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

除了两趟神奇的回国之旅很难用好或不好这样的词来定义，我的2022年其实还不错。

这个不错主要表现在工作上。2021年底跟合作了快十年的飞先生分道扬镳，我开始一个人带着团队往前走。招了新的同事，也跟其中一些说了再见。一年过去走得虽然蹒跚，但感觉有了可以继续往下走的信心。

我不喜欢一个人做事情。比如开车的时候，只要是一个人心中就会非常慌张，稍微遇到一点点小情况都害怕得心跳气喘。如果旁边坐了一个人，不管人家会不会开车有没有驾照，只要人坐在我旁边，情绪立即就平稳了。其实我情绪平稳的时候开车开得挺好的。不太明白这是为什么，可能需要找个心理医生聊一下。开事务所也是这样，尽管飞先生在的时候里里外外的事情也是我在打理，但他一旦离开，我心中就开始慌张。忽然觉得他拥有各种各样的优点，其中很多都是我不具备的。没有这些优点的我能够撑住一个公司吗？设计搞得定吗？事务所的调性能坚持吗？感觉飞先生在刚刚起步的时候就离开了，而未来的路还很长，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愿意一个人去面对吗？就很像是独自在路上开车的感觉…一年下来公司撑住了，很多工作流程变得更加井井有条；人员虽然增多，盈利却没有减少；工作成果也都不错，不是自吹自擂，质量一定是没有变差的。在这个过程中慌张的情绪渐渐在消退，但还是时不时冒出来，自己吓吓自己。哎，既然慌张总是有，路还是得继续走，希望2023年井井有条值继续上涨，从一个乱七八糟的工作室变成一个像模像样的小设计公司！

去年问自己的那些问题，今年还是没有答案。人到中年才发现自己居然是一个社会的动物，没想到啊没想到。德国法学家和社会学家们来来回回讨论几十年，万恶的欧洲资本家们虽然万恶，底线还是有的。在德国生活工作这些年，我无非友邦惊诧一下：哇人家这都想到了！又或者装腔作势哀叹两声：小业主负担重啊！在中国这样一个丛林社会做事情，每一个决定都需要再三问自己，这样做好吗？这样做对吗？还好可以经常跟白左格格巫讨论一下，白左也被问住的时候，就只能去翻翻书。说到这里，明年读书笔记要写起来！在国内的时候因为好些问题想不清楚，希望跟朋友们组织读书会一起讨论，但后来发现可能自己把想法捋清楚写下来再跟别人去讨论效果也许更好。

还有什么呢？哦！2022年因为没有了飞先生，每天都得跟同事们视频，几乎没有时间出门玩。2023出行正常了，希望能够把团队训练得更加独立，我要出门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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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大中华区在covid疫情期间被隔离最多的人，我在东莞待了8天之后，终于又回到上海，成为一个场所码持有者。

隔离还是一如继往地既屈辱，又无聊。德国法学家认为牢狱之灾是对一个正常人类最严重的惩罚，因为自由属于不可侵犯的人权。所以在德国越狱不犯法：法律没有权利责罚一个人为获得自由付出的努力。当然在中国这些最严肃的思考说出来反而像个笑话。作为一个六进宫的老隔离人，我只能尽一切可能维持自己的身心健康：一进隔离酒店，我就打开美团采买了湿纸巾、涮口水、瑜伽垫、高速上网卡和一大堆美味的热带水果。每天8小时工作，三餐之前运动，晚上不吃碳水，追剧、给朋友和亲人打电话、早睡早起。

四月的时候我曾经在blog里写过因为我在国内，柏林的房子空着，所以有乌克兰小夫妻找过来求借住的事。很遗憾我跟房东的关系本来就紧张，而且房东是个极右，拒绝我把房借给其他人。小两口失望之余只好继续寻找，年初柏林挤满了跟她们一样仓皇无助的乌克兰人，没想到等我年底再回国，找上来的就已经是俄国人了。

这次也是一对年轻夫妇，女方居然还是我的同行。比我年轻几岁，在一家规模很大的事务所已经做到associate，主持和参与了好多商业综合体以及类似的大体量建筑。网站上罗列出来的那些项目，跟中国欧洲卡塔尔沙特同类型的项目看上去没什么两样；男方好像是摄影师或者导演，因为普丁的征兵令下来，连夜开车从芬兰边境逃走。这两人的状况绝对属于莫斯科的上中产，都拥有可以多次出入的申根签证，所以出逃不是问题；作为在波罗的海边上有度假屋的那一小拨人，他们也知道如何避开新闻上排长队的边检站点，毫发无伤地到了德国。当然对于他们来说，到德国并不意味着问题被解决了，正好相反，无数的问题才刚刚开始：走得仓皇，半生积蓄能随身携带的非常有限，接下来如何是好没人知道；而俄罗斯人在德国的待遇则远远赶不上被侵略的乌克兰人，有组织的接收、全社会动员的融入统筹就不用提了，俄罗斯逃过来的人还得挖空心思去解决签证问题。因为这次我回国的时间短，房子预先又答应给一个从阿姆斯特丹过来的朋友暂住，所以很遗憾又不能借出，但我还是帮建筑师姑娘写了一封给外管局的信，说明以她的资历和能力，完全能胜任我自己公司的工作，我也愿意在工作匹配的时候以某某某数量的金额雇佣她以自由职业者的身份为我工作。身边还有好几个朋友也开具了类似的声明，希望她拿着这些声明能尽快办好工作签证，没有恐惧地留在德国。

前几年叙利亚战争的时候，欧洲爆发了难民危机，那时候我第一次读到了汉娜·阿伦特写的那篇《我们这些难民》。但当时流亡和战争于我更多还是新闻和历史书上的事件，读那篇文章的时候也未曾留意过其中一些痛切的细节。最近不仅因为乌克兰的战事，甚至中国防疫政策造成的种种人道危机，都让我在重读这篇文章时有了很多新的感受。

