师的吐槽，我只是跟格格巫讲了一下，他并不完全赞同，还是邀请我跟他一起读书，而基友我则没有再回复他。

上周周末跟老母亲一起误入了CSD，也就是同性恋大游行现场。

要说误入其实也不完全是。我要去西边取一个东西，平时没有时间，觉得周末带着我妈一起去，可以骑车经过柏林那些最中心的地带：菩提树下大街、布兰登堡门、蒂尔加藤公园什么的，也算是周末小出游了。结果计划赶不上CSD，但我又是一个不喜欢调整计划的人，那就去西边取东西顺带观光CSD吧，算是临时加个项目。

带老母亲观光CSD对我来说并不是个什么好主意。倒不是觉得她会产生什么想法，她自然有很多想法，但经过多年来我满不在乎的强势输出，给她造成的印象是：“不喜欢吗？不喜欢你就忍着。西方世界你不喜欢的东西很多，那怎么样，人家照样过得比你好。”我可怜的妈妈是一位很能隐忍的中国妇女，所以CSD这样的场合对她来说就是一个光怪陆离的巨大马戏团，只要自己的女儿不是马戏团里的小丑，那她就“万人如海一身藏”，见怪不怪了。可如果我竟然公开搞同性恋，那就另当别论，当年她还很强势的时候，这样的忤逆起码是“断绝母女关系”级别的。这并不是我欣赏的态度。

周日，我们骑着自行车冲入人海里——老母亲没有我那么多心理活动，参观马戏团毕竟是很好玩儿的嘛，她还蛮兴奋的。从菩提树下大街往西走，到了接近布兰登堡门的地方，人就越来越多，七月十四号大街上人山人海，我们只能拐到蒂尔加藤公园里平行的小路上去，在人群里慢慢地穿行。我注意到很多人身上批的彩虹旗上还有大卫星的图案，有一点不解。大卫星跑到这儿来干什么？如果是要争取平权，那不是应该披彩虹版的俄罗斯国旗，或者世界上很多其它神奇国度的国旗，包括天朝也说得过去，然而大卫星？我这个疑惑，要到晚上才能解开。

我们继续在人群里艰难地穿行，胜利女神柱下是花车游行的终点，到那附近人越来越多，我们不得不下车推着走。人群里奇形怪状的兄弟们也越来越多，有一位穿着防晒服那种轻薄面料制成的一个随风飘舞的大鸡鸡，飘得太厉害，我妈没看出来是个啥，只觉得体型巨大不明觉厉，指着人家咯咯地笑了起来；还有一位大姐穿着到胸的连裤袜，胯下塞着一大团黑乎乎的毛，我妈骇异地问：这人男的女的？花车是各大机构与公司租用的，上面写着骄傲的标语和公司的宣传口号，博一波好感，再打一波广告。但花车布置没有什么出彩的地方，看得出来是宣传部门每年激情不再的固定节目，只有音乐还是震天价响，超重低音轰得地面都突突地颤，我可怜的老母亲一路捂着耳朵，露出受到惊吓的表情。

CSD花车漫游路线从裤裆大街开始，蜿蜒穿过西柏林传统的同志街区到达蒂尔加藤公园，最后在胜利女神柱下会师，终点是布兰登堡门的大party。然而很多年来，CSD有一个另外的阵地，在东边十字山区的O街，以拒绝花车，普街狂欢的形式出现。西边是传统阵营，在东西柏林上演双城记的年代，西柏林以动物园火车站为中心的商业区，当然是供堕落腐朽的资产阶级狂欢的修罗场，但现在东西德合并已经30年，西边住的仍然是堕落腐朽的资产阶级，波西米亚们定居东柏林已久，差不多也快变成堕落腐朽的资产阶级了（当然这不是我今天的重点）。他们与西边同志区的对立，有点儿像二代女权主义和当今Genderstudy们对峙的情形，展现出人民内部深刻的矛盾与分裂。东边儿的人看不起西边儿的商业化，那一个接一个的花车，就是边缘人群与权力中心以及商业资本媾和的标志，是“忘记了初心”。我把自己定义在“中间偏东”（此处应有讪笑声），西边儿的人怎么看东边儿我不太了解，根据有限的阅读经验和人际交往，大概是某种交织在“艳羡他们很酷”和“鄙视他们没钱”之间的复杂情绪。至于我自己，其实很多年前就停止掺和CSD了。去年CSD打出来的口号是“我的身体——我的身份——我的生活”，这个口号搅动了我对身份政治所有的不满情绪：生活如此暧昧含混错综复杂，如何通过几个片段来定义？在这个充满了偏见、矛盾和分裂的世界上，身份政治的践行者们并没有用他们的理论为弥合人与人之间的鸿沟带来很多正面的推动。

