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b
28
2020
2

就像友博听听的月经贴是健身,我的月经贴就是女程序媛手记

老辈子讲古记终于“连载”完了。连篇累牍有点占地方,拾掇拾掇之后被我放到了这里:

玖姑婆的回忆录

这段时间因为“块垒”,时常在豆瓣上出言不逊,删帖有时,关小黑屋亦有时,我已经有了炸号的觉悟。但因为豆瓣上也乱七八糟垒过不少字,没了甚是可惜,所以之后也想慢慢转移过来。动起这个念头之后,才发现以前用html辛苦编写的静态网站已经很久没有打理过,甚至几次换电脑,这些文件居然都没有copy过来… 好一番翻箱倒柜,才在古老的水果笔记本里找到了旧文件。

然后又发现换到windows之后我就没有再装过dreamwaver了,于是又辛辛苦苦捯饬了一个dreamwaver,目瞪狗呆地发现,程序的界面跟以前也完全不一样了。

好在古老的水果笔记本插上电居然还能用,于是又吭哧吭哧一番对照折腾,这期间终于回忆起了写网站的一些简单操作。当然在实际操作中还是以复制粘贴原来的做法为主。虽然贵为女程序媛,我也不再拥有重新设计编写甚至修改的雄心壮志了…只求能在原来的格式里把新的内容怼上去。

ftp也坏掉了,还得央求大胡子一通修复… 伊末了还评论一句:这是十来年的老代码了,一直没升级… 逼得面对真相的我眼lui流下来。

Written by in: 无聊之事,有涯之生 |
Feb
07
2020
6

为了不忘却的纪念

昨天晚上有一个武汉的医生感染了新冠病毒去世了。这位去世的李文亮医生是最早在社交媒体上提醒人们病毒传播并受到言论审查机构规训的八人之一,他被称为“吹哨者”。消息传出来后,互联网上一片哀声。我下班后回家看到这条消息,再一页一页地翻看所有人愤怒的表达,觉得一团郁闷之气抵在胸口,无法呼吸。

想要写点什么但是不知从何说起,只好在社交网络上转发别人的愤怒和呼喊。在blog里发了一个标题,记录那一刻自己的感受,我希望自己不要忘记。

捏着手机坐在沙发上,忽然想起来前几天,alan转了一篇自媒体文章给我。那篇文章叫《我们一定会忘掉这些》,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我觉得这篇文章很成问题。大多数的人们并不是主动要忘记历史的。作者说来说去,都避开了房间里那头大象。真实的情况难道不是人们被大象踩在脚下,被迫闭嘴,被迫遗忘吗?为什么作者会责怪那些被踩在脚下的人?为什么作者不去责怪大象?

我把这个想法告诉阿兰,他给我发来了一段聊天记录,这是他私下里去找作者讨论,然后作者对他说的:

首先,我觉得这个不能用已经进入现代的国家来对比,而是用前现代国家和转型国家来对比。现代化国家的责任伦理,是靠大量监督来实现的,前现代国家没有这个渠道,所以责任是靠官僚体系内部机制实现。东亚国家在这一点上超过了大部分文明体系。福山也说,中国是国家体制最早熟的文明,其中很大程度上就催生了官僚体系的责任伦理。其实就拿现在大BOSS来说,他也面临责任伦理的压力,比如他对GDP之类的肯定忧心忡忡。你拿博卡萨、贝隆、蒙博托之类的人物去对比的话,就会发现他面临的责任压力要更大。但是中国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是集体化伦理的国家,自古以来就是。所以臣民的个体生命并不是很重要的,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秩序是被最优先考虑的,属于责任伦理的最大优先级。这一点和西方文明不同。
这种责任心,在转型期间我相信是有优势的。就像韩国,台湾搞起民主来,他们的效率是会高于拉美和印度的。大陆的问题更麻烦一些,尤其是中间插入了共产主义这一段,但是我相信,还是放在长时间段看,还是不同。东亚文明的官僚体系是独一无二的,造成的问题是独一无二的,但是他潜藏的能力也是有的。
不过最重要的一点,还是:要用转型国家或者前现代国家的标准来看它,而不是现代化国家的标准来衡量它。它现在没有能够突破那一点。如果它最终不去突破这一点,而选择了一种变异的路径,那对世界的威胁是很大的。

我看了这段话,觉得更可怕了。之前只以为作者习惯了自我阉割,不敢描述房间里的大象。但他的发言明明白白地显示,这个人不仅知道大象的存在,而且还认同大象的合理性与先进性。他文中的“我们”,其实是“他们”,那些被称为“韭菜”被割了一茬又一茬的人,他大概觉得这些人是自己犯下了过错,是索多玛的建造者,活该被烧成一片灰烬。我不知道什么样的愚蠢和短视,会让人产生这样的想法。

