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

讨论一个夏天之后，上周我终于去卡塞尔看了文献展。最后几天了，现在给大家安利还来得及吗？

今年文献展有两个很大的争议。一个是关于“反犹”，还有一个叫做“你们这也算艺术？”两个争议都跟这次文献展去中心化的策展形式有关：这次五年展的主策展团队是印度尼西亚“米仓”小组，这群人的核心理念是一种基于农业传统的资源共享式乌托邦，她们无意单独决定文献展的形态，而是邀请了很多发展中国家拥有类似理念和工作模式的团体一起策展，这些团体又邀约了自己熟悉的艺术家，带来了一些在西方语境中会引起争议的创作手法和符号。比如十几年前印尼政治抗议中的巨幅海报，在成千上万个形象中有一个戴党卫军帽子留犹太人发卷的猪，在媒体中掀起了轩然大波。这些团体不拘一格参与自身所处环境各种议题的形式，也被迷恋“本体论”艺术形式的评论人嗤之以鼻。

作为在德国生活了快20年的人，经过一轮又一轮mind fuck，我甚至都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反犹”这个话题。它事关德国人对自己充满耻感的无情鞭笞和复杂的政治博弈，比讨论一个深柜恐同者的行为模式还让人头疼，所以我在文献展上很愉快地主动放弃了这部分内容。而关于艺术的“本体论”或者什么是艺术甚至什么是好的艺术，在跟格格巫吵了这么多年架之后，我只能说，这次文献展上各种各样的作品和活动都为我们展示了global south一个又一个真实人类生活的片段，只要有耐心有时间，就能拿着详细的展览介绍手册，对着创作者们提供的文字和图像资料，仔仔细细地看一遍，甚至可以参与到她们的实践和讨论中去。对我这样心情平和的局外人来说，是一次“干货满满”的观展体验。至于那些内容是不是艺术甚至是不是好的艺术，根本不在我关心的范畴里。

到卡塞尔那天早上，我们去游客中心ruruHaus买票，拿上导览手册，还顺便听了一个“介绍”。ruruHaus每天早上都从参展的团体中邀请两个人给参观者kickoff。而我们去的那天，主持人谈话主要的内容就是告诉大家：“你们想知道我们的program吗？你们想按照我们的program进行参观吗？那你们大错特错了，这里是没有什么program的，整个文献展也没有什么program，program跟我们对展览的理解大相径庭，blablabla…”两个唐僧坐在满脸问号的观众间喋喋不休，语气中还饱含着对文献展开幕两个月以来各种现象的讥讽。一起去的s听得火冒三丈，而同样没做任何准备工作就跑来看展的我却很开心，要不是被还有长长参观计划的格格巫和s强行拉走，我恨不得整个上午就坐在那儿听她们闲扯淡+吐槽。

导览手册也有不同的选择，除了两厘米厚事无巨细详细介绍的唐僧本，还有语言简单老少咸宜外国人友好的八戒本。八戒本对每个展览的介绍都不超过两句话，而且没有使用任何超过初中二年级词库水平的晦涩词语。专业名词都配有周到的解释，比如坦克就是在战争地区使用的装了机枪可以移动的大铁盒子。（如此体贴的八戒本）感觉特别适合我。

朋友们几乎都赶在刚开展的时候就来过卡塞尔，参加了各种各样的活动和盛大的party。但我们临到快结束的时候去，更能领略到属于德国中部小城莫可名状的忧郁和神秘，从这个角度来说，卡塞尔几乎能得一个“罗伯特·穆齐尔奖”。而人们对无能主办方的愤怒在逐渐积累，从外到内溢出了边界，几乎变成艺术创作的一部分——比如那来自sobat-sobat的愤怒。Sobat-sobat在某种语言里（忘了是哪种）是朋友的意思。这次文献展的主题非常强调协作与教育，所以出现了一个角色叫做art mediators，她们负责跟公众的交流与沟通，出现在各种工作坊和展场中，被称为sobat-sobat。s带着小孩儿去主展厅的滑板区玩，就有穿着超短T恤涂着五颜六色指甲的sobat-sobat加入孩子们，跟孩子们一起玩耍，保证害羞和年纪小的小朋友都能抢到滑板。但很不幸，在正确得一塌糊涂的文献展中，sobat-sobat得到了非常不公正的对待，在文献展接近尾声的时候，她们发出了自己的声音：sobat-sobat们写了长长的传单，通过主馆里的riso大机器印出来到处分发，还在展馆里显眼的位置大声宣读。我们了解到她们超负荷工作，没有得到足够的报酬；而文献展低效的电脑系统、此起彼伏的疫情感染都加重了sobat-sobat们的负担。她们写道：

Over the past few months, we have voiced concerns about our working conditions, the high levels of stress and the devaluation of our role. We are aware that some of these criticisms are rooted more broadly within the structures of cultural work in Germany and beyond. However, we also believe that many aspects that could have been changed at documenta were simply not acted upon. Therefore, we feel the urgent need to openly address these issues again.

“啊！她们要成立工会吗？”格格巫兴奋地问道。我觉得，sobat-sobat们在身体力行地以这届文献展的精神搞艺术，简直像是一股清新的风，希望她们成功争取来更好的待遇。

最后是一个推荐：鉴于卡塞尔本地的食物非常糟糕，而大部分参展艺术团体提供的活动已经结束了，我推荐大家去hübner厂区改成的展场吃自助餐食堂。那个食堂其实是来自广州的艺术团体“菠萝核”搞的一个创作，室内是90年代港式茶餐厅的风格，不管是墙纸还是桌布都来自艺术家们的创作，细节丰富而有趣。食堂的大厨来自展场附近的中餐厅，出品德国风味的自助中餐，盛惠每人17欧元。大家可以一边吃一边观看菠萝核拍的无厘头小电影，观展体验非常愉快。

坐牢坐久了，牢房被分出了三六九等。第一等是野生动物园，动物们可以自由走动；第二等是普通动物园，动物们在小区走动，虽然但是，空间有限；第三等是宠物店，动物们只能居家隔离，出不了笼子；最可怜的当然是方舱养鸡场，网上到处流传着悲惨的照片，人们的尊严被无限折叠，最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某一天我们楼忽然喜提野生动物园。群里炸了锅，大家兴冲冲都要到露台上去抽烟，去健身房练肌肉，还要出门遛弯。我忍到中午饭后实在忍不住，跟同事们说了一声，也出门去走了一圈。阳光耀眼，空气清新。宽阔的街道上即没有人，也没有车。远东国际大都会就这么休克了，像一个白日梦。

沿着苏州河走了三个桥的距离，只见到零星几个人，大家都戴着口罩，行色匆匆。我没戴口罩，所以别人都离我远远的。

到了晚上，我想要走远一点，就约了楼里团购认识的两个妹子一起出门。她们下班早而且都不吃晚饭，两个人等了我好一阵。到7点大家一起出门，天已经全黑了。

我们沿着苏州河往外滩方向走。两个妹子戴着口罩，还坚持要让我也戴着。她们对行人非常小心，远远看到一个大巴都要尖叫着跑开，如果是快递员开着小电动车从身边掠过，她们更是害怕得要命，就像两头惊慌的小鹿。

