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

话说远走芝加哥也是一个拧巴无比的决定。综合这次大瘟疫各国的反应，我觉得德国算是靠谱的。而且柏林医学院Charité这次频频曝光，还有“德国终南山”坐镇，给人一种“就算我被70%了，总还有个大医院当靠山”的赶脚。美国在川总的领导下就不那么好说了。

而且格格巫他们学校马上就要放春假。放完春假百分百要关学校兼让所有老师网上授课，所以我觉得你反正要上网课在哪上不好啦，跟我回德国好不啦。还免得我跑一趟，我跑到美国来不打紧，万一染上病怎么办啦？万一回不去怎么办啦？但格格巫的工作合同上是明文规定他教学活动期间必须留在学校。芝大迟迟不宣布关学校，虽然我笃定迟早得关，但格格巫还是战战兢兢。最近正是他教职中期评审的关头，他很害怕犯错丢饭碗。

讨论来讨论去，最后我还是冒着生命危险跑到芝加哥来了。哪晓得一落地格格巫他们学校就宣布关校了… 但貌似关校也无济于事，格格巫有个当助教的同事是英国人，一听关校立即给系主任写邮件询问是不是可以回英国去远程上网课。系主任拖了好几天才回复，回复里面也是一顿打太极，大意是既然合同要求你呆在芝加哥，我肯定不能同意你去英国。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庭，我也不能禁止你走。我不会把你的情况上报校方，因为校方肯定会立即否决，那你就板上钉钉回不去了。所以，你自己决定吧，祝你好运。总之，推得一干二净，好不清爽。

于是格格巫又跟我商量，要不然我们在春假期间回德国，之后就一把推到禁航头上，说回不来芝加哥了吧。当然他还是害怕校方毫不留情在考核的时候抓住他这个把柄。而我们俩腻歪来腻歪去，德国也封边境了。

好吧。行吧。只能呆美国了。明天还得咨询一下移民局我签证的有效期问题….

现在，技术白痴格格巫正在痛苦地学习怎么上网校。当然我一点都不同情他，他还有很多老头同事估计连电脑都不会开，那些人更值得同情。当然我也不同情老头们。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于此同时，我司柏林办公室home office已成板上钉钉。意大利实习生有一个在easyjet当空少的同屋，恶疾当前，伊还在满欧洲做布朗运动，时不时地飞一下威尼斯啊热那亚什么的。果然，我前脚登上去美国的飞机，后脚柏林就传来消息，空少出勤的某个航班上有感染者，整个飞机的人现在都变成疑似感染者了。空少自己没有症状，在家自我隔离。他的同屋，我们的意大利实习生自然也应该开始隔离。于是顺理成章地，下周开始柏林办公室的人就都呆家里了。

今天飞先生给邻居办公室的老板写了邮件，把空少的情况说明了一下。不过听马拉松健儿说，邻居办公室上周也在商量关闭办公室，让大家回去home office了。

作为最后一批从欧洲飞到美国的人员之一，昨天实现了疫区之间的跳跃！

格格巫和我的政治觉悟都不是很高——格格巫是拿衣服的欧美人民，我呢则有一个严重的鸵鸟心态——所以2月中旬，当新冠的火焰在国内如火如荼并马上要烧到全世界的前夜，我们仍然决定3月要一起在芝加哥度过，我的回程甚至考虑了米兰设计周的时间。当然买完票两天之后米兰设计周就被推迟到六月了。接下来欧洲国家一个接一个沦陷，美国的情况听上去也像一只脚踩进了地狱，我居然还是决定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

走之前我的朋友Alan发来消息，他先问我都这个时候了，一定要去美国吗？我表示那不然呢…还是去吧…他无奈地发来一篇文章：

如何在坐飞机的时候保护自己。

再感概一下，我的朋友们个个都可爱得像最美丽的小花。

按照文章的要求，我认真准备好了口罩、便携无水洗手液和消毒纸巾。（上诉几种物品在德国早已售罄。我的口罩是斯图加特的阿姨寄给我的，便携无水洗手液是过年回国之前格格巫买的，消毒纸巾是我作为一个洁癖，家里长期定量囤的）作为中国公民，因为担心美国人不许我入关，又提前给瑞士航空打了电话，被告知航班一切正常，航空公司也没有听说过任何跟禁行相关的信息。周二的晚上我做好了online check in，收拾好小箱子，周三早上起床去了机场。

到机场就是一个晴天霹雳，check in大哥说收到美国大使馆的邮件，不许我上飞机。他建议我立即给美国大使馆打个电话。我满头黑线，问就是我一个人呢，还是所有中国人都不许上飞机，大哥说你是我们这趟飞机唯一一个中国人。我问那就是针对中国人的咯？大哥义正词严地说，出于隐私保护规定我不能回答你这个问题。但他自豪地把电脑屏幕转向我，给我看了一下我名字后面醒目的小红叉。

我五雷轰顶地跑到一边给美国大使馆打电话，但美国大使馆这种矜贵的机构哪里是凡夫俗子的电话能打得通的。他们的热线根本没给出任何可以连到人工服务的可能性，完全是朗读网站内容并无限循环的复读机…我无助地尝试了一阵，又远程跟本来已经上床的格格巫抱怨了一番，再跑到瑞航的柜台前面抱怨了一番无果，眼看登机口关闭，去芝加哥已是无望，垂头丧气地拖着我的小箱子回家了。

当时我们猜美国对中国的限行令还是生效了，尽管我人在且过去一个月都在德国，但限行令大概简单粗暴并不管这些。于是我把满腔怒火转移到瑞士航空身上，明明前一天他们还承诺我没事，而且我还在他们网络上填写了各种签证护照信息提前办好了登机手续，他们怎么不提前通知我？！打通瑞士航空热线，接线员居然告诉我，我在他们网络上被显示一切正常，并没有什么美国大使馆的禁令，如果是我自己没有登机，那他们也不负责退改签，机票就这样作废了。

我：WTF?!