在沙发上手脚冰凉地坐了很久,给同一个时区的朋友发消息,我说我心情很差。她回复我说,不要忘记此刻的愤怒。我想起这篇文章,呆了一会儿回复说,我不会忘记的。

早上起来,昨天晚上在激愤中转发的内容被删除得一干二净。我的社交网络账号也被禁言了。把这件事告诉朋友,她问我有什么想说的,她可以帮我截屏发出去。然而除了混乱的愤怒,我并没有什么想说的,跟她聊了几句,就收拾好东西出门上班了。

走出院门,一个景象吸引了我的注意。相邻的一栋住宅楼前,一位年轻的姑娘正蹲在地上打扫楼前的铜地钉。我住的街区,在二战以前是犹太人聚居的地方。战争过去之后,人们整理了被屠杀的人的名单,把它们铭刻在铜质的地钉上,嵌入他们生前居住地门口的地面上。我们这条街上几乎每栋楼前都有好几个这样的地钉。那个女孩儿一手拿着干布,另一手拿着抛光剂,仔细地擦拭着一块刻满了字的地钉。我看着她,昨天晚上一直没流下来的眼泪夺眶而出。德国的政局这两年也是很多动荡,极右翼在很多地方政府都占据了相当多的席位,各种种族主义的言论甚嚣尘上。但在这里政府没有否认历史,它做了很多努力让自己的公民记住曾经发生了什么,它制定了法律保护人们可以自由地谈论曾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一切事情。所以,很多人没有忘记。

我是一个有点日常小迷信的人。这个女孩对我来说,就像密布的乌云中透下的一束光,在此刻出现在家门口的大街上,一定不是巧合。我忽然有了冲动要把这一刻记录下来。我不能忘记2020这个惨烈的新年,我希望它真的能成为一个“拐点”。

Written by in: 有涯之生 |
Jan
01
2020
2

回想与展望

2019年很快就过去了。时间流逝的速度之快,让我觉得不真实。然而回想上一个新年发生的种种,又觉得是很早以前的事了。人们对时间流逝的感知与他们的经历和得失有没有可循的规律呢?即使有,大概也属于玄学一种吧。今年不想立flag和做清单式的年终总结,只想梳理一下事件和情绪。

上午和搞社科的小哥哥一起去中国城吃茶,路上他问起我的工作,我说,工作有很大的问题,但不是生存问题,是发展问题。事后想起来,发展问题,应该同样也是生存问题吧。(?)

我和飞先生是十六七年的朋友了。他曾经常出现在这个blog中,但最近几年我较少提到他了。我们从朋友变成了事务所合伙人,在工作渐上正轨的同时,彼此的关系却日渐疏离。没有必要在公开的blog里陈述事实,但总之,相爱的人儿们不会平白无故地疏离,不能否认对飞先生,我有很多不满与愤懑。

曾经,对于世界加诸于我的所有烦恼,我习惯在混沌中默默忍受,也许会间歇性跟人嚎叫两声,或是到网络树洞中吐槽一番,之后不外乎继续灰头土脸“砥砺前行”。但好奇的人总是奢望理解这个世界,我也想要认识自己的烦恼。忽然有一天我发现,本来是作为消磨时间的“闲书”们,却可以提供各种理论框架,把所有的烦恼都框进去。那些比我睿智的人们就算没有给出解决方式,也从各个角度提供了认知和分析烦恼的途径。我的烦恼哪里是我的烦恼,它们是人类的烦恼。

So the world is not any more the one it used to be.

从理论中我得出一个结论,Women are the niggers of the world, I am the nigger of the office. 再加上那些我从来就无法感同身受的价值观,以前还能带着一种欣赏奇观的exoticism笑眯眯地旁观,被各种理论过滤一番之后只觉得索然无味,更加厌烦。这是我跟飞先生分歧的原因。理论给了我底气,也给了我一些行动的模板,同时让本来做事就横冲直撞的我更加理直气壮。冲突无法避免,分歧难以融合,争吵除了把每一件事情都变得愈加丑恶,并没有起到更多的作用。在某些不知所措的烦恼时刻,我怀疑精致的理论是不是像白雪皇后那个故事里镜子的碎片一样,落到人们的眼睛里,让他们眼中的世界从此变得冰冷而丑陋。

这是一个complicated和delicate的情况,我不知道如何面对它,也不知道在新的一年,它会变成什么样子。在可控制的范畴中,2020年,我想改进自己与人交流的方式。

我是一个奇突而生硬的人。夏天的一个生日宴会上我遇到U,一位Xenofeminist(外来的女权主义者?)。我大概在吐槽飞先生养育后代给我带来的困扰吧,聊着聊着就聊到生孩子这件事上来。啊,她说,资本主义社会巨大的生活压力夺走了人们生育的意愿。我正在做一个研究,探讨为什么前民主德国的人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反倒乐于生产。

这有什么奇怪的。我说,前民主德国的人在计划经济制度中失去了主体性。国家分配工作,包办每个人的生活。通过追求事业实现自我价值只是极小一部分人才能享受的奢侈,其他的人当然就结婚生子,把热情倾注在建设小家庭上了。

