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

终于回到柏林了！虽然周五又要飞…

在电话上跟格格巫感叹，说回家真好，一切都是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来，还是家里最放松。格格巫抗议道：我家也是按照你想要的方式来的！我只好赶紧安慰他说：柏林的家按照我想要的方式来的程度跟芝加哥按照我想要的方式来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在芝加哥我虽然也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来，却是在格格巫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建立的基础之上，所以还是有微妙的差别。不过，我话锋一转（为自己的机智点赞…），bonus是芝加哥有格格巫在，这一点胜过柏林百倍！

格格巫勉强接受的同时仍表示了不满。我觉得他主要还是不满我坚持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来…

哎。谈恋爱也是很累的…

哦既然都说到格格巫了，前段时间还有个小事儿我一直想要记下来。在芝加哥的时候，有一天和格格巫以及他的中国访问学者一起去散步。我问访问学者现在在听什么课。访问学者说，正在听Martha Nussbaum关于性别理论的课。我先是对访问学者一个中国直男去听性别理论课这件事表示了赞赏。接着说，你看，性别理论课，男教授是不要上的。都是女教授上。他们男教授都教伦理啊教逻辑啊教一些很炫酷很主流的东西。差点加一句，然而黑人教授就要教种族理论。为了避免格格巫觉得我太provocative，硬生生地把这句话咽了回去。

格格巫果然说，那你说怎么办。如果现在连性别理论课都是男教授上，肯定又要有人说，妈的，他一个男的居然跑去教性别理论。想显摆自己什么都懂吗？本来女学者的职位就不多，这些男的居然连这点机会都不留给人家。在每一个领域，都要显示自己懂得最多。

我想想，他说的也是。

唯一的机会，就是这个系上全部教授都是女的。只有教性别理论那个是男人。我觉得只有出现这样的情况，我才会觉得满意。

前几天一个远房阿姨跑到网上来找我。

要说我这个阿姨，怎么讲。90年代在深圳发家，然后买了大概二十几件貂吧。因为小姐妹们的钱都来得太快太多，不买貂无法承受内心的重压。我好奇地问，你们那个貂什么时候穿呢？她说那可不？！只能找一个冷气最足的大包房，通常是某人家豪宅的地下室，然后大家聚在一起喝酒咯。

这次她找我是因为想要买艺术品。在微信上扔了两幅画给我，让我帮她看看艺术家到底出名不，这两幅画值不值价，用她的原话来说就是“怕几十万买了张墙纸而已”。

我一看那个画吧，觉得甚难评论。就去找我懂艺术的朋友siran，她一看之下怪叫一声：

妈呀太丑了

又问，

这玩意儿几十万？

又说，

卧槽还不如买墙纸。

虽然措辞不甚文雅，倒也说出了我的心声。平心而论，“太丑”倒也不至于。打开宜家家居官网，点击“装饰品”一项，可以看到很多类似风格的图片。这些图片挂满了千万家庭的墙面，也不能用“丑”来形容。但怎么说呢，宜家的装饰画两百来块钱人民币就能买一张，我们对作品身价六位数的艺术家应该有更高的期待。

siran沉痛地说：好伤心，那么多好艺术家卖不出去，这种东西还能骗到钱。确实，好艺术家卖不出去是个惨剧，但要说这种三流艺术家在骗钱我又觉得，也未必都是如此。

我阿姨住在黑森林地区的农村里。众所周知，黑森林是德国经济重镇，弹丸之地挤满了质朴而富裕的中小企业主。这种富裕的质朴非常有德国特色：中产阶级家庭里目之能及的一切，都式样保守陈旧却做工精良价格不菲。因为品味实在平庸，不能像乔张作致的英国上中产那样用他们磨亮的麂皮和脱线的毛呢形成一种风格，他们始终只是黑森林的乡巴佬。然而，他们在小村子里互通有无，相互攀比，场所除了自家的客厅和餐桌，往往就是村镇中心的几家商店：一家面向中老年人群，模特都带着巨型珍珠项链的服装店；一家有了米其林评级，主厨已经开始跃跃欲试地尝试fusion但偶尔还是会把菜做得过咸的高级餐厅；一家固守风靡世界100年的现代主义，既不向前看也不往后看的高档家具店；又或者，一家经营了60年的画廊。

