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

前几天，单读给项飙做了一个专访讲俄乌战争与日常意义。我和几个朋友在群里吐槽项飙是个鸡贼的人：在贵国那个舆论环境里装作客观地把普金跟俄罗斯划上等号，讲他的“思想根源”，带着对民族主义的共情，回避了对集权、寡头、侵略和屠杀的陈述（都没指望他批判）。但是别扭同学跳了出来为项飙说话，觉得他这个专访在讲人类学，而人类学是一种中立的陈述，所以没有什么问题。其它人纷纷认为这个理解是不对的，项飙其实是在用一种伪中立的人类学陈诉为某种政治哲学站台，大家热烈地讨论了起来。

（但这不是重点，这只是一块背景板。）

群里的热闹过去之后，我和别扭又转到私人频道，隔着几个时区有一搭没一搭地继续讨论，其中我提到，我对项飙可能是有成见的。我在读了他那本大火的《把自己作为方法》之后又去找了他关于乡绅的研究来看。本来我对地方自治一直都感兴趣，谁不希望贵国政治能有一个另外的可能性呢？我记得以前跟听听也讨论过类似的话题。然而那个研究我根本没能看完，后来我跟Q吐槽，（以我一贯的粗鲁和齐突）说这个研究一股子包皮垢味儿。自那以后，我就觉得项飙是一个很有问题的人。这有可能影响了我对他跟单读这个访谈的观感。接下来别扭和我又讨论了一下乡绅的问题。别扭认为乡绅什么的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因为贵国的基层政治就是由乡绅掌握的，如果我们认为政治结构要么是自治，要么是政府管制，而我们又希望回避政府管制带来的问题，那么就需要研究自治的逻辑。我somehow认同人类学者当然可以也应该去研究贵国的基层政治格局，乡绅自治也好，中县干部也好，学者们想研究啥就应该研究啥。但在大爹和小爹之间二选一这个想法让我觉得即沮丧，又迷惑。

（这是另外一块背景板）

整个讨论期间，魔都以一种极度魔幻的形式被按下了暂停键。住在一个酒店式公寓里的我，之所以还能继续工作、锻炼、吃了喝喝了睡，以及在网络上跟朋友们热火朝天地磨嘴皮，都得感谢这个酒店式公寓的工作人员，一个叫Hedy的女孩子。关起来没几天，Hedy就拉了一个住户群，一边跟街道联系组织物资投喂，一边往群里扔各种团购信息。随着这个群越来越壮大，人们的购买力也越来越惊人，从最早的肉菜蛋团，到后来的零食饮料团，昨晚居然有了一个买酒的团，我看到团里有人买了拉菲，还有人买了獭祭。不光是我们这个楼，跟Hedy一样的女孩子从各个社区冒了出来，抛弃对计划经济的幻想，开始为自己和邻里组织团购。魔都暂时没有彻底陷落，都得感谢这些Hedy Angie Lucy Jenny们，于是她们得到了一个昵称叫团长。

然后咣一下，我就在网上看到这样一张图：

老实说，虽然对拥有Y染色体的族群早已不抱任何幻想，看到这张图的时候我还是震惊的。于是我就发了一个票圈，写道：

这个性别真的绝了，干啥啥不行，抢功第一名。

今天我想进行一个人类学调查，好歹我朋友圈大几百号上海人。你们那里但凡有一例成功组织起社区生活资源供应的男团长，请留言或者私信告诉我，谢谢！

这条圈马上得到了大家的踊跃回复。一天之后总共给我点赞的有6个人，其中三个是男的，还有一个是我四姨（我所有票圈她都会点赞，所以她的点赞不具备统计学意义）。有42个人回复我，其中绝大多数表示自己社区的团长确实都是女的，还有一些对拥有Y染色体的族群在疫情期间的表现发表了略带侮辱性的评论。但居住在北京的龙女士留言说：

顺直男是不行，我有好几个gay蜜都是团长…还有调配小区各种物资的。

她的留言让我意识到，做调查的时候不能忽略了gender issue.

居住在静安区的王先生留言说他们社区男女团长都有，且男团长都是稳重的顺性别直男。于是我在私信里跟他展开了进一步的讨论，王先生对社区近段时间开团比例进行了统计，得出结论男女团长的比例为2：8。到了晚上他又给我发来信息，告诉我他们的业主群也是由一个非常精干且组织能力卓越的女性，Joan，建立的。Joan并且在疫情期间张罗了志愿者队伍，对整个社区负责。

在苏州开厂但居住在上海的企业家于女士留言说，她们小区有个李佳琪团，团长是小红书的，组织能力很强，雷利风行。这位男士既然被小区群众昵称为李佳琪，大概也不是直男。（没有说李佳琪是弯男的意思。他的性向我不清楚）

另一位曾就女权问题跟我在一个火锅店里争得面红耳赤的王先生留言说：

讲真，有的。我昨天团到的一包菜就是男团长。

王先生高屋建瓴地指出，做统计的时候不能只看性别因素，还要考虑年龄结构和收入结构。比如他住的小区中男女团长都有，性别不是主要判断一个人是否能够成为团长的因素。但他注意到，很少有老年人成为团长。王先生进一步解释：小区里大部分都是有娃家庭，大家照顾老人照顾娃都忙不过来，男的女的都得干好自己的活，没空分男女啊。于是我问道：“有娃家庭是说家庭内部大家都有明确的分工，大家一比一地照顾老人照顾娃，然后谁有余力的，也参与社区组织工作，aka团长？有时候让女的出去，有时候让男的出去，是这样吗？”王先生说，差不多。但补充道：明确分工是没有的，都是习惯法。我问：“习惯法的意思是在模糊化处理下公平的分工？”王先生打出了三个LOL的表情，然后评论道：欧洲的这套学术理论是割裂的，他prefer佛教的理论。不过第二天，王先生又给我发来了一篇果壳网的文章：居家隔离中，你家是谁在抢菜？

因为我不是一个人类学家，甚至对人类学的各种理论一无所知，所以并不知道该拿这些统计数据怎么办。把我拉回人类学讨论的，是别扭同学的一条短信。她也发给我一个团长相关的截屏：