U生硬地说,你说得很对。然后我们的谈话就结束了。

格格巫说,你不能这样跟人讲话。这会截断一切继续讨论的可能性。跟你说话的人要不就意识到自己是个蠢货,要不就因为如此浅显易懂的道理你居然在那里洋洋得意地宣讲而认为你是一个蠢货,反正不管哪种方式,这个对话都进行不下去。他说,更好的方式是问问题。比如:interesting!那么你们探讨出来为什么了吗?在对方的回答中,你迟早能搞清楚到底谁才是蠢货。

也许他是对的吧。不管是不是对的,这个方式或许都可以帮我变成一个更柔软的人,把某些我也许并不愿意结束的对话进行下去。所以,新的一年我希望自己能习得这个技能。

加油!

Written by in: 有涯之生 |
Dec
26
2019
8

Happy Holidays

昨天是24号,格格巫的基友A请我们去吃饭。我们抱着好几个礼物(本来不是为圣诞准备的,一周前A帮了我一个虽小但重要的忙,为了表示感谢,我在机场给他和孩子们买了一点小礼物)到了他家,想要很俗气地放在圣诞树下,结果发现他家根本没有圣诞树,只好找了一盆绿植,把礼物塞在花盆下面。

酒足饭饱之后,A的老婆莎乐美拿出一把九头烛台,点燃三枝蜡烛,带着孩子们开始唱希伯来文的颂歌。然后,为了体现这类节日在当代社会存在的价值,两个小屁孩各自得到一个小礼物。我们也趁着这个机会,把我们带来的礼物分给A,莎乐美和孩子们。

回到家里,格格巫打趣说,莎乐美最近两年忽然重新意识到自己是个犹太人了。其实他们一家子并没有什么宗教信仰。A在加州长大,爸爸是黑人,妈妈是白人。莎乐美是来自纽约的犹太姑娘,不过她们家应该早就已经世俗化了。莎乐美几年以前忽然觉得,一到十二月底就总是圣诞圣诞圣诞,孩子们既然有犹太血统,那也应该了解了解犹太节日。所以把压箱底的烛台、希伯来颂歌本子什么的一股脑翻了出来,开始在家里过起了光明节。

以前我看人抨击“政治正确”,有一个常被拿出来讲的点就是所谓的“happy holidays”,圣诞节这么普天同庆的日子居然不能铺天盖地地互相问候圣诞快乐,而是要改成畏畏缩缩的“节日快乐“,别提多别扭!那时候我还觉得这些人挺有道理,毕竟,我生活在——出于某种历史原因——犹太人数量极其稀少的国家,光明节这样的东西我只在书上看到过,到底是什么时候要干什么我一无所知。设身处地地想一下,过春节要是有人不让我说“恭喜发财”而改口“祝您幸福”,那我说不定也很生气。但这几年因为结交了几个犹太朋友,忽然发现基督教徒过圣诞节的时候,人家犹太人也是要过节的嘛,这样一来我就理解那个“happy holiday”了,凭啥铺天盖地都是“圣诞快乐”呀?我要是犹太人,我也不乐意。

我之前也跟一些抨击政治正确的朋友有过一些讨论。他们在这种时候会说,你们要happy你们的holiday你们一边儿happy去,干嘛要按着我们的头,逼我们一起happy呢?改变让人感到舒适的习俗确实会引起那些懒于思考改变原因的人的反感,然而当“政治”作为一个方法论出现,要扭转一个数量巨大的群体的集体习惯时,我不知道有什么更加理性温和四平八稳的可能性,不管怎么说,即使这种可能性存在,也应该是在无数的偏移和纠正中被摸索出来的吧。

Merry Christmas本身就不是通过什么理性温和四平八稳的方式成为西方世界一个传统项目的。稍微研究一下日历,会发现基督教几乎所有重要节日都跟一些其它民族和教派的某种节日重叠。在基督教扩张的历史中,为了抢夺信徒,教会把自己的节日跟其它教派节日设置在一起,让那些改宗到基督教的人没有机会通过参加异教的庆祝仪式改变信仰,这个过程一定不那么令人愉快。其令人不愉快的程度可能远远超过在购物中心或学校礼堂砍掉几棵圣诞树。当然人类的历史本来就是打来杀去的一本烂账,倒也不是在说基督教什么坏话。我只是感慨有时候人们对“矫枉过正”的反感甚至远远大于对错误本身的厌恶,不知是因为这些人心里其实赞同那些被“政治正确”批评的对象;还是说他们从理性上知道政治正确并没有什么错,但感性上却无法共情,理性与感性的撕裂造成隐秘的羞耻感和语言行为上对“政治正确”各种各样的看不顺眼,就像那些恐同的深柜一样。

