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

昨天讲了爷爷奶奶的八卦，今天再贴一篇老人家（爷爷的妹妹）讲的，太爷爷和太奶奶（就是我爷爷的父母）的八卦：

在京时祖父和我们的外祖父雷家住牛街附近贮章胡同的前后院。当地折迁盖楼前我去看过，不是四哥写的原名醋庄胡同而是改为贮章胡同，与广安门大街紧邻而平行，离我原住处仅两公交站。妈妈、大姑、三哥、三表弟曾去过，找到了原住址，但没有进院里。我去时仅沿胡同走一趟，不知是那个院。现在盖成一片楼，连胡同也消失了。这里到天安门有公交车站11站，当时交通工具是骑马和坐轿，爺爺到故宫上朝夠辛苦的，椐说汉人官员一般不允许住城内，多住宣武门外。爺爺兄弟情谊很重，将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弟弟帶到北京同住，我们这位叔爺爺常在外惹事，打翻别人的货摊后家里再赔，因他无儿女爺爺曾打算让五叔或六叔过继给他，五、六叔都不願意，爺爺也没有强求。听爹爹讲我们爺爺脾气很好，祖母不得不严厉一些，爹爹叫祖母”太太”。

我们的爹爹妈妈都生于北京，在一个院子里长大，从小玩在一起，听他们常回忆儿时的儿歌，如”槐树槐,槐树底下搭戏台,人家的闺女都来了，我家的闺女还没有来,说着说着就来了……”等等。他们玩的很多和我们小时候相同，听他们说的有一种我们设有玩过，就是把鸡毛用手扶着贴在墻上，另一支手用食指在鸡毛上摩擦，口中唱着儿歌”鸡翎鸡翎你看家,我到东家採梅花……”一直到鸡毛因产生静电而贴在墙上。那时他们把鸡毛也叫鸡翎。虽然他们还是孩子，自父母为他们订亲后就不能在一起玩了，妈妈讲有一次正烧香与大姑结拜姐妹，发现爹爹在后面笑，吓得爬起来就跑。他们回忆小时候在北京的日子是非常愉快的，也打下了他们的感情基础。爹爹曾告诉我，他在日本留学时有一个有名的日本将军曾想将女儿许配给他，为了妈妈他婉言谢绝了。爹妈之间我们从沒有听見过他们争吵，都是互敬互爱，我听妈妈说过爹爹年轻时很漂亮。我因妈妈对儿女的爱不公平而发生予盾时，爹爹总是劝说我，并说你们的妈妈很聪明。的确我们的妈妈琴棋书画除了没有学过琴外都很好，在重庆时妈妈经常给六哥和国强讲古文观止上的文章，使他们古文提高很快，可惜六哥说我是女的，女子无才便是德，不让我听。我生孩子后才感到妈妈太不容易，结婚后年年生孩子，生了七男七女，最大的两个姐姐后来病死，最小的妹妹死于腹中，11个都存活下来，夠为难她的了，尤其是她离去的时候，她有这么多孩子除了国强都没有为她送终，病时没有照顾她，真太有愧于母亲了，在母亲节我写到蔡家的回顾，也怀念我的妈妈，如果真有天堂，望父母兄姐弟们在那里聚会，她的孩子们更能尽孝。

在家族群里看来的小文章到此为止了。最后，如果还要跟历史串一下作为结尾的话：我家的祖上是湖北麻城孝感乡人，是张献忠屠蜀之后，湖广填四川填进来的。老祖宗从湖北一路上摇着拨浪鼓卖针线，到达四川后，定居在顺庆府营山县。

过年的时候跟听听讲她家八卦，说到过继小孩的事。现在很少听到有谁家把孩子过继出去，当然了，独生子女，宝贝还来不及，哪个舍得往外送？但好像从前过继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我爸的弟弟也被过继给别人，而且不是本家的亲戚，是一个跟家里关系比较好的鳏夫，何姓的老红军。据我奶奶说，觉得老红军一个人晚景凄凉，而且他极喜欢我幺爸（爸爸的弟弟，排行第四是小儿子），奶奶干脆就把儿子送给了他。

我小时候对幺爸不姓蔡这件事理解无能。老红军在世的时候，幺爸仍然常回奶奶家。他一家人每周都要到爷爷奶奶家吃饭，跟其它姑姑们没有什么不同。我叫他幺爸而不是何叔叔，印象里我应该还见过那个老红军，不过他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了。

