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b
27
2019

陈年掌故——重庆篇(上)

17年初我回国的时候,因为被拉进家族群,所以看了点家里的陈年掌故,贴在自己地界上。那个家族群里都是一些莫名其妙我压根不认识的中老年人,每天发些中老年向的养生处世八卦时政帖,神烦,我直接把群静音了。结果前几天神使鬼差点进去,发现之前那个写回忆小文的姑奶奶又搞了新创作。我再次觉得还蛮好看,继续进行搬运。

这次她进行了系统的创作,文章比较长。除了以前贴过的部分,剩下的可以分成两个部分,我叫做《重庆篇》和《武汉篇》,分批次贴上来骗更:

1944年初,妈妈和我们去重庆时,沿途的事务都是三哥打理。成都当时沒有出租车,连市内公交汽车好像都沒有(我沒見过),我们先乘几辆人力车,载着人和行李到龙泉驿,換乘长途汽车向重庆方向行驶。中途在内江县休息一晚,我们住爹爹的朋友,当地一个银行经理的家,受到他热情的接待。第二天继续乘坐原长途车到重庆长途汽车站,出站后再換人力车到李子坝 建设新村爹爹的住处。

爹爹住通惠银行老板邓华民伯伯家。邓伯伯曾留学德国学电机,是我们老家四川营山县的同乡,他的父亲是著名的四川大军阀邓锡候。

邓伯伯的家建在山坡上,下面是建设新村街和李子坝街,再下面是墨绿色的嘉陵江。从邓家院子后面往上爬到山顶,就是重庆复兴关。邓伯伯和他的妻儿们住院子西边的灰色洋房中,洋房里面有三卧室、一大客厅和一大饭厅以及洗衣房。我们和邓锡候的大女儿和大女婿(中华民国葡萄牙大使馆的武官)住一幢吊脚楼(建楼时未平地基,直接用木材往岩石上支持着盖房,因此底层出现一些木柱,木柱似人腿,四川人将脚的延伸处的腿,也统叫脚)里。吊脚楼和西边洋房之间是很大的花园。花园里有平整的草地,草地的边缘种着月季。草地的东边,有一灌木林,种着许多不知名的灌木。在灌木林的北边有一棵很大很高的月季花,正开着几十朵粉红色拳头大 的花朵,非常好看。我们住的吊脚楼的坡上,是一排佣人住的卧室和厨房,还有一处喂了几头大猪的猪圈。再往坡上走几十米,有两个紧邻的大山洞,是抗日战争时期,为躲日本飞机轰炸,私家请人挖掘的防空洞。洞深十几米,里面冬暖夏凉,但比较潮湿,岩缝中还在往外渗水。

每天邓伯伯、邓伯母、邓锡候的大女儿和大女婿、邓家的一个家庭教师和我们家七口,都在他们洋房的大攴厅里同桌进攴,邓家的三个小孩不上攴桌。饭菜都由男佣们从远处的厨房端来,饭菜非常丰富,每顿饭都和过年一样。大概一个月后,邓家院落下面院子里的房客搬走,我们就入住他们搬走的住处。

新安顿的家,是在一排占地L形的平房里,铺的都是木地板,还有走廊。邓伯母的兄嫂,即韩伯伯和韩伯母帶着他们的小女儿住两间房。我们住五间,另有一间很大的大厅和佣人住的小房间。房后是一大片竹林,有几只班鸠在那里筑窝。房屋西面的院子,有高的竹篱围着,院里有几棵树。房的东面院子很大,却沒有围墙,嘉陵新村和建设新村之间有一条小道,经过院落的北部边缘。院子的南面有一排吊脚楼,六哥、強弟和邓家的家庭教师在那里住过,因搬来后住房较多,也就无人居住了。我们的厨房在吊脚楼的东边,厕所在离厨房几米远的东北角上。院子略靠东处,有一个大坑,是日本飞机扔下的炸弹炸出的痕迹。很大的院落,只在东窗前妈妈种了些桐篙菜,其他都是野草野花,几乎遍地都是黄花却沒有香味。

