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

上周末去看了一出话剧叫做《钟馗嫁妹》。那天本来是要见mimo，伊说伊要看话剧。我想文化活动好呀，搞起来。于是也上网买了一张票。

没想到这个鬼剧还是个大制作，并不在安福路上的上海话剧中心，而是去了人民广场的上海大剧院，并且还是在主厅里演。搞得我进场的时候看到人山人海都是精致时髦的上海宁，内心还小小期待了一下。哪曾想…

总之就是难看。非常非常难看。像是一个春晚小品活生生被拉长到两小时，我是做错了什么要来受如此的折磨。但出乎意料的是，周围的观众貌似都很享受，时不时爆发出掌声和笑声，台上每一个尬穿地心的包袱居然都被他们接住了，让我仿佛deja vu到了夏天在电影院里看《芭比》的时候：电影院里的人们对每个陈年老梗都甘之如饴，有人笑得都快背过气去了。敏感词、格格巫和我面面相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按说我也是沉迷于互联网烂梗的人，根本不配嘲笑人民群众笑点低。但春晚小品风实在叔可忍嫂不可忍。往上说，这么多年的监管下来，能说不能说的都没法说了，整场剧不痛不痒；往下说，话剧腔（春晚腔？）在台上那么吼两嗓子，简直吼出了恐怖谷效应：台上那几位看着像真人，但她们的生活、她们思考问题说话做事的方式跟真实的人类丝毫没啥关系。

一个感受：我好像也对北京话过敏了。我们为什么会在上海看话剧的时候听到京片子？我大概是受了敏感词的影响，她在去年年底那封著名的信里形容它：“没有比这口音更好地诠释暴力了，它是神权暴力、国家机器暴力、主体民族沙文主义和父权暴力的综合体。”当这种口音以话剧腔的形式表现出来，所有想让表演者显得幽默的努力都变苍白了。台下的我只感到恶心。我其实挺乐于在日常生活中听到这种口音。两周前在工地上，甲方——那个90年代就去伦敦念书的姑娘——用爆豆一样的京片子吐槽我们的设计，虽然不无委屈，但我也觉得又好笑又亲切。

而最让人无法接受的一点是，戏里居然还出现了关于缅北电信诈骗营的情节。拿自己职业身份完全不当一回事的律师有一个青梅竹马的女朋友（钟馗的妹妹），在结婚前夜因为母亲生病欠债毅然去缅北捞钱，从此人间蒸发。 主角在钟馗的帮助下找到了这个女孩，带着律师和自己的老婆从黑帮手中把女孩救了出来，整个过程如同儿戏，侮辱我的常识和智商。如果在这之前只是有点郁闷，看到这里我真的生气了。在观念坐标徘徊于“北方老干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皆大欢喜“和”民俗传承“的故事中，忽然插入这么与时俱进的情节，再用一种迪斯尼动画般的夸张手法表达出来，简直没把任何人的审美和承受能力当回事。整场戏结束之后，我也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表情来面对以精明和见过世面出名的上海观众了。

上一次进入这个大厅是2001年。Béjart舞团带来了以Queen为主题的现代芭蕾Ballet For Life，我当时是冲着范思哲设计的演出服去的。收获是第一次听到了Bohemian Rhapsody。小镇青年我几乎当场石化，天呐我的妈呀世界上还有这么好听的歌？！歌还能这么唱？！每一句歌词！每一句歌词都唱出了我的心声！！！我记得，我实际上买的是前一天的票，到了大剧院才发现自己已经错过演出时间24小时，但当时还没有二维码，我硬着头皮拿着过期的票进入大厅 ，最后在走道上坐着看完了演出。

啊，现在回想起来，也是恍如隔世。

love Freddie

一个老白男前同事最近在北京某高校捞了个教职。上个月忽然联系上，请我过去给学生做讲座，分享一下职业生活的种种。

去北京前，我约了前东家的老板吃饭，说起来要去讲座。前老板听到老白男的名字，忍不住激情吐槽，连续不断输出了十分钟。我大惑不解：这人听上去能力相当一般，你们为啥一而再再而三地返聘他？给的职位还都不低。他还有什么我不了解的闪光点吗？

前老板摇摇头说这几年中国办公室的德国人都跑路了，之前是因为雾霾，后来又闹肺炎闹脱钩，折腾来折腾去没剩下几张白面孔。老白男愿意逆流行之，公司当然求之不得。“而且他话多，又是个老头，做汇报的时候领导们买账…”