并说：

这个是我理解的“乡绅逻辑”。

她发消息的时候是上海的半夜，早上起来我看到这个总结，觉得很不对劲。就回复她说：

这个不是乡绅逻辑，因为很重要的一点，上海现在所有运行得好的社区计划：团购也好，互助也好，组织者都是女的。我这里是，我所有员工那里只要能搞定的也是，包括我认识的朋友我因为对这个问题感兴趣所以调查了一圈震惊地发现例外很少。乡绅的底层逻辑不是什么社区自治互助啊之类的，乡绅是父权制的神经末梢，除了家庭里面那个爹，他们就是大家的爹。他们是把大家关着，坚决执行上面的指令不让人出门治病的人，他们是把援助的菜当团购产品卖到其它区的人。众议院、参议院、投票这些概念，在我们被乡绅运行了成百上千年的社会中出现过吗？这个里面就有你说到的文化的问题。我们能够脱离我们的文化来理解乡绅吗？我们不能。这就是为什么你举的那个例子跟乡绅逻辑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原因。为什么社区里现在那些互助活动的参与者大多数是女的呢，当然有很多原因。但我觉得跟女性无法进入乡绅逻辑，所以愿意去拥抱另外的逻辑有很大关系，特别是在上海这样一个被外来逻辑渗透的地方。

就此别扭同学的回答是：

我觉得乡绅逻辑中男的掌权不是必然逻辑，而是外部环境，内在观念的共同结果。也就是说完全可能出现女乡绅，完全由女乡绅掌权的结果，虽然浙江村里没有。我觉得项飙的意思就是要理解和尊重自治的逻辑，而并没有说自治只有一种逻辑。我理解他说的乡绅逻辑就是尊重地方自然形成的权力结构，选择合作而不是拆解。至于过去乡绅都是恶心的男的，就是思想观念和外部环境的结果，但这个并不是内在的东西。

我本来想要立即回复她，结果发现到了周末我比工作日还要繁忙。因为我的员工都被关在家里缺吃少喝，独居的年轻人们渐渐精神状态都出了问题，只好拉着大家开zoom会调节一下情绪，聊天、唱歌、玩游戏，我本来以为一两个小时差不多了，中间还去洗了碗收拾了桌子做了运动和核酸，结果回来这些人还兴高采烈。到5点过我精疲力竭宣布zoom聊天会到此结束，作为隐形社恐之后的整个晚上只能躺在沙发上刷无脑视频安抚自己过度社交的惊恐灵魂。

但同时我也觉得不知道怎么回复别扭同学，倒不是因为我对乡绅这个概念抱有什么幻想——我并不觉得团长们的事迹能够在任何意义上促成中国基层民主的形成或发展。我甚至对团长都是女的这件事本身，也很难感到高兴或者骄傲。

在王先生转给我的那篇果壳网的文章里，作者分析了疫情、女性和家务的关系。文章里给出一个数据：

联合国妇女署2020年11月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疫情期间女性每天花在家务和照料上的时间是女性的三倍。

在德国，我也在建筑学报给出的一份调查中看到，因为新冠疫情，女性建筑师半职的比率从2015年的35%上涨到了47%。Holy shit。当然了，居家隔离造成的家务负担增加在男建筑师半职的比率上也有所反映，从2015年的4%上涨到2021年的10%。hmm…

而在贵国闹肺炎的时候，女性不仅要给男的擦屁股，还得给国家擦（并没有说她们平时没帮着擦的意思）。不仅要绞尽脑汁给全家人搞到足够的食物，还得顺带着帮助整个社区逃脱饿肚子的厄运。而她们在这整个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卓越管理统筹能力，也很难说是女性天生就具备的优良品质。我看八成还是后天被社会捶打的结果。毕竟，成为妻子和母亲并不意味着出个子宫生孩子就行了。在欧洲，传统的淑女教育包括到瑞士去学习酒店管理，当然不是学成归来就可以管理酒店，而是要等着嫁人后打理一大家子的吃穿用度。在贵国…我相信王熙凤是在现实基础上搞的文艺创作。小家小户一个钱掰成八个用，科学管理协调调度更是必不可少的能力。换了我，我就对这些事情一点兴趣都没有。在Hedy没日倒夜为全楼搞团购的时候，我把团购群关了静音，设置只对Hedy的发言消息提醒。她随便说点啥我都会在下面彩虹屁乱吹：好棒！谢谢！感恩！Hedy辛苦了！吹完了就默默下单。扪心自问，我是没有成为一个care giver的品质的。从小到大，我从未对任何一种人或非人的生物产生过“我要呵护照料ta”的愿望。如果大家能够一起愉快的玩耍，那么最好不过；如果耍不到一起去，就宁愿相忘于江湖，责任和义务当然是越少越好。但是，出来混总是要还的，我也收获了自己那一份来自社会的捶打。所以魔都宕机的时候，我得考虑员工是不是吃得上饭，给她们定人均500点对点配送的爱心礼包，放弃周日跟朋友们在网上兴高采烈打嘴炮的机会去陪他们玩“你画我猜”搞得自己精疲力尽。但是，我猜我毕竟还是这段关系中更大的受益者。而在那个五十多个楼长组成的众议院里面，不知道为什么我就非常肯定，如果一下子变成了500栋楼或者5000栋楼，众议院里面就不会再剩几个女的了，更大的可能性是，不管是众议院还是参议院里都挤满了“乡绅”。

啊靠，这次写了好多。闹肺炎真是比失恋还容易引发博客井喷。

听听，我写完了读后感给她看，她过了一会儿就吭哧吭哧发过来一篇赞扬PUA创作者的读后感二并感叹道：手机打字好麻烦！

我说安？为啥要用手机打？你不是生长在电脑前面的吗？

听听说清明节啊，在进行家族聚会啊。

我说你家族聚会你不好好陪老辈子尽孝，你在手机上捏个什么读后感？！

听听说：老辈子们在争论俄乌战争的事，都干了两架了！

老子笑得打跌….

