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初回国之前我曾经在blog里吐槽自己的建筑师邻居。我以为缺乏女性主义立场就是她全部的问题了，没想到，我还是太天真。
回到柏林后某一天，她在微信上问我有没有认识的年轻建筑师推荐。聊天中我了解到她还在继续以freelancer的身份为她以前任职的公司——一家由中国男性青（中）年建筑师开创的，通过与国有大型设计院合作经营中国业务的建筑师事务所——工作。最近公司委任了她一个规模挺大的新项目，她一个人忙不过来，需要找一个年轻人帮她处理一些不太需要动脑子的琐碎工作。
刚好我在国内的时候，我的老朋友C说他们公司有一个中国姑娘，大概觉得在德国人的公司遇到了玻璃或者竹子天花板吧，待得有点儿不愉快，所以想要换个地方，C把她推荐给了我。而我因为这几年公司的业务主要是在中国，招人也更希望对方能base在上海，所以暂时没跟姑娘联系。邻居现在既然在招人，我就把这位姑娘推荐了过去。
她们的面试以相互看不上告终。
姑娘在微信里很客气地给了我一个回复，说“感觉双方都需要再考虑考虑”。邻居则跑过来吐槽说：我天现在的年轻人都是怎么了？！我还在介绍项目情况呢，对方就已经把条件都摊到了桌面上，什么不加班，什么周末节假日要休息，每年还得按照德国规定休年假！
我：？？？这有什么不对吗？
邻居说：我觉得年轻人不应该先说这些，年轻人应该先积累经验，学东西！哪有一上来就假期啊节日的。
我：这…也不矛盾啊？
邻居说：这是一个态度问题。年纪轻轻天天想着放假啊休息什么的，还不乐意加班，怎么学东西？！我们刚毕业那会儿，怎么可能跟老板说这些！
我：你当初被压榨剥削的时候，肯定也是很不情愿的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嘛…
邻居：但我当时确实学到了很多东西啊！
我：说不定你没有受压榨，照样能够学到很多东西啊！
邻居：不对。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经验都是通过大量重复的劳动慢慢积累起来的。
我想说这些大量重复的劳工也是应该得到报酬的，又想说大量重复的劳动也可以通过科学的管理尽量避免，还想说反正也特么不是你给钱你让你员工幸福点儿有啥不好？！但我又像上次一样，彻底失去了继续对话的兴趣，翻了个白眼没有接话。
邻居接着说：反正我现在已经把招聘广告修改了，加了一句话：“工作量非常之大”，照样有人给我投简历。
我：好的。
接下来省去我内心深处一万字大家耳熟能详的，对资本主义的控诉。
邻居的言论让我想起一句熟悉的老话：多年的媳妇熬成婆。这句话隐含的意思，当然是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了之后，终于可以耀武扬威，让自己的媳妇端洗脚水，喝洗脚水。作威作福，多么愉快！
然而，冤冤相报何时了啊！因为无法承受被剥削的痛苦，说服自己将剥削的行为合理化，认为痛苦是必要的，是正当的。所以不仅是剥削者，受剥削的人同样努力在推进将剥削制度化的过程，逼迫它人进入这个系统，一起受剥削。不只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类几千年就是这么过来的。幸好还总有那么几个人不认可这个逻辑，不然咱们今天也还在哭长城，垒金字塔什么的。
邻居问：难道你刚开公司的时候也这样（圣母婊）吗？
我想了一下。我刚刚招第一个员工h的时候，确实也必须面对这个问题。当时飞先生和我都不在上海，h一方面要克服时差的问题跟我们交流，另一方面对我们的工作方式也不太了解。而她是一个非常认真的姑娘——我的幸运——有时候我草率地交了一个任务给她，想当然地认为她应该能很快搞定，而她往往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经常工作到深夜。这件事带给我的心理压力非常之大，有时候我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在电话里朝她嚷嚷说难道不是这样这样就可以搞定了吗？你为什么总是把事情搞得那么复杂？！有时候我又试图给自己洗脑，就像邻居将PUA合理化一样，告诉自己中国就是这样的，加班在所有的行业都是常事，建筑业更是重灾区，她管理不好自己的时间就让她加班去吧，反正她肯定也都习惯了！还有时候我会把愧疚感推给自己的合伙人，有一次我发现飞先生在德国时间晚上11点（中国时间凌晨5点或者6点）还在跟h对工作的时候，我觉得他简直是自私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在电话上跟他大吵了一架。当然，在整个过程中，我都清楚问题的根本不在h，飞先生和我才是需要反思的两个人。然而内卷社会的日常工作如此让人疲惫，我们自己都在其中挣扎，就像快要溺水的人，很难想到应该停止手忙脚乱瞎扑腾，稍微停顿一下，调整正确的姿势，让自己更轻松地浮起来。
幸好公司并没有在这样的鸡飞狗跳之中垮掉，这跟h的坚持和努力也有很大关系。我们业务有了一些起色，慢慢又新招了另外的员工，有了一个虽然小但气氛还算不错的团队。公司的日常节奏也被逐渐调整到了我能接受的程度：虽然假期没有德国多，但法定节假日和双休日大家该放就放，日常工作8小时，加班就尽快安排调休。但这样的安排，也有可能只是我的一厢情愿。这次回国的时候，和更年轻的同事s聊起他的日常工作，他会带着点迟疑说，我们公司加班太少，是不是冲劲不够。他加入我们之前在一个台湾公司工作，从来没在11点之前下过班，节假日也甚少休息。辞职来到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他也要面对高企的房价和生活的巨大压力，我能给他的那点微薄工资，是不够在上海站住脚的。别说是他，即使是我自己，回到上海也每每觉得居大不易。然而这个问题是不是我像疯子一样逼迫自己和同事们加班就能解决得了，我也没有答案。
也因为这个原因，虽然主要业务都在中国，我也选择继续赖在柏林。我需要知道在世界上还有些地方，人们还能拥有相对来说正常的生活，不至于完全被卷入疯狂的内耗。但为什么邻居能够一边心安理得地享受福利社会给予她的保障，同时用完全相悖的逻辑来理解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则，对我来说是一个谜。
我也懒得知道谜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