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晚上有一个武汉的医生感染了新冠病毒去世了。这位去世的李文亮医生是最早在社交媒体上提醒人们病毒传播并受到言论审查机构规训的八人之一，他被称为“吹哨者”。消息传出来后，互联网上一片哀声。我下班后回家看到这条消息，再一页一页地翻看所有人愤怒的表达，觉得一团郁闷之气抵在胸口，无法呼吸。
想要写点什么但是不知从何说起，只好在社交网络上转发别人的愤怒和呼喊。在blog里发了一个标题，记录那一刻自己的感受，我希望自己不要忘记。
捏着手机坐在沙发上，忽然想起来前几天，alan转了一篇自媒体文章给我。那篇文章叫《我们一定会忘掉这些》，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我觉得这篇文章很成问题。大多数的人们并不是主动要忘记历史的。作者说来说去，都避开了房间里那头大象。真实的情况难道不是人们被大象踩在脚下，被迫闭嘴，被迫遗忘吗？为什么作者会责怪那些被踩在脚下的人？为什么作者不去责怪大象？
我把这个想法告诉阿兰，他给我发来了一段聊天记录，这是他私下里去找作者讨论，然后作者对他说的：
首先，我觉得这个不能用已经进入现代的国家来对比，而是用前现代国家和转型国家来对比。现代化国家的责任伦理，是靠大量监督来实现的，前现代国家没有这个渠道，所以责任是靠官僚体系内部机制实现。东亚国家在这一点上超过了大部分文明体系。福山也说，中国是国家体制最早熟的文明，其中很大程度上就催生了官僚体系的责任伦理。其实就拿现在大BOSS来说，他也面临责任伦理的压力，比如他对GDP之类的肯定忧心忡忡。你拿博卡萨、贝隆、蒙博托之类的人物去对比的话，就会发现他面临的责任压力要更大。但是中国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是集体化伦理的国家，自古以来就是。所以臣民的个体生命并不是很重要的，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秩序是被最优先考虑的，属于责任伦理的最大优先级。这一点和西方文明不同。
这种责任心，在转型期间我相信是有优势的。就像韩国，台湾搞起民主来，他们的效率是会高于拉美和印度的。大陆的问题更麻烦一些，尤其是中间插入了共产主义这一段，但是我相信，还是放在长时间段看，还是不同。东亚文明的官僚体系是独一无二的，造成的问题是独一无二的，但是他潜藏的能力也是有的。
不过最重要的一点，还是：要用转型国家或者前现代国家的标准来看它，而不是现代化国家的标准来衡量它。它现在没有能够突破那一点。如果它最终不去突破这一点，而选择了一种变异的路径，那对世界的威胁是很大的。
我看了这段话，觉得更可怕了。之前只以为作者习惯了自我阉割，不敢描述房间里的大象。但他的发言明明白白地显示，这个人不仅知道大象的存在，而且还认同大象的合理性与先进性。他文中的“我们”，其实是“他们”，那些被称为“韭菜”被割了一茬又一茬的人，他大概觉得这些人是自己犯下了过错，是索多玛的建造者，活该被烧成一片灰烬。我不知道什么样的愚蠢和短视，会让人产生这样的想法。
在沙发上手脚冰凉地坐了很久，给同一个时区的朋友发消息，我说我心情很差。她回复我说，不要忘记此刻的愤怒。我想起这篇文章，呆了一会儿回复说，我不会忘记的。
早上起来，昨天晚上在激愤中转发的内容被删除得一干二净。我的社交网络账号也被禁言了。把这件事告诉朋友，她问我有什么想说的，她可以帮我截屏发出去。然而除了混乱的愤怒，我并没有什么想说的，跟她聊了几句，就收拾好东西出门上班了。
走出院门，一个景象吸引了我的注意。相邻的一栋住宅楼前，一位年轻的姑娘正蹲在地上打扫楼前的铜地钉。我住的街区，在二战以前是犹太人聚居的地方。战争过去之后，人们整理了被屠杀的人的名单，把它们铭刻在铜质的地钉上，嵌入他们生前居住地门口的地面上。我们这条街上几乎每栋楼前都有好几个这样的地钉。那个女孩儿一手拿着干布，另一手拿着抛光剂，仔细地擦拭着一块刻满了字的地钉。我看着她，昨天晚上一直没流下来的眼泪夺眶而出。德国的政局这两年也是很多动荡，极右翼在很多地方政府都占据了相当多的席位，各种种族主义的言论甚嚣尘上。但在这里政府没有否认历史，它做了很多努力让自己的公民记住曾经发生了什么，它制定了法律保护人们可以自由地谈论曾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一切事情。所以，很多人没有忘记。
我是一个有点日常小迷信的人。这个女孩对我来说，就像密布的乌云中透下的一束光。我忽然有了冲动要把这一刻记录下来。我不会忘记2020这个惨烈的新年，它值得被所有人记住，它值得被称作是一个“拐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