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

滞留芝加哥两个多月后，我终于定好了回柏林的机票。儿童节那天，我将抛下孤苦伶仃上网课的格格巫，飞向一个温暖和没有那么多病毒(?)的地方。

而且我好像会成为Tegel机场最后一批使用者之一。因为新机场10月终于要投入使用，而新冠期间航空公司纷纷下课，柏林政府决定6月中旬关掉Tegel。啊。一个传奇的收场。想到Tegel是一个在功能和动线规划上多么优秀的机场（而这样的机场在今天已经绝迹了），难免有一点伤感；但想到当初还在打工时候做的那些规划（将候机大厅和修理车间转为文化空间）可能会派上用场，而机场附近（我的房子）的房价可能会随着居住区的增长而升高，又让人恨不得它再早点关掉就好了。

………………………………………打扫卫生的分界线………………………………………

滞留芝加哥期间，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渐渐恢复了正常，这也意味着我们的工作慢慢又多了起来。虽然这也不是什么理由吧，但我逐渐放弃了运动。如果天气好的话会跟格格巫出门散个步，希望回柏林之后我可以恢复正常锻炼身体的节奏。

在生无可恋地自己打扫了几个星期卫生后，我忍无可忍地逼着格格巫购入扫地机器人一只。伊开始非常反对，觉得机器人什么的一定又是亚马逊的骗局。东西到了拆封之后他也非常嫌弃。我们买的是一个普通机器人，不像dyson什么的经过了优良的工业设计，我们的小机器人就是黑黑一个饼。格格巫瘪着嘴说，不要继续拆了，直接包好退回去吧。

但安装完毕并充好电后，当我指挥机器人开始运转，格格巫的态度立马发生了180°的转变。扫地机器人在地上移动的样子看起来像个没头没脑的甲虫，傻呼呼地到处碰壁，而且它身下还有两个细细的小刷子，往前移动的时候刷子不停转动，把灰尘往自己的大饼肚皮下塞，看起来非常滑稽。格格巫可能就喜欢这种呆萌的东西，马上盲目追求技术进步的工业社会骗局就变成了家里的宠物。现在他视情况不同，管这个机器人叫“我的甲虫”（当房间一尘不染的时候）或“你的甲虫”（当机器人被一堆电线绊住无助地空转时）。如果我每天都让“他的甲虫”扫地，他还会心疼一下。

有了“我的甲虫”和手持吸尘器，基本上就不需要阿姨来搞卫生了。当然偶尔擦擦窗户玻璃什么的估计还是需要劳动阿姨的大驾。

………………………………………吃吃喝喝的分界线………………………………………

“抗疫”期间，芝加哥的餐厅们纷纷开展了自救模式，连三星餐厅Alinea也开始卖外卖。昨天格格巫的朋友开着车来找我们玩，没有驾照的格格巫和（主要是）我就怂恿他们去帮我们取外卖，一起在家享用了Alinea开办十五周年的纪念套餐。

这个套餐有一个开胃菜，一个冷汤，一个头盘，一个主菜和一个甜品。随着大大小小的塑料盒到来的，还有一份4页A4纸的说明书…除了指导大家怎么把各种原料按部就班地加热或摆盘，主厨Achatz还深情款款地介绍了每一道菜跟他的渊源。

开胃菜是北极红点鲑的鱼籽，据说这个鱼籽来自他第一个烹饪老师在华盛顿开的一家叫做Blis的公司。鱼籽下面垫着椰子慕斯，搭配胡罗卜布丁和百香果蜜饯，用姜黄油醋汁调味，是一个花枝招展的，咸鲜口的Amuse-Bouche。格格巫的食具都是楼下超市里临时买来的便宜货，唯一拿得出手的就是我在国内一个做瓷器的姑娘那儿定的几只小碗，被我献宝一样拿来装了这个菜。

冷汤的菜谱来自French Laundry，是Achatz还在前菜档上打工时跟Thomas Keller学来的快手菜，配方很简单，就是新鲜的豌豆、冷水、盐和糖。是一道鲜甜的，充满了春天气息的汤。为了完美摆盘和稍微增加一点其它的口感和味觉体验，主厨加上了一些嫩豌豆、熟火腿丁、西瓜丁和一块酸奶布丁。Achatz希望我们把配菜摆成钟表一样精确的圆环，（原话是把配菜像钟表上的刻度一样摆放），但我们实在手残又心急火燎要吃，所以下图是我们的摆盘。

接下来是头盘，咖喱虾。这个菜需要我们自己热一下，配菜是黄瓜和泰式九层塔，没有什么特别特别的地方，主要的幺蛾子来自于一盘熏香盐。盐里面放了柠檬精油和椰子精油，还有小豆蔻、芫荽籽、香茅、泰国胡椒和辣椒面，在烤箱里烤得很烫之后敲开，整个餐桌都笼罩在泰式桑拿的蒸腾热气中。我们就在这样的异域风情中吃掉了这道咖喱虾。