我想起来老白男曾经和飞先生在柏林办公室共事过一阵，后来飞先生在我面前吐槽他，说老色皮（这是他的别名）连电脑都不怎么会用，日常工作需要的几个绘图软件他可能连开都不知道怎么开，每天除了苍蝇一样黏着公司的中国籍女实习生们，就是埋头画草图，不知道是个什么路数。前司既然“商业”，对草图的需求量自然不大，我就问飞先生那公司请这么个草图神仙来供着干嘛。飞先生先是茫然摇头，阴谋论地说大概是关系户吧（老白男是合伙人的同学，又是创始人的门生），后来又说，他做汇报很厉害的 ，完全没参与的项目也能口沫横飞，讲得头头是道。

我当时很不以为然，“头头是道”的能力我也有，为啥画草图这样的好差事没轮到我？如今的我搞懂了老和白以及领导之间的辩证关系，当然更加不以为然。

几年前跟飞先生一起去北京出差，在前公司附近跟老白男一起喝了个咖啡。喝着喝着我们进入大家喜闻乐见的环节：吐槽公司。轮到我了我就说，这公司上上下下全是男的，特别是管理层，除了那么寥寥几个女标杆年年三八节拿出来溜，剩下全是一堆带把儿的，令人窒息。飞先生对我这种论调早就习以为常，笑嘻嘻地一言不发。老白男可不乐意了，先是想反驳我，但赤果果的事实摆在那里驳无可驳，最后居然给我来了一句：“那女的们也得愿意（爬上管理层）啊！“

当初的我脾气可是并不太好，听到如此得了便宜还要卖乖的愚蠢发言脸立即就拉了下来，恶狠狠地输出了几句，转头就买单走人。飞先生讪讪地紧跟我出了门，说嗨你干嘛跟老色皮一般见识。话没说完我狠狠瞪了他一眼，这个事情就过去了。

扯远了。这次在北京的讲座其实很技术，略干燥。但我看到来听讲的大部分是女同学，忽然就想到了”女的们也得愿意“这档子事儿。讲到最后我从中文换到英文，说我现在讲点比较私人的事情，我更希望用英文来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更希望用英文说，当时就这么一个直觉）我把当年跟老白男和飞先生在咖啡馆的讨论向大家复述了一番。然后我说，老白男那个回答如此entitled，完全没有考虑到女性承受的系统性压力，我听了非常生气。但现在我觉得那句话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的，因为女性面对着太多的结构性困境，所以作为个体，想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都需要很强的内驱力，也就是，女的们也得愿意。希望在座的女的们都是因为自己愿意才坐在这里，以后也能用这种真正愿意的方式去实现自己。然后我又忽然想到朋友小k那篇著名的薪资谈判文，她在里面有一段话说得特别好：

如果可能，拉强有力的同盟来支持你…我想说已经站住脚的女性也需要多多注意培养protege，尤其是搞政治斗争多的大企业里，power begets power, sharing power bring more power，你今天培养的新手，明天就能成为你的同盟和网络。

不能说得更好了。我啰啰嗦嗦地把这个意思重复了一下，然后跟大家说不要那么浅表地去理解girl helps girl这句话，走向社会后处处都是权利斗争，男人有他们坚不可摧的boysclub，希望大家也能组成自己的girlsclub。

老白男和来听讲的系主任都露出了奇怪的表情。下面有一些女生开始发笑和窃窃私语。但结束之后大家都没有任何问题，A&Q 环节只是我跟几个老师在讨论。最后来了几个男生拉关系并向我要微信，让我觉得非常挫败。男的永远都很懂这些！烦人！

我又回到柏林了！今天来记一篇流水账。

2月陪妈过完年回到上海，跟一位“总角之交”吃了顿饭。我们一两岁的时候就曾被放在一个童车里，在童年和少年大部分时间里都是近邻。按小说的套路就算不成青梅竹马，我和他起码也得混成狐朋狗党，然而我们却没什么交集。小时候大概是吵架斗嘴过，后来同校不同班，关系变得生分而客气。记得高考之后有一天在公共汽车里遇到他，天气很热，我们聊了两句，他很客气地帮我买了票。为了这种中二少年装大人的做派，我心中暗暗觉得好笑，所以这么多年还依稀记得。再后来见到他就已经结婚生子，像我身边那些走上了人生正轨的朋友们一样，面对面站着却不知道说什么好。