这样的一家画廊里，也总有几个签约艺术家。他们大多常居本地，跟附近村镇的藏家互相认识，在地方上得到了广泛的认可。水平不论，但热情洋溢地搞了一辈子艺术。我觉得，不能诛心。这些艺术家生活优渥，没有必要到柏林或者伦敦那些刀光剑影的大画廊跟人拼命。而且这种小天地里的“内向型经营”，未必不能成气候——那当然是乡亲们的福利了。

前一阵子kfc问我干嘛不在德国修点乡村建筑，我长叹一声。乡建不是你想搞，想搞就能搞。因为时世艰难，我们这一届同学毕业之后自己创业的并不多。几种形态，一只手就数得过来：有人挂在大公司的名下以合作的名义没完没了地做竞赛，如果中标，老板没时间又有良心，可以让你的小公司把标接下来自己做；有人自己强撑，为了维生给人画效果图或者做平面设计；还有人像我们，跑到中国去捞世界；最天人合一岁月静好的，是回老家给四邻八舍做改造或者修新房。（哦对了，还有一个富二代家里是造飞机的，所以毕业后就跑到泰国潜水冲浪顺便给超级富豪朋友们设计度假屋了哈哈哈）

“回老家事务所”在我们这几届有两家。一家回了瑞士的村里，另一家在不来梅。不来梅虽然也贵为州府，德国第二大港口城市和第五大工业城市，但只有不到六十万人口，也就…差不多是一个村吧。在村里开业，左邻右舍都认识多年，谁家小孩去大城市学了技术又回来，大家都愿意拿点儿小事儿给你糊弄一下，算是捧个场。而且三村八店都没有其它建筑师，不找你找谁呀，认识的人，心里踏实。所以我们回老家的同学项目源源不断，很快形成了稳定的业务流。可惜的是，他们在事业上也没什么野心，并不曾利用大量实践机会做更多设计上的探索，每次看到他们的新作，都让人觉得，噢。

倒也不是说他们做得差的意思。

留在大城市的野心家，虽然眼红他们的项目，却也没人拍案而起说谁还没个老家咋的？我也回去！毕竟很多人是回不去的。“老家”如卡夫卡的城堡般固若金汤，无法容身才离开的人，很难跑回去重新达成和解。回得去的人多半在情感上从来也没有离开过。如果问题的根本在“卖”，那些卖不出去的好艺术家，也可以去乡下卖一卖啊。理论上讲很简单的道理，在实际操作的层面上几乎不可行。人们战天斗地，最后都是在对付自己。不知道在全球化互联网的时代会不会好点，我看也好不了哪儿去。