我们楼离外滩大概三公里的样子，但要出静安区的边界，还要跨过虹口区，才能到达位于黄浦区的外滩，年轻点的那位姑娘一路担惊受怕，很快就走不动了。在外白渡桥上她哭丧着脸说要一个人回去，我和另外一个姑娘答应只会再往前一点，走到外滩看一眼然后大家一起骑共享单车回去。她不情不愿地同意了，“腿都在发抖！”她娇嗔着抱怨道。

外白渡桥打着红色的光，空荡荡的看上去甚是诡异。对面陆家嘴所有的高楼都亮着灯，跟平时一样五光十色，大鸣大放。但天空的颜色似乎很黑，比平时黑得多，似乎霓虹灯已经照不亮上海的夜空了。更诡异的是空无一人的外滩，安静到只能听见黄浦江水流的声音，偶尔才有一辆车飞驰而过，发出巨大的噪音。一个保安样的人走上来驱赶我们，他说我们不应该进到外滩拉着封锁线的区域里去：“这里关了一个阳性的人！”他虚张声势地说，“你们要是走到那边去立即就会红码！”我问他好好的人为什么要被关在外滩。但两个女孩子不停地拉了我走，我们飞也般逃离了保安的势力范围。

第二天下班后，我计划再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这一次我果断抛弃了同楼的女孩子们，约了一个家住徐汇区的朋友，就叫他安托万吧！我们计划骑车相会在徐汇和静安相交的巨鹿路158号。

晚饭后我下楼解锁了一辆小蓝车，骑着它去约会的地点。路上仍然是空无一人，八车道的马路就算是红灯也可以轻松地穿越，两侧的支路上常常能看到路障，有穿着白衣服的人守在旁边，不知道会不会守一整夜。从静安区往巨鹿路走，快到终点的时候会路过延安高架和南北高架交界的位置，那里有上海著名的九龙柱墩，就是都市传说中静安寺老和尚做法降龙的地方。平时这里总是大车小车从各个方向呼啸而来绝尘而去，但现在却安静得连一根针掉在地上也能听见。

巨鹿路158号，本来也是著名夜场，灯红酒绿的所在，现在只有一群野猫蹲在路边，看起来饥肠辘辘的样子。春天，猫们生了崽，小猫咪们乖乖地团成一个个小团子。我忽然想到，它们从生下来开始，身边的世界就是静谧而荒芜的，这会如何影响它们的猫生呢？

安托万之所以能出门，是因为他在当志愿者，能穿上代表通行证的蓝色防护褂子。我们一边聊天，一边从巨鹿路往徐汇走，走过了茂名南路，走过了淮海路，走过了瑞金路。每条路都空着，只剩下巨大的霓虹灯在闪烁，广告灯箱照亮了夜空。还有交通灯时不时地变个颜色，发出机械的电声，毫无感情地提醒人们红灯停，绿灯行。

安托万说起这段时间当志愿者的经历，首先是搞菜。他属于这个城市里嗅觉灵敏的那种人。“肇家浜路，”他给我举例，“就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挤满了老外和白领，高大上得要死，当然找不到吃的。但另外一半全是老小区，住满了外地人。我平时就去那边的菜市场买菜，封城的时候我再去，在犄角旮旯里找到了卖菜的人。”我觉得很诧异：“不是封城了吗？为什么这些人还在那里？”“他们有办法的，能吃苦，不会让自己被封起来。那些人就睡在小公园里，睡在车上，睡在桥洞子底下，然后白天就溜回市场去躲起来。管的人也知道睁一眼闭一眼，要给大家留条活路嘛！”安托万不只是跟这些菜贩子买菜，也帮着认识的外国人搞那些他们想吃的东西。据说有几个法国人拿着社区给的咸鸡和绿叶菜一筹莫展，在微信上跟安托万哭诉，安托万就帮他们联系上了闭店的进口食品小卖部老板娘，搞到了大堆快要过期的奶酪和黄油：“一分钱价格都不加！”听得我很是佩服。

走着走着，我们来到了复兴中路，一个小酒吧还亮着灯。玻璃窗上用记号笔写着酒和小菜的价格，这里卖西班牙的tapas，可以喝sangria。透过玻璃窗往里看，店里的人把桌子拼在一起，往上面铺了睡袋。我很久不沾酒了，但当时很想喝点儿，觉得有些情绪只能靠喝酒才排遣得开。于是我说，这家店有人，要不我们搞一点酒来喝。

吧台后面有一个留着胡子，看起来很难说是哪国人的男人。我敲了敲玻璃，做了一个喝酒的姿势。男人摇摇手，往胸前摆了一个十字，意思大概是说已经关门了。那好吧，安托万说，那我们就在门口坐一会儿呗。店面大玻璃橱窗下刚好留了够人坐着抽根烟喝杯酒的台面，复兴路上大概有一万个小酒吧都长成这副模样。刚刚坐下，男人出来了，说“不好意思，我女朋友说，要送酒给你们喝！”然后一个头发漂成淡金色的姑娘风风火火地跑了出来，手里拎了两瓶啤酒和一个开瓶器，很开心地大声说：“请进请进！送你们！待会儿还有可乐鸡翅下酒！”

我们想进店大概还是不太好的，就依然坐在窗台上。女主人拎着一瓶啤酒陪我们喝，这家小店是她开的，留胡子的男人来自尼泊尔。疫情开始后，两人天天憋在家里，就在我们误打误撞发现这家小店的前一天终于憋不住了，双双加入了志愿者的行列。当天她们开车去松江的仓库，装载上“保供物资”运往各个小区。因为出了门，所以不能再回原来住的地方，两个人就在店里睡桌板。一听我们感兴趣，两个人就开始倒豆子一样吐槽：政府如何不可理喻，如何什么都要管还什么都管得乱七八糟。尼泊尔人不会中文，只能跟在女朋友身后云里雾里地搬东西。姑娘本来是蓝天救援队的义工，又狠狠吐槽了一下外地来支援的蓝天救援队成员受到了如何奇葩的待遇。

喝完一瓶酒，我们还是被请进了店里。这家tapas吧有一个小小的露天后院，因为很久没有客人，桌椅上落满了灰尘。我们找了一个角落坐下继续喝，安托万和我又了解到这个姑娘还是一个导演，疫情开始之前本来要去德国深造。而尼泊尔男人则已经在上海生活了十多年，在静安那边有一家自己的店。他们俩才刚谈了三个月的恋爱，现在不得不住在一起，还当上了志愿者，感觉明明是拿了一个sex and the city的剧本，居然给演成了倾城之恋。

喝完两瓶酒，安托万站了起来。对我来说这种邂逅该当持续到下半夜，但既然安托万要走，我也和他一起跟流苏和柳原说了白白。回程的路更加安静了。快到住的地方，我在路边发现了一家医院，门口灯火通明，搭着测核酸的棚子,几个快递小哥守在棚子旁边。我停车下去问了一声，原来是24小时测核酸的站点。那个时候我还在计划要离开上海，发现这个地方让我很高兴，因为它意味着我不需要在去浦东机场的路上折腾着去私人医院走4小时拿结果的快速核酸通道。但很快我就发现，我的甲方并不希望我离开上海，他就像这个国家所有掌握权力的人一样，对运用权力这件事情没有任何节制感。And我的航班也被取消了。再过了一天，我们虽然还在野生动物园那个分区里，但政府决定对野生动物园进行升格处理，大家又被关进楼里，露台和健身房每天只开四个小时。我只好化悲痛为食量，愤而团了很多吃的，甚至自己也当了一回团长，带领全楼无聊的住客们把附近街区的一家wagas扫荡而空。

Why did I tell you I was going to shanghai?

