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

既然服务器继续运行，那么现在来把“年终总结”写完。《年终总结“上”》里只有每年翻来覆去讲的那几句话，没有任何新意，中年生活无非是磕磕碰碰地继续折腾，这样的总结不做也罢。到现在一年都过了四分之一，为什么我还有这样的执念？

新年第一天的早上，我抓起手机，看到《时代》(die Zeit，我唯一付费订阅的德国报纸）写了一篇新年祝词，叫做Das erste Viertel…（四分之一个世纪…），这篇新年祝词后面跟了欲言又止的三个点，提醒大家新千年的第一个世纪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文章开篇回溯了25年前人们对新千年的憧憬：经济增长、技术进步、世界变得更加和平、挣扎在贫困线上的人越来越少、人们携手抗议对自然环境的破坏，阻止气候变暖…总之，充满了昂扬向上的乐观情绪，然后弹指一挥间，25年过去了。

读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忽然意识到，千禧之交对我来说也算一个颇有象征意义的时间点。我1999年夏天参加高考，所以最直接的转变是离开妈妈爸爸，从新的千年开始，像成年人一样生活。

于是我开始三迷五倒地恋爱，决定去更远的地方学习。我经历了亲人的离去，也缓慢（不无艰难）地学会了如何在精神和经济上自立。从这个角度来说，以19开头的年月和以20开头的年月，对我来说确实有截然不同的色彩。

然而现在回头去想，千禧年钟声敲响那一刻我在哪里，在干什么，想什么——不知道。当年的媒体上一定也写满了煽情的回顾与展望，好像还有一些制造恐慌的怪力乱神，它们怎么影响我的——不知道。“新千禧”对于当初的我，就像“全世界”一样，也许有种抽象的激动人心，却没什么实际的意义。

但幸好——努力一番之后——我发现自己还没完全失忆。千禧之交，我刚栽入“建筑学”这个邪教组织，懵懂之间已然深受其害。那个学期结束的时候，全班同学为交图一起熬了三天三夜，因为年轻身体好，也因为远远没到有能力反思自己在做啥为啥做的年纪，不眠不休的72个小时不痛不痒地过去了，留在记忆中的，只有同学们在工作室循环播放以至于变成耳虫的莫文蔚的《阴天》。交完图，迎来了大学的第一个寒假。有人回宿舍睡觉，我则收拾好行李去了理发店。等候、洗头和剪头的每一个瞬间都睡得七歪八倒，剪好头发我就跟KK踏上了背包穿越四川之魔幻旅程，在绿皮火车上我们拉起兜帽继续呼呼大睡，对面电子科大的两个男生徒劳地想要叫醒我们一起斗地主，最终失败了。要等到几乎十年后，《孤独星球》才cover到四川（里面还有我一两篇豆腐块），而我们一路变换各种交通工具，走过了现在也想不起来名字的大小县城。除夕那天，兴高采烈地参观了大足石刻后，在空无一人的庙里跟老和尚有一搭没一搭地尬聊，老和尚极力挽留我们留在山里跨年，好在我们坚决地拒绝了他。

当年的我并不缺想象力：作为自恋而乐观的惨绿少年，我曾坐在校巴上远远看着自己所住的厂区，矫情地幻想几十年后走过千山万水再回到彼处，看着曾经无比熟悉的咸鸭蛋一样红而大的落日感叹物是人非的情形。但即使是这样，在世纪之交的那些日子里，懵懂的我无法也无意去想象，万水千山和几十年到底意味着什么。

前阵子跟一个德国妇女聊天，她说20多年前夏天很短，8月结束，阳光灿烂的好天气就没有了，9月一定会下雨，气温也会骤然下降。 我说是啊，刚到柏林那几年，初雪总在生日（11月中旬）那天如约而至。德国的雪真大啊，而且要一直下到三四月间。迷信的我觉得瑞雪兆丰年，所以对此印象深刻。但柏林已经好多年冬天都不再下雪了，我已经快忘了踩着没过膝盖的积雪深一脚浅一脚走路是什么感觉，而9月也总是阳光灿烂，甚至10月有时候还像是夏天。世界跟我们一起都悄悄改变了呀，只是当时已惘然。

我最近去了香港 / 东京 / 千岛湖 / 瑞安，正在散架中。

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以为blog或者社交媒体是可以在路上捏捏手机就捏出来的，但其实不坐到电脑面前我啥都写不出来。我需要好用的键盘和巨大的显示屏，我需要舒服的工作椅和安稳的办公环境。

………………………………没有消失的分界线…………………………

忽然发现如果继续给服务器续费就不用消失了…可以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既然是这样，我努力一把，赶紧把《下》也给写了。

希望两个月之后可以顺利搬家，顺利到没人感觉到差别。

人人都说自己有拖延症，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四月才开始写new years resolution?

圣诞节我们去了巴黎，回到柏林过新年的时候又有朋友从国内过来，没来得及写blog。之后每天都在莫名其妙地忙碌，很快又到了农历新年。我当时还自我安慰：农历新年写resolution，好歹也算是new years resolution。农历新年国内同事们放假，我可以休息两个星期，可想而知有大把时间写blog睡觉爬墙放空。结果上海虽然消停了，柏林的项目还在继续，那十四天我几乎天天都在工作，连周末都搭了进去。过完年又开始准备回国。以往回国白天工作，晚上一个人在酒店正好看书看剧写blog，但今年带着sabbatical的格格巫，每个晚上都有莫名其妙的事情，包括并不限于陪工作狂怼在办公室熬夜班，但办公室的环境也很微妙，并不是同事们走了我就可以享受me time，这个场域会自然而然地生成一堆工作相关的琐事，让人没完没了地做下去。

这么一写，好像我是个工作狂。但其实又不是。这两年我其实很注意工作和其它一切之间的平衡。确实一直在工作，但确实也有其它事情占据了大量时间：恋爱、见朋友、看书、做运动、旅行、管理财务（这不仅又是一个blog大坑，同时也是时间黑洞，新买的房子意味着很多paperwork，同时我还报了一个学习投资的线上课程，每周要听二十多节课，还要做课后作业）每天忙得不亦乐乎，同时觉得很疑惑：那些有家有口的朋友究竟如何分配自己的时间？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已经成了韩炳哲书里那种被时代车轮裹挟和碾轧的倦怠成年人，maybe yes。世界不断崩塌，而我还在摸摸索索搞一些有的没的。每次在上海，女朋友们聚会一个恒久的话题便是退休。退休了就可以不再为生存和经济压力所迫（我的想象当然充满了乐观主义精神，预设自己只要继续搬砖二十年，退休后就可以不再为生计发愁。但即使还得发愁，对于一个乐天知命的四川人来说，退休也意味着既然没有力气继续卷生卷死，当然应该心安理得地躺平，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了此残生）格格巫对我的想法持批判态度，他认为我现在也应该做自己喜欢的事，不应该等到退休之后。但搞建筑跟搞哲学是不一样的。我虽然喜欢自己的工作，工作仍然是工作，工作总是跟一些让人烦恼的事情混在一起：迎合甲方、处理人事、管理财务、接受失败的成果。很希望某一天我不再需要面对这些事情。