晚上去东边跟边缘人群喝酒。得知O街的狂欢两年前取消了。原来东边人群的内部再次产生了分裂。当然分裂的原因是罗生门一样的故事，但根据酒精浇灌出的八卦，矛盾虽然盘根错节根深蒂固，但分裂的导火线是人们对BDS的不同态度。BDS，当然不是BDSM的简称… Boycott, Divestment and Sanctions，是西方国家的某些人（包括很多犹太人本身）针对以色列人对巴勒斯坦的暴行发起的抵抗运动。至于这个运动跟同志平权运动有什么重合点，酒精也没能帮我把答案浇灌出来，只能猜测，推行BDS的人中受过高等教育的自由派人士（也就是中文互联网上声名甚隆的“白左”）比较多，而同样一拨人在同志及平权运动中的参与度也比较大。

这个运动在德国的位置是比较尴尬的。一方面，德国当然是“白左”的大本营；但另一方面，跟犹太人相关的任何话题，在德国都是男默女泪的地雷。今年五月，议会投票反对BDS，将其跟“反犹”画上了等号。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国家是为了避免位置尴尬所以简单粗暴地站队，善于内省的德国知识分子肩上背负了多么沉重的包袱，从我和格格巫恋爱以来为了我对犹太人事务的措辞不当吵了多少架就能看出。虽然到最后我们总是发现，我们看法和批判居然差不多是一致的，但“态度轻浮言语轻佻”还是我卸不下的枷。

BDS运动中激烈的正反双方在如何对待犹太人的问题上态度不可调和，所以竟导致了O街LGBT大狂欢的散场？！总之这是一个神展开。最后支持BDS的人们又跑到F屯，也就是另一个前·波希米亚大本营去捯饬了一个街区大联欢。我的朋友，对BDS颇有微词的DJ女同志V，表示自己为了参加CSD，不得不委屈地跟一群支持BDS的怪力乱神搅和在一起，心中大是憋屈。

我对她的憋屈感到既可以理解，又无法消化。生活在肥皂泡中的人们和他们轻飘飘的争端对于一个天天沉溺中文互联网的人来说又算什么呢？并不是我想消解争端的意义，而是我在很多无谓的争吵中，并没有看到真正的关怀甚至是，戳破肥皂泡了解真相的好奇心。当然，这也属于过度沉溺中文互联网的人应有的症状：对世界酸涩的苛责。

柏林CSD东西人心同向的终极狂欢，当然属于“宇宙夜店”Berghain里三天三夜的LGBT主题Party。我们本来靠走关系可以去参加，但终究人到中年，缺乏力气。给我断手（我去年在一场自行车车祸里伤了肩骨）做理疗的小哥居然在Berghain的存衣处工作，汇报说Party声势浩大人山人海，光周日一天他就入账小费无数。小哥长相俊美，来参加狂欢的老姐妹们一看他的脸就心花怒放，给小费的时候自然格外洒脱。

小凡这两年新发展出来的一项爱好是家族史研究，今天晚上吃饭，他跟我汇报了最近的研究成果。

小凡并没有出身于什么世家大族，好像就是奥地利山里面的普通人家。但以前的人很能生孩子，小凡的家族开枝散叶，乱七八糟的亲戚遍布全世界（有一个爷爷的表兄在澳大利亚帕斯开公共汽车）。小凡同学拿出了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历史学家的精神，满世界找寻这些莫名其妙的亲戚，索要他们的故事、通信、照片、影像资料，然后汇报给我们听。他好像并没有什么学术野心，也没有特别为自己的出身感到自豪，纯粹就是好奇心爆棚兼nerd小宇宙爆发。他的家族故事都即奇突又自然，就像我们脚下这片奇突又自然的热土。德语并不像中文有“姑表兄弟、妻舅姥爷”之类表达亲戚关系的精妙词汇，所以一个晚上下来，我脑子里塞满了一堆叔叔阿姨表兄表妹的荒诞故事。

比如小凡有一个亲戚是瑞士第一个因为艾滋病死去的人。

还有一个亲戚，参加了奥地利一个大型邪教自杀团体。

还有个姑奶奶一类的亲戚，经常跟死去的丈夫对话，并以此为创作主题出了两本书：《我男人还活着：那边儿来信》，《弗朗茨从那边儿发来的消息》（可以在亚马逊上购买）。

去年夏天回家的时候，小凡一个姨妈忽然想起来，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某一天，家中曾经来过一个拿摄像机的陌生人。他们问遍了所有的亲戚，了解到这个陌生人是爸爸家族里的远房亲戚，现在住在伦敦，已经九十多岁了。他们继而打听到这个人的联系方式，给他打了电话。果然这个人在五十年代到奥地利来做过客，还在他们家拍了很多录像。小凡飞到伦敦去，在老头家拿到一堆胶片，在柏林十字山一个vintage冲印店找到一台能冲印那种胶片的机器，最后得到了三个多小时的彩色录像。