前几天，单读给项飙做了一个专访讲俄乌战争与日常意义。我和几个朋友在群里吐槽项飙是个鸡贼的人：在贵国那个舆论环境里装作客观地把普金跟俄罗斯划上等号，讲他的“思想根源”，带着对民族主义的共情，回避了对集权、寡头、侵略和屠杀的陈述（都没指望他批判）。但是别扭同学跳了出来为项飙说话，觉得他这个专访在讲人类学，而人类学是一种中立的陈述，所以没有什么问题。其它人纷纷认为这个理解是不对的，项飙其实是在用一种伪中立的人类学陈诉为某种政治哲学站台，大家热烈地讨论了起来。

（但这不是重点，这只是一块背景板。）

群里的热闹过去之后，我和别扭又转到私人频道，隔着几个时区有一搭没一搭地继续讨论，其中我提到，我对项飙可能是有成见的。我在读了他那本大火的《把自己作为方法》之后又去找了他关于乡绅的研究来看。本来我对地方自治一直都感兴趣，谁不希望贵国政治能有一个另外的可能性呢？我记得以前跟听听也讨论过类似的话题。然而那个研究我根本没能看完，后来我跟Q吐槽，（以我一贯的粗鲁和齐突）说这个研究一股子包皮垢味儿。自那以后，我就觉得项飙是一个很有问题的人。这有可能影响了我对他跟单读这个访谈的观感。接下来别扭和我又讨论了一下乡绅的问题。别扭认为乡绅什么的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因为贵国的基层政治就是由乡绅掌握的，如果我们认为政治结构要么是自治，要么是政府管制，而我们又希望回避政府管制带来的问题，那么就需要研究自治的逻辑。我somehow认同人类学者当然可以也应该去研究贵国的基层政治格局，乡绅自治也好，中县干部也好，学者们想研究啥就应该研究啥。但在大爹和小爹之间二选一这个想法让我觉得即沮丧，又迷惑。

（这是另外一块背景板）

整个讨论期间，魔都以一种极度魔幻的形式被按下了暂停键。住在一个酒店式公寓里的我，之所以还能继续工作、锻炼、吃了喝喝了睡，以及在网络上跟朋友们热火朝天地磨嘴皮，都得感谢这个酒店式公寓的工作人员，一个叫Hedy的女孩子。关起来没几天，Hedy就拉了一个住户群，一边跟街道联系组织物资投喂，一边往群里扔各种团购信息。随着这个群越来越壮大，人们的购买力也越来越惊人，从最早的肉菜蛋团，到后来的零食饮料团，昨晚居然有了一个买酒的团，我看到团里有人买了拉菲，还有人买了獭祭。不光是我们这个楼，跟Hedy一样的女孩子从各个社区冒了出来，抛弃对计划经济的幻想，开始为自己和邻里组织团购。魔都暂时没有彻底陷落，都得感谢这些Hedy Angie Lucy Jenny们，于是她们得到了一个昵称叫团长。

然后咣一下，我就在网上看到这样一张图：

老实说，虽然对拥有Y染色体的族群早已不抱任何幻想，看到这张图的时候我还是震惊的。于是我就发了一个票圈，写道：

这个性别真的绝了，干啥啥不行，抢功第一名。

今天我想进行一个人类学调查，好歹我朋友圈大几百号上海人。你们那里但凡有一例成功组织起社区生活资源供应的男团长，请留言或者私信告诉我，谢谢！

这条圈马上得到了大家的踊跃回复。一天之后总共给我点赞的有6个人，其中三个是男的，还有一个是我四姨（我所有票圈她都会点赞，所以她的点赞不具备统计学意义）。有42个人回复我，其中绝大多数表示自己社区的团长确实都是女的，还有一些对拥有Y染色体的族群在疫情期间的表现发表了略带侮辱性的评论。但居住在北京的龙女士留言说：

顺直男是不行，我有好几个gay蜜都是团长…还有调配小区各种物资的。

她的留言让我意识到，做调查的时候不能忽略了gender issue.

居住在静安区的王先生留言说他们社区男女团长都有，且男团长都是稳重的顺性别直男。于是我在私信里跟他展开了进一步的讨论，王先生对社区近段时间开团比例进行了统计，得出结论男女团长的比例为2：8。到了晚上他又给我发来信息，告诉我他们的业主群也是由一个非常精干且组织能力卓越的女性，Joan，建立的。Joan并且在疫情期间张罗了志愿者队伍，对整个社区负责。

在苏州开厂但居住在上海的企业家于女士留言说，她们小区有个李佳琪团，团长是小红书的，组织能力很强，雷利风行。这位男士既然被小区群众昵称为李佳琪，大概也不是直男。（没有说李佳琪是弯男的意思。他的性向我不清楚）

另一位曾就女权问题跟我在一个火锅店里争得面红耳赤的王先生留言说：

讲真，有的。我昨天团到的一包菜就是男团长。

王先生高屋建瓴地指出，做统计的时候不能只看性别因素，还要考虑年龄结构和收入结构。比如他住的小区中男女团长都有，性别不是主要判断一个人是否能够成为团长的因素。但他注意到，很少有老年人成为团长。王先生进一步解释：小区里大部分都是有娃家庭，大家照顾老人照顾娃都忙不过来，男的女的都得干好自己的活，没空分男女啊。于是我问道：“有娃家庭是说家庭内部大家都有明确的分工，大家一比一地照顾老人照顾娃，然后谁有余力的，也参与社区组织工作，aka团长？有时候让女的出去，有时候让男的出去，是这样吗？”王先生说，差不多。但补充道：明确分工是没有的，都是习惯法。我问：“习惯法的意思是在模糊化处理下公平的分工？”王先生打出了三个LOL的表情，然后评论道：欧洲的这套学术理论是割裂的，他prefer佛教的理论。不过第二天，王先生又给我发来了一篇果壳网的文章：居家隔离中，你家是谁在抢菜？

因为我不是一个人类学家，甚至对人类学的各种理论一无所知，所以并不知道该拿这些统计数据怎么办。把我拉回人类学讨论的，是别扭同学的一条短信。她也发给我一个团长相关的截屏：