为了平息我的怒火，接线员友好地建议我再去一趟机场，让拒绝我登机的人把信息同步到网络上，免得格格巫的钱打水漂。我又是一阵暴怒，那个拒绝我登机的人现在怎么可能找得到？我还在机场的时候因为登机口关闭就已经找不到他了，现在他只怕已经飞到了苏黎世。暴躁地把睡得迷迷糊糊的格格巫闹起来骂了一顿，在他小心翼翼的建议下我还是去机场了。

瑞士航空的服务柜台到中午已经换了班，一个爆炸头的姑娘帮我问了问情况。谢天谢地，机场网络上还有早上我被拒的信息，美国大使馆的神秘电邮是大清早发出来的，所以昨天我办check in什么的都一切正常。很遗憾柜台的人不能告知我电邮的内容。说来说去，爆炸头姑娘还是不能帮我解决任何问题。但她诚恳地建议我直接去一趟美国大使馆，“让他们撤回禁令我们就给你改签吧！”

我只好踏上了前往美国大使馆的漫漫征途。网上预约已经排到了一个多月以后，我也管不了这么多了。柏林的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是分开的，领事馆在鸟不拉屎的Dahlem，大使馆在市中心勃兰登堡门。虽然觉得可能去领事馆更能解决问题，但时间有限，实在不想往鸟不拉屎的地方跑，就直接坐上公交车往大使馆去了。

在公交车上我想，要是谁传染corona给我，那就是今天了吧！

跑到戒备森严的美国大使馆门口，我硬着头皮去跟荷枪实弹的门卫大叔尬聊，没曾想大叔是一枚热心的好人！他叫来了一个使馆里的工作人员，这位工作人员也很热情！跟大家印象里乐于助人的美国人民一毛一样！工作人员大叔听了我的情况也很同情，要了我的护照，进进出出跑了好几趟，帮我排除了各种被拒的可能性，最后说：你的文件完全没问题。瑞士航空说我们给他们发了电邮，他们的证据在哪里？

我：…….

工作人员大叔看到我满头黑线，连忙安慰我说，没有关系！你先回机场，找瑞士航空的人要到证据，然后明天再去领事馆找某某某，让她根据瑞士航空的情况帮你处理这个事情吧。说着递上一张写着某某某联系方式的小卡片。

我哭笑不得地说，大叔，瑞士航空的人说涉及数据保护，他们不给我看邮件内容啊。要不您行行好，先帮我开个文书，证明我的paper没问题吧！

大叔一听可以啊，拿过刚才那张小卡片，掏出一只粉红芯儿的圆珠笔就刷刷刷地写上：某某某在某年某月某时某刻来大使馆咨询，她的护照和美国签证一应有效，请瑞士航空配合使馆工作。

我心里默默地想，难道这样也行吗。但是大叔好像也没有要给我开红头文件的意思。只好收起小纸片，谢谢了工作人员和门卫大叔两位，第三次踏上了去机场的路。

这次瑞航柜台倒没有换班，还是爆炸头姑娘坐在那儿。看我又来了就很亲切熟络，我递上小卡片，把大使馆的情况说了一下。爆炸头姑娘跟她同事商量了一会儿说，行吧我们现在给你改签。

我：？？？

总之我就这样得到了第二天早上6点钟转道法兰克福去芝加哥的机票一张。6点啊，我痛苦地呻吟了一声。爆炸头姑娘出好票高兴地说：我真是太给力了！你从芝加哥回来，要给我带大大大的一个蛋糕哦！

我：…….

对比周三的经历，周四的旅程略显风平浪静。飞机抵达法兰克福的时候机长忽然广播：现在有一位乘客出了一点健康状况，医务人员正在赶来。疫情当前，我们不知道这对全体乘客和机组人员意味着什么。请大家保持冷静，坐在座位上耐心等待。

我：？？？

掏出手机又一次叫醒了刚睡着的格格巫，格格巫也表示你赶紧把口罩戴上啊！我听他这么说赶紧把口罩抓出来戴上。刚戴好机长发出一声欢呼：刚才出状况的乘客不是感染了corona，大家下飞机！

在法兰克福机场坐着等飞机的时候，忽然机场广播又叫起了我的名字，让我速去登机口。我想完了，这下是不让我走了。来到登机口那里已经等了一个美国海关官员大叔（为什么法兰克福会有美国海关官员？），他和我愉快地交谈了大半个小时，问清楚了我祖宗八代的情况，然后很亲切地说快点准备一下马上要登机了哦。为什么会有这次交谈呢？咱也不知道哇咱也不敢问。

到了美国之后反倒很OK，海关什么的没有刁难我。但是海关大叔认为我应该去CDC备个案，我虽然有点紧张，但觉得能在全美国人民之前得到一个测试的机会那也不错嘛！事实证明我想多了，CDC的大姐人很nice，听说我到芝加哥之后跟她住在同一个街坊就更加nice了，我们愉快地唠了一会儿嗑，连体温都没测她就让我走了…