六月上海解封之后，我一个同事辞职去了澳洲。她是认真而且很有才华的女孩，我非常舍不得她走。无论是身边还是网络上，人们在谈论着润的话题。年末另一个资深的同事决定回马来西亚，“中国这个环境还是不太适合我”，他说。飞先生结束与我的合作关系这一年，这个同事给了我很多支持，但他提出来的理由让我无法挽留，只有祝福。

但润毕竟是一个无比沉重的话题。我有一个家里经济条件很不错的朋友，大学是在NYU念的金融，毕业之后他非常坚定地舍弃了在花儿街当金融民工的机会，回国开始创业。借助自己的努力和优渥家庭条件的加持干得风生水起，公司开了一家又一家，三十不到身价估值后面就是一串一串的零。说到润的时候，一些恨铁不成钢的朋友们会觉得为了一串一串的零舍弃自由和公民的尊严，以后发生什么都是活该。但因为一个不合理的政治制度，留在自己生长熟悉的地方成为一种原罪，这里面也有很多荒谬与不合理。人为什么需要在一串一串的零和自由与尊严之间选择呢？即使选项并不是一串一串的零那样拥有巨大诱惑力的极端状况，而只是熟悉的环境和得心应手的工作，是亲人、朋友，是母语和外人听不懂的烂梗，要舍弃也是巨大的割舍。阿伦特作为被迫面对这些割舍的难民，她写道：

我们失去了自己的家，这意味着失去了熟悉的日常生活。我们失去了自己的职业，这意味着我们失去了自己对这个世界尚有用武之地的自信。我们失去了自己的语言，这意味着我们失去了自然的反应、简明的手势，以及不受阻碍的情感表达。我们把自己的亲戚留在了波兰的犹太人区，我们最好的朋友在集中营被杀害。这一切意味着我们私生活的断裂。

上周跟听听聊天，她说最近开始钻研玄学。前阵子她跟大家一样因为政治事件深受打击之后，应激反应很严重。我没想到，居然严重到出现这样的后遗症。汉娜·阿伦特也提到了类似的现象，她说：

因此，我们抛弃了地上的所有不确定性，而将目光投向天空。星数——而非报纸——会告诉我们希特勒何时被击败，而我们何时能够成为美国公民。比起我们所有朋友的建议，我们更相信星数；我们根据星数来决定何时应该与我们的救命恩人共进午餐，何时应该填写我们现在生活中充斥着的无数问卷。有时我们甚至不能相信星数，而是依赖我们的掌纹，或是笔迹分析中的征兆。因此，我们对政治事件了解并不多，尽管精神分析已经过时，但我们对亲爱的自己倒是越来越了解。那些上流社会无聊的绅士淑女们谈论自己儿时调皮捣蛋的美好时代已经过去。他们不再需要鬼故事了；真实的经历就能令他们浑身发抖。不用再为过去增添魔法；现实受到的诅咒已经足够强大。因此，尽管我们口口声声说自己乐观，但还是会用各种魔法来召唤未来的精灵。

在我有一搭没一搭地写这篇充满怨气的blog时，上海人去乌中路喊出了正确的口号，大学生们站了出来，开始抗议成年人搞出的烂摊子。我很受鼓舞：开大会以后我以为这个社会很快就要加速到上世纪60年代，没想到也许是弯道超车驶入了80年代末期。这也再次说明了历史无法预测，总会用多种多样的可能性让身处其间的人目瞪口呆。我很高兴每次回国都能见证一小段惊心动魄，自由是一种可以被习得的能力，我们一起慢慢学习。

讨论一个夏天之后，上周我终于去卡塞尔看了文献展。最后几天了，现在给大家安利还来得及吗？

今年文献展有两个很大的争议。一个是关于“反犹”，还有一个叫做“你们这也算艺术？”两个争议都跟这次文献展去中心化的策展形式有关：这次五年展的主策展团队是印度尼西亚“米仓”小组，这群人的核心理念是一种基于农业传统的资源共享式乌托邦，她们无意单独决定文献展的形态，而是邀请了很多发展中国家拥有类似理念和工作模式的团体一起策展，这些团体又邀约了自己熟悉的艺术家，带来了一些在西方语境中会引起争议的创作手法和符号。比如十几年前印尼政治抗议中的巨幅海报，在成千上万个形象中有一个戴党卫军帽子留犹太人发卷的猪，在媒体中掀起了轩然大波。这些团体不拘一格参与自身所处环境各种议题的形式，也被迷恋“本体论”艺术形式的评论人嗤之以鼻。

作为在德国生活了快20年的人，经过一轮又一轮mind fuck，我甚至都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反犹”这个话题。它事关德国人对自己充满耻感的无情鞭笞和复杂的政治博弈，比讨论一个深柜恐同者的行为模式还让人头疼，所以我在文献展上很愉快地主动放弃了这部分内容。而关于艺术的“本体论”或者什么是艺术甚至什么是好的艺术，在跟格格巫吵了这么多年架之后，我只能说，这次文献展上各种各样的作品和活动都为我们展示了global south一个又一个真实人类生活的片段，只要有耐心有时间，就能拿着详细的展览介绍手册，对着创作者们提供的文字和图像资料，仔仔细细地看一遍，甚至可以参与到她们的实践和讨论中去。对我这样心情平和的局外人来说，是一次“干货满满”的观展体验。至于那些内容是不是艺术甚至是不是好的艺术，根本不在我关心的范畴里。

到卡塞尔那天早上，我们去游客中心ruruHaus买票，拿上导览手册，还顺便听了一个“介绍”。ruruHaus每天早上都从参展的团体中邀请两个人给参观者kickoff。而我们去的那天，主持人谈话主要的内容就是告诉大家：“你们想知道我们的program吗？你们想按照我们的program进行参观吗？那你们大错特错了，这里是没有什么program的，整个文献展也没有什么program，program跟我们对展览的理解大相径庭，blablabla…”两个唐僧坐在满脸问号的观众间喋喋不休，语气中还饱含着对文献展开幕两个月以来各种现象的讥讽。一起去的s听得火冒三丈，而同样没做任何准备工作就跑来看展的我却很开心，要不是被还有长长参观计划的格格巫和s强行拉走，我恨不得整个上午就坐在那儿听她们闲扯淡+吐槽。