并说：

这个是我理解的“乡绅逻辑”。

她发消息的时候是上海的半夜，早上起来我看到这个总结，觉得很不对劲。就回复她说：

这个不是乡绅逻辑，因为很重要的一点，上海现在所有运行得好的社区计划：团购也好，互助也好，组织者都是女的。我这里是，我所有员工那里只要能搞定的也是，包括我认识的朋友我因为对这个问题感兴趣所以调查了一圈震惊地发现例外很少。乡绅的底层逻辑不是什么社区自治互助啊之类的，乡绅是父权制的神经末梢，除了家庭里面那个爹，他们就是大家的爹。他们是把大家关着，坚决执行上面的指令不让人出门治病的人，他们是把援助的菜当团购产品卖到其它区的人。众议院、参议院、投票这些概念，在我们被乡绅运行了成百上千年的社会中出现过吗？这个里面就有你说到的文化的问题。我们能够脱离我们的文化来理解乡绅吗？我们不能。这就是为什么你举的那个例子跟乡绅逻辑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原因。为什么社区里现在那些互助活动的参与者大多数是女的呢，当然有很多原因。但我觉得跟女性无法进入乡绅逻辑，所以愿意去拥抱另外的逻辑有很大关系，特别是在上海这样一个被外来逻辑渗透的地方。

就此别扭同学的回答是：

我觉得乡绅逻辑中男的掌权不是必然逻辑，而是外部环境，内在观念的共同结果。也就是说完全可能出现女乡绅，完全由女乡绅掌权的结果，虽然浙江村里没有。我觉得项飙的意思就是要理解和尊重自治的逻辑，而并没有说自治只有一种逻辑。我理解他说的乡绅逻辑就是尊重地方自然形成的权力结构，选择合作而不是拆解。至于过去乡绅都是恶心的男的，就是思想观念和外部环境的结果，但这个并不是内在的东西。

我本来想要立即回复她，结果发现到了周末我比工作日还要繁忙。因为我的员工都被关在家里缺吃少喝，独居的年轻人们渐渐精神状态都出了问题，只好拉着大家开zoom会调节一下情绪，聊天、唱歌、玩游戏，我本来以为一两个小时差不多了，中间还去洗了碗收拾了桌子做了运动和核酸，结果回来这些人还兴高采烈。到5点过我精疲力竭宣布zoom聊天会到此结束，作为隐形社恐之后的整个晚上只能躺在沙发上刷无脑视频安抚自己过度社交的惊恐灵魂。

但同时我也觉得不知道怎么回复别扭同学，倒不是因为我对乡绅这个概念抱有什么幻想——我并不觉得团长们的事迹能够在任何意义上促成中国基层民主的形成或发展。我甚至对团长都是女的这件事本身，也很难感到高兴或者骄傲。

在王先生转给我的那篇果壳网的文章里，作者分析了疫情、女性和家务的关系。文章里给出一个数据：

联合国妇女署2020年11月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疫情期间女性每天花在家务和照料上的时间是女性的三倍。

在德国，我也在建筑学报给出的一份调查中看到，因为新冠疫情，女性建筑师半职的比率从2015年的35%上涨到了47%。Holy shit。当然了，居家隔离造成的家务负担增加在男建筑师半职的比率上也有所反映，从2015年的4%上涨到2021年的10%。hmm…

而在贵国闹肺炎的时候，女性不仅要给男的擦屁股，还得给国家擦（并没有说她们平时没帮着擦的意思）。不仅要绞尽脑汁给全家人搞到足够的食物，还得顺带着帮助整个社区逃脱饿肚子的厄运。而她们在这整个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卓越管理统筹能力，也很难说是女性天生就具备的优良品质。我看八成还是后天被社会捶打的结果。毕竟，成为妻子和母亲并不意味着出个子宫生孩子就行了。在欧洲，传统的淑女教育包括到瑞士去学习酒店管理，当然不是学成归来就可以管理酒店，而是要等着嫁人后打理一大家子的吃穿用度。在贵国…我相信王熙凤是在现实基础上搞的文艺创作。小家小户一个钱掰成八个用，科学管理协调调度更是必不可少的能力。换了我，我就对这些事情一点兴趣都没有。在Hedy没日倒夜为全楼搞团购的时候，我把团购群关了静音，设置只对Hedy的发言消息提醒。她随便说点啥我都会在下面彩虹屁乱吹：好棒！谢谢！感恩！Hedy辛苦了！吹完了就默默下单。扪心自问，我是没有成为一个care giver的品质的。从小到大，我从未对任何一种人或非人的生物产生过“我要呵护照料ta”的愿望。如果大家能够一起愉快的玩耍，那么最好不过；如果耍不到一起去，就宁愿相忘于江湖，责任和义务当然是越少越好。但是，出来混总是要还的，我也收获了自己那一份来自社会的捶打。所以魔都宕机的时候，我得考虑员工是不是吃得上饭，给她们定人均500点对点配送的爱心礼包，放弃周日跟朋友们在网上兴高采烈打嘴炮的机会去陪他们玩“你画我猜”搞得自己精疲力尽。但是，我猜我毕竟还是这段关系中更大的受益者。而在那个五十多个楼长组成的众议院里面，不知道为什么我就非常肯定，如果一下子变成了500栋楼或者5000栋楼，众议院里面就不会再剩几个女的了，更大的可能性是，不管是众议院还是参议院里都挤满了“乡绅”。

啊靠，这次写了好多。闹肺炎真是比失恋还容易引发博客井喷。

因为打仗，忽然想起了我曾经翻译过几页的一本小书：

《专政厨房》

当时挖了一个大坑，虽然只是薄薄一本小书，但我只铲了三铲土就弃坑而去，可以说是专业级别的挖坑选手了。现在再看这种麻球型的毛子会有点不耐烦，所以此坑想必永远也填不上了。

书里老是讲到敖德萨，打起仗来我才知道是在乌克兰。前段时间跟我的乌克兰德国混血女朋友通电话，才想起来，我当年也是认识了她才知道基辅在哪里。哎我真是一个地理很差的人。

从开始闹肺炎到现在，我已经是第五次回国aka第四次被隔离了，整个过程一波三折坎坷艰辛。不知道接下来还有几次，折腾的程度是否会继续升级。

元旦新年后我跟格格巫前后脚去了芝加哥，当时的计划是在芝加哥过完农历新年就回国搬砖，遂买了2月初的机票。

元旦前后，因为Omicron在美国爆发，感染人数飙升，中国要求所有从美国返回的人都必须在起飞前进行所谓的7天健康监测，以及在这7天开始和结束的时候进行核酸PCR检测。话说听到这个消息时，我的内心是崩溃的，因为在德国，我可以在柏林做测试，再去法兰克福坐飞机。但美国这边的大使馆给每个起飞地都指定了本地的测试机构。芝加哥直飞上海的航线被取消后，我只好选择从就近的底特律飞回去。难道我得跑到底特律去住7天？底特律在哪里？

好在仔细看了一下大使馆的规定，搭乘从底特律起飞的航班之前，有三家检测机构可供选择，除了一家在底特律，另外两家都在芝加哥附近。所以大使馆也知道从底特律起飞的人很多都住在芝加哥，所以他们为什么要取消芝加哥回国的航班？！

