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满奇怪的。进门时还看不出端倪，长长一条过道，开头是玄关，结尾是衣帽间。大部分柏林的老房子都有这么一条过道，不足为奇。房间都在过道一侧，第一间屋是厨房，厨房宽敞豁亮，客人们来了都喜欢待在这里。但厨房里居然就放了个大浴缸，旁边还有洗手池，侧面一个架子上摆满了我的瓶瓶罐罐，活像个化学实验室。客人们都会先惊呼“你们是在厨房里洗澡吗？”然后他们就从冰箱里取出一瓶啤酒，坐在澡盆沿儿上跟主人聊起天来。
厨房的旁边是客厅，客厅倒也不小，但是平面不规则，是一个靴子形。因为客厅是在整栋楼转角的地方，又被厨房挤了挤，所以在靴头的地方才好歹凑到立面上，开着一面三扇的窗子。客厅里最打眼就是一个巨大的暖炉，大概有两米高，长一米，宽半米，上面贴着充满旧时代气息的豆绿色瓷砖。这个庞然大物虽然默不作声地立在客厅的角落里，但客人们总是第一时间就注意到它，并且围到它面前去评头论足：这个是什么？炉子啊？能用吗？好用吗？暖和吗？
柏林以前家家户户都是烧煤来取暖的。20年前柏林墙还没拆的时候，东柏林人民一到冬天就把整个城市搞得乌烟瘴气，柏林的空气比北京好不了多少。只要风往西边吹，西边神经过敏的广播就要拉起“空气质量严重危害健康”的广播，大街上人人都得带口罩。东西德合并二十来年，东边早就日月换了新天，家里烧煤取暖也不常见了。客人们来看见我家的豆绿大煤炉都象进了博物馆：这要多难得才能一见啊！
烧煤是耍哥子的活，早上从地窖把煤搬上来，然后扔到炉子里去烧。这炉子每年都有人检修，又加了一些新的设施，煤很容易点着，烧起来之后把通风口一关，煤块就在炉膛里慢慢地燃。一天下来也不用多加煤。炉壁极厚，很慢热，一旦热起来就满室生春。炉子的上端还有一个口，开着两扇涂锡的小铁门。冬天的时候我们就打开铁门在里面烤饼干，大茶壶也可以搁在里面，不用怕茶凉。
相比之下卧室就比较乏善可陈，极窄的一间屋，只容得下一张双人床。屋子尽头有两扇窗子，因为我爱睡懒觉的缘故，深色的窗帘一直都是拉上的。卧室里也有一个煤炉，没有客厅那个那么大，差不多一米高，贴着比客厅颜色更浅的豆绿色瓷砖。我们从来不用这个炉子，因为卧室离客厅近，并不很冷，又怕灰尘弄脏了地毯。所以有一天耍哥子在地摊上发现了一个豆绿色的花瓶，就买回来，煤炉上终日插着花。
走了一圈，客人们问：厕所在哪里？厕所在楼梯间，要上半层，拿钥匙去开那个小门，就是厕所。啊？你们跟人共用厕所啊？哦，不是的，就我们家用，但是要出门才能上。哎呀，那半夜起来怎么办？哎哟，习惯习惯就好啦，晚上少喝点水嘛。
只有那些搞建筑的，或是老柏林，或是搞建筑的老柏林，到我家来才不会觉得大惊小怪。这种布局是柏林曾经最常见的居住形式，几十年前人人家里都这样，有什么好奇怪的。
这个城里大多数的房子都是在工业革命的时候建起来的。那时候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工厂主，地产商，建设公司买下城里的土地，开始大片大片地修建住宅。跟住宅相关的法规也一再修改，房子修得越来越密。最早的住宅都临街，逐渐就开始往街区内部延展。先是有了一些侧楼，然后又有了“后楼”。本来每个街区被沿街建筑围合起来的大院子，就被这些增建的侧楼和后楼们切割出了深而窄的内院。有些街区的密度实在太高了，居住条件很差，人们形容象是住在军营里一样，所以柏林的住宅楼又被叫做“租屋营”。
现在住在“租屋营”的老房子里并不觉得特别困难，两个人住60平米左右的房，有水电，虽然要自己烧煤炉，要出门上厕所，还要在厨房里洗澡，但习惯了丝毫不觉有任何不便。但想当年这样的屋子，大概满满当当住着一大家子好几口人，厨房里必然也没有澡盆，上下水也许常常是个问题，垃圾成山，难怪被形容为地狱。想象这样一个布满了租屋营的城市，紧接着的什么花园城市运动便不难理解了。设计“花园城市”的人，志不在美国人民那种无聊透顶的花园洋房郊区，而是要让城市本身彻底变个样子，租屋营什么的最好统统消灭掉。