我准备过一阵把这个blog的域名和服务器都迁回德国。

之前因为还有一些朋友看，所以觉得放在国内大家方便点。但实名这件事实在恶心人，这几年在欧洲要打开也时不时遇到问题。因为我经常断更，写的内容也莫名其妙，来看的朋友越来越少了。google reader没了之后，这里几乎成了自说自话以及跟听听聊天的地方。

总之还是先预告一下。4月中旬国内的服务器就过期了，但域名因为种种原因要到5月底才能搬迁完成，可能会消失一阵子。我会在消失之前努力更新一次！我还没写new years resolution 呢！笑死。

无论古今中外，到了圣诞节或者农历新年这样阖家团聚的好日子，一家人其乐融融共处一室，吃吃喝喝谈天说地，最后难免大吵一架，大多数时候以某位家庭成员大怒或痛哭跑出去收场。

今年圣诞节，格格巫一家人团聚在巴黎。”中国火锅“和海鲜大拼盘吃饱后，作为甜品的吵架就上桌了。这次争端的导火索是巴登符腾堡州卡尔斯鲁厄郊区一个小镇灾难般的垃圾管理政策。格格巫的爸妈就住在这个风光如画的小镇上。市政工作人员每周会开着黄色的垃圾车，把大街小巷每一栋房子的垃圾分类收走。月复一月年复一年，负责某一片区的“垃圾专员”甚至认识该区的大部分住户，如果有谁忘了在规定的时间把垃圾桶推出来，专员会耐心把垃圾车熄火，去这家看看出了什么情况。

事情大概是去年搞砸的。卡尔斯鲁厄为了减少市政开支，忽然开始了一系列财政改革计划，其中一项是把全市收垃圾的工作外包给一家私人垃圾运输公司。根据格格巫爸爸从《卡尔斯鲁厄日报》上看来的信息，这家私人垃圾运输公司是在一众竞争对手中以最低价中标的。自从他们开始垃圾运输工作，整个城市都乱套了：一般来说垃圾车开到之前，居民们应该把垃圾桶推到马路边上，方便垃圾专员拖走。但卡尔斯鲁厄位于黑森林边缘的丘陵地带，城市周边那些历史悠久的小镇上街道蜿蜒而狭窄，很多还上坡下坡，非常陡峭。格格巫爸妈的小木屋就位于这样一条陡峭而蜿蜒、狭窄而美丽的街道边，人行道不足一米，根本放不下垃圾桶。老两口习惯把垃圾桶推到院门口，市政的垃圾专员来了，会停车穿过一条小道，进院子里来把垃圾桶拖出去。但按照私人垃圾公司的规定，如果垃圾桶离街道的距离超过15米他们就不管了。如果让这个公司的工作人员跨越15米以上的距离去拖垃圾桶，不仅会极大增加人力成本，也超出了该公司当初与卡尔斯鲁厄政府所签合同规定的工作范畴，所以完全不可行。但卡尔斯鲁厄像格格巫爸妈这样家门口街道放不了垃圾桶的居民不在少数，这样一来满城的垃圾没人收，卡尔斯鲁厄人民怨声载道。

政府很快意识到自己的失误，召集私人垃圾运输公司的人来修改合同，重新定义垃圾服务外包的范畴。一顿修改下来，私人公司收垃圾的价格上涨了不少，政府还没来得及核算财政会不会超支，当初同时参与竞争的其它公司就跳了出来。他们认为中标公司在克扣服务范畴的前提下通过恶意降价中标，属于不正当竞争。如果通过修改合同拿到更高酬劳，更是破坏招投标程序合法性的行为。这些没中标的公司们号称修改后的合同一旦生效，他们就会对政府和中标公司提出诉讼。这样一来，修改合同的可能性就被锁死了，但重启招投标程序也不可行：当初市政跟私人垃圾运输公司的合同一签就是五年，提前中断也会引起法律纠纷。

在圣诞节的晚餐桌上，格格巫的爸妈提到了这件事，老两口对市政府的愚蠢和无能非常愤怒。面对这类抱怨，家人们于情于理都该义愤填膺地加入数落政府的行列，为圣诞餐桌增添一抹“德味”。结果格格巫的姐夫不知道吃错了什么，忽然跳出来帮政府说话。按照他的说法，现在各地政府都人浮于事开销巨大，再不劳务外包，通过市场竞争引入更注重效率的私人公司，久而久之国将不国。话一出口餐桌上就炸了锅，愤怒的格格巫、委屈的巫爸巫妈、坚决站老公的巫姐和打酱油的巫侄儿和我同时开喷，嚷成一团。两小时后格格巫妈妈面红耳赤愤而离席，剩下的人面面相觑，这场圣诞大吵才算落幕。因为我写blog的速度堪比便秘，现在再来回溯整个争吵过程中谁到底说了什么已经全无可能。但不管谁说了什么，这场架也非吵不可：格格巫相亲相爱一家人牢牢霸占政治光谱的每个角落，人人都有自己的Agenda，无论说到什么意见都很难一致，目前看来也绝无彼此说服和妥协的余地。

比如格格巫姐夫，大企业高管，工作狂，守序邪恶，政治站位跟马斯克差不多。马斯克要搞DOGE，格格巫姐夫就要支持德国各级政府劳务外包，最好整个政府都由他这样的职业经理人以市场规律为基础运作，甚至还发出了”保障民生为什么非得是政府的责任“一类的天问，噎得其余家庭成员直翻白眼。姐夫在圣诞期间跟我谈笑风生，聊到公司在中国、印度、巴西的生意都相当不错，但本土经营情况却是一泡污，高薪和劳工法把工人们惯得越来越懒，他去年下半年跟工会以及“愚蠢的左派”斗智斗勇，最终成功关闭了法国中部的一个厂区；我们还聊到阿根廷的米莱，格格巫姐夫对米莱给出了中肯的评价，认为他的经济政策还是很成功的，阿根廷人民虽然吃瘪，但阿根廷人民anyway都在吃瘪，别的政客都拿通货膨胀没法子，但米莱居然能用休克疗法把通货膨胀打下来，了不起。

