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

从成都回到柏林已经一个多月了。过两天又要去芝加哥找格格巫。如果这之间只更新一次blog的话，虽然自己也习惯了，但还是有点羞耻。在沙发上自暴自弃地摊平五个小时之后，我决定来进行一次更新。

这个月国内很多项目都停滞了，但我们之前积压的旧账过多，所以天天上班，居然也没闲着。下班后和周末感觉也没怎么闲着，零零碎碎在跟拖延症博斗的同时做了一些小事情。

首先，还在继续练车。虽然年年立flag要拿驾照，久而久之已经变得像个笑话，但我自己还是认真严肃的。去年夏天憋了两个星期做习题，把理论考试通过了。之后因为老也不在柏林，没什么长段的时间练车，所以到了现在才又拾起来。最近几次开得颇顺畅，可以说是胜利在望了，如果新冠没有毁掉这个世界，我夏天还能去度假的话，争取租个车开上一开。

去年的时候就想跟高中同学老Z一起做一个面向中小学生的女权主义节目。在成都的时候我们两个相聚了一次，又商量了一番。之后回柏林我们就用晚上和周末的时间开始具体地筹划了起来。写脚本，录视频，乱七八糟也花了不少时间。现在录好了两集的素材，就等我开始剪了。当然我的拖延症也同步发作了一下，每天想起来这个事情就感觉非常头秃，但是下周起我就要开始剪视频啦！请大家从精神上支持我！

新冠爆发期间，几乎所有零售行业都开始转型电商并轰轰烈烈地开展起了网络直播自救活动，我的甲方们自然也是其中的积极者。三八节当天，这把野火终于烧到了我的身上。为了庆祝妇女们过节兼顺道把大家送进更深刻的消费陷阱，我出台做了一场关于女性建筑师和设计师的直播。

之前还写了一个小稿子：

聊聊女性建筑师

直播的回放在下面的链接里可以收看。

这个直播真的可怕我让人给我把脸捏瘦因为紧张要去上厕所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居然都被录下来了！！！

稿子因为不是给设计师和建筑师看的，所以尽量用了大白话，写了很多有得没得的八卦。写完之后我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是不是太久没有写建筑，连文章都不知道怎么个写法了。但甲方看了之后还是评价说有点太干了，哎，好南啊。

除了上面这些活动之外，我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跟很多人一样也挂在这个疫情不断变化的统计数据和排山倒海的信息上面，这一个多月过得非常煎熬。很多细节此刻也不想多说，这件事对我最大的打击不是那些悲惨的数字和事件，更多是我自己能够接触到的所有人各式各样的行为和反应。开始我还会有震惊、不快、恐惧、焦躁、反感等等纷杂的情绪，到某一个临界点，外界的一切成为围绕我飞速旋转的巨大杂音，让我头晕目眩。这个世界像是被一层薄薄的膜粘连在一起的无数碎片，忽然一个事件发生，这层膜就被迅速地溶解掉，碎片开始狂飞乱舞，那些本来熟悉的人和事，忽然显现出完全陌生的面貌。

或许就是崩坏的开端吧。

昨天晚上有一个武汉的医生感染了新冠病毒去世了。这位去世的李文亮医生是最早在社交媒体上提醒人们病毒传播并受到言论审查机构规训的八人之一，他被称为“吹哨者”。消息传出来后，互联网上一片哀声。我下班后回家看到这条消息，再一页一页地翻看所有人愤怒的表达，觉得一团郁闷之气抵在胸口，无法呼吸。

想要写点什么但是不知从何说起，只好在社交网络上转发别人的愤怒和呼喊。在blog里发了一个标题，记录那一刻自己的感受，我希望自己不要忘记。

捏着手机坐在沙发上，忽然想起来前几天，alan转了一篇自媒体文章给我。那篇文章叫《我们一定会忘掉这些》，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我觉得这篇文章很成问题。大多数的人们并不是主动要忘记历史的。作者说来说去，都避开了房间里那头大象。真实的情况难道不是人们被大象踩在脚下，被迫闭嘴，被迫遗忘吗？为什么作者会责怪那些被踩在脚下的人？为什么作者不去责怪大象？

我把这个想法告诉阿兰，他给我发来了一段聊天记录，这是他私下里去找作者讨论，然后作者对他说的：

首先，我觉得这个不能用已经进入现代的国家来对比，而是用前现代国家和转型国家来对比。现代化国家的责任伦理，是靠大量监督来实现的，前现代国家没有这个渠道，所以责任是靠官僚体系内部机制实现。东亚国家在这一点上超过了大部分文明体系。福山也说，中国是国家体制最早熟的文明，其中很大程度上就催生了官僚体系的责任伦理。其实就拿现在大BOSS来说，他也面临责任伦理的压力，比如他对GDP之类的肯定忧心忡忡。你拿博卡萨、贝隆、蒙博托之类的人物去对比的话，就会发现他面临的责任压力要更大。但是中国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是集体化伦理的国家，自古以来就是。所以臣民的个体生命并不是很重要的，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秩序是被最优先考虑的，属于责任伦理的最大优先级。这一点和西方文明不同。
这种责任心，在转型期间我相信是有优势的。就像韩国，台湾搞起民主来，他们的效率是会高于拉美和印度的。大陆的问题更麻烦一些，尤其是中间插入了共产主义这一段，但是我相信，还是放在长时间段看，还是不同。东亚文明的官僚体系是独一无二的，造成的问题是独一无二的，但是他潜藏的能力也是有的。
不过最重要的一点，还是：要用转型国家或者前现代国家的标准来看它，而不是现代化国家的标准来衡量它。它现在没有能够突破那一点。如果它最终不去突破这一点，而选择了一种变异的路径，那对世界的威胁是很大的。

