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

四月初回国之前我曾经在blog里吐槽自己的建筑师邻居。我以为缺乏女性主义立场就是她全部的问题了，没想到，我还是太天真。

回到柏林后某一天，她在微信上问我有没有认识的年轻建筑师推荐。聊天中我了解到她还在继续以freelancer的身份为她以前任职的公司——一家由中国男性青（中）年建筑师开创的，通过与国有大型设计院合作经营中国业务的建筑师事务所——工作。最近公司委任了她一个规模挺大的新项目，她一个人忙不过来，需要找一个年轻人帮她处理一些不太需要动脑子的琐碎工作。

刚好我在国内的时候，我的老朋友C说他们公司有一个中国姑娘，大概觉得在德国人的公司遇到了玻璃或者竹子天花板吧，待得有点儿不愉快，所以想要换个地方，C把她推荐给了我。而我因为这几年公司的业务主要是在中国，招人也更希望对方能base在上海，所以暂时没跟姑娘联系。邻居现在既然在招人，我就把这位姑娘推荐了过去。

她们的面试以相互看不上告终。

姑娘在微信里很客气地给了我一个回复，说“感觉双方都需要再考虑考虑”。邻居则跑过来吐槽说：我天现在的年轻人都是怎么了？！我还在介绍项目情况呢，对方就已经把条件都摊到了桌面上，什么不加班，什么周末节假日要休息，每年还得按照德国规定休年假！

我：？？？这有什么不对吗？

邻居说：我觉得年轻人不应该先说这些，年轻人应该先积累经验，学东西！哪有一上来就假期啊节日的。

我：这…也不矛盾啊？

邻居说：这是一个态度问题。年纪轻轻天天想着放假啊休息什么的，还不乐意加班，怎么学东西？！我们刚毕业那会儿，怎么可能跟老板说这些！

我：你当初被压榨剥削的时候，肯定也是很不情愿的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嘛…

邻居：但我当时确实学到了很多东西啊！

我：说不定你没有受压榨，照样能够学到很多东西啊！

邻居：不对。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经验都是通过大量重复的劳动慢慢积累起来的。

我想说这些大量重复的劳工也是应该得到报酬的，又想说大量重复的劳动也可以通过科学的管理尽量避免，还想说反正也特么不是你给钱你让你员工幸福点儿有啥不好？！但我又像上次一样，彻底失去了继续对话的兴趣，翻了个白眼没有接话。

邻居接着说：反正我现在已经把招聘广告修改了，加了一句话：“工作量非常之大”，照样有人给我投简历。

我：好的。

接下来省去我内心深处一万字大家耳熟能详的，对资本主义的控诉。

邻居的言论让我想起一句熟悉的老话：多年的媳妇熬成婆。这句话隐含的意思，当然是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了之后，终于可以耀武扬威，让自己的媳妇端洗脚水，喝洗脚水。作威作福，多么愉快！

然而，冤冤相报何时了啊！因为无法承受被剥削的痛苦，说服自己将剥削的行为合理化，认为痛苦是必要的，是正当的。所以不仅是剥削者，受剥削的人同样努力在推进将剥削制度化的过程，逼迫它人进入这个系统，一起受剥削。不只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类几千年就是这么过来的。幸好还总有那么几个人不认可这个逻辑，不然咱们今天也还在哭长城，垒金字塔什么的。

邻居问：难道你刚开公司的时候也这样（圣母婊）吗？

我想了一下。我刚刚招第一个员工h的时候，确实也必须面对这个问题。当时飞先生和我都不在上海，h一方面要克服时差的问题跟我们交流，另一方面对我们的工作方式也不太了解。而她是一个非常认真的姑娘——我的幸运——有时候我草率地交了一个任务给她，想当然地认为她应该能很快搞定，而她往往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经常工作到深夜。这件事带给我的心理压力非常之大，有时候我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在电话里朝她嚷嚷说难道不是这样这样就可以搞定了吗？你为什么总是把事情搞得那么复杂？！有时候我又试图给自己洗脑，就像邻居将PUA合理化一样，告诉自己中国就是这样的，加班在所有的行业都是常事，建筑业更是重灾区，她管理不好自己的时间就让她加班去吧，反正她肯定也都习惯了！还有时候我会把愧疚感推给自己的合伙人，有一次我发现飞先生在德国时间晚上11点（中国时间凌晨5点或者6点）还在跟h对工作的时候，我觉得他简直是自私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在电话上跟他大吵了一架。当然，在整个过程中，我都清楚问题的根本不在h，飞先生和我才是需要反思的两个人。然而内卷社会的日常工作如此让人疲惫，我们自己都在其中挣扎，就像快要溺水的人，很难想到应该停止手忙脚乱瞎扑腾，稍微停顿一下，调整正确的姿势，让自己更轻松地浮起来。

幸好公司并没有在这样的鸡飞狗跳之中垮掉，这跟h的坚持和努力也有很大关系。我们业务有了一些起色，慢慢又新招了另外的员工，有了一个虽然小但气氛还算不错的团队。公司的日常节奏也被逐渐调整到了我能接受的程度：虽然假期没有德国多，但法定节假日和双休日大家该放就放，日常工作8小时，加班就尽快安排调休。但这样的安排，也有可能只是我的一厢情愿。这次回国的时候，和更年轻的同事s聊起他的日常工作，他会带着点迟疑说，我们公司加班太少，是不是冲劲不够。他加入我们之前在一个台湾公司工作，从来没在11点之前下过班，节假日也甚少休息。辞职来到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他也要面对高企的房价和生活的巨大压力，我能给他的那点微薄工资，是不够在上海站住脚的。别说是他，即使是我自己，回到上海也每每觉得居大不易。然而这个问题是不是我像疯子一样逼迫自己和同事们加班就能解决得了，我也没有答案。

也因为这个原因，虽然主要业务都在中国，我也选择继续赖在柏林。我需要知道在世界上还有些地方，人们还能拥有相对来说正常的生活，不至于完全被卷入疯狂的内耗。但为什么邻居能够一边心安理得地享受福利社会给予她的保障，同时用完全相悖的逻辑来理解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则，对我来说是一个谜。

我也懒得知道谜底。

德国植树造林工作搞得很好（但据说也有一些问题，比如树种单一什么的，但这不是重点今天就不展开了），所以木材是过剩的，过剩到每15秒就会长出一栋房子，所以德国这两年一直在推行木结构建筑。建筑师们玩儿出了很多花样，甚至用木材作为结构主体搭起了高层建筑。我对此也一直很感兴趣，时不时会跟格格巫唠叨两句。

所以有一天，格格巫刷新闻的时候，看到一条关于德国木构建筑的新闻，就很高兴地随手转发给我。但《明镜》这个反动媒体在国内是被禁掉的，我的VPN又时好时不好，只刷出来一个标题。副标题上说，因为迎合了环保的潮流，木结构建筑越来越受欢迎，但仍然有一些人持保留意见。

我想：嗯？谁持保留意见？难道是有人觉得木结构不好看吗？然而正文死活刷不出来，我只好打了个电话去问格格巫。

格格巫念道：混凝土行会的人抱怨说，木结构发展迅猛，大家趋之若鹜。他们担心自己的产品失去竞争力，呼吁市场也要给钢筋混凝土一点机会。

我：？？？

格格巫点评道：这个评论非常耳熟。占尽所有好处的人，只要被动让渡出哪怕只有一点点利益，就无一例外地都这么嗷嗷地叫了起来。

我漫长的隔离期终于要结束了。酒店打来电话，勒令我明早上6点之前收拾好东西在房间里待命，6点半之前离开…

这是什么非人的世界。

然而，我还是选择离开。再不离开，我就是北半球隔离时间最长的人了。

这次隔离的酒店在闹市，门前是车水马龙的大街。甚至打开手机看看本地新闻，还会发现楼下停车场发生了斗殴事件。我有时候会像退休老人一样站在窗前看看外面的景色，其实就是街对面的几栋大楼。正对面的大楼因为光线的关系，楼里发生了什么都能看见。比如我能看见右侧最顶上的一套房大概被用作女团舞训练营，每天都有人在里面跳得热火朝天。左侧从上面数下来第三套房是猫咖啡，房间里总是有无数的猫在涌动。还有一个蓝色的霓虹灯上写着死海漂浮，不知道怎么漂浮法，我还挺好奇的。

