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

整理照片的时候格格巫打电话过来，就一边给他展示成果一边闲聊。

我说，这么一大本一大本的照片，摆在书架上看着也是气势恢弘。我以后一个人死在异国他乡，这些照片也不知道会怎么样。

格格巫反应很激烈地说，你为什么要一个人死在异国他乡？！

我就觉得好笑，怎么我难道还要拉着一群人来陪葬不成？

格格巫说一个人死在异国他乡这个说法就很残酷。

我说，异国他乡对我来说绝对是更好的归宿，而我没有小孩，一个人死应该也是必然的事情吧。

格格巫说不会的，你会有自己的亲人和朋友陪伴的。

我说那可非常不见得。而且你为什么会觉得一个人死是一件很残酷的事情呢？

格格巫说你这个人年纪轻轻怎么开口闭口死死死。我不想谈死的事情。

于是我嘲笑了他两句，我们转移了话题。

虎兔之间这个年我是在成都跟妈妈一起过的。因为成天吃了睡睡了吃，几乎不出门也完全没工作，所以是多年来一次非常难得的度假体验：几天之后感觉自己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休息。毕竟平时我度假的program也会安排得满满当当，回到家工作之前还得再休息一天才能缓过劲儿来。

不过所谓劳碌命说的就是我。休息两天之后我百无聊赖，就给自己找了个新任务。家里的老照片很多没有整理，有些扔在鞋盒子里，有些塞在很简陋的相册里，于是我上淘宝买了怒大五个布面相集，准备把所有照片都整理粘贴成册。

事实证明我还是太天真。光是鞋盒子里的黑白老照片就花掉我整个春节假期的时间。在开始整理工作三天之后，我意识到工作量的巨大，如果不加班可能连数量占比最小的黑白照片都整理不完，走了之后更是会留下一个烂摊子，于是工作狂自动进入起早贪黑模式，每天从睡觉到睡觉都钉在饭桌（被我征用为工作台）前面，终于在飞回上海的前一天夜里9点大功告成。

这次整理的黑白照片大部分来自妈妈爸爸从参加工作到恋爱结婚生下我这段时期（aka 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上小学之后大部分照片都是彩照了——归类狂先把相片分成了如下几类：妈妈、爸爸和我的单人照片（我妈是个大美人，她的照片也最多）；妈妈爸爸的合照；她们一起以及各自抱着我的照片；奶奶爷爷和其它亲戚们入镜的照片；妈妈爸爸蜜月和旅行的照片（在北京和三峡，还有一些其它我认不出来的地方）；妈妈爸爸跟同事们的各种摆拍合照以及纯纯的工作照片。整理完了之后我再把它们稍微打乱，编织出某种带着叙事逻辑的顺序，逐页帖到相册里。

这个过程…怎么说，有一点伤感。爸爸已经不在了，奶奶爷爷也都走了，而妈妈，我漂亮得像凤凰一样的妈妈已经老了。照片上的人们都年轻而神采飞扬，更像我的朋友们：自信、快乐、无忧无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并不是说步入中年的父母是悲伤颓废的，不是。记忆中她们对日常生活的一切——除了过于调皮捣蛋的我——并没有什么明显的意见。只是，后来的她们跟照片上那些生机勃勃的年轻人很不一样，很难说到底是什么造成了这样的变化。

她们在四川十八线小城的三线单位参加工作。了解那段历史的人知道，所谓的三线单位就是在荒郊野岭里建起来的重工业厂区。属于我童年的那个三线单位被单位上的人叫做“困牛山”，可想而知那是一个怎样交通闭塞的地方。从通往单位的公路上看过去，困牛山是一个扁长的山丘，从四川盆地南部平缓的丘陵上拔地而起，预制构件搭建的板楼错落排布在山坡上，像一座巨大的堡垒。困牛山建筑群的形态如此神奇，以至于我在放学路上无数次把它想象成布达拉宫，后来读了一点书，又觉得卡夫卡的城堡跟它也有异曲同工之处。我童年记忆中的困牛山已经有了厂房、宿舍、电影院、幼儿园以及其它工作生活所需要的设施。但更早几年，爸妈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困牛山只是金沙江边无数荒芜的小山丘中的一个。一群二十出头的年轻人终于不必再面对一场又一场的运动，又被自上而下的受迫害妄想症驱使来到这里，建造、工作、生活。整理出来的照片中有很多关于这段时期的记录。人们在大大小小的会议上讨论、演讲、投票（！）、玩耍。爸妈和她们的同龄人热爱合照，在不同的排列组合中站得笔直，或者摆出在现在看来稍微有点做作的姿势。不知道是不是青春强大生命力的加持，战天斗地的荒谬和虚无中，也能看到创造带给她们的自豪与满足。

