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

前面跟听听解释，之所以把“鉴登笔记”从她的留言板贴过来，当然是因为我是个仓鼠，但也是因为我想再深入一下。

男人的登固然令人厌烦，且给大家的日常工作生活带来种种不便，但活到这把年纪我也学会了不再介怀。想再深入这个题目，是因为意识到既然大家共处于同一个结构体系下，女人是被塑造的，男人是被塑造的，登，同样是被塑造的。

前段时间在微博上看到有人引述波伏娃评价乔治桑的文字。她这么写：

可是乔治·桑让我气恼，年轻时我欣赏她追求独立、如饥似渴地阅读和学习，喜欢她四处游荡的活力和果断的行事风格。在不得已缔结了一门愚蠢的婚姻后，她勇敢地出走巴黎，重起炉灶，过起自食其力的生活。

后来我又崇拜她充沛的精力和强大的创作力。但她给自己戴上一副道貌岸然的面具，这就让我恶心了。情人众多也好，移情别恋也好，撒谎也好，做了又如何呢？但不该摆出一副热爱真相的嘴脸，嚷嚷什么诽谤，非把自己当圣母。她号称对所有情人都是“母爱”，一边跟帕杰罗上床，一边说什么两人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爱缪塞。然而母爱并非她所擅长，她自己的女儿就讨厌她，女儿的整个童年，她都极尽侮辱女儿之能事，管她叫“我的胖妞”，拿她当个傻子；她用喋喋不休的唠叨扼杀女儿的一切想法，只给她一点“有条件的”爱，这让孩子恐慌不安，因为情感的安全对孩子而言极为重要。三十岁时，她就摆出一副被生活摧残却无私奉献不求回报的姿态，实际上她蛮横地让周围的人都围着她转。我最不能原谅她的，是她经常对自己的内心世界进行伪装，把自己的任何行为都树立成道德楷模。她的谎言如此彻头彻尾，连她1848年的表态在我看来都颇为可疑。

下面有人评论说：

波伏娃骂得越狠，越说明她把乔治桑当作一个“可能的自己”来审判……这份刻薄，最终是一种自我警示。

波伏娃骂得好，评论也评得好。最近我也常常这么“自我警示”一下子。

因为工作的原因，免不了要跟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搅到混乱的权力关系中，如何自处与待人变成了很重要的课题。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要与她人生活，才能实现自己的本性，而我正好不太擅长与她人生活。

倒也不是说我有什么反社会人格，就是不太擅长与人合作。曾经看到过一个关于旅行的有趣讨论，把那些在旅行中完全不参与制定计划的人叫做尸体。我的旅行人格同时具有人尸二象性。如果对方不擅长规划行程，我P人属性马上大爆发，目的地、酒店、活动、餐厅，从大纲到细节都安排得明明白白。一旦对方显露出做计划的意愿，我就会立即坍缩为完美的尸体，让去哪就去哪，让吃啥就吃啥，主打一个不给组织者添堵。不管是当指挥还是当尸体，我都很少跟同伴一起制定计划。大概比起劳心劳力或完全交出主观能动性，聆听、协商、让步、最终达成共识这个复杂的过程对我来说太陌生了。

不仅不善于跟人合作，我也没什么领导能力。前阵子听飞先生聊起他儿子，我才意识到这样的性格可能跟过早入学相关。飞先生的儿子是9月出生的，学校今年开学的时候虽然还不满7岁，但因为差得不远，他可以提前入学。飞先生夫夫对此感到非常犹豫，今年就入学，儿子会比全班大部分同学都小一点。如果等到明年，就又比大家都大一点。如果是我长大那个环境，家长们都会毫不犹豫地让自家宝贝尽早入学，提前站在起跑线上。但飞先生看了大量育儿理论，说小学时期是儿童大脑发育的关键阶段，差几个月，孩子的注意力、理解力、表达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都会有很大区别，大一点的孩子在心理和社交方面都成熟一些，而且因为年纪稍微大一点，个子往往也大一点，就很容易锻炼孩子的领导力。他这么一说，我就明白自己吊儿郎当的气质哪儿来的了。5岁就上小学的我，一直是老师口中的“梦壳壳”，“自由散漫”四个字简直刻在班主任们给我的期末评价里。虽然成绩并不差，但班长团支书一类彰显领导力的职位从来跟我都是绝缘的。