主菜是比较浓墨重彩的红烩牛仔排，跟着牛肉一起烧的是茴香块茎和欧防风。配菜是一道正山小种和韭葱调味的杂菌烧绿芦笋。主食是土豆泥。Achatz在解释这道红烩牛仔排的时候深情款款地提到了小时候最爱的两种味道：根啤冰激凌泡泡和A1牛排酱。怕挑剔的食客们瞧不上自己小时候口味这么大众化，他提到这两种东西里用到了各种出人意料（非常sophisticated）的原料：腌凤尾鱼、八角、茴香、酸梅什么的。炮制红烩牛仔排的时候，主厨“解构”（哲学教师们听到这个词发出了爽朗的笑声）了小时候喜欢的食物，将它们的精华融入这道菜中。配菜没有什么特别，茶叶是Achatz喜欢的调味元素，在场的外国友人也吃得赞不绝口，但对熟悉龙井虾仁和茶叶蛋的中华儿女来说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而土豆泥则号称是用了厨神Robuchon的方子，一半土豆一半黄油，让两个月没有运动的人情何以堪。

甜点是Alinea标志性的“波洛克式乱倒一桌”，我们得到了草莓酱酱、香草酱酱、坚果碎、蓝莓和两块黑巧克力布丁，主厨还要求我们自己搭配喜欢的冰激凌，然后把这些东西都乱倒在桌子上，搞一个艺术创作。因为有粉红色的草莓酱酱和浅黄色的香草酱酱，而我们又拉不出秀丽的笔触，所以最后的成果看起来轻佻而粗糙。格格巫的盆友，以色列人Irad剥夺了我们向波洛克致敬的权利，管这一桌乱七八糟叫“洛可可基弗”，对基弗很不公平。

外卖Alinea的体验很好，虽然每一道菜的量都很足，而且需要一定量的准备和摆盘工作，最后我们都吃撑了并累趴了。但因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比在餐厅里一道接一道地像看杂技一样体验主厨炫技要轻松愉快很多。而且菜式比较平实，不像fine dining那么让人筋疲力尽。但是我总觉得Aschatz调味不太节制，对食材的本味不像他说的那么重视。可能是我对美国人的偏见罢。

哀嚎了三个星期之后，周一格格巫开始上网课了。我们之前讨论了网课的各种上法，最后他还是选择了最粗暴直接的方式：跟七八十个学生一起zoom。据格格巫自己说这种方式最接近直接上课，但不知道一个屏幕上七八十个人在闪烁是什么感觉…希望自己下学期不需要体验这种噩梦（但显然无法避免…)。

他这学期开了一门课讲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开场白我听到他哀伤地告诉学生们，黑格尔很可能就是在教授这门课的时候死于一场大传染病（pandemic）…

本来我可以趁此大好时机学习一下哲学，但作为一只苦恼的上班狗，我每天都在跟deadline博斗，格格巫在电脑屏幕前手舞足蹈的时候，我只能塞上耳塞再戴上耳机，一边把音乐放到很大声一边继续画图。在这里我要向大家诚挚推荐GDS.FM，这是苏黎世夜店联盟7/24的电台轮播，制造噪音效果奇佳。我一般在请客吃饭的时候给大家放这个台，现在发现它也可以用来抵御格格巫讲述法哲学原理的声浪。这个电台是小纯推荐的，我感谢她。

另外一个值得记录的事情是我司领到了救济金。

虽然我一直跟大家说我们从年后就没闲着，但真要讲工作没受影响那是在撒谎。年前我开开心心谈了三个大合同，年后其中两个都人间蒸发了。还有已经做好设计等着出图施工的项目，从新冠以来就再也联系不到甲方，希望他平安。Anyway当我追随新冠的脚步，从国内到柏林再赶到芝加哥之后，忽然有一天听说柏林政府准备给自由职业者每人补贴最高15000欧元。我赶紧发了一条喜大普奔的朋友圈。马上就有苦逼的自由职业者跳出来说什么？不敢相信？我一年都挣不到15000欧元怎么闹个病政府就自动撒给我了？

当然我也不太敢相信天上居然会掉钱，毕竟活了这么大，“救济金”这种东西只在书本上读到过。有铁杆左派的朋友鄙视工作，天天拿着失业救济从事文艺创作，但我从小被教育“劳动光荣”，实在干不出这种“不劳而获”的勾当。话虽这样说，政府公开撒钱肯定不能拒绝，万一真的大萧条来了，我说不定还能用这钱给员工发点遣散费，于是把新闻转给了飞先生，立即收到他的回复：政府还在论证，我会持续关注。

接下来的几天所有朋友都在讨论救济金的事，建筑师学会也三天两头地发来邮件告知大家学会也在筹措一些可能的应对和支持措施。不过对德国建筑师学会这种除了发会刊没有任何实质意义的花架子我向来不抱任何期望，还是敦促飞先生密切关注柏林市政：作为一个左派政府，既然不让房东们哄抬租金，那就应该在困难时期给小业主发救济，这是一体两面，马虎不来。

过了几天，政府商量好金额，决定3月27日开始发放救济金。柏林市是一刀切，所有“第三产业”的小业主们（小的意思是5个员工以内）可以领取5000欧元的补贴。而联邦政府层面的所谓15000欧元其实是开销补贴，而且5人以下公司只能领取9000欧元，补贴日常租金和硬性支出，有多少支出领多少，飞先生作为谨慎诚实的德国人，老老实实拉了一个单子，算出来按照联邦政府的规定，我们可以领2200欧元。

