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

穿过南部长长的公路，便是灰国。白昼中一片灰仆仆。

灰国的天空也未尝没有蓝色的时候，只不过大量的夹杂着灰土的云气包裹着天空，蓝色就很少显现出来了。灰国的花园也未尝不是绿树青藤，姹紫嫣红，但是树叶和花瓣上都盖了厚厚的灰尘，以至于灰国的居民只能在大雨后才能欣赏到树叶上那水流过泥土形成的沟豁间闪动的丝丝绿意。

灰国的居民热爱户外运动，他们是一种热情洋溢的人民，常坐在尘土扑面的花树下玩一种需要一百零八块长方体塑料块的游戏。其它国家的人因为嫉妒灰国人的知足常乐，连对灰国的狗都横加侮辱一番，说它们见到太阳，会吃惊地狂吠起来。其实灰国的人民心中自有阳光——他们的太阳是平易近人的一种造物，在层层灰尘的包裹中象一个最名贵的高邮咸鸭蛋的蛋黄，发出温暖和洵的，柔软的光芒。

有传说道，年轻的外国人到了灰国就不想走。因为这里有天下最美丽的女人和天下最美味的食物。传说当然都会有一定的事实依据。然而也有好事者猜测，灰国的女人也未必美丽，只是被层层灰土包裹得面目模糊。而且灰国的女人以泼辣闻名于天下，男人们未必有胆量在她们面前评论其容貌。说到美味的食物，因为灰尘遮蔽了厨师的眼睛和调料的颜色，所以也有挑剔的人说，厨师在忙乱之中使用了太多浓重的调味品，麻痹了食客们的味蕾，让他们失去了分辨美味的能力。

我就知道，真的，我说了一万遍，事情最后会搞成这样子。
计划去日本，总也有三四个月了。到最后手忙脚乱把所有繁文缛节做好，一大堆资料交到日本使馆，也总有一个月了。可是日本人的签证，是要送到东京去审的，来来回回的打电话，搞到所有人不耐烦，签证就是下不来。
可是如果真的下不来也罢，趁早大家死了这条心。但是，如果是我去办签证，如果是我要在星期一中午11点半上飞机，那末，大使馆的电话就一定会在10点一刻的时候打来，告诉我万事具备，请君快来！
然后就是疯狂的最后的收拾，疯狂的丢三落四，疯狂地给taxi公司打电话，疯狂地在柏林的大街上狂飙，疯狂地在最后关头赶到机场。
我就知道！我就知道！日本大使馆！抵制人浮于事！抵制官僚主义！
这件事要诚挚感谢云同学，她在我慌乱无比的时候，给予我重要的精神以及经济（！）支持。
然后我就上了飞机了。
阿姆斯特丹的机场有很多花种子卖，可是我已经买了很多，各种蔬菜瓜果都买了一些，在机场又补购了草莓，果然是机场，贵得哇哇叫。回国后我要当一个快乐的园丁，请大家在精神上支持我。
上了飞机小姐分发报纸，我欣喜地发现有明报，明报！从来没看过的报纸，金庸办的报纸！立即拿了一份。
明报的周末版很厚，里面把百岁老人很不客气地称做人瑞。只是写着写着就写成了“人端”，可见香港节奏紧张，编辑没有时间做校对工作——类似的错误还有很多。
草草地翻了一下严肃的部分，把体育和赌马的内容丢开，经济踢到一边，我还是只有看副刊的份。
副刊上有黄碧云写悼念罗志华的长文，还配了她自己画的画。画得几好。黄碧云端的是个多才多艺的仕女，又会跳舞，又会画画，还会写悼文。前段时间听人八卦，以为她现在已经很不堪了，如此说来也不至于么。至于罗志华是谁，我就不太知道。想起来昨天晚上为了给香港之行做心理准备，在网上翻看亦舒老姑婆还看到她劝戒人不可开书店，“当心被书架倒下来砸死”
老姑婆那篇“心慌的周末”写得不错的，虽然是一贯的势利嘴脸随处可见，然而对香港那么死心塌地一往情深地，也还有点感人。

终于放假了。本来给假期里也计划了很多事情，因为去不了日本，所以可以名副其实的放假。

到头跟前去说再见，被问起什么时候再回来上工，听我说了归期一脸不悦。弄得我非常心虚，因为假期终于到来的灿烂笑容都僵在脸上。“算了算了”他说，“回头在成都要是有时间吃个饭吧。”说完挥挥手继续埋头忙活了。我臊眉搭眼走下楼还觉得放松不下来，劳碌命。