这样一个不太擅长与她人生活的我，走入社会十来年，满脑壳包的场景当然是常有。而随着年纪渐长，再用“不太擅长与她人生活”来解释那些满脑壳包的场景，就很有点被波伏娃批评的乔治桑那个味道了。然而要尊重别人，要对人真诚，这些三岁小孩子就听说过的道理，到底如何才能知行合一地运用于中年人生活中的各种场景，这么高级的知识该到哪里去学习？自从有了自己的事务所，我常常感慨，学校里天天就是学怎么做设计，但报价怎么报、合同怎么签、财务怎么算、人事怎么搞、如何宣传自己，这些知识到哪里去学？再到后来即使这些事情都带着满脑壳包摸索了出来，问题又大道至简地回到了亚里士多德那儿，在一切的纷繁芜杂中，要如何面对自己和别人的傲慢与偏见，理智和情感？

人生真是一场修行呐。对天赋有限的人来说，每走一步都需要动脑、用心、有毅力。耍小聪明或寄希望于运气，最终也过不了那些该过的坎。道理如此烂俗，写下来更是让人觉得不好意思，但人到中年，个中感受很是痛切，不写下来又不行。雯子说女的要少反省自己，我倒觉得这也算是生而为女的优点吧。多反省一点则少登一点，人生的路，走起来心里也舒坦一点。

前阵子听听写电影笔记，又提到了一个老派观影理论：“我这一代的观众是被‘男人电影’泡大的，所以觉得一部以男性为主角的励志电影里，女性的戏份越少越好，实际上，整条女一号线删掉也无损这部电影的好看。”

这个理论我很熟悉，甚至一度也接受过：老登电影里女性的戏份常常拖泥带水，确实非常影响观感。

但这次再听她这么说，讲的又是那种我听了故事梗概就不想看的老登片，所以我忍不住回复她说：

就是，我仔细想了一下在老登片里女性越少越好这个老生常谈…这个话我听了很多年，说不定有时候就是你说的，我也一直都有点隐隐约约地不舒服，但我说不清楚是为啥，因为你要说我有多喜欢老登片里那些女性情节线吧，那也没有，但我还是不舒服。

这次趁你这么说，我又想了一下为什么我会不舒服。我觉得首先哈，虽然我也不年轻了，但我一直也都对老登片作为类型不太感冒，感受不到里面的激情澎湃。我倾向于认为，老登片讲不好感情线，是因为老登本来就是一种非常别扭的存在，感情啊人性什么的都是老登的对立面，硬要讲就会很奇怪，很尴尬。

在得出这个结论之前，我本来想说类型片最好不要混入感情线，但后来想想不是这样的。比如我拍个体育励志片吧，举例比利简金痛扁老登的爽片，中间混入感情线大概率不会引人反感，而是会让人物塑造更加丰满立体。对吧？所以问题还是出在老登身上。

听听回复说：

你说得很对哈，“老登本来就是一种非常别扭的存在，感情啊人性什么的都是老登的对立面，硬要讲就会很奇怪，很尴尬。”就是老登本来就是男性社会构建出来的“典型”，符合我们对“男性气概”的认知：人狠话不多，就是干。你非要他有感情，那肯定很尬嘛。

我非常明白我在这一点上是受了“brainwash”的，比如我不太喜欢看男性感情多么丰沛的戏，我的固有印象是，“话多的男人屁事多。”而且这个点是得到了我在生活中的一些经历的印证的。

也就是说，在目前的社会和文化构建下，一个雄性，要想把他塑造得不登，他必须得是个年轻人。一旦到了年纪，他就必然是个登。与其他是个loser话痨登，我确实还是情愿看他是个实干而话少的登。（而且我发现，因为个人取向，我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纠结，反正我又不会跟他们耍朋友过日子。啊，感谢苍天呐。哈哈哈。）