其实租屋营里并不只是住着穷人，很多临街的房子都是中产阶级的大屋，立面上有密密麻麻石膏线脚做成的复杂花纹。屋里空间很高，有时候能有四米（豪斯曼哪有这样的气派，巴黎的房子外面光鲜，里面都象鸽笼）。前楼的房间天花板上有美丽的石膏浮雕花纹。与侧楼交接的那个房间，因为是在内角上，只有一扇窗，大而无当，被叫做“柏林屋”，通常用来做会外客的地方。东欧好多大城市的主要城区都是在工业革命的时候建造的，修的也都是跟柏林差不多的六层大楼，密密麻麻填满每一个街区。但不知道在那些城市，主楼和侧楼拐角那个房间又被叫做什么呢？
我的客厅也可以算做柏林屋的一种。但可怜它甚至不是前楼与侧楼的交界，而是位于后楼与侧楼之间。在从前，这是下人们住的屋子——如果跟前楼的大屋是连起来的话，会有一个长长的走廊通往后面的部分，走廊里还会有一个小壁橱，前面大屋里的主人打铃叫人，这个壁橱里的铃铛就会疯狂地响起来。但如果这几间屋是跟前楼隔开另有楼梯上下的，就不再是佣人房而是租给穷人们，租客们无非是工人，穷无产者和学生们，每天都要想着怎么跟楼下穷凶极恶的房东太太周旋。这种穷富混杂的居住方式满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贫民区的出现。现在德国好多城市修房子也都是这样，房地产商的高级住宅里总要被政府搭进几间社会住宅，明明是很好的街区，等闲人买不起，但最穷的人反倒能靠着社会津贴住进来，只有普通工薪的中产阶级高不成低不就，哪边都靠不上。
当然租屋营在今天完全是另外一个形象了。这个名字甚至都被另外赐予了城郊七十年代修造的大板楼，而从前的租屋营现在被叫做老宅子，人人热捧，房价与战后新建的住宅不可同日而语。在P堡这个小资密集的地方，房价年年涨还是一房难求，从前的佣人房现在住进了年轻的同性恋医生情侣，穷无产者住的地方换了建筑师当主人，不过话说回来，建筑师差不多就是穷无产者的另一个叫法而已。
二战之后柏林的租屋营被炸坏了不少。战后的新政府更倾向于拆。炸坏的，太旧的，统统拆掉。有点儿象现在的天朝城市除旧迎新，那时候的柏林市政也把破旧的老房子看成绊脚石。慢慢有些知识份子和建筑师自发起来反对拆除柏林老楼，前一段时间过世的Hämer先生就是其中的领军人物。他提出一个概念叫“谨慎地更新”，通过在市政和各种公共媒体的不断活动，柏林的魏丁区和十字山都被保护了下来——要是没有他，城市波希米亚们该往哪里去找住处？他们再穷，也不会选择通水通电有暖气的社会主义大板楼，2米6的层高，一个楼道住十几户人，太也不符合波希米亚人民的气质，连拍电影都找不到取景的地儿。因为有成片的老街区，再经过缓慢的城市更新，旧灯换新灯，十字山从十年前没人待见的“土人区”，摇身一变成了房市上最受欢迎的一个城区。走在大街上常常能看见“慕尼黑来的艺术系学生求合租，1000欧元起”之类的小广告，把十字山的老土著们恨得牙痒痒——咱们100欧一个月的房租，就这么被南边来的小阔佬们炒成了原来的十倍。
P堡是柏林墙拆除后东柏林最先更新的区域，我住的楼已是这条街上唯一的旧屋——没有在外墙上涂奶油色的涂料，没有加电梯，没有改城市公共供暖，也没有给每套房都加上卫生间。第一次来的客人记不住门牌号码，我就在电话里说，找大街上最旧的一栋楼，准没错。深灰色斑驳的立面，大片大片的墙皮往下掉，满墙都是涂鸦和攀援植物，一派年久失修的气象。我甚至担心某一天自家的窗子会忽然掉出去。
在它旧貌换新颜之前，趁着周末有时间，就想到哪说到哪，絮絮叨叨地为它说上几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