昨天格格巫要去超市，我让他帮我买一块鱼。他问我：你想吃什么鱼呢？我说，随便，白肉的鱼吧。因为昨天晚上吃的是照烧三文鱼，今天想换一个口味。

晚上用锡纸包了鱼肉，简单地烤了一下吃。觉得肉弹而嫩，一点儿都不柴。想说这是什么鱼呢，下次再买来吃吧！专门跑到垃圾箱里把包装纸翻出来看了一下，上面写著：白肉鱼。

！

我虚心听取了听听的意见，现对新年flag做出如下更正：

两周更！读书！考驾照！

好死不死，昨天驾校也给我打电话了，教练问我这个人还有没有…我赶紧回答有有有！今年夏天一定要拿到驾照，并实现一次短距离自驾出游！

终于回到柏林。整顿两个星期之后，终于把生活硬扯回到平静安详的状态（伪）。

那么可以来记一笔了。

这周见了mm两次。我向mm安利费兰特已有两年，最近她终于把四本都读完（而且有两本还是读的意大利语原文！），每次见面我们都会热烈地讨论一番。

那不勒斯四部曲就像一面镜子，那些能在其中看到自己的人都为它着迷。四本书中mm最喜欢第一本和第四本。特别是第四本，这让我有点意外。当然了，我们在看到nino的时候都会有一些映射，然而mm更有理由，她撇着嘴说nino不就跟我前夫是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吗？然后她心有戚戚地讲到失去的孩子，不是书中那个意外丢失的婴儿，而是女人们注定会失去的每一个孩子。我承认因为没有孩子，我对母女关系的体验是单边的。在整个阅读过程中，我对主角与母亲种种纠结的情感感同身受，但后来两位女主角先后有了孩子，孩子们慢慢成长，费兰特写下了作为母亲的种种感受：爱、嫉妒、同情或无奈，这些复杂的情感我可以理解和想象，但无法引起共鸣，只能感受到同情。mm就不一样，我见过她的小女儿，一个惊人美丽同时非常intense的姑娘，我很喜欢她，但也觉得做为她的妈妈，mm还挺不容易的。想到她的两个女儿，我恍然大悟地明白了mm为什么会喜欢《失落的孩子》。我觉得自己有点蠢，之前居然会感到吃惊。

那不勒斯四部曲是通过强烈的共情来吸引人的。那些自身体验和感受与书中的描写截然不同的朋友们，会用更加超然也更苛刻的语气来评论费兰特的文学技巧。

我自己则很迷惑：文学的吸引力真的需要通过共情吗？按照以往的个人经验，我的答案应该是不需要。但是费兰特对我以及很多女朋友们的吸引，又似乎证明了这一点。

总之这套书是过去两年（其实我是去年读的，一直想写点什么… 拖延到现在）非常美好的阅读体验，嗯，也许圣诞节闲下来，我可以陆陆续续碎碎念一下。更何况圣诞节我要逼着不愿意看书的格格巫跟我一起看HBO的剧集！

友博听听最近说到了我立flag日更然后立即啪啪打脸的问题。我也没有办法。其实几个月没有进行博客创作，我有一兜子废话不吐不快，这一兜子废话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型废话。虽然我的blog自诞生那天就被定义为树洞不跟任何人链接不惹任何是非，但人到中年自然怂，有些东西真的是没法说了….另外一种属于爱上层楼爱上层楼型废话，因为工作实在奔波忙碌，没有时间来说。

今天忽然想起来，上个星期在加州探亲的时候邂逅了一个奇葩，偌大一槽，不吐不快。

首先，我去的是尔湾。尔湾本身就是一个很值得吐槽的地方，但这个槽懂的人秒懂，我就不展开了。

奇葩是亲戚的朋友，我们只是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遇到，寥寥说了几句话，了解到这人生活的几丝吉光片羽，匆匆记录一二。

奇葩到美国已经多年，早已入籍。当初到美国并没有打算久留，那时候他夫人怀了大女儿，到美国来生产。孩子刚刚落地，奇葩就收到了国内检察院的传票。

奇葩在中国给境外公司做买办，主攻政府关系一线。收到传票当时，打过交道的政府官员和合伙人已锒铛下狱。奇葩和夫人不敢回国，自此滞留美国，申请了各种庇护，最后拿到护照变成美国人。

奇葩头脑灵活人也勤奋，先利用国内的关系当起了买房中介，现在生意渐渐做大，买房中介的活交给太太，自己做起了正儿八经的房地产生意。因为是军校毕业，对枪支有情怀，热爱射击，家里地下室有满满一墙壁各种枪支弹药。而且天赋异禀现在已经能够代表美国国家队出国参加体育赛事了。

既然爱打枪，我想奇葩的政治观点应该也是偏右的，怕受惊吓不敢问他大选的时候选了谁，但奇葩特别看不上的就是欧洲人和他们的难民政策。说起来跟太太前段时间在巴黎他们简直义愤填膺，“巴黎现在乱得不得了！我们坐那儿喝咖啡旁边一个街区就有人明目张胆抢！”

奇葩现在有三个孩子，前两个是女儿，第三个老婆本人生不动了，又想要儿子，所以找了代孕，小男孩儿才刚四个月。

说起来他们一家人，郎才女貌（而且男人也是中国人里难得的英挺帅气），遵纪守法，待朋友热心周到，做事情聪明上进，没有什么bug。但以上种种…确实是天朝这一方热土才能浇灌出来的奇葩。

出差归来。

这次项目的甲方，是潮汕人。这意味着我虽然出差奔波辛苦，但有美味作为犒劳。潮汕菜真是太好吃了，生腌各种海产我应该能吃十七八九盘吧，炒麻叶炒薄壳什么的也是喜欢得要命，更别提各种卤味和小吃。吃吃喝喝之余跟甲方套套近乎，侧面了解一下潮汕人这个神奇的群体。