我前几天因为“政治正确”的事情在网上吐槽,后来又跟朋友有一番争论。这一番争论让我再一次深深地感受到,我们每个人对事物的观点,都如此深刻地被我们的教育、成长背景和生活环境所影响。有时候相似的出发点,却可能导出截然不同的结论。各种认知的鸿沟让我们越来越像生活在一个又一个孤岛上,无法彼此获取温暖。怎么办呢?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对我自己来说,(哒哒哒新年感言开始了)还是要多读书,多思考,多说话,跟愿意讨论的朋友讨论问题,就算彼此持着不同的观点,只要心平气和,也能够有所收获。希望自己能够更经常地打破成见、跳出舒适区去想问题。

最后有一个感想:朋友的小孩长得都好可爱啊。但真的是两个小魔鬼。整个晚上所有的人都围着他俩转,大人们几乎没法正常交谈。几个钟头之后我头昏脑胀,又无聊又烦躁,简直想要一头撞死。所以那些心甘情愿繁殖后代的人到底怎么想的?!

Written by in: 有涯之生 |
Dec
24
2019
2

圣诞故事之外公外婆的婚姻生活

跟格格巫唠嗑儿,本来在说他讨厌圣诞节这档子事儿,忽然就扯到了他的长辈上去了。听完故事我立即想来blog里八一八,要是格格巫知道了肯定很火大吧,但是嘻嘻,谁让他不懂中文呢。

格格巫的外公是个纳粹。据说格格巫小时候有一次跑到屋顶储藏室里玩,翻出了外公的党章。他不知道那是什么,拿下来问外公,外公就很不好意思。当着小孩子和家人的面,只好说,这是纳粹的党章,但我当年是不得已才入党的。小格格巫问:外公那你在纳粹党里面干什么呢?外公就说,我干的是文职工作啊。那时候我被派到东德,负责把那些没有人住的房子分给需要房子的人。小格格巫又问:为什么好好的房子没有人住呢?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格格巫的外婆是个医生。外婆家两姐妹都是独立执业的医生,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外婆的妹妹嫁给了一个“耙耳朵”,在家里大权独揽,30年代末瞧不上国内的气氛,举家移民去瑞典了。外婆自己则选了一位高大英俊的律师,从此这辈子就被他吃定了。

作为一个野心勃勃的律师,外公职业道路上一个必然的坎就是“入党”,如果不入,那么上升的渠道就封死了。于是外公就只好变成了一个纳粹。但很奇怪的是,战后他们一家进了俄国的战俘营,反倒是外公只身一人逃了出来,腿儿着回到了一片狼藉的拜仁州。

这里有一个很耐人寻味的细节。按理说带着两个孩子留在俄国战俘营的外婆一定凄惨到毙,然而据外婆说,被俘的那几年是她人生中的高光时刻!她每天开着翻斗摩头车,把两个小孩子塞在车斗里到处给人看病。不管是俄国军官还是德国战俘都超级尊敬她,外婆每天忙得要死,老公什么的抛到了九霄云外。

反过来,回到巴伐利亚的外公则陷入了抑郁,出于对外婆的思念,他开始每天为她写日记。但是身为极其擅长压抑自己情感的传统男性,外公的日记里读不出任何思念的痕迹。格格巫说,老头哼哼唧唧地写道:我失去了工作,觉得自己是个毫无用武之地的人,只能困在屋子里,浑身力量无处发泄。接下来他又写道:我站在窗前,长久凝视窗外废墟上那些捡拾砖瓦的女人… 年轻的格格巫愤怒地想:你凝视个屁啊!浑身力量,干嘛不去帮着捡一捡?!所以这本日记他读了两页就读不下去了…

后来战俘营解散,外婆带着孩子们回到家乡,跟外公白头到老。格格巫一直认为他们颇为恩爱,证据之一是老两口每年都会一起开着房车出去度假,这个习惯从未间断。但在外公死后,外婆连老头的葬礼都拒绝参加。而且她再也不愿意出门了,“房车旅行,”她说,“是我人生中最可怕的事件。”格格巫表示同意,他的外公外婆属于那个每到夏天会长时间地出门度假疗养的阶层,但战后大家一贫如洗,住不起丽池酒店,只好开着一个小房车,带着一顶小帐篷和一个折叠橡皮艇出发。每到一个目的地,外公会先把小帐篷架起来,然后戴上自己的船长小帽,两个人驾着橡皮艇去游湖…这种辛劳的旅行方式给小格格巫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以至于去年我们去希腊度假的时候,我拿出自己在淘宝上精心选购的吹气沙发想要炫耀一番时,格格巫PTSD发作,摇动双臂尖叫着跑出屋去,很久都不愿意再进来。

在我看来,格格巫的外公还是一个PUA高手。外婆作为一个高收入的职业女性,嫁给他后被一番洗脑,接受了自己“不善理财”这个“事实”,诊所收入全部上交,自己只能从外公那里得到一点可怜巴巴的零花钱,连买衣服都不够。外公去世后,她立即从上门传销的骗子那里花一万马克买了一张冒牌波斯地毯。当年的一万马克啊!怕不要值现当今的十万欧元!家里人都被雷得外焦里嫩,纷纷提醒她有可能受骗上当,但是外婆很得意地说:我知道!老娘就是想胡乱花花钱!