悲哀的是，我在国内停留的时间要延长两周。再回柏林就是5月底啦。野韭菜、芦笋、草莓的季节都错过了。桑心。

出门之前还经历了一次小小的邻里纠纷，可以记上一笔。

邻居米夏有事没事的，经常爱来我家做客。春天到了，他去公园里采集了桦树汁，带来一小瓶给我尝尝。我们一边品尝大自然的馈赠，一边讨论春游可以去哪里玩。米夏是柏林本地人，日常爱骑个自行车满世界跑，柏林周边都是很熟悉的。我拿出地图，让他指给我附近有什么风光秀丽，适合远足，车程来回在70公里以内的好地方。他一边指，一边手打滑，不知道怎么就往我胸口去了。

我立马喝止了他。他大概也是开玩笑，其实并没有认真要袭胸，所以没有碰到我就把手收回了。我很不高兴。说好了我要工作了，请他走。他也讪讪的，转身出了我家的门。

我想了一下，觉得这样不行，就在楼梯间里叫住了他，说，你不应该摸我的胸。他还跟我开玩笑，说，你有什么胸？我没理他，继续说，我认为你应该跟我道歉。他才意识到我是真的生气，诧异地说：你是到哪儿去学了这一套？我还是不理他，我说，米夏，你刚才的行为，对我非常不尊重。你如果不道歉，我们就没法做朋友了。他面子上大大地下不来，嘟哝着说，不做朋友就不做朋友，下楼走掉了。

这件事情就这么过去了。我好几天都没有在楼梯间或者院子里碰见他。有时候出门买菜远远看有瘦高个儿骑着自行车过来，我就会想这该不会是米夏吧。那我见到他，是不是该扭头不理他呢？好在那些人都不是他。

到了周末，我的柜子忽然坏掉了。这个柜子来自拿腔作调的depadova，是Vico Magistretti在89年设计的Shigeto系列，用一组拿腔作调的金属暗榫作为木板间的连接。这些暗榫很多年前在搬家的时候被飞先生他们给弄坏了，有一段时间经常开门的时候，柜子的板壁就啪嗒一声掉下来…那时候我还和耍哥子在一起，需要两个人齐心协力，一个人抬连着门的板壁，一个人对准榫头，才能把柜子装回去。掉了好几次之后我不胜其扰写信给厂家买到了替代的暗榫，世界才安静了下来。没想到几年过去，这几个榫头又松了….

我愁眉苦脸地看着散架的柜子，给正在ddl上苦苦挣扎的格格巫打了个电话，让他速来我家。外面下着雨，不出所料格格巫义正词严地拒绝了我。这下怎么办呢？是不是该去找米夏呢？米夏作为一个自由自在的装修师傅，承包了我家以及我大半个柏林朋友圈所有敲敲打打的工作，随叫随到，价廉物美。以后要是不跟他来往了，我家里这些装修活儿谁来做？人穷志短，要不然袭胸就袭胸吧…

然而毕竟下不来那个台，再说了我好歹是一枚建筑师，难道还能对付不了一个破柜子。吭哧吭哧把闲置多年的工具箱搬下来，把掉下来的板壁和门拆开，再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一个一个装回去，单人操作非常困难，装完之后出了一身臭汗。

又过了几天，我已经在准备回国了，忽然有人跑来咚咚敲门，打开一看是米夏。我退了几步，看着他说，干啥？他扭扭捏捏地说，我想了好几天，觉得上次在楼梯间里的行为很不好，我来跟你道歉。我问他，就只是在楼梯间里的行为吗？他又很不好意思地说，当然还有我在你家的行为，虽然我只是想开一个玩笑，但这个玩笑也是很不合适的。他又接着说，我这几天出去骑了一大圈自行车，老是在想这个事情，现在终于想清楚了，我这么做很不好，请你接受我的道歉。然后我就原谅了他，顺便如释重负地交代了一下我不在的时候浇花收信的事宜，表扬他道歉道得很是时候。

其上是邻里纠纷的内容。既然说到这个，又不得不提起我的另外一个邻居，从美国搬来的建筑师朋友。她是中国人，又在美国工作过，到了柏林有点水土不服，有时候会跟我一起讨论一下事业发展的前景。其实我哪知道事业怎么发展，自己都在苦苦挣扎，但看着她思前想后，总是忍不住push一下。在我的概念里，思前想后是没用的，你自己不去试试，永远都想不出个结果来。但我push了两三年她也没有什么行动，我就觉得，她可能确实不太适合自己独立做事情。当她又来找我讨论事业发展前景的时候，我就一改之前的说法，跟她渲染了一下自己做事情会遇到的各种困难。

我们从家门口出发，散步散了一大圈，从中国说到德国，从大环境说到甲方、供应商、竞争对手，免不了的，也说到了自己创业、带团队、与同事相处的种种问题。联想到飞先生去年养孩子休息了7个月，我就说你看，这些都是你会遇到的问题吧。员工进来，好不容易上手了，她要回家养孩子，你还得找人抗下她的工作。如果找到的人不熟练，还得从头培养起。结果她一听，连连摆手，说，不招女生，肯定不招女生！

我当时，下巴都掉到胸上。你自己不也是个女的吗？你不也想要生孩子吗？？我跟你说这话，是为了让你表态不招女生吗？？？心中非常烦恼，立马就不太想跟她再说话了。有时候遇到意见不同的人，会激发想要讨论的心情（参照与基友的吵架）。但邻居发表如此悖谬的看法，我真是一句话都不想再多说。大概因为基友虽然跟我观点相左，但他毕竟有自己看待事物的理解和思考；而邻居的愚蠢言论，只能表现出她自己的无知。我虽然好争辩，却完全没有帮人普及“世界是什么”“我是谁”之类知识的兴趣。不招女生就不招吧，谢天谢地我们走了一大圈已经回到了我家门口，我赶紧结束这次谈话，说再见闪人了。

这件事对我心情的影响其实比米夏袭胸还糟糕。米夏袭胸压根没有让我心情变坏，但这件事让我闷闷不乐了好几天。

今天一位国内的同行在微信上找我，先发来一篇建筑媒体上的项目介绍，说：

南京一位甲方有类似的改造项目，你们有兴趣吗？

我一看，这个项目介绍是关于我们去年在广州的一个改造项目，咋滴我们自己还没联系媒体呢，就被发表出来了？仔细一读介绍，原来是另外的事务所打着跟我们合作的旗号把项目给发表了。我们跟这个事务所在项目前期打过交道：甲方并不是一开头就选中了我们，而是拉了好几家事务所做前期概念方案，最后选了我们签合同。这个号称跟我们合作完成设计的事务所当时也参与了比稿，但很快就出局了。

保险起见，我又问了一下甲方，甲方很快回复说亲，我们跟他们半毛钱关系也没有哈。然后又嘲笑了一下我们在宣传方面一贯的废柴，

“你看看人家，”甲方说，“照片也拍了，图也画了，还把你们的设计重新给建了个模。”

我：…

我给那家事务所的老板发了个消息，很礼貌地请他把相关报道撤回，人家没有回复。我在上海的同事麻利地给媒体打了电话，媒体回复说不好意思下班了，明天10点之前报道会从网上消失掉的。

前段时间我还想着来讲讲这个广州项目呢。因为吴孟达去世，我怀旧之心大起，发起了老港片烧，上周末携格格巫重温了瓦窑坝台球厅永恒的经典，《枪火》。然后呢，我注意到了一句以前根本没啥印象的台词。

那句台词出现的时候，文哥发现了肥祥才是搞事情的人，派阿南去收拾他。灯光幽暗的奥比餐厅里，肥祥面无表情地吃着通心粉，慢条斯理地说：

以前拼了老命，就为吃一顿好的。
这次事情是我干的，失败了，我认命。
我一把年纪了，无谓低声下气嘛。命只有一条。
你老爸从汕头来香港，跟我一起在城寨混饭吃，从一个档位搞出一个社团，大家都出了心血，有一件事我不明白：点解这个堂口，现在只有你们姓洪的在打理呢。

这句话说完，阿南转身就走，手下人几枪打死了肥祥，他巍然不动，嘴里还慢慢嚼着一口通心粉。

我以前没有注意到的台词是，“你老爸从汕头来香港，跟我一起在城寨混饭吃。” 现在一听就觉得，是啊是啊，那可不就得从汕头来，在城寨混饭吃吗。一下子什么《烈女图》啊，什么越南人河粉小考什么的，都莫名奇妙地闪了出来。