他向我展示了其中的一小段：有他爷爷的爸爸，留着希特勒式小胡子的老头，前纳粹，在六十年代死掉了；爷爷的妈妈，长着一张南欧人严肃的脸，身材走样，腿上有严重的静脉曲张；小凡的奶奶，还是一个风姿绰约的中年女人；小凡的姑姑，现在已经六十多岁住进养老院了，但在录像里还是十来岁的小姑娘，长着小鹿一样又长又直的腿，穿着一条苹果绿的连衣裙蹦蹦跳跳；爷爷的几个兄弟都是红脸蛋的年轻人，坐在一起有说有笑，现在都已经去世了。在这段短短的录像上，人们围坐在院子里的桌前吃东西，孩子们在院子里嬉戏，还有一条黑白相间的狗。小凡说，那时候家里没有水，喝水要到山下去挑。山下看起来很远，院子后面的松树树冠间隐约能看到山下的湖泊——这个拿摄像机的远房亲戚颇有一点诗情画意，他拍了很多风景镜头。

我还看到一封1944年的情书，是一个小凡并不认识的人写给小凡奶奶的。字迹很规整，提到了曾经的负心和重修旧好的想法，并郑重向小凡的奶奶求婚。

文章开头那张照片是小凡家所在的村庄，村庄的背后是连绵不绝的阿尔卑斯山，右手边的山背后是意大利，左手边的山背后是斯洛文尼亚。这张照片不是小凡自己拍的。他去做家族历史调查的时候，在当地游客中心的宣传资料上看到这幅照片，就随手翻拍了下来。

最近工作很多，本来周末是要加班的，然而实在是懒散，动员工作也做得不好（飞先生连消息也不回）所以自己也比较懈怠，打了几个电话回了几个消息，其它时候都在睡觉上网看书做饭。

昨晚去了一个party，本来也没什么好说，不过那个party行了一个奇突的规矩，所有人都要去抽一张纸条，纸条里是一个人名。在整个party期间，大家都必须扮演抽到的这个人。我抽到了Beyoncé。

我这个人，用格格巫的话来说，对流行文化有一些巨大的知识盲点。Beyoncé我确实听说过，知道她很有名，但我的了解仅限于她是一名肤色健康的歌手，至于她唱过什么，有什么轶事，我一概不知。Party上遇到的人纷纷打听彼此的新身份是什么，在听说我是Beyoncé之后，大家都露出了“哦~nice~”眉毛上扬的媚眼表情，然后说出一串我听都没听说过的歌名，我则全程伴以蜜汁尬笑。

Party上认识了一个爱荷华州来的记者小哥，他自我介绍是Justin，并且评论说：这名字是一个代际试金石，90后都觉得我是Bieber，80后则会说我是Timberlake。我站在旁边默默地想，幸好你没来问我，要不我可能会说Trudeau。而且作为一个80后，我连Timberlake叫Timberlake也搞得不是很清楚，如果被人问道，我八成会说Justin Timberland…

在回家的路上，我想起荒以前讲尤老太的典故：八九岁的时候，尤老太去小朋友家里玩，观察了一阵别的小朋友玩游戏，得出一个结论：玩那些东西，啥意思都没有。她提议做“听写”，把小朋友们都吓坏了。联想到尤老太，并不是自鸣得意，往自己脸上贴金。我心中充满了巨大的悲凉，作为一个people person，我啥时候不知不觉地变成了一个怪咖？！

出国。我决定，出国是这些流行文化知识盲点的成因。我的孤寒是因为常年去国怀乡造成的。想当年在国内，我也是天天头上顶个随身听的骚年。然而作为一个表面是people person的深柜宅，忽然被空降到陌生的环境，我其实内心是感激的：不仅可以心安理得地当啥也不懂的外乡人，也不用再去追赶国内的潮流。长久以往，自然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流行文化，都于我何有哉？然而悲伤的是，我并没有将这种空前的自由，投入到对其它领域知识的不懈追求中。到现在其实不管是在哪方面，我都有着巨大的知识盲点。呜呼…哀哉！