我一边跟他吃饭（韩国烤肉，总角之交点的。他点了好多肉和内脏，我吃得非常开心），一边心不在焉地想，3月份就是我到德国20年的日子了，到时候一定要搞博客创作啊！那个时候我应该在芝加哥，可千万别忘了。

然后就忘了。

这次在芝加哥只呆了三个星期。虽然忘了出国20年纪念，但因为远程工作协调时间的原因还是进行了博客创作。为了给海德公园乏善可陈的日常生活增光添彩，我甚至还进行了一些观光活动，并认为自己要藉此进行更多博客创作，结果只是在笔记本里挖了更多的坑而已。

回国后进行了大型服美役活动，把眼袋割掉了。眼袋既乘黄鹤去，空余两个大泪沟。但我内心十分满意。我一直痛恨自己的眼袋，几欲除之而后快，有没有泪沟，会不会变美，我其实并没有多么在意。

四月中旬从上海飞到米兰去看家具展。米兰真是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每一个稍微有意思的展外面都排着几百米的长队，让人感概万千，不知道该怪tiktok还是该怪大瘟疫。可能还是怪自己吧，为什么要去凑这个热闹。展会和设计周上都没什么好看的东西，各大品牌还在炒上世纪初的陈年老饭，而上世纪初——我看八卦的时候了解到——Gilbert Rohde在1930年走进Herman Miller的展厅，跟他们说你们不要再翻版经典作品了，要创新！要拥抱当代！

设计周结束，离开米兰的廉航机票卖到了将近400欧。为了不当世纪大冤种，我死皮赖脸地跟着陪我辛苦看展的siran去普罗旺斯她家过了个周末。我在普罗旺斯每天10点睡觉，散长长的步，吃好吃的海鲜，回了一点血。

最后回到柏林。

在路上太久了，感觉自己血槽空到差点补不回来。我不在的漫长日子里，家里发了两次水灾，一株茂盛的植物也死掉了。这是上天给我的启示叭，以后不能再离开柏林这么久了。

前几天跟一位以色列建筑师朋友吃饭，他说以前在门校读书，毕业后在Zumthor事务所工作过。又说在Zumthor那里工作嘛就是极致体验，“他能诱使你发掘自己最好的一面和最坏的一面，让人筋疲力尽的同时获益匪浅。”

作为驽钝的人，我不太明白这话什么意思，问来问去，得出一个结论，Zumthor这人就是一个master of manipulation.

You can put it in that way. 朋友耸耸肩说。

但我还是不满足。江湖上流传着很多PUA大王的传说，前两天听听搞博客创作还讲了一个神棍的故事。但我在日常生活中很少遇到真正能够操弄人心的高手，装神弄鬼的家伙们往往被我的驽钝激怒，愤然留下一句”年轻人不懂事“拂袖而去。建筑界也是神棍事故多发地带，Zumthor既然是霹雳奖段位的高级神棍，我一定要朋友举出一个真实案例。

以色列人想了一会儿，十多年前的事，工作中那些令人崩溃的瞬间事后讲起来好像都是鸡毛蒜皮，最后说，那讲讲我毕业设计的事儿吧。

Zumthor是他的毕设导师，设计做了一整年，他们几乎每个星期都要讨论方案。离汇报还有一个星期的时候，Zumthor忽然指着快要完成的设计问他：

这（想法）现实吗？还是说其实是你在想当然？

我们的以色列朋友目瞪口呆。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他几乎没有睡觉。导师姗姗来迟的灵魂之问差点毁掉了他和他做了一整年的设计。但他又说，这个问题带来的压力和近在眉睫的deadline调动起他前所未有的创造力和行动力，把整个设计重新梳理了一次，在汇报前及时完成了。

我：换我我可能要骂人吧？这不是逗我玩儿吗？

又过了几天，跟另外一群建筑师朋友喝酒。席间我又说到了这个事，Zumthor作为在江湖又不在江湖的神棍，他的八卦谁不爱听呢，大家纷纷要求我展开讲讲，我就把以色列人的悲剧给大家复述了一遍。大家纷纷表示：

哦！！！！！！
哇！！！！！！
靠！！！！！！

一位女建筑师很善解人意地说：说不定Zumthor也只是在设计做到那个深度才发现存在问题，并不是故意要玩弄你的朋友啊。

其它人纷纷表示no no no：Zumthor六七十岁了，得霹雳奖都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他能看不出来一个毛头小子的学生作业有什么问题？他第一个星期就能看到问题，非得憋到最后一个星期才说，除了他是一个屁眼，这事儿没有其它解释。

另一位灯光设计师说：但你们觉不觉得，这事儿放在欧洲的语境Zumthor就是一个屁眼，但如果放到我们这里，听上去是不是很有禅宗棒喝的意味？！

大家咂摸了一下，犹豫地表示对哦…… 好像有点那个味道……?

