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大中华区在covid疫情期间被隔离最多的人，我在东莞待了8天之后，终于又回到上海，成为一个场所码持有者。
隔离还是一如继往地既屈辱，又无聊。德国法学家认为牢狱之灾是对一个正常人类最严重的惩罚，因为自由属于不可侵犯的人权。所以在德国越狱不犯法：法律没有权利责罚一个人为获得自由付出的努力。当然在中国这些最严肃的思考说出来反而像个笑话。作为一个六进宫的老隔离人，我只能尽一切可能维持自己的身心健康：一进隔离酒店，我就打开美团采买了湿纸巾、涮口水、瑜伽垫、高速上网卡和一大堆美味的热带水果。每天8小时工作，三餐之前运动，晚上不吃碳水，追剧、给朋友和亲人打电话、早睡早起。
四月的时候我曾经在blog里写过因为我在国内，柏林的房子空着，所以有乌克兰小夫妻找过来求借住的事。很遗憾我跟房东的关系本来就紧张，而且房东是个极右，拒绝我把房借给其他人。小两口失望之余只好继续寻找，年初柏林挤满了跟她们一样仓皇无助的乌克兰人，没想到等我年底再回国，找上来的就已经是俄国人了。
这次也是一对年轻夫妇，女方居然还是我的同行。比我年轻几岁，在一家规模很大的事务所已经做到associate，主持和参与了好多商业综合体以及类似的大体量建筑。网站上罗列出来的那些项目，跟中国欧洲卡塔尔沙特同类型的项目看上去没什么两样；男方好像是摄影师或者导演，因为普丁的征兵令下来，连夜开车从芬兰边境逃走。这两人的状况绝对属于莫斯科的上中产，都拥有可以多次出入的申根签证，所以出逃不是问题；作为在波罗的海边上有度假屋的那一小拨人，他们也知道如何避开新闻上排长队的边检站点，毫发无伤地到了德国。当然对于他们来说，到德国并不意味着问题被解决了，正好相反，无数的问题才刚刚开始：走得仓皇，半生积蓄能随身携带的非常有限，接下来如何是好没人知道；而俄罗斯人在德国的待遇则远远赶不上被侵略的乌克兰人，有组织的接收、全社会动员的融入统筹就不用提了，俄罗斯逃过来的人还得挖空心思去解决签证问题。因为这次我回国的时间短，房子预先又答应给一个从阿姆斯特丹过来的朋友暂住，所以很遗憾又不能借出，但我还是帮建筑师姑娘写了一封给外管局的信，说明以她的资历和能力，完全能胜任我自己公司的工作，我也愿意在工作匹配的时候以某某某数量的金额雇佣她以自由职业者的身份为我工作。身边还有好几个朋友也开具了类似的声明，希望她拿着这些声明能尽快办好工作签证，没有恐惧地留在德国。
前几年叙利亚战争的时候，欧洲爆发了难民危机，那时候我第一次读到了汉娜·阿伦特写的那篇《我们这些难民》。但当时流亡和战争于我更多还是新闻和历史书上的事件，读那篇文章的时候也未曾留意过其中一些痛切的细节。最近不仅因为乌克兰的战事，甚至中国防疫政策造成的种种人道危机，都让我在重读这篇文章时有了很多新的感受。
六月上海解封之后，我一个同事辞职去了澳洲。她是认真而且很有才华的女孩，我非常舍不得她走。无论是身边还是网络上，人们在谈论着润的话题。年末另一个资深的同事决定回马来西亚，“中国这个环境还是不太适合我”，他说。飞先生结束与我的合作关系这一年，这个同事给了我很多支持，但他提出来的理由让我无法挽留，只有祝福。
但润毕竟是一个无比沉重的话题。我有一个家里经济条件很不错的朋友，大学是在NYU念的金融，毕业之后他非常坚定地舍弃了在花儿街当金融民工的机会，回国开始创业。借助自己的努力和优渥家庭条件的加持干得风生水起，公司开了一家又一家，三十不到身价估值后面就是一串一串的零。说到润的时候，一些恨铁不成钢的朋友们会觉得为了一串一串的零舍弃自由和公民的尊严，以后发生什么都是活该。但因为一个不合理的政治制度，留在自己生长熟悉的地方成为一种原罪，这里面也有很多荒谬与不合理。人为什么需要在一串一串的零和自由与尊严之间选择呢？即使选项并不是一串一串的零那样拥有巨大诱惑力的极端状况，而只是熟悉的环境和得心应手的工作，是亲人、朋友，是母语和外人听不懂的烂梗，要舍弃也是巨大的割舍。阿伦特作为被迫面对这些割舍的难民，她写道：
我们失去了自己的家，这意味着失去了熟悉的日常生活。我们失去了自己的职业，这意味着我们失去了自己对这个世界尚有用武之地的自信。我们失去了自己的语言，这意味着我们失去了自然的反应、简明的手势，以及不受阻碍的情感表达。我们把自己的亲戚留在了波兰的犹太人区，我们最好的朋友在集中营被杀害。这一切意味着我们私生活的断裂。
上周跟听听聊天，她说最近开始钻研玄学。前阵子她跟大家一样因为政治事件深受打击之后，应激反应很严重。我没想到，居然严重到出现这样的后遗症。汉娜·阿伦特也提到了类似的现象，她说：
因此，我们抛弃了地上的所有不确定性，而将目光投向天空。星数——而非报纸——会告诉我们希特勒何时被击败，而我们何时能够成为美国公民。比起我们所有朋友的建议，我们更相信星数；我们根据星数来决定何时应该与我们的救命恩人共进午餐，何时应该填写我们现在生活中充斥着的无数问卷。有时我们甚至不能相信星数，而是依赖我们的掌纹，或是笔迹分析中的征兆。因此，我们对政治事件了解并不多，尽管精神分析已经过时，但我们对亲爱的自己倒是越来越了解。那些上流社会无聊的绅士淑女们谈论自己儿时调皮捣蛋的美好时代已经过去。他们不再需要鬼故事了；真实的经历就能令他们浑身发抖。不用再为过去增添魔法；现实受到的诅咒已经足够强大。因此，尽管我们口口声声说自己乐观，但还是会用各种魔法来召唤未来的精灵。
在我有一搭没一搭地写这篇充满怨气的blog时，上海人去乌中路喊出了正确的口号，大学生们站了出来，开始抗议成年人搞出的烂摊子。我很受鼓舞：开大会以后我以为这个社会很快就要加速到上世纪60年代，没想到也许是弯道超车驶入了80年代末期。这也再次说明了历史无法预测，总会用多种多样的可能性让身处其间的人目瞪口呆。我很高兴每次回国都能见证一小段惊心动魄，自由是一种可以被习得的能力，我们一起慢慢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