上周周末天气寒冷，阴云密布，妖风大作，一会儿下雨，一会儿下雪，让人觉得人生昏暗，前途无望。我约了老Q去洗浴中心暖和暖和，振作起来。

我们去的洗浴中心在每个整点都会推出各种免费的香氛和护肤体验，比如下午两点的时候在某一个蒸汽浴室就推出了松枝冬青香氛蒸和尤加利身体磨砂膏的活动，闲着也是闲着，我和老Q说，不妨去看看吧。

进入浴室发现里面已经坐满了人！上下三层，白花花的，都是肉…我和老Q在最远的角落里找了一个最上层的空隙坐了下来。

一会儿扇风小哥进来，在大石头台子上浇了几瓢水，带着树枝香味的蒸汽“chua”地升起，随着小哥舞动毛巾，一阵阵热浪袭向围坐的大家，感觉还满舒服的。

香氛蒸的过程无须细表，两轮之后，老Q说不行了，如果继续留在桑拿间恐怕要昏古七。于是伊站起来穿过密密匝匝的人群，走了…我其实也有点儿想跟着她出去，但是觉得在雾气缭绕的肉林中爬上爬下难度有点大，深呼吸一口，觉得自己状态也还行，就说好吧，你先出去，我随后就来。

接下来就是一个人一个人发磨砂膏，大家开始往自己胳膊大腿上糊膏药，然后又开始第三轮香水蒸。这个时候，我感到自己心脏扑扑跳了起来，空气不太新鲜，我开始思考这个蒸汽房的新风系统是如何运转的问题。

思考这个问题的肯定不止我一个人。最后一轮香水刚蒸完，所有的人都站起来往外走，好像没人想要留着继续享受冬青和松枝清新的香味。我也跟着大家往外走，因为坐在最靠里的角落，我几乎排在队伍最末。一步一步随着人群往外挪的时候，我觉得有点儿头晕，就是那种蹲久了站起来大脑供血不足的晕法，那么我想这也OK，刚刚一直坐着，估计站起来的时候动作太猛…没想到越晕越厉害，大概以我鼻子位于德国人民肩线以下的身高，新鲜空气都被大家吸走了，眼看队伍的移动异常缓慢，忽然…

总之我再有知觉就已经赤条条地躺在地面上了，扇风小哥和另外一个洗浴中心工作的小姑娘一前一后焦虑地站在我身旁，我听到他们在说你抬身子我抬脚，下一刻，我就从凉凉的石头地板升起到了半空中。啊！我领悟到，我刚才昏古七了！

我从来没有昏古七过。即使在男同学们都纷纷昏古七的军训时代，我也没能得到这种特殊的体验。顶着40°的毒辣日头站军姿的时候，百无聊赖的我是多么希望自己能昏古七啊！如果一头栽倒，就可以被英俊的教官扶到阴凉的地方休息，在他怜惜的注视下弱柳扶风地喝下一管藿香正气水。然而，我连腿都不曾软过，在一个月没怎么正常吃东西的前提下，一直稳稳地站到了军训结束。

昏古七，是人生中一种全新的体验。这种体验，是关于把自己毫无保留地交出去，任命运宰割。虽然类似的情况每天夜里也要体验一次，然而睡眠毕竟是对意识的主动放弃，而且还会做梦。昏古七是突如其来且无法控制的，我醒来之后，发现自己右膝盖摔坏了；同时左髋骨上有一个巨大的血印子；经过老Q的观察，我的鼻梁也被撞得红肿了；左手的手腕上还有明显的淤青。由于伤痕在身体各处的分布过于随机，格格巫在仔细检查之后不解地问，你是躺在地上跳了个华尔兹吗？

我的昏古七让洗浴中心大为担心，为了免得客人恼羞成怒进行投诉，他们派了一个甜美的小姑娘陪伴我，无微不至地照顾我，送饮料给我，把我带到凉快的地方，把我带到温暖的地方，对我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询问和记录，把我弄得非常不好意思，只好不停地说：我已经好了已经好了，你快去忙你自己的吧…

老Q很遗憾自己提前离开，错过了这精彩的一幕。而这篇blog因为画面感非常强烈，所以我就不配图了。

终于又有了一个完全不用出门的周日：可以穿着软哒哒的家居服，泡一壶热茶，窝在沙发上写东西。窗外在下雪。

下雪天最适合宅在家里。因为有一个温暖而干燥的地方可以躲藏，不需要在潮湿寒冷的气候中奔波流浪，不由得心怀感激；而雪又是坏天气里最和平安详的一种，看到片片雪花从天空中慢慢飘落，就像曲调舒缓的小夜曲让人放松。前几天我们这儿下了暴雪，狂风吹得雪片垂直于地面高速旋转，就像世界末日就要到来，虽然暂时躲在室内，也有一种来日大难，口燥唇干的感觉。