这句话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汕头，一个城寨。先说城寨，城寨应该就是大名鼎鼎的Kowloon Walled City哇！当年那个混迹台球厅的中二少女还没有听说过九龙城寨的大名，要一直等到念了书，有了文化，才被库哈斯安利了这个垂直高密贫民窟，完成了关于赛博朋克的初代启蒙。有阵子我对九龙城寨特别着迷，找了很多相关的资料来看，但那个时候我已经不怎么看香港电影了，像一个老学究一样，我沉迷于图纸、历史事件和社会学分析，完全没想到我和城寨最紧密的关联，或许来自少年时那些不着调的狂想——在城乡结合部漫天的汽车尾气中与不良少年们浪迹天涯快意恩仇，橙子味汽水和录像厅里永远看不完的黑帮烂片，难道不是城寨在我生命中刻下的最初烙印吗？

再说汕头。潮汕人、青田人、东部沿海地区人的移民史、杀女胎，黑帮、中国城、东宣中，帮我把这些词像生滚粥一样搅和起来的，就是这个被李鬼冒名发表的广州项目。这个项目的甲方是潮汕人，而且不是一个潮汕人，是一帮子潮汕人。我以前在做项目的时候就饶有兴味地写过他们的事儿，这是我第一次跟潮汕人打交道，一个设计最后做到施工落地，也让我从一个小小的侧面窥视了一下这群人。

首先甲方们为人都挺不错的。真诚有礼，待人接物又极有分寸，项目推进过程中虽然有很多分歧，但相处起来仍然非常愉快；而他们一定也非常勤劳。这群人都来自汕头某个破落的村庄，从无到有挣出来丰厚的身家，虽然是踏上了发展的滚滚洪流吧，但个人一定也付出了很多努力。不过，就像我吐槽过的那样，这也是一群有生男胎执念的人，而且极爱抱团。这种抱团在项目进行的过程中让人头疼不已。比如他们任人唯亲，对非亲非故的专业人士抱有固执的怀疑，最后被自己安插的亲戚坑得满头包，让人怀疑他们千万上亿的身家是不是买彩票中的奖。总之让人喜欢不起来，却也讨厌不起来。

因为跟潮汕人打过交道，所以对“从汕头出来，在城寨里从一个档位做出一个社团”的黑帮竟然生出了一些奇怪的亲切感，没想到吧。

今天阿姨来家里做清洁，忽然提到了自己的男人。说明明已经分居很久了，现在居然又要回去照顾那个男的。

我们之前一直以为阿姨是德国穷白人去东南亚买来的新娘，之前我写过她一直得给菲律宾老家的人寄钱。她老家在海边，经常有点海啸地震什么的，家里死掉几个，阿姨还得大老远地跑回去帮着操持，一呆就是个把月，直接后果就是我家脏乱不堪。阿姨回来拿个鸡毛掸子上下翻飞，一边掸灰一边念：没了我你可怎么办哟。今天唠唠嗑才发现，阿姨男人不是什么穷白人，原来是个老挝来的，现在已经残废了，坐在轮椅上生活无法自理。她的孩子们说：你怎么不回去照顾爸爸，你不照顾爸爸，爸爸谁来照顾？

我听了很生气，我说阿姨啊，这是什么道理，爸爸没人照顾，他们自己不能照顾吗？你不能回去呀，你现在不是在老挝了呀，你也不在菲律宾。你的男人你愿意照顾就照顾一下，你不愿意照顾你不要理他呀！

阿姨说哎呀，我不敢呀，好麻烦呀，我的孩子们都说我不好，非要让我回去啊。

我又很生气，我说你那些孩子什么情况，他们是在德国长大的吗？他们现在在干嘛啊？

阿姨说，他们在东宣中心工作啊——东宣中心是柏林城外的小越南，几个大足球场的地，全是越南人在里面卖一些莫名奇妙的玩意儿，比如美甲器材和兰花什么的。当然还有俄罗斯人在那儿卖假表，门口几个越南超市能买到各种城里找不见的东南亚食材，还有几个米粉餐厅。我虽然贪吃，但我极其讨厌这种混乱而廉价的消费海洋，如果东宣中心位于某个热情似火的海边（就不管是太平洋还是地中海吧）也罢了，压在铁灰色的柏林苍穹下实在令人沮丧，所以我观光过一次就再没去过了。阿姨的儿子们既然在东宣中心工作，那也就不能指望他们支持自己的母亲，反抗自己的父亲。

阿姨说哎呀，我好好地一个人住在十字山，多开心。现在回去跟男人住在马仓（又破又穷的城郊结合部），要给他煮饭，我儿子还把我在十字山的公寓占了。

我说阿姨啊，你不要去啊。把你儿子赶出去。德国是法制国家啊，你不要怕，他们不敢把你怎么样的。

阿姨说哎呀，男人天天吃猪肘子、巧克力。不停地吃，吃完就看电视，家里三台电视，他走到哪儿就看到哪儿。

我说阿姨这样好吧，你给他再多加点猪肘子巧克力，说不定再吃几天他就哏儿屁了。

阿姨咯咯咯地笑，说你这是让我当谋杀犯吗？

我说阿姨啊你听说过有人因为给人吃猪肘子被控告成谋杀犯的吗？是你男人要吃猪肘子的呀，又不是你逼他。

阿姨说好了好了，我要回去了，还得赶着回去做饭。哎呀，一天做三顿啊，一大早起来做早饭，给他把中饭弄好，还要出门干活，晚上还得回去给他做晚饭。哎呀不说了不说了我走了。

然后阿姨就走了。

最后附赠一篇米粉故事作为今天的延伸阅读：

越南米粉的背后，是悲惨的冷战难民故事

我这个人搞blog创作吧，大部分时候文思枯竭，无话可说，但有时候猝不及防就会井喷一阵。早两年的井喷往往伴随着荷尔蒙的波动，现在人到中年心如止水，井喷的诱因无非是负能量爆棚，需要打开解压阀吐槽吐槽。

前几天的咖啡渣，本来以为已经写清楚了。但听听回复之后，我觉得还需要再说两句，但这两天又有新的吐槽，先预告一下，咖啡渣改天继续。

今天的新槽是关于购物。我在朋友圈瞎逛，发现前段时间认识的产品设计师做了一组看起来还不错的花瓶，就发微信询问价值几何。

设计师回复：价格是5k。

可能自己也觉得有点贵，又补充两句：

因为是纯手作。
所以工艺会比较复杂。

老实说我当时并没有很吃惊。somehow这两年在魔都这样的花花世界混饭吃，早就被混乱的定价系统搞得麻木了。虽然苍蝇馆子里仍然可以吃到十来块钱一碗的面条，但两人的下午茶花费上千，朋友们买单的时候眼也不眨；优衣库固然是全球同此凉热，随便一个街边小店里不知道哪里来的拖鞋围裙，标价上却也能跟着好几个零。跟设计师聊完天，我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拿出计算器换算一下，等等，5000块人民币，差不多接近700欧元。怎么说呢，现代主义建筑的代表人物，芬兰最重要的设计师Alvar Aalto最经典的花瓶Savoy，花700欧可以买上四五个。

要不是前一阵李总理提醒大家全国一半人民月收入1000，我简直觉得天朝人真的要上天。有一次跟朋友一起去看戏，大概是高尚艺术吧，戏票居然要两千多块钱，我肉疼地抱怨了很久。在德国表演艺术受国家支持，我们普通人纳税光荣，看戏国家买单，自己意思一下，顶天也就是几十欧元，还够不上天朝文艺演出票价的零头。在美国欣赏高尚艺术付出的代价倒真的是高尚，但美国是真·资本主义社会，政府老早把文化资金砍掉了，所有的演出需得自负盈亏，当然票价高昂。这么说来，天朝大概走的是美国资本路线？朋友哼一声，天朝要文化输出，国家砸在文化项目上的钱那可是不少，但那又怎样，韭菜绿了，难道还能不割？

定价的混乱，大概也来源于价值体系的混乱。一个纯手作的花瓶定价5000，这5000有多少是材料的价格，有多少是研发的费用，手作花了多少时间，都是什么人做的，每个人的小时定价几何？估计没人知道，大家觉得来买“手作设计师花瓶”的，必然是人傻钱多。一个人既然出了5000块钱买花瓶，那么他必然不会去质疑这5000块钱花得值不值——这种问题只有花15块钱买花瓶的人才会考虑。这个花了5000块钱的人也必然不会去货比三家，Alvar Aalto是谁，who cares.

