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

上周我想到了一个坚持新年flag不倒的妙法：写读书笔记。这样一来既读了书，又保持了博客创作的节奏，岂不是两全其美？！唯一发愁的就是考驾照了，我只要一打开理论课的app就感到两眼发黑。我认为自己是一摊学渣。

（打脸啪啪啪：这个星期我都没有读书。不仅没有读书，没有做笔记，也没有时间锻炼身体。我从早到晚都在工作，连做饭都没有时间，还吃了一顿外卖。工作害死人。）

上周我读了一篇大学时候景观课G教授关于中国园林的小文章，这篇文章发在卡塞尔大学出的一套关于Diedrich Bruns的书里面，讲了自己治学生涯里对中国园林的兴趣和探索。因为文章里引用了我当年写大观园的一篇论文，所以他给我写了封邮件，在附件里把文章也发给了我。

我读了之后的感受是：人类的知识都在一道一道深深的鸿沟里，把它们分隔开来的大山是语言，当然还有风俗习惯历史等等，都是大山上层层叠叠的墙。总之，是一个令人绝望的状况。

G教授那篇文章叫做《百闻不如一见》，这个标题也是他在第一次去中国的时候听来的。他在文中讲到自己与中国的渊源最初来自于家族里一位在青岛当过兵的长辈。1914年青岛被日军占领之后，这位长辈还被拖到坂东市去当了战俘，在一战之后才回到德国。在长辈们的讲诉中他萌发了对中国最初的兴趣。

70年代，他读了译本的《金瓶梅》。为了更好地理解书里所描绘的景象，他曾经准备自学中文，当然很快就放弃了。西方园林景观比起其它设计行当更多地受到东方以及中国园林的影响，老G在治学的过程中对中国的兴趣更浓厚了。但是当时他在德国能够接触到关于中国以及中国园林的文献极其有限。美国要好一点，70年代他在加州伯克利修博士学位的时候，经常有中国的教授来客座演讲，三藩有华埠，整个湾区生活着很多中国人，想必那时候他也经常扯着不相干的人讨论关于中国园林，就像他当初老是跟我讨论红楼梦，最后逼得文盲如我居然写了一篇几十页的论文还出了书……

1983年，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没多久，老G觉得他机会来了，组了一个队，拉着一群人从法兰克福经由巴基斯坦飞到北京……从北京出发，他们去了西安、洛阳，顺大运河而下，到了无锡，苏州，上海，桂林，广州，最后从香港飞回了德国。真是一个经典的路线呢。

行程中，老G和他的队友们也进行了一些学术交流活动。在清华和同济他们都做了一些侧重于教育而不是治学的学术汇报。在清华图书馆，老G震惊地发现书架上有成排的德语文献资料，他愤怒地写道“自1920年代以来，中国的学者就陆续地与欧洲进行学术交流，从哥廷根、海德堡等地带回了大量的德语著作。然而在德国大学的书架上根本找不到中文的文献！”更加遗憾的是，老G和他的队友们都不会说中文，而接待方的英文都不怎么样（虽然是清华同济什么的但毕竟也是1983年啊），更别说德语了。让我奇怪的是，他写道，因为没有地图和图纸资料，他们连去了哪儿都不知道…比如在北京，老G猜测自己去了颐和园和圆明园的一小部分。20年后，他根据一篇柏林工大学生的论文判断自己爬了万寿山，2015年他再一次去北京，又重走了一段这条路，才依稀把当年所到之处确定下来。在上海周边要稍微好点，同济的金经昌教授帮他买了两本带图纸的书，一本虽然是全中文的，但里面有圆明园的图。另外一本叫做《中国城市规划史》，唔，标题被翻译成了英文…但是里面有拙政园的图！