爷爷一辈的兄弟姐妹，我知道的有二十多个人，当初常常惊叹于太爷爷生育能力的强大，后来才知道这二十多个人是几房小孩连起来排的。比如大房的长子早逝，便只留下二子二女，而太爷爷生得多一些，后面还有两个弟弟，也都各有生育。说起来，其实爷爷有三四十个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不姓蔡，就算是别家的人了，并不在这个排序里），但因为那个时候卫生医疗条件有限，即使是大户人家，小孩子生出来也常常养不大，所以后来就只剩了二十来人。当时这一大家子人都住在吉祥街，加上祠堂，蔡家的房子占去了半条街。战乱中分家后居然不是各房归各房，可见谁是谁的儿女并不那么重要，若是从权送给别人，大概也是再平常不过。比如我爷爷排行老四，却是二房的次子，又跟着六房的叔祖长大。六房的叔祖母高寿，我小时候她仍在世，我经常被爷爷奶奶带着去看望她。虽然年纪小，我也察觉出奶奶跟六祖祖似乎不太对劲。后来问我妈，她撇撇嘴说你奶奶算是你六祖祖的媳妇儿，婆媳不睦有什么稀奇。分配儿女这一段，爷爷的妹妹也曾提起过：

伯娘的屋成了蔡家的议事厅，长辈们互相关心的協作都在那里商议，例如妈妈要帶着一部分儿女去重庆爹爹工作的地方，孩子太多不可能都帶去，留谁由谁照看都在伯娘屋里商量决定，兄弟姐妹妯娌间的互助真感人，六嬸年轻能幹责任心强，主动承担了我们这一房留下的孩子。留谁也是个问题，本来要留我，我从小叛逆心强，不好管，譬如有一次，妈妈把我乾妈送我的两块花布料给六姐和三姐做了新衣，而我的是旧衣服改的，我就没完没了的大哭，妈妈用长烟杆打我，我夺过来还朝着妈妈大声喊”现在都废除体罚了妳还打人”，当时妈妈拿我没办法。后来听六姐说，给我用旧衣改的料子更好。总之我小时候有理无理都要绞三分，六嬸没有接受我留下。留下了五哥、三姐、六姐、珑妹、齐弟。

也许当时各房分配都有各自的道理，但这些辈分排序之类的事情，到了我们这一代人这里，就是一团乱麻，无法理得清楚。

西门说我家没有狗血八卦，其实这样一个大家庭，哪能没有些辛辣的故事。但是要从家里老人们那里套出话来是非常艰难的，而我隐隐约约知道的一些故事，一来也不是多么明白，二来世事艰难，难免放大人性里黑暗的一面，我为长者讳，只好不提也罢。倒是爷爷奶奶的恋爱故事算得上一个有趣的八卦。

我奶奶是很泼辣的女性，家里上上下下无不怕她。她作为49年之前就入党的离休干部，在地方上也人脉宽广极其吃得开，跟性格温和的书呆子爷爷形成鲜明的对比。我小时候一直有个印象：奶奶是地下党，在川北乡下干革命（此处应有双枪老太婆作为背景形象闪现）。爷爷也是进步青年，在成都受国民党迫害逃到乡下，认识了奶奶，两人志同道合结成革命伴侣。后来我拿这个红光闪闪的故事去跟大姑求证，差点没把我姑笑死。她给我讲了故事的另外一个版本：爷爷是成都的公子哥，每天坐黄包车去跳舞赌钱，跳的当然是交谊舞，还要捧戏子（惊呆了，爷爷在我心中温文儒雅的光辉形象啊…）。后来赌债欠得太多，一时周转不过来，就回川北老家去躲债（我的三观在眼前爆碎为齑粉…）。老家人看到省城的公子过来，当然要待为上宾。远房亲戚里有大杨小姐和小杨小姐县城两枝花，老家人一合计，要把大杨小姐说合给爷爷。然后这个故事的不合理处在于，我奶奶是小杨小姐…姑姑的官方版本比较简单，说爷爷没看上大杨小姐，反而喜欢小杨小姐眼神活泛，性格爽朗，就把她娶过来带回了成都。

总之整个故事跟革命没有半点关系。虽然我也觉得奇怪，一面是老人家们在回忆捡菜根饿肚子，一面是我爷爷在跳舞赌钱坐黄包车，但过去的事情誰又说得清楚，也许都是某个片段吧。奶奶忆苦思甜的时候，会讲到她家重男轻女，虽然也是乡下殷实人家，但弟弟们都有牛奶喝，奶奶作为长姊只能喝米汤。所以我的舅公们个个牛高马大长到了一米八几，而奶奶身材矮小，只有不到一米五。而且她的脚形状奇怪，虽然她自己从来不承认，但我认为那就是传说中的解放脚。从这个角度来说，奶奶早年入党干革命，也有它符合逻辑的一面。