作为一个跟各种老中小登都耍过朋友的人，我听她这么说自然立即要跳出来找补一下，于是我说：

对，但我不理解的事情是你为什么会喜欢看老登片。人狠话不多有啥好吸引人的啦？！当然也不是说我就喜欢话多的登，反正只要登了就很烦人了。当然我也看了很多登片，情节搞得比较好的话我也看得很开心，但年纪越大，看到这种严肃的人狠话不多的老登，越容易笑场。就莫名其妙觉得他们很可笑，什么跟什么啊。

其实我后来发现，女的人狠话不多我也很难喜欢得起来。就，人为什么要狠而话不多？这个状态就给人有很大心理疾病的感受…

听听回复道：

我非常喜欢人狠话不多就是干的情节。生活在我们四川，有时候你会被一种叫做“嘴嚼”的情况折磨得欲仙欲死。还有就是说了一大堆，根本不行动的人，我也觉得很反感。我个人是很偏爱实干家的。四川人嘛，本身嘴子也多。

我不知道这个状态是不是属于心理疾病，也许是？但无所谓吧。

另外，我不信你能受得了话多的老登！

她这么一说我秒懂！我有一个不算很登的川籍男性友人KFC，他常年用怪物史莱克里那头驴作为自己的微信头像，这人什么情况大家可想而知（btw他老婆的头像是史莱克里最后跟驴子在一起了的那条吐火龙哈哈哈哈哈，就，非常四川特色了吧），KFC经常在跟我就某些事情展开讨论并最终放弃后摇头感概，说你这个女的嘴怎么这么嚼！我的段位大概就是这样。于是我回复：

Christoph Menke是阿多诺的学生，格格巫的老师，也属于同代际的德国学者中最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所以他退休前的最后一课格格巫颠颠儿地赶到法兰克福去捧场，我因为要去看工地，顺便也打了个酱油。

最后一课，Menke决定要讲讲institution。因为我不太清楚这里具体应该把它翻译成制度还是机构甚至是更狭义的学术机构，所以就直接继续用institution这个词了。开讲之前，歌德大学哲学系现任系主任致了一个简短的辞，讲了一些场面话，介绍Menke学术贡献，顺便提到闹肺炎的某个时间节点上，系里新生人数、学术活动数量和毕业率都降到历史最低，他惊慌失措地跑去问时任系主任的Menke怎么办：“如果咱们这儿是个企业，现在就在破产的边缘了。”Menke不慌不忙地说，咱们这儿不是企业，该干嘛干嘛。这话一出口，全场听众都会心地笑了起来。Menke借这个话头开始自己的最后一课，institution的全面企业化是当今社会不可避免的现实，为什么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以及，到底什么才是Institution呢？后面省略我听得云里雾里的一小时哲学分析。

我自己是很疑惑的。现在形势很严峻这事我懂，但为什么Menke作为68一代的传人和批判理论的继承者现在会跳出来捍卫Institution？他援引了右na派zi学者Arnold Gehlen和阿多诺在60年代的一系列辩论（这些辩论在油管上也能看，我看了几段感觉很神奇，60年过去了，世界并没有变好哪怕一点，他们争论的所有问题今天仍然也都是巨大的问题）来说明来自Institution内部对Institution的批判是Institution得以存续和更迭的重要原因，也属于Institution的一部分。这种反思和批判跟民粹主义和经济主义者们对Institution的批评和反对是根本对立的，而后者也完全无法成为进步的动力。

………………………..我是后记的分界线……………………….