比如爱跟同乡人打交道：甲方的朋友也是潮汕人，甲方的合作伙伴也是潮汕人，潮汕人都跟潮汕人结婚了，生了一堆潮汕人。

又比如重男轻女：一起吃饭的一大桌子潮汕人里，几乎个个家里都有三四五六个兄弟姐妹。如果头胎生了女儿，那一定是要生二胎的，如果二胎再生女儿，那怎么也得生上两个儿子才能找补回来。计划生育在潮汕估计就是一个笑话。又或者用我甲方夫人的话来说：只有特别弱小或者不会做人的家庭才会被抓去计划生育。甲方的合作伙伴，一个穿白裤白皮鞋的小个子某总告诉我，他家生到第三个的时候，来了十几个计生办的人要抓他老婆，他立即抄起菜刀冲出门去，计生办的人吓得转身就跑了…

甲方有两个姐姐，他老喜欢跟我说他大姐的事：出国留学，在美国考了注册会计师，虽然已经结婚但不想生孩子，挣的钱每年满世界旅行。甲方大概觉得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聊聊他大姐比较能让我感到亲切。与此同时，甲方自己与一大家子人住在一起，老婆儿女爹妈，他说：我是比较传统的人，喜欢大家庭，也享受跟家人相处。我连忙拍马屁大赞甲方是个五好男人。

在芝加哥的时候，有一次跟格格巫聊到他的同事，教古典哲学的a。a有一个姐姐，一直跟父母住在一起。a很早就离家念书，毕业后工作成家，跟家里甚少来往，照顾父母的责任顺理成章地落到姐姐头上，姐姐蹉跎半生，最近情绪不佳，总在家里怨天怨地。其实格格巫自己何尝不是如此，他姐姐早已结婚生子，住得离父母很近，父母有什么事情自然都和姐姐商量。好在他姐姐嫁了金领老公，生活优渥，没有a的姐姐那么多烦恼。格格巫自己老早就跑得天远地远，还没念大学呢，就去印度给特蕾莎修女打工了（真的）。

当时我跟他说，你看你们这个就是gender issue，男孩子可以追求自由浪迹天涯，女生就要留下来履行家庭责任。格格巫很不服气，说他当初是要跟父权结构森严的中产家庭划清界限——这样的鬼话，大约只有他自己才会相信。

在跟甲方聊天的时候，我忽然想起了这一茬，就跟他说，你看，还是咱们潮汕男人靠谱。在腐朽的欧美国家，男人们现在一点责任感都没，家里要是有姐姐妹妹还好，如果没有，那老爸老妈只能孤独终老。甲方的老婆插嘴评论：养儿防老，女儿嫁出去就是别家的人了，老人自然应该儿子照顾。我恍然大悟，是要有多蠢才能没想到这一茬，我还以为甲方在礼崩乐坏的现代社会依然发自内心地尊老爱幼，守卫传统价值观，没想到他是被逼的。（当然人家也可能就是发自内心）甲方老婆继续补充道：那些被计生办欺负的，除了做人太差，往往就是家里男丁稀少，一个家还是需要男人的。

我的甲方是一个工作异常努力的男人，日出而作，日落不息。家里上下三代生活的重担给他一个人挑着，不仅要让他们吃饱穿暖，还要有房有车，有包包买有国际学校念。我感叹道：父权社会害死人啊，不仅女人很惨，你看你一个成功男士也是辛苦得滴滴叫。甲方白了我一眼，露出“我愿意我享受我幸福”的表情。

对比起来，泡过不计其数的妞，至今逍遥自在的格格巫，才是男女平权运动的最大受益者嘛！俗话说得好：让父权主义者在性别平权运动面前发抖吧。男人们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这个blog，就是一个坚强的存在！

消失了这么久，是因为胡子哥的服务器搬迁，据说傍上了鹅厂这样重量级的大款。搬家搬了一阵，又重新搞了一阵子备案工作，按照胡子哥的说法，以后高枕无忧了！我再也不会无缘无故消失好一阵了！