我哈哈大笑，东亚人民相互PUA几千年不说，还要将之上升到methodology甚至宗教的高度，合理化并极度浪漫化，我们真的太惨了，太惨了。

回到家我出于好奇又google了一下灯光设计师提到的六祖慧能。慧能求学那段东亚人民都耳熟能详的公案，维基百科是这么记载的，大家来品一品。

一日，惠能负薪到市上，听到别人读《金刚经》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一段，便有所领悟，问经从何来，念诵者告诉他从黃梅山东禅寺来，該處有五祖弘忍弘法。有一人资助惠能银两，惠能尽数交给老母亲，于龙朔元年(661年)北行到东禅寺，礼拜禅宗五祖弘忍大师。

五祖问：“你从何处来，欲求何物?”惠能答：“弟子是岭南新州百姓，远来礼师，唯求作佛，不求余物。”五祖说：“你是岭南人，又是獦獠，哪能作佛?”

惠能答：“人雖有南北。佛性本無南北。獦獠身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別?”

五祖说他根性太利，便叫他到槽厂去做舂米的苦工。舂米是一件苦差事，惠能生得矮小，体重不够，为了踏碓，他在腰间栓上一块石头。八个月后，弘忍有意傳法，命弟子作偈以呈，以檢驗他們的修为。神秀上座呈偈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弘忍告诉大家应照着这个偈修习，能得大利益。但是私下里，他告诉神秀，并未开悟，再呈一偈。

惠能聽後亦誦一偈，请人代勞題於壁上：「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大众皆惊，弘忍見後，用鞋掌把惠能的偈子抹掉了，并且说“亦未见性”。众人见五祖这么说，也就不以为意。

第二天，五祖私下来到碓坊，见惠能腰间挂着石头舂米，说道：“求道之人，为法忘躯，就应当象你这个样子”，并问道，“米舂熟了吗？”惠能回答道：“米熟久矣，犹欠筛在。”（师筛同音，如此师生问答，都是双关语）五祖于是用拄杖在碓头上敲了三下便离开了。惠能领会了五祖的意思，当天晚上三更的时候来到五祖的丈室。五祖以袈裟遮圍，不令人見，為惠能說金剛經。

整理照片的时候格格巫打电话过来，就一边给他展示成果一边闲聊。

我说，这么一大本一大本的照片，摆在书架上看着也是气势恢弘。我以后一个人死在异国他乡，这些照片也不知道会怎么样。

格格巫反应很激烈地说，你为什么要一个人死在异国他乡？！

我就觉得好笑，怎么我难道还要拉着一群人来陪葬不成？

格格巫说一个人死在异国他乡这个说法就很残酷。

我说，异国他乡对我来说绝对是更好的归宿，而我没有小孩，一个人死应该也是必然的事情吧。

格格巫说不会的，你会有自己的亲人和朋友陪伴的。

我说那可非常不见得。而且你为什么会觉得一个人死是一件很残酷的事情呢？

格格巫说你这个人年纪轻轻怎么开口闭口死死死。我不想谈死的事情。

于是我嘲笑了他两句，我们转移了话题。

虎兔之间这个年我是在成都跟妈妈一起过的。因为成天吃了睡睡了吃，几乎不出门也完全没工作，所以是多年来一次非常难得的度假体验：几天之后感觉自己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休息。毕竟平时我度假的program也会安排得满满当当，回到家工作之前还得再休息一天才能缓过劲儿来。

不过所谓劳碌命说的就是我。休息两天之后我百无聊赖，就给自己找了个新任务。家里的老照片很多没有整理，有些扔在鞋盒子里，有些塞在很简陋的相册里，于是我上淘宝买了怒大五个布面相集，准备把所有照片都整理粘贴成册。