说到这里我忽然想起来，今年我还有一个年度计划：我对消费真的感到厌倦了，2021年，我不会购置任何衣物：把置装费省下来，进行精神文明建设。

居然马上又要回国了。买了三月底的机票，这次计划呆到五月中旬回来，那么再回来2021年几乎就已过半，太可怕了，说不下去。

上次回国其实有件事情，我一直想要吐槽一下，再不吐估计就永远沉底了。当时我正好赶上了国内一个活动，用主办方的话来说，是Asia’s Leading International Design Event。我们呢，因为一个小研究项目忝列嘉宾，参加了几场汇报和研讨。主论坛结束后，得到了主办方送的一袋子小礼物。

一般来说这类活动上的礼物不外是赞助方的产品，但既然是Asia’s Leading International Design Event，礼物也是一些跟设计相关的产品，比如一个号称是咖啡渣压的咖啡杯。

咖啡渣压的咖啡杯这种产品，好几年以前我在米兰设计周上看到过，记得设计师来自柏林————当德国人想要跟食物发生关系的时候，他们创造出来的往往就是这样的东西————现在收到一个包装上写满了中文的咖啡渣压的咖啡杯，那么当然是国内某个厂家在米兰得到了灵感，回来搞的二次创作。但anyway吧，二次创作就二次创作，我一直以来对二次创作并不像很多同行那么深恶痛绝，相反对资本主义市场运作下的专利政策还有很多腹诽，所以我心无芥蒂地接受了Asia’s Leading International Design Event拿二次创作作为赠与嘉宾的纪念品，高高兴兴地把它带回了酒店。

过了几天回公司工作，同事在喝咖啡的时候自豪地拿出了一个咖啡渣压的咖啡杯。我的同事是非常时髦的上海女郎，吃穿用度都相当讲究。她得意地说自己的杯子是专门托代购在德国买的，是很难得，特别棒特别环保的设计。我于是更加得意洋洋地说哈哈，我现在也有一个这样的杯子，还是国产的二次创作呢，等我也拿来，咱们一起环保。

于是我回酒店就把那个赠品找出来，想说洗一洗第二天带去办公室。拆开包装的一刻我震惊了。这个李鬼连装样子的诚意都没有，咖啡渣压出来的部分只是一个杯套（类似大家在饮水机里面常常能看见的那种东西），杯子本身是塑料做的，不仅是塑料，而且是亮丽的橙色塑料，不像原版李逵黑不溜秋其貌不扬。大概李鬼看到李逵的杯子理念不错，但自己做的时候才发现，用来粘合咖啡渣的胶搞不好有毒，受了热会释放出来；也可能压缩技术不到位，真做成了杯子，只怕泡两天水杯子就散了。思来想去，不如就压成一个杯套，功能上的压力就小多了，里面套个塑料杯，谁又能说咱们不是咖啡渣压的咖啡杯呢？

李鬼这个逻辑倒是无可厚非，在天朝我们经常都能看到这样啼笑皆非的事情，但Asia’s Leading International Design Event拿这种精分的李鬼来赠送嘉宾，不知道是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

这几年国内的朋友们民族自信心也非常高涨了，天朝赶英超美，已经在各种输出了。什么东西中国做不出来？卫星也放了，苹果也生产了，虽然有点内卷，但内卷难道不是更加促进了行业竞争，让人们在技术水平上精益求精吗？然而不知道为什么，但凡我想要做一点什么设计上的尝试（其实平庸如我，想做的往往也并不是什么惊世骇俗的新东西，不过是一些比国内通行办法更加省力/省钱/环保/美观/合乎逻辑的老生常谈）然而这些尝试往往都失败了，没有一个配套的工业、制造业以及专业技术合作体系，我一个小设计师又能成什么事？！当我郁闷地面对那些不省力，不省钱，不环保，不美观也不合逻辑的做法，沉浸在失败的痛苦中时，还不得不听很多人跟我宣讲一些“我大天朝自有国情在此”的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高论… 作为一个喜欢在自己身上找原因的人，以前我一直认为是自己的能力不够，如果我自己更优秀更有能力，当然能更上一层楼，也会有更好的条件联合更给力的合作方，一起去实现那些本应是理所当然的想法；又或者我太不接地气，不懂得因地制宜、融会贯通、用东方的逻辑去实现西方的理念，所以最后才end up with一个某种类似于橘色塑料咖啡渣咖啡杯的悲剧… 最后是塑料咖啡渣咖啡杯用那一抹亮丽的橘色告诉我，自我批评也得适度，有些悲剧，比如橘色塑料咖啡渣咖啡杯，那不是个人的悲剧，那是制度性的、文化的、形而上的悲剧。

Btw这个橘色的悲剧并不止于我自己身处的行业。我常常听人说其它有一些更高级的行业已经弯道超车，实现了赶英超美，只不过我狭隘的眼光局限了我发现美好的能力。比如我们拥有连硅谷都要学习并进行二次创作的优秀互联网行业，然而每次一打开手机，各种国产app不仅难看得争奇斗艳，而且无一例外都绞劲脑汁想要贷款给我，我就知道他们在骗我，那不过又是一个套着咖啡渣的，巨大的，橘色的，塑料杯。

2020年不属于旅行者。但坐在上海虹口区的隔离酒店里，我又觉得找回了一点真正属于旅行的感觉：充满变数、身不由己，不知道明天会在何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早已变成精心安排行程路线，乐于享受设计酒店和星星餐厅的度假界人士。没想到回一趟国，回出了十几年前的旅行者心情。

9月的时候因为好几个工地，甲方们纷纷问询：准备什么时候回来呀？上海的同事们大半年没看到我，也委婉表达了不满。夏天还没有过去，大家都无忧无虑，我想那要不就回吧，在网上定到了国庆后回国的来回程机票，价格小贵但尚属可以接受。

临行前两个星期，我去家庭医生那儿打流感疫苗，顺便问了一下核酸检测的情况，家庭医生说，对口的实验室已经不接受我们送过去的检测结果了，请去其它地方吧。我才在网上看了一下，当时柏林的情况虽然不妙但还不至于糟糕，有30家指定的家庭医生可以提供核酸检测，还能预约柏林医学院。但预约等候时间都比较久，大概在10天到一周左右，检测之后2到3天能出结果。当时中国政府要求上飞机之前提供72小时内的核酸阴性证明。我作为一个焦虑症患者，预约了柏林医学院的在线问诊和测试，又嫌柏林医学院离我家太远，还预约了一个家附近的诊所作为备选方案。

测试当天，我觉得柏林医学院背靠自家的实验室，出结果可能要比诊所快一些，于是乎吭哧吭哧骑车一个小时折腾了过去。哪晓得测完核酸，忍着鼻子和嗓子的疼痛与内心的惊慌吭哧吭哧骑车半小时回到办公室，立即收到芬航邮件说他们把我回程的机票取消掉了。我？？？

打电话给芬兰航空公司，对方说从11月12月从中国回欧洲的航班都停掉了。我大惊失色，这是什么情况？！对方问我要不要把回程帮我退掉，我在慌乱之中说你们把我整个机票都退掉好了，回不来的话干嘛还要飞过去，不去不去。

挂上电话冷静下来，我就有点后悔，上网查了一下，芬航不往中国飞，往中国飞的航司也还是有的。虽然2020年在网上看票总体来说不是一件很靠谱的事，但我如果到了中国，应该没有回不了柏林的道理。但再打电话给芬航，对方说我的票已经完全退掉了，没戏了。

以上是我第一次尝试回国的经过。之间经历的一些跟甲方的讨价还价和各种网络调研略过不提，我又订了十一月中旬经由赫尔辛基回国的机票。回程是单买的，海航从北京飞布鲁塞尔再飞回柏林。

一阵秋雨一阵凉，德国的天气一进入十月就往暗无天日的路子上去了，眼看着每天的感染人数biubiu往上涨。到了起飞前十来天的时候，中国政府出台了新政策，回国要出示核酸和血清检测48小时内的双阴证明，而且不仅要出示出发地的48小时内核酸血清双阴证明，还要出示转机城市的核酸血清双阴证明。这句话放在欧洲的语境之下翻译过来就是：别回来千里投毒了，祖国不欢迎你Y的。

我当了几天鸵鸟，把头埋在沙里，懒得多想回国的事。跟祖国较真有什么用？可能我注定就不应该回国，想到这里，面对甲方时反而坦然了，甲方听到这么奇葩的要求也目瞪口呆，不好多说什么。又过了几天，烦躁的心情渐渐平复，受一个朋友启发，我又觉得似乎还可以再拼搏一下，就给中国驻赫尔辛基大使馆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很快就有真实的人类接了电话。我问芬兰这边是否同样需要符合双阴测试的转机要求，得到了肯定的回答。但，这位接电话的大哥说，欢迎到我们赫尔辛基来啊，我市是有提供检测的机构的。我说啊？那敢情好！他们可以48小时出结果吗？对方说：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而且您现在要来芬兰，可以先打电话问一下芬兰边检相关的入境条例，电话号码是：xxxxxxxx。