然后我就领了行李，见到格格巫，跟他一起牵着小手回家了。当然回家之后我们都仔细地洗了手。外加我还刷了牙，洗了澡，洗了头。其它疫区情况明天再来说。

病毒还没有开始在欧洲肆虐的时候，我的朋友Q和Alan就提高了警戒。在囤积生活必须物资之余，Q还关照我可以home office了。

（顺便把Alan搞笑的囤食记录贴到这里来：囤货记）

上海公司一直都在home office中，同事们虽然陆续都回到了上海，跟我们share办公小楼的另一家公司也在3月1日复工，但我胆子小，觉得再等等也没问题，所以鸡贼地决定先观望一下友司情况，如果他们那儿14天没人出幺蛾子，那我们就3月16日回公司复工。

柏林office就不太好搞。一来同事们独立工作的能力暂时还不太行，二来大多数欧洲人民对天天呆家里有极强的抵触情绪。最近飞先生窝在家中哺育幼儿，剩下的两个同事，一个是马拉松健儿天天要跑几千米，另一个是从意大利过来的实习生，只要一下班就和另外的意大利孩子们一起泡在餐厅酒吧夜店里…

上周某一天，意大利实习生在午休唠嗑的时候忽然兴高采烈地提到，她们老家就在这次意大利疫情爆发的红色警戒区内。听众们当然大惊失色。她赶紧补充道，虽然是红色警戒区，但是还没有封起来，比那几个已经封起来的村子好。但紧接着她又忧心忡忡地说，担心父母和男朋友不能再来柏林来看她了。她和她兄弟还买好了去伦敦玩儿的飞机票，不晓得兄弟现在还能不能飞。

我听她这么说，当然更加忧心忡忡了。但谨慎起见，我回家先给格格巫打了个电话，问他我该怎么办。格格巫不赞成我建议实习生劝阻父母男友来柏林，因为他说，既然实习生那么期待他们来，你这么去劝一来没有什么用，二来也非常不近人情。但是，格格巫支持我告诉实习生如果她父母来了，她就应该回家home office两个星期。

既然在大学里教伦理课的人都这么想，我就放心地把这个任务布置给了飞先生——我这个人不善于跟人做此类交流，效果往往适得其反而且得罪一堆人——这种任务比较适合“脸上笑嘻嘻”的飞先生。但为了支持飞先生开展思想工作，我帮他扫清了路上的障碍：实习生来柏林之前就跟无良开发商租好了房子，费用付清入住之后才发现网络是坏的。要放在平时我也懒得管这些破事，但为了home office能够顺利进行，我委托马拉松健儿帮意大利实习生给无良开发商打电话搞定了wifi的事情。

快到周末的时候，意大利实习生又在午休唠嗑的时候提到自己周末的计划：跟几个意大利小伙伴一起去吃pizza然后去夜店蹦迪。她还来问我哪里的pizza好吃。我忧伤地看了她一眼告诉她我几乎从来不吃pizza。犹豫了一小会儿，我还是跟大家说，你们觉得现在这个情况下，是不是最好咱们不要再去那些人多的地方了呢？比如夜店什么的，空气也不好，大家光着膀子人贴人，磕了药说不定抵抗力也会下降…不太安全罢？结果立即板上钉钉地被当成了老年人。马拉松健儿歌颂了自己的自由，说虽然理解我的忧虑，但如果不能呼吸到新鲜空气人生也没有了意义。意大利实习生表示我来柏林就是为了来蹦迪的，难道你以为我是来为你工作的吗？（误：其实人家只是说我来柏林三个月要是都呆在出租屋里，那可不是遗憾了！）

我非常识趣地及时闭了嘴。我们现在的办公室，其实是租用我大学里老板事务所的一部分空间。所以我就去跟老板商量现在怎么办，顺便了解一下他们最近的安排。老板说首先，你不能管你员工去不去蹦迪啊，这是人家的自由。再说了，别说你管不住她，你就是管得住也并没有什么鸟用，她难道不是坐着公交车来办公室的吗？而且就算她没事，我这一公司都是年轻直男工程师，你觉得他们周末会在哪里？家里吗？难道我让他们都不要去夜店蹦迪吗？但是，老板又说，她父母男友确实不应该来啊，如果要来的话，应该让她在家呆着。老板的结构工程师事务所也取消了一系列工作相关的出行，罗马分公司的同事本来要到柏林来开会，schedule都被cancel掉了；瑞典分公司有个同事女儿的学校出了一例感染，整个瑞典分公司的同事都被限行了。

好吧，那就赞老板一个拎得清，公私分明罢。

周六早上起来听广播，听到柏林一个夜店里发现了感染者，政府呼吁某月某日去过该夜店的人都尽快跟卫生部门取得联系。我一听赶紧抓起手机给马拉松健儿发了个消息，让她把这个情况跟意大利实习生说明一下。她们俩关系好，估计比我说要动听一点。过了几个钟头，实习生给我发来一条短信，告知已经取消夜店行程，并感谢我的关心。

周日看新闻，米兰威尼斯封城，意大利死亡人数已经上了三百，重症率9%，死亡率5%…星期一到了办公室，意大利实习生颓丧地告知父母男友不能来柏林看她了，而跟兄弟同游伦敦的计划很可能也要cancel掉。我在心中默默地说：谢天谢地。

现在的计划是3月16日柏林办公室开始home office。

从成都回到柏林已经一个多月了。过两天又要去芝加哥找格格巫。如果这之间只更新一次blog的话，虽然自己也习惯了，但还是有点羞耻。在沙发上自暴自弃地摊平五个小时之后，我决定来进行一次更新。

