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

今天我要来讲一讲飞先生生孩子的事情。

超级无敌家庭男飞先生有朝一日要养孩子，这个地球人都知道。但这次的生孩子事件，仍然可以称得上猝不及防。

我跟飞先生之间那些“老夫老妻”型的恩恩怨怨先放在一边不说，六月我从芝加哥回来，有一天我们开了一个长会讨论工作，会后他忽然留下来半是羞涩半是为难地说：“嗯有一个事情我必须告知你，就是我们准备要一个孩子。现在已经在申请中了。”

看到我猛地瞪圆双眼，他赶紧补充：“但是你不要着急！不要着急。领养程序要好几个月，之后的等待时间起码也有两三年，这两三年足够我们调整工作安排，做好该做的准备了。”

那么我听到他这样说，也不好跟他多做纠缠。之后飞先生就在工作之余热络地参与到领养申请程序中去了。具体要干些什么我也没兴趣打听，飞先生自己没忍住讲了一些，我了解到他们需要上一系列关于如何为人父母的课。这个课对想要领养孩子的人来说是必修课，如果在课上的表现得不到认可，是不能获得领养资格的。我认为这种课程应该被普及到全人类——有助于进一步加速人类的灭绝。飞先生曾经兴致勃勃地跟我描述上课的情形，同学好像有五对等待领养资格的人，两对异性恋，两对男同志，一对女同志。据说，老师曾经饶有兴趣地问那对女同志：你们为什么不试着找精子自己生呢？其中一位很虎地回答：“老师不瞒您说，我们太肥了。”

飞先生他们申请领养德国本国小孩。我听到的时候觉得颇奇特：德国这种第一世界国家还有被遗弃的小孩？为什么不去国外领养？飞先生告诉我领养外国小孩手续繁杂，而且要付出很多金钱，反倒是领养本土小孩来得便宜又便捷，真是出人意料。

不难想象，飞先生夫夫一定是领养机构那些大叔大妈心中的宝贝。就这么说吧，当他告诉我不要着急，一般来说领养的等待期都长达两三年的时候，我也是相信的。大家都这么说，还有人等了五六七八年也没等到。然而，飞先生夫夫领养申请的程序还没走完，机构的大妈就又是欣喜又是神秘地告诉他们：有个孩子在等着他们啦！但是请保密哦！现在还不到板上钉钉的地步哦！老实说，我惊呆了。

那个孩子还在他娘的肚皮里头就被抛弃了。后来我了解到，这位妇女之前已经三次产子，第一次是在她高中的时候。因为高中生妈妈自己也是未成年人，所以孩子一出生就被未成年人保护局带走了。后来的三个孩子属于两个不同的男人，现在这个孩子和他哥（或者姐）拥有同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父亲。这男的平时还好，但只要家里因为任何原因关系紧张的时候他就一走了之，是个靠不住的混账。也因为这个原因，孩子的生母得知自己再次怀孕后就决定自己无力抚养第三个小孩，提前签署了抛弃声明。

还好，飞先生提到，虽然决定抛弃小孩，但这位妇女仍不失为一位负责任的女性。她很注意孕期健康，没有进行抽烟喝酒吸毒之类丧失理性的活动。飞先生甚至提到这位女性当初在学校里虽然因为怀孕辍学，但成绩居然不错，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打听出来的。

这种故事听了让人非常唏嘘。飞先生他们因为搬到波茨坦的原因，领养是在布兰登堡州进行的。布兰登堡州属于前东德地区，我刚到德国的时候，就在该州一个叫“哈文河上的布兰登堡市”的小城住了三个月。那时候每天我都坐一个多小时的火车到柏林来学德语。因为语言不通而且跟当地没有发生什么实际联系，我对布兰登堡人的印象非常扁平：他们穿着土气，但人很善良。我曾经用菜刀在拇指的关节上拉出了一个很深的口子，但因为医保还没办下来，不敢去看医生，每天都露着白花花的骨头走来走去。是一位爱管闲事的大哥看不下去把我揪到诊所里，医生免费给我上药包扎，还赠送一大堆消炎药和各种在当时我眼中很高级的防水创可贴和胶布。总之就是这样一个地方，现在极右势力在州议会里的席位达到了20%。我们去波茨坦玩儿的时候，朋友会说，你看我们身边走着的人，每五个里就有一个纳粹。