Let’s see…

在此期间我听说，因为人们对网络种种乱象的担心和反感，被大众抛弃已久的blog近日又有复苏的征象。而经过我长期耐心的观察，友博听听不仅比我更好地坚持了更新，而且最近变得愈发勤奋，隔三岔五就自己拿手的题材（业余爱好、搞姬、中年一地鸡毛)进行创作。我也要发扬话痨的光荣传统，更加勤力地练习中文写作！

从网上消失的这段时间，我回国呆了一个月。在魔都市中心租了个小房子住下来，天天按时上班。因为四月的上海不冷不热，几乎每天出太阳，所以竟然呆得很惬意！而且不住酒店，办公室窗明几净，在“异国他乡”创造出一种虚拟的居家感，对我这样的宅向人士有着极其正面的心理暗示，仿佛找到了漂泊的某种节奏。

从上海回到芝加哥，天气也暖和起来了。气温一夜之间骤升20度，植物们很辛苦地积极适应，在一个星期之内，从满树枯枝变得亭亭如盖，非常不容易。于是我想起来在千禧公园有一个Piet Oudolf做的小花园，就强迫工作狂格格巫放下手中的论文，去探访了一下。

花园外面有密密匝匝灌木围起来的墙，我很喜欢这一圈灌木墙，把周围逛公园的喧闹人群都隔在外面，弄出一种秘密花园的气氛。而更远的地方还有芝加哥的高楼圈出来的另外一重高墙，显得这方寸之间的自然备受呵护。

花园有缓慢起伏的地形，还有Piet Oudolf标志性的装作野趣盎然的繁花似锦。冬春之交开放的花有水仙和郁金香，还有一些我叫不上来名字的球茎类植物的花。不知道是冬天太过严寒还是园艺师们对此处的植物不太熟悉，花园中还是有少许斑驳的土地露出来，不太符合Piet Oudolf一贯追求的“春有百花冬有雪”的四时繁茂意境，又或者萧瑟气氛也是故意为之？不管是不是吧，这点点秃地也是瑕不掩瑜，游园还是很惬意的。

也许因为植物的安插方式有点像欧洲那些修道院中的药圃，我总觉得Piet Oudolf的园林中弥漫着一种宗教氛围，不管如何突出野趣，还是整饬而秩序井然。同样是追求自然，跟苏州人造园方法南辕北辙，成果的意趣也完全两样。对比起来，让人觉得很有意思。

（但芝加哥其实还是太冷了，所以我的手机把自己关掉了，一张照片都没有拍）

小凡这两年新发展出来的一项爱好是家族史研究，今天晚上吃饭，他跟我汇报了最近的研究成果。

小凡并没有出身于什么世家大族，好像就是奥地利山里面的普通人家。但以前的人很能生孩子，小凡的家族开枝散叶，乱七八糟的亲戚遍布全世界（有一个爷爷的表兄在澳大利亚帕斯开公共汽车）。小凡同学拿出了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历史学家的精神，满世界找寻这些莫名其妙的亲戚，索要他们的故事、通信、照片、影像资料，然后汇报给我们听。他好像并没有什么学术野心，也没有特别为自己的出身感到自豪，纯粹就是好奇心爆棚兼nerd小宇宙爆发。他的家族故事都即奇突又自然，就像我们脚下这片奇突又自然的热土。德语并不像中文有“姑表兄弟、妻舅姥爷”之类表达亲戚关系的精妙词汇，所以一个晚上下来，我脑子里塞满了一堆叔叔阿姨表兄表妹的荒诞故事。

比如小凡有一个亲戚是瑞士第一个因为艾滋病死去的人。

还有一个亲戚，参加了奥地利一个大型邪教自杀团体。

还有个姑奶奶一类的亲戚，经常跟死去的丈夫对话，并以此为创作主题出了两本书：《我男人还活着：那边儿来信》，《弗朗茨从那边儿发来的消息》（可以在亚马逊上购买）。

去年夏天回家的时候，小凡一个姨妈忽然想起来，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某一天，家中曾经来过一个拿摄像机的陌生人。他们问遍了所有的亲戚，了解到这个陌生人是爸爸家族里的远房亲戚，现在住在伦敦，已经九十多岁了。他们继而打听到这个人的联系方式，给他打了电话。果然这个人在五十年代到奥地利来做过客，还在他们家拍了很多录像。小凡飞到伦敦去，在老头家拿到一堆胶片，在柏林十字山一个vintage冲印店找到一台能冲印那种胶片的机器，最后得到了三个多小时的彩色录像。