我看了这段话，觉得更可怕了。之前只以为作者习惯了自我阉割，不敢描述房间里的大象。但他的发言明明白白地显示，这个人不仅知道大象的存在，而且还认同大象的合理性与先进性。他文中的“我们”，其实是“他们”，那些被称为“韭菜”被割了一茬又一茬的人，他大概觉得这些人是自己犯下了过错，是索多玛的建造者，活该被烧成一片灰烬。我不知道什么样的愚蠢和短视，会让人产生这样的想法。

在沙发上手脚冰凉地坐了很久，给同一个时区的朋友发消息，我说我心情很差。她回复我说，不要忘记此刻的愤怒。我想起这篇文章，呆了一会儿回复说，我不会忘记的。

早上起来，昨天晚上在激愤中转发的内容被删除得一干二净。我的社交网络账号也被禁言了。把这件事告诉朋友，她问我有什么想说的，她可以帮我截屏发出去。然而除了混乱的愤怒，我并没有什么想说的，跟她聊了几句，就收拾好东西出门上班了。

走出院门，一个景象吸引了我的注意。相邻的一栋住宅楼前，一位年轻的姑娘正蹲在地上打扫楼前的铜地钉。我住的街区，在二战以前是犹太人聚居的地方。战争过去之后，人们整理了被屠杀的人的名单，把它们铭刻在铜质的地钉上，嵌入他们生前居住地门口的地面上。我们这条街上几乎每栋楼前都有好几个这样的地钉。那个女孩儿一手拿着干布，另一手拿着抛光剂，仔细地擦拭着一块刻满了字的地钉。我看着她，昨天晚上一直没流下来的眼泪夺眶而出。德国的政局这两年也是很多动荡，极右翼在很多地方政府都占据了相当多的席位，各种种族主义的言论甚嚣尘上。但在这里政府没有否认历史，它做了很多努力让自己的公民记住曾经发生了什么，它制定了法律保护人们可以自由地谈论曾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一切事情。所以，很多人没有忘记。

我是一个有点日常小迷信的人。这个女孩对我来说，就像密布的乌云中透下的一束光。我忽然有了冲动要把这一刻记录下来。我不会忘记2020这个惨烈的新年，它值得被所有人记住，它值得被称作是一个“拐点”。

如题

2019年很快就过去了。时间流逝的速度之快，让我觉得不真实。然而回想上一个新年发生的种种，又觉得是很早以前的事了。人们对时间流逝的感知与他们的经历和得失有没有可循的规律呢？即使有，大概也属于玄学一种吧。今年不想立flag和做清单式的年终总结，只想梳理一下事件和情绪。

上午和搞社科的小哥哥一起去中国城吃茶，路上他问起我的工作，我说，工作有很大的问题，但不是生存问题，是发展问题。事后想起来，发展问题，应该同样也是生存问题吧。（？）

我和飞先生是十六七年的朋友了。他曾经常出现在这个blog中，但最近几年我较少提到他了。我们从朋友变成了事务所合伙人，在工作渐上正轨的同时，彼此的关系却日渐疏离。没有必要在公开的blog里陈述事实，但总之，相爱的人儿们不会平白无故地疏离，不能否认对飞先生，我有很多不满与愤懑。

曾经，对于世界加诸于我的所有烦恼，我习惯在混沌中默默忍受，也许会间歇性跟人嚎叫两声，或是到网络树洞中吐槽一番，之后不外乎继续默默忍受，“砥砺前行”。但好奇的人总是奢望理解这个世界，我也想要认识自己的烦恼。忽然有一天我发现，本来是作为消磨时间的“闲书”们，却可以提供各种理论框架，把所有的烦恼都框进去。那些比我睿智的人们就算没有给出解决方式，也从各个角度提供了认知和分析烦恼的途径。我的烦恼哪里是我的烦恼，它们是人类的烦恼。

So the world is not any more the one it used to be.

