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次国庆节的时候回成都去办事情，一个老同学约我吃饭。他是爱吃会做饭的巨蟹座男性，所以我欣然应邀。他很有风度地开车来接我（这就很有风度了说明自由女性标准确实低😂）载我去路途遥远的乡下农家乐吃我心心念念很久的藿香鲫鱼。
我一见他就大吃一惊：他的脖子呢？怎么长没了？脸还是那张脸，但上面横七竖八长了很多鼓起来的肉，好像肿了一样。他穿着一件前几年在互联网上被广泛讨论的厅局风夹克，我暗暗猜测品牌是不是七匹狼。
开到农家乐车程差不多一个半小时，我们杂七杂八聊了很多。我了解到老同学已经发达了。其实他发达了这件事情我之前隐约就知道，因为我妈当时要去政府机关办个手续，费了很多力气跑了很多地方都办不下来，我刚好在网上跟老同学聊天的时候说起这件事，吐槽了一番，他问清楚情况，要到我妈的基础信息，说可以让阿姨再去一趟街道，他帮着“打个招呼”。我将信将疑让我妈去了，就是当天，我妈到街道的时候一切都办妥了。
我们是初中同学，当初关系非常好。他喜欢我们宿舍一个长得像赵雅芝的女生，但那个女生喜欢小混混，只想跟他当“好朋友”，所以他不止成了“赵雅芝”的好朋友，也成了“赵雅芝”好朋友我的好朋友。从小镇来的他从小就是混混们的对立面，成绩中等偏上，少年老成，善良正直，一直当班长。跟浑浑噩噩的我们不一样，他志向很坚定：长大要当警察。在我们惨绿的纯真年代，大家对复杂而混乱的当代成人世界一无所知，我们把世界分成两种人：好人和坏人。这两种人之间泾渭分明，而警察毫无疑问属于前者。
大学他真的选了培养警察的专业，还继续念了研究生（他感概地说研究生本有机会去澳门，阴差阳错没有去，如果去了，人生的路可能会跟现在截然不同）毕业后他顺理成章进了公务员系统：先在公检法，后来不知道为啥去了教育部门，现在又回到了离本职更近的信访部门，而且职位已经蛮高了——我并不了解中国的行政体系，他还详细跟我解释了一番——大概是一个五品官。
信访部门。朋友们。这也太可怕了。我很多年前看过一个关于上访的纪录片，片子当然是被禁掉的。那部片子给我留下了深深的阴影。那么多黑暗、苦难、荒谬、野蛮，在我心中播种了很多恨，让我记忆犹新。所以在开往藿香鲫鱼的车上，我无法控计我寄几，问了老同学一堆非常不得体，几乎把我们几十年友谊消耗殆尽的问题。
但我也说了，老同学是一个巨蟹座男性。他当初是一个温和礼貌的巨蟹座少年，现在也是文质彬彬刀枪不入的巨蟹座厅局风干部。他用一种外交部发言人的滴水不漏把我所有的问题都带到了神奇的正能量金光大道上，成功地进行了一次超级大外宣。与此同时他又很真诚，那种真诚——因为我认识十二三岁的他——很难说是装出来的，让我吃完藿香鲫鱼后消化不良了好几天。
按照他的说法，信访部门，从我看过的那部纪录片描述的年代到现在，已经经历了很多改变。现在的信访部门就是在法治机关以外解决问题的机构——btw，他说，很多西方国家的政府部门也设有这个机构，因为很多问题不能或很难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但依然需要解决——而且主要是一个基层机构，诉求是把问题在发生的层面解决掉。（我看的那部片子里上访的人都长年累月住在北京郊区一个垃圾场一样的地方孜孜不倦地告御状，他们老家也会不停地派国安来抓他们回去）他给我举了各种各样的例子来说明要解决的事情多么琐碎，听上去让人非常厌烦：就像我们听到任何一个日复一日从事care work的家庭妇女描述自己的日常生活一样，讲的人津津有味，听的人觉得是恐怖故事。