这是2月的红薯。因为字数的限制浮皮潦草地记录了一下，最近添了一个iPad，从装备的角度来说比手机方便打字，又比电脑轻便，希望以后可以更加勤劳地更新？

3月做了贺慕群回顾展的设计，开幕前为了最后的扫尾在香港呆了几天。工作之余顺便当当游客，去了上次没去成的九龙城寨。

托库哈斯和他那本《Delirious New York》的福，九龙城寨在建筑界向来就是个cult符号。更何况我还是个沉迷香港电影的80后，对我来说，九龙城寨就是录像店和台球厅里灰尘的味道，闪烁的电视屏幕上阿飞和歪仔们在暗巷中快意恩仇，阳光那么远，照不亮苏丽珍和咪咪的脸。那时候几乎所有关于香港市井生活的电影都或多或少能跟城寨拉上点关系。最后一次听人提到它，不是最近那几部新片，而是某个晚上重温《枪火》，看到文哥终于发现肥祥才是搞事情的人，派阿南去收拾他。灯光幽暗的奥比餐厅里，肥祥面无表情地吃着通心粉，慢条斯理地说：“以前拼了老命，就为吃一顿好的。这次事情是我干的，失败了，我认命。我一把年纪了，无谓低声下气嘛。命只有一条。你老爸从汕头来香港，跟我一起在城寨混饭吃，从一个档位搞出一个社团，大家都出了心血，有一件事我不明白：点解这个堂口，现在只有你们姓洪的在打理呢。”这句话说完，阿南转身就走，手下人几枪打死了肥祥，他巍然不动，嘴里还慢慢嚼着那口通心粉。

我们坐观塘线到乐富站下车，要在烈日下走大概20分钟才能到达九龙城寨遗址公园，路上经过大片公共屋邨：不同颜色的大板儿楼环绕在热带茂密的绿地之中，楼下有各色运动设施，跟城寨相比自然是另一个世界。我一边走一边拍，照片实时发送给社会集合住宅狂热爱好者Heiko，立即得到他热情回复：再拍！多拍点！每个立面都要！走廊好有趣再来一张！

然而遗址公园…就是一个普通到有点土土的公园。种满了树，有漫不经心的假山和亭子。除了一个模型和拆除时那个日本团队画的剖面图，这里几乎没有城寨的任何历史资料和信息，跟我们后来在大馆看到的那些精心制作的文献陈列形成鲜明对比。大概城寨在此地任何一任政府眼里都是癞疮般的存在，逃避统治的艺术不配得到统治者的记录。

回到柏林，阴雨连绵，我很快就忘了南方烈日炙烤皮肤的感觉。某天课后，一个学生来问我关于九龙城寨的事，她说正在做一个相关的项目，想约我找个时间聊一聊。

两个星期后，我们各捧着一大杯咖啡，坐在udk的庭院里聊起了九龙城寨。她开始重复库哈斯那些陈词滥调，什么非自愿建筑啦，什么非计划性空间啦，什么自然生长的逻辑和美学啦，什么社会凝聚器啦，什么新的社区形态和社会互动方式啦。我听着听着，忽然就生气了。我问她，所以你到底做了什么research，你找到的资料告诉了你哪些关于九龙城寨的信息？然后就听到了更多陈词滥调。我失去了耐心，开始问她说的自由到底是什么意思；我问她是否了解和按比例复刻过城寨的生活空间，并将之与人类正常活动的尺度关系做过对比；我问她新的社区形态和社会互动方式到底是什么，谁生活在城寨，她们从哪里来？带着什么样的背景？她们有工作吗？如何生活？我问她谈论自然生长的逻辑和美学的时候，她到底在谈论什么，如果无序空间代表了一种审美取向，那这种取向背后的精神内核是什么？她越来越结结巴巴，开始不停地道歉，我看到她那么窘迫自己也觉得很抱歉，但同时我又很迷惑。我问她，你说你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那如果要以高密度贫民窟为研究蓝本，为什么不做信息更容易取得的villa miseria，而要磕一个早就被拆得影子都没了的九龙城寨？她支支吾吾答不上来。雨又下了起来，我们的聊天在少得惊人的信息量和她没完没了的道歉中结束了。

回到家我忽然意识到自己很过分，难道那些问题不应该拿来问我自己吗？我也不是没有被库哈斯傲慢而空洞的理论们洗过脑呀。我躺在沙发上哼哼唧唧地告诉格格巫下午大型爹味说教了一个学生，不知道她的项目还做不做得下去，我现在羞愧难当，起不了床。