上一篇新年记写完，听听说到她家的故事帮她打通了一些历史。对我来说也是这样。

我家比较大，人口众多。年纪小的时候，一想到要走亲戚听掌故就头大如斗，老人家们聊天的时候我总是百无聊赖如坐针毡，从来也没有仔细听过，现在想起来，确实错过了很多故事。

因为对掌故的漠视，再加上少小离家，所以除了自己这一支，亲戚们谁是谁都不太搞得清楚。过年的时候在群里一番打听才弄清了一些先后关系，但这自然是“家春秋”，不是八卦轶事了。

家里的老人一般往上讲，也就到他们自己经历过的历史为止。我从小知道的最老的老辈子，是爷爷的爷爷。爷爷的爷爷（这怎么这么绕口…然而从小我们就这么说…）是进士出身的翰林，但比较开明，是维新派，听说也颇受皇帝的赏识。变法之后借口丁忧回了成都，但因为名声在外，又被当时四川的总督赵尔丰请出来做官。（三顾茅庐之类的故事深入人心，家里人讲到这一节，总喜欢强调赵尔丰求贤若渴，用八人大轿抬了我爷爷的爷爷去总督府）赵尔丰请他做掌管地方财政的官员，又负责造币厂。当时有物议说管钱的人造钱必然会有贪污，这样的顾虑未尝没有道理，但据我们所知，爷爷的爷爷为官清正，还做了很多革除流弊更新税制的事情。

后来就是保路运动，爷爷的爷爷一股脑子扎进了运动的洪流中。保路运动最后的结果跟翰林出身的立宪派心中的理想不太符合，这时候袁世凯以“入阁”为饵请他出来做事。爷爷的爷爷经历过戊戌变法，对袁世凯自然是深恶痛绝，于是辞官隐居。然而时势如此，他终日郁郁，不久就过世了。

前面说爷爷的爷爷在四川管理财政的时候为官清正，倒也不是家里人往祖宗脸上贴金，因为我们家道中落，就是从那个时候慢慢开始的。爷爷的爷爷过世早，大房长子还没有成年就不得不辍学工作，挑起了大家族的担子。关于这一节，家里人有一段酸溜溜的回忆：

古人云：长兄当父，长嫂当母，大舅这个蔡家的长兄也是当之无愧。

大舅中学念成都高师附中，和魏时珍、周太玄、郭开贞等同班，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后该校併入联中（石室中学）。大舅毕业后，因家道开始贫寒，放弃了继续深造的机会，为照顾下面的六个弟妹，到一所工业学校教工艺及制图等课程，最初月薪只有十七个大洋。而同班同学魏时珍到德国留学，在哥廷根大学获得数理博士学位，是第一个把相对论介绍到中国的学者，在德国还教朱玉阶学习德文。郭开贞到日本学医；周太玄到法国学生物；李劼人学文学；王光祈毕业后到大公报当编辑，在京时参与创建“少年中国学会”，并介绍毛润之加入，后到德国学习音乐。和这些同学相比，大舅却在成都为蔡家默默奉献，积劳成疾，英年早逝。

老人家不喜直呼人名，而是称字，我也是后来查了一下才发现郭开贞是郭沫若，朱玉阶是朱德，还有毛…毛…就是…毛腊肉这个大家都知道。

大房长子是爷爷的大伯，他虽然辍学，但下面的弟妹还是继续念书的。爷爷的爸爸是次子，后来是川大的工科教授——我们家人大都搞工科，可能因为爷爷的爷爷是维新派，觉得书生无法救国罢。