一月间，随着从美国回去的人陆续被查出阳性——后来我才知道是因为中国测试的敏感度级别调得太高——本来就寥寥无几的回国航班继续被陆续熔断，中美两国又开始就这个问题互掐。美国人跳出来说：不飞了不飞了，你们中国三天两头熔断美国公司的航班，我们要把国航东航的航班统统取消！中国这边一听啊哈这可不就好棒棒！正愁春节和冬奥会以及之后的two会期间有人回来投毒，假模假式谴责了一下下子就不吭声了。我的机票当然也在这两国互掐的过程中没了影子。

好在我有一个靠谱的票代，眼看着机票不保，就悄悄帮我又定了一张三月初的贵价票，盛惠人民币3万多——12月订票的时候，价格虽贵但还在合理的范围内。底特律回上海大概是一万多人民币。到中美两国开始互相“熔断”，票价就像坐上了火箭刷刷往上涨，我只好流着泪下了单。

买到了机票，并不意味着就能回国：临走前7天的两次PCR核酸测试都得是阴性，仲有一个抗体测试。我看了大使馆的规定，如果抗体显示阳性，意味着测试人曾经罹患covid，那么就必须证明现在已经痊愈。阴性核酸证明说服不了坚持清零的贵国大使馆，想上飞机必须提供医院的x光胸片，这个胸片必须已经有21天的历史，其间每7天还得再去测一次核酸….这样苛刻的条件让我在芝加哥的日子过得谨小慎微。朋友的聚会不敢去了，喜欢的餐厅也想都不要想，每天呆在家里，相当于把自己隔离了两个月。

终于到了临近回国的时候，查了一下发现指定的两家测试诊所离住的地方都很远，打车来回要一百多刀。两趟测试下来，光路费就花了快300刀。PCR测试170刀（虽然满大街都是免费测试，但贵国就是需要大家在指定诊所里做这个昂贵的阿物儿），再加个抗体测试盛惠270刀，700多刀就这么哗哗地花了出去，国家当然是一分钱不出。说实在的，对公然千里迢迢回来投毒的人，国家没有罚我的钱，已经是很仁慈了。

测试结果一片绿灯，有一个抗体是阳性，但据说是因为打了疫苗的原因。确实大使馆也没刁难我。但因为我的疫苗是在德国打的，虽然都是辉瑞，但跟美国的疫苗证明可能长得不一样，大使馆的人不识得，各种刁难不肯给我绿码。我提供了欧盟的疫苗二维码，把疫苗本都翻译了，他们也能看到标签上明明白白的biontech comirnaty标志，他们还是非让我提供签证、入境证明、机票等等跟所谓的绿码申请毫不相关的私人信息。

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我终于拿到了绿码，战战兢兢地踏上了回国之路。不管是在芝加哥还是底特律，老美的机场人山人海，很多人连口罩也不带了，对比贵国的如临大敌，让人觉得无限感慨：说好的抄作业呢？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票代因为不知道上飞机之前会有什么幺蛾子，只给我定了一张从底特律回国的机票，后来差不多确定航班不会“熔断”，才又补定了从芝加哥去底特律的机票。他还特地说了一声两张机票都是delta的，所以我应该可以在芝加哥就直接把行李check in，到底特律再去柜台换张登机牌就好。开始我对这件事情有点犹豫，但因为行李确实很多很重，到了芝加哥机场，我问了一下checkin的大叔，大叔说可以但他不会操作，又叫了个大姐来，一通操作我看到自己的行李被打上PVG（浦东机场）的标签，觉得嗯，这样也很好，就省得在底特律折腾了。到了底特律有点不放心，在换登机牌的时候又问了一声，柜姐把行李号输入系统一查，说是的，你行李直接去上海，我就放心等飞机去了。

另外一个插曲，从美国飞回中国的航程本来就很漫长，现在飞机居然还要到首尔去停一两个小时，因为机组人员要全部换一遍，据说是美国航司的人对中国严苛的隔离政策不胜其扰，所以想了一个折衷的主意….至于从首尔飞回去的机组人员是不是要隔离，为什么make sense，我太疲劳就没有再去关心。

落地浦东机场就是做核酸，进海关，取行李。然后，我的行李没出现。两个箱子，一个都没出现。

我的内心是崩溃的。

崩溃归崩溃吧，还是要去隔离。上一次我回来的时候有写过，上海隔离酒店分为本地分配和外省盲盒两种。本地的酒店按区分配，静安和徐汇之类的中心城区酒店虽然说不上多好，但也不会太差，所以很多人会随便弄一个地址以保证自己不会被盲盒扔到什么恶心的地方去。我在第二次隔离的时候用同事的地址住进了徐汇区的建国宾馆。但到了第三次隔离的时候，因为耍这个花招的人太多，分配隔离酒店的人开始要求大家提供房产证，所以我就又被扔去抽盲盒，抽到一个如家。这次我虽然依然没有房产证，但没拿到箱子，心情差到极点，想说再去抽盲盒我就要杀人了，就顺势打了一下没有箱子的可怜牌。别人问我要房产证的时候我就一通祥林嫂式爆炸输出，把静安区分配酒店的人吓了一大跳，为了安抚情绪激动的我，给分配了一个传说中能叫外卖能收快递的智选假日酒店。

但是，可能我回来得太是时候了吧，上海开始草木皆兵地“网格化”封城。酒店马上跟风改了政策，不能再收外卖和快递。入住那天是收快递最后的窗口，朋友给我塞进来一包洗漱用品和换洗衣物。她可怜每天吃盒饭的我，顺便放了点小零食，居然被酒店搜包给扔出去了。Like：零食上面有病毒吗。

箱子的后续是，打了无数的电话和苦苦等待四天之后，我的箱子终于被找到并且运到上海了。然而机场消毒杀菌居然要花整整两天。两天之后机场给我打电话，说本来今天要把箱子给你送过来，但是送箱子的大爷被隔离了，起码三天后才能自由活动。As if，诺大一个浦东机场只有一个送箱子的大爷。我拿着电话目瞪狗呆。跟行李处争吵了很久未果，最后灵机一动，花两百多块钱找了一个闪送去把箱子取了回来。

隔离的后续是，上海的隔离政策据说已经是全国最温和的，但仍然在层层加码。前两次隔离都是14天，上一次加了7天，但那7天其实我是可以自由活动的。这次的14+7都属于强制隔离的范畴，但中间还得换一次酒店，不知道是什么逻辑。隔离期间每三天都查一次核酸。

哦对了，上面我提到的所有涉及钱的地方都是自费。战狼国家的逻辑就是那么的随心所欲，也让人觉得非常绝望：疫情也许有朝一日终将结束，但这些荒谬和无稽会过去吗？

拆伙这件事情其实很像离婚。不管未来多么自由光明，此刻都是伤筋动骨。

飞先生和我一起工作的这十年，我们相处的时间几乎超过了彼此的生活伴侣。在这之前我们是同事、同学、朋友，一起工作、旅行，分享了人生中很多美好的回忆。

上个星期在葡萄牙，把家人交代的事处理完之后，我和Q、老白、格格巫一起去了里斯本。我惊奇地发现，里斯本不再是我印象中那个有点破败颓唐的二线城市了。如今的里斯本挤满了创业精英和他们带来的星巴克，变成了一个熙熙攘攘的都会。它让我想起了三年前重返特拉维夫雅法的海边，发现十多年前跟小布散步那片废弃的工厂，已经变成了热闹喧哗的海港创意园区…