自豪与满足过后发生那些的事情，其实我也是个见证。但当初年纪太小，人又过于懵懂，很多东西的味道在几十年后才咂摸出来。成年人的世界多么古怪和复杂啊，而勇气、热情、善意和好奇心又是多么脆弱啊，如果缺乏有意识而努力的呵护，它们很快就消失不见了。看《那不勒斯四部曲》的时候，有时候忍不住把猪和自己代入主角的视角。但后来我常常觉得，妈妈未尝不也是我的天才女友。虽然大部分时候她之于我，更多还是像书中所写的母亲于女儿那种保卫和照护的关系，甚至也不乏嫉妒和折磨。但因为我一直没有小孩，成年之后跟她之间反而有了一些类似于朋友间相处的时光。就像会被黑白照片上她的美貌震惊，我也很诧异于不断发现她竟然有那么多小时候从未注意到的美好天赋与可贵品质，但容貌、天赋与品质竟然都没能让她摆脱平庸和不快乐的生活。有时候我也会想，我所谓的女权觉醒，如果去挖掘那些痛苦与愤怒的根源，比自己的遭遇更多的，可能是对妈妈际遇的投射跟共情。我也许没能成为她希望我成为的那个我，但她也没有成为我希望她成为的那个她。孩子有自己的人生，父母也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件事格外刺痛我。前阵子跟一个女朋友聊天，她说了些从心理咨询师那里道听途说来的理论，比如：我们与母亲的纠结关系，不只是因为成长过程中经历的那些伤害，也来自于我们对自己的厌弃。我不知道这个理论是否适用于自己的情况，要想明白很复杂也很痛苦，写到这里顺便记一笔，以后再慢慢细说。

三峡之旅

冬天的主题是过年，从圣诞开始一直到农历新年结束，这期间好像也没有什么心思工作，注意力都在礼物啊、吃喝啊、亲戚什么的上面，一直要到农历新年过去，才觉得再不工作怎么也说不过去了。毕竟，一年之计在于春嘛。

三年前的春节本来是要跟妈妈一起过，结果疫情来了，我怕国际航班停掉，匆匆买了机票回到德国。之后几年我顶着苛刻的隔离政策勇猛回国，但每次都在上海，很少出差，也没回家过年，今年终于补上。妈妈虽然不说，肯定是很高兴的，于是她一鼓作气，搞出一整桌年夜饭…两个人，十二道菜。就…令人非常无语。

如果发生在别人身上，我肯定也能善解人意地说出一堆冠冕堂皇的大道理；换做格格巫，虽然心中无名火起，但他肯定会努力压下去留着回柏林慢慢消化。然而我做不到。

这个事情也让我很难过。爱别离，求不得。我妈的求不得就是一大家子热热闹闹共享天伦之乐。天伦之乐里面所有的痛苦扭曲撕裂和压抑早都被她压下去消化掉了，但最后没有得到热热闹闹，当然令人痛心。

11月回国的时候跟一群人吃饭，席间不知怎么就扯到了社交媒体啊短视频什么的上面。大家开始兴致勃勃地介绍自己follow的up主。好几个人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一个住在北欧的四川女孩儿，说她嫁过去之后，开始一天一道不重样地给维京亲戚们介绍中华美食，还要请家里的七大姑八大姨来点评。姑娘把做饭吃饭的过程都拍成视频传到了网上，据说非常受欢迎，早已是抖音大V。我因为不看短视频，这个复述也不知道准不准确。总之设定就是极北苦寒之地的村儿里，亲戚们应该就是非常淳朴的北欧人民。因为文化差异，估计也不是每一道菜都能得到“中华美食名不虚传”一类的赞扬，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善意而有趣的“吃不下”“不敢吃”之类的评语。席间几位follow她的人，都提到在四五月上海封城的时候，每天就着政府发的萝卜土豆，看这位up主做菜吃饭看得津津有味。

我很好奇这样的视频有什么好看？况且在座的还有几位一看就是从来不做饭的人，职业也是各式各样，做生意的，搞投资的。他们难道不该看股市风云或者政论节目吗？就算是私下里喜欢，平时间这些人断然不会承认自己喜欢看吃饭做饭视频吧？于是就问了一下大家。当然答案也各有不同，最后说来说去，几个人都觉得最吸引人的，是一群亲戚热热闹闹三天两头聚在一起，而且还很有爱，起码短视频里从来没出现过什么不和谐的内容。“家庭还是最重要嘛！”有个人总结陈词一样地说。

不知道柏林的乡亲们会不会喜欢这样的视频，毕竟柏林城里挤满了天南地北某个小村儿里逃出来的怪人。回国前在party上认识了一个意大利建筑师，问他从哪里来，他说锡耶纳，我顿时星星眼说：awwwwwww！意大利人翻了一个巨大的白眼跟着阴阳怪气地说：ewwwwwww…我们碰杯哈哈大笑起来。意大利人去过纽约北京伦敦和柏林，据说永远不会考虑回锡耶纳生活。我想他应该不会喜欢这位四川up主。But，who knows.