导览手册也有不同的选择，除了两厘米厚事无巨细详细介绍的唐僧本，还有语言简单老少咸宜外国人友好的八戒本。八戒本对每个展览的介绍都不超过两句话，而且没有使用任何超过初中二年级词库水平的晦涩词语。专业名词都配有周到的解释，比如坦克就是在战争地区使用的装了机枪可以移动的大铁盒子。（如此体贴的八戒本）感觉特别适合我。

朋友们几乎都赶在刚开展的时候就来过卡塞尔，参加了各种各样的活动和盛大的party。但我们临到快结束的时候去，更能领略到属于德国中部小城莫可名状的忧郁和神秘，从这个角度来说，卡塞尔几乎能得一个“罗伯特·穆齐尔奖”。而人们对无能主办方的愤怒在逐渐积累，从外到内溢出了边界，几乎变成艺术创作的一部分——比如那来自sobat-sobat的愤怒。Sobat-sobat在某种语言里（忘了是哪种）是朋友的意思。这次文献展的主题非常强调协作与教育，所以出现了一个角色叫做art mediators，她们负责跟公众的交流与沟通，出现在各种工作坊和展场中，被称为sobat-sobat。s带着小孩儿去主展厅的滑板区玩，就有穿着超短T恤涂着五颜六色指甲的sobat-sobat加入孩子们，跟孩子们一起玩耍，保证害羞和年纪小的小朋友都能抢到滑板。但很不幸，在正确得一塌糊涂的文献展中，sobat-sobat得到了非常不公正的对待，在文献展接近尾声的时候，她们发出了自己的声音：sobat-sobat们写了长长的传单，通过主馆里的riso大机器印出来到处分发，还在展馆里显眼的位置大声宣读。我们了解到她们超负荷工作，没有得到足够的报酬；而文献展低效的电脑系统、此起彼伏的疫情感染都加重了sobat-sobat们的负担。她们写道：

Over the past few months, we have voiced concerns about our working conditions, the high levels of stress and the devaluation of our role. We are aware that some of these criticisms are rooted more broadly within the structures of cultural work in Germany and beyond. However, we also believe that many aspects that could have been changed at documenta were simply not acted upon. Therefore, we feel the urgent need to openly address these issues again.

“啊！她们要成立工会吗？”格格巫兴奋地问道。我觉得，sobat-sobat们在身体力行地以这届文献展的精神搞艺术，简直像是一股清新的风，希望她们成功争取来更好的待遇。

最后是一个推荐：鉴于卡塞尔本地的食物非常糟糕，而大部分参展艺术团体提供的活动已经结束了，我推荐大家去hübner厂区改成的展场吃自助餐食堂。那个食堂其实是来自广州的艺术团体“菠萝核”搞的一个创作，室内是90年代港式茶餐厅的风格，不管是墙纸还是桌布都来自艺术家们的创作，细节丰富而有趣。食堂的大厨来自展场附近的中餐厅，出品德国风味的自助中餐，盛惠每人17欧元。大家可以一边吃一边观看菠萝核拍的无厘头小电影，观展体验非常愉快。

前几天成都也被关起来了。友博听听被关在家里——就像我预言的那样——发生了井喷。四五月间我井喷的时候，顾左右而言它地记了一些读书笔记啊游记什么的，还讲了讲坐牢期间的女权小体会；而听听则开始宣传一些怪力乱神，比如面相学以及紫微斗数：如果不是闹肺炎，我都没机会知道她有这方面的涉猎，平时她只给博客观众们展露了自己那些虽然也不无怪异但毕竟充满了正能量的爱好：运动、绘画、音乐、旅游、摄影。大家真的都像洋葱一样拥有多层次的内核！

但是我今天不想讲听听或者我的无妄之灾，因为她讲到成都的菜市场，完全转移了我的注意力。即使在封城的严峻时刻，成都人民还在对菜市场挑三拣四，去这个，不去那个，而且能够得到细致入微的高标准服务：在买鱼之后，摊主会把鱼按照客人的要求炮制成鱼块或者鱼片；买肉的客人当然也能按照自己购入的部位和脑中的菜谱得到肉糜肉片肉丝肉块肉卷。如果我在德国能得到这样的服务，想必厨艺也会大进吧？更何况德国的超市和菜场只会提供品种有限的方形肉坨和脱骨鱼排，看着它们惨淡的样貌，任何大厨的雄心壮志都会灰飞烟灭。

我被关在上海的时候，通过团购吃到了雪花牛肉和舟山梭子蟹，还能网购到当季的苏州东山白玉枇杷和海南三亚红玉芒果，那芒果个大核薄、甜美多汁、没有塞牙的纤维、软滑得像冰激凌一样，吃进嘴的一刻我眼泪就流了下来。格格巫经常在柏林斥巨资购买斯里兰卡人贩卖的“飞机芒”，因为走空运，比普通超市芒果熟度略高，味道略甜，但又小又皱，经常没啥汁水还满是塞牙的纤维，给红玉芒果提鞋都不配。

但牛肉、螃蟹、枇杷和芒果在德国不好吃，责任都可以一股脑推给产地。带给我最大震撼、让我彻底认清德国美食洼地位置的，是来自团购的新西兰猕猴桃。德国的猕猴桃大多来自新西兰，干而硬，弥漫着健康酸涩的味道。所以我不太喜欢吃猕猴桃，很少购买。狱友搞团购的时候，采买了几大箱新西兰猕猴桃在楼里分发，我本着“好歹也得补充一下维生素”的心理购入一板，吃的时候眼珠子都快掉了出来。我在上海吃到的新西兰猕猴桃跟在德国超市买来的新西兰猕猴桃虽然看上去是同一个物种，但味道有着天壤之别。上海的新西兰猕猴桃从内到外熟透，没有硬芯，酸甜可口，回味带着猕猴桃特有的果香。我一口气干掉了半板，非常后悔没有直接买一箱。