格格巫姐姐，前企业律师，现四孩妈，混乱邪恶。关于卡尔斯鲁厄垃圾政策的讨论起始于她指挥我们把吃完海鲜大拼盘后堆成小山一样的厨余垃圾趁天黑扔到邻居家放在路边的垃圾桶里去。格格巫姐姐在大乱战中支持老公主要是因为这届人民不行，她嫌弃德国人民太爱抱怨。爱抱怨多半是因为日子过得太舒心，缺乏锻炼和敲打，失去了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如卡尔斯鲁厄的人民如果配合一点，乖乖把垃圾桶拖到街边上，垃圾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格格巫爸爸说街道是大斜坡，垃圾桶会自己滑向世界尽头；格格巫说人行道很窄，垃圾桶放人行道骑车的小孩会撞上去，放马路上更是交通隐患。对此格格巫姐姐的回答是，等垃圾堆到房子那么高，卡尔斯鲁厄市的居民自然会找到停垃圾桶的合理地点，活人难道还能被垃圾淹死不成？同时格格巫姐姐觉得这届政府也不行，既愚蠢且无能。政府职能外包本身不是问题，但因为政府太愚蠢又太无能，所以连职能外包的工作都做不好。她气愤地说，马上就要大选了，简直不知道还能投票给谁！格格巫问，你不知道该投票给谁，是因为你觉得没有政党可以代表你作为选民的意愿，对吗？姐姐立即说：对。格格巫又问，那你有没有想象过一个能够赢得你投票的政党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姐姐说，不知道。又想了一会儿说，我对政治从来不感兴趣。

格格巫大侄儿——姐姐姐夫有四个孩子，那天晚上唯一加入战局的是老大，其他三个人完全不感兴趣，自己玩儿自己的——从小私校一路念到名牌大学商科，阿尔法人格显现中，中立邪恶。格格巫大侄儿是当天晚上的惊喜，因为他作为未来的Finance Bro，已经开始追逐金钱和地位的优绩主义者，居然懂得政府和企业不是一回事，两者的目的和运作方式有着根本的差别，并为此跟自己爹激烈争辩了一番，这说明欧洲的基础教育没掉链子，观念的水位毕竟还是在上涨。（？）

格格巫爸爸，路德教徒，退休前是主任医师，工作狂，人生没有做过自己认为错误的事，对违法乱纪深恶痛绝，守序中立。老头盛年时在医院是个医术精湛且一丝不苟的暴君，跟自己的儿子因为政见不同有过无数争吵。但进入晚年后，根据格格巫的观察，不知道是因为社会整体右转，还是媒体上太多左派的论点，格格巫爸爸对很多社会现象的观点缓慢左移，居然奇迹般地落位到政治光谱的中间，父子关系也随之缓和不少。在卡尔斯鲁厄垃圾事件中，格格巫爸爸关心的不是自家垃圾日复一日的堆积——毕竟退休之后有的是时间，可以自己开车去垃圾集中处理中心——而是这件事背后折射出来的种种不合理：比如政府招投标程序的唯一标准是商务标报价的高低，比如无商不奸，比如格格巫姐夫居然在圣诞节的晚餐桌上冒犯他。

格格巫妈妈，天主教徒，家庭妇女，混乱中立。巫妈的政治倾向跟巫爸高频共振，以至于我很难判断她自己的想法到底是啥。家里的垃圾没人收，给格格巫妈妈带来了极大的困扰。但作为从小就被送到瑞士酒店学校学习家政（上中产家庭妇女资格培训班，大概相当于现在的艺术史专业）的传统女性，格格巫妈妈恪守的美德是忍耐。这种美德不仅支撑她面对堆成山的垃圾，也在圣诞节的晚餐桌上体现了出来：一家子又双叒叕吵了起来，女儿和女儿的老公说的话也让她感到非常痛苦：难道垃圾成山竟然是居民自己的错吗？！但她憋红了脸一句话都没说。两个小时过去了，格格巫妈妈终于鼓起勇气发了几句言——因为太过温和我也忘记内容了——就被自己的女儿直接无视，紧接着继续攻击格格巫和巫爸，把巫妈气疯了。她颤巍巍地站起来，指责格格巫姐姐对她毫无尊重，攻击的内容也全无道理（其实格格巫姐姐的靶子并不是她）。家中餐桌上总有一些高谈阔论的男的，不管是她爸，她老公还是她女婿，每个男的都滔滔不绝，多年来她一直都默默忍受，当一个听众。但现在好不容易说句话，自己的女儿却跳起来抨击自己，这口气无论如何都咽不下去，她也不想再坐在这个桌子面前听这些千奇百怪的谬论了。在众人大眼瞪小眼中她说完这番话，头也不回地上楼去了。

格格巫，学术苦力，白左，工作狂，守序善良。因为跟姐夫在政治光谱上距离最远，所以每年圣诞节吵架这两个人都是主角。遗憾的是，姐夫拥有一个阿尔法男无边无际的ego，很擅长5分钟内把温和的格格巫trigger到无能狂怒。俗话说得好，“认真就输了”，一旦格格巫的狂怒模式启动，姐夫就会洋洋得意地认为自己已经取得了胜利，反正对方说什么他也没有真的在听。我对无能狂怒这件事理解无能，跟姐夫这样的文盲吵架，正好可以拿出搞哲学的人唐僧一样条分缕析的逻辑能力，先把对方带到沟里，再投入海量知识将之砸死。格格巫本来很擅长这一套，经常用诡辩把我搞到团团转，姐夫不至于比我还难搞吧？！搞企业那一套不能用来运作政府，搞企业那一套甚至不能用来搞企业，运作政府也不是只有人浮于事和劳务外包两条路，这些道理如此简单，为什么要跑去为稀泥糊不上墙的政府辩护…简直莫名其妙。晚上回到住的地方我对格格巫吵架的实战能力提出了质疑，格格巫说谁要跟他吵啊？！姐姐一家再这么下去，总有一天要集体投票给极右政党。因为害怕面对这个现实，整个圣诞期间格格巫都努力避免跟家人们进行任何超过“今晚吃啥”深度的讨论和交流，哪想到最后姐夫还是跳出来挑衅老爸老妈呢？爸妈都八十几了，而且还是垃圾事件的受害者，格格巫沉痛地说，姐夫说话毫无遮拦，简直连起码的体面都不要了。

我，家庭争端尴尬的旁观者，混乱善良。自从认识格格巫以来我经常跟他就宏大命题展开各种辩论，通过随地大小吵我们意识到双方对于万事万物出于任性秉持不同的意见，但在很多问题上还是能形成相当程度的共识。这年头彼此能形成共识的人不多，所以真理是不是越辩越明不知道，感情倒是越来越好了。吵架之后格格巫很郁闷地问我：你明明提出了很有力的观点，那个混球都没话说了，你为什么不继续进攻？平时你跟我吵架都是真刀真枪，捅了我还恨不得把刀子转三圈才抽出来，为什么今晚这么怂？！我目瞪口呆：哈？你是西尔维斯吗？混球又不是我姐夫，我这个圣诞节白天凡尔赛，晚上海鲜拼盘，都是他在买单，我love and peace一下难道不是最基本的礼貌吗。他别说选极右了，他认马斯克当干爹也行啊。再说了，姐夫认马斯克当干爹也是迟早的事，难道我抢白两句就能阻止他张开双臂奔向马斯克的步伐吗？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像所有相亲相爱的一家人一样，格格巫的亲人们非常善于从争吵中迅速抽离出来。巫妈愤怒离席后，妈宝格格巫赶紧跟了过去，带上宝贝大侄女一起到外婆房间，把老太太哄得眉开眼笑。过了一会儿气消了，跟着儿子和孙女重新回到餐桌前。姐夫识趣地躲进厨房收拾杯盘碗盏，姐姐开始进行不知所云但非常诚恳地复盘，并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抱歉，申明自己和老公在卡尔斯鲁厄垃圾事件中肯定坚决站在爸妈一边。等大家睡了一觉再坐到早餐桌上，剑拔弩张的氛围早已烟消云散。