盛况

2022年最后一天。早上醒了格格巫在床上焦虑症发作滋哇乱叫，到半下午又有朋友打电话来说“我抑郁症20年一直没跟你说现在病情加重了”……

所以2022年快点过去吧！阴霾退散！！！

闲着也是闲着，来讲两个跟出租车司机有关的小故事。

第一个是mimo酱讲的。我们一起吃饭，酒足饭饱之余聊到时事，我开始抱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她忽然说起来有一次晚上打车，上车之后发现座位上有一个便当，手一摸还是温热的，于是说哎呀，怕不是上一位乘客下车的时候把便当忘在车上了。司机听了，若有所思地说，哦，那个便当有可能是我的呢。

原来上一位乘客在路上跟司机聊天，听到司机说还没吃饭，就建议司机接完这单休息一会儿，顺便吃个饭。司机说最近世道不易，钱也难挣。刚好现在有活儿，那还是赶紧多跑几单。自己一个大男人，饿一会儿问题不大。那位乘客就说自己刚好有个便当，本来准备带回家吃，也还没有碰过，如果司机不嫌弃就顺便吃了吧。司机客气了两句，乘客下车的时候也没有注意，没想到还真的把便当盒留下了。

Mimo总结中心思想：世上还是好人多呀。

另外一个小故事是我自己的经历。回柏林之前去深圳出了趟差。我们在一个新建的商场里有三个项目，其中两个施工都接近尾声了，我顺道去看一下完成的情况。打车从机场出来，司机很健谈，我们就聊了起来。

司机听了我的目的地，说，啊，某某商场，很高级的啊，一个包就要十几万，跟我这个车差不多了。过了一会儿又说，我老婆最喜欢逛这个商场了。

我就问，那你陪你老婆逛商场吗？

他说，有时间一定陪啊，老婆喜欢的东西都会给她买的！

我问：十几万的包也买吗？

他说，那肯定是买不起，但是几百块钱的口红经常都买的，我老婆最喜欢了！

过了一会儿又找补说，前几年iphone6出来的时候，一个要卖5000多块钱！我老婆喜欢得不得了，我只有6000块钱，还不是眼睛都不眨就给她买了。接下来的一个月我们连肉都吃不起！

我说：哇！厉害！

他说，那可不。我们只好天天去丈母娘家吃饭，还不敢提买了iphone6的事，怕丈母娘骂我们。我努力工作，全部的钱都给我老婆！

我问：那你老婆做什么工作呢？

他说：咳，在家里带孩子！怎么能辛苦她呢。我在外面挣钱，她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我：…

这个故事的中心思想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大概是反对iphone和香奈儿定价过高罢。

除了两趟神奇的回国之旅很难用好或不好这样的词来定义，我的2022年其实还不错。

这个不错主要表现在工作上。2021年底跟合作了快十年的飞先生分道扬镳，我开始一个人带着团队往前走。招了新的同事，也跟其中一些说了再见。一年过去走得虽然蹒跚，但感觉有了可以继续往下走的信心。

我不喜欢一个人做事情。比如开车的时候，只要是一个人心中就会非常慌张，稍微遇到一点点小情况都害怕得心跳气喘。如果旁边坐了一个人，不管人家会不会开车有没有驾照，只要人坐在我旁边，情绪立即就平稳了。其实我情绪平稳的时候开车开得挺好的。不太明白这是为什么，可能需要找个心理医生聊一下。开事务所也是这样，尽管飞先生在的时候里里外外的事情也是我在打理，但他一旦离开，我心中就开始慌张。忽然觉得他拥有各种各样的优点，其中很多都是我不具备的。没有这些优点的我能够撑住一个公司吗？设计搞得定吗？事务所的调性能坚持吗？感觉飞先生在刚刚起步的时候就离开了，而未来的路还很长，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愿意一个人去面对吗？就很像是独自在路上开车的感觉…一年下来公司撑住了，很多工作流程变得更加井井有条；人员虽然增多，盈利却没有减少；工作成果也都不错，不是自吹自擂，质量一定是没有变差的。在这个过程中慌张的情绪渐渐在消退，但还是时不时冒出来，自己吓吓自己。哎，既然慌张总是有，路还是得继续走，希望2023年井井有条值继续上涨，从一个乱七八糟的工作室变成一个像模像样的小设计公司！