从理论中我得出一个结论，Women are the niggers of the world, I am the nigger of the office. 再加上那些我从来就无法感同身受的价值观，以前还能带着一种欣赏奇观的exoticism笑眯眯地旁观，被各种理论过滤一番之后只觉得索然无味，更加厌烦。这是我跟飞先生分歧的原因。理论给了我底气，也给了我一些行动的模板，同时让本来做事就横冲直撞的我更加理直气壮。冲突无法避免，分歧难以融合，争吵除了把每一件事情都变得愈加丑恶，并没有起到更多的作用。在某些不知所措的烦恼时刻，我怀疑精致的理论是不是像白雪皇后那个故事里镜子的碎片一样，落到人们的眼睛里，让他们眼中的世界从此变得冰冷而丑陋。

这是一个complicated和delicate的情况，我不知道如何面对它，也不知道在新的一年，它会变成什么样子。在可控制的范畴中，2020年，我想改进自己与人交流的方式。

我是一个奇突而生硬的人。夏天的一个生日宴会上我遇到U，一位Xenofeminist（外来的女权主义者？）。我大概在吐槽飞先生养育后代给我带来的困扰吧，聊着聊着就聊到生孩子这件事上来。啊，她说，资本主义社会巨大的生活压力夺走了人们生育的意愿。我正在做一个研究，探讨为什么前民主德国的人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反倒乐于生产。

这有什么奇怪的。我说，前民主德国的人在计划经济制度中失去了主体性。国家分配工作，包办每个人的生活。通过追求事业实现自我价值只是极小一部分人才能享受的奢侈，其他的人当然就结婚生子，把热情倾注在建设小家庭上了。

U生硬地说，你说得很对。然后我们的谈话就结束了。

格格巫说，你不能这样跟人讲话。这会截断一切继续讨论的可能性。跟你说话的人要不就意识到自己是个蠢货，要不就因为如此浅显易懂的道理你居然在那里洋洋得意地宣讲而认为你是一个蠢货，反正不管哪种方式，这个对话都进行不下去。他说，更好的方式是问问题。比如：interesting！那么你们探讨出来为什么了吗？在对方的回答中，你迟早能搞清楚到底谁才是蠢货。

也许他是对的吧。不管是不是对的，这个方式或许都可以帮我变成一个更柔软的人，把某些我也许不愿意结束的对话进行下去。所以，新的一年我希望自己能习得这个技能。

加油！

昨天是24号，格格巫的基友A请我们去吃饭。我们抱着好几个礼物（本来不是为圣诞准备的，一周前A帮了我一个虽小但重要的忙，为了表示感谢，我在机场给他和孩子们买了一点小礼物）到了他家，想要很俗气地放在圣诞树下，结果发现他家根本没有圣诞树，只好找了一盆绿植，把礼物塞在花盆下面。

酒足饭饱之后，A的老婆莎乐美拿出一把九头烛台，点燃三枝蜡烛，带着孩子们开始唱希伯来文的颂歌。然后，为了体现这类节日在当代社会存在的价值，两个小屁孩各自得到一个小礼物。我们也趁着这个机会，把我们带来的礼物分给A，莎乐美和孩子们。

回到家里，格格巫打趣说，莎乐美最近两年忽然重新意识到自己是个犹太人了。其实他们一家子并没有什么宗教信仰。A在加州长大，爸爸是黑人，妈妈是白人。莎乐美是来自纽约的犹太姑娘，不过她们家应该早就已经世俗化了。莎乐美几年以前忽然觉得，一到十二月底就总是圣诞圣诞圣诞，孩子们既然有犹太血统，那也应该了解了解犹太节日。所以把压箱底的烛台、希伯来颂歌本子什么的一股脑翻了出来，开始在家里过起了光明节。

以前我看人抨击“政治正确”，有一个常被拿出来讲的点就是所谓的“happy holidays”，圣诞节这么普天同庆的日子居然不能铺天盖地地互相问候圣诞快乐，而是要改成畏畏缩缩的“节日快乐“，别提多别扭！那时候我还觉得这些人挺有道理，毕竟，我生活在——出于某种历史原因——犹太人数量极其稀少的国家，光明节这样的东西我只在书上看到过，到底是什么时候要干什么我一无所知。设身处地地想一下，过春节要是有人不让我说“恭喜发财”而改口“祝您幸福”，那我说不定也很生气。但这几年因为结交了几个犹太朋友，忽然发现基督教徒过圣诞节的时候，人家犹太人也是要过节的嘛，这样一来我就理解那个“happy holiday”了，凭啥铺天盖地都是“圣诞快乐”呀？我要是犹太人，我也不乐意。

我之前也跟一些抨击政治正确的朋友有过一些讨论。他们在这种时候会说，你们要happy你们的holiday你们一边儿happy去，干嘛要按着我们的头，逼我们一起happy呢？改变让人感到舒适的习俗确实会引起那些懒于思考改变原因的人的反感，然而当“政治”作为一个方法论出现，要扭转一个数量巨大的群体的集体习惯时，我不知道有什么更加理性温和四平八稳的可能性，不管怎么说，即使这种可能性存在，也应该是在无数的偏移和纠正中被摸索出来的吧。