事情的起因是有人搞出了一个deepseek，大家又开始七嘴八舌地讨论人工智能的事。我对人和智能的了解都不深，不知道是不是智能人工了人就💊，所以只能聊聊爱与和平。再说了，我看大家💊的心情如此急迫，见天作死，估计也不用等到人工智能下手。总之早饭的时候，我放下手机，问正在卖力洗咖啡壶的格格巫：你说人到底能不能和AI谈恋爱？

格格巫抬头翻了一个白眼。他问：人干嘛要和AI谈恋爱？

我说AI沟通能力很好哇！又有耐心又有同理心，超过了98%的直男。跟AI聊天的愉悦程度大大超过了跟直男聊天。

格格巫说：那哪能叫谈恋爱。那叫工具化地使用人工智能填补沟通的需要aka内心的空白。

我就很不高兴。这也太傲慢了。于是我说：那你说说啥叫谈恋爱。

格格巫说：不管谈恋爱是啥，咱都得先看看是跟谁谈好哇。之所以要谈恋爱，难道不是因为对象儿天上没有地下无双不可替代吗？

我感到了一丝丝受用，但同时被好胜心牢牢控制，继续问：你把爱情描述得像宗教一样。难道我们就不能再仔细去看看对象儿天上没有地下无双不可替代到底是为什么吗？恋爱中的双方，一定是满足了对方abcdefg各种需求，爱情才得以成立。如果某一天这些需求不再被满足，爱情难道不会消失吗？

格格巫勃然大怒，说怎么你干嘛要把人工具化？

我说掰开揉碎分析一件事怎么就叫把这件事工具化了？！你在课堂上对学生的态度也这么恶劣？！

格格巫倒好咖啡，愤怒地说，你是我学生吗？你是我对象儿！然后拿着小杯杯和电脑扬长而去，不再理我。

……………………..以上是为了不断更做出的努力…………………………

但这个努力感觉是白搭，我又停更好久了5555555555。圣诞节的日记到现在都没写完，新年复盘也还没复，为什么我写东西这么慢？！

上（上上上）周又被男的惹到了。

周五早上去健身房，一上跑步机就直接飞了出去，下一秒就是满脸茫然、呲牙咧嘴地趴在地上。这时候一个男的飞奔过来用英文问我：everything ok？我想大概这是来自陌生人的关心？赶紧跟他说没事的，只是受了点惊吓。这人听我这么说，马上回复到：你应该早上睡醒了再来健身房。然后伸手关掉还在高速运转的跑步机，潇洒转身离去。

我听了他的回答更懵了。刚才发生了什么？低头一看因为跌倒的时候用左手撑地，手掌的皮磨掉了指甲盖大的一块，手肘破了，膝盖上也有杯底大小的擦伤。站起来活动一下，好在没有扭伤，于是我又走上跑步机，打开机器慢跑了起来。跑了大概五分钟吧，越想越不对劲。关掉机器回到刚才那个男的面前——这时我才看清他有一米九几，是个壮硕的肌肉男——问他，所以刚才是你没关跑步机吗？肌肉男用很轻松的语气回答：我一边做力量训练一边做有氧，机器得保持开着。他停了一下又说：你应该早上睡醒了再来健身房。我的火气腾就上来了，大声问他：我睡没睡醒关你什么事？！接下来的话还没来得及出口——肌肉男就wow wow wow地叫了起来，他说：calm down！calm down！一边说一边扭头快步走到健身房很远一个角落背对我举起了哑铃。

我被晾在那里。要追上去继续骂好像也很奇怪，不知道该怎么办，呆了一会儿只好回到跑步机上继续慢跑。锻炼总能让我的情绪平静，但这会儿我越跑越生气，最后停下来的时候肌肉男早走了，健身房里就剩下气呼呼的我一个人。

上午到办公室，我跑到桃花源去跟朋友们狠狠吐槽一番。Jun说如果是她会向健身房管理人员打小报告让他上黑名单。小k说必须去健身房要求满屋贴上用完机器请注意素养随手关机，寒碜死他。中午格格巫打来电话，我也向他倾诉了一番，格格巫跟我一起诅咒了肌肉男，并提醒我应该跟酒店投诉一下。想到桃花源的大家也是这么说，我决定晚上一回酒店就立即付诸行动，同时纳闷早上为什么除了无能狂怒啥也没干，只怕真的是没睡醒。

晚上回到酒店，前台有个软糯的小姐姐在值班。我把早上的事情愤怒地讲述了一遍，小姐姐一边听一边睁大眼捂住嘴。讲完后小姐姐立即承诺：我们会严肃处理这件事情，我们会去调监控搞清楚那个男的是谁，然后让他跟你道歉！我想起来早上小K说的“寒碜死他”，跟小姐姐说：健身房里发生这样的事情太危险了，你们一定要在跑步机上贴个注意素养用完关机的标识啊！而且一定要用双语贴啊！你们看外国人没素质起来，是不是也很惊人啊？！小姐姐连连点头。

周六跟Lucy和小罗约了攀岩，吃早饭时成都的健身达人朋友发消息来唠嗑，我想起来昨天的惨事，问他“一边做力量一边做有氧”到底是怎么回事，一周在健身房泡六天的达人回复我说：“会有这样的训练。这种力量训练和短暂HIIT结合有一定的道理，但他就是偷个懒，不想重新启动跑步机耽搁时间，说白了就是不顾他人安全的公德心缺失。”他还说：“这样训练的人一百个里见不到一个。其实我在现实中还真的一个都没见到过。”像我这样极其擅长自我反省的人，确实想过“一边做力量一边做有氧”是不是健身达人们的常态，但既然一百个里见不到一个，出了一个还被真·达人评定为公德心缺失，那我觉得自己这一跤不能白摔。出门前拿出跟项目的精神追了一把进度，跑去前台询问昨晚的投诉处理到哪一步了。前台换了两个人，听到我的问题都是一脸茫然，女生看起来比较机灵一点，赶紧做出翻查记录的样子回复我：事情已经报上去了，需要经理回复。今天是周末，经理回复不及时，我们最晚周一肯定会给您信息。我一听这稀泥和得！伸出磨掉了皮的手说，周一我可等不了，我还要去医院，等着人给我付医药费呢。而且周一还要耽误我工作，这个赔偿你们酒店出吗？女生又赶紧加了一句：我们一定尽快联系到经理，请您放心！