去年问自己的那些问题，今年还是没有答案。人到中年才发现自己居然是一个社会的动物，没想到啊没想到。德国法学家和社会学家们来来回回讨论几十年，万恶的欧洲资本家们虽然万恶，底线还是有的。在德国生活工作这些年，我无非友邦惊诧一下：哇人家这都想到了！又或者装腔作势哀叹两声：小业主负担重啊！在中国这样一个丛林社会做事情，每一个决定都需要再三问自己，这样做好吗？这样做对吗？还好可以经常跟白左格格巫讨论一下，白左也被问住的时候，就只能去翻翻书。说到这里，明年读书笔记要写起来！在国内的时候因为好些问题想不清楚，希望跟朋友们组织读书会一起讨论，但后来发现可能自己把想法捋清楚写下来再跟别人去讨论效果也许更好。

还有什么呢？哦！2022年因为没有了飞先生，每天都得跟同事们视频，几乎没有时间出门玩。2023出行正常了，希望能够把团队训练得更加独立，我要出门玩！

作为大中华区在covid疫情期间被隔离最多的人，我在东莞待了8天之后，终于又回到上海，成为一个场所码持有者。

隔离还是一如继往地既屈辱，又无聊。德国法学家认为牢狱之灾是对一个正常人类最严重的惩罚，因为自由属于不可侵犯的人权。所以在德国越狱不犯法：法律没有权利责罚一个人为获得自由付出的努力。当然在中国这些最严肃的思考说出来反而像个笑话。作为一个六进宫的老隔离人，我只能尽一切可能维持自己的身心健康：一进隔离酒店，我就打开美团采买了湿纸巾、涮口水、瑜伽垫、高速上网卡和一大堆美味的热带水果。每天8小时工作，三餐之前运动，晚上不吃碳水，追剧、给朋友和亲人打电话、早睡早起。

四月的时候我曾经在blog里写过因为我在国内，柏林的房子空着，所以有乌克兰小夫妻找过来求借住的事。很遗憾我跟房东的关系本来就紧张，而且房东是个极右，拒绝我把房借给其他人。小两口失望之余只好继续寻找，年初柏林挤满了跟她们一样仓皇无助的乌克兰人，没想到等我年底再回国，找上来的就已经是俄国人了。

这次也是一对年轻夫妇，女方居然还是我的同行。比我年轻几岁，在一家规模很大的事务所已经做到associate，主持和参与了好多商业综合体以及类似的大体量建筑。网站上罗列出来的那些项目，跟中国欧洲卡塔尔沙特同类型的项目看上去没什么两样；男方好像是摄影师或者导演，因为普丁的征兵令下来，连夜开车从芬兰边境逃走。这两人的状况绝对属于莫斯科的上中产，都拥有可以多次出入的申根签证，所以出逃不是问题；作为在波罗的海边上有度假屋的那一小拨人，他们也知道如何避开新闻上排长队的边检站点，毫发无伤地到了德国。当然对于他们来说，到德国并不意味着问题被解决了，正好相反，无数的问题才刚刚开始：走得仓皇，半生积蓄能随身携带的非常有限，接下来如何是好没人知道；而俄罗斯人在德国的待遇则远远赶不上被侵略的乌克兰人，有组织的接收、全社会动员的融入统筹就不用提了，俄罗斯逃过来的人还得挖空心思去解决签证问题。因为这次我回国的时间短，房子预先又答应给一个从阿姆斯特丹过来的朋友暂住，所以很遗憾又不能借出，但我还是帮建筑师姑娘写了一封给外管局的信，说明以她的资历和能力，完全能胜任我自己公司的工作，我也愿意在工作匹配的时候以某某某数量的金额雇佣她以自由职业者的身份为我工作。身边还有好几个朋友也开具了类似的声明，希望她拿着这些声明能尽快办好工作签证，没有恐惧地留在德国。

前几年叙利亚战争的时候，欧洲爆发了难民危机，那时候我第一次读到了汉娜·阿伦特写的那篇《我们这些难民》。但当时流亡和战争于我更多还是新闻和历史书上的事件，读那篇文章的时候也未曾留意过其中一些痛切的细节。最近不仅因为乌克兰的战事，甚至中国防疫政策造成的种种人道危机，都让我在重读这篇文章时有了很多新的感受。