Merry Christmas本身就不是通过什么理性温和四平八稳的方式成为西方世界一个传统项目的。稍微研究一下日历，会发现基督教几乎所有重要节日都跟一些其它民族和教派的某种节日重叠。在基督教扩张的历史中，为了抢夺信徒，教会把自己的节日跟其它教派节日设置在一起，让那些改宗到基督教的人没有机会通过参加异教的庆祝仪式改变信仰，这个过程一定不那么令人愉快。其令人不愉快的程度可能远远超过在购物中心或学校礼堂砍掉几棵圣诞树。当然人类的历史本来就是打来杀去的一本烂账，倒也不是在说基督教什么坏话。我只是感慨有时候人们对“矫枉过正”的反感甚至远远大于对错误本身的厌恶，不知是因为这些人心里其实赞同那些被“政治正确”批评的对象；还是说他们从理性上知道政治正确并没有什么错，但感性上却无法共情，理性与感性的撕裂造成隐秘的羞耻感和语言行为上对“政治正确”各种各样的看不顺眼，就像那些恐同的深柜一样。

我前几天因为“政治正确”的事情在网上吐槽，后来又跟朋友有一番争论。这一番争论让我再一次深深地感受到，我们每个人对事物的观点，都如此深刻地被我们的教育、成长背景和生活环境所影响。有时候相似的出发点，却可能导出截然不同的结论。各种认知的鸿沟让我们越来越像生活在一个又一个孤岛上，无法彼此获取温暖。怎么办呢？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对我自己来说，（哒哒哒新年感言开始了）还是要多读书，多思考，少多说话，跟愿意讨论的朋友讨论问题，就算彼此持着不同的观点，只要心平气和，也能够有所收获。希望自己能够更经常地打破成见、跳出舒适区去想问题。

最后有一个感想：朋友的小孩长得都好可爱啊。但真的是两个小魔鬼。整个晚上所有的人都围着他俩转，大人们几乎没法正常交谈。几个钟头之后我头昏脑胀，又无聊又烦躁，简直想要一头撞死。所以那些心甘情愿繁殖后代的人到底怎么想的？！

跟格格巫唠嗑儿，本来在说他讨厌圣诞节这档子事儿，忽然就扯到了他的长辈上去了。听完故事我立即想来blog里八一八，要是格格巫知道了肯定很火大吧，但是嘻嘻，谁让他不懂中文呢。

格格巫的外公是个纳粹。据说格格巫小时候有一次跑到屋顶储藏室里玩，翻出了外公的党章。他不知道那是什么，拿下来问外公，外公就很不好意思。当着小孩子和家人的面，只好说，这是纳粹的党章，但我当年是不得已才入党的。小格格巫问：外公那你在纳粹党里面干什么呢？外公就说，我干的是文职工作啊。那时候我被派到东德，负责把那些没有人住的房子分给需要房子的人。小格格巫又问：为什么好好的房子没有人住呢？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格格巫的外婆是个医生。外婆家两姐妹都是独立执业的医生，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外婆的妹妹嫁给了一个“耙耳朵”，在家里大权独揽，30年代末瞧不上国内的气氛，举家移民去瑞典了。外婆自己则选了一位高大英俊的律师，从此这辈子就被他吃定了。

作为一个野心勃勃的律师，外公职业道路上一个必然的坎就是“入党”，如果不入，那么上升的渠道就封死了。于是外公就只好变成了一个纳粹。但很奇怪的是，战后他们一家进了俄国的战俘营，反倒是外公只身一人逃了出来，腿儿着回到了一片狼藉的拜仁州。

这里有一个很耐人寻味的细节。按理说带着两个孩子留在俄国战俘营的外婆一定凄惨到毙，然而据外婆说，被俘的那几年是她人生中的高光时刻！她每天开着翻斗摩头车，把两个小孩子塞在车斗里到处给人看病。不管是俄国军官还是德国战俘都超级尊敬她，外婆每天忙得要死，老公什么的抛到了九霄云外。

反过来，回到巴伐利亚的外公则陷入了抑郁，出于对外婆的思念，他开始每天为她写日记。但是身为极其擅长压抑自己情感的传统男性，外公的日记里读不出任何思念的痕迹。格格巫说，老头哼哼唧唧地写道：我失去了工作，觉得自己是个毫无用武之地的人，只能困在屋子里，浑身力量无处发泄。接下来他又写道：我站在窗前，长久凝视窗外废墟上那些捡拾砖瓦的女人… 年轻的格格巫愤怒地想：你凝视个屁啊！浑身力量，干嘛不去帮着捡一捡？！所以这本日记他读了两页就读不下去了…

后来战俘营解散，外婆带着孩子们回到家乡，跟外公白头到老。格格巫一直认为他们颇为恩爱，证据之一是老两口每年都会一起开着房车出去度假，这个习惯从未间断。但在外公死后，外婆连老头的葬礼都拒绝参加。而且她再也不愿意出门了，“房车旅行，”她说，“是我人生中最可怕的事件。”格格巫表示同意，他的外公外婆属于那个每到夏天会长时间地出门度假疗养的阶层，但战后大家一贫如洗，住不起丽池酒店，只好开着一个小房车，带着一顶小帐篷和一个折叠橡皮艇出发。每到一个目的地，外公会先把小帐篷架起来，然后戴上自己的船长小帽，两个人驾着橡皮艇去游湖…这种辛劳的旅行方式给小格格巫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以至于去年我们去希腊度假的时候，我拿出自己在淘宝上精心选购的吹气沙发想要炫耀一番时，格格巫PTSD发作，摇动双臂尖叫着跑出屋去，很久都不愿意再进来。