在这样的地方，会有一位这样的妇女，好像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不过好在小孩子落在飞先生夫夫的家里，也算是飞来横福——让人想起那些在天朝被丢弃的女婴，让美国人欢天喜地地领了去，最后念哈佛进500强，走上人生巅峰之类的奇情故事。

这位小朋友好像也知道了自己的好运气，等不及要来到世界上，他妈提前预产期五天进了产房，飞先生魂都没了，立即跟老公连夜搬进医院待产，因为早产儿要进保温箱，他们就在医院吃住了三天，每天接受护士小姐的培训，虔诚地进入了奶爸养成计划。

我是在约翰两周大的时候见到他的。顺便说一下，约翰这个名字是飞先生他们取的，据说是个很美好的名字。但我对洋人名字没有语感，我唯一认识的约翰，就是跟飞先生共同的前同事，一个老是把衬衫扣子开到露出胸毛，喜欢搭讪亚洲女生的老猥琐男。所以飞先生在告知小孩名字的时候，不得不打起精神再次接受我双眼猛瞪的厌恶表情。

我见到约翰的时候，他表现得娴静而与世无争。除了吃奶换尿布的时候小哭了两场，全程都在呼呼大睡。小兽医熟练地洗奶瓶泡奶粉喂奶换尿布擦屁屁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得到我家老母亲又爱又羡的由衷赞叹。虽然，他们也不无遗憾地提到因为没有乳房这个装置，小约翰总是欲求不满，常常哼哼唧唧。但我想小约翰一定会很快忘记生命中这种短暂的遗憾。而我也开始思考，是不是两个男人或是两个女人才是养育小孩的更优组合：我很难想象常规男女生育组合中能够达到这种可操作的完全均衡，毕竟女性的身体负担了更多生育相关的天然职责，也给了男人太多溜号的借口。

约翰满月之后的某一个晚上，我出门跟格格巫的朋友们喝酒，不免谈到了合伙人喜得贵子的事情。格格巫基友的女友心有戚戚地说，现在正在做这方面的课题：作为一个搞性别研究的白左女知识分子，她的课题当然涉及对性别权力结构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她提到了人们在当代社会因为巨大的生活和工作的压力失去了延续后代的欲望，然而，她认为，在某些社会主义社会，比如几十年前的民主主义德国，因为国家提供足够的津贴，人们不担心失去工作，完全没有生育的压力。听到这里我狐疑地插了一句嘴：难道不是因为在光荣的民主主义德国，人们没有选择工作的自由，也没有可见的上升通道，所以闲着也是闲着，没事儿就快快乐乐生孩子吗？基友的女友无fuck说，选择不再跟我继续讨论她的课题。

我非常希望社会继续进步，终于有一天所有的小孩儿都是实验室里造出来，社会机构养出来的。如果有人像飞先生夫夫一样热衷繁殖后代，那么一定要先经过严格的考核，然后在小孩成年之前都受到有关机构的紧密监管。

农历新年的假期也快要过去了。这周上海的同事又开始上班，每年到了这个时候，才让人觉得新的一年正式开始了。中国人的年，翻篇速度格外的慢。

过年——不是农历，而是新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小事。我一直想要记下来，但因为日更的flag没有立起来，屡屡拖延，几乎要忘记了，现在在越洋飞机上，睡不着又没有好电影，不想工作不想看书，正好打开电脑搞博客创作。

这个新年是跟格格巫的家人一起过的。因为他妈妈80大寿和父母金婚两个大日子，再加上圣诞元旦，节前我们就在南边他父母的家会合，后来又一起去了比利时的海边，足足在一起呆了两个星期。

那是充满了莫名其妙（对我来说）的家庭义务，并且时刻被喧闹的小孩子，丰盛的下午茶，没完没了的礼物分配，漫长的散步和其它种种节日及纪念日庆祝活动填满的两个星期。到最后大家都有点精疲力尽。假期快要结束的时候，格格巫的姐姐姐夫带着四个孩子离开去了阿尔卑斯山滑雪，剩下我们和格格巫的父母单独呆在比利时海边的度假小屋里，喝一次“简单”的下午茶，终于两位老人发现了一直在尽力扮演透明人的我，开始问起了我的情况。