他向我展示了其中的一小段：有他爷爷的爸爸，留着希特勒式小胡子的老头，前纳粹，在六十年代死掉了；爷爷的妈妈，长着一张南欧人严肃的脸，身材走样，腿上有严重的静脉曲张；小凡的奶奶，还是一个风姿绰约的中年女人；小凡的姑姑，现在已经六十多岁住进养老院了，但在录像里还是十来岁的小姑娘，长着小鹿一样又长又直的腿，穿着一条苹果绿的连衣裙蹦蹦跳跳；爷爷的几个兄弟都是红脸蛋的年轻人，坐在一起有说有笑，现在都已经去世了。在这段短短的录像上，人们围坐在院子里的桌前吃东西，孩子们在院子里嬉戏，还有一条黑白相间的狗。小凡说，那时候家里没有水，喝水要到山下去挑。山下看起来很远，院子后面的松树树冠间隐约能看到山下的湖泊——这个拿摄像机的远房亲戚颇有一点诗情画意，他拍了很多风景镜头。

我还看到一封1944年的情书，是一个小凡并不认识的人写给小凡奶奶的。字迹很规整，提到了曾经的负心和重修旧好的想法，并郑重向小凡的奶奶求婚。

文章开头那张照片是小凡家所在的村庄，村庄的背后是连绵不绝的阿尔卑斯山，右手边的山背后是意大利，左手边的山背后是斯洛文尼亚。这张照片不是小凡自己拍的。他去做家族历史调查的时候，在当地游客中心的宣传资料上看到这幅照片，就随手翻拍了下来。

最近工作很多，本来周末是要加班的，然而实在是懒散，动员工作也做得不好（飞先生连消息也不回）所以自己也比较懈怠，打了几个电话回了几个消息，其它时候都在睡觉上网看书做饭。

昨晚去了一个party，本来也没什么好说，不过那个party行了一个奇突的规矩，所有人都要去抽一张纸条，纸条里是一个人名。在整个party期间，大家都必须扮演抽到的这个人。我抽到了Beyoncé。

我这个人，用格格巫的话来说，对流行文化有一些巨大的知识盲点。Beyoncé我确实听说过，知道她很有名，但我的了解仅限于她是一名肤色健康的歌手，至于她唱过什么，有什么轶事，我一概不知。Party上遇到的人纷纷打听彼此的新身份是什么，在听说我是Beyoncé之后，大家都露出了“哦~nice~”眉毛上扬的媚眼表情，然后说出一串我听都没听说过的歌名，我则全程伴以蜜汁尬笑。

Party上认识了一个爱荷华州来的记者小哥，他自我介绍是Justin，并且评论说：这名字是一个代际试金石，90后都觉得我是Bieber，80后则会说我是Timberlake。我站在旁边默默地想，幸好你没来问我，要不我可能会说Trudeau。而且作为一个80后，我连Timberlake叫Timberlake也搞得不是很清楚，如果被人问道，我八成会说Justin Timberland…

在回家的路上，我想起荒以前讲尤老太的典故：八九岁的时候，尤老太去小朋友家里玩，观察了一阵别的小朋友玩游戏，得出一个结论：玩那些东西，啥意思都没有。她提议做“听写”，把小朋友们都吓坏了。联想到尤老太，并不是自鸣得意，往自己脸上贴金。我心中充满了巨大的悲凉，作为一个people person，我啥时候不知不觉地变成了一个怪咖？！

出国。我决定，出国是这些流行文化知识盲点的成因。我的孤寒是因为常年去国怀乡造成的。想当年在国内，我也是天天头上顶个随身听的骚年。然而作为一个表面是people person的深柜宅，忽然被空降到陌生的环境，我其实内心是感激的：不仅可以心安理得地当啥也不懂的外乡人，也不用再去追赶国内的潮流。长久以往，自然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流行文化，都于我何有哉？然而悲伤的是，我并没有将这种空前的自由，投入到对其它领域知识的不懈追求中。到现在其实不管是在哪方面，我都有着巨大的知识盲点。呜呼…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