唔….我来翻译一下，赫尔辛基中国大使馆的小哥说：要经由芬兰回国是可以的，但必须提供48小时内的核酸血清双阴测试结果。但我们萌萌哒大使馆，即不知道您作为我国公民在疫情期间是否能来芬兰，也不知道在哪里可以做测试，虽然我们听说大概是有地方可以做的。总之祝您一切好运吧！

Fine。我于是给芬航打电话准备退票了，但神奇的是，电话接起来，对方居然不给我退票，也不同意我把从柏林去赫尔辛基的机票提前两天。他们说，我们知道您现在有回国难的问题，您不是唯一遇到这个问题的人，我们正在跟贵国使馆和政府交涉，希望能帮您解决这个问题。跟中国使馆和政府交涉？！这些芬兰人，真是图样图森破！图拿衣服！

那好吧那就等吧。但既然已经开始打电话了，我就高高兴兴地多打了几个。驻德国的中国大使馆是没人接电话的，柏林连电话都没给出来，慕尼黑也没人接，汉堡也没人接，中国公民一下飞机就能收到外交部的短讯，上面提供的那个紧急联系电话，也tm没人接。芬兰边检（也就是中国驻赫尔辛基大使馆的那位工作人员给我的电话）倒是立即有人接，但他们说，提前到芬兰来是不行的，疫情当前，芬兰只接受本国公民回国，其它人统统不要进来。但芬兰边检的人居然也知道中国的双阴政策，跟芬航一样的语气：请您稍安勿躁，我们正在跟贵国使馆和政府交涉，希望能帮您解决这个问题。

于是我只好静静地等待。在出发前的那个星期五，我忽然收到芬航的短信，说把我去赫尔辛基的机票从周四改到了周三。我赶紧打电话去询问，对方说，赫尔辛基机场临时设置了快速检测核酸和血清的通道，把机票提前一天，就是为了让我有足够的时间领取测试结果。那我说你们安排住的地方吗？电话有点噪音，我只听到什么到机场交200欧，包测试和一个枕头什么的，我想好吧，随便吧，反正赫尔辛基的酒店应该也不难找。

正好，我提前预约的柏林诊所测核酸是在周一，现在去赫尔辛基的机票改到周三，相当于测试时间在48小时以内。那我只需要搞定血清测试就行了，做了一番调查工作我发现，虽然做血清测试的诊所少，但结果是立等可取的。眼看着回国路上又出现了曙光。但陆陆续续又听到朋友们说，柏林感染人数一路飙升，实验室不堪负荷，之前测核酸都能48小时内拿到结果，但现在大概率要等一个星期以上…我…

周一，怀着忐忑的心来到诊所，前台护士大姐立即证实了这个传言，她说你别想了，今天做，结果下周给你。那我说你给我留着位置，我先去问问其他家啊。吭哧吭哧又跑了出来。

哎，焦虑的我，骑着小破自行车上上下下跑了好几家诊所，有朋友推荐的，有网上说唯一能做的，无一例外不是把我拒之门外，都说已经预约满了而且，就算现在能让我做检测，一个星期之内也拿不到结果。沮丧的我失魂落魄地回到最先那家诊所，大姐说诶你着姑娘咋想不开呢，跟你说了一个星期出不了结果，你报什么侥幸心理呀？要不你去机场试试吧。

机场是这样的，我上一次测核酸的时候就打过机场的主意，但当时机场给我的回复是，她们的测试只面对回程落地本机场的旅客。所以这次做检测我压根就没把机场当成一个可选方案，但现在只能死马当活耗子医，我给柏林新落成刚刚投入运营的，blingbling（误）的布兰登堡机场打了个电话，结果！机场说，我们设置了24小时快速检测通道，你来吧！

我火速回到家里，弄醒了刚从美国回来还在呼呼倒时差的格格巫，让他陪我开车车去机场。我虽然拿到了驾照，但是去机场的路又远，还要上下高速公路，我心中非常害怕，需要有人在旁边壮胆，罔顾格格巫几个小时之前才从机场回来的事实，把他又驾到了车车上。

经历了堵车，停车故障之后，我顺利到达机场，测了核酸。发现机场没法测血清，只好周二再做打算。回家已经是晚上，格格巫嘟嘟哝哝地数落说我折磨他。

周二。去前一天拒绝过我的诊所霸王硬上弓做了血清检测，结果igm和igg都是阴性，说明我既不处在闹肺炎潜伏期，也没有感染史，没有抗体。到晚上核酸检测的结果也出来了，我迅速上传到外交部指定的app，八点过的时候，我的健康码绿了！

周三。收拾箱子去了赫尔辛基，到机场先去交钱：两百欧元包括核酸和血清检测，一个枕头一床被子，一个洗漱包一双一次性拖鞋，还有一小瓶400ml的矿泉水，另加两张餐券：周三的晚餐和周四的早餐。原来是要睡机场，因为芬兰也不许我们出海关放毒…

接着这趟旅行最恐怖的一幕出现了，赫尔辛基机场的核酸检测团队明显是临时拉起来的一队人马，所有人都惊慌而茫然地跑来跑去，我等了很久，终于一个女人说好了你可以来测了，而她也不知道之前有没有搞过核酸检测，用芬兰话跟旁边坐着的人商量了半天，好像是在说打开的试管和拭子以及包装什么该放哪里，接着她告诉我不要惊慌，她要用那个拭子在我鼻子里捅五秒钟，五秒钟！我惊慌了！

这个肥硕而高大的芬兰女人柔和地微笑着把拭子沉着有力地塞进了我的鼻腔，我的眼泪流了出来。她宽厚的手掌稳稳把住我的肩，阻止我退缩和乱动；另一只手坚定地推动拭子在我的鼻腔中前进，感觉马上就要捅到大脑里了，我感到阵阵刺痛，喉咙里发出了呜呜的哀鸣。她笑着说，马上，马上就好了。一边说，一边用那根倒霉的拭子捅来捅去，终于满意了，开始数数：五，四，三，二，一…然后她说，好了我还要再捅一下就结束了。于是她又捻着拭子的尾端转来转去了几下，又是一阵变本加厉的刺痛，然后她才心满意足地把这根棍子从我的脑子里扯了出来，我发现棍子的末端已经带上了血。我抱着鼻子，泪流满面，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听她又说，现在抽血。

抽血的过程比较普通，就是一个技术不太熟练的医务人员抽血的过程，毋庸赘述。总之我的经验是这样的，好的护士抽完了血，手臂上会留下一小点青肿，一般来说两天就会消失。而这位地母一样的神仙在我手臂上留下了一个铜钱大小的青紫色血迹，大概一个多星期以后才消散。

两项检测做完，自己找地方休息。打开手机看到什么境外输入感染增加，中国又“熔断”了好几班国际航班，一时担心飞过去了就飞不回来，又想到要在机场睡一觉，我堂堂独立女性，捧着鼻子在赫尔辛基机场呜呜地哭了起来。

哭了大概半个小时吧，陆陆续续其它做完检测的人也出来了，有点不好意思，我就擦干眼泪，找了个地方躺下来玩手机。赫尔辛基机场的设计对滞留机场的人相当友好，这里有大量硕大平坦的座位，并排睡上十七八号人都没有问题，滞留机场的同胞们一人找一个角落，保持安全距离躺了下来。

就这么过了巫聊的一夜和一个白天，赫尔辛基的双阴检测也终于下来了，我坐上了回国的飞机。感想是：两天一夜一直带着口罩真tm难受啊…

飞机落地上海，先上来两个全副武装的人检查了不知道什么。下飞机之后先要签一个“自愿”接受核酸检查的文件，签好了就去排队领一管核酸试剂，做检查。我不得不说，当威严的护士小姑娘告诉我鼻拭子两边鼻孔都要做，而且要在里面停上十秒钟时，我崩溃了。但奇迹是，浦东机场的护士小姑娘显然受到了更好的训练和日复一日的练习，她把我的头往后掰，这样拭子就不是捅到脑子里而是从鼻腔一直通到了嗓子，虽然非常不舒服，但起码不至于疼痛。

检查完核酸，取好行李就去隔离。上海这边是分城区隔离，但作为一个非本地居民，我们被带到另外一个出口，直接拉上了大巴。之前听人说可以选择，但没人问过我。大巴直接把我们拉到了虹口区的天虹国际大酒店，一个看上去有点脏兮兮的地方。