过了几天我们一个做企业管理咨询的朋友在whatsapp群里提醒大家，柏林的5000欧据说是先到先得，晚到没得，让我们一定抓紧时间。飞先生积极地说布兰登堡州的补贴提前一天放出，他已经在网站上进行操作预演了。作为一个热衷于未雨绸缪的德国人，他提前问我要了我的各种证件以及三个电子签名（免得如果要重复签名的时候用同一个电子签名看上去一样露出破绽…）27号，他准时守在电脑面前，救济金申请通道一放出来就猛一通操作，顺利提交各种资料，然后发现我们排在9700位。也就是说，有9699位自由职业者居然手势更为熟练，排在了飞先生前面。对此我的朋友Siran感叹道：德国人在这方面真是藏龙卧虎。

我在芝加哥一觉醒来后，发现生活在柏林的中国艺术家朋友们纷纷在朋友圈晒出了他们的排位，居然没有在十万以前的。柏林真是晃膀子之都，世界名城无出其右，真心为我市感到骄傲和自豪。

但事实证明早起的鸟儿未必有虫吃，第二天那些排在十万多位的中国朋友们又纷纷在朋友圈晒出了转账证明，5000欧元迅速落袋，反倒是我们的7200欧不见踪影。飞先生忧心忡忡地说：可能因为我们是建筑师吧… 当然也有可能因为那2200欧元开支补贴需要经过审核，总之提心吊胆地等了好几天，飞先生忍不住写了邮件去询问，我们的救济金才姗姗来迟地被划入了公司的账户。

做企业管理咨询的朋友也被证明是对的，过了两天媒体报道柏林市政府的锅子已经空了，晚几天申请的人已经领不到钱了。但之前的政策是说这个申请可以最晚在2020年12月以前提出，不知道锅子会不会再被填满。反正黑森州有一个财政部长已经自杀了，希望其它地方的财政管理人员挺住。

最后要记录一下：我本来准备4月10日搭瑞士航空的飞机回柏林，提前好几天就收到航空公司的邮件说飞机取消了，但8月之前都可以免费改签。既然是这样，我准备等芝加哥的疫情消停一点再飞回去，反正到了柏林也只能Homeoffice。3月飞过来的时候，海关官员问了我一堆问题，直接就把停留期给到了9月，也算是格外大方了！

今天是周日，为了丰富新冠疫情期间的社交生活，不要为所谓的“安全理性”失去自由，我们用机器取代了人类之间传统的接触方式，跟在柏林的老Q、Alan和老白组织了云吃饭活动。因为有六个小时的时差，所以柏林的朋友们吃晚饭，格格巫和我则享用了brunch。老Q和老白吃了大蒜烧牛肉、炒花菜和一种看上去很好吃的汤面或者是粉；Alan吃了牛肉盖饭，喝了红酒；我们则烤了吐司片，炒了鸡蛋，煎了咸肉，切了牛油果，做了水果沙拉。

云吃饭这个建议最早是格格巫一个朋友提出来的。那位朋友就职于一个非常注重员工交流的公司，所以他们进入home office制式之后，除了必要的网络电话视频会议，还专门留了一个zoom聊天室用于大家闲扯，这个聊天室全天候开放，所有人都可以在coffee break的时候进去扯白两句，听起来似乎要很大的公司才能做到聊天室里一直有人，但总之据朋友说，“云扯淡”空间效果不错，启发他提出了云吃饭的建议。

云吃饭用德语说，是一件gewöhnungsbedürftig（需要习惯）的事，但总的来说还是很愉快。大家一边各吃各的一边聊天，开始因为网络效果欠佳场面一度混乱，后来网速变快（？），聊天的质量就提高了很多。主要的topic仍然是闹肺炎，但也聊了一些家长里短。结束之后大家决定既然疫情一时半会儿结束不了，我们可以经常云吃一下饭联络感情。

饭后经过痛苦的挣扎，我和格格巫决定搞卫生。平时卫生是墨西哥阿姨一个星期来做一次，现在肺炎闹成这样，墨西哥阿姨也不敢让她来了，家里眼看越来越脏，我们不得不痛下决心，自己打扫。

卫生搞了两个小时，过程虽然痛苦，结果还是喜人的。

亲自云吃饭，亲自搞卫生，仔细想一下都是闹肺炎带来的正面影响。前两天读到一个新闻，说意大利新冠肺炎的重症和死亡男女比例接近7：3。还有报道讲人们闭门不出的同时，野生动物纷纷出没，野猪在大街上撒欢，威尼斯大运河清澈见底，天鹅小鱼都出来了。跟朋友们聊起来，我非常政治不正确地说，这个病毒又女权又环保，感觉并不是一无是处。朋友说不能这么想呀，如果真要说，各国亏空的养老金库压力是不是也得到了缓解。我一想她说得很对，赶紧跟大家云道了一个歉，然后今天就看到齐叔叔援引环境资源经济学家马歇尔·伯克（Marshall Burke）的话，他说：

新冠疫情导致经济生产中断，空气污染问题也随之得到缓和，而这种良性变化所拯救的生命，是否会超过病毒本身造成的死亡人数？即便采用最保守的估计，我想，答案也显然是肯定的。”仅仅在中国，缓解两个月的空气污染就能拯救4000名5岁以下的儿童和73000名70以上的成年人。