六月上海解封之后，我一个同事辞职去了澳洲。她是认真而且很有才华的女孩，我非常舍不得她走。无论是身边还是网络上，人们在谈论着润的话题。年末另一个资深的同事决定回马来西亚，“中国这个环境还是不太适合我”，他说。飞先生结束与我的合作关系这一年，这个同事给了我很多支持，但他提出来的理由让我无法挽留，只有祝福。

但润毕竟是一个无比沉重的话题。我有一个家里经济条件很不错的朋友，大学是在NYU念的金融，毕业之后他非常坚定地舍弃了在花儿街当金融民工的机会，回国开始创业。借助自己的努力和优渥家庭条件的加持干得风生水起，公司开了一家又一家，三十不到身价估值后面就是一串一串的零。说到润的时候，一些恨铁不成钢的朋友们会觉得为了一串一串的零舍弃自由和公民的尊严，以后发生什么都是活该。但因为一个不合理的政治制度，留在自己生长熟悉的地方成为一种原罪，这里面也有很多荒谬与不合理。人为什么需要在一串一串的零和自由与尊严之间选择呢？即使选项并不是一串一串的零那样拥有巨大诱惑力的极端状况，而只是熟悉的环境和得心应手的工作，是亲人、朋友，是母语和外人听不懂的烂梗，要舍弃也是巨大的割舍。阿伦特作为被迫面对这些割舍的难民，她写道：

我们失去了自己的家，这意味着失去了熟悉的日常生活。我们失去了自己的职业，这意味着我们失去了自己对这个世界尚有用武之地的自信。我们失去了自己的语言，这意味着我们失去了自然的反应、简明的手势，以及不受阻碍的情感表达。我们把自己的亲戚留在了波兰的犹太人区，我们最好的朋友在集中营被杀害。这一切意味着我们私生活的断裂。

上周跟听听聊天，她说最近开始钻研玄学。前阵子她跟大家一样因为政治事件深受打击之后，应激反应很严重。我没想到，居然严重到出现这样的后遗症。汉娜·阿伦特也提到了类似的现象，她说：

因此，我们抛弃了地上的所有不确定性，而将目光投向天空。星数——而非报纸——会告诉我们希特勒何时被击败，而我们何时能够成为美国公民。比起我们所有朋友的建议，我们更相信星数；我们根据星数来决定何时应该与我们的救命恩人共进午餐，何时应该填写我们现在生活中充斥着的无数问卷。有时我们甚至不能相信星数，而是依赖我们的掌纹，或是笔迹分析中的征兆。因此，我们对政治事件了解并不多，尽管精神分析已经过时，但我们对亲爱的自己倒是越来越了解。那些上流社会无聊的绅士淑女们谈论自己儿时调皮捣蛋的美好时代已经过去。他们不再需要鬼故事了；真实的经历就能令他们浑身发抖。不用再为过去增添魔法；现实受到的诅咒已经足够强大。因此，尽管我们口口声声说自己乐观，但还是会用各种魔法来召唤未来的精灵。

在我有一搭没一搭地写这篇充满怨气的blog时，上海人去乌中路喊出了正确的口号，大学生们站了出来，开始抗议成年人搞出的烂摊子。我很受鼓舞：开大会以后我以为这个社会很快就要加速到上世纪60年代，没想到也许是弯道超车驶入了80年代末期。这也再次说明了历史无法预测，总会用多种多样的可能性让身处其间的人目瞪口呆。我很高兴每次回国都能见证一小段惊心动魄，自由是一种可以被习得的能力，我们一起慢慢学习。

又来发一个套娃blog。

前两天听听写了一篇blog叫做《斯坦因的挑夫》，讲她看到的一篇公众号文章叫做《斯坦因的帐篷》。帐篷的作者一边在回溯斯坦因是如何旅行、记录并进行考古工作的，一边顺便拉踩了一下…说来惭愧，我当时没怎么看懂，现在回去再看了一遍也不是特别明白，想来大概是如今的旅游者们吧。于是我回复听听说：

这个人也是有点矫情，为什么要拿我们可怜的打工人跟斯坦因比？我们配吗？我们顶多跟斯坦因的挑夫比一下罢了。当初给洋大人当八戒，现在可以自己出门glamping，难道不是活生生的进步吗？