我的心情是绝望，我的感受是无助。

就这样我开始了隔离生活，现在已经过去一个星期了。在这一个星期中我从来没有出过房间门，跟外界通过手机联系。每天工作一会儿，上上网看看书，我在网上买了书，看完了the crown和I may destroy you。同事给我快递了一个瑜伽垫来，每天下午我会做一阵运动。

最后附上隔离行为守则：

1、海关落地签章日期+14天是您的出观日期，出观当天8：00开始由工作人员安排有序离开。
2、天虹住宿费280元/天，餐食费60元，饮用水每人每天2瓶,一次性发给隔离期的水。若有特殊饮食，孕妇婴幼儿请提前告知。
3、入住后，请先填写“个人信息”，确保第一时间提交，以免延误您出关日期。
4、房间内有免费wifi，搜索房间号，无需密码直接连网。有时网速较慢，建议自己购买流量包。
5、房间内禁止使用如电饭煲、电热杯、取暖器、电热毯等生活小家电。
6、不得随意离开自己的房间，做好自我安全保护。工作人员有事情会提前电话或微信联系后再上来敲门。房间内不设房卡，卡槽内为取电卡，不用拔出。
7、隔离点严禁香烟、酒及其他一切违禁物品。有密封包装，能常温保存的生活必需品可以代收；拒绝代收易腐烂及现切水果。水果只限于：苹果、梨、橘子、橙子、西柚。不可以点需要贮存条件的饮料、酸奶、食品。不可以点自加热的食品、例如：自嗨锅、自加热饭。所有购买的食品保存日期不得低于30天。不可以买玻璃制品、水果刀、小型的电器。外卖快递单请先截屏给医务人员核准过在进行购买，每次快递总重量不超过1.5kg。16点前送达的，随当日晚餐配送，过时随第二天晚餐配送。所有快递每日一次，统一在晚餐时配送，请理解配合。

另外还有防疫卫生规范：

一、物品清单：（4样）
1、体温表1根：用于测体温，如体温表损坏请及时与医务人员联系更换。
2、酒精棉球1包：用于擦拭清洁体温表
3、黄色塑料袋1个：用于放置使用后的酒精棉球
4、消毒片：用于尿粪等排泄物消毒和消毒液配制

二、每日观察要点：每天需测体温两次
1、腋下体温测量：在测温前先用干毛巾将腋窝擦干，再将体温表的水银端放于腋窝深处而不外露，屈臂过胸，夹紧，测温3-5分钟后取出。洗澡、运动、喝热水后需隔30分钟才能测量，注意体温表和腋窝皮肤之间不能夹有内衣或被单，以保证其准确性。出观时，请将体温计留在房内。
2、症状的自我观察：重点观察发热、寒战、干咳、咳痰、鼻塞、流涕、咽痛、头痛、乏力、肌肉酸痛、关节酸痛、气促、呼吸困难、胸闷、结膜充血、恶心、呕吐、腹泻和腹痛等症状。如有上述不适，请立即联系隔离点工作人员。
3.请大家每天早晨九点，下午三点自测体温，并拍照记录，每天下午测体温后扫码上传体温情况。

三、消毒要求：
1、为了您的安全，观察期间严禁离开房间，仅拿取三餐和早上放垃圾时，可打开房门，开房门前请务必带好口罩。
2、如厕冲洗后，请在马桶内立即投放1片消毒片。
3、每天使用后的棉球一律投放到黄色塑料袋中。出观时请将黄色袋子封口，留在房间内。

四、垃圾投放：
1、投放时间：上午9:00-9:30，放在房门口的地上。
2、为保证酒店环境整洁，请不要自行把垃圾放到走道上。如有汤水，请先把汤水倒在厕所，餐盒放入垃圾袋，务必把垃圾袋口扎紧。

在过去的两个月中,我和格格巫的好基友又双叒叕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吵。这期间很多次我都想要写blog把刚发生的争吵记录下来，但每每还没来得及打开电脑，吵架就再次升级。搞到现在我终于有时间进行博客创作，仔细想了老半天才想起来这场互骂的导火索是什么：著名作家，我们敬爱的JK罗琳阿姨两个月前的一条推特。

当时好像有人发了一篇文章标题叫做《在新冠肺炎期间支持那些来月经的人》（好像是这个名字吧，记不太清楚了）。罗琳女士贱嗖嗖地转贴说：唉，“来月经的人”好像有一个名字哎，叫啥来着？汝的？努的？姆的？这条轻浮的推文立即激怒了跨性别人群，觉得自己不被罗琳女士当女人看，吵将起来，正反双方阵营里都出了不少情绪激昂的革命斗士，一言不合就要cancel对方。以至于后来又引发了一场关于cancel culture（取缔文化）的讨论。

虽然熟读《哈利波特》，但我并不是罗琳女士的粉丝，平时交往的朋友里也没有跨性别人士，所以对讨论的前因后果都不甚了了。刚好某个晚上格格巫好基友的女朋友——在柏林医学院（就是德国钟南山所在的机构）做性别科学研究的姑娘）——要见网友，对方是南德小有名气的性别理论学者。为了避免见光死，她让我们多叫几个朋友壮胆，索性把面基搞成一个广义的爬梯。连我都捎上了自己的朋友，一个搞性别研究的小gay和他做比较文学理论的男友。既然是这么一大堆搞理论的人坐在一起，我想，是不是可以借机讨论一下罗琳阿姨推特事件呢，刚好基友的女朋友就坐在我对面，我就问了她一句，想知道她怎么看这件事。

没想到姑娘还没来得及说话，基友就跟打了鸡血一样跳将起来。他大声嘲笑罗琳的悖谬，翻出伊的推特展示给大家（除了我）看，大声嚷嚷这人就是一个“恐跨”的Terf（trans-exclusionary radical feminist排除跨性别人群的极端女权主义者）。我的小gay朋友和他男友纷纷附和，接连便是难懂的话，什么xenofeminism，什么posthumanist之类，饭桌上充满了快乐的空气。

我既不同意他们说的话，又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心中非常气恼。但毕竟是大型面基会，有一堆不认识不熟悉的外人在，要是又跟基友吵将起来，格格巫面子上一定过不去。所以懂事的我按捺下心中邪火，默默多吃了两碟牛肉。回家的路上，借着酒意我跟格格巫抱怨说：

Gay就是gay，他们既然是男人，就永远当不了女性的朋友。

格格巫表示？？？你咋忽然发表恐同言论呐？

我就气呼呼地把刚才饭桌上的讨论重复了一遍。格格巫摆出一副“哎哟，你干嘛跟他们较真”的嘴脸，并且重申：即使基友和小gay们的态度和讨论不合宜不正确，我也不应该就此得出一个恐同的结论，这不是一个理性的态度。我反驳说凭啥说我不理性，他们对自己作为既得利益者（男性）的身份不自知，还在那里夸夸其谈平权和身份政治，我这么评论一句又有什么过分的地方？！

两个灌了一肚子黄汤的人兴奋过度，就这么吵将起来，一直吵到天都麻麻亮，才筋疲力尽地倒头睡去。

这晚过去之后，格格巫与我又就罗琳的话题展开了几次讨论，其实我们的观点并没有太多不同，我也觉得罗琳作为保守儿童文学作家，伊的性别和政治光谱本来就狭窄得可疑。而且伊既然在公共场域发言，又对公众议题的背景和边界不了解，言论唐突引发众怒也算是活该。同时格格巫也承认，罗琳言论所折射出来的一些问题，比如女性在平权运动中的位置，这场网络骂战中涉及到的性别理论和身份认知问题，都很值得讨论。基友与小gay们的态度令人遗憾。但是，他坚持我的恐同言论跟基友和小gay们的态度半斤八两，除了宣泄一下情绪，对任何健康的讨论都毫无助益。

过了两三个星期，对格格巫与我的争吵毫不知情的基友盛情邀请我们共进晚餐，好死不死又选在大型面基会的那家tapas bar。我抱着只好再多吃几碟牛肉的心情去赴会，哪晓得基友和他的女朋友热情洋溢，一直在兴高采烈地表示他们对我的喜爱，弄得我颇有点不知如何是好。总之，晚餐开始的时候气氛十分融洽。大家随意聊一些日常琐事和文娱生活，像四朵娇艳的塑料姐妹花。

然后不知道咋地，基友把话题扯到了自己的性取向上面，因为他说话太也喜欢掉文，所以我没怎么听懂，只大致明白他不管是从意识形态还是行为规范的角度都认为自己应该是个gay，哪晓得天不从人愿，他年纪越大，越发现自己直苗苗就像村口的小杨树。这让他非常纠结，也颇有一点痛苦和挣扎。我虽然听得云里雾里吧（我活这么大，只听说过有人为了自己的同性恋身份挣扎，没想到反过来也可以是一个问题…）但不管怎么样，今夜的气氛如此和谐，而基友既然都说到性取向的问题，我觉得自己大概可以继续几个星期以前的话题了哇？毕竟格格巫也说，罗琳言论折射出来的问题“值得讨论”嘛。

于是我就潦草地赞美了一下基友的勇气（？），然后一个硬转，又提到了基友在上次面基会上拿出来示众的推文：

If sex isn’t real, there’s no same-sex attraction. If sex isn’t real, the lived reality of women globally is erased. I know and love trans people, but erasing the concept of sex removed the ability of many to meaningfully discuss their lives. It isn’t hate to speak the truth.