我的情况并不复杂，不过跟他们儿子的远距离恋爱在大家看来都有点“difficult”，所以格格巫的父母乖巧地避开了这个话题。而我的工作也超出了父母们（不分国别）愿意理解并讨论的范畴——不在本国，没有雇主，没有办公室政治，也很难谈得上有什么发展企划，所以大家很快就皆大欢喜地锁定了“八卦”这一永恒让人愉悦的经典聊天安全区。而飞先生，作为我的德国合伙人，因为是格格巫的父母通过我的描述最能想象的人物，不幸就成了我们八卦的对象。

我谈到飞先生去年夏天又结婚了。

严格地讲，伊不是又结婚了。飞先生和小兽医在2014年夏天喜结连理，小兽医改了飞先生的姓——虽然我也不是很懂改名字这个点，但幸好是他而不是飞先生改，不然我们事务所的名号也得跟着改——两个人一直恩爱至今。不过在2014年，他们俩的关系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能被称作婚姻关系。彼时“婚姻”在德国仍是一个异性恋专属的标签，LGBT人群所缔结的“法定伴侣关系”，在法律和经济方面的权利和责任虽与异性恋婚姻无异，但仍然不能被称做“婚姻关系”，具体的原因我没有进行过深究，依稀记得与宗教相关。从2018年9月开始，德国的某一些地区（还是全部？）将婚姻关系的标签向LGBT人群开放。小凡夫夫、飞先生夫夫喜大普奔，都第一时间去民政局登记，正儿八经地再结了一次婚。

对于他们的“再婚”，我和飞先生并没有很多交流。他们去民政局的时候我不在德国，只是遥远地送上了祝福，后来也没怎么提起过。有一次我问飞先生为什么要再结一次婚，他一边好像有点诧异，一边还是立即回答我是为了得到承认，我不知道该如何推进这类尴尬的讨论，就嗯了一声，快速转移了话题。

作为一个有短暂而丰富的搅姬历史，并且支持一切平权活动的人，我对同志结婚这个事其实有一些腹诽。当然了，我认为任何人如果想要结婚都应该有能够结婚的自由，也理解同志人群需要得到承认的心理需求，但“婚姻”作为一种符号性的冠名，一直让我有些反感。我并不反感缔结法律承认的伴侣关系，虽然人到中年，我们看过了太多人间杯具，也读过社会学家们对于现代社会婚姻关系种种灰暗的研究，听过他们关于这种历史悠久的亲密关系必将消亡的预言，但我仍然相信稳定的长期关系对人们生活正向的作用力；也觉得仪式性的承诺和与之相连的责任对处于长期关系中的各方（也不一定是两个人哈）在心理上有着无法忽视的暗示性；再说了，对于还没进入未来世界的人们，法定伴侣关系带来的各种benefit也是难以割舍的。但为什么要继续将“婚姻”冠名给同性之间的伴侣关系呢？我甚至觉得异性恋的伴侣关系也应该抛弃这个符号——这个让人觉得既狭隘又腐朽的符号。在基督教国家，教会认为只有在上帝的见证下缔结的伴侣关系才能被叫做婚姻，长久以来LGBT群体因此被隔绝在围城之外；而作为历史上最小而弥坚的社会单位，人以婚姻之名行禁锢和剥削之实，不仅是对那些被摒弃在这个小单位之外的人，身处其中的人更是如此。所以，在获得了平等的缔结伴侣关系的权力之后，同志们为什么还要执着于这么一个挂满了沉重历史包袱的符号呢？

当然飞先生们肯定不会这么奇突地想问题。如果普罗大众都结婚，那他们自然也要结婚，非如此不能彰显平权和社会承认；如果异性恋女人结婚后要冠夫姓，那他们也要改名字。对于女人来说，在漫长的历史中，失去自己的名字意味系统的奴役和深重的屈辱。但对于已经平权的男同性恋，这只是一个罗曼蒂克的举动，也许意味着主动的赋权和献身，也许什么意义都没有，就只是罗曼蒂克而已。