这个月国内很多项目都停滞了，但我们之前积压的旧账过多，所以天天上班，居然也没闲着。下班后和周末感觉也没怎么闲着，零零碎碎在跟拖延症博斗的同时做了一些小事情。

首先，还在继续练车。虽然年年立flag要拿驾照，久而久之已经变得像个笑话，但我自己还是认真严肃的。去年夏天憋了两个星期做习题，把理论考试通过了。之后因为老也不在柏林，没什么长段的时间练车，所以到了现在才又拾起来。最近几次开得颇顺畅，可以说是胜利在望了，如果新冠没有毁掉这个世界，我夏天还能去度假的话，争取租个车开上一开。

去年的时候就想跟高中同学老Z一起做一个面向中小学生的女权主义节目。在成都的时候我们两个相聚了一次，又商量了一番。之后回柏林我们就用晚上和周末的时间开始具体地筹划了起来。写脚本，录视频，乱七八糟也花了不少时间。现在录好了两集的素材，就等我开始剪了。当然我的拖延症也同步发作了一下，每天想起来这个事情就感觉非常头秃，但是下周起我就要开始剪视频啦！请大家从精神上支持我！

新冠爆发期间，几乎所有零售行业都开始转型电商并轰轰烈烈地开展起了网络直播自救活动，我的甲方们自然也是其中的积极者。三八节当天，这把野火终于烧到了我的身上。为了庆祝妇女们过节兼顺道把大家送进更深刻的消费陷阱，我出台做了一场关于女性建筑师和设计师的直播。

之前还写了一个小稿子：

聊聊女性建筑师

直播的回放在下面的链接里可以收看。

这个直播真的可怕我让人给我把脸捏瘦因为紧张要去上厕所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居然都被录下来了！！！

稿子因为不是给设计师和建筑师看的，所以尽量用了大白话，写了很多有得没得的八卦。写完之后我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是不是太久没有写建筑，连文章都不知道怎么个写法了。但甲方看了之后还是评价说有点太干了，哎，好南啊。

除了上面这些活动之外，我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跟很多人一样也挂在这个疫情不断变化的统计数据和排山倒海的信息上面，这一个多月过得非常煎熬。很多细节此刻也不想多说，这件事对我最大的打击不是那些悲惨的数字和事件，更多是我自己能够接触到的所有人各式各样的行为和反应。开始我还会有震惊、不快、恐惧、焦躁、反感等等纷杂的情绪，到某一个临界点，外界的一切成为围绕我飞速旋转的巨大杂音，让我头晕目眩。这个世界像是被一层薄薄的膜粘连在一起的无数碎片，忽然一个事件发生，这层膜就被迅速地溶解掉，碎片开始狂飞乱舞，那些本来熟悉的人和事，忽然显现出完全陌生的面貌。

或许就是崩坏的开端吧。

昨天晚上有一个武汉的医生感染了新冠病毒去世了。这位去世的李文亮医生是最早在社交媒体上提醒人们病毒传播并受到言论审查机构规训的八人之一，他被称为“吹哨者”。消息传出来后，互联网上一片哀声。我下班后回家看到这条消息，再一页一页地翻看所有人愤怒的表达，觉得一团郁闷之气抵在胸口，无法呼吸。

想要写点什么但是不知从何说起，只好在社交网络上转发别人的愤怒和呼喊。在blog里发了一个标题，记录那一刻自己的感受，我希望自己不要忘记。

捏着手机坐在沙发上，忽然想起来前几天，alan转了一篇自媒体文章给我。那篇文章叫《我们一定会忘掉这些》，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我觉得这篇文章很成问题。大多数的人们并不是主动要忘记历史的。作者说来说去，都避开了房间里那头大象。真实的情况难道不是人们被大象踩在脚下，被迫闭嘴，被迫遗忘吗？为什么作者会责怪那些被踩在脚下的人？为什么作者不去责怪大象？

我把这个想法告诉阿兰，他给我发来了一段聊天记录，这是他私下里去找作者讨论，然后作者对他说的：

首先，我觉得这个不能用已经进入现代的国家来对比，而是用前现代国家和转型国家来对比。现代化国家的责任伦理，是靠大量监督来实现的，前现代国家没有这个渠道，所以责任是靠官僚体系内部机制实现。东亚国家在这一点上超过了大部分文明体系。福山也说，中国是国家体制最早熟的文明，其中很大程度上就催生了官僚体系的责任伦理。其实就拿现在大BOSS来说，他也面临责任伦理的压力，比如他对GDP之类的肯定忧心忡忡。你拿博卡萨、贝隆、蒙博托之类的人物去对比的话，就会发现他面临的责任压力要更大。但是中国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是集体化伦理的国家，自古以来就是。所以臣民的个体生命并不是很重要的，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秩序是被最优先考虑的，属于责任伦理的最大优先级。这一点和西方文明不同。
这种责任心，在转型期间我相信是有优势的。就像韩国，台湾搞起民主来，他们的效率是会高于拉美和印度的。大陆的问题更麻烦一些，尤其是中间插入了共产主义这一段，但是我相信，还是放在长时间段看，还是不同。东亚文明的官僚体系是独一无二的，造成的问题是独一无二的，但是他潜藏的能力也是有的。
不过最重要的一点，还是：要用转型国家或者前现代国家的标准来看它，而不是现代化国家的标准来衡量它。它现在没有能够突破那一点。如果它最终不去突破这一点，而选择了一种变异的路径，那对世界的威胁是很大的。

我看了这段话，觉得更可怕了。之前只以为作者习惯了自我阉割，不敢描述房间里的大象。但他的发言明明白白地显示，这个人不仅知道大象的存在，而且还认同大象的合理性与先进性。他文中的“我们”，其实是“他们”，那些被称为“韭菜”被割了一茬又一茬的人，他大概觉得这些人是自己犯下了过错，是索多玛的建造者，活该被烧成一片灰烬。我不知道什么样的愚蠢和短视，会让人产生这样的想法。