Written by in: 有涯之生 |
Nov
03
2019
10

多余人的星期天

前几天清理Kindle内存,发现几本何伟老师的旧书,且都是英文版。头脑一发热,就想安利给工作室的年轻人。

新来的年轻人M,是热爱马拉松,坚持素食主义的精瘦都市女郎。因为她表现出了对中国文化的热爱,而且在天朝建筑重镇比如TJ、QH都呆过,所以是我重点安利对象。结果一番热情介绍后,对方礼貌回答: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虽然我平时不看书,但这几本书听上去都非常有意思,谢谢你给我!

平时不看书!!我听到这句话,脑子里嗡了一下。这句话以平平淡淡才是真的口吻娓娓道来,可以说是于无声处听惊雷了。

几天以后她又焦了我一雷。当时我们在做一个矫情的时装品牌展陈设计,甲方扯掰了一堆复古啊未来啊精致废土赛博朋克啊有得没得的,M在处理的时候有点找不着北,我就说,有一个电影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话没说完M插嘴道:啊!Sorry!我平时不看电影,所以我应该是不知道的,不过您请讲,我回头去找来看看!

我:???

我心中的波澜久久未能平复。一个建筑师又不读书又不看电影,这还怎么当建筑师?一个人平时又不读书又不看电影,做人应该也很没有味道吧?!但平静下来之后想了想,也许我对建筑师和人的要求都太高了。全世界的建筑系每年为市场输送成千上万的毕业生,这些人里面不看书不看电影的比例应该不低,然而他们都有美好的明天。而天下熙熙,天下攘攘,像我这样爱看闷片儿的书呆子应该才是少数吧?

晚上捧着清理好的Kindle看以赛亚·柏林《浪漫主义的根源》,他讲到了维特的意义。他说,维特死得无足轻重。他生于一个无法给他用武之地的社会。在以赛亚·柏林的眼中,维特是一个多余人。他说:维特之所以多余是因为他的道德优于他人,却没有机会挑战市侩、奴隶、傀儡们形成的可怕的势力,以此证明自己的优越。我觉得这个解释很有说服力。我曾经问过很多人《少年维特的烦恼》如何能让年轻的歌德暴得大名——少年人纠结的心事、无望的爱情以及如柏林所说的,无足轻重的死并不能解释为什么这本薄薄的小册子能成为经典——日耳曼文学的研究者们告诉我要把这本书放在当时的语境中来看,这种解释并不能说服我。少年维特并不是一个历史标本,柏林更清楚地指出了那些忧伤而激烈的十四行诗们真正打动人的地方,那是一个“多余之人”无处发泄的痛苦。这种痛苦超越了年龄、时代、性别,指向了每一个对自己的多余有所感触的人。

跟格格巫聊天聊到这上面,我感慨这辈子真的要感谢科技进步,感谢互联网。如果没有网络,我就是十八线城市的一个怪胎,就是王彩玲,就是莉拉·切鲁罗;可能早就得了抑郁症,或者把身边所有的人搞得鸡飞狗跳;又或者在日复一日的痛苦中生出厚实的茧皮,切断书和电影提供的那些虚幻却又真实,能带来快乐却让人痛苦的通道,开始养生养颜养孩子,脚踏实地地生活。说真的,我不知道哪一种可能性更加让人感到恐惧。

Written by in: 有涯之生 |
Sep
06
2019
7

飞先生生孩子

今天我要来讲一讲飞先生生孩子的事情。

超级无敌家庭男飞先生有朝一日要养孩子,这个地球人都知道。但这次的生孩子事件,仍然可以称得上猝不及防。

我跟飞先生之间那些“老夫老妻”型的恩恩怨怨先放在一边不说,六月我从芝加哥回来,有一天我们开了一个长会讨论工作,会后他忽然留下来半是羞涩半是为难地说:“嗯有一个事情我必须告知你,就是我们准备要一个孩子。现在已经在申请中了。”

看到我猛地瞪圆双眼,他赶紧补充:“但是你不要着急!不要着急。领养程序要好几个月,之后的等待时间起码也有两三年,这两三年足够我们调整工作安排,做好该做的准备了。”

那么我听到他这样说,也不好跟他多做纠缠。之后飞先生就在工作之余热络地参与到领养申请程序中去了。具体要干些什么我也没兴趣打听,飞先生自己没忍住讲了一些,我了解到他们需要上一系列关于如何为人父母的课。这个课对想要领养孩子的人来说是必修课,如果在课上的表现得不到认可,是不能获得领养资格的。我认为这种课程应该被普及到全人类——有助于进一步加速人类的灭绝。飞先生曾经兴致勃勃地跟我描述上课的情形,同学好像有五对等待领养资格的人,两对异性恋,两对男同志,一对女同志。据说,老师曾经饶有兴趣地问那对女同志:你们为什么不试着找精子自己生呢?其中一位很虎地回答:“老师不瞒您说,我们太肥了。”

