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我想到了一个坚持新年flag不倒的妙法：写读书笔记。这样一来既读了书，又保持了博客创作的节奏，岂不是两全其美？！唯一发愁的就是考驾照了，我只要一打开理论课的app就感到两眼发黑。我认为自己是一摊学渣。
（打脸啪啪啪：这个星期我都没有读书。不仅没有读书，没有做笔记，也没有时间锻炼身体。我从早到晚都在工作，连做饭都没有时间，还吃了一顿外卖。工作害死人。）
上周我读了一篇大学时候景观课G教授关于中国园林的小文章，这篇文章发在卡塞尔大学出的一套关于Diedrich Bruns的书里面，讲了自己治学生涯里对中国园林的兴趣和探索。因为文章里引用了我当年写大观园的一篇论文，所以他给我写了封邮件，在附件里把文章也发给了我。
我读了之后的感受是：人类的知识都在一道一道深深的鸿沟里，把它们分隔开来的大山是语言，当然还有风俗习惯历史等等，都是大山上层层叠叠的墙。总之，是一个令人绝望的状况。
G教授那篇文章叫做《百闻不如一见》，这个标题也是他在第一次去中国的时候听来的。他在文中讲到自己与中国的渊源最初来自于家族里一位在青岛当过兵的长辈。1914年青岛被日军占领之后，这位长辈还被拖到坂东市去当了战俘，在一战之后才回到德国。在长辈们的讲诉中他萌发了对中国最初的兴趣。
70年代，他读了译本的《金瓶梅》。为了更好地理解书里所描绘的景象，他曾经准备自学中文，当然很快就放弃了。西方园林景观比起其它设计行当更多地受到东方以及中国园林的影响，老G在治学的过程中对中国的兴趣更浓厚了。但是当时他在德国能够接触到关于中国以及中国园林的文献极其有限。美国要好一点，70年代他在加州伯克利修博士学位的时候，经常有中国的教授来客座演讲，三藩有华埠，整个湾区生活着很多中国人，想必那时候他也经常扯着不相干的人讨论关于中国园林，就像他当初老是跟我讨论红楼梦，最后逼得文盲如我居然写了一篇几十页的论文还出了书……
1983年，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没多久，老G觉得他机会来了，组了一个队，拉着一群人从法兰克福经由巴基斯坦飞到北京……从北京出发，他们去了西安、洛阳，顺大运河而下，到了无锡，苏州，上海，桂林，广州，最后从香港飞回了德国。真是一个经典的路线呢。
行程中，老G和他的队友们也进行了一些学术交流活动。在清华和同济他们都做了一些侧重于教育而不是治学的学术汇报。在清华图书馆，老G震惊地发现书架上有成排的德语文献资料，他愤怒地写道“自1920年代以来，中国的学者就陆续地与欧洲进行学术交流，从哥廷根、海德堡等地带回了大量的德语著作。然而在德国大学的书架上根本找不到中文的文献！”更加遗憾的是，老G和他的队友们都不会说中文，而接待方的英文都不怎么样（虽然是清华同济什么的但毕竟也是1983年啊），更别说德语了。让我奇怪的是，他写道，因为没有地图和图纸资料，他们连去了哪儿都不知道…比如在北京，老G猜测自己去了颐和园和圆明园的一小部分。20年后，他根据一篇柏林工大学生的论文判断自己爬了万寿山，2015年他再一次去北京，又重走了一段这条路，才依稀把当年所到之处确定下来。在上海周边要稍微好点，同济的金经昌教授帮他买了两本带图纸的书，一本虽然是全中文的，但里面有圆明园的图。另外一本叫做《中国城市规划史》，唔，标题被翻译成了英文…但是里面有拙政园的图！