在我看来，格格巫的外公还是一个PUA高手。外婆作为一个高收入的职业女性，嫁给他后被一番洗脑，接受了自己“不善理财”这个“事实”，诊所收入全部上交，自己只能从外公那里得到一点可怜巴巴的零花钱，连买衣服都不够。外公去世后，她立即从上门传销的骗子那里花一万马克买了一张冒牌波斯地毯。当年的一万马克啊！怕不要值现当今的十万欧元！家里人都被雷得外焦里嫩，纷纷提醒她有可能受骗上当，但是外婆很得意地说：我知道！老娘就是想胡乱花花钱！

今天我要来讲一讲飞先生生孩子的事情。

超级无敌家庭男飞先生有朝一日要养孩子，这个地球人都知道。但这次的生孩子事件，仍然可以称得上猝不及防。

我跟飞先生之间那些“老夫老妻”型的恩恩怨怨先放在一边不说，六月我从芝加哥回来，有一天我们开了一个长会讨论工作，会后他忽然留下来半是羞涩半是为难地说：“嗯有一个事情我必须告知你，就是我们准备要一个孩子。现在已经在申请中了。”

看到我猛地瞪圆双眼，他赶紧补充：“但是你不要着急！不要着急。领养程序要好几个月，之后的等待时间起码也有两三年，这两三年足够我们调整工作安排，做好该做的准备了。”

那么我听到他这样说，也不好跟他多做纠缠。之后飞先生就在工作之余热络地参与到领养申请程序中去了。具体要干些什么我也没兴趣打听，飞先生自己没忍住讲了一些，我了解到他们需要上一系列关于如何为人父母的课。这个课对想要领养孩子的人来说是必修课，如果在课上的表现得不到认可，是不能获得领养资格的。我认为这种课程应该被普及到全人类——有助于进一步加速人类的灭绝。飞先生曾经兴致勃勃地跟我描述上课的情形，同学好像有五对等待领养资格的人，两对异性恋，两对男同志，一对女同志。据说，老师曾经饶有兴趣地问那对女同志：你们为什么不试着找精子自己生呢？其中一位很虎地回答：“老师不瞒您说，我们太肥了。”

飞先生他们申请领养德国本国小孩。我听到的时候觉得颇奇特：德国这种第一世界国家还有被遗弃的小孩？为什么不去国外领养？飞先生告诉我领养外国小孩手续繁杂，而且要付出很多金钱，反倒是领养本土小孩来得便宜又便捷，真是出人意料。

不难想象，飞先生夫夫一定是领养机构那些大叔大妈心中的宝贝。就这么说吧，当他告诉我不要着急，一般来说领养的等待期都长达两三年的时候，我也是相信的。大家都这么说，还有人等了五六七八年也没等到。然而，飞先生夫夫领养申请的程序还没走完，机构的大妈就又是欣喜又是神秘地告诉他们：有个孩子在等着他们啦！但是请保密哦！现在还不到板上钉钉的地步哦！老实说，我惊呆了。

那个孩子还在他娘的肚皮里头就被抛弃了。后来我了解到，这位妇女之前已经三次产子，第一次是在她高中的时候。因为高中生妈妈自己也是未成年人，所以孩子一出生就被未成年人保护局带走了。后来的三个孩子属于两个不同的男人，现在这个孩子和他哥（或者姐）拥有同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父亲。这男的平时还好，但只要家里因为任何原因关系紧张的时候他就一走了之，是个靠不住的混账。也因为这个原因，孩子的生母得知自己再次怀孕后就决定自己无力抚养第三个小孩，提前签署了抛弃声明。

还好，飞先生提到，虽然决定抛弃小孩，但这位妇女仍不失为一位负责任的女性。她很注意孕期健康，没有进行抽烟喝酒吸毒之类丧失理性的活动。飞先生甚至提到这位女性当初在学校里虽然因为怀孕辍学，但成绩居然不错，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打听出来的。

这种故事听了让人非常唏嘘。飞先生他们因为搬到波茨坦的原因，领养是在布兰登堡州进行的。布兰登堡州属于前东德地区，我刚到德国的时候，就在该州一个叫“哈文河上的布兰登堡市”的小城住了三个月。那时候每天我都坐一个多小时的火车到柏林来学德语。因为语言不通而且跟当地没有发生什么实际联系，我对布兰登堡人的印象非常扁平：他们穿着土气，但人很善良。我曾经用菜刀在拇指的关节上拉出了一个很深的口子，但因为医保还没办下来，不敢去看医生，每天都露着白花花的骨头走来走去。是一位爱管闲事的大哥看不下去把我揪到诊所里，医生免费给我上药包扎，还赠送一大堆消炎药和各种在当时我眼中很高级的防水创可贴和胶布。总之就是这样一个地方，现在极右势力在州议会里的席位达到了20%。我们去波茨坦玩儿的时候，朋友会说，你看我们身边走着的人，每五个里就有一个纳粹。

