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

安跑到柏林来，我没有时间陪她杀时间，就带她去听thomas quasthoff的音乐会。

音乐会的票买得很突然，年初的时候听说quasthoff因为健康原因不再唱了，忽然发现又开始卖票，就赶紧买下，去到音乐会才发现是全程在清谈一句也不唱的，于是我很失望。

thomas quasthoff的声线介于中音低音之间，音色温暖柔和。我有一阵很爱听他唱舒伯特，觉得是寂寞与寒冷中实实在在的安慰。但是quasthoff给人印象深还是因为他残疾，大概是患过小儿麻痹之类的病症，他身长不足3尺，手脚都萎缩了，看上去很可怕。然而这样可怖的身体居然拥有一副黄金般的嗓子，剧烈的反差让人见之难忘。

我这个人常常有很天真的想法，比如看到一个人学问做得好，就觉得他人品必然也是好的。听过quasthoff的声音，就觉得其人必然也是谦谦君子温润入玉。哪知道他说起话来完全不像唱歌的风格，嗓音嚣张而洪亮。听他自吹自擂了一晚上，觉得跟谦谦君子的想象距离好远。一个人以音乐为生，谈话的主题都是音乐，这没有任何问题。但他不幸是个可怕的自大狂，自命不凡，而且又不懂得幽默，干瘪而无趣。听他讲话让人觉得好不厌烦。

所以唱歌的人还是唱歌好了，却要不知好歹地跑出来做什么夜谈节目。当然这也是我们自己不对，母鸡会下蛋就好了，我们还希望她能跳孔雀舞。可怜我们抱着爱好音乐的花痴之心赶过去，最后却是大失所望而归。

quasthoff尤其让我反感的一点是他动不动以知识分子自居，我在反感的同时也很困惑，知识分子当真是谁都可以自封的吗？知识分子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当然quasthoff是一个很好的艺术家，还有一副了不起的嗓子，但我总觉得要算做知识分子总归要有一些智识上的修为，应该要有智慧。从这个角度来讲，quasthoff还真算不上知识分子。但是我又想到艺术是在人文学科的范畴中，那么艺术家好歹也算是知识分子了。绕来绕去地我又想，纠结一个定义有什么意义，我不过就是听了场没有音乐的音乐会，来流水地记上一笔。

今天我在加班画图，忽然手痒上一下网（不专心，罪过罪过），看到网上人在讲王澍拿了pritzker，然后大家忽然就热闹起来了，一会儿有人说是谣言，一会儿又有人出来辟谣，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各种场面话各种复杂情绪，一刻都没消停。让人觉得生活在中国真不赖，热气腾腾，生龙活虎。

晚上回家老娘给炖了个乌骨鸡汤（荷兰人开的连锁超市“东方行”里有冰冻乌骨鸡卖），喝完汤手欠又跑去上网，顺手点开了pritzker的网站，发现他们除了英文还有中文的网站，而且还是独有中文的，没有日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就有中文，话说这帮欧洲人美国人是有多想把中国市场的口子再撕大点儿呀。

其实我觉得王澍能得奖挺好的，以前忘了是在哪里看到人说，在中国能把任何事情做好，比起在其它地方都是不容易再加一百倍地不容易。看了那些乱哄哄的闹嘈，更觉得这话说得一点没错。

ps: 有网上的人在说，要是外国人问谁是王澍，我就要对他们说，王澍就是我们中国的zumthor! (大意如此，原文是怎么地我不记得了）。这话让我想起当年有个朋友在zumthor那里上班，我去找他玩，一趟一趟車转到一个小村子里，中间还迷路啊下错站什么的，好不容易走到那小犄角地方我都快累死了。喝了一杯咖啡，扯了无数玄，他说我带你去olgiati那边吧，我们就又出门去坐车，olgiati的事务所在另外一个小村子里，离zumthor在的那个小村子大概有20公里路，走到那个小水泥屋子里时天都黑了。我就抱怨，说这些人真要命把个事务所修在这么偏僻的地方，来上班该有多不方便啊。但是后来我又想，清净也是清净得来！有些事情心不静大概是很难做好的。