新西兰水果商真是大大的奸猾，知道德国人吃不出来好坏，就把硬得跟石头一样的生果全部贩了过去，居然毫无风险：新西兰猕猴桃仍然是德国超市货架上的常驻嘉宾，无辜的外国人买来吃下去，还以为自己到了计划经济社会。我们远在万里之外，经常看到国内的美食家们精益求精地谈论食材的产地和品种，只能唾液混着泪水吞。我的好友Q，因为在政治和女权议题上对天朝政府的批评搞到回不了国。她常说其它倒也没啥，但吃不着各种美食确实让人怅惘。而我自从知道了她的遗憾，就尽量少在她面前口水滴答地提到中华料理，从力所能及的角度表达对她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的尊重。

免责声明：其实德国传统食物淳朴厚重，并不难吃。东德的食物受波西米亚烹饪的影响，奥匈帝国那些繁复调味的遗风甚至能够通过芥末煮鸡蛋这样简单的小食流传下来；南德更是受到那些拥有更著名美食传统地区比如意大利或法国的影响，传统菜肴工序复杂，味道颇为可口。现在这个令人沮丧的美食洼地局面，应该是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的锅：节俭的德国人遇上没有人味的大型连锁超市，把一个民族最后的美食神经脆生生地掐断了。

最近博客创作的热情不高，书也读得很少，但好歹又开始做运动了，值得记录一下，鼓励自己再接再厉。

跟朋友们约了几次抱石，虽然没有进步，毕竟没有大幅的退步。恐高貌似已成定局，好在抱石也爬不了多高。想跟朋友相约去完成顶绳与先锋最后的课程，一直到今天依然没有成行，属于这个夏天的to do list上还没打勾的部分。

爱上了桨板：柏林地势平坦，溪流纵横交错，很适合划着桨板漫游。一不小心掉进水里，就可以趁机游一会儿泳。夏天的湖水已被太阳晒得温热，用朋友安的话来说：暖得像尿一样。体力有限的情况下，可以计划一些小范围的环路，顺便欣赏布兰登堡州怡人的风光。

习得了乒乓球技法。作为一个惧怕球类运动的人，我的存在为大量国际友人开解了“中国人天生会打乒乓球”的迷思。小时候的我陷入了：左撇子-大家都认为我不会打-我没有兴趣参与-无法习得任何进阶技能-打不好-大家认为左撇子打不好乒乓球-我更没有兴趣参与-这样一个死循环。到了柏林之后，有时候会被拉去打个球，大部分时候参与的众人都比我打得好，但好在大家都无所谓胜负，乐呵呵打个和平球，我偶尔还能瞎猫撞着死耗子得上一两分。然而毕竟练习的次数太少，这么多年来也毫无长进。今年夏天因为朋友的怂恿，我们热情地参与到这项运动中。格格巫的新同屋，来自英伦的恋爱脑历史学家，是一个乒乓球爱好者。刚好他也是一个不喜欢在5点之后继续工作的人，我们俩一番起哄架秧子，拉着格格巫在晚饭前打了好几次球。恋爱脑历史学家和格格巫球技很好，但两个人都很耐心地陪我一直打卫生球。终于有一天不知道为啥我忽然天眼开启，猛然习得了正手抽球的技能，一时间球技突飞猛进，在乒乓球运动中得到的乐趣以及对此的兴趣也增长了不少。

真的，如果我花了四十年的时间体会到什么人生真谛，那就是：

坚持就是胜利。

以及要感概一下：夏日的9欧票和urban sports club真是帮助我恢复健康生活节奏的利器。

果然，blog作为一个树洞，只有在坐牢或失恋的时候会引发井喷。一回到柏林，天蓝蓝，草绿绿，一分钟都不想在电脑面前多呆。但是！停更两个月还是有亿点过分的！所以今天来记录一下我罹患疾病的经过。

病发是两个多星期前的事情，至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早上我照例跟上海的同事开网络会议，开着开着便觉浑身发冷，肌肉酸痛。柏林那几天气温骤降，所以估计是着了凉吧！于是加了几件衣服，继续工作。但情况没有好转，到下午就发烧了。

那几天G跟我一起在家工作，抱着对同事负责任的态度，下午出门买了抗原试纸，测出来是阴性。测完放了心，还去牙医那儿走了一遭，做了例行检查。晚上早早睡觉，第二天早上醒来觉得自己状态不错，决定正常工作，哪晓得早上量体温是35.3°，到下午就变成了38.5°。

G还在我家。她画着图，忽然问，你说你发烧，是不是因为你邻居在门口摆得那个阵啊？

我的邻居，是一个性格古怪的芬兰人。这次我从上海回来，就发现他的门口摆着一本叫做Archigrad的建筑杂志，还在锁眼儿里插着一朵花。这两样东西摆了好一阵子没动过地方，以至于我认为他出远门了。结果某天我在楼道里遇到了他，我说了一声哈罗，他阴恻恻回了一句：

“唔。”

又过了一阵，芬兰邻居陆陆续续在门口添了好几样东西，比如一个非洲乌木人像、一把不锈钢马桶刷、一个小蜡烛、一个塑料水壶的顶盖圈、一把干枯的红玫瑰和两张明信片：一张上印着两个举动可疑的猴，小猴扒着大猴的屁股说：“我看穿了你”，背面写着：“NI HAO”；另一张黑乎乎的，看上去像是一个壁炉在熊熊燃烧。

G这么一说，我忽然想起来，这张壁炉的照片是最近才摆出来的，好像一摆出来我就发烧了！

我和G面面相觑，又跑到门口观摩了一番，越看越觉得芬兰人居心不良，摆阵给我下了一个萨米蛊。没想到呀！一个搞音乐的芬兰大个子，居然还懂得厌胜之道。我们商量了一下，把这堆东西扔了估计不太好，但物业规定楼道里不能放障碍物，所以我暗搓搓地把这个阵整理了一遍，所有东西都塞到他家门套里，面朝屋内，还把那两张怪里怪气的明信片压到了其它东西下面。