到了岩馆，我挂在岩壁上心不在焉地想，前台的人这么不靠谱，还是得找一下更有话语权的人。翻出手机里酒店marketing负责人的联系方式，给她发了几条长信息卖惨兼追责：伤得这么重，总归是要去医院的，而且还会误工，这些费用如果肌肉男不承担，就由酒店负责吧。marketing小姐姐迅速发来几条安抚的信息，然后承诺会去了解一下情况。过了一小会儿——我还没磕完两条线呢——小姐姐的回复来了：酒店建议我直接报警。

嗯？

这步棋我没算到哦。在我跟国家暴力机器打交道的有限经验中，都是对方找上门来，我从来没有主动招惹过他们——也从来没有动过要去招惹他们的念头。爬完墙跟叶女士去看短电影展映，在黑雾雾的电影院里我问了问伊的意见。叶女士也是肉眼可见的懵，条件反射地说报警还是算了吧？你要不去健身房守株待兔，跟这个人理论理论？我说啊？那万一我没找到他呢？万一我找到他他完全不讲道理呢？那我岂不是要被活活气死。我跟叶女士沉默地看了一会儿电影，叶女士又说，诶！我忘了你受伤了！受伤肯定要报警！你去报警吧！

回到酒店后，我依然对报警感到非常犹豫。要不问问朋友们吧！刚好听听在线，就跟她通了一个电话。听听非常激动！她说报啊！赶紧报！现在就可以报！——我说姐你饶了我，现在十二点过了，我是个老年人，正义和睡眠之间我选择后者——听听又说你一定要搞严重点，不严重警察同志不会重视的！你就说你头昏！头昏得很！可能是脑震荡了！你说你眼睛现在看东西是模糊的！只怕撞了一下视网膜要脱落了！你上海这边有没有残障朋友？赶紧去借个拐杖！最好能借个轮椅！警察来了你坐轮椅上跟警察说话！我说不行不行，警察来了我肯定会笑场的。听听恨铁不成钢地说：一定要说头昏！要说看不见东西了！把事情搞大！

啼笑皆非地挂掉电话，我觉得既然叶女士和听听都这么说，那这个警是非报不可的了。但可以等到明天吧？反正周六和周日也没啥区别，睡醒了再来折腾。这么想着的时候，格格巫的晚安电话打了过来，我就跟他说要去报警。格格巫很吃惊，他问咱们非得跟警察扯上关系吗？你不会给自己惹麻烦吧？我说我安分守己一个良民，有什么麻烦可以惹上？格格巫说警察能上私刑吗？难道不走法律程序？那不管怎么弄，都会留下有关你的记录吧？你确定没有问题吗？我说嗨，你以为这是德国警察吗？格格巫又说，万一警察真的向着你，把肌肉男签证取消驱逐出境了呢？他虽然贱，但也罪不至此吧。我意识到自己成天抹黑我国，让格格巫对贵国及其国家机器形成了严重的认知错位，一时间不知该如何解释。格格巫又说，而且宝子你的报复心咋这么强咧？诶我说这不是你的上帝教导我们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咩？格格巫说这不是我的上帝说的，这是我的上帝他爸说的，他们父子俩还是有一些本质区别的。我白眼一翻说有啥本质区别，你的上帝满世界造的孽还少吗？格格巫叹了一口气，欲言又止。我说宝子你不要道德审判我哈，连你家康德都说了，我报复肌肉男，是因为我尊重他犯的贱配得上他将要受的惩罚，这是我在对文明社会尽我应尽的责任。格格巫说康德可没有让你去报复他。我说我也不是真的要去报复他，我是让国家机器来裁定他。格格巫说康德给予国家机器惩罚坏人正当性的前提是人对国家机器合法性的认同。你这么不认同国家机器，为什么要借助国家机器行使权利？我说那这下好了全天下的国家机器都失灵了。格格巫又叹了一口气，说，那你不要撒谎好哇。你不要说你脑震荡视网膜脱落。我说：好。

格格巫对报警的反应如此激烈，让我重新陷入深深的思考。我所有朋友里最讨厌国家机器的人可能是阿伊莎（我决定不叫她敏感词了）了吧，不妨问问她的意见。虽然已经半夜两点了，但我想阿伊莎也未必就是什么作息时间多么规律的人，不管怎样发个消息问问呗。于是在whatsapp里问道：“睡了吗？”阿伊莎的消息很快发回来：”还没。“”我在一个电诈酒店，晚上差点被人识破。“啥？每当我以为自己抓马的时候，阿伊莎总能比我抓马一万倍…过了一会儿，我和在泰缅边境电诈窝子里卧底的阿伊莎通上了电话，探讨要不要为了没素质的美国肌肉男报警的问题。阿伊莎一句话就打消了我对向国家机器寻求帮助这一行为正当性的顾虑：国安跟民警是两码事哈！她问我：你骂他是个傻逼了吗？我说那可不就是没来得及骂么！阿伊莎斩钉截铁地说：那就报！

第二天早上起来我的拖延症发作，决定报警之前再好好吃个早饭，顺便跟雯子（我决定不叫她老Q了）发发信息，毕竟她本行是国际政治，想必很了解国家机器的运转原理和方式。结果雯子说我想多了，她并不了解，更何况她已离开中国多年。她说自己当年在国内的时候只怕也没有那么多精力来跟贱男死磕，但她坚决支持精力充沛的朋友们支楞起来。她还总结说，睚呲必报应该位列新女德榜第一条。既然这样，我就准备打110修女德了。拨号前忽然又想起来熊阿姨今年遭遇了健身房揩油事件，事后也报过警维过权。年初我们在北京吃饭她把这件事当段子讲过，夏天的时候她又上了我也一直在听的播客，跟几位主播详细讨论了整个事件的经过和自己方方面面的思考。我想熊阿姨应该是最有第一手经验的人，得问问她报警该注意些啥。熊阿姨仔细听了我的遭遇，对肌肉男之贱感到非常愤怒，同时也很无奈地说，报警后被健身房和警察互相踢皮球，是一个很烦恼的体验，劝我别报太大希望。熊阿姨还贡献了一个在播客上没说的细节：事后她非常憋屈，就上小红书上发了个帖子，虽然她的小红书关注者不多，但这样的帖子马上引来首都网警的关注，熊阿姨立即被作为“工单”发给了帖子里描述区域的片警，片警为了“平息舆情”，通过各种方式联系和纠缠她，非常讨厌。

复习完熊阿姨的遭遇，我短暂地思考了一下是不是应该把这个美好的周日浪费在国家机器和贱男上。但既然跟酒店和朋友们讨论了这么久，这个警又有点不报不行的意思，我想管它呢，有枣没枣打一竿子呗，就走到窗前，摁下了110。

