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新年的假期也快要过去了。这周上海的同事又开始上班，每年到了这个时候，才让人觉得新的一年正式开始了。中国人的年，翻篇速度格外的慢。
过年——不是农历，而是新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小事。我一直想要记下来，但因为日更的flag没有立起来，屡屡拖延，几乎要忘记了，现在在越洋飞机上，睡不着又没有好电影，不想工作不想看书，正好打开电脑搞博客创作。
这个新年是跟格格巫的家人一起过的。因为他妈妈80大寿和父母金婚两个大日子，再加上圣诞元旦，节前我们就在南边他父母的家会合，后来又一起去了比利时的海边，足足在一起呆了两个星期。
那是充满了莫名其妙（对我来说）的家庭义务，并且时刻被喧闹的小孩子，丰盛的下午茶，没完没了的礼物分配，漫长的散步和其它种种节日及纪念日庆祝活动填满的两个星期。到最后大家都有点精疲力尽。假期快要结束的时候，格格巫的姐姐姐夫带着四个孩子离开去了阿尔卑斯山滑雪，剩下我们和格格巫的父母单独呆在比利时海边的度假小屋里，喝一次“简单”的下午茶，终于两位老人发现了一直在尽力扮演透明人的我，开始问起了我的情况。
我的情况并不复杂，不过跟他们儿子的远距离恋爱在大家看来都有点“difficult”，所以格格巫的父母乖巧地避开了这个话题。而我的工作也超出了父母们（不分国别）愿意理解并讨论的范畴——不在本国，没有雇主，没有办公室政治，也很难谈得上有什么发展企划，所以大家很快就皆大欢喜地锁定了“八卦”这一永恒让人愉悦的经典聊天安全区。而飞先生，作为我的德国合伙人，因为是格格巫的父母通过我的描述最能想象的人物，不幸就成了我们八卦的对象。
我谈到飞先生去年夏天又结婚了。
严格地讲，伊不是又结婚了。飞先生和小兽医在2014年夏天喜结连理，小兽医改了飞先生的姓——虽然我也不是很懂改名字这个点，但幸好是他而不是飞先生改，不然我们事务所的名号也得跟着改——两个人一直恩爱至今。不过在2014年，他们俩的关系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能被称作婚姻关系。彼时“婚姻”在德国仍是一个异性恋专属的标签，LGBT人群所缔结的“法定伴侣关系”，在法律和经济方面的权利和责任虽与异性恋婚姻无异，但仍然不能被称做“婚姻关系”，具体的原因我没有进行过深究，依稀记得与宗教相关。从2018年9月开始，德国的某一些地区（还是全部？）将婚姻关系的标签向LGBT人群开放。小凡夫夫、飞先生夫夫喜大普奔，都第一时间去民政局登记，正儿八经地再结了一次婚。
对于他们的“再婚”，我和飞先生并没有很多交流。他们去民政局的时候我不在德国，只是遥远地送上了祝福，后来也没怎么提起过。有一次我问飞先生为什么要再结一次婚，他一边好像有点诧异，一边还是立即回答我是为了得到承认，我不知道该如何推进这类尴尬的讨论，就嗯了一声，快速转移了话题。
作为一个有短暂而丰富的搅姬历史，并且支持一切平权活动的人，我对同志结婚这个事其实有一些腹诽。当然了，我认为任何人如果想要结婚都应该有能够结婚的自由，也理解同志人群需要得到承认的心理需求，但“婚姻”作为一种符号性的冠名，一直让我有些反感。我并不反感缔结法律承认的伴侣关系，虽然人到中年，我们看过了太多人间杯具，也读过社会学家们对于现代社会婚姻关系种种灰暗的研究，听过他们关于这种历史悠久的亲密关系必将消亡的预言，但我仍然相信稳定的长期关系对人们生活正向的作用力；也觉得仪式性的承诺和与之相连的责任对处于长期关系中的各方（也不一定是两个人哈）在心理上有着无法忽视的暗示性；再说了，对于还没进入未来世界的人们，法定伴侣关系带来的各种benefit也是难以割舍的。但为什么要继续将“婚姻”冠名给同性之间的伴侣关系呢？我甚至觉得异性恋的伴侣关系也应该抛弃这个符号——这个让人觉得既狭隘又腐朽的符号。在基督教国家，教会认为只有在上帝的见证下缔结的伴侣关系才能被叫做婚姻，长久以来LGBT群体因此被隔绝在围城之外；而作为历史上最小而弥坚的社会单位，人以婚姻之名行禁锢和剥削之实，不仅是对那些被摒弃在这个小单位之外的人，身处其中的人更是如此。所以，在获得了平等的缔结伴侣关系的权力之后，同志们为什么还要执着于这么一个挂满了沉重历史包袱的符号呢？
当然飞先生们肯定不会这么奇突地想问题。如果普罗大众都结婚，那他们自然也要结婚，非如此不能彰显平权和社会承认；如果异性恋女人结婚后要冠夫姓，那他们也要改名字。对于女人来说，在漫长的历史中，失去自己的名字意味系统的奴役和深重的屈辱。但对于已经平权的男同性恋，这只是一个罗曼蒂克的举动，也许意味着主动的赋权和献身，也许什么意义都没有，就只是罗曼蒂克而已。
哦扯远了。总之在那个八卦的下午，我提到了飞先生的婚姻，委婉地表达了我并不是非常赞同。但我并没有像在上文中一样长篇大论地阐述我的观点，毕竟，我只是在跟男朋友的父母喝下午茶，这样上纲上线的讨论是奇突和不合时宜的。但我没想到的是，格格巫保守的中产阶级基督徒父母马上表达了赞许，他爸爸说：是啊，我们也觉得同性恋们有点太过了。我们的意思是，他们已经都平权了，但是干嘛要那么嚣张地在各种场所张扬自己的存在呢？
我目瞪口呆，额，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我忽然想起来，我们刚刚庆祝完老两口的金婚，如果我贸然开始解释，并进一步不识相地批评“婚姻”作为社会学符号的问题，估计这个下午茶要搞得无法收场…
于是我带着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默默地抿了一口茶，坚决不开口，等着旁边满脸黑线的格格巫找一个新话题救我于水火之中——想来春节返乡的大家，一定也经历了很多类似的情景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