上次去里斯本是2009年。毕业答辩后，飞先生和我跑到西班牙南部和葡萄牙猛玩了一番。里斯本是我们的最后一站，当时不知道撞了什么狗屎运，在城市最中心的光复广场上找到一家小旅馆，住进了一间虽然破烂，但能俯瞰整个广场的，阳台上开满了鲜花的顶楼小房间。在我的记忆（以及当时拍下的照片）中，光复广场大部分时候是乏人问津的，就像一个二线城市中心广场应该是的那个样子：尺度震撼，但没人拿它当回事。结果再去发现广场被游客们挤得水泄不通。而我们住过的那栋乱七八糟挂满旅馆、旅行社、打印店、樱桃酒馆招牌的小破楼，已经被修葺一新，油头粉面，大概变成了设计酒店。

当然如果一个人在文德斯拍《里斯本故事》那个时候来到里斯本，他大概也会觉得2009年的里斯本充满了毫无浪漫气息的喧哗。就像佩索阿借那个会计之口所说：在有些事情上，任何人都是虚妄的。

Eisenhüttenstadt——铁屋城——就像它那些同类，巴西利亚、昌迪加尔、大庆、Nowa Huta一样，是平地上冒出来的新城。1950年，为了拥有自主冶炼钢铁的能力，民主德国在波兰边境上建起了大型钢厂。为了解决钢厂两万五千名员工的居住问题，紧邻厂区规划了铁屋城。这座崭新的城市是共产主义德国的骄傲，象征着党国关于乌托邦的想象，它的街道和建筑记录了战后四十年共产阵营建筑潮流的转变，而不管潮流导向何方，新建的钢铁之城都拥有最先进的设施和资源，它被命名为“斯大林城”。

一转眼70年过去了，铁屋城早已不复往日辉煌。随着钢厂的私有化和减产，人们纷纷离开了这里。留下来的人越来越老，这个城市颓败了。不仅颓败，它还很愤怒，2019年的地区级选举中，铁屋城24%的人投票给了极右翼政党。

深秋的周末，阳光灿烂。海科、小凡和我踏上了计划已久的铁屋城之旅。我们手里有一本DOM出版社的铁屋城建筑导读，作者是海科的朋友，大板儿楼活字典Martin Maleschka。Maleschka是铁屋城人，但生不逢时，他出生的时候，铁屋城早已光辉不在。居民流失，房屋空置，政府开始有计划地拆除离城市中心较远的板儿楼。Maleschka一家人随着这个拆迁的过程搬了三次家。他去柯特布斯大学念建筑的时候，开始带着相机回到家乡，用胶片记录铁屋城的建筑和公共艺术，“就像一场漫长的告别”。这本建筑导读上有35个建筑，还有35个公共艺术项目——在德国，公共建筑必须要拿出一部分预算让艺术家参与建造，所谓的Kunst am Bau，建筑附属艺术项目。这是德国自从一战后就有的一个传统，没想到在东德也得到了延续，大概建设社会主义更需要大内宣的配合吧。

从柏林有火车直达铁屋城，这也是当初钢厂选址于此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流经此处的奥德河）。但在规划铁屋城的时候，新城被修在钢厂边上，火车站却还在沿用老城的旧站，两者之间有两三公里的距离。跟着海科往城里走的时候，我觉得这莫名其妙的两三公里对城市的衰落功不可没：太远了，公共交通又没有跟上，毫无便利可言。就算周边大城市发展，居民外迁，也不会愿意来这里落户。

我们的第一站是火车站旁边的旧货市场。首先需要穿过一片已经拆毁的板楼区。荒凉的空地上长着茂盛的野草，一块孤零零的牌子竖在马路边，上面描绘着这片荒地的新功能：郊区独栋小住宅。想到几年之后，这里就会布满房地产商产品手册里千篇一律的小火柴盒，啊，好像比大板楼更加令人绝望。旧货市场位于荒地一侧看上去年久失修的仓库里。我说：那边看上去不像是有什么事情在发生的样子。小凡说：欢迎来到东德！整个东德看上去都不像是有什么事情在发生的样子，但如果你走进去，你走进去就会发现，这里热闹得很。

于是我们走进去，发现这里果然热闹得很。巨大的仓库里堆满了杯盘碗盏、吊灯、唱片、洋娃娃；明亮的阳光从仓库一侧的小窗户照进室内，刺眼的光柱中无数灰尘上下翻飞；仓库的大喇叭放着热闹而俗气的Schlager音乐，有大概十来个人在如山的垃圾间快乐地淘宝。海科找到了一块内容是民德首都柏林十大建筑的红铜浮雕装饰画，小凡买了一个奇丑无比的花瓶和一盒多米诺牌，我什么也没找到。

从仓库出来，我们开始正式往市区进发，陆续经过了70年代落魄板楼区、新城外围绿化带、60年代现代风集合住宅区以及50年代苏式样板房，体验了一把东德建筑编年史。落魄板楼区的房价大概只到柏林的五分之一但仍然无人问津；绿化带倒是绿草成荫古树参天；而现代风集合住宅最惨，已经是一片“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的情形。在一所年久失修的学校里，我们看到一片歌颂社会主义建设的精美湿壁画被喷上了触目惊心的鲜红色巨大涂鸦。小凡和海科都对这种破坏行为表达了愤概，我倒是觉得涂鸦制作精美，跟壁画本身的结合天衣无缝，体现了时代精神。

50年代的苏式样板房区域按照社会主义花园城市的标准修建，容积率很低，绿化率很高，人车分流，步行街上有大片的花园、雕塑和儿童游乐设施。我们在一个叫做“激进分子”的餐厅吃了午饭，没有我嚷嚷了一路的传统苏式东德名菜Soljanka，只好点了一个不伦不类的鹿肉汉堡包。

铁屋城非常安静，马路宽阔，汽车飞速驶过，路上没有行人。一路走来，脚都走疼了，“城市中心”什么的仍然不见踪影。我郁闷地问，住在这儿的人每天都干啥呀？

小凡说：Netflix and Masturbation.