接线员是一位声线冰冷的女性，她大致了解了一下事情的经过，问清楚酒店地址，说警察马上处理，然后果断挂掉了电话。我懵了几秒钟：她既没问我是谁，也没记录我的联系方式，警察处理的时候怎么找我？正在这么想着，手机响了——一个陌生的号码——接起来是个男人的声音，说我们是警察，现在在你酒店大堂，麻烦下来一下。我大吃一惊，怎么两分钟不到就来了？！警察局开在酒店隔壁吗？！

来到大堂，发现前台站着两个全副武装的年轻警察，其中一个看上去像是管事的，脸上挂着懒洋洋的不耐烦，正在跟前台值班的人了解情况。看到我出现，又让我把事情经过陈述了一遍，然后问我什么诉求。我说我摔伤了，需要对方负责任。警察说，这个事情你得找酒店负责任。我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警察面无表情地接着说：你这个事是在酒店的健身房里出的，健身房和酒店要付直接的责任，那个外国人怎么办现在不好说。不管怎么样先看监控吧！他转头问前台：你们监控在哪里？又问我：你伤得不重吧，跟我们一起来看监控可以的伐？再转过去吩咐前台：你们第一时间要带这位女士去检查！不管怎么样先检查了再说！前台诺诺连声，把管监控的人叫来，大家一起往监控室走。

监控室在地下，墙上密密麻麻几十个屏幕。管监控的人早就把周五早上的录像调了出来，我忍痛重温了自己在健身房里飞翔的经过。警察指着屏幕上只有一个黑影的肌肉贱男问酒店的人：你们能认出来这是哪位客人吗？酒店的人含含糊糊地说认不出，我大怒，马上说：你胡说！你们酒店有几个一米九几的外国人？！酒店的人沉默了。回到前台，警察又问起去医院检查的事，酒店的人谄媚地说，经理已经安排了，今天就陪客人去做。我问那检查之后呢？警察说如果有问题，就需要提出诉讼，通过法律程序解决。我想说啊我的天这么复杂，新女德感觉也不是这么好修的。看到我和酒店工作人员好像都在沉默，警察就让酒店的人拿出身份证来留个记录。我问：你需要我的身份证吗？警察说不用，我们有。（？！）

警察走后，我回到房间过周末。酒店的人买了吃喝给我送来，到下午来了一个小妹，说带我去附近医院检查。我们打车去医院挂急诊照了x光片，本来还想做个核磁，核磁要排到三周之后了。我跌倒的时候左手撑地磨破了皮，正好左肩有一个陈年老伤，在转动的时候很不灵活，就给医生演示了一下——虽然答应格格巫不要撒谎——医生非常善于察言观色，立即说：那这就是伤到了！你这个伤照x光照不出来，但也有可能会变得严重。没有药医，只能慢慢养，过一阵再来检查。陪同我的酒店小妹听得唉声叹气。我们一起走出医院大门，我说既然这家公立医院做不了核磁，那就找私立医院做吧。小妹听了更是面色凝重，一句话不敢多说。

回到酒店，我又跟酒店前台重申了一下需要去私立医院做核磁的事。过了一会儿前台发来一条长长的消息，说：

”在前面等待领导的回复中呢，我们也尝试去与这位外国人去交涉，询问他是否能露面沟通，并让他承担起他该承担的一些责任。但这位外国人态度也很强硬拒绝沟通拒绝承担。对于此问题，我们再次向警官请教了一下。但很抱歉，按照警官的说法在这位外国人拒绝沟通的情况下，他方及我方都无权介入，因为这属于民事纠纷，如需要，要求他方赔付或承担责任的话，只能朝诉讼的方向来走。我们也是希望并尽可能的，希望您在我们酒店感受到优质的服务与舒适的居住感。对于今日的检查费用，也只能上报上去提交档案走报销。了解到公立医院的核磁共振都没法迅速安排，您过几天也要回去了，非公立医院的费用我们也没法向上提交档案报销，很抱歉对此我们也已经尽力了。如有什么在我们能力范围内能做到的，还辛苦您说一声。“

知道我肯定会不高兴，酒店前台又补了一句：”这边也跟进了这个健身房的告示牌，他们在安排做亚克力板的告示牌了。“

我回复说，那你能告诉我这个人的房间号码吗？如果需要提出诉讼，我也需要他的信息。酒店回复说实在抱歉，但如果不是警察要求，他们无权透露。好吧，我只好再次拨了110。这次接线员听完诉求，不再说警察马上就来，而是甩了一个片警的分机号给我。我在不同的号码中被转了两次，上午那个警察接起了电话，他的声音像他的表情一样，带着懒洋洋的不耐烦，他说女士，我上午就跟您说了，您要追究责任是需要提出诉讼的。我说了解了解，但我提出诉讼的时候需要知道被告是谁吧。警察说不需要不需要，您就直接找律师诉讼就好，查证身份这件事交给法律机关处理。我只提醒您一点，您诉讼的时候不能只告这个人，您摔这一跤，责任到底在酒店还是在这个人，需要法官来判定，您要告得把酒店一起告了。

挂上电话我想好么，中国男足这么没本事，原来技巧都被国家机器偷走了。我并不想走什么法律程序，只好借着警察的说法借坡下驴，告诉酒店我只想让贱男出来负他该付的责任，犯不着把酒店也牵扯进去。既然这么复杂，这事就到此为止吧。酒店客气地感谢了我一番，一天很快过去了。

第二天早上，我照例去健身房踩了半个小时椭圆机，给自己的心理建设是：既然号称受伤了，所以更需要通过积极运动努力康复。然后喝咖啡、吃早饭、梳洗打扮上班去，走进电梯，有且只有一个一米九几的外国人站在里面，我俩眼神对上，对方没反应，我冷笑一声掩饰自己的慌乱：周五早上去健身房的时候没带眼镜，作为一个高度近视，我其实根本不知道肌肉贱男长啥样。但转念一想，就像之前骂酒店工作人员的那样：这酒店有几个一米九几的外国人？！我沉默了几秒钟，对于i人来说，这是备受折磨的几秒钟。同时我提醒自己：继续沉默下去肠子都会悔青的，这声“大傻逼”现在无论如何得骂掉。于是我抬起头，看着肌肉贱男的脸，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你应该学会在用完跑步机后立即关上它。健身房不是你自己家。”

肌肉男拿出手机埋头盯住，整个人变得异常坚硬。我确认他没带耳机，停顿了一下，继续慢慢盯着他说：“而且你应该学会说对不起。”

电梯非常识相地在这一刻抵达了一楼，门打开，我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我非常高兴自己此刻并不是蓬头垢面穿着大汗衫瑜伽裤，我清爽整洁精神抖擞，戴着小同事创业用贵州侗布做的张牙舞爪的设计师首饰，喷着dries叫做智利巫毒的重口味香水，威风凛凛像个巫婆，走在上海冬天和煦的阳光下，感受到强烈的精神胜利。