在这样的地方，会有一位这样的妇女，好像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不过好在小孩子落在飞先生夫夫的家里，也算是飞来横福——让人想起那些在天朝被丢弃的女婴，让美国人欢天喜地地领了去，最后念哈佛进500强，走上人生巅峰之类的奇情故事。

这位小朋友好像也知道了自己的好运气，等不及要来到世界上，他妈提前预产期五天进了产房，飞先生魂都没了，立即跟老公连夜搬进医院待产，因为早产儿要进保温箱，他们就在医院吃住了三天，每天接受护士小姐的培训，虔诚地进入了奶爸养成计划。

我是在约翰两周大的时候见到他的。顺便说一下，约翰这个名字是飞先生他们取的，据说是个很美好的名字。但我对洋人名字没有语感，我唯一认识的约翰，就是跟飞先生共同的前同事，一个老是把衬衫扣子开到露出胸毛，喜欢搭讪亚洲女生的老猥琐男。所以飞先生在告知小孩名字的时候，不得不打起精神再次接受我双眼猛瞪的厌恶表情。

我见到约翰的时候，他表现得娴静而与世无争。除了吃奶换尿布的时候小哭了两场，全程都在呼呼大睡。小兽医熟练地洗奶瓶泡奶粉喂奶换尿布擦屁屁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得到我家老母亲又爱又羡的由衷赞叹。虽然，他们也不无遗憾地提到因为没有乳房这个装置，小约翰总是欲求不满，常常哼哼唧唧。但我想小约翰一定会很快忘记生命中这种短暂的遗憾。而我也开始思考，是不是两个男人或是两个女人才是养育小孩的更优组合：我很难想象常规男女生育组合中能够达到这种可操作的完全均衡，毕竟女性的身体负担了更多生育相关的天然职责，也给了男人太多溜号的借口。

约翰满月之后的某一个晚上，我出门跟格格巫的朋友们喝酒，不免谈到了合伙人喜得贵子的事情。格格巫基友的女友心有戚戚地说，现在正在做这方面的课题：作为一个搞性别研究的白左女知识分子，她的课题当然涉及对性别权力结构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她提到了人们在当代社会因为巨大的生活和工作的压力失去了延续后代的欲望，然而，她认为，在某些社会主义社会，比如几十年前的民主主义德国，因为国家提供足够的津贴，人们不担心失去工作，完全没有生育的压力。听到这里我狐疑地插了一句嘴：难道不是因为在光荣的民主主义德国，人们没有选择工作的自由，也没有可见的上升通道，所以闲着也是闲着，没事儿就快快乐乐生孩子吗？基友的女友无fuck说，选择不再跟我继续讨论她的课题。

我非常希望社会继续进步，终于有一天所有的小孩儿都是实验室里造出来，社会机构养出来的。如果有人像飞先生夫夫一样热衷繁殖后代，那么一定要先经过严格的考核，然后在小孩成年之前都受到有关机构的紧密监管。

农历新年的假期也快要过去了。这周上海的同事又开始上班，每年到了这个时候，才让人觉得新的一年正式开始了。中国人的年，翻篇速度格外的慢。

过年——不是农历，而是新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小事。我一直想要记下来，但因为日更的flag没有立起来，屡屡拖延，几乎要忘记了，现在在越洋飞机上，睡不着又没有好电影，不想工作不想看书，正好打开电脑搞博客创作。

这个新年是跟格格巫的家人一起过的。因为他妈妈80大寿和父母金婚两个大日子，再加上圣诞元旦，节前我们就在南边他父母的家会合，后来又一起去了比利时的海边，足足在一起呆了两个星期。

那是充满了莫名其妙（对我来说）的家庭义务，并且时刻被喧闹的小孩子，丰盛的下午茶，没完没了的礼物分配，漫长的散步和其它种种节日及纪念日庆祝活动填满的两个星期。到最后大家都有点精疲力尽。假期快要结束的时候，格格巫的姐姐姐夫带着四个孩子离开去了阿尔卑斯山滑雪，剩下我们和格格巫的父母单独呆在比利时海边的度假小屋里，喝一次“简单”的下午茶，终于两位老人发现了一直在尽力扮演透明人的我，开始问起了我的情况。

我的情况并不复杂，不过跟他们儿子的远距离恋爱在大家看来都有点“difficult”，所以格格巫的父母乖巧地避开了这个话题。而我的工作也超出了父母们（不分国别）愿意理解并讨论的范畴——不在本国，没有雇主，没有办公室政治，也很难谈得上有什么发展企划，所以大家很快就皆大欢喜地锁定了“八卦”这一永恒让人愉悦的经典聊天安全区。而飞先生，作为我的德国合伙人，因为是格格巫的父母通过我的描述最能想象的人物，不幸就成了我们八卦的对象。