总之，老G对中国园林的探索，感觉是在层层迷雾中蜿蜒前行。在1994年，他才在东京的一次学术交流大会上，第一次听到了中国学者自己讲中国园林，那是会说英文的周武忠教授。老G非常兴奋，抓住这个机会，又把周武忠请到其它的大会上去讲中国园林，比如1998年在布鲁塞尔的国际园林大会。2007年，在周武忠的邀请下，老G喜滋滋地去了南京，参观了他一直想要看的“大观公园”，但是他想要找个人帮他翻译红楼梦17章的尝试则失败了，那一章主要是讲贾政带着一堆清客和贾宝玉第一次游大观园并给各种取名题匾，可想而知老G有多渴望了解这次游园的每一个细节。红楼梦这么重要的一本书当然也有德语译本。早在1932年，汉学家Franz Kuhn就把红楼梦翻译成德语，但也许是为了照顾德国读者的耐心，Franz Kuhn在翻译的过程中对原书进行了大量的简化，比如游园的第17章在译本中是14章，而且，按照老G的观点：“Franz Kuhn对园林知之甚少，所以在翻译的时候对种种重要的学术细节都进行了模糊处理。”完整的译本在2009年才出现。

为了更多地了解中国园林，老G在过去的35年无数次去中国，走访了北京、长沙、常州、城子、楚雄、滁州、大理、广州、桂林、香港、新竹、江阴、济南、昆明、丽江、洛阳、马鞍山、南京、南投、清浦、上海、太仓、台中、泰安、台南、天津、无锡、西安、徐州、扬州、岳阳和镇江。然而他写道，“我到过的园林越多，越发现不同时代和地区的园林之间差别如此之大，我的知识盲区如此之多，而我可以利用的文献资料又是如此之少而缺乏系统性”。一个求知若渴的老头跃然纸上。

老G兴味盎然地记录下这些年对中国园林的探索，其中有很多奇怪的细节，让我们看到那些人类知识的鸿沟有时候被一些奇怪的通道连接，但这些通道又像通往桃花源的路径，忽然闪现，又很快消失。比如他记录在1987年，下萨克森州的Wolfenbüttel市著名的奥古斯特公爵图书馆里举办了一场叫做“中国图像China illustrata”的展览，这个展览出了一本煌煌300页的目录，其中3页是关于园林的。关于园林的章节中有一幅雕板画，画上是一道假山堆成的门拱，在拱顶高处有一个亭子。这幅画来自于一个叫Olfert Dapper的荷兰医生，这个人在1676年描写了福州市福清附近的廊桥，该桥居然还是一座庙宇，顶端有一座纤细的宝塔，桥下河水宽阔，可以过大船。宝塔一侧有楼梯，塔身上围绕这很多绘画。一年以后，1988年，老G在彼得堡以南的沙皇村，叶卡特琳娜二世的夏宫里震惊地看到了Dapper雕板画的3D版，由Wassili Nejelow在1772年到1774年间完成的一座雕塑，雕塑也是以假山为桥，上面有一个亭子。亭子由8根大理石爱奥尼柱子支撑，架在石堆上，石堆后面则是沙皇村的“中国村”。这个雕塑与Olfert Dapper的雕板画如此相似，老G只能猜测Nejelow和叶卡特琳娜二世曾经看到过Dapper关于中国的报道，但Dapper其人和这些片段之间的相互联系，都已经淹没在历史中了。

作为一个设计师，在欧洲生活了15年，我才慢慢地理解了这里人们的生活。我虽然不是一个悟性很高的人，但好在有一份好奇心，在15年的旁观和身体力行之后，对于一些曾经欣赏但并不理解的设计，才逐渐可以说懂得了。设计可以是很简单的，只是颜色、材料的堆砌，但也可以是很艰深的，观念与哲学的物化。简单和艰深往往同时出现，我以前只能观察和粗浅地模仿前者，现在也希望读得懂后者，甚至有一天能够以自己的方式去呈现。就像背着一大堆包袱在知识鸿沟之间的山坡上攀爬，希望能有一天翻过去，当然也希望路上都能看到好风景。

农历新年的假期也快要过去了。这周上海的同事又开始上班，每年到了这个时候，才让人觉得新的一年正式开始了。中国人的年，翻篇速度格外的慢。

过年——不是农历，而是新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小事。我一直想要记下来，但因为日更的flag没有立起来，屡屡拖延，几乎要忘记了，现在在越洋飞机上，睡不着又没有好电影，不想工作不想看书，正好打开电脑搞博客创作。