这周末udk期末展，昨晚同事们约我一起去看看。建筑系闹嚷嚷的走廊上，那个布宜诺斯艾利斯女孩儿忽然拉住了我。她很激动地邀请我去看她展出的作业，那是一个集合住宅项目，蓝本是九龙城寨。最后一页她写了一段话，专门用chatgpt翻译成中文打印出来。她还说很幸运来到这个学校，认识了一些人给她深刻的影响，帮助她反思，而我居然是最重要的一个。啊这。

即使是对我来说…

在人民剧场看了一场叫做“作品”的戏，一个半小时下来，感受就是李安的名言：“我看不懂，但我大受震撼”。

这场戏是戏中戏，讲述了一个女艺术家用叫做“作品”的作品来复述自己的人生体悟、她经历的trauma、她的童年、她的破碎与重建、再度的破碎、身体的病痛，对死亡的抗拒和拥抱。在戏中，她一边在访谈中用各种专业咒语讨论自己的作品，一边为作品选择扮演自己的角色。忽然人民剧场巨大的后台打开了，观众可以直接走上去，进入那些她生命重要的场景中，旁听来试镜的角色、场务、助手跟她的对话与讨论。

用同样“看不懂但大受震撼”的格格巫的话来说，“作品”是在讨论戏剧和真实的关系，戏剧表达与现实生活的边界。但我没有很care这个戏中戏的setting，震撼就是因为讲述本身，用另外一句时髦的话来说，虽然没有看懂，但我超能relate。

之前跟一个欧洲朋友聊到费兰特在中国的大红，他很吃惊：中国女性竟然可以在如此意大利的故事里找到自己。我小小地嘲笑了一下他那种欧洲中心主义式的自满：那不勒斯又是什么很特殊的存在吗，世界上处处都是那不勒斯。我也算是皮糙肉厚地活了很多年，才开始在别人对痛苦的精准讲述中咂摸自己的痛苦。

这场戏快要结束的时候有一个场景特别打动我：所有的演员，替身也好，女艺术家本人也好，还有采访者和助理，以及其它打酱油的人仿佛都幻化成了同一个人，她们坐下来，脱掉裤子，开始从自己下体扯出各种带着血污的物品，粘液，棉条，玩偶小人，更多的粘液，棉条，仿佛是我自己反复经历过的某一场真实或者梦魇。

另外：所有的演员都带着头套，看不清真实面目，除了一个老年妇女。她在戏中大部分时间都呆在代表死亡的那个房间，坐在每一个痛苦呻吟的女艺术家或者想要表演戏中女艺术家的侯选演员旁边，一边自言自语念叨着什么，一边织一件大红色的毛衣。格格巫问我，为什么这个演员不带头套？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我说，因为母亲是不可替代的。母亲永远不会面目模糊，不管她是不是作为梦魇出现。

……………………………………我是后记的分界线………………………………

这场戏已经是两年前看的了。当时还在小红薯兴奋期，取了个红薯特色哗众取宠的标题，果然骗到了不少点击量。因为刚刚做完手术，又想到这个戏，觉得更应景了，所以贴过来。手术的事情过几天再来叨叨。

终于。

这个blog存在的时间如此之长，我甚至忘了最早是在哪里申请的域名，叫什么也忘了。大概少不了有messer这个网名在里面，啊，中二岁月，情何以堪；viciac这个即难懂也不好读的域名是什么时候在哪里稀里糊涂申请的，我也不太记得了。改名是因为要搬家，而搬家是因为国防网建起来了、国防网又加高了、域名要实名制了、服务器也要实名制了…各种让人无可奈何的原因。对于一个被时代车轮甩下的人，我唯一掌握的就是几个静态html的指令，每次搬家都要辛苦朋友们帮我打包、上传下载、配置、以及完成一些我都说不明白是什么的任务。谢谢大家。

今年年初，我彻底厌倦了这些实名、验证、翻墙爬树的勾当，决定把树洞和公司网站一股脑儿迁回德国。人生一再教育我：只要还有得选，就尽量远离那些令人厌烦的事物。只是要辛苦国内的朋友们爬梯子了，还愿意来看我碎碎念的人，爱你们。