总之，老G对中国园林的探索，感觉是在层层迷雾中蜿蜒前行。在1994年，他才在东京的一次学术交流大会上，第一次听到了中国学者自己讲中国园林，那是会说英文的周武忠教授。老G非常兴奋，抓住这个机会，又把周武忠请到其它的大会上去讲中国园林，比如1998年在布鲁塞尔的国际园林大会。2007年，在周武忠的邀请下，老G喜滋滋地去了南京，参观了他一直想要看的“大观公园”，但是他想要找个人帮他翻译红楼梦17章的尝试则失败了，那一章主要是讲贾政带着一堆清客和贾宝玉第一次游大观园并给各种取名题匾，可想而知老G有多渴望了解这次游园的每一个细节。红楼梦这么重要的一本书当然也有德语译本。早在1932年，汉学家Franz Kuhn就把红楼梦翻译成德语，但也许是为了照顾德国读者的耐心，Franz Kuhn在翻译的过程中对原书进行了大量的简化，比如游园的第17章在译本中是14章，而且，按照老G的观点：“Franz Kuhn对园林知之甚少，所以在翻译的时候对种种重要的学术细节都进行了模糊处理。”完整的译本在2009年才出现。
为了更多地了解中国园林，老G在过去的35年无数次去中国，走访了北京、长沙、常州、城子、楚雄、滁州、大理、广州、桂林、香港、新竹、江阴、济南、昆明、丽江、洛阳、马鞍山、南京、南投、清浦、上海、太仓、台中、泰安、台南、天津、无锡、西安、徐州、扬州、岳阳和镇江。然而他写道，“我到过的园林越多，越发现不同时代和地区的园林之间差别如此之大，我的知识盲区如此之多，而我可以利用的文献资料又是如此之少而缺乏系统性”。一个求知若渴的老头跃然纸上。
老G兴味盎然地记录下这些年对中国园林的探索，其中有很多奇怪的细节，让我们看到那些人类知识的鸿沟有时候被一些奇怪的通道连接，但这些通道又像通往桃花源的路径，忽然闪现，又很快消失。比如他记录在1987年，下萨克森州的Wolfenbüttel市著名的奥古斯特公爵图书馆里举办了一场叫做“中国图像China illustrata”的展览，这个展览出了一本煌煌300页的目录，其中3页是关于园林的。关于园林的章节中有一幅雕板画，画上是一道假山堆成的门拱，在拱顶高处有一个亭子。这幅画来自于一个叫Olfert Dapper的荷兰医生，这个人在1676年描写了福州市福清附近的廊桥，该桥居然还是一座庙宇，顶端有一座纤细的宝塔，桥下河水宽阔，可以过大船。宝塔一侧有楼梯，塔身上围绕这很多绘画。一年以后，1988年，老G在彼得堡以南的沙皇村，叶卡特琳娜二世的夏宫里震惊地看到了Dapper雕板画的3D版，由Wassili Nejelow在1772年到1774年间完成的一座雕塑，雕塑也是以假山为桥，上面有一个亭子。亭子由8根大理石爱奥尼柱子支撑，架在石堆上，石堆后面则是沙皇村的“中国村”。这个雕塑与Olfert Dapper的雕板画如此相似，老G只能猜测Nejelow和叶卡特琳娜二世曾经看到过Dapper关于中国的报道，但Dapper其人和这些片段之间的相互联系，都已经淹没在历史中了。
作为一个设计师，在欧洲生活了15年，我才慢慢地理解了这里人们的生活。我虽然不是一个悟性很高的人，但好在有一份好奇心，在15年的旁观和身体力行之后，对于一些曾经欣赏但并不理解的设计，才逐渐可以说懂得了。设计可以是很简单的，只是颜色、材料的堆砌，但也可以是很艰深的，观念与哲学的物化。简单和艰深往往同时出现，我以前只能观察和粗浅地模仿前者，现在也希望读得懂后者，甚至有一天能够以自己的方式去呈现。就像背着一大堆包袱在知识鸿沟之间的山坡上攀爬，希望能有一天翻过去，当然也希望路上都能看到好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