那么接下来就是我的读后感二号，我也来说一个支线情节，这个情节就是口交。

口交发生的时候，女主人公从乡下来到纽约，已经过了一阵放荡不羁的生活，每天晚上跟漂亮朋友一起流连声色犬马的场合，换男人比换衣服还勤快。然后她就遇到了安东尼并爱上了他。

她是怎么爱上安东尼的呢？安东尼给她口交了。安东尼不仅给她口交了，而且安东尼还让她在他面前慢慢脱衣服，让他好好看她。安东尼跟她接吻，接很长时间的吻。安东尼让她躺在床上，给她口交，让她高潮到欲仙欲死（好恶俗而准确的词），而安东尼自己连衣服都没脱。安东尼最后跟她发生生物学意义的性交，是在给她口交多次以后，女主角终于欲火焚身忍无可忍，挣脱wasp教育对自己的束缚，按照安东尼的教导，盯着他的眼睛，用他教给她那些下流的词汇，哀求他，告诉他，她希望他对她做那些事情。

安东尼当然很会。但重点并不在安东尼，重点在于口交以及口交前后的一系列程序。这些程序都是关于女主人公自己的：被看到、感知和享受自己的被看到、获得快感、获得高潮、获得对自己身体的超验体验、承认自己的欲望、追逐并表达自己的欲望。在拥有这些体验之前，性对于女主角只是放荡生活的副产品，只是在浮华世界中满足虚荣的同时一个黏黏糊糊不得不接受的买一赠一。安东尼为她开启了认识自己的大门，所以她认为自己爱上了安东尼。

这段关于初恋的叙述入木三分。我一直认为，我之所以能够有幸成为一个拥有独立意志的人，我之所以能够有勇气去追逐自由自在的生活，甚至我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女权主义者，都跟17岁时候那些漫长到似乎永远不会结束的下午，那些躲在蚊帐后面颠三倒四的口舌之欢和层层叠叠的高潮有很大的关系。我们那时候有一个圈子，圈子里的人会读一些文艺的书比如黄碧云，但也会读《金赛性学报告》之类普及性知识的文本，由此我了解到相当大比例的女性一辈子从来没有体验过高潮。没有高潮的性是什么意思？没有高潮为什么还会进行性生活？当初那个年轻的我在震惊的同时感到无法理解。后来我当然明白了，作为繁殖工具的女性是不配也不应该拥有性高潮的。没有高潮的性生活本身，就是对女性最深刻的规训，让她们在某种黏黏糊糊的不快中默默承受并内化自己作为工具的命运。所有对女性愉悦的污名，都通往对女性自由意志的压抑和她作为人之存在的抹杀。从这个角度来说，高潮拥有某种形而上的意义。女性的第一次高潮（而不是什么初潮！初潮最多算是为工具化做好了生物学意义上的准备）就类似一个成人礼，标志着一个女人与周边世界发生了深层次的连接。这种连接让她快乐、振奋，而不是充满屈辱，它应该引导大家继续快乐而振奋地探索这个世界。所以17岁的初恋，是我人生中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事件。初恋的对象本身也许是雪泥鸿爪，但这个人让我拥有了高潮并深刻地探索了自己的身体，她为我打开了一扇至关重要的门。之后的一切，当然就顺理成章了。

短暂恢复自由之后，我又跟全上海人民一起被关起来了。

我有个甲方是沪上gay圈名媛，平时爱发一些装酷酷的自拍，某日忽然po出一张全副武装的大白照，搞得我很好奇，跑去问他是不是当了志愿者，他秒回了一个yes。

这…即奇怪又有似乎有点逻辑，毕竟这人2019年12月中旬忽然回武汉老家出差，把他独居汉阳的老娘接到了上海，在我心中是个神人。于是我问他：所以你是因为想要自由活动吗？被他爽朗地回了一串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他得意之余告诉我自己还提前囤了一套美团送餐员的制服以备不时之需，真是…心思细密周全。

整个闹肺炎期间，我都抱着一种爱谁谁生死有命的鸵鸟心态，更何况封上海跟疫情也没有太大关系。恢复自由后立即约了两个朋友去吃火锅（真的非常好吃），然后又跑到人山人海的网红街上去喝了咖啡。接下来几天所有人都在为即将到来的封锁疯狂囤菜，而我却把全体同事拉回公司上班——见到大家就还挺开心的。最后被一个朋友责备了，她说我没有当老板的危机意识和责任心，万一谁阳性了被抓去睡硬纸板怎么办？万一聚集性感染，全公司被抓去睡硬纸板怎么办？听她这么一说我也慌了神，阳性无所谓，但睡硬纸板谁不怕？所以放弃了最后一天自由，把大家赶回去居家工作了。

我并不热衷于抢菜。住的地方冰箱很小，囤也囤不了什么。而且我总觉得如果连我这样的人都要饿死，那上海城的人估计也死了一大半了，所以并不很担心。事实证明这种盲目的自信也不是全无道理，快封城的那个中午我去了附近商场里的贵价超市，发现货架上还是半满的，那些云南来的有机蔬菜平时就很贵了，现在也并没有涨价，我还买了一些黑猪肉香肠和论颗卖的葡萄。过了几天，房管就开始来嘘寒问暖：她也知道老房客的冰箱小，今天捎点蔬菜，明天拿盒馄饨来，还组织了大家团购蛋糕和猪肉。

这次封上海，我真正见识了网络时代的新闻是如何以谣言的形式广泛传播的。几乎每天都会有各色人等往微信群里扔小道消息，这些小道消息会以病毒感染的速度传遍整个上海，再过一会儿官方就会出来辟谣，再过一会儿你会发现那些小道消息多少是真的。

看着那些小道消息，各种阅后即焚的音频和聊天记录，我问自己：一个人在媒体死亡的后网络时代需要多少关系网和政治敏感度，才能知道什么时候该囤菜，什么时候该去把老妈接到身边来，什么时候该离开呢？比起来，只看明镜报网络新闻的格格巫真是一个傻白甜，想到他能够心安理得地当一个傻白甜我就又嫉妒又气愤又恐慌。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个月以后，我再一次陷入了政治性抑郁中，几乎有大半天时间都瘫在沙发上，什么都不想干。