如果从人的角度去评论新冠肺炎，只从这些错综复杂的数字出发，我们会在伦理的电车轨道上撞得鼻青脸肿。但从自然的角度，新冠肺炎这类疾病，是不是可以看作人类生存环境在一步步恶化到无可救药地步之前对自己做的一次“休克疗法”？当然所谓自然的角度实际上还是人的角度，因为很多专家都告诉我们，地球并不会因为人类作死就停止转动。威尼斯大运河的天鹅作证，人类把自己作死了，对地球只能是个好事。内心深处，我其实并不期待无止境的进步，但作为一个受益于进步的人，我从情感上很难接受“回归以前质朴的好生活”这种说法。“昨日的世界”有什么好？再好也只是极少数人能享有的一种正当性相当可疑的好。如果没有全球化，我不仅会失业，连恋爱都谈不成。当然我并没有什么重要，星期天是心怀人类的时刻，难道我们不能希望人类受到肺炎的启发，换一种方式继续进步吗？就像大卫·哈维所说的那样：由川普打着“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旗号，启动比桑德斯可能提出的任何政策都更加社会主义的政策；或者像齐叔叔期待的那样，受“赤裸生存”需求之迫，推行新的共产主义，让英特纳雄耐尔再次伟大；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如果Greta受到比去年前年还要多得多的，真正的重视，好歹也算是放慢了作死的脚步。

啊，我真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

§1 现在满世界都是疫区，所以在哪里写日记都是疫区日记。

§2 虽然是周末，但我还是在干活。我问自己做错了什么。大部分项目停滞的情况下，为什么我还总是欠着一屁股烂账？

§3 在ins关注了Merkel女士，又在twitter上关注了伊利诺伊州的州长和芝加哥市的市长。我有点不适应自己的变化…

§4 Merkel女士在发表感人至深的电视讲话之后亲自去超市购物，买了四瓶红酒、三板巧克力、一罐果酱、一袋卫生纸、两瓶沐浴露。自带购物袋，其后亲自结账。围观群众表示：怎么她还能买到卫生纸？Merkel女士最近一定忙到飞起，不可能有时间回家吃饭，晚上灌一杯红酒吃半块巧克力洗个澡上床睡觉，这个购物单很诚实。就算是作秀也做得感人至深。

§5 看到有报道说新冠病毒开始在叙利亚的难民营里传播，说给格格巫听，他说哎这些人好惨呐，现在所有国家都自顾不暇，他们估计只能在难民营里自生自灭。

§6 之前看新闻里这个公司那个公司破产，估计也会慢慢蔓延到这个国家那个国家上面吧。到时候也没有什么国际组织还能帮着救市，只怕区域性的战争就会打起来。想想都可怕。可还是有人在怀孕生孩子。就好像社交媒体上一直有人说，不管怎样，春天都会来。

§7 据说我笑点很奇怪。今天看到有人说德国的数据，50%的人确诊但没有症状。格格巫问我是不是属于那50%。我说我怎么没有症状，自从中国回来我就嗓子疼，经常感觉呼吸困难，这都快两个月了。格格巫说你不要开玩笑好吗？是真的吗？我说是真的啊，我一看新闻就感觉上不来气。他现在已经不跟我说话了。

话说远走芝加哥也是一个拧巴无比的决定。综合这次大瘟疫各国的反应，我觉得德国算是靠谱的。而且柏林医学院Charité这次频频曝光，还有“德国终南山”坐镇，给人一种“就算我被70%了，总还有个大医院当靠山”的赶脚。美国在川总的领导下就不那么好说了。

而且格格巫他们学校马上就要放春假。放完春假百分百要关学校兼让所有老师网上授课，所以我觉得你反正要上网课在哪上不好啦，跟我回德国好不啦。还免得我跑一趟，我跑到美国来不打紧，万一染上病怎么办啦？万一回不去怎么办啦？但格格巫的工作合同上是明文规定他教学活动期间必须留在学校。芝大迟迟不宣布关学校，虽然我笃定迟早得关，但格格巫还是战战兢兢。最近正是他教职中期评审的关头，他很害怕犯错丢饭碗。

讨论来讨论去，最后我还是冒着生命危险跑到芝加哥来了。哪晓得一落地格格巫他们学校就宣布关校了… 但貌似关校也无济于事，格格巫有个当助教的同事是英国人，一听关校立即给系主任写邮件询问是不是可以回英国去远程上网课。系主任拖了好几天才回复，回复里面也是一顿打太极，大意是既然合同要求你呆在芝加哥，我肯定不能同意你去英国。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庭，我也不能禁止你走。我不会把你的情况上报校方，因为校方肯定会立即否决，那你就板上钉钉回不去了。所以，你自己决定吧，祝你好运。总之，推得一干二净，好不清爽。

于是格格巫又跟我商量，要不然我们在春假期间回德国，之后就一把推到禁航头上，说回不来芝加哥了吧。当然他还是害怕校方毫不留情在考核的时候抓住他这个把柄。而我们俩腻歪来腻歪去，德国也封边境了。

好吧。行吧。只能呆美国了。明天还得咨询一下移民局我签证的有效期问题….