我问他，上次你觉得这话说得如此荒谬以至于需要拿出来供所有人取笑，我自己回去读了一下觉得还好，你能跟我解释一下你觉得这话哪里不对吗？

没想到，基友一听这个问题，爆炸了。

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两个多月，我当时没搞清楚，现在也记不起来，基友是如何炸掉的。我只知道，我看似天真的一个问题，不偏不倚地撞到了他的G点上，他愤怒地开始辱骂我和我所代表的罗琳以及罗琳背后站着的一大票恐跨人群。

老实说我开始是懵逼的，诚诚恳恳地解释我并没有要冒犯他的意思，也不是罗琳的粉丝，我只想就这个由头讨论一下性别话题。

“但你为啥要用这个由头呢？”基友怒喊着，不听我的辩解，一连串我不懂的词汇又喷射到空中。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堂堂四川妇女是好惹的吗？能由着你一个十字山的假共产党指着鼻子骂？他继续蹬鼻子上脸，我又是一个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一拍桌子跟他对骂了起来。

我们的声音越来越来响，虽然没有什么内容，但中间掺杂着基友的女朋友无力的劝架与格格巫沉重的叹息，想来音响效果甚是惊人。隔壁桌的人默默忍受了一会儿，实在按捺不住跟我们说：请你们小声一点。作为一个遵守公共秩序的好公民，我意识到自己在扰民赶紧识相地闭了嘴，结果基友骂上了头，转过身去又把邻桌的人骂了一顿。我被惊得嘴也合不拢，四川小城里威震四方的骂街大娘也知道冤有头债有主，邻桌大哥趁天气好出来喝口小酒，遇上基友何其无辜？格格巫后来给他辩护，说中产阶级这些拿腔作调的礼仪赶紧收起来罢，既要觉得十字山酷得滴滴淌，遇上我们十字山人民在街上快意恩仇又觉得情感上接受不了，那就是活该被骂。我心里想这是什么狗屁道理，十字山又不是你们白左买下来的，更何况你老人家不是中产阶级吗？我和基友声音每提高一度，你老人家的脸色就又灰败了八分，头都快埋到膝盖下面去了，跟邻桌大哥对拿腔作调的礼仪重视程度那也是半斤八两。

总之我们坐在夜风习习的果儿栗子公园旁边吵了大半个晚上，吵到餐厅打烊，我也没搞清楚这架到底是怎么吵起来的都吵了些啥。我自己赶鸭子上架地为罗琳女士辩护了一下，提到了我对身份政治运动操作形式的疑虑，也提到了女性和跨性别者虽然都在争取平权的前线并肩战斗，但是不是归根结底不同的人群有着不同的经历和不同的诉求，罗琳阿姨站在女性的角度说话，跨性别人群是不是有点overreact，结果越描越黑，我越说基友越生气越觉得我这个恐跨的毛病不治将恐深。至于基友说了啥我则完全没听懂。

最后我大概是被格格巫架走的。据说基友的女朋友也对他大光其火，在我走后接棒跟基友继续吵到了半夜三点。

第二天我上班的时候收到了基友发来道歉的信息。我也赶紧回复，但觉得自己没有什么需要道歉的地方，所以只说自己言语欠妥，引起误会，甚是遗憾，然后又塑料姐妹花地互发了很多大红心emoji…

但我之所以承认自己言语欠妥，是因为格格巫后来坚持说，基友原地爆炸的原因，来自于我提问题的方式欠妥：他正沉浸在对自身体验的反思与纠结之中，我完全没顾得上表达我的同情与理解，就硬梆梆地甩出一个上次已经被认为是有问题的话题，逼他发表意见，自然会让对方觉得我在挑衅。我觉得他这个说法莫名奇妙——基友既然在剖析自己的性取向，这算是抛出了一个话头，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大家都能感同身受的身份认知问题，自我本能和社会规训之间那些没完没了的拉锯战，不管是对女性、同志还是跨性别者来说都是共同的经历。所以他开启的话题，难道不是被我稳稳地接住了吗？格格巫解释的时候，我半信半疑地接受了他的说法，毕竟也许德国人跟中国人组织语言的逻辑很不一样，讨论问题的方式不一样，在我看来诚恳的问题，在基友的耳朵里就是大大咧咧的挑衅呢？我这样半信半疑了一个多月，在接下来的第三场吵架后，才将格格巫这个辩解正式上纲上线为gas lighting。

其实第二场吵架之后，爱好和平（恐惧一切争端）的格格巫就一直在祈求上苍别让我和基友再碰面。他说基友最近遭遇中年危机，精神状态不是很稳定，我又一而再再而三地挑衅，让他（格格巫）头疼不已。虽然我还是不太接受我友好的学术问题被误会成挑衅，但我承认对欧洲知识阶层微妙的礼仪规则不太搞得清楚，引发事故是可能的。这期间基友和我非常塑料姐妹花地再三隔空表达我们应该再聚再喝酒，但谁也没有主动跳出来约时间地点。结果有一天我下班后想给格格巫一个浪漫的惊喜，没提前通知就跑到他家，好死不死，发现格格巫和基友正排排坐在运河边的长凳上谈心。

就这样，我和基友在这个夏天第三次相会了。我们也绝不是浪费时间的人，寒暄了大概十来分钟，就短兵相接地再次吵了起来…

还是一样的话题，还是一样的混乱，我和基友的吵架，似乎从来都不能导向一个和平理智的结局，从我们的第一场架——关于airbnb和新自由主义的烂账——开始，我们就陷入了一个鸡同鸭讲的绝望泥沼。在第一场架中，我只想讨论市民举报这个行为是否合理合法，但基友却认为我在为airbnb和新自由主义辩护；在这个夏天一场一场的混战中，我想听听学术圈的盆友们如何用理论的框架诠释性别的涵义，既然身份政治已经是我们深陷其中的现实，我希望了解不同的性别符号在不同群体（女性、同性恋、跨性别者）的集体身份认知中扮演的不同角色是否能够自洽或相互印证，然而基友唠唠叨叨纠缠于罗琳和我是不是恐跨这种无聊的问题，令人怀疑我们是不是说着不同的语言——而语言，确实也在这场争吵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基友操着一种听上去令人头秃的学术德语，狂掉书袋的同时从句叠从句，中间夹杂大量40个字母起跳的组合词，听得我头晕目眩。我在攻击基友言之无物的同时，也同时指出他组织语言的方式令人发指，我的攻击引发了格格巫对基友的同情（共情？），为了缓和气氛，他做了一次无用（更准确地说是适得其反）的尝试，开玩笑地说我的语气像Valerie Solanas。

啊，Valerie Solanas是谁呢？Valerie Solanas是1968年刺杀Andy Warhol的女疯子。她指控Warhol在他的“工厂”对工作人员甚于资本家的无耻剥削，她最出名的作品是一篇要推翻政府，干掉资本主义并消灭男性的宣言。我对Valerie的愤怒感同身受，但她到底是歇斯底里的女疯子还是“阁楼上的疯女人”我却不得而知，因为我压根不知道Valerie Solanas是谁，我相信自己在什么地方看到过“刺杀安迪·沃霍”的八卦，但谁记得住欧美人那一长串一长串的名字？基友抓住这个把柄，开始指控我“对60年代已降对性别问题的讨论一无所知，既不知道Valerie Solanas是谁，也不了解Judith Butler关于社会建构性别的理论（他放屁），这样一个对context全然陌生的人，跑出来支持一个同样对context陌生的保守主义儿童文学作家，他简直不知道该从哪里批驳起。