我一直兴奋一直兴奋，等到真的放假了怎么并没觉得心情大好？似乎还没有平时好。

明天会有大风雨，我周末都不出门了。不见任何人，不做任何事，看书，聊天，打扫，睡觉。大风雨真是应时。

德国人把擅长侍弄花草的人称为长了“绿拇指“，听上去就象林中矮人，拇指摁过去，染出一片青翠。

可惜我的拇指不是很绿。刚来德国的时候，还没来得及把锅碗瓢盆置办齐全，就买了五六盆小花养起来。记得是蝴蝶花一类春天开的小花，各色各样，两三周后花都谢了，再过一阵连绿叶都枯掉了。后来到魏玛，有人买了我喜欢的栀子花送来。栀子是南国的花儿，在我的阳台默默地开放了一阵，也就水土不服地香消玉陨了。

从此后有一阵我不敢养花。后来忍不住又买了一盆白鹤芋和一盆绿萝。说盆其实很牵强，不过是拳头大小的杯子，这些小草便宜，我想便是养死了也没什么大不了，不过再买而已。白鹤芋刚买来的时候有好几个花苞，叶子绿白相间，高不过十公分，开得却很热闹。绿萝当时还没将地心引力放在眼里，一点藤萝的样子也没有，茂茂盛盛地往天上长。

后来就是搬来搬去，这两只“盆“也跟着我东奔西突，居然都活了下来。两株草都得到了正式的花盆，泥土丰富，长得也好起来了。白鹤芋长了有30公分高，叶子深绿肥大。绿萝更是拖了有两米还多，被放到越来越高的地方，挂下来的绿叶子象个瀑布。只是那盆白鹤芋自从花开过白叶子都枯萎之后，就一直不见再开，几年都只有绿叶新长出来。而绿萝也绿得一塌糊涂，刚买来时候叶子上那些漂亮的斑纹都杳无踪影。

我想也许因为我没有绿拇指的缘故，家里的植物就要朴实无华些吧，几年来它们也就是那样。有时候我忘了浇水，它们就没精打采地枯萎一阵，等我过一阵想起来打点精神好好照顾它们一下，草儿们摇掉缺水的黄叶子，就又精神抖擞地站将起来。

有一年圣诞节，有人送了一盆猩猩木来，就是俗称一品红的，在德国这种小灌木被称为圣诞红。圣诞节过了之后，红叶子掉了一地，同住的人要把它扔掉，我好说歹说把花盆又端了回来。所以家里又添了一盆猩猩木，也是只见绿叶，再没有红色发出来。

新年的时候又搬了一次家，这次的小屋我非常满意，左右折腾了一番，番番件件都很贴心，甚至连在房间里也可以无线上网了。有一天站在窗前，忽然发现白鹤芋长了一个小花苞，猩猩木也有了几片大红叶子，心里有些异样，低头一算，到德国已经将近五年。身后那盆绿萝，不知道什么时候斑斑驳驳地又有了些漂亮的花纹，记得开始只有一些细丝般的白纹，据说此时这盆藤应该叫做银葛了。有一阵白纹转黄，似乎又该叫黄金葛，现在花纹黄白相间，叫做三色绿萝。也许以后要长成十八学士也未可知。

这阵在看季羡林写的“留德十年”，老头虽然是号称学贯中西，其实就如同王小波笔下那个读通了西夏文的李老师一般，是一个另类的废材。看他声情并冒地讲前尘往事，抱怨或感叹，我也有时候忍俊不禁，有时候又不禁心有戚戚然焉。

周末跟了一群同事去魏玛。魏玛呀，三年多不见了。

我盼望着在经过莱比锡之后就拐下高速公路去，通往魏玛的乡村公路在丘陵上起伏，麦田，农庄，成排的柏树，线条都要变得格外的柔软起来。然而他们选了经耶拿的那条路，穿过成排的民德风格的居民楼。忽然，就下起雪来。

雪真大，地上都积起来了。风呜呜地刮着，原来魏玛比柏林是冷得多的。

车从南面进去，这个城，三年不见了，还一点没变。小巷照旧地冷清着，卖烤肠的小摊寂寞地冒着烟，照相店的橱窗里，依然挂着格罗皮乌斯的头像，伸手支着脸，没精打采地看窗外人走过。

我们四处走，到处去看。大猫儿修的第一个房子就是魏玛大厅，很自豪地带着我们去看了，细细地讲。安娜阿玛利亚图书馆烧掉了，又修起来，我们也去看。有小书店里写着：歌德与安娜阿玛利亚，禁忌之爱。我很疑惑，安娜是比歌德要大得多的，然而或许她就是那个绿蒂，谁又知道。我们又去看山坡上教授们的小别墅，还有歌德的小屋大宅。我很喜欢歌德的小屋，是含蓄美丽的房子。