然后我们终于来到城市中心，Terra incognita，一块杂草丛生，充分实现了物种多样化的巨大方形地块。按照规划师的愿景，这里应该坐落着城市广场、市民中心、演艺中心和博物馆。但很不幸，这些光辉的构筑还没来得及被建造，城市就没落了。地块一侧的市政厅大门紧闭，门口飘落着玫瑰花瓣，显然不久前还曾举行过一场婚礼。地块另一侧的大酒店已经关张，大门上封着木条，窗口是幽深的黑洞。而正对着地块的那条大道，作为城市的中轴，通往北边的钢厂。道路的尽头，巨大的冶炼塔筋骨嶙峋，巍然耸立，是共产主义的哥特大教堂。

离开铁屋城之前，我们才发现了城市真正的核心：城市边缘的巨大购物中心。这是一片带有明显90年代美国风格的低矮一层建筑群落，超市、日用品商店、餐厅、保龄球馆被铝合金框玻璃穹顶覆盖的走廊连接在一起，室外有巨大的停车场。铁屋城的居民大可在此消磨一整天的时光。走出购物中心，我们在马路边上看到一幢看上去其貌不扬的一层平房，房顶上支着黑色的大招牌，上面用血红色哥特字体写着店名。啊，纳粹俱乐部。海科耸耸肩说道。

在铁屋城的时候，我一直想到一本书，Didier Eribon写的《回到兰斯》，中文的译名叫做《回归故里》。Eribon，就像书名所说的那样，来自法国小城兰斯。在读这本书之前，我只知道兰斯有香槟。Eribon告诉我们兰斯城乡结合部也有大片的工人住宅区，他就是一个来自工人阶级的孩子。Eribon从小就觉得自己和周遭环境格格不入。在青春期这种格格不入的感觉变得更加明显：他喜欢同性，在兰斯郊区崇尚男性气质的工人阶级氛围中，没有Eribon的容身之地。虽然叫做《回到兰斯》，虽然在书的一开头作者就讲到自己如何在成年后鼓起勇气，回家探访自己的亲人，但这是一本关于逃离的书。逃离自己的出身之地，逃离自己的家庭、阶级，逃离一切不是通过自由选择，就砸到Eribon头上的东西。

这本书赢得了巨大的成功。它以一种直白的方式触到人们的痛处，在中国，是日渐分化的贫富差距和让中产阶级如坐针毡的阶级固化；在欧洲，是让左派精英们痛心疾首的右翼崛起。中文版面世之后，我的朋友圈几乎刷屏称赞，每一个自诩为知识分子的人，都表达了对作者的尊敬和共情。在德国——首先这书就是跟我吵了无数架的基友倾情推荐的——它也收获了大量赞美。大概率会成为下一任总理的Olaf Scholz，在一篇采访里说自己喜欢读跟政治相关的书，比如Michael Sandel那本《美德的暴政》或者Eribon的《回到兰斯》。

几年前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同时也在看《那不勒斯四部曲》的第三本和第四本，《离开的，留下的》和《失踪的孩子》。费兰特笔下有个男人叫做Nino，主角Lenu从小就爱上了他。Nino是那么与众不同。Nino是个气质有点阴沉但倜傥的黑发少年，他鄙视自己猥琐的父亲，也瞧不起那不勒斯，那个喧闹而粗俗的庶民世界。Nino野心勃勃。他很快就靠着自己的天赋和勤奋挣脱成长的环境，变成了一个知识分子。就像Didier Eribon那样。借着知识的东风实现阶级攀升之后，他们也会用知识分析自己的来处，字里行间是冰冷的理论和按捺不住的厌憎。

然而，离开真的可能吗？费兰特借助Lila的口说：

离开这里！彻底远离这里！永远离开我们自出生以来所过的生活，要在一个一切皆有可能、有秩序的地方扎根，这就是我奋斗的目标，而且，我认为自己已经完胜了。

但在后来的几十年里，我发现我错了！这世界上的事情一环套一环，在外面有更大的一环：从郊区到整个城市，从城市到整个意大利，从意大利到整个欧洲，从欧洲到整个星球。现在我是这么看的：并不是我们的城区病了，并非只有那不勒斯是这样，而是整个地球，整个宇宙，或者说所有的宇宙都一样，一个人的能力，在与能否隐藏和掩盖事情的真相。

如果不是因为同时也在看《那不勒斯四部曲》，我也许会被《回到兰斯》说服。毕竟那些长篇大论的分析，又是巴丢又是法农，虽然没有什么新意，但充满了痛切的情感。而且谁又敢说自己不同情工人阶级呢？但正好因为两本书放在一起读，它们之间形成了非常有意思的互文关系。男女主角在不同的书中分享着相似的故事：战后的成长经历、底层的出身环境、被知识改变的命运。两本书的作者也分享着相似的叙事母题：奥德赛似的离开与回归。但不同性别的书写，却决定了路径的泾渭分明。对女性来说，不管逃到哪里，她们所面对的问题大同小异。波伏娃就曾将性别比作种姓制度。阶级可以流动；但种姓是命定的，是打在一个人身上的烙印，除非推翻命名种姓的整个制度，否则绝无改变的可能。不管是离开的Lenu还是留下的Lila，她们最终要面对的，还是那个喧闹粗俗，周而复始的世界，无处可逃。而对男性来说，则是另一种叙事：逃走是有可能的，因为男人总归要用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去弑父。而最后，他们总归都会变成自己的父亲。

相比Nino借助自己的力量挣脱原生家庭，Eribon的路走得更加暧昧。首先，他利用了自己同性恋的身份。亲密关系是跨越阶级隔阂的一条天梯，然而跨越之后，Eribon作为男性，可以赢得比同样借助亲密关系获得更高阶级地位的女性更广阔更自由的空间——在上中产知识分子家庭中痛苦挣扎的Lenu就是最好的反例。其次，帮助Eribon实现阶级跨越的，还是女性的牺牲。为了让他能有钱在学校里读波伏娃，他的妈妈用摧残自己身体的方式在辛勤劳作。每一个阶级里，女性都不幸处于更低的位置。每一个痛恨自己出身低劣的男性，都在有意无意地剥削和压榨同阶层的女性，与此同时，他们毫无自觉。在Eribon那些引经据典对阶级状况的高级分析中，性别视角又占到了多大的比重呢？从这个角度来讲，他的痛切，又有几分真诚呢？

《回到兰斯》这本书中，Eribon开篇就说自己要回到出生之地，尝试去理解自己的家人，跟自己的过去和解。最后他承认了这个尝试的失败：再经历多少次，他还是会逃离。工人阶级和它所代表的一切，在Eribon心中不能引起哪怕是最轻微的共鸣。他所厌憎和反感的，只是更高阶层对工人阶级的盘剥和轻视，因为对此他感同身受。然而他既无意去讨论工人阶级存在的合理性，也从未尝试探索这一群体的主体性，因为他自从拥有了自己的主体性，就已彻底跟工人阶级划清了界限。而这，对我来说，才是这本书提出的问题最终的答案：为什么工人阶级往右转？因为他们无处可去。不仅是高高在上的资产阶级无法与他们共情，就连他们自己的儿子也无法与他们共情。而Nino最终活成了他的父亲。

我们走在铁屋城的中轴线上。这里还有几家门可罗雀的咖啡馆、冰激凌店和旅行社（铁屋城的旅行社特别多，是否也暗示着人们对逃离的渴望？）。艳阳下人们神情阴郁。他们中是否也有一个Lila，一个Lenu，又或者一个Eribon和一个Nino？我听海科说，在疫情期间，Meleschka最终决定离开柏林，回到铁屋城，在这里继续生活和写作。我想象他的生活也许并不那么糟糕，毕竟这里绿树成荫，环境优美，是民主德国规划师们的骄傲；而且物价低廉，交通便捷，他可以很轻易地离开，去休假，去参加建筑界那些永无休止的研讨会，去看这个世界。