事实证明我还是太天真。光是鞋盒子里的黑白老照片就花掉我整个春节假期的时间。在开始整理工作三天之后，我意识到工作量的巨大，如果不加班可能连数量占比最小的黑白照片都整理不完，走了之后更是会留下一个烂摊子，于是工作狂自动进入起早贪黑模式，每天从睡觉到睡觉都钉在饭桌（被我征用为工作台）前面，终于在飞回上海的前一天夜里9点大功告成。

这次整理的黑白照片大部分来自妈妈爸爸从参加工作到恋爱结婚生下我这段时期（aka 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上小学之后大部分照片都是彩照了——归类狂先把相片分成了如下几类：妈妈、爸爸和我的单人照片（我妈是个大美人，她的照片也最多）；妈妈爸爸的合照；她们一起以及各自抱着我的照片；奶奶爷爷和其它亲戚们入镜的照片；妈妈爸爸蜜月和旅行的照片（在北京和三峡，还有一些其它我认不出来的地方）；妈妈爸爸跟同事们的各种摆拍合照以及纯纯的工作照片。整理完了之后我再把它们稍微打乱，编织出某种带着叙事逻辑的顺序，逐页帖到相册里。

这个过程…怎么说，有一点伤感。爸爸已经不在了，奶奶爷爷也都走了，而妈妈，我漂亮得像凤凰一样的妈妈已经老了。照片上的人们都年轻而神采飞扬，更像我的朋友们：自信、快乐、无忧无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并不是说步入中年的父母是悲伤颓废的，不是。记忆中她们对日常生活的一切——除了过于调皮捣蛋的我——并没有什么明显的意见。只是，后来的她们跟照片上那些生机勃勃的年轻人很不一样，很难说到底是什么造成了这样的变化。

她们在四川十八线小城的三线单位参加工作。了解那段历史的人知道，所谓的三线单位就是在荒郊野岭里建起来的重工业厂区。属于我童年的那个三线单位被单位上的人叫做“困牛山”，可想而知那是一个怎样交通闭塞的地方。从通往单位的公路上看过去，困牛山是一个扁长的山丘，从四川盆地南部平缓的丘陵上拔地而起，预制构件搭建的板楼错落排布在山坡上，像一座巨大的堡垒。困牛山建筑群的形态如此神奇，以至于我在放学路上无数次把它想象成布达拉宫，后来读了一点书，又觉得卡夫卡的城堡跟它也有异曲同工之处。我童年记忆中的困牛山已经有了厂房、宿舍、电影院、幼儿园以及其它工作生活所需要的设施。但更早几年，爸妈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困牛山只是金沙江边无数荒芜的小山丘中的一个。一群二十出头的年轻人终于不必再面对一场又一场的运动，又被自上而下的受迫害妄想症驱使来到这里，建造、工作、生活。整理出来的照片中有很多关于这段时期的记录。人们在大大小小的会议上讨论、演讲、投票（！）、玩耍。爸妈和她们的同龄人热爱合照，在不同的排列组合中站得笔直，或者摆出在现在看来稍微有点做作的姿势。不知道是不是青春强大生命力的加持，战天斗地的荒谬和虚无中，也能看到创造带给她们的自豪与满足。

自豪与满足过后发生那些的事情，其实我也是个见证。但当初年纪太小，人又过于懵懂，很多东西的味道在几十年后才咂摸出来。成年人的世界多么古怪和复杂啊，而勇气、热情、善意和好奇心又是多么脆弱啊，如果缺乏有意识而努力的呵护，它们很快就消失不见了。看《那不勒斯四部曲》的时候，有时候忍不住把猪和自己代入主角的视角。但后来我常常觉得，妈妈未尝不也是我的天才女友。虽然大部分时候她之于我，更多还是像书中所写的母亲于女儿那种保卫和照护的关系，甚至也不乏嫉妒和折磨。但因为我一直没有小孩，成年之后跟她之间反而有了一些类似于朋友间相处的时光。就像会被黑白照片上她的美貌震惊，我也很诧异于不断发现她竟然有那么多小时候从未注意到的美好天赋与可贵品质，但容貌、天赋与品质竟然都没能让她摆脱平庸和不快乐的生活。有时候我也会想，我所谓的女权觉醒，如果去挖掘那些痛苦与愤怒的根源，比自己的遭遇更多的，可能是对妈妈际遇的投射跟共情。我也许没能成为她希望我成为的那个我，但她也没有成为我希望她成为的那个她。孩子有自己的人生，父母也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件事格外刺痛我。前阵子跟一个女朋友聊天，她说了些从心理咨询师那里道听途说来的理论，比如：我们与母亲的纠结关系，不只是因为成长过程中经历的那些伤害，也来自于我们对自己的厌弃。我不知道这个理论是否适用于自己的情况，要想明白很复杂也很痛苦，写到这里顺便记一笔，以后再慢慢细说。