这也是我在看了一晚上的热闹后想到的。

建筑师积习难改，在作乐的同时，我们毫不耽误地看了好些建筑。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otto wagner老先生的邮政储蓄银行大楼。瓦格纳出道的时候，正赶上茜茜公主的老公在维也纳大拆大建，而工业革命的大车轮也漫漫地碾了过来，大量积聚的金钱和人口改变着城市的面貌。活儿多得干不完的建筑师，在建筑上刻下了各种复杂的痕迹。

让我们心折的是那些含蓄而丰富的装饰。虽然此时瓦格纳的建筑对比他同时代人的作品已经现代和简洁得令人吃惊了，但邮政储蓄大楼上有各种显性和隐性的装饰。瓦格纳大量运用铝合金包裹室内的柱子，用来镶嵌玻璃，也用在外立面上。邮政储蓄大楼的外立面也有一个三段式，基座的两层楼立面贴的是花岗岩，而其上的四层立面贴大理石片。大理石片上钉着铝合金铆钉，有人说那是功能主义和装饰的完美结合，因为铆钉在固定大理石片的时候，也因为它们极富韵律的排列成为立面美丽的装饰。但据我所知，这些铆钉真的只是装饰，大理石片都是贴在后面10厘米厚的抹灰上的…

邮政储蓄大楼里面有个晶莹通透的大厅。玻璃顶，玻璃砖地面，白色和铝合金，各种漫射和散射的光线。而我最爱是镶满切割玻璃的办事厅，就像走进一个水晶大吊灯里，四周都是光，都是明晃晃的影子。而墙上用黑色颜料细细绘着青年风格的几何图案，跟各种眩光交织在一起，让空间在漂浮和折射中多出迷离的层次。

这栋大楼的家具也是瓦格纳自己设计的，高温压制弯曲的榉木椅子，秉承维也纳咖啡椅的传统，从大班椅到大厅里的高凳风格统一。这种一手包的设计传统在维也纳直到今天仍然被建筑师和甲方们所奉行——说到这里，我又想起那个在国内屡屡被问及的让人烦恼的问题：那么你是做外观设计还是内装的哪？每到此时，我都好想诚恳地盯着对方的眼睛严肃回答，别说外观内装，只要您愿意，您的内裤我都可以帮着设计哒！

这就是著名的，“维特根斯坦修的房子”。

我不得不说，其实我一直没有看出这个房子特别的好来。我想说它是不错，空间有序列，细部很精致，但真的没有到拿上神龛去供着的高度。在死啃了几本哲学家的书之后，我也没能做到把实际和理论联系起来，看出其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我眼中，这座由paul engelmann设计，再由维特根斯坦修改完善的建筑，是一座做工精良的，现代主义初期风格的大宅。如此而已。请大家务必好好给我普及一下，扫盲一下，把这栋房子的好处细细讲讲。

这所房子的命运几坎坷。战后维也纳甚至很少人知道哲学家之屋的存在。房子几易其主。70年代时候一家连锁酒店公司想要在这里修楼，把地皮买了下来，准备把维特根斯坦之屋拆了。那时候老k他们那一代正在大学里，听说这件事，就跑到连锁酒店去抗议，最后几经周折，连锁酒店终于让步，在紧贴着维特根斯坦之屋地基的地方直愣愣地把高楼大厦建了起来。

这附近的街区也是几经修整，连街道的高度都变了。现在宅基地周围的街道要比世纪初矮了将近两米。人走在大街上根本看不到宅院里的情形。我初去拜访这座建筑时，围着四边的街道走了一圈，心里纳闷哲学家到底是有多高傲，修了这样的高台把自己供在上面。后来才知道街道是在战后适应地形调整降低的。