比如最近房地产市场崩了，所以他们近两年的工作很多时候都在帮着那些贷款买房但房子还没修好地产商就破产跑路了的人处理这一趴烂摊子。说起来德国这两年也有好多房地产公司因为杠杆太高，利率和原材料涨上去他们支付不了就破产了，所以也有很多贷款买期房的人把自己的生活砸在了坑里。但是用老同学的说法，资本主义可以不管，我们的政府敢不管吗？所以政府就要用各种方法来协调：把社会住宅置换出来啦（对这几年也修了不少廉租房一类社会住宅），或者通过一些途径帮开发商把房子修完啦，等等。房地产市场崩溃另外很巨大的一群受害者是农民工，信访办要帮他们解决欠薪问题，因为单笔金额太小走法律途径太漫长，农民工没钱打官司而且打赢了可能也要不到钱或者要等很久才能要到钱，所以他们必须想各种奇奇怪怪的办法帮农民工把问题在一定的时间内解决掉，听得我头大如斗。
他还讲了各种繁琐而细碎的政策纠纷，信访部门如何进行调节疏导，我听得似懂非懂。刚刚过去的国庆期间，他又因为什么原因（他讲了，我忘了）被借调到公安去值班，值班的内容听上去就像在一个巨大的有无数监控屏幕的房间里，因为无事发生，所有人都在打牌、搓麻将。我恨恨地说每年GDP的多少多少都给了维稳！你们搓麻将我生气，你们不搓麻将我更生气！他很好脾气地笑着说，对嘛对嘛，我知道外面是这么报道的，但维稳经费里面有很大一部分其实针对公共安全的，比如：blablabla, blablabla, 列举了一堆听上去好像也很有必要的政府开支——具体内容我都忘了，确实不是当记者的料——把我说得将信将疑，只好回答：哼！
去农家乐和回程的路上，他不停接到下属的电话 ，然后开始安排工作。听上去都是你去找这个那个，说这个那个，然后这个那个之类很干燥的事，大量人情世故掺杂其中，我这种外宾根本听不明白。打进来电话的人——因为连着蓝牙音响我也能听见——并不会因为天黑了就感到抱歉，没有人说什么不好意思打扰了之类的话。我觉得很诧异，问这都9点了 ，这些人有完没完？他咧嘴笑道：国内就是这样的啊。我又问你们这么忙，为什么值班的时候又打麻将？他又咧嘴笑道：那是加班啊，又没有加班费，我为啥要那么拼？
老同学这个外宣工作做得好的点在于，他举出了一些实际的案例，并经常给我来点before after的比较，说系统虽然不理想，但系统对此并不是一无所知毫不作为，相反，系统一直在缓慢而实际地进步。”你说那些事情我们管不了，但管不了那些，我说的这些我们还是可以管一下撒。管一下，还是好的撒。“
我怀疑地看着他，问：你们公务员不是天天都在喝茶看报纸咩？怎么感觉你鞠躬尽瘁地像个焦裕禄一样？他又咧嘴笑着说：那些四五十岁了还是个科员的，一辈子就那样了，肯定每天看看报纸喝喝茶，哪个拿他都莫法。我们不一样，还是要努力的撒。
我说 ：哦，班头，刘局，失敬，失敬。
回到家跟格格巫打电话，讲述了这段神奇的藿香鲫鱼之旅。格格巫嘲笑我说，就说你是个共产党员嘛，你还死活不承认。你看，三言两语就把你骗回队伍了，维稳只花了一条鲫鱼的钱。
后记：吃完藿香鲫鱼我就想把这个事儿记下来，但最近想写的东西有点多，居然就没来得及。这几天在桃花源跟大家掰扯灯塔国大选，东拉西扯之余居然把这趟旅程也讲了一遍。既然已经写了，就也贴到blog里。前后文一些上纲上线的总结被我删掉了，因为blog虽然是个树洞，但毕竟这个树洞向所有人敞开，那么就这样吧，秃一点就秃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