接下来几天我想起来就发条消息给酒店催催亚克力告示牌的进度。终于在我离开上海的那一天收到了酒店发来的一条小视频：

后记：在北京约了熊阿姨和57吃鸡记，把这个段子又讲了一遍。57听完大大谴责了酒店的不作为和不公正。他说酒店保护了贱男就是没有保护我，我被酒店的糖衣炮弹蒙骗了，放弃了更进一步追责的权力。我认为他也说得很对。

听听这个人完全是疯球了。《好东西》她已经看了三遍，写了四篇读后感。这不是魔怔什么是魔怔？

但我毕竟是每个月交团结税（一个支持东德经济建设的特殊税种）的人，为了彰显团结，我也再来补上一篇。

就是拉拉杂杂扯一下关系什么的。

听听说小马太丑了。我当时看着也觉得这个男的甚是邋遢，我对他的嫌弃是全方位的，包括并不限于他是个搞乐队的——我甚至在电影院里就回忆起刚认识格格巫那会儿发现他是个搞哲学的，简直想立即ghosting他。话说我作为骨灰级文艺女为什么会对搞音乐搞哲学的人有如此偏见？资本主义社会害死人呐。

当然小马被扒光上衣的时候我释然了，而且根据电影院观众们的反应，我觉得大家都释然了。但是，铁梅肯定不像我们这些观众一样肤浅。作为上野千鹤子的读者，铁梅只接受没那么有男子气概的男性，而这样的男性在日常生活中完全是凤毛麟角，逮着一个是一个吧，反正也就是睡睡而已。

跟朋友讨论的时候，她说铁梅就喜欢“弱男”。这个说法我是很不赞成的。没有有毒的男子气概就是弱了吗？它的潜台词给人感觉很危险。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跟父权制割席的男性是更有勇气的人，不是弱男，起码是女权表演艺术家嘛。

导演想要呈现更加自由的关系，女性友谊、母女关系、甚至更自由的师生关系，但作为面向大众的商业片，只能以基数更大的顺直人群为样板，无法逃避对顺直性缘关系的描述，最后搞出来三个这片土壤孕育不出的工具人，呈现出来的效果略撕裂：女性关系都非常美好，即使为了电影效果加入了一些丝滑滤镜，但那些情感和属于女性的相处方式都很真实。在现实生活中我也认识很多像铁梅和小叶一样可爱的女性；与此同时，为了呈现性缘关系选取的工具人都非常不真实，我仔细筛选了一遍我认识的天朝上国男性，想不起来任何顺直男能达到本片工具人的高度，这个社会如何得以繁衍对我来说真的是个谜。

我还和朋友们讨论了妈味，起因是卵虫上脑，讨论了王铁梅和小叶适不适合谈恋爱的问题。当时我说很想跟铁梅做朋友，但谈恋爱可能不行，王铁梅太妈了。我比较喜欢柔软的恋爱脑小叶，可以大家一起犯错一起玩耍。这几天仔细想了一下，我当时颇有点把妈味和爹味混为一谈，听听还在这个讨论中加入了“老板味”。越说越乱。妈味还是非常有别于爹味或老板味的。后两者的重叠稍微大一些，更多是权利上位者在彰显权力时释放出的呛鼻气息。妈味的基底不是权力而是情感，虽然有时候也会被释放对象反感和抵抗，甚至被污名化成爹味，但其中的区别当然非常明显。今天早上听到一耳朵邵艺辉上节目，发现她说自己年轻的时候是个小叶，我就觉得：哈！

《好东西》真的好看！感谢看完就激动到要二刷的Lucy带我一起度过快乐的两小时～其实去之前我还蛮忐忑的，因为之前被盛赞的《妈的多重宇宙》和《芭比》我都觉得hmmm…但架不住女朋友们刷屏和听听这个疯子怒搞三篇博客创作赞美这部片子，我就去了！然后，就爽到了！

邵艺辉镜头里的上海加了“可爱一百倍”滤镜，就像伍迪艾伦的纽约，让人立即想要找一间有彩色玻璃花窗的老公寓住下来，出门就是梧桐树、咖啡店、日料餐厅和live house，还能认识一群王铁梅和小叶。而且邵艺辉电影里没有伍迪艾伦的男知识分子让人厌烦的喋喋不休——虽然她们都爱玩一点“自己人才懂”的小游戏，但在伍迪艾伦是自以为是的文艺男抖机灵，邵导则跟我们分享一些“上野千鹤子姐妹时刻”：就看你读了几本每本读了几遍有没有联系实际体会深不深。

我就老是看到这种“致敬某个著名男导演但好出太太太多”时刻然后开心得要死，比如大家盛赞的录音猜猜猜场景，我前一刻是“这不是文德斯的里斯本故事吗啊啊啊啊啊”，后一刻就差点泪奔：那些来自妈妈的声音，那些日复一日劳作的声音，是山河浩荡是星辰大海，小叶听到了，小孩感受到了，而我们都懂了！那一刻我很想自己的妈妈。文德斯翻来覆去拍的那些男人其实都是他自己的一万个变体，在每一部片子里他把自己的小灵魂巴巴地晾到阳台上晃来晃去生怕还有人看不见。而邵导躲在镜头后面，我们却看到了她对女性的理解、包容和爱。

女性创作者越来越多真是太好了。

因为段子太密确实大笑了两个小时，但最后小孩背出铁梅句子的时候…套用同风格的一句话：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我想起了朋友A朋友B朋友C朋友D，想起了她们的挣扎和坚持，她们的放弃和继续前行。哭完了又觉得还是很好笑，男人说什么把每一篇文章都看了其实就是说说而已，把妈妈的每一篇文章都看完这件事只有女儿做到了，她不仅都看完，还记住了。这么一说又觉得还挺好哭的。

最后就还是要坚持创作坚持表达一直在场。

我这次国庆节的时候回成都去办事情，一个老同学约我吃饭。他是爱吃会做饭的巨蟹座男性，所以我欣然应邀。他很有风度地开车来接我（这就很有风度了说明自由女性标准确实低😂）载我去路途遥远的乡下农家乐吃我心心念念很久的藿香鲫鱼。

我一见他就大吃一惊：他的脖子呢？怎么长没了？脸还是那张脸，但上面横七竖八长了很多鼓起来的肉，好像肿了一样。他穿着一件前几年在互联网上被广泛讨论的厅局风夹克，我暗暗猜测品牌是不是七匹狼。

开到农家乐车程差不多一个半小时，我们杂七杂八聊了很多。我了解到老同学已经发达了。其实他发达了这件事情我之前隐约就知道，因为我妈当时要去政府机关办个手续，费了很多力气跑了很多地方都办不下来，我刚好在网上跟老同学聊天的时候说起这件事，吐槽了一番，他问清楚情况，要到我妈的基础信息，说可以让阿姨再去一趟街道，他帮着“打个招呼”。我将信将疑让我妈去了，就是当天，我妈到街道的时候一切都办妥了。