我又被隔离起来了。

这是我在疫情期间第四次回国，aka第三次被隔离。

为了这次隔离，我专门下载了小红书。并在一个Jetlag+存在性焦虑发作的夜晚，沉迷刷小红书上的腰缠万贯事业有成家庭和美长腿靓女秀万物页面无法自拔。但是，小红书的攻略也没能帮我住进传说中“神仙隔离酒店”，在徐汇和静安区的地址都失效之后（该区机场防疫人员都学会了查户口这一招，如果不是自己或直系亲属拥有房产证，你就不配住徐汇静安的隔离酒店），我被扔到外地人堆里抽盲盒，最后抽中一个如家。

事实证明如家也没有那么糟糕。当然，观感是糟糕的。但好在干净，一个酒店该有的设施大致也都有，坐牢还需要讲究室内设计吗？这是一个问题。在我一番摸索之后，发现这个酒店的三大好处：

1.电视不是挂在墙上，而是摆在桌上的。让公司同事快递了一根高清线给我，把电视跟笔记本一连，我就有了两个屏幕，坐享舒适办公的快感。
2.饭菜真的不错。当然盒饭就是盒饭，但比起住过的前两家隔离酒店，这个如家的饭菜里没有任何让我觉得恶心的东西，比如大肥肉、大骨头、烧凉粉、各种淀粉过量的火腿肠和其它怪里怪气的人造物。调味也温和不奇突，以至于我每餐饭都吃完了。连早饭都吃掉了——之前的早饭充斥着大量花卷馒头之类的碳水，佐以奇怪的调味酸奶，但这次却有奶黄包紫米粥之类合我胃口的汤水点心。
3.有独立的壁挂式空调。我住的第一家隔离酒店是中央空调，因为防疫原因被关掉了，把我冷得够呛；我住的第二家隔离酒店也是中央空调，虽然有防疫需求但仍然没有被关掉，让我十分担心。

还有诸如硬质地板、床前空间够铺瑜伽垫等不算出挑的优点。综合起来住得并不算难受。可见我这个人很擅长从屎里淘出金子来。

另外还想感概一下：在机场被扔到外地人堆里抽盲盒，上了大巴，看到上海高楼林立，路网茫茫交错，不知自己会去向何方。机场的工作人员和车上的防疫人员全服武装，端着国家机器的架子，让人颇有一种登上了布痕瓦尔德专列的无力感。这种比喻说给格格巫听他又要生气，所以只好到blog上来吐槽一句。

我漫长的隔离期终于要结束了。酒店打来电话，勒令我明早上6点之前收拾好东西在房间里待命，6点半之前离开…

这是什么非人的世界。

然而，我还是选择离开。再不离开，我就是北半球隔离时间最长的人了。

这次隔离的酒店在闹市，门前是车水马龙的大街。甚至打开手机看看本地新闻，还会发现楼下停车场发生了斗殴事件。我有时候会像退休老人一样站在窗前看看外面的景色，其实就是街对面的几栋大楼。正对面的大楼因为光线的关系，楼里发生了什么都能看见。比如我能看见右侧最顶上的一套房大概被用作女团舞训练营，每天都有人在里面跳得热火朝天。左侧从上面数下来第三套房是猫咖啡，房间里总是有无数的猫在涌动。还有一个蓝色的霓虹灯上写着死海漂浮，不知道怎么漂浮法，我还挺好奇的。

悲哀的是，我在国内停留的时间要延长两周。再回柏林就是5月底啦。野韭菜、芦笋、草莓的季节都错过了。桑心。

我又双叒叕回国了。

这一次旅程比去年11月顺畅多了。我不敢再去欧洲其它国家转机，也不敢买非中国航司的机票（因为外航如今动不动就被“熔断”），就定了国航从法兰克福直飞上海的航班。所谓的48小时内核酸抗体双检，使馆倒不强求一定在法兰克福做，所以可以提前一天在柏林做好检测，第二天坐火车去法兰克福，不需要兵荒马乱地在转机城市找地方过夜了。

经过几个月发展，在第三波疫情到来之时，检测机构也在柏林遍地开花了。我家门外大街上就有一个快速检测点，门口总排着200米开外的长龙，跑去问了一声，只测核酸不测抗体。还好现在放狗一搜，测抗体的机构也很多。随便选了一家，不用预约就可以测。吭哧吭哧骑车过去，发现当天出不了结果，立马儿麻利儿地又换了一家，不用预约，两小时出结果，nice。

当然nice也有nice的代价，两个检测做下来，花了260欧大洋。抗体检测11月的时候还只要12块钱，现在居然涨到了90欧元。资本家真是无情呐。

回国过程一路无话。唯一让人想要吐槽的是法兰克福机场，居然每一个口都排长队，办票、安检、海关，所有的地方人们都挤成一团，为聚集感染制造便利，而且害得半个飞机的人差点误了航班。不晓得为啥闹肺炎闹了一年了他们还能这样，明镜周刊最近有篇社论，叫die neue deutsche Unfähigkeit，新·德式无能，我看这标题取得还挺到点子上。

回国照例是漫长的过检程序，重大利好是：没有肛拭子！我那些无良的朋友们搓手搓脚地高兴了几个星期，让他们失望了！不仅没有肛拭子，连捅鼻子的程序都简化了。11月回来的时候要捅两边，这次只捅一边了。护士小姐姐一拿起棉签，我就自动把头往后使劲仰，她扑哧一声笑出来说你也不用仰得那么夸张吧。

因为上次的隔离酒店不太好，这次早早做了很多准备工作。问了神通广大谁都认识的江湖姐姐，又请教了小红书，最后发现，其实也没什么后门可以走，要想住到好的酒店，就要有一个上海本地的住址。而且看了一下各区为本区住户提供的隔离酒店列表，发现徐汇区和静安区的酒店还行。刚好办公室同事住在徐汇区，找她要来地址，串通好说我是她表姐，一路风平浪静，无人查问，顺利入住建国宾馆。

建国宾馆是一家很有年代感的四星级酒店，据说以前是接待外宾的。现在正在翻新，所以顺便捐献出来接隔离的客人。走进大堂感觉非常萧瑟，酒吧商店都关着，家具陈设也搬走了。我们在前台领到了消毒kit和房卡，就一个一个自己上楼去。走廊里感觉到处都是白白的灰尘，当时我以为是因为在施工，过了好几天才发现原来是消毒粉，并且每天都要重新喷。建国宾馆的隔离管理也跟11月住过的天虹大酒店很不一样，没有聒噪的微信群，每天测体温都是工作人员上门，餐食发放之后还会给打一个电话提醒取餐。快递也没有那么多限制，我立即买了一大桶5升的纯净水：之前那个酒店买水都规定不能超过1升，害得我几乎天天定快递，差点被塑料垃圾淹死。

这次隔离仍然是不许点外卖，不过一日三餐已经很丰富了，甚至有一张菜单，中西菜谱可以自己选，仲有佛跳墙和蚝皇大鲍鱼这种神奇的菜式作为加餐选择。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中餐。公司同事再次给我快递了一个瑜伽垫，现在每天起床就工作，吃饱了做做帕梅拉，晚上早早上床睡觉，生活过得既充实，又空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