并不是说德国就没有网络言论限制的意思。过去几年里大家都经历了太多。但怎么说呢，就像因为没有能力当鲁滨逊所以还是需要理财一样，我也没有能力自己编码搞一个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个人网站。就这样吧。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话痨憋了一肚子有的没的，终于可以小小喷发一阵了。喷发前搬运一些红薯和胖友圈的存货，再感叹一下理顺了的神清气爽！是的！理顺了，很多东西都理顺了，包括并不限于这个博客的域名和服务器，之后再来慢慢唠叨。

谢谢友博听听写的小字条~

既然服务器继续运行，那么现在来把“年终总结”写完。《年终总结“上”》里只有每年翻来覆去讲的那几句话，没有任何新意，中年生活无非是磕磕碰碰地继续折腾，这样的总结不做也罢。到现在一年都过了四分之一，为什么我还有这样的执念？

新年第一天的早上，我抓起手机，看到《时代》(die Zeit，我唯一付费订阅的德国报纸）写了一篇新年祝词，叫做Das erste Viertel…（四分之一个世纪…），这篇新年祝词后面跟了欲言又止的三个点，提醒大家新千年的第一个世纪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文章开篇回溯了25年前人们对新千年的憧憬：经济增长、技术进步、世界变得更加和平、挣扎在贫困线上的人越来越少、人们携手抗议对自然环境的破坏，阻止气候变暖…总之，充满了昂扬向上的乐观情绪，然后弹指一挥间，25年过去了。

读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忽然意识到，千禧之交对我来说也算一个颇有象征意义的时间点。我1999年夏天参加高考，所以最直接的转变是离开妈妈爸爸，从新的千年开始，像成年人一样生活。

于是我开始三迷五倒地恋爱，决定去更远的地方学习和生活。我经历了亲人的离去，也缓慢（不无艰难）地学会了如何在精神和经济上自立。从这个角度来说，以19开头的年月和以20开头的年月，对我来说确实有截然不同的色彩。

然而现在回头去想，千禧年钟声敲响那一刻我在哪里，在干什么，想什么——不知道。当年的媒体上一定也写满了煽情的回顾与展望，好像还有一些制造恐慌的怪力乱神，它们怎么影响我的——不知道。“新千禧”对于当初的我，就像“全世界”一样，也许有种抽象的激动人心，却没什么实际的意义。

但幸好——努力一番之后——我发现自己还没完全失忆。千禧之交，我刚栽入“建筑学”这个邪教组织，懵懂之间已然深受其害。那个学期结束的时候，全班同学为交图一起熬了三天三夜，因为年轻身体好，也因为远远没到有能力反思自己在做啥为什么的年纪，不眠不休的72个小时不痛不痒地过去了，留在记忆中的，只有同学们在工作室循环播放以至于变成耳虫的莫文蔚的《阴天》。交完图，迎来了大学的第一个寒假。有人回宿舍睡觉，我则收拾好行李去了理发店。等候、洗头和剪头的每一个瞬间都睡得七歪八倒，剪好头发我就跟KK踏上了背包穿越四川之魔幻旅程，在绿皮火车上我们拉起兜帽继续呼呼大睡，对面电子科大的两个男生徒劳地想要叫醒我们一起斗地主，最终失败了。要等到十多年后，《孤独星球》才cover到四川（里面还有我一两篇豆腐块），而我们一路变换各种交通工具，走过了现在也想不起来名字的大小县城。除夕那天，兴高采烈地参观了大足石刻后，在空无一人的庙里跟老和尚有一搭没一搭地尬聊，老和尚极力挽留我们留在山里跨年，好在我们坚决地拒绝了他。

当年的我并不缺想象力：作为自恋而乐观的惨绿少年，我曾坐在校巴上远远看着自己所住的厂区，矫情地幻想几十年后走过千山万水再回到彼处，看着曾经无比熟悉的咸鸭蛋一样红而大的落日感叹物是人非的情形。但即使是这样，在世纪之交的那些日子里，懵懂的我无法也无意去想象，接下来的25年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