我们是初中同学，当初关系非常好。他喜欢我们宿舍一个长得像赵雅芝的女生，但那个女生喜欢小混混，只想跟他当“好朋友”，所以他不止成了“赵雅芝”的好朋友，也成了“赵雅芝”好朋友我的好朋友。从小镇来的他从小就是混混们的对立面，成绩中等偏上，少年老成，善良正直，一直当班长。跟浑浑噩噩的我们不一样，他志向很坚定：长大要当警察。在我们惨绿的纯真年代，大家对复杂而混乱的当代成人世界一无所知，我们把世界分成两种人：好人和坏人。这两种人之间泾渭分明，而警察毫无疑问属于前者。

大学他真的选了培养警察的专业，还继续念了研究生（他感概地说研究生本有机会去澳门，阴差阳错没有去，如果去了，人生的路可能会跟现在截然不同）毕业后他顺理成章进了公务员系统：先在公检法，后来不知道为啥去了教育部门，现在又回到了离本职更近的信访部门，而且职位已经蛮高了——我并不了解中国的行政体系，他还详细跟我解释了一番——大概是一个五品官。

信访部门。朋友们。这也太可怕了。我很多年前看过一个关于上访的纪录片，片子当然是被禁掉的。那部片子给我留下了深深的阴影。那么多黑暗、苦难、荒谬、野蛮，在我心中播种了很多恨，让我记忆犹新。所以在开往藿香鲫鱼的车上，我无法控计我寄几，问了老同学一堆非常不得体，几乎把我们几十年友谊消耗殆尽的问题。

但我也说了，老同学是一个巨蟹座男性。他当初是一个温和礼貌的巨蟹座少年，现在也是文质彬彬刀枪不入的巨蟹座厅局风干部。他用一种外交部发言人的滴水不漏把我所有的问题都带到了神奇的正能量金光大道上，成功地进行了一次超级大外宣。与此同时他又很真诚，那种真诚——因为我认识十二三岁的他——很难说是装出来的，让我吃完藿香鲫鱼后消化不良了好几天。

按照他的说法，信访部门，从我看过的那部纪录片描述的年代到现在，已经经历了很多改变。现在的信访部门就是在法治机关以外解决问题的机构——btw，他说，很多西方国家的政府部门也设有这个机构，因为很多问题不能或很难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但依然需要解决——而且主要是一个基层机构，诉求是把问题在发生的层面解决掉。（我看的那部片子里上访的人都长年累月住在北京郊区一个垃圾场一样的地方孜孜不倦地告御状，他们老家也会不停地派国安来抓他们回去）他给我举了各种各样的例子来说明要解决的事情多么琐碎，听上去让人非常厌烦：就像我们听到任何一个日复一日从事care work的家庭妇女描述自己的日常生活一样，讲的人津津有味，听的人觉得是恐怖故事。比如最近房地产市场崩了，所以他们近两年的工作很多时候都在帮着那些贷款买房但房子还没修好地产商就破产跑路了的人处理这一趴烂摊子。说起来德国这两年也有好多房地产公司因为杠杆太高，利率和原材料涨上去他们支付不了就破产了，所以也有很多贷款买期房的人把自己的生活砸在了坑里。但是用老同学的说法，资本主义可以不管，我们的政府敢不管吗？所以政府就要用各种方法来协调：把社会住宅置换出来啦（对这几年也修了不少廉租房一类社会住宅），或者通过一些途径帮开发商把房子修完啦，等等。房地产市场崩溃另外很巨大的一群受害者是农民工，信访办要帮他们解决欠薪问题，因为单笔金额太小走法律途径太漫长，农民工没钱打官司而且打赢了可能也要不到钱或者要等很久才能要到钱，所以他们必须想各种奇奇怪怪的办法帮农民工把问题在一定的时间内解决掉，听得我头大如斗。

他还讲了各种繁琐而细碎的政策纠纷，信访部门如何进行调节疏导，我听得似懂非懂。刚刚过去的国庆期间，他又因为什么原因（他讲了，我忘了）被借调到公安去值班，值班的内容听上去就像在一个巨大的有无数监控屏幕的房间里，因为无事发生，所有人都在打牌、搓麻将。我恨恨地说每年GDP的多少多少都给了维稳！你们搓麻将我生气，你们不搓麻将我更生气！他很好脾气地笑着说，对嘛对嘛，我知道外面是这么报道的，但维稳经费里面有很大一部分其实针对公共安全的，比如：blablabla, blablabla, 列举了一堆听上去好像也很有必要的政府开支——具体内容我都忘了，确实不是当记者的料——把我说得将信将疑，只好回答：哼！

去农家乐和回程的路上，他不停接到下属的电话 ，然后开始安排工作。听上去都是你去找这个那个，说这个那个，然后这个那个之类很干燥的事，大量人情世故掺杂其中，我这种外宾根本听不明白。打进来电话的人——因为连着蓝牙音响我也能听见——并不会因为天黑了就感到抱歉，没有人说什么不好意思打扰了之类的话。我觉得很诧异，问这都9点了 ，这些人有完没完？他咧嘴笑道：国内就是这样的啊。我又问你们这么忙，为什么值班的时候又打麻将？他又咧嘴笑道：那是加班啊，又没有加班费，我为啥要那么拼？

老同学这个外宣工作做得好的点在于，他举出了一些实际的案例，并经常给我来点before after的比较，说系统虽然不理想，但系统对此并不是一无所知毫不作为，相反，系统一直在缓慢而实际地进步。”你说那些事情我们管不了，但管不了那些，我说的这些我们还是可以管一下撒。管一下，还是好的撒。“

我怀疑地看着他，问：你们公务员不是天天都在喝茶看报纸咩？怎么感觉你鞠躬尽瘁地像个焦裕禄一样？他又咧嘴笑着说：那些四五十岁了还是个科员的，一辈子就那样了，肯定每天看看报纸喝喝茶，哪个拿他都莫法。我们不一样，还是要努力的撒。

我说 ：哦，班头，刘局，失敬，失敬。

回到家跟格格巫打电话，讲述了这段神奇的藿香鲫鱼之旅。格格巫嘲笑我说，就说你是个共产党员嘛，你还死活不承认。你看，三言两语就把你骗回队伍了，维稳只花了一条鲫鱼的钱。

后记：吃完藿香鲫鱼我就想把这个事儿记下来，但最近想写的东西有点多，居然就没来得及。这几天在桃花源跟大家掰扯灯塔国大选，东拉西扯之余居然把这趟旅程也讲了一遍。既然已经写了，就也贴到blog里。前后文一些上纲上线的总结被我删掉了，因为blog虽然是个树洞，但毕竟这个树洞向所有人敞开，那么就这样吧，秃一点就秃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