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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牢坐久了，牢房被分出了三六九等。第一等是野生动物园，动物们可以自由走动；第二等是普通动物园，动物们在小区走动，虽然但是，空间有限；第三等是宠物店，动物们只能居家隔离，出不了笼子；最可怜的当然是方舱养鸡场，网上到处流传着悲惨的照片，人们的尊严被无限折叠，最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某一天我们楼忽然喜提野生动物园。群里炸了锅，大家兴冲冲都要到露台上去抽烟，去健身房练肌肉，还要出门遛弯。我忍到中午饭后实在忍不住，跟同事们说了一声，也出门去走了一圈。阳光耀眼，空气清新。宽阔的街道上即没有人，也没有车。远东国际大都会就这么休克了，像一个白日梦。

沿着苏州河走了三个桥的距离，只见到零星几个人，大家都戴着口罩，行色匆匆。我没戴口罩，所以别人都离我远远的。

到了晚上，我想要走远一点，就约了楼里团购认识的两个妹子一起出门。她们下班早而且都不吃晚饭，两个人等了我好一阵。到7点大家一起出门，天已经全黑了。

我们沿着苏州河往外滩方向走。两个妹子戴着口罩，还坚持要让我也戴着。她们对行人非常小心，远远看到一个大巴都要尖叫着跑开，如果是快递员开着小电动车从身边掠过，她们更是害怕得要命，就像两头惊慌的小鹿。

我们楼离外滩大概三公里的样子，但要出静安区的边界，还要跨过虹口区，才能到达位于黄浦区的外滩，年轻点的那位姑娘一路担惊受怕，很快就走不动了。在外白渡桥上她哭丧着脸说要一个人回去，我和另外一个姑娘答应只会再往前一点，走到外滩看一眼然后大家一起骑共享单车回去。她不情不愿地同意了，“腿都在发抖！”她娇嗔着抱怨道。

外白渡桥打着红色的光，空荡荡的看上去甚是诡异。对面陆家嘴所有的高楼都亮着灯，跟平时一样五光十色，大鸣大放。但天空的颜色似乎很黑，比平时黑得多，似乎霓虹灯已经照不亮上海的夜空了。更诡异的是空无一人的外滩，安静到只能听见黄浦江水流的声音，偶尔才有一辆车飞驰而过，发出巨大的噪音。一个保安样的人走上来驱赶我们，他说我们不应该进到外滩拉着封锁线的区域里去：“这里关了一个阳性的人！”他虚张声势地说，“你们要是走到那边去立即就会红码！”我问他好好的人为什么要被关在外滩。但两个女孩子不停地拉了我走，我们飞也般逃离了保安的势力范围。

第二天下班后，我计划再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这一次我果断抛弃了同楼的女孩子们，约了一个家住徐汇区的朋友，就叫他安托万吧！我们计划骑车相会在徐汇和静安相交的巨鹿路158号。

晚饭后我下楼解锁了一辆小蓝车，骑着它去约会的地点。路上仍然是空无一人，八车道的马路就算是红灯也可以轻松地穿越，两侧的支路上常常能看到路障，有穿着白衣服的人守在旁边，不知道会不会守一整夜。从静安区往巨鹿路走，快到终点的时候会路过延安高架和南北高架交界的位置，那里有上海著名的九龙柱墩，就是都市传说中静安寺老和尚做法降龙的地方。平时这里总是大车小车从各个方向呼啸而来绝尘而去，但现在却安静得连一根针掉在地上也能听见。

巨鹿路158号，本来也是著名夜场，灯红酒绿的所在，现在只有一群野猫蹲在路边，看起来饥肠辘辘的样子。春天，猫们生了崽，小猫咪们乖乖地团成一个个小团子。我忽然想到，它们从生下来开始，身边的世界就是静谧而荒芜的，这会如何影响它们的猫生呢？

安托万之所以能出门，是因为他在当志愿者，能穿上代表通行证的蓝色防护褂子。我们一边聊天，一边从巨鹿路往徐汇走，走过了茂名南路，走过了淮海路，走过了瑞金路。每条路都空着，只剩下巨大的霓虹灯在闪烁，广告灯箱照亮了夜空。还有交通灯时不时地变个颜色，发出机械的电声，毫无感情地提醒人们红灯停，绿灯行。