我们周围的邻居,都是当时的显贵们。南面的山坡上是邓华民的大花园。东面是著名的民族资本家,久大精盐公司创始人范旭东的家属宿舍,他的一些子孙们住在那里。东北面是史迪威将军的司令部。史迪威将军是抗战时期美军驻中国战区总参谋长。那时,我们常坐在靠我们这边的山坡上,看他们在房的平顶上演电影。我们住房的南面是国民党元老邹鲁的住处。邹鲁参加过黄花岗起义、反袁、护法,较早就参加了辛亥革命支持孙中山,还是汪精卫执笔孙中山遗嘱的现场見证人,当过广东大学(后改为中山大学)校长,是第一位精心研究和撰写国民党党史的人,但他一贯反苏反共反对国共合作,属于西山会议派。邹鲁和他的家人,住面积很小的两层洋房,楼上楼下加起来四间房,另有很小的平房是厨房。他儿子的房间和我住的房间的窗户对着,他不常回家,可能在上大学,有时見他在屋里拉小提琴。他们家院子也不大,大概四十多平方米,基本上是三合土地面,院子东面有一棵树。每天早晨我买菜都看到邹鲁穿着蓝长衫坐在院子的藤椅上。他们家也沒有警卫。我常看見他的夫人进出建设新村街上住户的家,那里住的多是司机和勤杂人员及其家属,说明她设有架子,还能和下层人打成一片。邹鲁的夫人有时也到我们家,和妈妈一块打麻将,她曾经拿一本邹鲁写的书给我看,当时我小学文化,对这样的书不感兴趣。我们家西边的邻居是国民党早期党员,国民党二级陆军上将李烈均,我们和他们家只有稀疏的竹篱之隔,他们那边的山坡较陡,邻近我们的基本是陡坡,长满了野草,房屋建在比邓伯伯家还要高的山坡上。从建设新村街上他们的大门处,有一条石砌的阶梯路,直通他们房屋所建处。李家的花园也不大,比起邓伯伯家的花园就差远了,他们家也没有警卫。这些国民党高级官员,不像我们共产党官员那样,能享受到那么多特权和特供。1946年李烈均去世时,蒋介石来他家吊唁,蒋在建设新村李烈均家门口下车,国宏弟当时是九岁小孩,沒有人干涉他,就在那里近距离的見到了蒋介石。我们家和李烈均家间的篱笆处,在靠我们这侧,站着一个警察,他並不阻止我们站在走廊上,观看离我们略二十米远的蒋介石。当时我们看見蒋介石披着黑色的披风,骄健的爬几十级的台阶去吊唁李烈均。哪有现在共产党领袖人物出行时戒备森严的氛围。

我们在新家住几个月后,邓伯伯在城里的毫宅也蓋好了,邓伯伯和邓伯母让我们搬到他们原住的大花园房住。我听爹爹和妈妈商量,一是厨房离得太远,如果用洋房的洗衣房做厨房,会把墙壁弄髒。二是房子太多,吊脚楼和它后排的厨房和佣人房长期无人住,也会毁掉。三是沒有精力和能力修剪花园的草坪和一些珍贵的灌木。爹妈得出的结论是:为了不损坏邓家的财产,只有婉言谢绝。过了些日子,雷伯伯(和爹爹一样都曾留学日本,后来是解放前四川省银行的总经理)全家三口,和雷伯母的妹妹(我的好友)搬进邓家花园洋房住了。把洗衣房改厨房,空着的房让它空着,他们从来不打扫,草坪杂草丛生,甚至还把洗澡盆放在草坪上洗澡。在那里,雷家住得很开心。

1952年我从成都到重庆大学上学时,曾回那里看过。邓家的花园房成了解放军空军部队的司令部,我们曾经的住房也住满了空军。2003年重庆大学校庆时,我从北京到重庆,再去旧居看时,李烈均的住处和邓家花园都不存在了。炸掉了很多岩石,听说正在建的轻轨经过李烈均的原住处。我们的住处耸立着一幢十几层的高楼。只有史迪威将军工作的地方未变,改名为重庆市史迪威将军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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