回到家，我和G久久不能平静。再做一次抗原，还是阴性。我高烧之下无力工作，只好摊在床上玩手机，把迷信思想通过互联网散布给格格巫和我的朋友们。格格巫表示：你脑子烧坏了吧？朋友们发来：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只有TH伉俪认真对待了我的苦痛，表示她们可以把自家雕版印刷的四大天王送给我辟邪。

这当然是非常珍贵的艺术品：TH伉俪都是很不错的艺术家，版也是她们自己刻的，第一版据说也没印几张。当晚她们就带着这幅威风凛凛的雕版艺术作品来到了我家。大家一边吃着我下的速冻馄饨，一边兴奋地讨论着如何用佛教仙人对抗北欧巫术。但讨论来讨论去，大家都认为四大天王并不是门神，而且…就这么贴上去是不是有点露骨…三个怂人（加上后来的格格巫是四个）一致决定，要不还是贴在家里吧！四大天王保证风调雨顺，一定能够间接驱走来自北方的恶灵。

第三天是个周六，海科和S要去“德国最美的小城”，二战时就挨了一颗炸弹的Tangermünde玩，我作死跟他们一起去了。回来发烧变成了天旋地转，我躺在床上再做了一次抗原，还是阴性。

第四天是个周日，但我必须加班搞完一个设计。于是我睡一会儿，画画图，再刷刷手机再睡会儿，再画画图。到晚上是Q的生日，我居然跑出去跟她看了一个露天电影。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每天都晕得像刚从过山车上下来，烧渐渐退了，又开始撕心裂肺地咳嗽。虽然没有再做抗原，但我坚持自己应该是得了covid。作为一个在疫情期间绕着地球飞了好几圈的人，这估计是我无法抗拒的宿命吧！于是我抱着电脑了去了格格巫家，跟他和他的三个同屋住在一起。我相信：只要能远离芬兰人的邪法，我就能好起来。所以我每天身残志坚，坚持工作，又病了一个星期。但这期间跟我接触过的所有人都没有感染病毒，所以最后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一直对写工作八卦有所顾虑。这个blog虽然是树洞，但也一直有人来看，还发生过次元壁破裂，被家族老长辈写小作文的惊悚事故，如果吐槽传到当事人耳中，当然甚是不美。但工作是我生活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如果完全不写，树洞也显得不那么完整，所以今天就写一写。

自从我克服了心理障碍，开始在网络平台上招人，公司的团队就慢慢壮大了起来。我当然想搭建一个全女班，但开始的时候急缺人，我们又不是大家抢着要挤进来的明星团队，所以没什么挑挑拣拣的机会，最后搭建起来的是一个“以女性为主”的团队。公司除我之外有十个人，女七男三。

这段时间因为上海封城，大家都在家里蹲着home officing。每天通过视频会议协调日常工作，如果要讨论方案，往往有一个人分享自己的屏幕，让对方看到自己正在做的内容，其它人则可以在屏幕上写写画画。虽然不如面对面交流，但在进入元宇宙会议室之前，这已经是现代科技为远程交流能够提供的最好条件了，总之没什么可抱怨的。远程办公来得猝不及防，公司没来得及给大家配手提电脑，视频会议分享桌面的时候，还可以偷窥一下同事们个人电脑上的小情况，比如没过多久就被我发现，公司那三个男的居然有一个私底下的聊天群，叫做“撒子哟”。

我非常友邦惊诧地跑去跟格格巫吐槽，说我们公司那几个男的真是绝了，入职没几天就拉小圈子，形成了所谓的“男性联盟”。格格巫脸上露出“what are you expecting”的奸笑，并表示what are you expecting，我们男的就这样。我觉得很神奇：男的们最初表示拉群只是为了聊游戏，后来因为我老拿“撒子哟“说事，他们就改口说home office非常孤独，所以就建了个群时时开麦聊天互相安慰，并且顺便在群里讨论节点做法以及画图窍门，基本都在谈工作… 这番说辞当然成功地堵上了我的嘴，但让我陷入深深的思考：为什么男的就可以如此自然轻松地建立起融洽的联盟？公司里那些女的好像就没有类似的小圈子，虽然有可能只是我不知道，但貌似确实是没有…是因为我们公司男的比较少，使他们更容易联合起来吗？但boys club哪里都有，仿佛结盟的能力是刻在男性DNA里的一样。

前段时间朋友小K写了一篇给女性的职场tips，她的重点放在入职薪资谈判上，但也提到了缔结女性同盟的重要性：

如果可能，拉强有力的同盟来支持你。企业里加薪升职其实都需要有sponser，尤其是女性不好意思太努力为自己争取，mentor/sponser的作用更重要，需要有那么一个别人肯为你出头推你到spotlight里。——我想说已经站住脚的女性也许需要多多培养protégé，尤其是搞政治斗争多的大企业里，power begets power, sharing power bring more power，你今天培养的新手，明天就可能成为你的同盟和网络。

真是金玉良言。希望能尽快看到身边的姑娘们把这些好技巧“刻烟吸肺”。

过了一阵，我找公司一个男同事G“聊天”。G工作很努力，但沟通能力有点欠缺。刚刚进公司的时候，他经常接到任务就开始默默一个人吭哧吭哧做，即不跟同事交流，也不跟我沟通，一整天过去，等到G终于拿出成果，才发现做的东西跟任务的要求南辕北辙，谬以千里。所以大家一致要求他多跟同事讨论，不要动不动就想憋个大招——大招什么的，憋真的憋不出来。最近G跟施工方对接，对方但凡提什么问题，他就觉得是自己工作不到位——如果建筑师拿出去的图纸完美无瑕，施工方肯定就一目了然按图施工，怎么可能有问题呢？所以他每次都如临大敌想要独自把问题解决掉，但有时候确实也不是图纸的问题，所以就又一筹莫展憋在了那里。施工方等不来回答，跑到甲方那儿去抱怨我们不合作，搞得我头大如斗。