三峡之旅

冬天的主题是过年，从圣诞开始一直到农历新年结束，这期间好像也没有什么心思工作，注意力都在礼物啊、吃喝啊、亲戚什么的上面，一直要到农历新年过去，才觉得再不工作怎么也说不过去了。毕竟，一年之计在于春嘛。

三年前的春节本来是要跟妈妈一起过，结果疫情来了，我怕国际航班停掉，匆匆买了机票回到德国。之后几年我顶着苛刻的隔离政策勇猛回国，但每次都在上海，很少出差，也没回家过年，今年终于补上。妈妈虽然不说，肯定是很高兴的，于是她一鼓作气，搞出一整桌年夜饭…两个人，十二道菜。就…令人非常无语。

如果发生在别人身上，我肯定也能善解人意地说出一堆冠冕堂皇的大道理；换做格格巫，虽然心中无名火起，但他肯定会努力压下去留着回柏林慢慢消化。然而我做不到。

这个事情也让我很难过。爱别离，求不得。我妈的求不得就是一大家子热热闹闹共享天伦之乐。天伦之乐里面所有的痛苦扭曲撕裂和压抑早都被她压下去消化掉了，但最后没有得到热热闹闹，当然令人痛心。

11月回国的时候跟一群人吃饭，席间不知怎么就扯到了社交媒体啊短视频什么的上面。大家开始兴致勃勃地介绍自己follow的up主。好几个人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一个住在北欧的四川女孩儿，说她嫁过去之后，开始一天一道不重样地给维京亲戚们介绍中华美食，还要请家里的七大姑八大姨来点评。姑娘把做饭吃饭的过程都拍成视频传到了网上，据说非常受欢迎，早已是抖音大V。我因为不看短视频，这个复述也不知道准不准确。总之设定就是极北苦寒之地的村儿里，亲戚们应该就是非常淳朴的北欧人民。因为文化差异，估计也不是每一道菜都能得到“中华美食名不虚传”一类的赞扬，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善意而有趣的“吃不下”“不敢吃”之类的评语。席间几位follow她的人，都提到在四五月上海封城的时候，每天就着政府发的萝卜土豆，看这位up主做菜吃饭看得津津有味。

我很好奇这样的视频有什么好看？况且在座的还有几位一看就是从来不做饭的人，职业也是各式各样，做生意的，搞投资的。他们难道不该看股市风云或者政论节目吗？就算是私下里喜欢，平时间这些人断然不会承认自己喜欢看吃饭做饭视频吧？于是就问了一下大家。当然答案也各有不同，最后说来说去，几个人都觉得最吸引人的，是一群亲戚热热闹闹三天两头聚在一起，而且还很有爱，起码短视频里从来没出现过什么不和谐的内容。“家庭还是最重要嘛！”有个人总结陈词一样地说。

不知道柏林的乡亲们会不会喜欢这样的视频，毕竟柏林城里挤满了天南地北某个小村儿里逃出来的怪人。回国前在party上认识了一个意大利建筑师，问他从哪里来，他说锡耶纳，我顿时星星眼说：awwwwwww！意大利人翻了一个巨大的白眼跟着阴阳怪气地说：ewwwwwww…我们碰杯哈哈大笑起来。意大利人去过纽约北京伦敦和柏林，据说永远不会考虑回锡耶纳生活。我想他应该不会喜欢这位四川up主。But，who knows.

盛况

除了两趟神奇的回国之旅很难用好或不好这样的词来定义，我的2022年其实还不错。

这个不错主要表现在工作上。2021年底跟合作了快十年的飞先生分道扬镳，我开始一个人带着团队往前走。招了新的同事，也跟其中一些说了再见。一年过去走得虽然蹒跚，但感觉有了可以继续往下走的信心。