这个新年是跟格格巫的家人一起过的。因为他妈妈80大寿和父母金婚两个大日子，再加上圣诞元旦，节前我们就在南边他父母的家会合，后来又一起去了比利时的海边，足足在一起呆了两个星期。

那是充满了莫名其妙（对我来说）的家庭义务，并且时刻被喧闹的小孩子，丰盛的下午茶，没完没了的礼物分配，漫长的散步和其它种种节日及纪念日庆祝活动填满的两个星期。到最后大家都有点精疲力尽。假期快要结束的时候，格格巫的姐姐姐夫带着四个孩子离开去了阿尔卑斯山滑雪，剩下我们和格格巫的父母单独呆在比利时海边的度假小屋里，喝一次“简单”的下午茶，终于两位老人发现了一直在尽力扮演透明人的我，开始问起了我的情况。

我的情况并不复杂，不过跟他们儿子的远距离恋爱在大家看来都有点“difficult”，所以格格巫的父母乖巧地避开了这个话题。而我的工作也超出了父母们（不分国别）愿意理解并讨论的范畴——不在本国，没有雇主，没有办公室政治，也很难谈得上有什么发展企划，所以大家很快就皆大欢喜地锁定了“八卦”这一永恒让人愉悦的经典聊天安全区。而飞先生，作为我的德国合伙人，因为是格格巫的父母通过我的描述最能想象的人物，不幸就成了我们八卦的对象。

我谈到飞先生去年夏天又结婚了。

严格地讲，伊不是又结婚了。飞先生和小兽医在2014年夏天喜结连理，小兽医改了飞先生的姓——虽然我也不是很懂改名字这个点，但幸好是他而不是飞先生改，不然我们事务所的名号也得跟着改——两个人一直恩爱至今。不过在2014年，他们俩的关系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能被称作婚姻关系。彼时“婚姻”在德国仍是一个异性恋专属的标签，LGBT人群所缔结的“法定伴侣关系”，在法律和经济方面的权利和责任虽与异性恋婚姻无异，但仍然不能被称做“婚姻关系”，具体的原因我没有进行过深究，依稀记得与宗教相关。从2018年9月开始，德国的某一些地区（还是全部？）将婚姻关系的标签向LGBT人群开放。小凡夫夫、飞先生夫夫喜大普奔，都第一时间去民政局登记，正儿八经地再结了一次婚。

对于他们的“再婚”，我和飞先生并没有很多交流。他们去民政局的时候我不在德国，只是遥远地送上了祝福，后来也没怎么提起过。有一次我问飞先生为什么要再结一次婚，他一边好像有点诧异，一边还是立即回答我是为了得到承认，我不知道该如何推进这类尴尬的讨论，就嗯了一声，快速转移了话题。

作为一个有短暂而丰富的搅姬历史，并且支持一切平权活动的人，我对同志结婚这个事其实有一些腹诽。当然了，我认为任何人如果想要结婚都应该有能够结婚的自由，也理解同志人群需要得到承认的心理需求，但“婚姻”作为一种符号性的冠名，一直让我有些反感。我并不反感缔结法律承认的伴侣关系，虽然人到中年，我们看过了太多人间杯具，也读过社会学家们对于现代社会婚姻关系种种灰暗的研究，听过他们关于这种历史悠久的亲密关系必将消亡的预言，但我仍然相信稳定的长期关系对人们生活正向的作用力；也觉得仪式性的承诺和与之相连的责任对处于长期关系中的各方（也不一定是两个人哈）在心理上有着无法忽视的暗示性；再说了，对于还没进入未来世界的人们，法定伴侣关系带来的各种benefit也是难以割舍的。但为什么要继续将“婚姻”冠名给同性之间的伴侣关系呢？我甚至觉得异性恋的伴侣关系也应该抛弃这个符号——这个让人觉得既狭隘又腐朽的符号。在基督教国家，教会认为只有在上帝的见证下缔结的伴侣关系才能被叫做婚姻，长久以来LGBT群体因此被隔绝在围城之外；而作为历史上最小而弥坚的社会单位，人以婚姻之名行禁锢和剥削之实，不仅是对那些被摒弃在这个小单位之外的人，身处其中的人更是如此。所以，在获得了平等的缔结伴侣关系的权力之后，同志们为什么还要执着于这么一个挂满了沉重历史包袱的符号呢？