飞先生他们申请领养德国本国小孩。我听到的时候觉得颇奇特:德国这种第一世界国家还有被遗弃的小孩?为什么不去国外领养?飞先生告诉我领养外国小孩手续繁杂,而且要付出很多金钱,反倒是领养本土小孩来得便宜又便捷,真是出人意料。

不难想象,飞先生夫夫一定是领养机构那些大叔大妈心中的宝贝。就这么说吧,当他告诉我不要着急,一般来说领养的等待期都长达两三年的时候,我也是相信的。大家都这么说,还有人等了五六七八年也没等到。然而,飞先生夫夫领养申请的程序还没走完,机构的大妈就又是欣喜又是神秘地告诉他们:有个孩子在等着他们啦!但是请保密哦!现在还不到板上钉钉的地步哦!老实说,我惊呆了。

那个孩子还在他娘的肚皮里头就被抛弃了。后来我了解到,这位妇女之前已经三次产子,第一次是在她高中的时候。因为高中生妈妈自己也是未成年人,所以孩子一出生就被未成年人保护局带走了。后来的三个孩子属于两个不同的男人,现在这个孩子和他哥(或者姐)拥有同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父亲。这男的平时还好,但只要家里因为任何原因关系紧张的时候他就一走了之,是个靠不住的混账。也因为这个原因,孩子的生母得知自己再次怀孕后就决定自己无力抚养第三个小孩,提前签署了抛弃声明。

还好,飞先生提到,虽然决定抛弃小孩,但这位妇女仍不失为一位负责任的女性。她很注意孕期健康,没有进行抽烟喝酒吸毒之类丧失理性的活动。飞先生甚至提到这位女性当初在学校里虽然因为怀孕辍学,但成绩居然不错,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打听出来的。

这种故事听了让人非常唏嘘。飞先生他们因为搬到波茨坦的原因,领养是在布兰登堡州进行的。布兰登堡州属于前东德地区,我刚到德国的时候,就在该州一个叫“哈文河上的布兰登堡市”的小城住了三个月。那时候每天我都坐一个多小时的火车到柏林来学德语。因为语言不通而且跟当地没有发生什么实际联系,我对布兰登堡人的印象非常扁平:他们穿着土气,但人很善良。我曾经用菜刀在拇指的关节上拉出了一个很深的口子,但因为医保还没办下来,不敢去看医生,每天都露着白花花的骨头走来走去。是一位爱管闲事的大哥看不下去把我揪到诊所里,医生免费给我上药包扎,还赠送一大堆消炎药和各种在当时我眼中很高级的防水创可贴和胶布。总之就是这样一个地方,现在极右势力在州议会里的席位达到了20%。我们去波茨坦玩儿的时候,朋友会说,你看我们身边走着的人,每五个里就有一个纳粹。

在这样的地方,会有一位这样的妇女,好像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不过好在小孩子落在飞先生夫夫的家里,也算是飞来横福——让人想起那些在天朝被丢弃的女婴,让美国人欢天喜地地领了去,最后念哈佛进500强,走上人生巅峰之类的奇情故事。

这位小朋友好像也知道了自己的好运气,等不及要来到世界上,他妈提前预产期五天进了产房,飞先生魂都没了,立即跟老公连夜搬进医院待产,因为早产儿要进保温箱,他们就在医院吃住了三天,每天接受护士小姐的培训,虔诚地进入了奶爸养成计划。

我是在约翰两周大的时候见到他的。顺便说一下,约翰这个名字是飞先生他们取的,据说是个很美好的名字。但我对洋人名字没有语感,我唯一认识的约翰,就是跟飞先生共同的前同事,一个老是把衬衫扣子开到露出胸毛,喜欢搭讪亚洲女生的老猥琐男。所以飞先生在告知小孩名字的时候,不得不打起精神再次接受我双眼猛瞪的厌恶表情。

我见到约翰的时候,他表现得娴静而与世无争。除了吃奶换尿布的时候小哭了两场,全程都在呼呼大睡。小兽医熟练地洗奶瓶泡奶粉喂奶换尿布擦屁屁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得到我家老母亲又爱又羡的由衷赞叹。虽然,他们也不无遗憾地提到因为没有乳房这个装置,小约翰总是欲求不满,常常哼哼唧唧。但我想小约翰一定会很快忘记生命中这种短暂的遗憾。而我也开始思考,是不是两个男人或是两个女人才是养育小孩的更优组合:我很难想象常规男女生育组合中能够达到这种可操作的完全均衡,毕竟女性的身体负担了更多生育相关的天然职责,也给了男人太多溜号的借口。

