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

因为友博听听提到欲壑难填的事，我也想来跟风两句，虽然并不是很确定到底想讲什么…主要是因为，我并不是一个欲望很多的人，除了固定去超市添购生活必需品，几乎不怎么购物。这也许跟我在德国生活有点关系，因为每次回国在花花世界里杀进杀出一番，就立即觉得自己必须进行消费：华服啦，美食啦，奇技淫巧啦。一旦离开强国这种欲望便快速消逝，即便借助惯性勉强消费了，大多数时候也像是在完成任务，或者走过场。

其实我想讲的是消费焦虑。

我对物质过剩有很重的羞耻感。不是道德层面的羞耻感，跟马尔库塞啊鲍德里亚什么的也没有关系，只是单纯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的羞耻感。前两天我清理衣柜，搜检了一大编织袋的衣服去扔掉，大概有20公斤。统计了一下，品类有运动服、上衣、裙子、裤子和鞋；衣物平均年龄在五年左右，比五年老的大多数是在商店里买的，比五年新的几乎都是淘宝而来。我要扔掉它们是因为家里两个大衣柜都被塞满了。这么听起来似乎衣服的量很大，其实未必。我大部分衣物是挂起来的，很占空间，可以在数量较少的情况下迅速填满衣柜。我无法忍受叠放——光是想到叠放和与之对应的挤压感我就为衣服们感到委屈。但挂在架子上的衣服多了之后，也差不多是一个垂直叠放的效果，柜子里挤得密密匝匝，根本看不出内容。于是我整个季节翻来覆去地穿挂在最外面的几件衣服，然后天天绝望地想，怎么又没衣服穿了？怎么总是打扮得像一袋土豆…絮叨了这么大一段，大家应该明白我的强迫症不治将恐深。而面对20公斤的旧衣，我感到非常无力…该把它们扔哪里去？垃圾箱肯定不行，大部分衣服的质量都还很好。或者塞进街角的旧衣回收箱？然后呢？这些衣服会不会出现在二手服装市场论斤出卖？还是会被送给无家可归者？或者难民？城里面有专门捐衣服给难民的点，也可以把编织袋拖到那里去，可是我怎么扛得动20公斤？说到底我那些矫揉造作的高跟鞋和半透明T恤对无家可归的人们会有什么建设性帮助？

书也是一样。即使经历了一次跨国搬迁和与之对应的“断舍离”（讨厌这个比我的高跟鞋还要矫揉造作的词），我又慢慢攒起了一墙的书。可是我现在很少看书了！这些书的存在持续地提醒我精神生活的日益贫瘠，让我在经过这堵墙的时候抬不起头来，总有一天我要把它们都扔了。

食物也是一样。干货和调料经年累月地放在厨房的架子上。对于一个常常在外奔波的人来说，跟这些囤积品打交道的唯二机会就是买入的一刻和发现过期把它们扔进垃圾箱的瞬间。但如果某种调料或食材在过期后没有迅速补货，很快就会有一道符合墨菲定律的菜肴非做不可，到了做的时候才发现这种必须的成分刚被我扔掉了。

人是物质的奴隶。我们占有物质的同时就注定了被奴役的命运，区别只在于强迫症的程度和与之相关的，对被奴役这个事实的认知深浅。从美学角度来说我是很向往家徒四壁的，道德层面也希望有朝一日能挣脱物质的束缚。不幸的是，一个在物质海洋中泡大的城市狗与极简生活的关系，大概跟叶公与龙的关系差不多。曾经有一些才华横溢的建筑师在与最浮华的物质发生深刻关系的同时拥有修道院fetisch。我以前只是觉得迷人，现在才感同身受，心有戚戚焉。

出差归来。

这次项目的甲方，是潮汕人。这意味着我虽然出差奔波辛苦，但有美味作为犒劳。潮汕菜真是太好吃了，生腌各种海产我应该能吃十七八九盘吧，炒麻叶炒薄壳什么的也是喜欢得要命，更别提各种卤味和小吃。吃吃喝喝之余跟甲方套套近乎，侧面了解一下潮汕人这个神奇的群体。

比如爱跟同乡人打交道：甲方的朋友也是潮汕人，甲方的合作伙伴也是潮汕人，潮汕人都跟潮汕人结婚了，生了一堆潮汕人。

又比如重男轻女：一起吃饭的一大桌子潮汕人里，几乎个个家里都有三四五六个兄弟姐妹。如果头胎生了女儿，那一定是要生二胎的，如果二胎再生女儿，那怎么也得生上两个儿子才能找补回来。计划生育在潮汕估计就是一个笑话。又或者用我甲方夫人的话来说：只有特别弱小或者不会做人的家庭才会被抓去计划生育。甲方的合作伙伴，一个穿白裤白皮鞋的小个子某总告诉我，他家生到第三个的时候，来了十几个计生办的人要抓他老婆，他立即抄起菜刀冲出门去，计生办的人吓得转身就跑了…