爷爷的大伯过世以后，就由爷爷的爸爸主持家务。那时候家境大不如前，又加上战乱，所以老人们的回忆中就有了这样的段落：

爹爹在重庆工作，要把钱寄到成都，供在那里的家人使用，妈妈再拿出部分寄给在崇庆县的我们。因为日本飞机常残酷的轰炸重庆和成都，造成邮路中断，我们有几次都因收不到生活费而陷入困境。因此六哥规定我们最多一顿吃三小碗饭，吞一口饭只能吃一根豆芽菜或一条豆付絲，说菜是为下饭的。为了吃饱大家都把饭盛得滿滿、压得实实的。因补助家用，杨嫂就在杂货舖领一些花生叫我们剥壳，剥出花生米送回店舖后得些手工费，並且规定剥时不许吃否则花生米的份量不夠要扣钱，这对我们这些营养不良的孩子是很大的诱惑和考验。六哥曾把白菜叶烫熟捲成卷切成段，再切些豆腐干，调了些麻辣醬汁让我们去街上摆摊卖，居然还有些小孩来吃。有一个中秋节我们七个人分一块不到10公分的月饼。更难忘的是有一天中午放学时，还没有走出校门，杨嫂就来告诉我们别回家吃饭了，家里沒钱做不了饭。强弟和齐弟听后号啕大哭，同学们都围着我们，不久我们班住学校隔壁高墙大宅的男生张浩然给我们送来了烙饼，以前我没有和他说过话，当时除了道谢，真不知道如何感谢他和他的家人。估计他家是北方人，当地人家里不备面粉，更不会这么快做出烙饼。从那以后有一段时间我每天放学后检柴、摘野菜、在收获过的白菜桩上摘嫩芽帶回家。

我初中被送去寄宿学校，爷爷告诉我食堂抢菜的秘诀：肉多莫啃骨，菜完早泡汤。我听了只觉得莫名其妙，爷爷一个斯文读书人怎能有如此饿痨的想法。而且这个秘诀后来在学校里也被证明是完全多余，挑食如我，大部分时候都是一碗饭菜直接倒掉，为此还被校长批评过。现在想起来，这些秘诀都是爷爷血淋淋的生活实践，战斗经验，值得被我慎重对待。

爷爷的爸爸生平种种，家里人讲得少，我也不甚了了。只知道他在1956年因为脑溢血去世——我听说的时候，觉得这个年份这种死法很蹊跷，于是多嘴问了一句：是被共产党气死的吧？姑姑听了连忙嘘我：不要乱说，是生病去世的。

文革时候的事情我所知更少。家里的人们顶着这样的出身，又大多在学校教书，那些年日子过得如何也是可想而知的。这些事情老人们绝对不会在微信群里说，而跟着爷爷奶奶走亲戚听掌故的岁月也一去不复返了。小时候听来的故事留下的印象，后来很多被证明是有偏差的：大人讲话的方式小孩子不懂，加上想象力丰富，自己脑补了很多，还以为是真的。前段时间表妹在家里翻出一张故纸，是家人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候上交出去的东西，看得我瞠目结舌。那是1958年，爷爷的爸爸去世两年之后。

身外之物的命运，跟人的际遇相比都不值一提；把人的命运放在历史中去看，又难免生出“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一类的感叹。但因为听听说到打通历史这一节，所以我也把这些故事串上一串。

过完年，又回到自由世界。（就算是一个假象也好。）

在飞机上还是有一点伤感。跟妈妈一起看旧照片的时候，她嘟着嘴抱怨说：“小时候你爸总是出差，你那时候总是说妈妈妈妈，以后我长大了哪里都不去，每天都陪着妈妈！多甜啊，结果现在跑那么远，让妈妈一个人在这里。”我讪讪地无言以对。我的意思是，跟什么什么“绑架”什么的没有太大关系，但希望亲爱的人常伴自己身边，也是人之常情吧。然而我们的世界终于变成了这个样子。

因为有了这样的情绪，所以回到柏林带给我的那种快乐也打了一个折扣。在飞机上我问自己，柏林是我的家吗？感觉也并不是的。虽然我在自己现在住的地方仍然是最舒服惬意的，但要说那就是家，好像也有些牵强。成都也不是我的家。而我出生和长大的地方更是连回都回不去了，所以我是一个没有家的人。

说到这里，新年被姑姑拉进了一个家族的群，看到家里的老人家在忆旧，文笔倒是很好。我选一段关于过年的贴出来，因为如果不记下来，以后也就湮没了。（湮没就湮没）

1942年由于美国飞机的保护，日机轰炸成都的次数减少，妈妈让我们和杨嫂一起回到成都的家。我们就和大家庭里的伯娘、五嬸、六嬸几房的亲人团聚了。

刚进前院，感觉比我四年多前离开时有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院子左边的轿厅沒有了，在那里新盖了两间砖房,给几个哥哥住，这也就堵死了后院厨房到前院的小巷道。我后来旅游参观一所大公馆时才知道，这样的小巷道是大户人家给佣人走的，避免他们工作时频繁穿过体面的厅堂和院子。变化最大的，也是使我最遗憾的是客厅的外墙。以前是灰色的砖墙，上面爬滿了绿色的攀缘植物爬壁虎，非常好看，窗户是双扇向前推的。现在綠色的爬壁虎没有了，墙壁下面是砖，上面是白灰抹的，窗户变成一扇往上往前推后支撑，造型也没有从前的好看。我一打听才知道因爬壁虎生长力旺盛，常常拱起房顶上的瓦，造成客厅漏雨，因此挖掉了它。砖墙的砖也拆来修补小巷外侧常被邻居竹林竹根拱坏的墙壁。