约翰满月之后的某一个晚上,我出门跟格格巫的朋友们喝酒,不免谈到了合伙人喜得贵子的事情。格格巫基友的女友心有戚戚地说,现在正在做这方面的课题:作为一个搞性别研究的白左女知识分子,她的课题当然涉及对性别权力结构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她提到了人们在当代社会因为巨大的生活和工作的压力失去了延续后代的欲望,然而,她认为,在某些社会主义社会,比如几十年前的民主主义德国,因为国家提供足够的津贴,人们不担心失去工作,完全没有生育的压力。听到这里我狐疑地插了一句嘴:难道不是因为在光荣的民主主义德国,人们没有选择工作的自由,也没有可见的上升通道,所以闲着也是闲着,没事儿就快快乐乐生孩子吗?基友的女友无fuck说,选择不再跟我继续讨论她的课题。

我非常希望社会继续进步,终于有一天所有的小孩儿都是实验室里造出来,社会机构养出来的。如果有人像飞先生夫夫一样热衷繁殖后代,那么一定要先经过严格的考核,然后在小孩成年之前都受到有关机构的紧密监管。

Written by in: 有涯之生,柏林柏林 |
May
21
2019
2

灵魂质问三连击

每次长途旅行回来,我第一时间联系的人总是保洁阿姨。但这次我很晴天霹雳地得知,阿姨要7月份才能再来我家做事。

而且原因也很惊吓。保洁阿姨是菲律宾人,她说因为地震,她家亲戚死两人伤八人,所以得赶紧回菲律宾善后…我查了一下新闻,发现近期菲律宾的地震死亡人数是16人…阿姨…真的不幸。

没办法,表达了深切的同情之后,我只好拨打了前任保洁阿姨的电话。前任阿姨是一个信天主教的东欧人,叫做Anna。她曾经因为不满我把按摩棒放在枕头边,自费给我的按摩棒配了个盒子。是不是很像SATC里面的情节?后来因为她实在太八卦,老是过问我的私事,所以我忍无可忍换了个菲律宾阿姨,世界从此清净了…

打通电话后,Anna热情洋溢地寒暄了一阵,问我:你还和那个那个谁一起工作吗?

啊飞利浦啊,是啊我们还是一起工作。

哦哈哈哈哈。生意好不好啊?

还行还行。

啊哈哈哈哈,你现在住哪里啊?

我还是住以前那个地方啊,没有搬家。

哎哟哎哟,飞利浦都买房子了,搬到城外去了,你怎么不买房子啊?

我这里住着挺好的呀,我挺喜欢的。

唉呀呀,你也应该买一个房子啊!你跟谁住啊?

我自己住啊。

哎哟,你怎么不交男朋友啊?!

我有男朋友。

哦哦哦!有就好,有就好!原来是没有住在一起啊,那为什么不住在一起呢?

说到这里我已经想挂电话了,然而一想到如果挂上电话我可能就得自己打扫一个多月的卫生,赶紧压着火气把话题转移到保洁上面去。

这个人跟老家的亲戚真的很像!

Written by in: 有涯之生,柏林柏林 |
May
13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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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庆祝回到柏林进行一次博客创作

终于回到柏林了!虽然周五又要飞…

在电话上跟格格巫感叹,说回家真好,一切都是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来,还是家里最放松。格格巫抗议道:我家也是按照你想要的方式来的!我只好赶紧安慰他说:柏林的家按照我想要的方式来的程度跟芝加哥按照我想要的方式来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在芝加哥我虽然也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来,却是在格格巫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建立的基础之上,所以还是有微妙的差别。不过,我话锋一转(为自己的机智点赞…),bonus是芝加哥有格格巫在,这一点胜过柏林百倍!

格格巫勉强接受的同时仍表示了不满。我觉得他主要还是不满我坚持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来…

哎。谈恋爱也是很累的…

哦既然都说到格格巫了,前段时间还有个小事儿我一直想要记下来。在芝加哥的时候,有一天和格格巫以及他的中国访问学者一起去散步。我问访问学者现在在听什么课。访问学者说,正在听Martha Nussbaum关于性别理论的课。我先是对访问学者一个中国直男去听性别理论课这件事表示了赞赏。接着说,你看,性别理论课,男教授是不要上的。都是女教授上。他们男教授都教伦理啊教逻辑啊教一些很炫酷很主流的东西。差点加一句,然而黑人教授就要教种族理论。为了避免格格巫觉得我太provocative,硬生生地把这句话咽了回去。

格格巫果然说,那你说怎么办。如果现在连性别理论课都是男教授上,肯定又要有人说,妈的,他一个男的居然跑去教性别理论。想显摆自己什么都懂吗?本来女学者的职位就不多,这些男的居然连这点机会都不留给人家。在每一个领域,都要显示自己懂得最多。

我想想,他说的也是。

唯一的机会,就是这个系上全部教授都是女的。只有教性别理论那个是男人。我觉得只有出现这样的情况,我才会觉得满意。

Written by in: 有涯之生 |
Mar
10
2019
2

周末梦回老家

前几天一个远房阿姨跑到网上来找我。

要说我这个阿姨,怎么讲。90年代在深圳发家,然后买了大概二十几件貂吧。因为小姐妹们的钱都来得太快太多,不买貂无法承受内心的重压。我好奇地问,你们那个貂什么时候穿呢?她说那可不?!只能找一个冷气最足的大包房,通常是某人家豪宅的地下室,然后大家聚在一起喝酒咯。

这次她找我是因为想要买艺术品。在微信上扔了两幅画给我,让我帮她看看艺术家到底出名不,这两幅画值不值价,用她的原话来说就是“怕几十万买了张墙纸而已”。

我一看那个画吧,觉得甚难评论。就去找我懂艺术的朋友siran,她一看之下怪叫一声:

妈呀太丑了

又问,

这玩意儿几十万?