最近在自己身上发生了灵肉分离的现象。

第一次注意到这个事是在12月。那时候在跟飞先生闹分家，我从上海回到柏林，在公司跟他见过几面（伊拿疫情当借口坚持居家办公，所以整个月我们能够见面的次数寥寥无几）。我们利用仅有的机会长谈了两次，讨论分家的事宜。

第一次气氛客气而友好，我们都承认十年的合作分手不易，互相表达改变分工继续合作的意愿。会议结束之后我心情非常糟糕。以前我只有在跟人撕破脸吵架之后才会这样呼吸不畅堵心难受。静下心分析一下，我也非常不理解自己为什么会如此烦恼：明明继续合作也是我考虑再三提出来的建议，而跟飞先生能像以前那般聊天唠家常按理说也让人愉快。他跟我说了很多这一两年我无暇/无心过问的私事，也让我理解到了他有些奇怪举止的原因，但我就是浑身不痛快，且挥之不去。

过了几天飞先生无心工作的状况并未改善，我终于下定决心，没有继续拖下去的必要了，就约了他再zoom一次。这次没有寒暄，我们把情况说清楚之后，也讨论了一些具体分家的to do list，最后未必愉快但还算客气地，结束了这次谈话。然后，非常神奇地，猝不及防地，我的心情变得非常之好。那是一种轻盈而放松的愉快，这种愉快甚至一直持续到了今天。虽然在芝加哥的时候因为与国内奇葩的时差和新团队的磨合经历了一次小小的burn out，居然我还是愉快的。

再次注意到这个现象是1月，格格巫开学要回到芝加哥，我的计划是跟着他一起来美国，过完年再回中国去搬砖。但因为工作和机票的原因，我们俩并不是同时出发，他3号的飞机，我则是7号才走。2号晚上他来我家，想到他第二天要离开，我非常难过，直男格格巫表示一头雾水：你不是几天之后就要跟着一起来吗？我们在柏林也常常一周不见面，为什么现在一副天塌下来的样子呢？理智地说，我认为他的不解很有道理。我自己也不太清楚为什么难过，但伤心和无力感像泉水一样咕咚咕咚往上涌。第二天早上他打车去机场，我躺在空荡荡的床上抱着枕头哭了一场，觉得自己被left behind，无法忍受。

在芝加哥呆了两个月，终于拿到绿码可以回国了。疫情期间回国越来越难，所以我决定这次多呆一阵，等到夏天格格巫放假，我们再回柏林团聚。这样一来大概有快三个月都见不着他，我们在一起之后还没有经历过如此漫长的别离，格格巫在我出发前两天就产生了戒断反应，天天黏在我身边做一些傻冒的事情。但我却觉得还好，虽然舍不得，但并不是很伤心。想到回国终于可以正常作息，不用每天晚上8点钟怼在电脑前面跟上海开两个多小时的视频会，甚至有点如释重负的感觉。这样的心情，跟1月间完全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以前常听人说做事要follow your heart，我一直不太明白这句话的点在哪里。我的heart一般来说都follows my brain。理智觉得我该高兴，我就高兴；理智觉得我该生气，我就生气。最近身心如此分裂，有时候胃啊、胸口啊都会自己跳出来显示一下存在感，不知道是为什么。

我…挣扎着跳出来说，只要没过元宵节，年终总结就还可以继续做！！！

然后这个总结，居然又双叒叕要来讲女权的事情。前段时间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人谈到了分离主义separatism。（这里主要讲的是性别议题框架下的分离主义，但推到其它领域，情况也应该是大同小异的。）我自己对分离主义的情绪比较复杂，从情感上讲我恨不得世界立即一分为二，中间竖起一道高墙，让男性自己去毁灭，永恒的女性引领我们上升寻找光明；但somehow从理智上讲，我又觉得分离主义作为方法有诸多问题——身份政治引发的争论很多了，从实践的角度感觉搞起来也很不容易。

这个不容易有两个层面，首先是男女之间那点事儿，然后是日常工作生活里的践行。大家一说起来性别框架下的分离主义就会想到性缘关系上的分离，但如果不是女拉拉的话，在没有能力构建一种替代性的亲密关系之前，单纯的分离大概也会带来痛苦。既然一对一的异性恋关系作为理想的亲密关系是被父权社会构建出来的，那么女权主义者也应该有能力构建一种新型的理想模型。那将是什么样的呢？母系社会的女性们在群体里找到相互的支持和连接，这样的结构在原子化的当代社会是否仍然能够存续呢？而这样的社会中，男性是什么状态，他们在哪里找到慰藉和连接呢？（也不是说我真的在乎他们…然而）

然后我今天写这个总结主要是关于日常生活，特别是工作中的权力关系。我之前并没有试着从一个女权主义者的角度来反思过自己的工作，把很多一塌糊涂和错误简单地归结于自己能力不足。但最近的一些讨论和书给了我另外的视角，觉得还蛮受启发的：简单的分离主义，比如只跟女性共事，只要不往深了想，只关注自己身边的小环境，其实比在性缘关系中实现分离主义来得更容易。但如果还是延续父权社会下对权力关系的理解，可能也得不到期望的效果。但这种新型的权力关系应该是什么形态呢？我也比较迷茫——就像我在亲密关系中同样缺乏想象力一样——我不觉得自己所处的权力场，不管是对甲方也好，对同事也好，还是对下属也好，跟大家习以为常的职场关系有什么不同，这一点也经常让我感到挫败。

因为事务所这两年发展还不错，团队也壮大起来了。我面临的新问题就是如何当一个好老板。对于生性懒散的人来说，这是很严重的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当领导人，其实也不太想当。我是团队创始人，年龄资历知识阅历都比同事们多，得到大家的认可和尊重当然是OK的，然而在一个本土团队中当老板有一些微妙的细节，让我感觉受到了异化。天朝的成长经历让我从小对权力上位者有着根深蒂固的怀疑和抵触，这种怀疑和抵触甚至是审美意义上的：小时候喜欢的那些侠客和小混混们，其实也是传统意义上的边缘人。老师们的眼睛是雪亮的，我虽然成绩还行，但从来不会被委以重任，最多当个课代表、小组长。收收作业算是组织能给予我的最大信任了。这样的我，如今居然人模狗样地当起了老板，内心的撕扯可想而知。很多时候我知道自己必须承担起一个老板对团队的领导责任，但如果能够在逃避这些责任的同时，避免团队因为管理不善陷入困境，那该多好啊。我特别希望那些让我内心感到抵触的责任都是被父权社会构建出来的权力结构所定义的，而在一种新型的、更加人性化的权力框架下，人们可以免除这种责任。