我让G描述一下自己的工作，他嗫嗫嚅嚅地说，他最近自信很受打击。A刚进公司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应该跟A不相上下，结果发现A的阅历比他广，经验也比他足，让他甘拜下风；后来X进公司，他觉得自己一定比X厉害，但合作一番下来，发现X设计很有想法，执行力也非常强，自己比起她来大有不如，又一次加重了挫败感，所以最近情绪低落。我：？？？为什么每一个新同事进来，你都要把人家看成潜在对手？她们是你同事，是工作伙伴。三人行必有我师，你心态能不能正常点？当初招聘的时候，G其实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的作品集里放了自己的毕业设计，在标题下面写清楚了合作者的名字（应该是个女孩），并向对方表示了感谢。这本来应该是基本的职业素养，但不知道为啥我们这个行业的人都喜欢凸显自己的重要性，我很少在应聘的作品集里看到有人罗列合作者的名字，更别提表示感谢的了。这说明G其实是一个很有团队精神的人，不知道为啥竞争意识也这么强。跑去跟格格巫吐槽，格格巫又露出what are you expecting的奸笑，并表示what are you expecting，我们男的就这样。格格巫说，你要不要同情一下我们男的，我们的生活就是一场永不停歇的竞争，要么是温拿，要么是loser，没有退路，无情残酷。我说：呸。

三月下旬，一个朋友在网上找柏林的房源。她说认识的乌克兰人跑到柏林来找不到地方住，在朋友家打了一段时间地铺。眼看着闪电战就要变成八年抗战，乌克兰人开始满柏林找房子，这才发现柏林早就不再“穷而性感”，柏林的房子即贵且没，乌克兰人叫苦连天。

我因为滞留上海，一时半会也回不去，就说，乌克兰人理论上可以在我家住两个月，一直住到6月我回柏林。但我需要知道她们是谁。

很快我就收到了一封邮件。

邮件里有一张照片，上面是一对好看得有点过了头的年轻人抱着她们的小女儿，一家人笑得很甜。男的是插图画家，给迪斯尼和纽约客工作（男的…不是都在打仗吗？我本来想问一下这个问题但忍住了）。女的是室内设计师（啊！同行！），但现在在帮男的搞NFT。她们还有一只狗。

狗不行。我有洁癖。我不敢说我有洁癖，于是我说我过敏。

Ok ok，他们回复，我们会想办法解决狗的问题。

我说好呀好呀，但我现在住的地方有一点复杂，一个月以上的话，我需要先告知我的房东。

说到我的房东，我的房东真是让人一言难尽…我们这栋房子的产权关系非常复杂，简单说来，就是一群人共同拥有这栋房子，于是他们成立了一个无限责任公司，委托物业代管。但物业只管日常运营维护，真正跟这栋楼相关的事情都需要这群人定期召开房东大会商讨解决。这也没什么问题，因为一来这种形式在柏林很常见，二来我能不能让人借住本来应该属于日常物业管理的范畴。但是，我楼的情况属于在历史的context下即合乎情理，又有点特殊（对比起很多其它的楼）。首先，我楼所在的城区在冷战期间属于东柏林，但因为靠近中心，在柏林墙倒塌之后，成为最早被gentrificate的区域。1989年，大批在政治光谱上偏左的西德人带着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赚来的臭钱，兴致勃勃冲到我区，发现这里的房子比白菜还便宜，于是大买特买。可能本来在老家都是瘪三，但跑到柏林来纷纷摇身一变成为地主。时光飞逝，岁月如梭，现在这群人到了退休的年纪，而我区经历了酷得发抖——成功引起外省想要装酷的年轻人注意——房价飙升——年轻人到年纪开始纷纷结婚生子拉高全德国生育率等令人废然长叹的过程，变成了一点也不酷但名声时髦并且白得耀眼的中产城区。退休房东们开始考虑把房产逐渐让渡给下一代（免得死了再让渡遗产税太高），所以房东的人口结构在近几年发生了很大变化。令人沮丧的是，这个变化居然跟德国社会的政治图景转变非常符合：简单地说，左派们的小孩居然很多都是右翼人士。我自己公寓直接的房东就不说了，长期follow我blog的人也许能隐约记得，此人是个躺在父母买下的房产上无所事事的包租公，极右且厌女。八九年前我跟他硬刚了一架，联合其它房东给他喜提一枚禁足令，也就是说虽然房产有他一份，但他不能进入这栋楼（感谢德国法律）。那时候他在房东群里还属于绝对少数，根本没有话语权。但随着二代们纷纷接手房产，业委会慢慢染上了棕色。前院老好人的医生儿子从瑞典回来，turns out居然是新纳粹；过了一段时间，房东里又多了一个选择党（极右翼政党）的发言人。这仨凑在一起拥有的产权居然超过50%，所以在业委会里面掌握了决定权。从那以后，我楼就开始变得怪怪的——并没有说我楼以前不怪的意思，在一群嬉皮的领导下，我楼曾是我区最后一栋被翻新的楼，在一大堆涂成马卡龙色的奶油房子簇拥中，我楼倔强地顶着看得见弹孔的墙皮，灰头土脸地矗立了很多年——但此怪非彼怪，右翼人士进来之后，就开始干换物业涨房租一类倒行逆施的事情，还想把老房客赶走。谢天谢地柏林还在左派手里——即使是新自由主义左派——房客们进行了反抗，他们没有得逞。但大家跟物业的关系从此变得一丝丝微妙和紧张。

Anyway，作为一个每月按时交房租的模范房客，我跟物业的关系处得还不错。为了让乌克兰人能顺利住进来，我开始给物业打越洋电话。物业本来接电话很及时，听到我询问之后语气立即变得冷若冰霜，她说，我需要这几个人的所有证件，然后上报给房东，要他们同意才行。