可惜柏林的气候还是不够冷，这两年更是越来越暖，难得下一场好雪。跟漫天雪花对应的，本该是地面上覆盖的厚厚积雪。然而我们的雪下下来都化掉了，地面湿乎乎的，那深灰色的阴冷反光，更让人感到冬天的艰难。

闲扯两句。也是拖延症爆发的一种形式。最近的出游都需要写游记交给杂志，对我来说真是一种辛苦的活计。在出游变得如此简单的今天，游记这种文体居然还存在着，也是一种荒谬。

我本来觉得格格巫走后，我就能每天在家看书学习锻炼身体，把宅活动进行得高质量好品味。但是我又高估了自己，整个周末（甚至周一），我都摊在沙发上进行网络购物——在新年party上我曾经抓到过一只幸运饼干，上面写着：Ein Einkauf wird sich als vernünftige Investition erweisen你的一项消费将会被证明是理智的投资…所以我花了两天的时间来进行理智的投资…

在穿了好几个星期的羽绒服+heattech+ugg之后，我也觉得自己很邋遢了，所以准备把压箱底的毛线长裙子翻出来穿。然而在天寒地冻的漠河地区，毛线长裙子是必须搭配加长款大衣才能出门的！于是我打开淘宝，输入关键词：貂…

好吧并没有。

长款大衣是很困难的一种衣物。像我们这种几乎可以横着躺在双人床上的地磙子，长款大衣搞不好就像是直接杵在地面上一样。而且这种衣物完全anti自行车，所以只适合在地面积雪无法骑车的天气穿着。话说回来，下雪天当然需要穿得格外温暖，所以那些开敞的飘逸的长款大衣马上就被刷下去了，接着被淘汰的是看起来很高级的羊绒大衣，因为太薄了…

我在网上晃悠来晃悠去，实在很郁闷了，忍不住抓住美貌气质佳的朋友质问道：你说，你说，为什么这么冷的天，我们不干脆买一件长款的羽绒服？！

朋友表示跟你没什么好说，赶紧去买长款大衣吧！

我又补充道：话说我看见了一件红色的长款羽绒服…

朋友的愤怒穿过了层层电波和柏林的寒风在我耳边炸开：你如果买这种东西我就和你绝交！你想要干什么？要坐在芝加哥唐人街的街角和人搓麻将吗？！

……

总之每年冬天我都要以邋遢和与邋遢的斗争为主题写一篇blog。但是，我欣喜地看到，今年的blog中，我是战斗的一方！我并没有完全屈服在温暖衣物带来的安全感中！然而…尽管如此…我还是忍不住又买了一双长款的ugg…也许这就是我理智的投资…

siran上一趟来柏林的时候，我们一起去旧国家画廊看caspar david friedrich。（她还夹叙夹议地写了一篇很牛比的观后感）看完之后左右没事，我赖着不走，拉着无可奈何的siran同学继续欣赏浪漫与写实并存的德国绘画艺术作品。

蓝后，就看到两幅很有喜感的油画：

忘了是不是同一个人画的了。策展人把它们放到一起，第二幅画的标题是《在lustgarten》。Lustgarten就在博物馆岛上，正对着大教堂和老博物馆，离旧国家画廊也不远，大家都常常经过，但我和siran均表示对这个油光水滑的盆毫无印象。

这年头我们做设计，不管是大理石也好，花岗岩也好，甚至是水磨石，都希望施工的人在抛光的时候温柔一点，不要把石材表面打磨成三线城市酒店大堂那种光可鉴人的感觉。走入意大利那些古老的建筑，看到经由鞋底墩布漫长细致地打磨而生出了暗哑光泽的陈旧地板，往往啧啧连声：古人品味就是好！现如今这个时代啊，真是礼崩乐坏！染鹅，曾几何时，古人也很希望拥有苍蝇站上去也打滑的地板吖！只不过那时候，他们没有这个技术…所以当工业发展起来，大家终于能把一只花岗石盆打磨到县级精装酒店的标准时，柏林人民不是不骄傲的！艺术家专门用油画的形式把这个激动人心的场景记录下来(并且抑制不住创作的热情，在表达施工过程的图上加入了一些令人费解的镜面反射效果），保留到今天变成博物馆里的地方志，大家看了都暗暗问自己：这是什么鬼。

终于我有一天路过Lustgarten的时候想起来这一茬，专门看了一眼，发现这个盆居然真的在。经过岁月和战争的洗礼，它现在是这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