哦扯远了。总之在那个八卦的下午，我提到了飞先生的婚姻，委婉地表达了我并不是非常赞同。但我并没有像在上文中一样长篇大论地阐述我的观点，毕竟，我只是在跟男朋友的父母喝下午茶，这样上纲上线的讨论是奇突和不合时宜的。但我没想到的是，格格巫保守的中产阶级基督徒父母马上表达了赞许，他爸爸说：是啊，我们也觉得同性恋们有点太过了。我们的意思是，他们已经都平权了，但是干嘛要那么嚣张地在各种场所张扬自己的存在呢？

我目瞪口呆，额，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我忽然想起来，我们刚刚庆祝完老两口的金婚，如果我贸然开始解释，并进一步不识相地批评“婚姻”作为社会学符号的问题，估计这个下午茶要搞得无法收场…

于是我带着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默默地抿了一口茶，坚决不开口，等着旁边满脸黑线的格格巫找一个新话题救我于水火之中——想来春节返乡的大家，一定也经历了很多类似的情景吧。

最近跟格格巫因为一些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吵了一架。这次吵架持续了一个星期——对于两个工作狂来说，持续一个星期的意思就是某个周末起了争执，周末过去之后因为忙于工作，所以假装和好，每天还要虚情假意地打一个塑料姐妹花电话互致问候，到下一个周末终于忍不住爆发，把一个星期的积怨都倾盆而出，争辩剖析，最后终于冰释前嫌，和好如初。

昨天在电话里，格格巫哀怨地说生日（上周五，我们最后和好的前夜）的时候无心工作，一直在进行网络window shopping，往购物车里添加了两套西装，一件外套，一顶帽子，然而最近入不敷出，囊中羞涩，无力清空。我问他，这么无聊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啊？我来安慰你撒！

格格巫说，我不敢啊，我们不是在吵架吗。我预感你马上就要爆发了。

我说，但是你在过生日呀！没有人会跟过生日的人吵架的。我难道没有在深夜12点给你打来祝福的电话吗？

格格巫说，但是我18号生日，19号你就爆发了，把我骂得狗血淋头。

我说，但是过生日那天我对你很好呀！我还唱了生日歌给你听！

格格巫说，火山爆发之前，小动物们都会逃走，是因为它们能感受到空气中危险的气息！

是不是很可爱！

农历新年就快到了，再不做年终总结就得等2020年了。自从格格巫去了芝加哥，我绕着地球工作恋爱的疯狂生活已经过了两年。这两年我立了很多flag又打了很多脸——比如仍然不会开车，比如blog不仅没有日更连月更也做不到，又比如看书越来越少——但是我也有一些意外或计划中的收获，比如有了上海的office和很可爱的同事，又比如在柏林买了一间有南向大阳台的公寓，从无产阶级变成了一个债台高筑的人。有时候我觉得自己不思进取虚度人生，但偶尔也会感到充实和快乐，这多亏了身边那些温柔而善良的人。

新年flag：日更！读书！考驾照！

因为友博听听提到欲壑难填的事，我也想来跟风两句，虽然并不是很确定到底想讲什么…主要是因为，我并不是一个欲望很多的人，除了固定去超市添购生活必需品，几乎不怎么购物。这也许跟我在德国生活有点关系，因为每次回国在花花世界里杀进杀出一番，就立即觉得自己必须进行消费：华服啦，美食啦，奇技淫巧啦。一旦离开强国这种欲望便快速消逝，即便借助惯性勉强消费了，大多数时候也像是在完成任务，或者走过场。