现在，技术白痴格格巫正在痛苦地学习怎么上网校。当然我一点都不同情他，他还有很多老头同事估计连电脑都不会开，那些人更值得同情。当然我也不同情老头们。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于此同时，我司柏林办公室home office已成板上钉钉。意大利实习生有一个在easyjet当空少的同屋，恶疾当前，伊还在满欧洲做布朗运动，时不时地飞一下威尼斯啊热那亚什么的。果然，我前脚登上去美国的飞机，后脚柏林就传来消息，空少出勤的某个航班上有感染者，整个飞机的人现在都变成疑似感染者了。空少自己没有症状，在家自我隔离。他的同屋，我们的意大利实习生自然也应该开始隔离。于是顺理成章地，下周开始柏林办公室的人就都呆家里了。

今天飞先生给邻居办公室的老板写了邮件，把空少的情况说明了一下。不过听马拉松健儿说，邻居办公室上周也在商量关闭办公室，让大家回去home office了。

作为最后一批从欧洲飞到美国的人员之一，昨天实现了疫区之间的跳跃！

格格巫和我的政治觉悟都不是很高——格格巫是拿衣服的欧美人民，我呢则有一个严重的鸵鸟心态——所以2月中旬，当新冠的火焰在国内如火如荼并马上要烧到全世界的前夜，我们仍然决定3月要一起在芝加哥度过，我的回程甚至考虑了米兰设计周的时间。当然买完票两天之后米兰设计周就被推迟到六月了。接下来欧洲国家一个接一个沦陷，美国的情况听上去也像一只脚踩进了地狱，我居然还是决定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

走之前我的朋友Alan发来消息，他先问我都这个时候了，一定要去美国吗？我表示那不然呢…还是去吧…他无奈地发来一篇文章：

如何在坐飞机的时候保护自己。

再感概一下，我的朋友们个个都可爱得像最美丽的小花。

按照文章的要求，我认真准备好了口罩、便携无水洗手液和消毒纸巾。（上诉几种物品在德国早已售罄。我的口罩是斯图加特的阿姨寄给我的，便携无水洗手液是过年回国之前格格巫买的，消毒纸巾是我作为一个洁癖，家里长期定量囤的）作为中国公民，因为担心美国人不许我入关，又提前给瑞士航空打了电话，被告知航班一切正常，航空公司也没有听说过任何跟禁行相关的信息。周二的晚上我做好了online check in，收拾好小箱子，周三早上起床去了机场。

到机场就是一个晴天霹雳，check in大哥说收到美国大使馆的邮件，不许我上飞机。他建议我立即给美国大使馆打个电话。我满头黑线，问就是我一个人呢，还是所有中国人都不许上飞机，大哥说你是我们这趟飞机唯一一个中国人。我问那就是针对中国人的咯？大哥义正词严地说，出于隐私保护规定我不能回答你这个问题。但他自豪地把电脑屏幕转向我，给我看了一下我名字后面醒目的小红叉。

我五雷轰顶地跑到一边给美国大使馆打电话，但美国大使馆这种矜贵的机构哪里是凡夫俗子的电话能打得通的。他们的热线根本没给出任何可以连到人工服务的可能性，完全是朗读网站内容并无限循环的复读机…我无助地尝试了一阵，又远程跟本来已经上床的格格巫抱怨了一番，再跑到瑞航的柜台前面抱怨了一番无果，眼看登机口关闭，去芝加哥已是无望，垂头丧气地拖着我的小箱子回家了。

当时我们猜美国对中国的限行令还是生效了，尽管我人在且过去一个月都在德国，但限行令大概简单粗暴并不管这些。于是我把满腔怒火转移到瑞士航空身上，明明前一天他们还承诺我没事，而且我还在他们网络上填写了各种签证护照信息提前办好了登机手续，他们怎么不提前通知我？！打通瑞士航空热线，接线员居然告诉我，我在他们网络上被显示一切正常，并没有什么美国大使馆的禁令，如果是我自己没有登机，那他们也不负责退改签，机票就这样作废了。

我：WTF?!

为了平息我的怒火，接线员友好地建议我再去一趟机场，让拒绝我登机的人把信息同步到网络上，免得格格巫的钱打水漂。我又是一阵暴怒，那个拒绝我登机的人现在怎么可能找得到？我还在机场的时候因为登机口关闭就已经找不到他了，现在他只怕已经飞到了苏黎世。暴躁地把睡得迷迷糊糊的格格巫闹起来骂了一顿，在他小心翼翼的建议下我还是去机场了。

瑞士航空的服务柜台到中午已经换了班，一个爆炸头的姑娘帮我问了问情况。谢天谢地，机场网络上还有早上我被拒的信息，美国大使馆的神秘电邮是大清早发出来的，所以昨天我办check in什么的都一切正常。很遗憾柜台的人不能告知我电邮的内容。说来说去，爆炸头姑娘还是不能帮我解决任何问题。但她诚恳地建议我直接去一趟美国大使馆，“让他们撤回禁令我们就给你改签吧！”

我只好踏上了前往美国大使馆的漫漫征途。网上预约已经排到了一个多月以后，我也管不了这么多了。柏林的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是分开的，领事馆在鸟不拉屎的Dahlem，大使馆在市中心勃兰登堡门。虽然觉得可能去领事馆更能解决问题，但时间有限，实在不想往鸟不拉屎的地方跑，就直接坐上公交车往大使馆去了。

在公交车上我想，要是谁传染corona给我，那就是今天了吧！

跑到戒备森严的美国大使馆门口，我硬着头皮去跟荷枪实弹的门卫大叔尬聊，没曾想大叔是一枚热心的好人！他叫来了一个使馆里的工作人员，这位工作人员也很热情！跟大家印象里乐于助人的美国人民一毛一样！工作人员大叔听了我的情况也很同情，要了我的护照，进进出出跑了好几趟，帮我排除了各种被拒的可能性，最后说：你的文件完全没问题。瑞士航空说我们给他们发了电邮，他们的证据在哪里？

我：…….