And，作为一个读过一点马克思，最近还啃过一些上野千鹤子的人，我从道德情感的角度上完全站在打工人一边，这种撕扯就更加剧烈了。建筑设计作为夕阳产业，工作过量而报酬过低，每年都要出几个猝死的人，前阵子美国一个事务所的人因为不堪压迫想要组个工会，热热闹闹在网上宣传了一阵得到很多声援，然后就宣告解散了…在这样一个行业里当老板，一边卖力地剥削自己，一边还要纠结怎样才能更少地剥削别人，每天都在疲惫中分裂，在分裂中疲惫。

然而…现在要原地猛然180°转身换一个角度。在根本没有摸索出来女权主义权力结构是何样貌的同时，我又忍不住想，女权主义的权力结构这个idea本身，是不是太理想主义了？我对权力结构的所谓反思，会不会来自我对权力的畏惧，而这种畏惧，根源在于父权社会不想让我作为一个女性得到权力？我从小到大被灌了太多的迷魂汤，才自我内化了对拥有权力的反感？

之所以会这么想，是因为前阵子跟老同学，瑞士男R聊了一次天。我们是同一拨出来自己干的人（大部分同学还是选择为别人打工），他比飞先生和我还要早一点。R的合伙人也是我们的同学，一个非常踏实努力，业务能力很好，但并不ambitious的德国女同学S。

R在学生时代就被认为很有才华，独立执业后也中过大标，但运气欠佳，当初那个大标因为市民对规划框架的反对没能修建，而后来投标路走得并不是很顺，好歹有项目在做，下面也有几号员工。他跟S的合伙人关系是我和飞先生的镜像。R虽然会承认S靠谱努力能出活儿，但也会滔滔不绝地抱怨S在家休产假休太长（飞先生休了7个月，而S休了9个月），平时太爱度假，还有各种各样在工作与家庭生活发生矛盾的时候S想也不想直接选择家庭的各种细节。我们俩说起来这些事，简直是执手相看泪眼。

在这里我想要补充一些背景知识。欧洲大部分国家属于所谓的福利国家，大家度假休产假，开开心心享受公民权益。在德国每人每年在法定假日以外拥有起码20天带薪假期，配偶双方共享14个月带薪产假；瑞士虽然要少一些，但情况大同小异。然而！当当当！这些跟劳资关系相关的权利只属于打工人。雇主和自由职业者们是无福享受这些权益的！换个角度来说，作为雇主或自由职业者，在保证雇员能够得到合同和法律给予的薪酬待遇和福利的同时，想怎么玩就可以怎么玩，天天玩也没人管你，因为，没有人为你买单。打工人的假期由国家和雇主一起买单，自由职业者要享受生活就得花自己的钱。这样一来，一个人吃饱全家人不饿的情况下还好，一旦几个人合伙，就是扯不完的烂账。

R和S那本烂帐里，R的点主要在对事务所的责任心上。小事务所没有稳定的现金流，就靠大家日以继夜扑在上头干。如果没有合力创造出一个可以随时休假而不影响事务所日常工作的优秀条件，那么一方休假对另一方肯定是很大的负担。而我跟飞先生的烂账则更加复杂，飞先生没有责任心固然让我失望，而我们所有收入对半分，他去休假就是对我的剥削。当R听说我们收入对半分的时候，他的吃惊溢于言表：他跟S的收入从合作开始就经过了讨论，每一年也会重新审定。而R作为一个认为自己才华横溢，是事务所头号人物的阿尔法男，肯定不会跟S对半平分工作所得。在得知这一点后，我也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我对金钱的不在意，难道也是我从小作为一个女性被灌下去的屎？如果我从一开始就对自己应得的报酬有着清晰的领地意识，是不是反而能够更好地划定我和飞先生各自在合作中的位置，避免很多矛盾？满脑子屎的我，因为没有对权力的支配欲，但同时又事实上拥有了权力，在这样反复撕扯中才导致于合伙人最终分道扬镳？

……

啊。一不小心又扯了很多。总之这个问题我还没有想得很清楚，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也欢迎大家给我提一些意见和建议。如果有好的管理方法论方面的书籍更加多多益善！（特别是那种非战狼型的…)这是最后一篇年终总结了！情人节愉快~ 元宵节快乐~~

因为听听在豆瓣上推荐，所以看了一部去年的英剧叫做We Are Lady Parts。这部剧的主角是一个伦敦穆斯林二代移民组成的女子朋克乐队，很多梗，有点可爱，非常搞笑。但很不幸的是，片子还没看完，我又双叒叕跟格格巫吵了起来。（这个博客是不是应该有一个专属吵架帖的tag了？！）

之后我到豆瓣上跟听听留言汇报吵架事宜，听听问：吵的出发点是“戴头巾是自由选择”吗？

Yes and no….