其实我想讲的是消费焦虑。

我对物质过剩有很重的羞耻感。不是道德层面的羞耻感，跟马尔库塞啊鲍德里亚什么的也没有关系，只是单纯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的羞耻感。前两天我清理衣柜，搜检了一大编织袋的衣服去扔掉，大概有20公斤。统计了一下，品类有运动服、上衣、裙子、裤子和鞋；衣物平均年龄在五年左右，比五年老的大多数是在商店里买的，比五年新的几乎都是淘宝而来。我要扔掉它们是因为家里两个大衣柜都被塞满了。这么听起来似乎衣服的量很大，其实未必。我大部分衣物是挂起来的，很占空间，可以在数量较少的情况下迅速填满衣柜。我无法忍受叠放——光是想到叠放和与之对应的挤压感我就为衣服们感到委屈。但挂在架子上的衣服多了之后，也差不多是一个垂直叠放的效果，柜子里挤得密密匝匝，根本看不出内容。于是我整个季节翻来覆去地穿挂在最外面的几件衣服，然后天天绝望地想，怎么又没衣服穿了？怎么总是打扮得像一袋土豆…絮叨了这么大一段，大家应该明白我的强迫症不治将恐深。而面对20公斤的旧衣，我感到非常无力…该把它们扔哪里去？垃圾箱肯定不行，大部分衣服的质量都还很好。或者塞进街角的旧衣回收箱？然后呢？这些衣服会不会出现在二手服装市场论斤出卖？还是会被送给无家可归者？或者难民？城里面有专门捐衣服给难民的点，也可以把编织袋拖到那里去，可是我怎么扛得动20公斤？说到底我那些矫揉造作的高跟鞋和半透明T恤对无家可归的人们会有什么建设性帮助？

书也是一样。即使经历了一次跨国搬迁和与之对应的“断舍离”（讨厌这个比我的高跟鞋还要矫揉造作的词），我又慢慢攒起了一墙的书。可是我现在很少看书了！这些书的存在持续地提醒我精神生活的日益贫瘠，让我在经过这堵墙的时候抬不起头来，总有一天我要把它们都扔了。

食物也是一样。干货和调料经年累月地放在厨房的架子上。对于一个常常在外奔波的人来说，跟这些囤积品打交道的唯二机会就是买入的一刻和发现过期把它们扔进垃圾箱的瞬间。但如果某种调料或食材在过期后没有迅速补货，很快就会有一道符合墨菲定律的菜肴非做不可，到了做的时候才发现这种必须的成分刚被我扔掉了。

人是物质的奴隶。我们占有物质的同时就注定了被奴役的命运，区别只在于强迫症的程度和与之相关的，对被奴役这个事实的认知深浅。从美学角度来说我是很向往家徒四壁的，道德层面也希望有朝一日能挣脱物质的束缚。不幸的是，一个在物质海洋中泡大的城市狗与极简生活的关系，大概跟叶公与龙的关系差不多。曾经有一些才华横溢的建筑师在与最浮华的物质发生深刻关系的同时拥有修道院fetisch。我以前只是觉得迷人，现在才感同身受，心有戚戚焉。

这个星期情绪低落。

离开三个月终于回到柏林，除了毫不停歇的工作，还有大量堆积的日常事务需要处理。花了差不多两个星期终于把大小琐事搞定，甲方又希望我们回国出差一趟。按理说这次轮到飞先生跑，但伊又双叒叕要去度假，没办法只好又双叒叕是我顶上——并且是去大街上也能电死人的广州。说实话我倒不怕被电死，怕只怕机场积水，飞机晚点，睡不上觉，全身浮肿。

上周听听在她的blog里讲到了紧急联系人。我还没来得及仔细想这个问题，忽然看到表妹在微博上发一些情绪非常可怕的帖子，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先跟表姐去打探消息，结果听说是表妹的先生，一个我还从来没见过的人，骤然去世了。

表妹和她先生是两地分居，某一个晚上电话联系不上，第二天报警，发现先生心脏病发作猝死家中。

我家四个姑表姐妹，我和姐姐性格外向，从小关系很好。两个妹妹文静内向，一直玩儿不到一起。表妹遭遇这样的不幸，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想来想去，发了两条微信。过了两天她才回复，只是简短地讲了一下情况。又过了一天，半夜里打电话过来，痛哭失声，反复讲她俩当初如何相爱，现在孤零零一个人如果痛心，还有老人小孩需要照顾，工作压力又很大，不知所措。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很笨拙地试图安慰。表妹是很敏感的人，大概对我无力的人云亦云也起了反感，忽然收住哭声，很快挂了电话，以后也就没什么联系了。