在沙发上手脚冰凉地坐了很久，给同一个时区的朋友发消息，我说我心情很差。她回复我说，不要忘记此刻的愤怒。我想起这篇文章，呆了一会儿回复说，我不会忘记的。

早上起来，昨天晚上在激愤中转发的内容被删除得一干二净。我的社交网络账号也被禁言了。把这件事告诉朋友，她问我有什么想说的，她可以帮我截屏发出去。然而除了混乱的愤怒，我并没有什么想说的，跟她聊了几句，就收拾好东西出门上班了。

走出院门，一个景象吸引了我的注意。相邻的一栋住宅楼前，一位年轻的姑娘正蹲在地上打扫楼前的铜地钉。我住的街区，在二战以前是犹太人聚居的地方。战争过去之后，人们整理了被屠杀的人的名单，把它们铭刻在铜质的地钉上，嵌入他们生前居住地门口的地面上。我们这条街上几乎每栋楼前都有好几个这样的地钉。那个女孩儿一手拿着干布，另一手拿着抛光剂，仔细地擦拭着一块刻满了字的地钉。我看着她，昨天晚上一直没流下来的眼泪夺眶而出。德国的政局这两年也是很多动荡，极右翼在很多地方政府都占据了相当多的席位，各种种族主义的言论甚嚣尘上。但在这里政府没有否认历史，它做了很多努力让自己的公民记住曾经发生了什么，它制定了法律保护人们可以自由地谈论曾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一切事情。所以，很多人没有忘记。

我是一个有点日常小迷信的人。这个女孩对我来说，就像密布的乌云中透下的一束光。我忽然有了冲动要把这一刻记录下来。我不会忘记2020这个惨烈的新年，它值得被所有人记住，它值得被称作是一个“拐点”。

如题

2019年很快就过去了。时间流逝的速度之快，让我觉得不真实。然而回想上一个新年发生的种种，又觉得是很早以前的事了。人们对时间流逝的感知与他们的经历和得失有没有可循的规律呢？即使有，大概也属于玄学一种吧。今年不想立flag和做清单式的年终总结，只想梳理一下事件和情绪。

上午和搞社科的小哥哥一起去中国城吃茶，路上他问起我的工作，我说，工作有很大的问题，但不是生存问题，是发展问题。事后想起来，发展问题，应该同样也是生存问题吧。（？）

我和飞先生是十六七年的朋友了。他曾经常出现在这个blog中，但最近几年我较少提到他了。我们从朋友变成了事务所合伙人，在工作渐上正轨的同时，彼此的关系却日渐疏离。没有必要在公开的blog里陈述事实，但总之，相爱的人儿们不会平白无故地疏离，不能否认对飞先生，我有很多不满与愤懑。

曾经，对于世界加诸于我的所有烦恼，我习惯在混沌中默默忍受，也许会间歇性跟人嚎叫两声，或是到网络树洞中吐槽一番，之后不外乎继续默默忍受，“砥砺前行”。但好奇的人总是奢望理解这个世界，我也想要认识自己的烦恼。忽然有一天我发现，本来是作为消磨时间的“闲书”们，却可以提供各种理论框架，把所有的烦恼都框进去。那些比我睿智的人们就算没有给出解决方式，也从各个角度提供了认知和分析烦恼的途径。我的烦恼哪里是我的烦恼，它们是人类的烦恼。

So the world is not any more the one it used to be.

从理论中我得出一个结论，Women are the niggers of the world, I am the nigger of the office. 再加上那些我从来就无法感同身受的价值观，以前还能带着一种欣赏奇观的exoticism笑眯眯地旁观，被各种理论过滤一番之后只觉得索然无味，更加厌烦。这是我跟飞先生分歧的原因。理论给了我底气，也给了我一些行动的模板，同时让本来做事就横冲直撞的我更加理直气壮。冲突无法避免，分歧难以融合，争吵除了把每一件事情都变得愈加丑恶，并没有起到更多的作用。在某些不知所措的烦恼时刻，我怀疑精致的理论是不是像白雪皇后那个故事里镜子的碎片一样，落到人们的眼睛里，让他们眼中的世界从此变得冰冷而丑陋。

这是一个complicated和delicate的情况，我不知道如何面对它，也不知道在新的一年，它会变成什么样子。在可控制的范畴中，2020年，我想改进自己与人交流的方式。

我是一个奇突而生硬的人。夏天的一个生日宴会上我遇到U，一位Xenofeminist（外来的女权主义者？）。我大概在吐槽飞先生养育后代给我带来的困扰吧，聊着聊着就聊到生孩子这件事上来。啊，她说，资本主义社会巨大的生活压力夺走了人们生育的意愿。我正在做一个研究，探讨为什么前民主德国的人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反倒乐于生产。

这有什么奇怪的。我说，前民主德国的人在计划经济制度中失去了主体性。国家分配工作，包办每个人的生活。通过追求事业实现自我价值只是极小一部分人才能享受的奢侈，其他的人当然就结婚生子，把热情倾注在建设小家庭上了。

U生硬地说，你说得很对。然后我们的谈话就结束了。

格格巫说，你不能这样跟人讲话。这会截断一切继续讨论的可能性。跟你说话的人要不就意识到自己是个蠢货，要不就因为如此浅显易懂的道理你居然在那里洋洋得意地宣讲而认为你是一个蠢货，反正不管哪种方式，这个对话都进行不下去。他说，更好的方式是问问题。比如：interesting！那么你们探讨出来为什么了吗？在对方的回答中，你迟早能搞清楚到底谁才是蠢货。