之所以会吵起来，确实是因为但不限于头巾、乐队排练后集体在地毯上虔诚地做礼拜、对亲密关系和谐家庭温情脉脉的描写，等等，等等。乐队的成员都是些狂放不羁的女的：主唱是清真肉店的厨子；鼓手是用加粗油墨画上下眼线的uber司机；主角，乐队新找来的吉他手，是微生物专业的PHD；贝斯手画女性主题的血腥暴力漫画；而乐队经理拥有一家廉价情趣内衣店，和一个不为人知的暗黑过去（类似因为纵火坐牢或者跟一个酋长离婚之类的）。这么酷一群女的，为啥只是组了个朋克乐团而不是见神杀神见佛杀佛、反宗教反传统反婚反育6B4T的女战士？！真是让我越看越生气。

我和格格巫的吵架be like：

“你怎么能指望一个在英国主流电台放的剧宣扬反穆呢？！”

“我当然没有指望！也并不是真的希望！但难道我自己不能生气吗？我就不能批评这个剧了吗？”

“其实这个剧也尽可能地把这些批评用比较不那么露骨的形式表达了一番呀！难道你现在只能看剑拔弩张的檄文了吗？而且，难道只有极端女权才配被称为女权，其它那些希望跟自己的宗教身份、民族身份和家庭身份和解，但同时也独立、觉醒的女性就不配被称为女权？还是你觉得她们不存在？”

“宗教身份、民族身份、家庭身份和独立觉醒不可能自洽！所以是的，这种人不存在！”

“我的老天，你是从哪个星球来的？”

“你个白男人你懂啥有啥发言权？”

……

当然我们的吵架总是以格格巫上前道歉，然后我顺着杆子往下爬也开始道歉——然而彼此都不做深层次的检讨以便下次还可以再吵起来——最后结束战斗亲亲抱抱举高高结尾。但是第二天，我还是不停想这个剧以及我们的争吵。主唱Saira在剧里说，“Our music is about representation. It’s about being heard”。那她到底代表谁呢？那些“希望跟自己的宗教身份、民族身份和家庭身份和解，但同时又独立、觉醒的女性真的不存在吗？如果她们存在，那她们可不可以，应不应该被一只戴头巾的朋克乐队representing呢？

虽然跟格格巫吵架的时候嘴超硬，但我不得不很无奈地承认，这样的女性是存在的。不仅存在，而且大有人在。这几年因为工作的原因，认识了很多非常出色的女性，她们无一例外都是又聪明、又能干，还有一些长得也相当漂亮。遇到这样的人，我一定是心生爱慕，要上前尬聊几句，表达“先做朋友，之后再看“的期盼。但很多时候，no，是绝大多数时候，我都会失望地发现，这些女性对女权要不是知之甚少，不然就是抱着一些负面的看法，非常令人痛心。那是不是就不能跟她们做朋友，或者说“缔结女性同盟”了呢，我也没想清楚。事实证明，我每一次都“口嫌体正直”地表达了自己的倾慕。

我又想起童年的好友小孩。虽然从小就聪明（成绩好）漂亮（校花），但她的理想是：生双龙。这不是什么奇怪的fetish，小孩的人生目标就是生两个大胖儿子，当个幸福妈妈。对于当初的惨绿少年我来说，这种梦想就算没有什么值得批评的地方（当初我还不具备任何从女权思想角度看问题的能力），但起码是很奇怪的：她咋能想得那么远，那么具体，还那么有细节？更奇怪的是，她坚定不移地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作为一所985211综合性大学的校花，她对学校里那些毛头小子一个都看不上，一直都跟闻风而来的社会成功人士交往，接她的车换了一代又一代，一代比一代好，最后她嫁给了一个同行出身（我们都学建筑）转行做地产开发、头发丰茂、面容端正、个子不矮、开Audi A8的稳重男士，住上了大别野，然后生了两个男宝宝，大的那个是我干儿子。

但她婚后不久，我就意识到小孩的婚姻并不快乐。她老公拥有一个正常男性的所有缺点。第一次去看望她的时候，夫妇俩就因为争吵过于激烈以至于小孩连夜出走，还得带上满头雾水的我，在别野附近找了一个酒店住下，指天誓日地说要离婚。后来我因为出国，两人见面的机会屈指可数。但每次只要呆在一起的时间长点儿，她老公又在附近的话，我也总能再体验一次人类婚姻生活中不可承受之重。其中一次，忘了是在哪里，我们再次翻来覆去地讨论了离婚的问题。言语间我能感受到她其实常常在思考离婚的可能性，但每次都被所要付出的代价吓退：离开成功丈夫带来的消费降级；独自抚养两个孩子的各种困难（小孩在一所非重点大学教书，拥有一份作为高知太太的体面工作，但收入与搞房地产的丈夫当然是不可同日而语）；以及，生活在内地城市所要面对的人情冷暖。而我想在所有的代价中，第三点是她尤为难以承受的，对于从来都像凤凰一样的她来说，成为一个失婚的单亲妈妈，不在她人生的规划版图中。所以这么多年来，她一直没有离婚，我们联系越来越少，甚至有共同的朋友因为不想看到那些看上去光鲜实则令人沮丧的丧偶式育儿场景，屏蔽了她的朋友圈。

但即使是这样的小孩，我在她的朋友圈看到最多的内容，除了育儿，就是工作。她经常会讲到参与的那些学术论坛，或者又带着学生进行了什么校际交流，也会说到期末评图的花边。前几天她发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是打开的图纸柜和里面一叠一叠的学生作业。图下面她写道：“吃过晚饭就倒在床上睡着了，一直睡到现在，恩恩心疼地说，我可怜的妈妈是在学校受到了什么非人的虐待…”看到这些内容，我就仿佛又看到当初那个虽然陪着我一起写诗、逃课、开小差，但学习依然努力成绩还是很好的小孩，心中对她充满了爱慕。

那些成功但没有经历女权觉醒的女性或者我亲爱的小孩，她们的故事从女权主义者的角度是不是完全没有诉说的价值，甚至只能是反面案例呢？在看We Are Lady Parts看到跟格格巫吵架的时候，我应该会斩钉截铁地说，是的，没有，就是反面案例。那一刻，我恨不得屏幕上只有旗帜鲜明的女战士，她们摧枯拉朽地跟男权社会彻底宣战，让我们这些不付费观众受到鼓舞，加入她们的队伍。但等我从愤怒中清醒过来，又会想起认识的姑娘们，当我看到她们如何在各自的领域付出努力然后收获成绩的时候，也会感到empowering。她们没有经历女权觉醒固然让我觉得遗憾，但女权的觉醒应该是一个也许缓慢但必然会发生的过程，伴随着人们探索自己主体性的各种尝试，就像那些岩缝间生长的植物一样，会压抑不住地从可能和不可能的地方冒出来。旁观这个过程会让我在共情的同时受到很多鼓舞。可能因为我自己也不是什么革命者体质吧… 甚至像小孩一定要当“别人家的小孩”这种执念，虽然我从没有过，也能完全理解。拥有完美的image，代表着得到社会的承认，对一个人的自我认知和自我实现是如此重要，即使它经不起推敲，但这个image是整个社会合力构建出来的幻象，小孩绝对不是那个应该被责备的人。而她在对抗这种撕裂中一点一滴虚弱但持续的努力，是让我特别唏嘘但同时很被打动的地方。这样的努力，可能是在父权社会的巨大压力下经历各种妥协但还没有完全放弃的每一个普通人更能共情的点。谁又不是在各种不自洽中努力地当着一个缝合怪呢？也许像我的朋友老Q所说，self-consistency is overvalued. 带面罩、每天做五次礼拜的朋克乐队团员，当然可以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女权主义者。