我谈到飞先生去年夏天又结婚了。

严格地讲，伊不是又结婚了。飞先生和小兽医在2014年夏天喜结连理，小兽医改了飞先生的姓——虽然我也不是很懂改名字这个点，但幸好是他而不是飞先生改，不然我们事务所的名号也得跟着改——两个人一直恩爱至今。不过在2014年，他们俩的关系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能被称作婚姻关系。彼时“婚姻”在德国仍是一个异性恋专属的标签，LGBT人群所缔结的“法定伴侣关系”，在法律和经济方面的权利和责任虽与异性恋婚姻无异，但仍然不能被称做“婚姻关系”，具体的原因我没有进行过深究，依稀记得与宗教相关。从2018年9月开始，德国的某一些地区（还是全部？）将婚姻关系的标签向LGBT人群开放。小凡夫夫、飞先生夫夫喜大普奔，都第一时间去民政局登记，正儿八经地再结了一次婚。

对于他们的“再婚”，我和飞先生并没有很多交流。他们去民政局的时候我不在德国，只是遥远地送上了祝福，后来也没怎么提起过。有一次我问飞先生为什么要再结一次婚，他一边好像有点诧异，一边还是立即回答我是为了得到承认，我不知道该如何推进这类尴尬的讨论，就嗯了一声，快速转移了话题。

作为一个有短暂而丰富的搅姬历史，并且支持一切平权活动的人，我对同志结婚这个事其实有一些腹诽。当然了，我认为任何人如果想要结婚都应该有能够结婚的自由，也理解同志人群需要得到承认的心理需求，但“婚姻”作为一种符号性的冠名，一直让我有些反感。我并不反感缔结法律承认的伴侣关系，虽然人到中年，我们看过了太多人间杯具，也读过社会学家们对于现代社会婚姻关系种种灰暗的研究，听过他们关于这种历史悠久的亲密关系必将消亡的预言，但我仍然相信稳定的长期关系对人们生活正向的作用力；也觉得仪式性的承诺和与之相连的责任对处于长期关系中的各方（也不一定是两个人哈）在心理上有着无法忽视的暗示性；再说了，对于还没进入未来世界的人们，法定伴侣关系带来的各种benefit也是难以割舍的。但为什么要继续将“婚姻”冠名给同性之间的伴侣关系呢？我甚至觉得异性恋的伴侣关系也应该抛弃这个符号——这个让人觉得既狭隘又腐朽的符号。在基督教国家，教会认为只有在上帝的见证下缔结的伴侣关系才能被叫做婚姻，长久以来LGBT群体因此被隔绝在围城之外；而作为历史上最小而弥坚的社会单位，人以婚姻之名行禁锢和剥削之实，不仅是对那些被摒弃在这个小单位之外的人，身处其中的人更是如此。所以，在获得了平等的缔结伴侣关系的权力之后，同志们为什么还要执着于这么一个挂满了沉重历史包袱的符号呢？

当然飞先生们肯定不会这么奇突地想问题。如果普罗大众都结婚，那他们自然也要结婚，非如此不能彰显平权和社会承认；如果异性恋女人结婚后要冠夫姓，那他们也要改名字。对于女人来说，在漫长的历史中，失去自己的名字意味系统的奴役和深重的屈辱。但对于已经平权的男同性恋，这只是一个罗曼蒂克的举动，也许意味着主动的赋权和献身，也许什么意义都没有，就只是罗曼蒂克而已。

哦扯远了。总之在那个八卦的下午，我提到了飞先生的婚姻，委婉地表达了我并不是非常赞同。但我并没有像在上文中一样长篇大论地阐述我的观点，毕竟，我只是在跟男朋友的父母喝下午茶，这样上纲上线的讨论是奇突和不合时宜的。但我没想到的是，格格巫保守的中产阶级基督徒父母马上表达了赞许，他爸爸说：是啊，我们也觉得同性恋们有点太过了。我们的意思是，他们已经都平权了，但是干嘛要那么嚣张地在各种场所张扬自己的存在呢？

我目瞪口呆，额，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我忽然想起来，我们刚刚庆祝完老两口的金婚，如果我贸然开始解释，并进一步不识相地批评“婚姻”作为社会学符号的问题，估计这个下午茶要搞得无法收场…

于是我带着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默默地抿了一口茶，坚决不开口，等着旁边满脸黑线的格格巫找一个新话题救我于水火之中——想来春节返乡的大家，一定也经历了很多类似的情景吧。

最近跟格格巫因为一些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吵了一架。这次吵架持续了一个星期——对于两个工作狂来说，持续一个星期的意思就是某个周末起了争执，周末过去之后因为忙于工作，所以假装和好，每天还要虚情假意地打一个塑料姐妹花电话互致问候，到下一个周末终于忍不住爆发，把一个星期的积怨都倾盆而出，争辩剖析，最后终于冰释前嫌，和好如初。