也许他是对的吧。不管是不是对的，这个方式或许都可以帮我变成一个更柔软的人，把某些我也许不愿意结束的对话进行下去。所以，新的一年我希望自己能习得这个技能。

加油！

昨天是24号，格格巫的基友A请我们去吃饭。我们抱着好几个礼物（本来不是为圣诞准备的，一周前A帮了我一个虽小但重要的忙，为了表示感谢，我在机场给他和孩子们买了一点小礼物）到了他家，想要很俗气地放在圣诞树下，结果发现他家根本没有圣诞树，只好找了一盆绿植，把礼物塞在花盆下面。

酒足饭饱之后，A的老婆莎乐美拿出一把九头烛台，点燃三枝蜡烛，带着孩子们开始唱希伯来文的颂歌。然后，为了体现这类节日在当代社会存在的价值，两个小屁孩各自得到一个小礼物。我们也趁着这个机会，把我们带来的礼物分给A，莎乐美和孩子们。

回到家里，格格巫打趣说，莎乐美最近两年忽然重新意识到自己是个犹太人了。其实他们一家子并没有什么宗教信仰。A在加州长大，爸爸是黑人，妈妈是白人。莎乐美是来自纽约的犹太姑娘，不过她们家应该早就已经世俗化了。莎乐美几年以前忽然觉得，一到十二月底就总是圣诞圣诞圣诞，孩子们既然有犹太血统，那也应该了解了解犹太节日。所以把压箱底的烛台、希伯来颂歌本子什么的一股脑翻了出来，开始在家里过起了光明节。

以前我看人抨击“政治正确”，有一个常被拿出来讲的点就是所谓的“happy holidays”，圣诞节这么普天同庆的日子居然不能铺天盖地地互相问候圣诞快乐，而是要改成畏畏缩缩的“节日快乐“，别提多别扭！那时候我还觉得这些人挺有道理，毕竟，我生活在——出于某种历史原因——犹太人数量极其稀少的国家，光明节这样的东西我只在书上看到过，到底是什么时候要干什么我一无所知。设身处地地想一下，过春节要是有人不让我说“恭喜发财”而改口“祝您幸福”，那我说不定也很生气。但这几年因为结交了几个犹太朋友，忽然发现基督教徒过圣诞节的时候，人家犹太人也是要过节的嘛，这样一来我就理解那个“happy holiday”了，凭啥铺天盖地都是“圣诞快乐”呀？我要是犹太人，我也不乐意。

我之前也跟一些抨击政治正确的朋友有过一些讨论。他们在这种时候会说，你们要happy你们的holiday你们一边儿happy去，干嘛要按着我们的头，逼我们一起happy呢？改变让人感到舒适的习俗确实会引起那些懒于思考改变原因的人的反感，然而当“政治”作为一个方法论出现，要扭转一个数量巨大的群体的集体习惯时，我不知道有什么更加理性温和四平八稳的可能性，不管怎么说，即使这种可能性存在，也应该是在无数的偏移和纠正中被摸索出来的吧。

Merry Christmas本身就不是通过什么理性温和四平八稳的方式成为西方世界一个传统项目的。稍微研究一下日历，会发现基督教几乎所有重要节日都跟一些其它民族和教派的某种节日重叠。在基督教扩张的历史中，为了抢夺信徒，教会把自己的节日跟其它教派节日设置在一起，让那些改宗到基督教的人没有机会通过参加异教的庆祝仪式改变信仰，这个过程一定不那么令人愉快。其令人不愉快的程度可能远远超过在购物中心或学校礼堂砍掉几棵圣诞树。当然人类的历史本来就是打来杀去的一本烂账，倒也不是在说基督教什么坏话。我只是感慨有时候人们对“矫枉过正”的反感甚至远远大于对错误本身的厌恶，不知是因为这些人心里其实赞同那些被“政治正确”批评的对象；还是说他们从理性上知道政治正确并没有什么错，但感性上却无法共情，理性与感性的撕裂造成隐秘的羞耻感和语言行为上对“政治正确”各种各样的看不顺眼，就像那些恐同的深柜一样。

我前几天因为“政治正确”的事情在网上吐槽，后来又跟朋友有一番争论。这一番争论让我再一次深深地感受到，我们每个人对事物的观点，都如此深刻地被我们的教育、成长背景和生活环境所影响。有时候相似的出发点，却可能导出截然不同的结论。各种认知的鸿沟让我们越来越像生活在一个又一个孤岛上，无法彼此获取温暖。怎么办呢？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对我自己来说，（哒哒哒新年感言开始了）还是要多读书，多思考，少多说话，跟愿意讨论的朋友讨论问题，就算彼此持着不同的观点，只要心平气和，也能够有所收获。希望自己能够更经常地打破成见、跳出舒适区去想问题。

最后有一个感想：朋友的小孩长得都好可爱啊。但真的是两个小魔鬼。整个晚上所有的人都围着他俩转，大人们几乎没法正常交谈。几个钟头之后我头昏脑胀，又无聊又烦躁，简直想要一头撞死。所以那些心甘情愿繁殖后代的人到底怎么想的？！

跟格格巫唠嗑儿，本来在说他讨厌圣诞节这档子事儿，忽然就扯到了他的长辈上去了。听完故事我立即想来blog里八一八，要是格格巫知道了肯定很火大吧，但是嘻嘻，谁让他不懂中文呢。