前阵子跟一个德国妇女聊天，她说20多年前夏天很短，8月结束，阳光灿烂的好天气就没有了，9月一定会下雨，气温也会骤然下降。 我说是啊，刚到柏林那几年，初雪总在生日那天（11月中旬）如约而至。德国的雪真大啊，而且要一直下到三四月间。迷信的我觉得瑞雪兆丰年，所以对此印象深刻。但柏林已经好多年冬天都不再下雪了，我已经快忘了踩着没过膝盖的积雪深一脚浅一脚走路是什么感觉，而9月也总是阳光灿烂，甚至10月有时候也还像是夏天。世界跟我们一起都悄悄改变了呀，只是当时已惘然。

我最近去了香港 / 东京 / 千岛湖 / 瑞安，正在散架中。

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以为blog或者社交媒体是可以在路上捏捏手机就捏出来的，但其实不坐到电脑面前我啥都写不出来。我需要好用的键盘和巨大的显示屏，我需要舒服的工作椅和安稳的办公环境。

人人都说自己有拖延症，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四月才开始写new years resolution?

圣诞节我们去了巴黎，回到柏林过新年的时候又有朋友从国内过来，没来得及写blog。之后每天都在莫名其妙地忙碌，很快又到了农历新年。我当时还自我安慰：农历新年写resolution，好歹也算是new years resolution。农历新年国内同事们放假，我可以休息两个星期，可想而知有大把时间写blog睡觉爬墙放空。结果上海虽然消停了，柏林的项目还在继续，那十四天我几乎天天都在工作，连周末都搭了进去。过完年又开始准备回国。以往回国白天工作，晚上一个人在酒店正好看书看剧写blog，但今年带着sabbatical的格格巫，每个晚上都有莫名其妙的事情，包括并不限于陪工作狂怼在办公室熬夜班，但办公室的环境也很微妙，并不是同事们走了我就可以享受me time，这个场域会自然而然地生成一堆工作相关的琐事，让人没完没了地做下去。

这么一写，好像我是个工作狂。但其实又不是。这两年我其实很注意工作和其它一切之间的平衡。确实一直在工作，但确实也有其它事情占据了大量时间：恋爱、见朋友、看书、做运动、旅行、管理财务（这不仅又是一个blog大坑，同时也是时间黑洞，新买的房子意味着很多paperwork，同时我还报了一个学习投资的线上课程，每周要听二十多节课，还要做课后作业）每天忙得不亦乐乎，同时觉得很疑惑：那些有家有口的朋友究竟如何分配自己的时间？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已经成了韩炳哲书里那种被时代车轮裹挟和碾轧的倦怠成年人，maybe yes。世界不断崩塌，而我还在摸摸索索搞一些有的没的。每次在上海，女朋友们聚会一个恒久的话题便是退休。退休了就可以不再为生存和经济压力所迫（我的想象当然充满了乐观主义精神，预设自己只要继续搬砖二十年，退休后就可以不再为生计发愁。但即使还得发愁，对于一个乐天知命的四川人来说，退休也意味着既然没有力气继续卷生卷死，当然应该心安理得地躺平，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了此残生）格格巫对我的想法持批判态度，他认为我现在也应该做自己喜欢的事，不应该等到退休之后。但搞建筑跟搞哲学是不一样的。我虽然喜欢自己的工作，工作仍然是工作，工作总是跟一些让人烦恼的事情混在一起：迎合甲方、处理人事、管理财务、接受失败的成果。很希望某一天我不再需要面对这些事情。

我准备过一阵把这个blog的域名和服务器都迁回德国。

之前因为还有一些朋友看，所以觉得放在国内大家方便点。但实名这件事实在恶心人，这几年在欧洲要打开也时不时遇到问题。因为我经常断更，写的内容也莫名其妙，来看的朋友越来越少了。google reader没了之后，这里几乎成了自说自话以及跟听听聊天的地方。

总之还是先预告一下。4月中旬国内的服务器就过期了，但域名因为种种原因要到5月底才能搬迁完成，可能会消失一阵子。我会在消失之前努力更新一次！我还没写new years resolution 呢！笑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