工作人员大叔看到我满头黑线，连忙安慰我说，没有关系！你先回机场，找瑞士航空的人要到证据，然后明天再去领事馆找某某某，让她根据瑞士航空的情况帮你处理这个事情吧。说着递上一张写着某某某联系方式的小卡片。

我哭笑不得地说，大叔，瑞士航空的人说涉及数据保护，他们不给我看邮件内容啊。要不您行行好，先帮我开个文书，证明我的paper没问题吧！

大叔一听可以啊，拿过刚才那张小卡片，掏出一只粉红芯儿的圆珠笔就刷刷刷地写上：某某某在某年某月某时某刻来大使馆咨询，她的护照和美国签证一应有效，请瑞士航空配合使馆工作。

我心里默默地想，难道这样也行吗。但是大叔好像也没有要给我开红头文件的意思。只好收起小纸片，谢谢了工作人员和门卫大叔两位，第三次踏上了去机场的路。

这次瑞航柜台倒没有换班，还是爆炸头姑娘坐在那儿。看我又来了就很亲切熟络，我递上小卡片，把大使馆的情况说了一下。爆炸头姑娘跟她同事商量了一会儿说，行吧我们现在给你改签。

我：？？？

总之我就这样得到了第二天早上6点钟转道法兰克福去芝加哥的机票一张。6点啊，我痛苦地呻吟了一声。爆炸头姑娘出好票高兴地说：我真是太给力了！你从芝加哥回来，要给我带大大大的一个蛋糕哦！

我：…….

对比周三的经历，周四的旅程略显风平浪静。飞机抵达法兰克福的时候机长忽然广播：现在有一位乘客出了一点健康状况，医务人员正在赶来。疫情当前，我们不知道这对全体乘客和机组人员意味着什么。请大家保持冷静，坐在座位上耐心等待。

我：？？？

掏出手机又一次叫醒了刚睡着的格格巫，格格巫也表示你赶紧把口罩戴上啊！我听他这么说赶紧把口罩抓出来戴上。刚戴好机长发出一声欢呼：刚才出状况的乘客不是感染了corona，大家下飞机！

在法兰克福机场坐着等飞机的时候，忽然机场广播又叫起了我的名字，让我速去登机口。我想完了，这下是不让我走了。来到登机口那里已经等了一个美国海关官员大叔（为什么法兰克福会有美国海关官员？），他和我愉快地交谈了大半个小时，问清楚了我祖宗八代的情况，然后很亲切地说快点准备一下马上要登机了哦。为什么会有这次交谈呢？咱也不知道哇咱也不敢问。

到了美国之后反倒很OK，海关什么的没有刁难我。但是海关大叔认为我应该去CDC备个案，我虽然有点紧张，但觉得能在全美国人民之前得到一个测试的机会那也不错嘛！事实证明我想多了，CDC的大姐人很nice，听说我到芝加哥之后跟她住在同一个街坊就更加nice了，我们愉快地唠了一会儿嗑，连体温都没测她就让我走了…

然后我就领了行李，见到格格巫，跟他一起牵着小手回家了。当然回家之后我们都仔细地洗了手。外加我还刷了牙，洗了澡，洗了头。其它疫区情况明天再来说。

病毒还没有开始在欧洲肆虐的时候，我的朋友Q和Alan就提高了警戒。在囤积生活必须物资之余，Q还关照我可以home office了。

（顺便把Alan搞笑的囤食记录贴到这里来：囤货记）

上海公司一直都在home office中，同事们虽然陆续都回到了上海，跟我们share办公小楼的另一家公司也在3月1日复工，但我胆子小，觉得再等等也没问题，所以鸡贼地决定先观望一下友司情况，如果他们那儿14天没人出幺蛾子，那我们就3月16日回公司复工。

柏林office就不太好搞。一来同事们独立工作的能力暂时还不太行，二来大多数欧洲人民对天天呆家里有极强的抵触情绪。最近飞先生窝在家中哺育幼儿，剩下的两个同事，一个是马拉松健儿天天要跑几千米，另一个是从意大利过来的实习生，只要一下班就和另外的意大利孩子们一起泡在餐厅酒吧夜店里…

上周某一天，意大利实习生在午休唠嗑的时候忽然兴高采烈地提到，她们老家就在这次意大利疫情爆发的红色警戒区内。听众们当然大惊失色。她赶紧补充道，虽然是红色警戒区，但是还没有封起来，比那几个已经封起来的村子好。但紧接着她又忧心忡忡地说，担心父母和男朋友不能再来柏林来看她了。她和她兄弟还买好了去伦敦玩儿的飞机票，不晓得兄弟现在还能不能飞。

我听她这么说，当然更加忧心忡忡了。但谨慎起见，我回家先给格格巫打了个电话，问他我该怎么办。格格巫不赞成我建议实习生劝阻父母男友来柏林，因为他说，既然实习生那么期待他们来，你这么去劝一来没有什么用，二来也非常不近人情。但是，格格巫支持我告诉实习生如果她父母来了，她就应该回家home office两个星期。

既然在大学里教伦理课的人都这么想，我就放心地把这个任务布置给了飞先生——我这个人不善于跟人做此类交流，效果往往适得其反而且得罪一堆人——这种任务比较适合“脸上笑嘻嘻”的飞先生。但为了支持飞先生开展思想工作，我帮他扫清了路上的障碍：实习生来柏林之前就跟无良开发商租好了房子，费用付清入住之后才发现网络是坏的。要放在平时我也懒得管这些破事，但为了home office能够顺利进行，我委托马拉松健儿帮意大利实习生给无良开发商打电话搞定了wifi的事情。