现在房主是东欧一个国家的领事馆还是什么文化机构。他们在三层做了一些野蛮的调整适应办公室的布局，只开放一层和二层的局部供人参观，还在地下室增建了一个电影院@_@

去维也纳出差之前，刚好有个不认识的人跑到微博上来问我是不是可以帮他写一张字条，在柏林什么著名景点拍张照，祝他女朋友幸福。

我对这种廉价的浪漫向来是没有什么好感的。要拍照应该带着妞儿天涯海角自己去拍啊，按照这个思路，就算姑娘没到手，起码也应该自己出动，在全世界美丽的地方写下爱的宣言。最不济也可以用很中国特色的山寨手法，在网络上收集各地美丽的风光糖水图片，用精巧的ps技巧天衣无缝地把自己和姑娘的玉照ps上去。伸手党什么的最烦人了。

但我向来不懂得拒绝别人的艺术。不情不愿地答应下来，又唧唧歪歪地跑去刁难人家。男孩儿本来只给了我姑娘的名字，我坚持要问他自己的名字，说如果不能一起写在祝福的纸条上我就谁都不写。不知为什么男孩儿为此很不高兴，但最后还是把名字给我了。我又告诉他我没时间在柏林给他搞这个行为艺术，但我马上要去维也纳出差，可以在那里帮他照。他更是理也懒得理我了。

在维也纳，我如果顺路到了什么有名的地方，就会让人帮我拿着这张“李易轩，徐孟，祝你们幸福”的纸片留一张影，将幸福洒满维也纳。出差后回到柏林，上微博把照片发给这个人，才发现他把号码都注销了。这个世界就是如此的神秘莫测。

第一张照片，是在维也纳分离派会馆。这个会馆在查理曼广场上，建筑师是otto wagner的门徒olbrich，最显著的标致就是顶上金光灿烂的圆形月桂花冠。馆藏最有名的作品是克林姆特为贝多芬9号交响曲所做的一幅壁画，非常宏大叙事，仿佛跟瓦格纳(音乐家的那位)也能扯上点什么关系。

第二张照片是Rachel Whiteread所做的犹太人纪念馆。Whiteread有好些作品是把建筑做为模子，将石膏或水泥倒进去成为一个“实体的空间”。反向的空间对我来说更象一个游戏，把空间装满给大家看一个实体，有点跟中国的老庄对着干的感觉。

第三张照片的背景是维也纳一只著名的青年艺术风格时钟。

第四张是圣斯蒂芬大教堂。教堂有彩色琉璃瓦拼贴成的美丽的顶，不知道为什么照片上完全看不出来。

第五张是萨赫大酒店。这是一家历史悠久的老派酒店，象欧洲所有历史悠久的老派酒店一样，萨赫酒店里常住着一些老冬烘的名人。欧洲的老鳏夫有把酒店当家的传统。但让萨赫出名的不是老鳏夫，而是咖啡厅里有名的巧克力蛋糕。这种巧克力蛋糕里加了酒和杏仁糖泥，甜得夹头盖脑，是维也纳人的骄傲。

去年差不多这时候去维也纳出差，回来就发了一通花痴。其实我一直是想写游记的，现在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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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是那种洋溢着“前朝气息”的城市。不管是街道，建筑还是人们的行事和说话都有一种老派，有时候很冬烘，有时候又让人觉得还有些范儿。

比如那些深而窄的街道。在资本主义发展起来的时候，维也纳往水平和垂直方向迅速扩张。精打细算的生意人，为了少交税把一楼放到了四楼，二三两层，就很文字游戏地被叫做“夹层”或者“增高层”。这样做的结果是维也纳的建筑都成了七八楼的“小高层”。好在那时候的人们还热衷于装饰，精致而繁琐的立面从街道两侧压过来，房屋本来就比较高，再加上城市地形并不平坦，街巷越发地显得幽深了。

街道的名称也趣致而幽雅，有一种老派的逍遥，比如照片上的“漂亮的街灯小巷”。在这些幽深的巷道里，藏着一个又一个酒吧咖啡馆和缝纫店。走在不知道哪条小巷中，某一扇开敞的窗户中常常会飘出让这个城市闻名遐迩的那些轻佻而欢乐的音乐，让路人的脚步也愈发轻快起来。