当然飞先生们肯定不会这么奇突地想问题。如果普罗大众都结婚，那他们自然也要结婚，非如此不能彰显平权和社会承认；如果异性恋女人结婚后要冠夫姓，那他们也要改名字。对于女人来说，在漫长的历史中，失去自己的名字意味系统的奴役和深重的屈辱。但对于已经平权的男同性恋，这只是一个罗曼蒂克的举动，也许意味着主动的赋权和献身，也许什么意义都没有，就只是罗曼蒂克而已。

哦扯远了。总之在那个八卦的下午，我提到了飞先生的婚姻，委婉地表达了我并不是非常赞同。但我并没有像在上文中一样长篇大论地阐述我的观点，毕竟，我只是在跟男朋友的父母喝下午茶，这样上纲上线的讨论是奇突和不合时宜的。但我没想到的是，格格巫保守的中产阶级基督徒父母马上表达了赞许，他爸爸说：是啊，我们也觉得同性恋们有点太过了。我们的意思是，他们已经都平权了，但是干嘛要那么嚣张地在各种场所张扬自己的存在呢？

我目瞪口呆，额，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我忽然想起来，我们刚刚庆祝完老两口的金婚，如果我贸然开始解释，并进一步不识相地批评“婚姻”作为社会学符号的问题，估计这个下午茶要搞得无法收场…

于是我带着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默默地抿了一口茶，坚决不开口，等着旁边满脸黑线的格格巫找一个新话题救我于水火之中——想来春节返乡的大家，一定也经历了很多类似的情景吧。

因为133的关系，在微博上发现一个写香水的人叫牛明昱，这个人写香水特别牛逼，他不会啰啰嗦嗦地扯前调中调后调然后加一大堆形容词（那些形容词我看了成分表自己也可以捏造出来），他的香水品味也并不装着端着文艺着。牛老师写香水洋洋洒洒就像戏精本精说戏，忽然一个激灵就新角色附身，绘声绘色地演了下去。至于他说的那些香水，大多数观众我从来都没听说过更别说闻过用过，但这又有什么关系，我相信脑补出的金凤玉露更胜过人间无数。

前几天牛老师在他的每日一香栏目提到了我少女时期最爱的Pleasures：

Estēe Lauder，Pleasures。

今天还有人用Pleasures吗？不多了。有钱而毫无品位的女孩去用By Kilian，没钱又没什么品位的女孩选择Jo Malone，Pleasures安静地躺在妈妈的化妆柜里，积灰落尘。有一天你妈打开柜子看到它，或许也不会想喷，她现在用Chanel Gabrielle，一边打麻将一边和姐妹们分享她们的Dior Joy、Lancôme La Vie est Belle、Chloé。打完麻将回家，又看到Pleasures，她连它身上的灰都懒得擦，打的嗝散发着输钱的怒气，在你爸的鼾声中入睡了。她不会记得25年前的Pleasures，就像她永远不会回到25年前，时间把她变成一个在打麻将与打嗝中寻找生活快感的中年妇女，生活富足又无聊，可她从来都不打算打破这份无聊，安全感全在于此。