我赶紧让乌克兰人准备各种paper，然后再巴巴地转发过去。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我给物业打电话她再也没有接过，邮件也不回，让我感到非常无奈。还好乌克兰人很快在城郊找到了住的地方，虽然地段比较偏远，但可以一直住下去，不像在我家只能借住两月，谁知道这个仗会打多久呢？这事算是被解决了。说到这里我想起来前阵子看到网上一个调查，问大家认为乌克兰战争和上海封城哪个会先结束，结果乌克兰战争遥遥领先，得到了90%以上的投票。

前几天，单读给项飙做了一个专访讲俄乌战争与日常意义。我和几个朋友在群里吐槽项飙是个鸡贼的人：在贵国那个舆论环境里装作客观地把普金跟俄罗斯划上等号，讲他的“思想根源”，带着对民族主义的共情，回避了对集权、寡头、侵略和屠杀的陈述（都没指望他批判）。但是别扭同学跳了出来为项飙说话，觉得他这个专访在讲人类学，而人类学是一种中立的陈述，所以没有什么问题。其它人纷纷认为这个理解是不对的，项飙其实是在用一种伪中立的人类学陈诉为某种政治哲学站台，大家热烈地讨论了起来。

（但这不是重点，这只是一块背景板。）

群里的热闹过去之后，我和别扭又转到私人频道，隔着几个时区有一搭没一搭地继续讨论，其中我提到，我对项飙可能是有成见的。我在读了他那本大火的《把自己作为方法》之后又去找了他关于乡绅的研究来看。本来我对地方自治一直都感兴趣，谁不希望贵国政治能有一个另外的可能性呢？我记得以前跟听听也讨论过类似的话题。然而那个研究我根本没能看完，后来我跟Q吐槽，（以我一贯的粗鲁和齐突）说这个研究一股子包皮垢味儿。自那以后，我就觉得项飙是一个很有问题的人。这有可能影响了我对他跟单读这个访谈的观感。接下来别扭和我又讨论了一下乡绅的问题。别扭认为乡绅什么的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因为贵国的基层政治就是由乡绅掌握的，如果我们认为政治结构要么是自治，要么是政府管制，而我们又希望回避政府管制带来的问题，那么就需要研究自治的逻辑。我somehow认同人类学者当然可以也应该去研究贵国的基层政治格局，乡绅自治也好，中县干部也好，学者们想研究啥就应该研究啥。但在大爹和小爹之间二选一这个想法让我觉得即沮丧，又迷惑。

（这是另外一块背景板）

整个讨论期间，魔都以一种极度魔幻的形式被按下了暂停键。住在一个酒店式公寓里的我，之所以还能继续工作、锻炼、吃了喝喝了睡，以及在网络上跟朋友们热火朝天地磨嘴皮，都得感谢这个酒店式公寓的工作人员，一个叫Hedy的女孩子。关起来没几天，Hedy就拉了一个住户群，一边跟街道联系组织物资投喂，一边往群里扔各种团购信息。随着这个群越来越壮大，人们的购买力也越来越惊人，从最早的肉菜蛋团，到后来的零食饮料团，昨晚居然有了一个买酒的团，我看到团里有人买了拉菲，还有人买了獭祭。不光是我们这个楼，跟Hedy一样的女孩子从各个社区冒了出来，抛弃对计划经济的幻想，开始为自己和邻里组织团购。魔都暂时没有彻底陷落，都得感谢这些Hedy Angie Lucy Jenny们，于是她们得到了一个昵称叫团长。

然后咣一下，我就在网上看到这样一张图：

老实说，虽然对拥有Y染色体的族群早已不抱任何幻想，看到这张图的时候我还是震惊的。于是我就发了一个票圈，写道：

这个性别真的绝了，干啥啥不行，抢功第一名。

今天我想进行一个人类学调查，好歹我朋友圈大几百号上海人。你们那里但凡有一例成功组织起社区生活资源供应的男团长，请留言或者私信告诉我，谢谢！

这条圈马上得到了大家的踊跃回复。一天之后总共给我点赞的有6个人，其中三个是男的，还有一个是我四姨（我所有票圈她都会点赞，所以她的点赞不具备统计学意义）。有42个人回复我，其中绝大多数表示自己社区的团长确实都是女的，还有一些对拥有Y染色体的族群在疫情期间的表现发表了略带侮辱性的评论。但居住在北京的龙女士留言说：

顺直男是不行，我有好几个gay蜜都是团长…还有调配小区各种物资的。

她的留言让我意识到，做调查的时候不能忽略了gender issue.

居住在静安区的王先生留言说他们社区男女团长都有，且男团长都是稳重的顺性别直男。于是我在私信里跟他展开了进一步的讨论，王先生对社区近段时间开团比例进行了统计，得出结论男女团长的比例为2：8。到了晚上他又给我发来信息，告诉我他们的业主群也是由一个非常精干且组织能力卓越的女性，Joan，建立的。Joan并且在疫情期间张罗了志愿者队伍，对整个社区负责。

在苏州开厂但居住在上海的企业家于女士留言说，她们小区有个李佳琪团，团长是小红书的，组织能力很强，雷利风行。这位男士既然被小区群众昵称为李佳琪，大概也不是直男。（没有说李佳琪是弯男的意思。他的性向我不清楚）

另一位曾就女权问题跟我在一个火锅店里争得面红耳赤的王先生留言说：

讲真，有的。我昨天团到的一包菜就是男团长。

王先生高屋建瓴地指出，做统计的时候不能只看性别因素，还要考虑年龄结构和收入结构。比如他住的小区中男女团长都有，性别不是主要判断一个人是否能够成为团长的因素。但他注意到，很少有老年人成为团长。王先生进一步解释：小区里大部分都是有娃家庭，大家照顾老人照顾娃都忙不过来，男的女的都得干好自己的活，没空分男女啊。于是我问道：“有娃家庭是说家庭内部大家都有明确的分工，大家一比一地照顾老人照顾娃，然后谁有余力的，也参与社区组织工作，aka团长？有时候让女的出去，有时候让男的出去，是这样吗？”王先生说，差不多。但补充道：明确分工是没有的，都是习惯法。我问：“习惯法的意思是在模糊化处理下公平的分工？”王先生打出了三个LOL的表情，然后评论道：欧洲的这套学术理论是割裂的，他prefer佛教的理论。不过第二天，王先生又给我发来了一篇果壳网的文章：居家隔离中，你家是谁在抢菜？