快到周末的时候，意大利实习生又在午休唠嗑的时候提到自己周末的计划：跟几个意大利小伙伴一起去吃pizza然后去夜店蹦迪。她还来问我哪里的pizza好吃。我忧伤地看了她一眼告诉她我几乎从来不吃pizza。犹豫了一小会儿，我还是跟大家说，你们觉得现在这个情况下，是不是最好咱们不要再去那些人多的地方了呢？比如夜店什么的，空气也不好，大家光着膀子人贴人，磕了药说不定抵抗力也会下降…不太安全罢？结果立即板上钉钉地被当成了老年人。马拉松健儿歌颂了自己的自由，说虽然理解我的忧虑，但如果不能呼吸到新鲜空气人生也没有了意义。意大利实习生表示我来柏林就是为了来蹦迪的，难道你以为我是来为你工作的吗？（误：其实人家只是说我来柏林三个月要是都呆在出租屋里，那可不是遗憾了！）

我非常识趣地及时闭了嘴。我们现在的办公室，其实是租用我大学里老板事务所的一部分空间。所以我就去跟老板商量现在怎么办，顺便了解一下他们最近的安排。老板说首先，你不能管你员工去不去蹦迪啊，这是人家的自由。再说了，别说你管不住她，你就是管得住也并没有什么鸟用，她难道不是坐着公交车来办公室的吗？而且就算她没事，我这一公司都是年轻直男工程师，你觉得他们周末会在哪里？家里吗？难道我让他们都不要去夜店蹦迪吗？但是，老板又说，她父母男友确实不应该来啊，如果要来的话，应该让她在家呆着。老板的结构工程师事务所也取消了一系列工作相关的出行，罗马分公司的同事本来要到柏林来开会，schedule都被cancel掉了；瑞典分公司有个同事女儿的学校出了一例感染，整个瑞典分公司的同事都被限行了。

好吧，那就赞老板一个拎得清，公私分明罢。

周六早上起来听广播，听到柏林一个夜店里发现了感染者，政府呼吁某月某日去过该夜店的人都尽快跟卫生部门取得联系。我一听赶紧抓起手机给马拉松健儿发了个消息，让她把这个情况跟意大利实习生说明一下。她们俩关系好，估计比我说要动听一点。过了几个钟头，实习生给我发来一条短信，告知已经取消夜店行程，并感谢我的关心。

周日看新闻，米兰威尼斯封城，意大利死亡人数已经上了三百，重症率9%，死亡率5%…星期一到了办公室，意大利实习生颓丧地告知父母男友不能来柏林看她了，而跟兄弟同游伦敦的计划很可能也要cancel掉。我在心中默默地说：谢天谢地。

现在的计划是3月16日柏林办公室开始home office。

从成都回到柏林已经一个多月了。过两天又要去芝加哥找格格巫。如果这之间只更新一次blog的话，虽然自己也习惯了，但还是有点羞耻。在沙发上自暴自弃地摊平五个小时之后，我决定来进行一次更新。

这个月国内很多项目都停滞了，但我们之前积压的旧账过多，所以天天上班，居然也没闲着。下班后和周末感觉也没怎么闲着，零零碎碎在跟拖延症博斗的同时做了一些小事情。

首先，还在继续练车。虽然年年立flag要拿驾照，久而久之已经变得像个笑话，但我自己还是认真严肃的。去年夏天憋了两个星期做习题，把理论考试通过了。之后因为老也不在柏林，没什么长段的时间练车，所以到了现在才又拾起来。最近几次开得颇顺畅，可以说是胜利在望了，如果新冠没有毁掉这个世界，我夏天还能去度假的话，争取租个车开上一开。

去年的时候就想跟高中同学老Z一起做一个面向中小学生的女权主义节目。在成都的时候我们两个相聚了一次，又商量了一番。之后回柏林我们就用晚上和周末的时间开始具体地筹划了起来。写脚本，录视频，乱七八糟也花了不少时间。现在录好了两集的素材，就等我开始剪了。当然我的拖延症也同步发作了一下，每天想起来这个事情就感觉非常头秃，但是下周起我就要开始剪视频啦！请大家从精神上支持我！

新冠爆发期间，几乎所有零售行业都开始转型电商并轰轰烈烈地开展起了网络直播自救活动，我的甲方们自然也是其中的积极者。三八节当天，这把野火终于烧到了我的身上。为了庆祝妇女们过节兼顺道把大家送进更深刻的消费陷阱，我出台做了一场关于女性建筑师和设计师的直播。

之前还写了一个小稿子：

聊聊女性建筑师

直播的回放在下面的链接里可以收看。

这个直播真的可怕我让人给我把脸捏瘦因为紧张要去上厕所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居然都被录下来了！！！

稿子因为不是给设计师和建筑师看的，所以尽量用了大白话，写了很多有得没得的八卦。写完之后我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是不是太久没有写建筑，连文章都不知道怎么个写法了。但甲方看了之后还是评价说有点太干了，哎，好南啊。