格格巫的外公是个纳粹。据说格格巫小时候有一次跑到屋顶储藏室里玩，翻出了外公的党章。他不知道那是什么，拿下来问外公，外公就很不好意思。当着小孩子和家人的面，只好说，这是纳粹的党章，但我当年是不得已才入党的。小格格巫问：外公那你在纳粹党里面干什么呢？外公就说，我干的是文职工作啊。那时候我被派到东德，负责把那些没有人住的房子分给需要房子的人。小格格巫又问：为什么好好的房子没有人住呢？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格格巫的外婆是个医生。外婆家两姐妹都是独立执业的医生，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外婆的妹妹嫁给了一个“耙耳朵”，在家里大权独揽，30年代末瞧不上国内的气氛，举家移民去瑞典了。外婆自己则选了一位高大英俊的律师，从此这辈子就被他吃定了。

作为一个野心勃勃的律师，外公职业道路上一个必然的坎就是“入党”，如果不入，那么上升的渠道就封死了。于是外公就只好变成了一个纳粹。但很奇怪的是，战后他们一家进了俄国的战俘营，反倒是外公只身一人逃了出来，腿儿着回到了一片狼藉的拜仁州。

这里有一个很耐人寻味的细节。按理说带着两个孩子留在俄国战俘营的外婆一定凄惨到毙，然而据外婆说，被俘的那几年是她人生中的高光时刻！她每天开着翻斗摩头车，把两个小孩子塞在车斗里到处给人看病。不管是俄国军官还是德国战俘都超级尊敬她，外婆每天忙得要死，老公什么的抛到了九霄云外。

反过来，回到巴伐利亚的外公则陷入了抑郁，出于对外婆的思念，他开始每天为她写日记。但是身为极其擅长压抑自己情感的传统男性，外公的日记里读不出任何思念的痕迹。格格巫说，老头哼哼唧唧地写道：我失去了工作，觉得自己是个毫无用武之地的人，只能困在屋子里，浑身力量无处发泄。接下来他又写道：我站在窗前，长久凝视窗外废墟上那些捡拾砖瓦的女人… 年轻的格格巫愤怒地想：你凝视个屁啊！浑身力量，干嘛不去帮着捡一捡？！所以这本日记他读了两页就读不下去了…

后来战俘营解散，外婆带着孩子们回到家乡，跟外公白头到老。格格巫一直认为他们颇为恩爱，证据之一是老两口每年都会一起开着房车出去度假，这个习惯从未间断。但在外公死后，外婆连老头的葬礼都拒绝参加。而且她再也不愿意出门了，“房车旅行，”她说，“是我人生中最可怕的事件。”格格巫表示同意，他的外公外婆属于那个每到夏天会长时间地出门度假疗养的阶层，但战后大家一贫如洗，住不起丽池酒店，只好开着一个小房车，带着一顶小帐篷和一个折叠橡皮艇出发。每到一个目的地，外公会先把小帐篷架起来，然后戴上自己的船长小帽，两个人驾着橡皮艇去游湖…这种辛劳的旅行方式给小格格巫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以至于去年我们去希腊度假的时候，我拿出自己在淘宝上精心选购的吹气沙发想要炫耀一番时，格格巫PTSD发作，摇动双臂尖叫着跑出屋去，很久都不愿意再进来。

在我看来，格格巫的外公还是一个PUA高手。外婆作为一个高收入的职业女性，嫁给他后被一番洗脑，接受了自己“不善理财”这个“事实”，诊所收入全部上交，自己只能从外公那里得到一点可怜巴巴的零花钱，连买衣服都不够。外公去世后，她立即从上门传销的骗子那里花一万马克买了一张冒牌波斯地毯。当年的一万马克啊！怕不要值现当今的十万欧元！家里人都被雷得外焦里嫩，纷纷提醒她有可能受骗上当，但是外婆很得意地说：我知道！老娘就是想胡乱花花钱！

今天我要来讲一讲飞先生生孩子的事情。

超级无敌家庭男飞先生有朝一日要养孩子，这个地球人都知道。但这次的生孩子事件，仍然可以称得上猝不及防。

我跟飞先生之间那些“老夫老妻”型的恩恩怨怨先放在一边不说，六月我从芝加哥回来，有一天我们开了一个长会讨论工作，会后他忽然留下来半是羞涩半是为难地说：“嗯有一个事情我必须告知你，就是我们准备要一个孩子。现在已经在申请中了。”

看到我猛地瞪圆双眼，他赶紧补充：“但是你不要着急！不要着急。领养程序要好几个月，之后的等待时间起码也有两三年，这两三年足够我们调整工作安排，做好该做的准备了。”

那么我听到他这样说，也不好跟他多做纠缠。之后飞先生就在工作之余热络地参与到领养申请程序中去了。具体要干些什么我也没兴趣打听，飞先生自己没忍住讲了一些，我了解到他们需要上一系列关于如何为人父母的课。这个课对想要领养孩子的人来说是必修课，如果在课上的表现得不到认可，是不能获得领养资格的。我认为这种课程应该被普及到全人类——有助于进一步加速人类的灭绝。飞先生曾经兴致勃勃地跟我描述上课的情形，同学好像有五对等待领养资格的人，两对异性恋，两对男同志，一对女同志。据说，老师曾经饶有兴趣地问那对女同志：你们为什么不试着找精子自己生呢？其中一位很虎地回答：“老师不瞒您说，我们太肥了。”