25年前她在Estēe Lauder柜台第一次看到Pleasures，一个小小的透明玻璃瓶子，银灰色的盖子在高级化妆品柜台晶莹的灯光下润润有泽。柜姐想给她喷在纸上试，她让柜姐喷在手腕上：晚点要去见赵国庆，香香的！她从未想过这样一个小玻璃瓶子可以喷出如此饱满又馥郁的味道，柜姐告诉她，这里面有铃兰、牡丹、茉莉、百合、晚香玉……几十种香气呢！“这么多？”她惊奇地质疑，“就这么多。”柜姐淡定地回答。她无法分辨这里面到底都是什么，但赵国庆说她“真好闻”，她便乐开花了。第二天早上，她在赵国庆身边醒来，赵国庆迷迷糊糊地抱住了她，“你喷的到底是什么香水啊，现在还这么香。”“当然是我的体香！”她娇声道，两人开始新一轮缠绵，她暗下决心，下个月工资到手，一定要去买一瓶Pleasures。

灰姑娘一辈子没有遇到王子，没有机会得到水晶鞋，但她得到了Pleasures，香得不可思议的水，留香长久，芬芳不变，穷女孩的信仰。她迷恋灰姑娘的故事，却知道自己永远不是最幸运的那一个，抓住Pleasures这种小事，是她生命中最值得庆幸的，再有，就是赵国庆毕竟爱上了她，他们结婚了。在Pleasures的香气中，他们俩脉脉含情地望着对方，眼里有光。后来，25年后，你妈还是你妈，赵国庆就是你爸，多少年的恩爱早就薄了淡了，争吵不断，吵起来彼此都想撕碎对方，但为什么没离婚呢？赵国庆说，懒得跟她一般见识，她也配跟我离婚？她说，都她妈是为了孩子，没孩子他爱怎么死就怎么死。Pleasures躺在柜子里继续沉淀，她再没拿出来用，却也没有扔掉。25年的老古董，时间爬过所有人的脸，见过欢喜，见过寡淡，不是不心安。她总会看一看Pleasures，神色便温柔起来。

温柔的让她温柔，千山万水，地老天荒了。

看完惊叫一声我的妈耶！欢沁都25年了，真的，那个曾经在铃兰、牡丹、茉莉、百合、晚香玉……里笑逐颜开的小姑娘现在已经是个老阿姨了！我想到我的欢沁，甚至都不是以银盖小玻璃瓶的形式出现的，那时候我们十八线小城市的商场里估计只有雅芳没有雅诗兰黛，我的欢沁来自《世界时装之苑》杂志的广告页，我记得广告上一个美女带着让人如沐春风的笑容坐在花丛中，那个广告还带了一张香水纸，揭开塑封，铃兰、牡丹、茉莉、百合、晚香玉……就都跑了出来。

那时候我正在读高中，像每一个青春期少女一样没心没肺又有无穷无尽的烦恼。因为老是埋在被子里看书，我近视了，戴眼镜这件事让对外表很不自信的我更加沮丧。但是，我把那张洒满pleasures的香水纸放到了眼镜盒里。那是一个很难看的黑色硬塑料眼镜盒，但是打开来，真的，就像穿着缎子做的大摆裙走路带风地踏入繁花似锦的园林：不开眼镜盒，怎知春色如许？说到这里要赞一声欢沁卓越的留香能力，也不知道有什么成分在里面，我那个眼镜盒从高中到大学，再到我来德国留学，一直香了好几年。后来我戴隐形眼镜了，打开眼镜盒的几率越来越低，但每次打开都能闻到那让人愉悦的香味。再后来我开始作妖买了很多设计师眼镜，那些眼镜都配着同样作妖的美丽眼镜盒，那个黑色硬塑料的丑盒子就渐渐不知道去了哪儿。再后来我还真的买过一瓶Pleasures，但那时候有了很多其它香水，也不再喜欢百花齐放的味道出现在自己身上，说真的，我从来没有想象过自己是一个踩着春花雨露款款而来的百花仙，买的香水大部分都是些什么矿石香木香草香，好像那些沉重坚硬的味道才真正适合我，带不带黑框眼镜，真的没什么要紧。

但可能为了是第一种喜欢的香水，也为着那个惨绿的青春期吧，我心里始终给欢沁留着一个柔软的小角落，就像牛老师说的，想到这个香水，神色便温柔起来。温柔的让我温柔，千山万水，地老天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