过了两天，一个朋友跟男友分手，也是半夜打来电话哭诉，大家相隔万里，没有办法抱紧他安慰，只好在电话里默默无言。

然后陆陆续续地，又在新闻里听到Kate Spade和Anthony Bourdain自杀的消息。都是这个星期发生的事。

回到紧急联系人这档事上来，表妹的先生出事之后某一天我和siran约饭，我跟她讨论了这个问题，发现我们都没什么靠谱的紧急联系人名单——说起来，国内的人时刻挂在手机上也有这么个好处，起码大家能把求救的信息传递出去，有没有人来当然只能靠人品。而在德国公众对即时通信仍然保持着相当程度的反感，使最靠谱的人也往往不容易被立即联系上，关键时刻估计还是只能求助于妖妖灵。

因为毕竟出门太晚，又住在城乡结合部，到了餐厅发现人家关门大吉了。

但伟大的高丽超市里有方便冷面，买了平壤口味和延吉口味的，回家欢度盛夏。

然后打车去城中时髦餐厅“山羊和少女”，发现人家也要关门，只好在旁边吃了一顿寿司。因为天气不错，要了一小瓶清酒自斟自饮，最后喝得烂醉，据说是被格格巫扛回去的…

自从blog重新被打捞回来之后我就立志向听听学习要日更。染鹅生命是残酷的，我每天都工作到11点然后直接瘫倒在床上。

今天我8点半把事情差不多做完了，但是，今天要出门吃冷面！

就是我。

我又来芝加哥了。在柏林，家庭男飞先生控制着公司的时间表，我每天规律上下班，周末休息见朋友，生活过得有滋有味。然而一到芝加哥，受工作狂格格巫同志影响，早上起来先叮叮咚咚接一堆国内的电话，再跟地球另一边等着下班回家过小日子的飞先生电话会议汇报工作，白天一个人在家里吃个水果工作一天，到晚上继续跟一觉醒来的国内大家继续叮叮咚咚打电话。每个夜里爬上床的时候，都像被人暴打了一顿。哦，最后还要被格格巫逼迫陪他看一个片儿才能睡觉，生活劳累而艰辛。

今天早上刚起床，某位失去耐心的甲方催促的电话就进来了。我茶还没泡好，面包刚摆在盘子上，没办法只好灰头土脸地接电话。格格巫坐在我对面默默吃完自己的早饭，摸摸我乱糟糟的头，评论道：“可怜得滴滴淌”（这是他的口头禅，不知道什么意思）穿上外套出门了。

过了二十多分钟，我刚放下电话，他捧着6束花从外头回来了。于是我们一起愉快地歌颂了三八妇女节。然后工作电话又进来了，本来我们计划一起去邮局把我在网上定的电脑屏幕、蓝牙键盘和鼠标取回来，但格格巫无奈地注视了我十五秒，摇摇头一个人出门去帮我取了。

说到这里，我要赞美电脑屏幕、蓝牙键盘和鼠标！现在我已经利用这堆破烂成功地把格格巫的写字台据为己有，再也不用杵在一个小手提电脑上画图了！我感到自己settle down了！然而格格巫对他罗曼蒂克的写字台（Wim Rietveld和Friso Kramer在Jean Prouvé著名的compass desk影响下设计的绘图桌“Reply”）上面摆满了亚马逊上售卖的廉价电器感到非常郁闷，可能不久就要把我赶到衣帽间里去工作…

总之接下来我把这堆廉价电器调整好，再把6束花都插到花瓶里（为什么要买这么多？！有毛病吗？！），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今天晚上要开一个德国和中国同时连线的电话会议，所以大概得半夜两点起床，我想了想，要不然就不睡了吧…

上周周末天气寒冷，阴云密布，妖风大作，一会儿下雨，一会儿下雪，让人觉得人生昏暗，前途无望。我约了老Q去洗浴中心暖和暖和，振作起来。

我们去的洗浴中心在每个整点都会推出各种免费的香氛和护肤体验，比如下午两点的时候在某一个蒸汽浴室就推出了松枝冬青香氛蒸和尤加利身体磨砂膏的活动，闲着也是闲着，我和老Q说，不妨去看看吧。