甲方有两个姐姐，他老喜欢跟我说他大姐的事：出国留学，在美国考了注册会计师，虽然已经结婚但不想生孩子，挣的钱每年满世界旅行。甲方大概觉得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聊聊他大姐比较能让我感到亲切。与此同时，甲方自己与一大家子人住在一起，老婆儿女爹妈，他说：我是比较传统的人，喜欢大家庭，也享受跟家人相处。我连忙拍马屁大赞甲方是个五好男人。

在芝加哥的时候，有一次跟格格巫聊到他的同事，教古典哲学的a。a有一个姐姐，一直跟父母住在一起。a很早就离家念书，毕业后工作成家，跟家里甚少来往，照顾父母的责任顺理成章地落到姐姐头上，姐姐蹉跎半生，最近情绪不佳，总在家里怨天怨地。其实格格巫自己何尝不是如此，他姐姐早已结婚生子，住得离父母很近，父母有什么事情自然都和姐姐商量。好在他姐姐嫁了金领老公，生活优渥，没有a的姐姐那么多烦恼。格格巫自己老早就跑得天远地远，还没念大学呢，就去印度给特蕾莎修女打工了（真的）。

当时我跟他说，你看你们这个就是gender issue，男孩子可以追求自由浪迹天涯，女生就要留下来履行家庭责任。格格巫很不服气，说他当初是要跟父权结构森严的中产家庭划清界限——这样的鬼话，大约只有他自己才会相信。

在跟甲方聊天的时候，我忽然想起了这一茬，就跟他说，你看，还是咱们潮汕男人靠谱。在腐朽的欧美国家，男人们现在一点责任感都没，家里要是有姐姐妹妹还好，如果没有，那老爸老妈只能孤独终老。甲方的老婆插嘴评论：养儿防老，女儿嫁出去就是别家的人了，老人自然应该儿子照顾。我恍然大悟，是要有多蠢才能没想到这一茬，我还以为甲方在礼崩乐坏的现代社会依然发自内心地尊老爱幼，守卫传统价值观，没想到他是被逼的。（当然人家也可能就是发自内心）甲方老婆继续补充道：那些被计生办欺负的，除了做人太差，往往就是家里男丁稀少，一个家还是需要男人的。

我的甲方是一个工作异常努力的男人，日出而作，日落不息。家里上下三代生活的重担给他一个人挑着，不仅要让他们吃饱穿暖，还要有房有车，有包包买有国际学校念。我感叹道：父权社会害死人啊，不仅女人很惨，你看你一个成功男士也是辛苦得滴滴叫。甲方白了我一眼，露出“我愿意我享受我幸福”的表情。

对比起来，泡过不计其数的妞，至今逍遥自在的格格巫，才是男女平权运动的最大受益者嘛！俗话说得好：让父权主义者在性别平权运动面前发抖吧。男人们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这个星期情绪低落。

离开三个月终于回到柏林，除了毫不停歇的工作，还有大量堆积的日常事务需要处理。花了差不多两个星期终于把大小琐事搞定，甲方又希望我们回国出差一趟。按理说这次轮到飞先生跑，但伊又双叒叕要去度假，没办法只好又双叒叕是我顶上——并且是去大街上也能电死人的广州。说实话我倒不怕被电死，怕只怕机场积水，飞机晚点，睡不上觉，全身浮肿。

上周听听在她的blog里讲到了紧急联系人。我还没来得及仔细想这个问题，忽然看到表妹在微博上发一些情绪非常可怕的帖子，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先跟表姐去打探消息，结果听说是表妹的先生，一个我还从来没见过的人，骤然去世了。

表妹和她先生是两地分居，某一个晚上电话联系不上，第二天报警，发现先生心脏病发作猝死家中。

我家四个姑表姐妹，我和姐姐性格外向，从小关系很好。两个妹妹文静内向，一直玩儿不到一起。表妹遭遇这样的不幸，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想来想去，发了两条微信。过了两天她才回复，只是简短地讲了一下情况。又过了一天，半夜里打电话过来，痛哭失声，反复讲她俩当初如何相爱，现在孤零零一个人如果痛心，还有老人小孩需要照顾，工作压力又很大，不知所措。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很笨拙地试图安慰。表妹是很敏感的人，大概对我无力的人云亦云也起了反感，忽然收住哭声，很快挂了电话，以后也就没什么联系了。

过了两天，一个朋友跟男友分手，也是半夜打来电话哭诉，大家相隔万里，没有办法抱紧他安慰，只好在电话里默默无言。

然后陆陆续续地，又在新闻里听到Kate Spade和Anthony Bourdain自杀的消息。都是这个星期发生的事。

回到紧急联系人这档事上来，表妹的先生出事之后某一天我和siran约饭，我跟她讨论了这个问题，发现我们都没什么靠谱的紧急联系人名单——说起来，国内的人时刻挂在手机上也有这么个好处，起码大家能把求救的信息传递出去，有没有人来当然只能靠人品。而在德国公众对即时通信仍然保持着相当程度的反感，使最靠谱的人也往往不容易被立即联系上，关键时刻估计还是只能求助于妖妖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