我不喜欢一个人做事情。比如开车的时候，只要是一个人心中就会非常慌张，稍微遇到一点点小情况都害怕得心跳气喘。如果旁边坐了一个人，不管人家会不会开车有没有驾照，只要人坐在我旁边，情绪立即就平稳了。其实我情绪平稳的时候开车开得挺好的。不太明白这是为什么，可能需要找个心理医生聊一下。开事务所也是这样，尽管飞先生在的时候里里外外的事情也是我在打理，但他一旦离开，我心中就开始慌张。忽然觉得他拥有各种各样的优点，其中很多都是我不具备的。没有这些优点的我能够撑住一个公司吗？设计搞得定吗？事务所的调性能坚持吗？感觉飞先生在刚刚起步的时候就离开了，而未来的路还很长，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愿意一个人去面对吗？就很像是独自在路上开车的感觉…一年下来公司撑住了，很多工作流程变得更加井井有条；人员虽然增多，盈利却没有减少；工作成果也都不错，不是自吹自擂，质量一定是没有变差的。在这个过程中慌张的情绪渐渐在消退，但还是时不时冒出来，自己吓吓自己。哎，既然慌张总是有，路还是得继续走，希望2023年井井有条值继续上涨，从一个乱七八糟的工作室变成一个像模像样的小设计公司！

去年问自己的那些问题，今年还是没有答案。人到中年才发现自己居然是一个社会的动物，没想到啊没想到。德国法学家和社会学家们来来回回讨论几十年，万恶的欧洲资本家们虽然万恶，底线还是有的。在德国生活工作这些年，我无非友邦惊诧一下：哇人家这都想到了！又或者装腔作势哀叹两声：小业主负担重啊！在中国这样一个丛林社会做事情，每一个决定都需要再三问自己，这样做好吗？这样做对吗？还好可以经常跟白左格格巫讨论一下，白左也被问住的时候，就只能去翻翻书。说到这里，明年读书笔记要写起来！在国内的时候因为好些问题想不清楚，希望跟朋友们组织读书会一起讨论，但后来发现可能自己把想法捋清楚写下来再跟别人去讨论效果也许更好。

还有什么呢？哦！2022年因为没有了飞先生，每天都得跟同事们视频，几乎没有时间出门玩。2023出行正常了，希望能够把团队训练得更加独立，我要出门玩！

作为大中华区在covid疫情期间被隔离最多的人，我在东莞待了8天之后，终于又回到上海，成为一个场所码持有者。

隔离还是一如继往地既屈辱，又无聊。德国法学家认为牢狱之灾是对一个正常人类最严重的惩罚，因为自由属于不可侵犯的人权。所以在德国越狱不犯法：法律没有权利责罚一个人为获得自由付出的努力。当然在中国这些最严肃的思考说出来反而像个笑话。作为一个六进宫的老隔离人，我只能尽一切可能维持自己的身心健康：一进隔离酒店，我就打开美团采买了湿纸巾、涮口水、瑜伽垫、高速上网卡和一大堆美味的热带水果。每天8小时工作，三餐之前运动，晚上不吃碳水，追剧、给朋友和亲人打电话、早睡早起。

四月的时候我曾经在blog里写过因为我在国内，柏林的房子空着，所以有乌克兰小夫妻找过来求借住的事。很遗憾我跟房东的关系本来就紧张，而且房东是个极右，拒绝我把房借给其他人。小两口失望之余只好继续寻找，年初柏林挤满了跟她们一样仓皇无助的乌克兰人，没想到等我年底再回国，找上来的就已经是俄国人了。

这次也是一对年轻夫妇，女方居然还是我的同行。比我年轻几岁，在一家规模很大的事务所已经做到associate，主持和参与了好多商业综合体以及类似的大体量建筑。网站上罗列出来的那些项目，跟中国欧洲卡塔尔沙特同类型的项目看上去没什么两样；男方好像是摄影师或者导演，因为普丁的征兵令下来，连夜开车从芬兰边境逃走。这两人的状况绝对属于莫斯科的上中产，都拥有可以多次出入的申根签证，所以出逃不是问题；作为在波罗的海边上有度假屋的那一小拨人，他们也知道如何避开新闻上排长队的边检站点，毫发无伤地到了德国。当然对于他们来说，到德国并不意味着问题被解决了，正好相反，无数的问题才刚刚开始：走得仓皇，半生积蓄能随身携带的非常有限，接下来如何是好没人知道；而俄罗斯人在德国的待遇则远远赶不上被侵略的乌克兰人，有组织的接收、全社会动员的融入统筹就不用提了，俄罗斯逃过来的人还得挖空心思去解决签证问题。因为这次我回国的时间短，房子预先又答应给一个从阿姆斯特丹过来的朋友暂住，所以很遗憾又不能借出，但我还是帮建筑师姑娘写了一封给外管局的信，说明以她的资历和能力，完全能胜任我自己公司的工作，我也愿意在工作匹配的时候以某某某数量的金额雇佣她以自由职业者的身份为我工作。身边还有好几个朋友也开具了类似的声明，希望她拿着这些声明能尽快办好工作签证，没有恐惧地留在德国。