按你胃。为什么今天会讲到一个英剧并将它作为年终总结的一部分呢？这是因为我在深刻地反省自己作为一个没有革命者体质的人，未能高举革命大旗的羞耻经历（并且虚弱地尝试给自己找一点借口）。2019年，被简中网各种厌女事件刺激，我决定也要投入到行动者的队伍中。当时的计划是做一个面向小朋友的女权主义科普小节目。为什么要面向小朋友呢？因为一来身边已经有很多朋友在做成人向的女权知识普及了，二来老是在新闻里听说现在学校的教育有严重的厌女倾向。还有一个比较上不得台面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自己的知识储备不足以系统地面向成人输出，所以存了一个跟小朋友讲话会比较简单的侥幸心理。我叫上了自己的高中同学兼好朋友，在四川当小学老师的我老婆同学，一起开始筹备一个视频节目。打算每集讲一个女权相关的小话题，做5到10分钟的时长。老婆还动员了她的学生们——一群很可爱的小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

我们录了一大堆素材，由我负责剪辑，已经剪了两三集。然后我就回国了。

时不时来这个blog瞄一眼的朋友可能知道，一回国我就日夜搬砖，不可能再有喘息的机会。女权小视频搁浅了一阵。其后就是飞先生生孩子、闹肺炎、飞先生回家带孩子我一个人扛起事务所的所有事情、事务所散伙…等等等等。各种事情接踵而来，呼啸而过，让我没有力气再次打开剪辑软件。

Q说，这个项目本来就不适合你。对小孩儿说话也需要大量的知识和经验，这些都是你不具备的。我在小视频项目搁浅很久之后，也试图用这个理由说服自己，但我老婆一直是深受小屁孩们喜欢的“极道鲜师”，我相信如果视频上线，接受大量批评之后，如果我们能坚持一直改进，肯定也能达到一个差强人意的水准。甚至工作的忙碌也不是借口，工作之余我也不是没有度假、跟朋友吹水、沉迷手机或者躺在沙发上无所事事。我想，一再拖延直至最终放弃的原因是，虽然这只是一个看起来像游戏的小视频项目，但其实在我心中，这是一件必须认真对待并付出时间、精力，需要持之以恒的项目，我现在并没有足够的气力去开始这样一个项目。

所以我决定在这次的年终总结时承认自己的失败，并向我亲爱的老婆、她可爱的学生们以及当时给予我帮助的各位朋友们致以深深的歉意。浪费了大家的信任、支持和热情，真的，非常，骚瑞。

40岁生日那天，我从广州坐火车到深圳去看工地现场，跟甲方见面聊了一会儿，晚上坐飞机去北京。

国航飞机老贴心了，吃完飞机餐，空姐端了一只生日蛋糕送给我。是一个小小的白色奶油蛋糕，上面裱着花，写着生日快乐。我跟邻座的人把这个蛋糕分了，大家客气地表示虽然很多年没吃过风格这么怀旧的蛋糕，但味道居然还不错。之前我一直跟格格巫嚷嚷说40岁生日要大大庆祝，而且一定要收到特别的礼物，没想到居然生日这天唯一的礼物来自航空公司。然而不需要大大庆祝，作为一个社恐，我也莫名其妙地松了口气。

凌晨前落地北京，我定了家高级酒店——就算自己庆祝一下吧，结果晚上唯一的活动就是跟飞先生在电话里吵架：因为我连轴出差，公司的日常事务全交给他。可能也是因为疲劳引起的焦虑，看到发过来的结果差强人意就忍不住要骂人。这甚至成为压倒飞先生这头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过了一个星期我们就“电话分手”了。

虽然听上去很惨，但其实我的状态还行。累是累的，生气也是生气的，但神奇的是，这些情绪并没有影响我的心情。生活和工作都在平稳进行——或者说经历了多年不靠谱的人生后，现在进入一种“动态平衡”的伪稳定状态。而且我发现，那总是一团迷雾一样让我摸不着头脑的世界，也逐渐呈现出一些可以让人窥探、了解和联系起来的可能性。这是我之前三十多年从未经历过的情形。

友博听听，前段时间又在记录文娱生活兼技能扩展流水账，讲到了她如何习得数码绘画选色技巧的经历。我踊跃发言后，又在聊天软件上跟她热情讨论了一下。听听告诉我，原来她之前画画选颜色就是在最初级的调色盘里大概瞎点一个。经过一番学习，她认识到如果想要选色准确，那就得点开更详细的色卡。天天泡在RGB、CMYK和各种色卡里的我听得有点莫名奇妙…选颜色，那不就该是这么选的吗？但我还是明白了听听的意思。宇宙中挤满了各种各样的调色盘，点开之后可能五彩缤纷，但很遗憾大部分都没有自带使用说明。

参不透固然令人苦恼，但努力思考加一点运气，总有捅破窗户纸的那一天。但更多时候我的混沌属于另外一种情况：就像我打网球只想挥球拍，执意不愿理解网球比赛的规则。在球场上总是像个白痴等着别人告诉我：该你发球，你输了，你赢了；看比赛的时候，也只能看得出这个球接住了，那个球没接住。网球规则能有多难呢？但我不想花那个力气去记去想，这是智识上的懒惰，也是应对大千世界时的懦弱：我在我的安全区放空，你们开心就好。