因为我不是一个人类学家，甚至对人类学的各种理论一无所知，所以并不知道该拿这些统计数据怎么办。把我拉回人类学讨论的，是别扭同学的一条短信。她也发给我一个团长相关的截屏：

并说：

这个是我理解的“乡绅逻辑”。

她发消息的时候是上海的半夜，早上起来我看到这个总结，觉得很不对劲。就回复她说：

这个不是乡绅逻辑，因为很重要的一点，上海现在所有运行得好的社区计划：团购也好，互助也好，组织者都是女的。我这里是，我所有员工那里只要能搞定的也是，包括我认识的朋友我因为对这个问题感兴趣所以调查了一圈震惊地发现例外很少。乡绅的底层逻辑不是什么社区自治互助啊之类的，乡绅是父权制的神经末梢，除了家庭里面那个爹，他们就是大家的爹。他们是把大家关着，坚决执行上面的指令不让人出门治病的人，他们是把援助的菜当团购产品卖到其它区的人。众议院、参议院、投票这些概念，在我们被乡绅运行了成百上千年的社会中出现过吗？这个里面就有你说到的文化的问题。我们能够脱离我们的文化来理解乡绅吗？我们不能。这就是为什么你举的那个例子跟乡绅逻辑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原因。为什么社区里现在那些互助活动的参与者大多数是女的呢，当然有很多原因。但我觉得跟女性无法进入乡绅逻辑，所以愿意去拥抱另外的逻辑有很大关系，特别是在上海这样一个被外来逻辑渗透的地方。

就此别扭同学的回答是：

我觉得乡绅逻辑中男的掌权不是必然逻辑，而是外部环境，内在观念的共同结果。也就是说完全可能出现女乡绅，完全由女乡绅掌权的结果，虽然浙江村里没有。我觉得项飙的意思就是要理解和尊重自治的逻辑，而并没有说自治只有一种逻辑。我理解他说的乡绅逻辑就是尊重地方自然形成的权力结构，选择合作而不是拆解。至于过去乡绅都是恶心的男的，就是思想观念和外部环境的结果，但这个并不是内在的东西。

我本来想要立即回复她，结果发现到了周末我比工作日还要繁忙。因为我的员工都被关在家里缺吃少喝，独居的年轻人们渐渐精神状态都出了问题，只好拉着大家开zoom会调节一下情绪，聊天、唱歌、玩游戏，我本来以为一两个小时差不多了，中间还去洗了碗收拾了桌子做了运动和核酸，结果回来这些人还兴高采烈。到5点过我精疲力竭宣布zoom聊天会到此结束，作为隐形社恐之后的整个晚上只能躺在沙发上刷无脑视频安抚自己过度社交的惊恐灵魂。

但同时我也觉得不知道怎么回复别扭同学，倒不是因为我对乡绅这个概念抱有什么幻想——我并不觉得团长们的事迹能够在任何意义上促成中国基层民主的形成或发展。我甚至对团长都是女的这件事本身，也很难感到高兴或者骄傲。

在王先生转给我的那篇果壳网的文章里，作者分析了疫情、女性和家务的关系。文章里给出一个数据：

联合国妇女署2020年11月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疫情期间女性每天花在家务和照料上的时间是女性的三倍。

在德国，我也在建筑学报给出的一份调查中看到，因为新冠疫情，女性建筑师半职的比率从2015年的35%上涨到了47%。Holy shit。当然了，居家隔离造成的家务负担增加在男建筑师半职的比率上也有所反映，从2015年的4%上涨到2021年的10%。hmm…

而在贵国闹肺炎的时候，女性不仅要给男的擦屁股，还得给国家擦（并没有说她们平时没帮着擦的意思）。不仅要绞尽脑汁给全家人搞到足够的食物，还得顺带着帮助整个社区逃脱饿肚子的厄运。而她们在这整个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卓越管理统筹能力，也很难说是女性天生就具备的优良品质。我看八成还是后天被社会捶打的结果。毕竟，成为妻子和母亲并不意味着出个子宫生孩子就行了。在欧洲，传统的淑女教育包括到瑞士去学习酒店管理，当然不是学成归来就可以管理酒店，而是要等着嫁人后打理一大家子的吃穿用度。在贵国…我相信王熙凤是在现实基础上搞的文艺创作。小家小户一个钱掰成八个用，科学管理协调调度更是必不可少的能力。换了我，我就对这些事情一点兴趣都没有。在Hedy没日倒夜为全楼搞团购的时候，我把团购群关了静音，设置只对Hedy的发言消息提醒。她随便说点啥我都会在下面彩虹屁乱吹：好棒！谢谢！感恩！Hedy辛苦了！吹完了就默默下单。扪心自问，我是没有成为一个care giver的品质的。从小到大，我从未对任何一种人或非人的生物产生过“我要呵护照料ta”的愿望。如果大家能够一起愉快的玩耍，那么最好不过；如果耍不到一起去，就宁愿相忘于江湖，责任和义务当然是越少越好。但是，出来混总是要还的，我也收获了自己那一份来自社会的捶打。所以魔都宕机的时候，我得考虑员工是不是吃得上饭，给她们定人均500点对点配送的爱心礼包，放弃周日跟朋友们在网上兴高采烈打嘴炮的机会去陪他们玩“你画我猜”搞得自己精疲力尽。但是，我猜我毕竟还是这段关系中更大的受益者。而在那个五十多个楼长组成的众议院里面，不知道为什么我就非常肯定，如果一下子变成了500栋楼或者5000栋楼，众议院里面就不会再剩几个女的了，更大的可能性是，不管是众议院还是参议院里都挤满了“乡绅”。

啊靠，这次写了好多。闹肺炎真是比失恋还容易引发博客井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