昨天在电话里，格格巫哀怨地说生日（上周五，我们最后和好的前夜）的时候无心工作，一直在进行网络window shopping，往购物车里添加了两套西装，一件外套，一顶帽子，然而最近入不敷出，囊中羞涩，无力清空。我问他，这么无聊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啊？我来安慰你撒！

格格巫说，我不敢啊，我们不是在吵架吗。我预感你马上就要爆发了。

我说，但是你在过生日呀！没有人会跟过生日的人吵架的。我难道没有在深夜12点给你打来祝福的电话吗？

格格巫说，但是我18号生日，19号你就爆发了，把我骂得狗血淋头。

我说，但是过生日那天我对你很好呀！我还唱了生日歌给你听！

格格巫说，火山爆发之前，小动物们都会逃走，是因为它们能感受到空气中危险的气息！

是不是很可爱！

农历新年就快到了，再不做年终总结就得等2020年了。自从格格巫去了芝加哥，我绕着地球工作恋爱的疯狂生活已经过了两年。这两年我立了很多flag又打了很多脸——比如仍然不会开车，比如blog不仅没有日更连月更也做不到，又比如看书越来越少——但是我也有一些意外或计划中的收获，比如有了上海的office和很可爱的同事，又比如在柏林买了一间有南向大阳台的公寓，从无产阶级变成了一个债台高筑的人。有时候我觉得自己不思进取虚度人生，但偶尔也会感到充实和快乐，这多亏了身边那些温柔而善良的人。

新年flag：日更！读书！考驾照！

因为友博听听提到欲壑难填的事，我也想来跟风两句，虽然并不是很确定到底想讲什么…主要是因为，我并不是一个欲望很多的人，除了固定去超市添购生活必需品，几乎不怎么购物。这也许跟我在德国生活有点关系，因为每次回国在花花世界里杀进杀出一番，就立即觉得自己必须进行消费：华服啦，美食啦，奇技淫巧啦。一旦离开强国这种欲望便快速消逝，即便借助惯性勉强消费了，大多数时候也像是在完成任务，或者走过场。

其实我想讲的是消费焦虑。

我对物质过剩有很重的羞耻感。不是道德层面的羞耻感，跟马尔库塞啊鲍德里亚什么的也没有关系，只是单纯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的羞耻感。前两天我清理衣柜，搜检了一大编织袋的衣服去扔掉，大概有20公斤。统计了一下，品类有运动服、上衣、裙子、裤子和鞋；衣物平均年龄在五年左右，比五年老的大多数是在商店里买的，比五年新的几乎都是淘宝而来。我要扔掉它们是因为家里两个大衣柜都被塞满了。这么听起来似乎衣服的量很大，其实未必。我大部分衣物是挂起来的，很占空间，可以在数量较少的情况下迅速填满衣柜。我无法忍受叠放——光是想到叠放和与之对应的挤压感我就为衣服们感到委屈。但挂在架子上的衣服多了之后，也差不多是一个垂直叠放的效果，柜子里挤得密密匝匝，根本看不出内容。于是我整个季节翻来覆去地穿挂在最外面的几件衣服，然后天天绝望地想，怎么又没衣服穿了？怎么总是打扮得像一袋土豆…絮叨了这么大一段，大家应该明白我的强迫症不治将恐深。而面对20公斤的旧衣，我感到非常无力…该把它们扔哪里去？垃圾箱肯定不行，大部分衣服的质量都还很好。或者塞进街角的旧衣回收箱？然后呢？这些衣服会不会出现在二手服装市场论斤出卖？还是会被送给无家可归者？或者难民？城里面有专门捐衣服给难民的点，也可以把编织袋拖到那里去，可是我怎么扛得动20公斤？说到底我那些矫揉造作的高跟鞋和半透明T恤对无家可归的人们会有什么建设性帮助？

书也是一样。即使经历了一次跨国搬迁和与之对应的“断舍离”（讨厌这个比我的高跟鞋还要矫揉造作的词），我又慢慢攒起了一墙的书。可是我现在很少看书了！这些书的存在持续地提醒我精神生活的日益贫瘠，让我在经过这堵墙的时候抬不起头来，总有一天我要把它们都扔了。

食物也是一样。干货和调料经年累月地放在厨房的架子上。对于一个常常在外奔波的人来说，跟这些囤积品打交道的唯二机会就是买入的一刻和发现过期把它们扔进垃圾箱的瞬间。但如果某种调料或食材在过期后没有迅速补货，很快就会有一道符合墨菲定律的菜肴非做不可，到了做的时候才发现这种必须的成分刚被我扔掉了。

人是物质的奴隶。我们占有物质的同时就注定了被奴役的命运，区别只在于强迫症的程度和与之相关的，对被奴役这个事实的认知深浅。从美学角度来说我是很向往家徒四壁的，道德层面也希望有朝一日能挣脱物质的束缚。不幸的是，一个在物质海洋中泡大的城市狗与极简生活的关系，大概跟叶公与龙的关系差不多。曾经有一些才华横溢的建筑师在与最浮华的物质发生深刻关系的同时拥有修道院fetisch。我以前只是觉得迷人，现在才感同身受，心有戚戚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