所以一直羡慕那些早慧的人。她们一叶知秋，懂得辨认方向，闻弦歌而知雅意。而我则活在这样或那样的迷雾中。因为很少经历豁然开朗，所以也从未觉得迷雾有什么让人苦恼的地方。但我一直记得20年前来到德国的那天，飞机落地后，我忽然发现空气非常干净，透明得像玻璃一样。我一直觉得自己既然是个近视眼，周围的世界就应该是雾蒙蒙的，但忽然发现自己能看到很远的地方，一时间又是震惊，又是喜悦。

终于抓住认知世界的一点点脉络，渐渐拨开眼前的迷雾，这种感觉就像当初在法兰克福机场看到玻璃一样的脆而透明的空气，是一种神清气爽。这种转变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也不知道。大概在活了40年后，对于自己和自己在做的事情积攒了一些经验，碰了足够多的钉子，终于愿意静下心来想一想我是谁我在哪我在干什么…哎这么一说显得既生的馒头又相当自恋。但古人说，四十不惑。说明古人在几千年前就能认识到个人生命发展的轨迹。我虽然拥有古人难以想象的谷歌维基百科还能坐飞机满世界晃悠，但还是跟古人们同步跨入了人生的新阶段。没能早点，但毕竟也没有太晚，撒花！

拆伙这件事情其实很像离婚。不管未来多么自由光明，此刻都是伤筋动骨。

飞先生和我一起工作的这十年，我们相处的时间几乎超过了彼此的生活伴侣。在这之前我们是同事、同学、朋友，一起工作、旅行，分享了人生中很多美好的回忆。

上个星期在葡萄牙，把家人交代的事处理完之后，我和Q、老白、格格巫一起去了里斯本。我惊奇地发现，里斯本不再是我印象中那个有点破败颓唐的二线城市了。如今的里斯本挤满了创业精英和他们带来的星巴克，变成了一个熙熙攘攘的都会。它让我想起了三年前重返特拉维夫雅法的海边，发现十多年前跟小布散步那片废弃的工厂，已经变成了热闹喧哗的海港创意园区…

上次去里斯本是2009年。毕业答辩后，飞先生和我跑到西班牙南部和葡萄牙猛玩了一番。里斯本是我们的最后一站，当时不知道撞了什么狗屎运，在城市最中心的光复广场上找到一家小旅馆，住进了一间虽然破烂，但能俯瞰整个广场的，阳台上开满了鲜花的顶楼小房间。在我的记忆（以及当时拍下的照片）中，光复广场大部分时候是乏人问津的，就像一个二线城市中心广场应该是的那个样子：尺度震撼，但没人拿它当回事。结果再去发现广场被游客们挤得水泄不通。而我们住过的那栋乱七八糟挂满旅馆、旅行社、打印店、樱桃酒馆招牌的小破楼，已经被修葺一新，油头粉面，大概变成了设计酒店。

当然如果一个人在文德斯拍《里斯本故事》那个时候来到里斯本，他大概也会觉得2009年的里斯本充满了毫无浪漫气息的喧哗。就像佩索阿借那个会计之口所说：在有些事情上，任何人都是虚妄的。

更新之前打开blog看了一眼，上一篇大概是两个月之前写的，感觉像是半年以前。

回国本身就很耗精力，这次又因为飞先生要跟我拆伙，更是各种昏天黑地。到晚上就算不工作，躺在沙发上也只想刷手机。但这样是不对的。

中年人解决问题都要诉诸物质手段…反思了一下，躺在沙发上刷手机也并不只是因为我被工作和生活捶打得奄奄一息，更多的原因是电脑搁在办公室，手机打字又太费劲。这样吧。下次回国的时候给手机配一个蓝牙键盘。

其它的事情改天来说。把万字长文拆成隔三岔五的碎碎念，虽然文学价值比较低（误），但比较适合我现在的状态。

我又被隔离起来了。

这是我在疫情期间第四次回国，aka第三次被隔离。

为了这次隔离，我专门下载了小红书。并在一个Jetlag+存在性焦虑发作的夜晚，沉迷刷小红书上的腰缠万贯事业有成家庭和美长腿靓女秀万物页面无法自拔。但是，小红书的攻略也没能帮我住进传说中“神仙隔离酒店”，在徐汇和静安区的地址都失效之后（该区机场防疫人员都学会了查户口这一招，如果不是自己或直系亲属拥有房产证，你就不配住徐汇静安的隔离酒店），我被扔到外地人堆里抽盲盒，最后抽中一个如家。

事实证明如家也没有那么糟糕。当然，观感是糟糕的。但好在干净，一个酒店该有的设施大致也都有，坐牢还需要讲究室内设计吗？这是一个问题。在我一番摸索之后，发现这个酒店的三大好处：

1.电视不是挂在墙上，而是摆在桌上的。让公司同事快递了一根高清线给我，把电视跟笔记本一连，我就有了两个屏幕，坐享舒适办公的快感。
2.饭菜真的不错。当然盒饭就是盒饭，但比起住过的前两家隔离酒店，这个如家的饭菜里没有任何让我觉得恶心的东西，比如大肥肉、大骨头、烧凉粉、各种淀粉过量的火腿肠和其它怪里怪气的人造物。调味也温和不奇突，以至于我每餐饭都吃完了。连早饭都吃掉了——之前的早饭充斥着大量花卷馒头之类的碳水，佐以奇怪的调味酸奶，但这次却有奶黄包紫米粥之类合我胃口的汤水点心。
3.有独立的壁挂式空调。我住的第一家隔离酒店是中央空调，因为防疫原因被关掉了，把我冷得够呛；我住的第二家隔离酒店也是中央空调，虽然有防疫需求但仍然没有被关掉，让我十分担心。

还有诸如硬质地板、床前空间够铺瑜伽垫等不算出挑的优点。综合起来住得并不算难受。可见我这个人很擅长从屎里淘出金子来。

另外还想感概一下：在机场被扔到外地人堆里抽盲盒，上了大巴，看到上海高楼林立，路网茫茫交错，不知自己会去向何方。机场的工作人员和车上的防疫人员全服武装，端着国家机器的架子，让人颇有一种登上了布痕瓦尔德专列的无力感。这种比喻说给格格巫听他又要生气，所以只好到blog上来吐槽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