穿过魏玛的大街小巷，我又迷路了，同事们都笑话我。再在这里生活多少年，我还是会迷路的吧。这座美丽的小城不属于我。梦游般地穿过遍铺石板的小街，也许间或有一顶爬满了长青藤的小阳台吸引我的目光。然而那窄小的街道究竟弯向何方，与谁交错，却不是我感兴趣的题目。

入夜，我们找了一间厂房吃饭喝酒，过生日。我就这么满二十六啦，于是唱了歌，喝了酒，跳了转圈圈的舞。哎，疯了一晚上。

魏玛呀，不知什么时候再见？

早上出门买菜，蓝天白云，天气好得不象是真的。太阳照在身上暖洋洋的，于是在心里暗暗惋惜，下午还要去学校，可惜了大好“冬光”。

中午做了点好吃的，端在手里打开电脑和猪闲聊，忽然听到“劈劈啪啪”的声音。大惊之下跑到窗前一看，外面在下白色的球球！我慌忙对猪说，下雹子啦下雹子拉！仔细一看，是雪珠儿，说话间地上全白了。不得了！这才11月开初哪，今年可会有多冷！雪珠儿一会儿就变成片片，地上，连草坪上都慢慢积起来不算薄的一层了。草还绿得那样鲜亮！下雪的时候天又阴压得又低，还有一阵电闪雷鸣，一会儿却又出起太阳来。阳光金灿灿地照在初雪上，刹是好看。

昨天晚上随手拿起吉本来读。很喜欢他说的一些话。比如他讲：

我的脾气不是很容易感染热情的，而我又从来不屑于假装出我自己没有感觉到的热情。

看着这话，仿佛那个严肃的吉本先生就站在面前，让我忍不住要笑出声来——我也是个很严肃的人儿呢！

他又讲了他认为旅游者最重要的几点资格：

他应当在身心两方面都有活泼而不知疲乏的精力，能够随时抓住任何形式的交通工具，并且能够承受道路，气候或者旅店的一切艰苦而一笑置之。

瞧瞧这话说的，还挺有道理。

圣诞节，终于布拉格了。找到了旧城里还算便宜的度假小屋，漂亮的新古典主义老房子干干净净带厨卫。又订到了便宜的车票。再加上可以再次躲开圣诞甜蜜蜜的小腻歪。三全其美，就算对旅游感到无比厌倦的我，也没有什么好抱怨的了。我在心里试图说服自己：不是去旅游，咱度假去，每天睡到日上三竿，睡饱了出去散个步，回房间继续洗洗睡。这个计划，看起来颇完美哇？

上个星期去看色戒了，大半夜去看的中文原版。一直没来叨叨两句，是因为实在没觉得怎样。真的呢，我觉得，如果不是因为张奶原著了一下，李导导了一下，哪里会有这么多人嘈嘈。哎不过我自己也是因为这两个原因进的电影院，两个半小时，不痛不痒地又出来了。处理爱国题材的话，极左到让人骇笑三声，或者反之极右到让人骇笑三声，再或者如张奶冷冰冰的干脆无所谓都好，偏偏李导温吞吞地中庸得象个粘在喉咙里的糯米团子，让人担心吞下去会否便秘？那众人传诵的立体几何也没甚美感…

倒是王佳芝小曲儿哼得温柔和顺，又唱又做，不错不错。话说回来，小曲儿本应是个适可而止的玩艺儿，哪遭得住她一段一段地一直唱，我都快要坐不住了，本以为易先生也会受不了那哥儿妹子的kitsch，粗暴地打断她，按将在塌塌米上拳打脚踢地再次立体几何一番。哪晓得梁生深情款款地把小曲儿听完，还把眼圈儿红了红，然后开始论天下大事。我的鸡皮疙瘩掉了一地，服了李导。

还有那两个著名的蛋蛋，朋友小建建为了它们在电影院里等得望眼欲穿。后来评论道：“茶叶蛋”。

朋友安，在坐电梯的时候忽然说：我前一阵去巴塞尔看一个朋友。朋友有一个朋友，得了卵巢癌，割了几次都没有割掉，癌一直往前长。朋友安说，你想想看，那女孩儿今年二十五岁，躺在那里，知道自己有一天会死。朋友安又说，我不想得这个倒霉的病。

朋友夏娃突发奇想去北京做实习，然后写信来说：我去看了中央电视台的大工地，真大。朋友夏娃说，我几乎每天都去一家咖啡馆，喝奶茶，上网。然后有一天那个咖啡馆不在了，我开始以为我自己变傻了，连路都找不到。后来有一天又路过那里，发现那里变成了一个工地。于是我大吃一惊，然后又有点伤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