又说,

卧槽还不如买墙纸。

虽然措辞不甚文雅,倒也说出了我的心声。平心而论,“太丑”倒也不至于。打开宜家家居官网,点击“装饰品”一项,可以看到很多类似风格的图片。这些图片挂满了千万家庭的墙面,也不能用“丑”来形容。但怎么说呢,宜家的装饰画两百来块钱人民币就能买一张,我们对作品身价六位数的艺术家应该有更高的期待。

siran沉痛地说:好伤心,那么多好艺术家卖不出去,这种东西还能骗到钱。确实,好艺术家卖不出去是个惨剧,但要说这种三流艺术家在骗钱我又觉得,也未必都是如此。

我阿姨住在黑森林地区的农村里。众所周知,黑森林是德国经济重镇,弹丸之地挤满了质朴而富裕的中小企业主。这种富裕的质朴非常有德国特色:中产阶级家庭里目之能及的一切,都式样保守陈旧却做工精良价格不菲。因为品味实在平庸,不能像乔张作致的英国上中产那样用他们磨亮的麂皮和脱线的毛呢形成一种风格,他们始终只是黑森林的乡巴佬。然而,他们在小村子里互通有无,相互攀比,场所除了自家的客厅和餐桌,往往就是村镇中心的几家商店:一家面向中老年人群,模特都带着巨型珍珠项链的服装店;一家有了米其林评级,主厨已经开始跃跃欲试地尝试fusion但偶尔还是会把菜做得过咸的高级餐厅;一家固守风靡世界100年的现代主义,既不向前看也不往后看的高档家具店;又或者,一家经营了60年的画廊。

这样的一家画廊里,也总有几个签约艺术家。他们大多常居本地,跟附近村镇的藏家互相认识,在地方上得到了广泛的认可。水平不论,但热情洋溢地搞了一辈子艺术。我觉得,不能诛心。这些艺术家生活优渥,没有必要到柏林或者伦敦那些刀光剑影的大画廊跟人拼命。而且这种小天地里的“内向型经营”,未必不能成气候——那当然是乡亲们的福利了。

前一阵子kfc问我干嘛不在德国修点乡村建筑,我长叹一声。乡建不是你想搞,想搞就能搞。因为时世艰难,我们这一届同学毕业之后自己创业的并不多。几种形态,一只手就数得过来:有人挂在大公司的名下以合作的名义没完没了地做竞赛,如果中标,老板没时间又有良心,可以让你的小公司把标接下来自己做;有人自己强撑,为了维生给人画效果图或者做平面设计;还有人像我们,跑到中国去捞世界;最天人合一岁月静好的,是回老家给四邻八舍做改造或者修新房。(哦对了,还有一个富二代家里是造飞机的,所以毕业后就跑到泰国潜水冲浪顺便给超级富豪朋友们设计度假屋了哈哈哈)

“回老家事务所”在我们这几届有两家。一家回了瑞士的村里,另一家在不来梅。不来梅虽然也贵为州府,德国第二大港口城市和第五大工业城市,但只有不到六十万人口,也就…差不多是一个村吧。在村里开业,左邻右舍都认识多年,谁家小孩去大城市学了技术又回来,大家都愿意拿点儿小事儿给你糊弄一下,算是捧个场。而且三村八店都没有其它建筑师,不找你找谁呀,认识的人,心里踏实。所以我们回老家的同学项目源源不断,很快形成了稳定的业务流。可惜的是,他们在事业上也没什么野心,并不曾利用大量实践机会做更多设计上的探索,每次看到他们的新作,都让人觉得,噢。

倒也不是说他们做得差的意思。

留在大城市的野心家,虽然眼红他们的项目,却也没人拍案而起说谁还没个老家咋的?我也回去!毕竟很多人是回不去的。“老家”如卡夫卡的城堡般固若金汤,无法容身才离开的人,很难跑回去重新达成和解。回得去的人多半在情感上从来也没有离开过。如果问题的根本在“卖”,那些卖不出去的好艺术家,也可以去乡下卖一卖啊。理论上讲很简单的道理,在实际操作的层面上几乎不可行。人们战天斗地,最后都是在对付自己。不知道在全球化互联网的时代会不会好点,我看也好不了哪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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