飞先生他们申请领养德国本国小孩。我听到的时候觉得颇奇特：德国这种第一世界国家还有被遗弃的小孩？为什么不去国外领养？飞先生告诉我领养外国小孩手续繁杂，而且要付出很多金钱，反倒是领养本土小孩来得便宜又便捷，真是出人意料。

不难想象，飞先生夫夫一定是领养机构那些大叔大妈心中的宝贝。就这么说吧，当他告诉我不要着急，一般来说领养的等待期都长达两三年的时候，我也是相信的。大家都这么说，还有人等了五六七八年也没等到。然而，飞先生夫夫领养申请的程序还没走完，机构的大妈就又是欣喜又是神秘地告诉他们：有个孩子在等着他们啦！但是请保密哦！现在还不到板上钉钉的地步哦！老实说，我惊呆了。

那个孩子还在他娘的肚皮里头就被抛弃了。后来我了解到，这位妇女之前已经三次产子，第一次是在她高中的时候。因为高中生妈妈自己也是未成年人，所以孩子一出生就被未成年人保护局带走了。后来的三个孩子属于两个不同的男人，现在这个孩子和他哥（或者姐）拥有同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父亲。这男的平时还好，但只要家里因为任何原因关系紧张的时候他就一走了之，是个靠不住的混账。也因为这个原因，孩子的生母得知自己再次怀孕后就决定自己无力抚养第三个小孩，提前签署了抛弃声明。

还好，飞先生提到，虽然决定抛弃小孩，但这位妇女仍不失为一位负责任的女性。她很注意孕期健康，没有进行抽烟喝酒吸毒之类丧失理性的活动。飞先生甚至提到这位女性当初在学校里虽然因为怀孕辍学，但成绩居然不错，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打听出来的。

这种故事听了让人非常唏嘘。飞先生他们因为搬到波茨坦的原因，领养是在布兰登堡州进行的。布兰登堡州属于前东德地区，我刚到德国的时候，就在该州一个叫“哈文河上的布兰登堡市”的小城住了三个月。那时候每天我都坐一个多小时的火车到柏林来学德语。因为语言不通而且跟当地没有发生什么实际联系，我对布兰登堡人的印象非常扁平：他们穿着土气，但人很善良。我曾经用菜刀在拇指的关节上拉出了一个很深的口子，但因为医保还没办下来，不敢去看医生，每天都露着白花花的骨头走来走去。是一位爱管闲事的大哥看不下去把我揪到诊所里，医生免费给我上药包扎，还赠送一大堆消炎药和各种在当时我眼中很高级的防水创可贴和胶布。总之就是这样一个地方，现在极右势力在州议会里的席位达到了20%。我们去波茨坦玩儿的时候，朋友会说，你看我们身边走着的人，每五个里就有一个纳粹。

在这样的地方，会有一位这样的妇女，好像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不过好在小孩子落在飞先生夫夫的家里，也算是飞来横福——让人想起那些在天朝被丢弃的女婴，让美国人欢天喜地地领了去，最后念哈佛进500强，走上人生巅峰之类的奇情故事。

这位小朋友好像也知道了自己的好运气，等不及要来到世界上，他妈提前预产期五天进了产房，飞先生魂都没了，立即跟老公连夜搬进医院待产，因为早产儿要进保温箱，他们就在医院吃住了三天，每天接受护士小姐的培训，虔诚地进入了奶爸养成计划。

我是在约翰两周大的时候见到他的。顺便说一下，约翰这个名字是飞先生他们取的，据说是个很美好的名字。但我对洋人名字没有语感，我唯一认识的约翰，就是跟飞先生共同的前同事，一个老是把衬衫扣子开到露出胸毛，喜欢搭讪亚洲女生的老猥琐男。所以飞先生在告知小孩名字的时候，不得不打起精神再次接受我双眼猛瞪的厌恶表情。

我见到约翰的时候，他表现得娴静而与世无争。除了吃奶换尿布的时候小哭了两场，全程都在呼呼大睡。小兽医熟练地洗奶瓶泡奶粉喂奶换尿布擦屁屁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得到我家老母亲又爱又羡的由衷赞叹。虽然，他们也不无遗憾地提到因为没有乳房这个装置，小约翰总是欲求不满，常常哼哼唧唧。但我想小约翰一定会很快忘记生命中这种短暂的遗憾。而我也开始思考，是不是两个男人或是两个女人才是养育小孩的更优组合：我很难想象常规男女生育组合中能够达到这种可操作的完全均衡，毕竟女性的身体负担了更多生育相关的天然职责，也给了男人太多溜号的借口。

约翰满月之后的某一个晚上，我出门跟格格巫的朋友们喝酒，不免谈到了合伙人喜得贵子的事情。格格巫基友的女友心有戚戚地说，现在正在做这方面的课题：作为一个搞性别研究的白左女知识分子，她的课题当然涉及对性别权力结构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她提到了人们在当代社会因为巨大的生活和工作的压力失去了延续后代的欲望，然而，她认为，在某些社会主义社会，比如几十年前的民主主义德国，因为国家提供足够的津贴，人们不担心失去工作，完全没有生育的压力。听到这里我狐疑地插了一句嘴：难道不是因为在光荣的民主主义德国，人们没有选择工作的自由，也没有可见的上升通道，所以闲着也是闲着，没事儿就快快乐乐生孩子吗？基友的女友无fuck说，选择不再跟我继续讨论她的课题。

我非常希望社会继续进步，终于有一天所有的小孩儿都是实验室里造出来，社会机构养出来的。如果有人像飞先生夫夫一样热衷繁殖后代，那么一定要先经过严格的考核，然后在小孩成年之前都受到有关机构的紧密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