虽然是开玩笑，但夏天的时候，我确实也在想关于旅游者和旅行者的问题。

夏天快要结束的时候，我拉着格格巫去了一趟摩洛哥。因为只有一个星期时间，所以我们只计划了一趟短途的沙漠游玩行程，其它大部分时间都呆在马拉喀什。

马拉喀什的十月是旅游旺季，气温已经不如盛夏时候的炽烈，但对从欧洲逃过来给夏天续命的游客来说还是够热的。将近三十度的日头下面，我和格格巫大部分的时候都瘫着：要么在酒店里瘫着，要么在餐厅里瘫着，要么在茶馆里瘫着，要么在去沙漠的越野车上瘫着，要么在骆驼背上瘫着，要么在帐篷里瘫着，简直是两个无聊游客的标准范本。

在瘫着的无所事事中，我开始有一搭没一搭地看罗新写的那本《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那本书里，罗新也讨论了一下旅游者和旅行者的区别。他认为两者的区别很容易从当地人对他们的态度上感受到：旅行者艰难跋涉，在路过一个陌生的地方时，往往会得到本地人最大的同情和善意。而旅游者裹挟着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天知道还有什么主义的种种邪恶满世界破坏环境扰乱秩序，被当作冤大头对待纯属罪有应得。我的朋友米夏也用自己的经历证实了这一点，几年前他跟两个哥们儿骑自行车横穿摩洛哥，回来的时候带给我一块肥皂和一个沙漠里捡到的羚羊角。在他的口中，摩洛哥人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人，善良、淳朴。他们热情地招待几位风尘仆仆的骑行者，免费给他们提供馕、橄榄和柠檬。就算要卖点什么给他们，也往往只收取极低的价格。反过来格格巫和我在摩洛哥就受到了完全不同的对待：酒店极贵、包车去沙漠极贵、沿路都有小孩儿和本地人围上来争先恐后地贩卖莫名其妙的旅游纪念品，最后无法拒绝小孩子的格格巫斥巨资买了一个石头磨的笨拙小象，送给了我。虽然都是全球化时代（这里是不是应该谨慎地加一个“晚期”？）消费社会中无可厚非的事情，但遭遇了这一切后还是难免感到“被异化成它者”那种丝丝的不爽。

然而我又有什么错呢？我工作努力，待人和善。辛劳之余，按捺不住对远方的渴望，于是收拾行李整装出发。不幸的是，日常工作已经吸走了我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在这宝贵的一个星期里，只能金钱换取一点点安逸。漫步在熙熙攘攘的巴扎中时，我也忍不住问自己：难道我现在看到的只是一个迪斯尼乐园而已？那些排山倒海的地毯、陶罐、围巾和肥皂，那些围着它们讨价还价的本地人和游客，难道只是为国际资本主义搭建的舞台背景而已？那些慷概地向米夏献出馕和清水的柏柏尔人固然真实地生活在大地上，难道一旦他们开始工作，在沙漠的帐篷篝火边为我们表演音乐的时候，就坍缩成了某种虚幻的“身份”？

我没有很想清楚这个问题。我只是很难不觉得，在这种对旅游者和旅行者带着某种批判意味的分类中，有一种大而化之并且傲慢的矫情。虽然，我自己也时不时无意识地分享着这种矫情。

技术狂听听还提到了笔记的问题。摩洛哥之行后，我也正好想说说这个事情。

以前的我是年轻、精力充沛、带着大砖头相机，并且热爱写旅行笔记的游客。现在的我是疲惫而懒惰的游客。我的blog里曾经有很多想到哪写到哪儿的游记随笔，有时候一趟旅途过去，我会把拍的照片写的笔记都整理出来；还有些时候因为各种原因笔记写了几句就戛然而止，我也会把未完待续几个字厚着脸皮放到网上去。但这个优良的习惯，居然在社交媒体泛滥，人们开始热衷于分享一切的时候，停止了。

幸好，这次在摩洛哥，我又找到了记录的乐趣。年初为了查询隔离酒店信息，我下了一个小红书。这次去摩洛哥因为计划得仓促，来不及仔细准备，所以也是在小红书上匆匆忙忙地查了一下酒店和包车一应信息。在路上的时候，有时候打开小红书看看存下来的地址和旅行资讯，就顺便发点照片，想到哪说到哪乱写几句。虽然中文媒体浑身上下都是敏感词非常讨厌，但仿佛又找回了当初用blog发旅行小随笔的心情，非常愉快。