进入浴室发现里面已经坐满了人！上下三层，白花花的，都是肉…我和老Q在最远的角落里找了一个最上层的空隙坐了下来。

一会儿扇风小哥进来，在大石头台子上浇了几瓢水，带着树枝香味的蒸汽“chua”地升起，随着小哥舞动毛巾，一阵阵热浪袭向围坐的大家，感觉还满舒服的。

香氛蒸的过程无须细表，两轮之后，老Q说不行了，如果继续留在桑拿间恐怕要昏古七。于是伊站起来穿过密密匝匝的人群，走了…我其实也有点儿想跟着她出去，但是觉得在雾气缭绕的肉林中爬上爬下难度有点大，深呼吸一口，觉得自己状态也还行，就说好吧，你先出去，我随后就来。

接下来就是一个人一个人发磨砂膏，大家开始往自己胳膊大腿上糊膏药，然后又开始第三轮香水蒸。这个时候，我感到自己心脏扑扑跳了起来，空气不太新鲜，我开始思考这个蒸汽房的新风系统是如何运转的问题。

思考这个问题的肯定不止我一个人。最后一轮香水刚蒸完，所有的人都站起来往外走，好像没人想要留着继续享受冬青和松枝清新的香味。我也跟着大家往外走，因为坐在最靠里的角落，我几乎排在队伍最末。一步一步随着人群往外挪的时候，我觉得有点儿头晕，就是那种蹲久了站起来大脑供血不足的晕法，那么我想这也OK，刚刚一直坐着，估计站起来的时候动作太猛…没想到越晕越厉害，大概以我鼻子位于德国人民肩线以下的身高，新鲜空气都被大家吸走了，眼看队伍的移动异常缓慢，忽然…

总之我再有知觉就已经赤条条地躺在地面上了，扇风小哥和另外一个洗浴中心工作的小姑娘一前一后焦虑地站在我身旁，我听到他们在说你抬身子我抬脚，下一刻，我就从凉凉的石头地板升起到了半空中。啊！我领悟到，我刚才昏古七了！

我从来没有昏古七过。即使在男同学们都纷纷昏古七的军训时代，我也没能得到这种特殊的体验。顶着40°的毒辣日头站军姿的时候，百无聊赖的我是多么希望自己能昏古七啊！如果一头栽倒，就可以被英俊的教官扶到阴凉的地方休息，在他怜惜的注视下弱柳扶风地喝下一管藿香正气水。然而，我连腿都不曾软过，在一个月没怎么正常吃东西的前提下，一直稳稳地站到了军训结束。

昏古七，是人生中一种全新的体验。这种体验，是关于把自己毫无保留地交出去，任命运宰割。虽然类似的情况每天夜里也要体验一次，然而睡眠毕竟是对意识的主动放弃，而且还会做梦。昏古七是突如其来且无法控制的，我醒来之后，发现自己右膝盖摔坏了；同时左髋骨上有一个巨大的血印子；经过老Q的观察，我的鼻梁也被撞得红肿了；左手的手腕上还有明显的淤青。由于伤痕在身体各处的分布过于随机，格格巫在仔细检查之后不解地问，你是躺在地上跳了个华尔兹吗？

我的昏古七让洗浴中心大为担心，为了免得客人恼羞成怒进行投诉，他们派了一个甜美的小姑娘陪伴我，无微不至地照顾我，送饮料给我，把我带到凉快的地方，把我带到温暖的地方，对我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询问和记录，把我弄得非常不好意思，只好不停地说：我已经好了已经好了，你快去忙你自己的吧…

老Q很遗憾自己提前离开，错过了这精彩的一幕。而这篇blog因为画面感非常强烈，所以我就不配图了。

跟有些国内的朋友聊天，会被说“愤怒”，或者“偏激”。

我也很冤枉。像我这种自由散漫无可无不可的性格，真要说“愤怒”和“偏激”，无非是因为对方的无知和愚蠢吧。

愤怒有个阈值，每个人的阈值或许不同，其实就算在同一个人身上，愤怒的阈值也会强烈波动。比如我那些从小受爱国主义教育的朋友们，平时生活得热火朝天，感觉“愤点”已经高到麻木，但是跑到德国来，却动不动就抱怨德国人太不友好，就算嘴下留情不说人家是纳粹，种族主义的帽子是一定要扣的。也不是多大个事儿，无非被人翻了白眼或训斥几句，又或者是受了公车售票员或百货公司导购的冷脸。我常常很和稀泥地跟这些朋友们解释：没有啦没有啦，德国人就这样，他们对自己同胞的态度更不好！这种说法常常引起大家的同情：可怜！在这种鬼地方呆太久，不晓得受了多少欺负，脾气变得这么好！