基友这段既无礼又无耻的话彻底激怒了我，我连珠炮一样地高声骂了回去，我指责他听不懂人话，而这种听不懂人话的行为未必是因为智商太低，而是出于他西方中心主义的傲慢——这是针对他将我礼貌的问题认作挑衅，我曾经“大度“地承认如果真的要在自己身上找原因，那也是因为我说话的习惯和他们欧洲学术圈那种弯弯绕不太一样，他既没有能力解读我的语言，也没有能力理解并接受我说话习惯跟他们不一样的原因；西方中心主义之外，基友和格格巫还是两个将自己所有的那一点知识作为碾压他人的权力工具的恶霸（是的我把格格巫也扯了进来），我也好，保守主义儿童文学作家罗琳阿姨也好，我们从自身体验出发理解世界有什么不对？难道所有人都要在了解50年性别理论演化的基础上才能拥有对自身性别身份的话语权吗？

就在这个时候，邻桌的三位妇女也加入了战团，其中一位中年妇女以一句“你们也够了吧”开场，我们都以为是因为本桌吵架音量太高，像上次一样扰邻，基友的回骂已经到了嘴边，结果该女性马上亮明了自己的立场，她现在插话是来为我壮声势，因为她们在一边旁听这么久，实在受不了格格巫和基友两个大男人对我的霸凌。作为旁观者，她比我冷静得多有条理得多，将我们乱七八糟的吵架从头到尾捋了一遍，指出了两个男性玩弄知识权力是一种虚张声势，也控诉了他们一整晚跟我的争锋相对是多么没有道理。最后她转过头，严厉地看着我说，你也是时候该认识几个新朋友了。说完之后她就叫服务员买单，然后潇洒走掉了。

基友和格格巫听得呆若木鸡，在他们的“左派自由主义者”生涯中，想必很少有人将这些通常适用于极右人群的控诉加诸他们身上，这两个人陷入了“什么难道我最终活成了我最讨厌的人”的自我怀疑和“她们不对不对不对”的抵触情绪中，气氛像末日审判一样肃杀。我心里暗暗好笑，基友为了找补一下，悻悻地诋毁那三位妇女是“萨克森来的女拉拉”，我觉得这种没有品味的攻击已经是他最后的骄傲了，犯不上去戳破。比他还惨的是格格巫，在经历了我和萨克森女拉拉的双重上纲上线后整个人都不好了，面色青黑，一语不发，在接受控诉和不接受控诉之间痛苦地挣扎。他这个样子让我也觉得异常烦躁，一看时间又是凌晨，第二天还要上班，我就骑着车回自己家睡觉去了。

第二天换了格格巫打电话来道歉，我在电话中申明不想再听他为基友辩解了，基友中年危机也好，身份危机也好，说话方式与众不同也好，都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如果要说服我承认在这场争吵中也负有责任，那就是在gas lighting我，请格格巫自重。格格巫灰溜溜地同意了我的看法。

过了几天，基友继续不服气，鬼头鬼脑发来一篇Judith Butler的访谈：《朱迪斯·巴特勒谈文化战争、JK罗琳和“反智时代”的生活》。朱老师也不知道是在象牙塔里呆太久还是怎么着，最近说话做事甚是悖谬。上次签名支援Avital Ronell就是一个例子，这会儿又跑出来接受访谈，轻描淡写地把罗琳和她的支持者们贴了个标签：受迫害妄想症患者。这些人想入非非的恐惧配不上得到朱老师更多的关注，她更希望跟保有理智的女权主义者讨论性别的多样性和如何在网络时代抵抗反智的受迫害妄想症患者们。但在这个夏天漫长的争吵中，我越多了解相关的问题，就有越多的同情给到罗琳——虽然我也觉得她那套出名的儿童文学作品里那些保守的性别和种族观念颇有问题。罗琳的推特并没有质疑跨性别者存在的正当性，而是在抨击性别政治实施过程中出现的诸多实际问题。尽管她一再强调这一点，但很多批评的人依然把这两点混为一谈。朱老师并非没有能力理解这一点，但她认为，罗琳的批评无中生有，只是被恐惧驱使的偏见。这是真的吗？即使对厕所问题的批评略可笑，但罗琳在后来解释的公开信里提到的好几个问题我觉得确实值得探讨：年轻人在身份政治的裹挟中过于轻率地决定改换性别，但变性不是纹身，毕竟医学还没有发展到那个地步，可以让人今天变男明天变女。当然了，轻率的年轻人永远都会有，就算不是变性，他们也会想出其它的方式来折腾自己。但一个保守的罗琳女士表达自己对此的焦虑，也并没有什么值得指摘之处吧？更何况她还提到在自己的慈善工作中接触到大量的案例，是对自己女性身份感到不满的年轻女孩想要变性成男人，以逃脱男权社会加诸于己身的不公。她们的变性需求并不真的来源于自己的性别认知，那么，对变性行为给予支持就不是帮助她们的正确方式。

而说到性别的多样性，这一点也让我感到疑惑。朱老师所说的性别多样性，难道不是建立在性别存在这个事实基础上的吗？即使社会构建了性别，但它毕竟被构建了，是真实的存在。我们可以去批判它，但无法抹杀它的存在。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即使我非常希望父权制原地消失，但成为女性给我带来了很多快乐，这些快乐大过在父权制下生活带给我的痛苦。我喜欢自己细腻的皮肤和柔软的曲线，也不觉得性别差异完全是后天造就的。在成长过程中，我也曾一再思考那些超短裙、高跟鞋和睫毛膏对我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我觉得它们美吗？我觉得穿着高跟鞋涂着大红唇的自己美吗？如果我觉得自己美，这个美是真的美，还是我在以男性的眼光凝视自己，让父权社会畸形的审美影响了自己的判断？如果我经历了漫长的思考，认为舒服自然的自己就是最美，脱下高跟鞋素面朝天地走在大街上，对面忽然来了一个骄傲的跨性别姐妹，挺着气球大胸，穿着恨天高，假睫毛能当雨刮器，我该跟她一起庆祝她对这些符号的使用，还是说一句：wait a minute…我其实也不知道。或许不同的符号对不同的人群，因为其不同的经验，所代表的涵义就是不一样的。所以，如何承认多样性的存在，与之共生并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难道不应该是公共平台上的讨论应该导向的地方吗？

平心而论，朱老师的话每一句看上去都很正确。但我在这篇文章中看到的是象牙塔中人的傲慢。女权主义者和跨性别人群都要挑战父权制度，现在这种针锋相对是否也属于不同阵营在运动中寻求自己声音的一种必然？为什么对跨性别人群的言论和行为提出质疑的女性就一定是“恐跨”的？为什么要将她们的反思和疑虑定义为不负责任的想象和毫无来由的恐惧？她断言“持这种观点的女权主义者预设：人会被阴茎所定义，任何有阴茎的人为了进入女性更衣室都会自我认同为女性，并对里面的女性产生威胁。它假设阴茎是威胁，或任何有阴茎的人如果自我认同为女性，就会进行一种卑鄙的、欺骗性的和有害的伪装。”这…即使略有恐跨嫌疑的罗琳阿姨也不是这么说的呀，她明明说的是，在开放女厕所给跨性别人士的同时，增加了不怀好意的男性借此犯罪的可能性。不管这是不是罗琳阿姨异想天开（英国的厕所没有隔间吗？！），但毕竟她并没有表达“任何有阴茎的人如果自我认同为女性，就会进行一种卑鄙的、欺骗性的和有害的伪装”这层意思，朱老师自己写东西晦涩难懂，难道竟是因为有阅读障碍？比阅读障碍更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这种误读代表的那种“懒得去理解你们究竟为什么发出这种谬论”的傲慢:那些批评质疑，即使是想象和恐惧，难道不也暗示了某些被挤压的空间和未被感知难以言说的不公呢？

这让我想起前段时间看到迈克·桑德尔出了新书，名字叫做《美德的暴政》，但美德Merit是精英Meritocrat的词根，所以桑德尔是在向自己人开炮。我看了一下书评，桑德尔在书里这样说：“谦卑是此时此刻至关重要的公民美德，因为这是一种必要的解药，可以消除精英政治的傲慢，正是这种傲慢导致了我们的分裂。”

于是我就去Audible下单了一本，桑德尔自己当声优哦。

至于吵架的结局嘛…夏天过去了，天气变得令人沮丧，德国又开始咣咣闹肺炎，能够坐在街边高声扰民的好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基友去了希腊抓住阳光的尾巴，格格巫要回美国去经历大选，我则要回国搬砖。对朱老师的吐槽，我只是跟格格巫讲了一下，他并不完全赞同，还是邀请我跟他一起读书，而基友我则没有再回复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