除了上面这些活动之外，我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跟很多人一样也挂在这个疫情不断变化的统计数据和排山倒海的信息上面，这一个多月过得非常煎熬。很多细节此刻也不想多说，这件事对我最大的打击不是那些悲惨的数字和事件，更多是我自己能够接触到的所有人各式各样的行为和反应。开始我还会有震惊、不快、恐惧、焦躁、反感等等纷杂的情绪，到某一个临界点，外界的一切成为围绕我飞速旋转的巨大杂音，让我头晕目眩。这个世界像是被一层薄薄的膜粘连在一起的无数碎片，忽然一个事件发生，这层膜就被迅速地溶解掉，碎片开始狂飞乱舞，那些本来熟悉的人和事，忽然显现出完全陌生的面貌。

或许就是崩坏的开端吧。

昨天晚上有一个武汉的医生感染了新冠病毒去世了。这位去世的李文亮医生是最早在社交媒体上提醒人们病毒传播并受到言论审查机构规训的八人之一，他被称为“吹哨者”。消息传出来后，互联网上一片哀声。我下班后回家看到这条消息，再一页一页地翻看所有人愤怒的表达，觉得一团郁闷之气抵在胸口，无法呼吸。

想要写点什么但是不知从何说起，只好在社交网络上转发别人的愤怒和呼喊。在blog里发了一个标题，记录那一刻自己的感受，我希望自己不要忘记。

捏着手机坐在沙发上，忽然想起来前几天，alan转了一篇自媒体文章给我。那篇文章叫《我们一定会忘掉这些》，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我觉得这篇文章很成问题。大多数的人们并不是主动要忘记历史的。作者说来说去，都避开了房间里那头大象。真实的情况难道不是人们被大象踩在脚下，被迫闭嘴，被迫遗忘吗？为什么作者会责怪那些被踩在脚下的人？为什么作者不去责怪大象？

我把这个想法告诉阿兰，他给我发来了一段聊天记录，这是他私下里去找作者讨论，然后作者对他说的：

首先，我觉得这个不能用已经进入现代的国家来对比，而是用前现代国家和转型国家来对比。现代化国家的责任伦理，是靠大量监督来实现的，前现代国家没有这个渠道，所以责任是靠官僚体系内部机制实现。东亚国家在这一点上超过了大部分文明体系。福山也说，中国是国家体制最早熟的文明，其中很大程度上就催生了官僚体系的责任伦理。其实就拿现在大BOSS来说，他也面临责任伦理的压力，比如他对GDP之类的肯定忧心忡忡。你拿博卡萨、贝隆、蒙博托之类的人物去对比的话，就会发现他面临的责任压力要更大。但是中国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是集体化伦理的国家，自古以来就是。所以臣民的个体生命并不是很重要的，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秩序是被最优先考虑的，属于责任伦理的最大优先级。这一点和西方文明不同。
这种责任心，在转型期间我相信是有优势的。就像韩国，台湾搞起民主来，他们的效率是会高于拉美和印度的。大陆的问题更麻烦一些，尤其是中间插入了共产主义这一段，但是我相信，还是放在长时间段看，还是不同。东亚文明的官僚体系是独一无二的，造成的问题是独一无二的，但是他潜藏的能力也是有的。
不过最重要的一点，还是：要用转型国家或者前现代国家的标准来看它，而不是现代化国家的标准来衡量它。它现在没有能够突破那一点。如果它最终不去突破这一点，而选择了一种变异的路径，那对世界的威胁是很大的。

我看了这段话，觉得更可怕了。之前只以为作者习惯了自我阉割，不敢描述房间里的大象。但他的发言明明白白地显示，这个人不仅知道大象的存在，而且还认同大象的合理性与先进性。他文中的“我们”，其实是“他们”，那些被称为“韭菜”被割了一茬又一茬的人，他大概觉得这些人是自己犯下了过错，是索多玛的建造者，活该被烧成一片灰烬。我不知道什么样的愚蠢和短视，会让人产生这样的想法。

在沙发上手脚冰凉地坐了很久，给同一个时区的朋友发消息，我说我心情很差。她回复我说，不要忘记此刻的愤怒。我想起这篇文章，呆了一会儿回复说，我不会忘记的。

早上起来，昨天晚上在激愤中转发的内容被删除得一干二净。我的社交网络账号也被禁言了。把这件事告诉朋友，她问我有什么想说的，她可以帮我截屏发出去。然而除了混乱的愤怒，我并没有什么想说的，跟她聊了几句，就收拾好东西出门上班了。

走出院门，一个景象吸引了我的注意。相邻的一栋住宅楼前，一位年轻的姑娘正蹲在地上打扫楼前的铜地钉。我住的街区，在二战以前是犹太人聚居的地方。战争过去之后，人们整理了被屠杀的人的名单，把它们铭刻在铜质的地钉上，嵌入他们生前居住地门口的地面上。我们这条街上几乎每栋楼前都有好几个这样的地钉。那个女孩儿一手拿着干布，另一手拿着抛光剂，仔细地擦拭着一块刻满了字的地钉。我看着她，昨天晚上一直没流下来的眼泪夺眶而出。德国的政局这两年也是很多动荡，极右翼在很多地方政府都占据了相当多的席位，各种种族主义的言论甚嚣尘上。但在这里政府没有否认历史，它做了很多努力让自己的公民记住曾经发生了什么，它制定了法律保护人们可以自由地谈论曾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一切事情。所以，很多人没有忘记。

我是一个有点日常小迷信的人。这个女孩对我来说，就像密布的乌云中透下的一束光。我忽然有了冲动要把这一刻记录下来。我不会忘记2020这个惨烈的新年，它值得被所有人记住，它值得被称作是一个“拐点”。

如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