安托万说起这段时间当志愿者的经历，首先是搞菜。他属于这个城市里嗅觉灵敏的那种人。“肇家浜路，”他给我举例，“就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挤满了老外和白领，高大上得要死，当然找不到吃的。但另外一半全是老小区，住满了外地人。我平时就去那边的菜市场买菜，封城的时候我再去，在犄角旮旯里找到了卖菜的人。”我觉得很诧异：“不是封城了吗？为什么这些人还在那里？”“他们有办法的，能吃苦，不会让自己被封起来。那些人就睡在小公园里，睡在车上，睡在桥洞子底下，然后白天就溜回市场去躲起来。管的人也知道睁一眼闭一眼，要给大家留条活路嘛！”安托万不只是跟这些菜贩子买菜，也帮着认识的外国人搞那些他们想吃的东西。据说有几个法国人拿着社区给的咸鸡和绿叶菜一筹莫展，在微信上跟安托万哭诉，安托万就帮他们联系上了闭店的进口食品小卖部老板娘，搞到了大堆快要过期的奶酪和黄油：“一分钱价格都不加！”听得我很是佩服。

走着走着，我们来到了复兴中路，一个小酒吧还亮着灯。玻璃窗上用记号笔写着酒和小菜的价格，这里卖西班牙的tapas，可以喝sangria。透过玻璃窗往里看，店里的人把桌子拼在一起，往上面铺了睡袋。我很久不沾酒了，但当时很想喝点儿，觉得有些情绪只能靠喝酒才排遣得开。于是我说，这家店有人，要不我们搞一点酒来喝。

吧台后面有一个留着胡子，看起来很难说是哪国人的男人。我敲了敲玻璃，做了一个喝酒的姿势。男人摇摇手，往胸前摆了一个十字，意思大概是说已经关门了。那好吧，安托万说，那我们就在门口坐一会儿呗。店面大玻璃橱窗下刚好留了够人坐着抽根烟喝杯酒的台面，复兴路上大概有一万个小酒吧都长成这副模样。刚刚坐下，男人出来了，说“不好意思，我女朋友说，要送酒给你们喝！”然后一个头发漂成淡金色的姑娘风风火火地跑了出来，手里拎了两瓶啤酒和一个开瓶器，很开心地大声说：“请进请进！送你们！待会儿还有可乐鸡翅下酒！”

我们想进店大概还是不太好的，就依然坐在窗台上。女主人拎着一瓶啤酒陪我们喝，这家小店是她开的，留胡子的男人来自尼泊尔。疫情开始后，两人天天憋在家里，就在我们误打误撞发现这家小店的前一天终于憋不住了，双双加入了志愿者的行列。当天她们开车去松江的仓库，装载上“保供物资”运往各个小区。因为出了门，所以不能再回原来住的地方，两个人就在店里睡桌板。一听我们感兴趣，两个人就开始倒豆子一样吐槽：政府如何不可理喻，如何什么都要管还什么都管得乱七八糟。尼泊尔人不会中文，只能跟在女朋友身后云里雾里地搬东西。姑娘本来是蓝天救援队的义工，又狠狠吐槽了一下外地来支援的蓝天救援队成员受到了如何奇葩的待遇。

喝完一瓶酒，我们还是被请进了店里。这家tapas吧有一个小小的露天后院，因为很久没有客人，桌椅上落满了灰尘。我们找了一个角落坐下继续喝，安托万和我又了解到这个姑娘还是一个导演，疫情开始之前本来要去德国深造。而尼泊尔男人则已经在上海生活了十多年，在静安那边有一家自己的店。他们俩才刚谈了三个月的恋爱，现在不得不住在一起，还当上了志愿者，感觉明明是拿了一个sex and the city的剧本，居然给演成了倾城之恋。

喝完两瓶酒，安托万站了起来。对我来说这种邂逅该当持续到下半夜，但既然安托万要走，我也和他一起跟流苏和柳原说了白白。回程的路更加安静了。快到住的地方，我在路边发现了一家医院，门口灯火通明，搭着测核酸的棚子,几个快递小哥守在棚子旁边。我停车下去问了一声，原来是24小时测核酸的站点。那个时候我还在计划要离开上海，发现这个地方让我很高兴，因为它意味着我不需要在去浦东机场的路上折腾着去私人医院走4小时拿结果的快速核酸通道。但很快我就发现，我的甲方并不希望我离开上海，他就像这个国家所有掌握权力的人一样，对运用权力这件事情没有任何节制感。And我的航班也被取消了。再过了一天，我们虽然还在野生动物园那个分区里，但政府决定对野生动物园进行升格处理，大家又被关进楼里，露台和健身房每天只开四个小时。我只好化悲痛为食量，愤而团了很多吃的，甚至自己也当了一回团长，带领全楼无聊的住客们把附近街区的一家wagas扫荡而空。

Why did I tell you I was going to shang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