我的摩洛哥游记，请点击：

雨季别再来

啊。夏天过去了。美好的夏天啊，总是那么短暂。（我也不是有意要双关，总之。）

这个夏天我给自己列了长长的to do list，总的来说完成得不错，最后剩下两件事没做完：申请护照和断舍离。申请护照比较复杂，如果变成德国人，回贵国就会变得麻烦。而一时半会儿又不能不回贵国，所以申请护照的事情就这么一拖再拖；断舍离比较重要的一个步骤是把整理出来的破烂放到ebay上。整理工作已经部分完成（日常用品整理得差不多了，厨房用品也整理了一小部分，衣物则几乎还没开始），我已经搜集了一个大纸箱弃之可惜留又无益的破烂，但在ebay上卖东西确实是一个大工程：需要给破烂们拍照，给它们加上一些描述文字放到网上并且干预拍卖的过程，最后如果真的有倒霉鬼上钩，还得把破烂们打包给人家寄出去。听说还需预先了解寄送的费用，不然说不定会搞成赔本买卖。一想到这个复杂的程序我就头大如斗，暗自把“断舍离”的deadline推到了明年。

在卡塞尔我也看到了一个跟破烂相关的作品：Return to Sender。这件作品来自非洲的艺术团体the nest collective，包括装置和影像资料。Return to Sender丰富了我关于破烂的知识，其中一些我自以为了解，但看完整个作品后，我发现自己对破烂这件事了解得还是太肤浅。快时尚产业在全球制造了大量破烂，我也贡献了自己的绵薄之力。日复一日地买买买，衣橱几十年来一直在爆炸的临界点上。以前我会定期把不穿的衣服整理出来，清洗之后带去红十字会的旧衣回收站扔。所谓的旧衣回收站就是一个集装箱，以前几乎每个街区都有。集装箱上面有个旋转抽屉，旧衣服放进去后转动抽屉，衣服就消失在集装箱里。这个旋转抽屉的目的据说是防止流浪汉偷衣服，然而这些回收站不就是为了流浪汉们设置的吗？他们需要衣服为什么不能直接拿呢？这事我一直没想明白。

return to sender的记录片里提到这类回收的衣服会经过整理，先挑出最好的卖给二手衣物商店，次等的分发给欧洲本土的慈善机构，几轮筛选之后最差的被成吨运到非洲。而非洲人竟然还得花钱来买这些破烂！有一阵某国政府在公民抗议之后决定不再接收这些欧美来的破烂了，结果居然被欧美用经济制裁来威胁，只好灰头土脸继续购入…the nest collective的艺术家认为这不仅伤害了非洲人民的尊严，也阻断了非洲本土成衣业发展的可能性。伤害尊严这件事我们在贵国的媒体上也时不时能听到，一旦涉及慈善捐助总有类似讨论。“灾区的人民难道就该穿你们的破烂吗？”批评大概是这样的论调。这种批评当然是出于尊重弱者的好意，放在非洲那个context里面也不难理解。但不能捐旧衣还是有点超出我的理解能力：我自己捐出去的衣服都预先清洗过，也并没有什么破损。虽然我的品味奇突，但远方未必就没有愿意欣赏之人。买新衣捐出这件事让我感到为难：那还不如捐钱让机构的人代买呢。

这两年柏林的旧衣回收站也越来越少了，不知道是不是在响应来自非洲大陆的批评，或许还有些其它什么原因。捐衣服变得越来越困难。不过这两年我消费的脚步渐渐停了下来。家里的衣柜早就爆满，旧衣既然没地方扔，新衣也不知该往哪里放，不如先省省钱。人到中年，穿衣以舒适自然为主，喜欢的衣服反复穿着直到破洞为止，更是压低了置装的频率。很多衣服因为不够舒适自然，已在柜子里闲置很久。夏天断舍离的时候，清理出来一大包内衣：丝袜、蕾丝花边内裤、胸罩：这些东西占据好大一片地方，但我应该永远也不会再穿它们了。

丝袜是一种极端女性化的单品，需要跟各种同样女性化的裙子、单鞋搭配服用。而我从小就不喜欢特别女性化的装束。siran曾给我提供过一种思路，用网袜或者丝袜搭配中性化的裤装和皮鞋，当然运动鞋也可。这个concept我很喜欢，符合我一贯以来追求的闷骚风格，但奈何丝袜过于娇贵，脚感也并不舒适，所以每次打开装袜子的五斗橱，我的手都口嫌体正直地伸向了棉袜。

蕾丝花边内裤…则是一个噩梦。大部分蕾丝花边内裤都相当不舒服，各种卡，各种勒，各种磨。虽然抱着“约会的时候应该能穿吧！”的心情买了很多，但几乎从没穿过。就连约会的时候也没穿过：因为性感的内裤并不符合我中性化的审美，不管是给对方留下一个“刻意取悦”或是“不做自己”的印象，都会给约会罩上一层阴影吧！格格巫看着我把五颜六色拉拉杂杂的内裤们团起来扔进大布袋，有点郁闷地说：你怎么从来没穿给我看过？