回吉祥街的家不久就临近春节。为了準备过年，妈妈请来胡裁缝给我们缝棉衣，杨嫂也忙着给我们做棉鞋，她还要趁着腊月腌腊肉、香肠和咸菜。臨近过年的几天又是大扫除，又磨汤圆粉，各房的佣人们聚在一起準备除夕家族团聚的年夜饭，大家忙得不可开交。除夕年夜饭的主厨是给六叔拉黄包车的老戴，他做的菜很好吃，我尤其喜欢吃他做的全家福，里边有尤鱼、冬笋、海参、酥肉等。后来我做酥肉怎么也做不出他做的味道。

吃过热闹美味的年夜饭后，我们封树，把大张的红纸裁成条，围树干一圈用漿糊固定，给前院和中院里的二十多棵树都贴上这样的封条，不知是什么风俗，但些微的红色，确实给院子增加了节日的气氛，这时白梅和粉梅都盛开，煞是好看。男孩们放鞭炮，更是热闹非凡。天黑下来，孩子们点燃各自购买的灯笼，为了展示美丽的花灯，男女孩提着灯笼自发的列队向邻街(槐树街)出发，去给伯娘的嫂子我们的罗姻伯母拜年，这成了我离开成都时每年除夕的活动。除夕夜，哥哥姐姐们喜欢在客厅里打麻将守夜，一直打到天亮。我却喜欢把新衣放在枕边，把新鞋抱在怀里早早的睡觉，争取第二天早起,想使过年那天玩的时间能长些。

大年初一起床后，六哥就帶着我们一帮孩子在前院有节奏的重复呼喊：”鬼!鬼!鬼!鬼!鬼!”，大家热闹的起哄，一直到吃汤圆为止。几乎那几年每到春节的早上都是这样。那时春节是忌讳说”鬼”字的，传说会不吉利。六哥和我们就像对迷信宣战一样，越忌讳越要大声喊，长辈们也不管我们，好在周围没有忌讳的人。

吃过汤圆全家族就聚在堂屋拜年。堂屋中神柜、缝被子用的像乒乓球台似的长方桌、大园桌和一些椅子，就占了很多地方，再也挤不下二十多口人在这里跪拜，有的就只好跪在堂屋外面的屋檐下。堂屋的神柜上点着香，但並沒有供神，供的是墙上竖掛着的大牌位，上面用正楷写着”天地君亲师位”几个大字·，记得好像是有一位长辈用一配套的铜棒敲磬(像铜钵)，大家就齐刷刷的跪下首先对着大牌位磕头。在神柜的左侧还有一稍低的柜子，它后面的墙上掛着大伯的遗相，接着我们对大伯磕头，这时伯娘就站起来。最后是小辈们依次给长辈们拜年磕头。

蔡家过年不给红包也没有压岁钱，只在节前给少量的钱买鞭炮和灯笼，一般平时也不给小孩零花钱。

拜过年后就是自由活动，除夕守夜的哥哥姐姐们睡觉，小孩们就放鞭炮、踢踺子、拉响簧、跳绳、逛大街和趕花会等。当天佣人们都不动刀、不扫地,一般就吃剩下的饭菜，年前磨的汤圆粉一直要吃到过元霄节，到那时做出的汤圆有的就变色了但味未变，大家照样吃。

过完年妈妈就要我去乾爹林表叔家拜年，乾爹是妈妈家的亲戚，我们蔡家的三姑曾许配给他，后来三姑去世，他才娶了别人。每次去他家拜年都要我住几天，两个哥哥比我大许多，有时帶我看电影，但玩不在一起，偶而乾爹带我出去。有一次乾爹和我去青羊宫赶花会，和他坐一辆黄包车，车夫又瘦又小，乾爹长得很胖再加上我的重量，中途车控制不住，向后翻在大街上，弄得很尴尬，连逛花会也无兴了。

乾爹家是崇庆县怀远场(镇)的大财主，号称林半场。在成都乾爹和乾爷爷各住两个相邻的大院，都赋闲在家靠遗产过着富裕的生活，事事有人侍候，没有为生活奔波，为事业进取的忙碌，虽然那里有美味的零食和一日丰富的三攴，但缺少谈天和欢笑，更沒有歌声，总感觉压抑和没有新生的气息，终于盼来回我热爱的家。

友博听听也进行了家族忆旧活动，请点击。（其实我主要是受她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