前几年叙利亚战争的时候，欧洲爆发了难民危机，那时候我第一次读到了汉娜·阿伦特写的那篇《我们这些难民》。但当时流亡和战争于我更多还是新闻和历史书上的事件，读那篇文章的时候也未曾留意过其中一些痛切的细节。最近不仅因为乌克兰的战事，甚至中国防疫政策造成的种种人道危机，都让我在重读这篇文章时有了很多新的感受。

六月上海解封之后，我一个同事辞职去了澳洲。她是认真而且很有才华的女孩，我非常舍不得她走。无论是身边还是网络上，人们在谈论着润的话题。年末另一个资深的同事决定回马来西亚，“中国这个环境还是不太适合我”，他说。飞先生结束与我的合作关系这一年，这个同事给了我很多支持，但他提出来的理由让我无法挽留，只有祝福。

但润毕竟是一个无比沉重的话题。我有一个家里经济条件很不错的朋友，大学是在NYU念的金融，毕业之后他非常坚定地舍弃了在花儿街当金融民工的机会，回国开始创业。借助自己的努力和优渥家庭条件的加持干得风生水起，公司开了一家又一家，三十不到身价估值后面就是一串一串的零。说到润的时候，一些恨铁不成钢的朋友们会觉得为了一串一串的零舍弃自由和公民的尊严，以后发生什么都是活该。但因为一个不合理的政治制度，留在自己生长熟悉的地方成为一种原罪，这里面也有很多荒谬与不合理。人为什么需要在一串一串的零和自由与尊严之间选择呢？即使选项并不是一串一串的零那样拥有巨大诱惑力的极端状况，而只是熟悉的环境和得心应手的工作，是亲人、朋友，是母语和外人听不懂的烂梗，要舍弃也是巨大的割舍。阿伦特作为被迫面对这些割舍的难民，她写道：

我们失去了自己的家，这意味着失去了熟悉的日常生活。我们失去了自己的职业，这意味着我们失去了自己对这个世界尚有用武之地的自信。我们失去了自己的语言，这意味着我们失去了自然的反应、简明的手势，以及不受阻碍的情感表达。我们把自己的亲戚留在了波兰的犹太人区，我们最好的朋友在集中营被杀害。这一切意味着我们私生活的断裂。

上周跟听听聊天，她说最近开始钻研玄学。前阵子她跟大家一样因为政治事件深受打击之后，应激反应很严重。我没想到，居然严重到出现这样的后遗症。汉娜·阿伦特也提到了类似的现象，她说：

因此，我们抛弃了地上的所有不确定性，而将目光投向天空。星数——而非报纸——会告诉我们希特勒何时被击败，而我们何时能够成为美国公民。比起我们所有朋友的建议，我们更相信星数；我们根据星数来决定何时应该与我们的救命恩人共进午餐，何时应该填写我们现在生活中充斥着的无数问卷。有时我们甚至不能相信星数，而是依赖我们的掌纹，或是笔迹分析中的征兆。因此，我们对政治事件了解并不多，尽管精神分析已经过时，但我们对亲爱的自己倒是越来越了解。那些上流社会无聊的绅士淑女们谈论自己儿时调皮捣蛋的美好时代已经过去。他们不再需要鬼故事了；真实的经历就能令他们浑身发抖。不用再为过去增添魔法；现实受到的诅咒已经足够强大。因此，尽管我们口口声声说自己乐观，但还是会用各种魔法来召唤未来的精灵。

在我有一搭没一搭地写这篇充满怨气的blog时，上海人去乌中路喊出了正确的口号，大学生们站了出来，开始抗议成年人搞出的烂摊子。我很受鼓舞：开大会以后我以为这个社会很快就要加速到上世纪60年代，没想到也许是弯道超车驶入了80年代末期。这也再次说明了历史无法预测，总会用多种多样的可能性让身处其间的人目瞪口呆。我很高兴每次回国都能见证一小段惊心动魄，自由是一种可以被习得的能力，我们一起慢慢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