我有时候也反省一下自己，是不是政治觉悟不过关，敏感度太低。比如说吧，昨天出门玩，一行四个人，一个美国大妞，一个非洲黑妹妹，一个印度菇凉，再加一个我，一群人操着英文叽叽喳喳，踏上了极右党进驻议会的东德热土。

我们四个人开心地聊着天，并排走在湖边的小道上。小道并不宽敞，也就刚好容四个人并排行走，所以大概招致了德国人民的厌恶，有人甚至咒骂了起来——其实，从他们的角度出发，我也理解这些人为什么不快，毕竟我们挡了大家的道。但话又说回来，谁都不赶时间，我往旁边让让固然可以，你往旁边让让也不是不行。我们四个人既然聊天开心没有注意到周遭，为什么你稍微侧了一下身，就觉得自己有理由出口咒骂呢？

话虽如此，几句咒骂我并没有放在心上，德国人不就是这个臭脾气吗？我反正也昂首挺胸地走过去了，他再不高兴，还能去叫警察不成？但同行的姑凉们立即说：妈的，这肯定就是那些投票给极右党派的，看我们不惯，再遇见一定骂回去！

大家于是就更愉快地数落起排外的德国人来，在柏林的外国人圈子里这是一个喜闻乐见的话题，大家聊起来都口沫四溅乐不可支，我们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

政治觉悟不过关的意思，可能是“弱势意识”太低，心太大，所以对自己什么有色人种啊女性啊什么的身份都没有深刻的认知，以至于遇到事情容易就事论事，失去了占领理论高地的先机。另外一个例子也来自昨天的聊天：菇凉们讲到了群租房的卫生维护问题，我虽然不住群租房，但是跟一群设计师合租办公室，所以还是有点切身体会的。

我们那个“共享办公空间”里有位不爱卫生的帅哥，每天喝了咖啡不刷杯子，就往水槽里面一放，久而久之水槽里摆满了他用过的水杯。其它同事虽然不太高兴，但大家都懒得出头，所以眼看着脏杯子们一天天塞满了水槽。我既然是个bitch，终于有一天实在忍无可忍，就跑去请他把用过的咖啡杯都刷了。帅哥态度非常好！一面连连道歉，一面跟我解释：之所以没有立即刷，是因为要把杯子先泡一泡，更容易清除污垢！这不是屁话吗？我翻了个大白眼，走了。

被我逼迫刷了一次杯子的帅哥毕竟本性难移，没过几天，厨房水槽里又堆满了用过的咖啡杯。这次我干脆写了一个群发邮件给所有“共享空间”的同事们：请注意，咖啡溶于水，杯子刷前无须浸泡，请用后立即清洗!这下帅哥下不来台，以后也消停了，水槽里再也没有堆积如山的咖啡杯了。

说给格格巫听，他作为同样大大咧咧自以为不拘小节的潇洒人士，自然对帅哥有着深切的同情，站在帅哥的角度抨击我是个bitch，并且预言我会把所有认识的人都得罪完。得罪完就得罪完，作为一个真·bitch，我对格格巫这种不痛不痒的抨击当然是丝毫没有放在心上。

然而昨天把这则轶事说给菇凉们听后，大家的反应就跟格格巫完全不同。首先她们对爱清洁的我表示了深刻的理解和同情，然后一起嘲笑了浸泡咖啡杯这种愚蠢的借口。继而，搞社运，为难民组织工作的印度菇凉一针见血地说：这就是个gender issue。我沉默两秒，可不就是嘛！Gender Issue!小小一只咖啡杯，折射出社会分工、性别投射、心理预期种种种种问题，我平时天天在互联网上学习性别斗争的先进理论，一遇上事儿，学来的东西都被狗吃了。

还是要继续加强理论武装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