而胸罩！我得说，我拥有几十个花花绿绿的胸罩那都是中了SATC的毒！Carrie Bradshaw女士拥有形状完美的胸和各种高档胸罩，而且她都是用手洗的！我和姗姗曾经作伴常逛kadewe，而我们流连最多的地方之一，就是商场美丽精致的内衣部。那几年我为这些胸罩花了多少钱呐！可惜兴奋一阵之后它们就都在衣橱里积灰了：胸罩可真是太不舒服了，不管有没有钢圈都让人觉得喘不过气来。我也不介意激凸，90年代的女明星不都是这样干的吗？而且Bradshaw女士在SATC片头那条可爱的粉红色纱裙子下面，不也没有穿胸罩吗。

anyway，这一大包内衣不能送去旧衣回收站，等到阿姨来打扫卫生的时候，我就很不好意思地问她要不要。结果伊很高兴地接受了，她在菲律宾老家有很多孙女辈的小姑娘，阿姨想把这些内衣带给她们！想象着小姑娘们在遥远的太平洋岸边穿着这些蕾丝纱网绸子缎子，我觉得有点儿脑仁儿疼。这里面有些东西好像很不对劲，但我不知道是什么。在卡塞尔浓厚的艺术氛围中我又想起了她们，希望远方的她们能感受到用丝袜连接起来的祝福（at least)。

旧照片上的旧照片上的我的背影

参加卡塞尔文献展的艺术家里有一对中国搭档，曹明浩和陈建军。我之前以为这两人是四川人，因为她们的作品里流露出一种非常四川文化圈的气质，后来发现人家只是旅居四川的北方人。她们带来了跟四川水系相关的一系列作品，其中一组叫做《水系避难所#3》。《水系避难所#3》被放置在卡塞尔风景如画的巴洛克园林中，正对着欧洲宫廷通过人为干预制造宜人小气候提高栽培技术的美丽橘园。装置的主题是一个黑黑的毛毡帐篷，仿佛在跟沉默的景观进行某种磕磕绊绊但倔强的对话。

《水系避难所#3》包含影像、出版物和研讨会。影像是其中比较主要的一个部分（大概吧，因为一直在帐篷里滚动播出），叫做《草、沙和全球环境机器》。这个小电影记录了若尔盖草原令人沮丧的沙化进程，展示了牧民们与自然徒劳无功的抗击，中间插入了一些来自艺术家的搞不清楚是不是认真严肃的评论。

然后我就发现：这个地方我去过的哇！

2005年我在UDK念本科二年级，读书的时候每年寒假我都会回国。那一年几个朋友提出要跟我一起回去“探索中国”，她们是飞先生夫夫、安、乌里以及我的前男友Ｊ。虽然有外国友人同行，但我对参观传统景点不感兴趣，飞机落地北京，草草看了一眼故宫长城，就马不停蹄地带着大家去了兰州。从兰州出发，我们开始了一趟从甘南经由川西一起回成都的旅程。在路上，因为风土景色跟想象中稻田蓑笠的中国差距越来越大，伙伴们惊恐地问我：你该不会是要把我们卖了吧？

路过藏传佛教各大寺院，亲手掰过牛粪生过火，还经历了迎接转世灵童的大场面之后，我们来到了漫无边际的若尔盖草原上。本来的计划是要欣赏若尔盖花海，但德国的寒假是三月间，还要等一两个月才是草原鲜花盛开的季节。吉普车把我们拉到一片焦黄的枯草中，举目四望，苍茫的草原上满是地洞，成千上万肥硕而不知是老鼠还是兔子的动物在洞中跳进跳出，热闹非凡。朋友们看到这样壮丽的“打地鼠”盛况都惊呆了，她们问我：你说的花在哪里？？都被这些肥老鼠吃了吗？？？

后来我们从牧民那里了解到，这些胖胖的生物叫做“鼠兔”。它们是若尔盖草原沙化的罪魁祸首。鼠兔们在草原上没有天敌（所以狐狸和狼都去哪儿了？可不可以从外地引进一些。），繁殖得如火如荼。它们的洞穴在土壤之下盘根错节，把草原上植被的根系都破坏掉了。

十七年过去，在万里之外的卡塞尔，忽然在一个艺术展上又看到那片满是地洞的焦黄的草原，肥硕的鼠兔们仍然不知疲倦地跳进跳出。沮丧的牧民们面无表情，还在徒劳无功地跟它们厮斗。真是。大脑宕机三秒钟。

十恶不赦的罪魁祸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