© seb

这个冬天。我的意志仿佛完全被寒冷摧毁，每天以包子状出现在世人面前。包子标配是：羽绒服一件，大围巾一张，套秋裤的厚牛仔裤塞在UGG里。每天。每天。我都觉得自己好邋遢。

中间我也做过一些挣扎，在有太阳的天气里，我会努力无视挂在衣架上象朵暖和的云一样的羽绒服，套上又重又冷又厚的大衣，蹬上高跟而单薄的靴子出门。我甚至不顾自己赤贫的事实新买了一件大衣（被人嘲笑为浴袍％@œ∆§¥％§⁄πø⁄ƒΩ），但每次这样打扮着在外蹦跶一天回家，我都觉得身心疲惫，又冷又累，一定要到第二天，双脚又伸到软绵绵暖烘烘的丑陋鸡婆鞋UGG里，我才能长吁一口气，露出幸福安详的笑容。

其实网上就有很多现成血淋淋的例子告诉我们：自暴自弃的黄脸婆就是这么炼成的。舒适就是美丽啥的，那都是黄脸婆们自欺欺人的弥天大谎。

恩。上面的话都是用来自勉的。请大家无视。

最近的文娱生活很贫瘠。因为乱七八糟的事情很多，所以我在放弃打扮的同时，也放弃了文娱生活。这也是要引以为戒的事情。

少量值得汇报的事情如下：

票不好买之一：柏林电影节的票极其不好买，所以一般我们都是去看影展，从来不去凑参赛电影的热闹。可是这次因为妈妈来，她说她要去看白鹿原，我就巴巴地去给她候票。白鹿原放四场，每次出票都是5分钟之内抢完，我这样的弱女子完全没有任何机会(请大家千万给我一点面子不要吐一屏幕)。难道德国也有黄牛咩？另外要看白鹿原什么的也很让人无语。我小时候偷看老爹的《白鹿原》被怒斥，他把书锁到办公室里，直到我去他办公室期末复习的时候才看到了全本。这书改编的电影很适合母女同看吗？

票不好买之二：Gerhard Richter在新国家艺廊开展，同样貌似根本买不到票。同志们到底是热爱艺术还是喜欢凑大名鼎鼎的热闹啊…

喜兴电影：就是最近豆瓣上被称为法国神片的触不可及，这电影的海报扑天盖地的时候，我以为主角是达斯丁霍夫曼，所以一点兴趣都没有。还是猪同学的鼓吹把我吹进了电影院。也没有那么好，但确实非常欢乐。有很多政治极其不正确的笑话，风格类似最近大红大紫的sickipedia，但同时又莫名其妙地拥有非常主流的小温馨小浪漫。

有声书：我开始在画图的时候听《蒋勋说红楼梦》的有声书，听得也甚是津津有味。但是其中很多的台巴子小清新还是让我鸡皮疙瘩阵阵。听听说她是听了蒋勋之后才开始看红楼梦的，那是否以后都会觉得红楼梦洋溢着某种台式小清新气息呢？听听是我认识的文艺人士中坚决不看红楼梦的一位，但她说自从听蒋勋详加剖析就对红楼梦有了兴趣。我当时侮辱了她一番，觉得怎么可以用这种学习语文课本的方式去接近红楼梦呢。但我后来想起，我刚刚开始看红楼梦的时候，也兴致盎然地看了很多红学书。虽然不是因此才看红楼梦，但是红学书一番剖析，我自以为对红楼梦的理解又深了一层，兴趣当然就更大了。最典型就是那本《诗词曲赋评注》。

书：我开始在地铁看林语堂写的《苏东坡传》。但我其实想看的是陈寅恪写的《柳如是别传》。

吃：在四川吃元宵的时候，有一种馅叫喜沙。也可以叫做洗沙，是红豆加糖制成。别处的红豆沙没有那种别致复杂的焦香。我最近在试图自制洗沙，准备用红糖试试，结果老娘从好又多超市买来的红糖是假货，不过白糖上了点色。我这边厢只好去买台湾人的黑糖。但是好好的一堆加白糖的红豆沙又不舍得浪费了，只好先吃完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