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王湖 ]

后来我想，如果再去国王湖，我要选一个雨天。

雨点细而密，湖上飘着沉沉的灰色雾霭，四周的高山应该是深灰色的。针叶植物层层叠叠，压在湖面上。我要乘着轻快的小舟，穿过浓雾去湖的另一边，去看看那个圆顶的小教堂。它叫什么来着？哦，对了，巴托罗魅。

我去国王湖的时候是个难得的大晴天，湖边游人如织。有渡船送人去巴托罗魅，燃烧汽油的客轮突突地开着，票价不菲。然而游客们依然趋之若鹜，毕竟搭乘这条渡船是穿过狭长湖泊，抵达对面那个迷人的小教堂的唯一途径。我们问当地人可否沿湖走去，他们都摇摇头，湖边大概500米之后就没有路了，继续往前的话需要爬山，仰望一下高高的山峰——我们在阿尔卑斯了呢——“翻过去应该需要10个小时’那个当地人面无表情地说“如果你有好的登山鞋’。

问过了好几个当地人都是如此说，于是我们决定租一条小船，划上两三个钟头，虽然租船的费用也并不低，而我们肯定也到不了巴托罗魅，然而我们毕竟享受了自由自在的乐趣。国王湖的清澈湖水，也不会伴着汽船的突突声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湖上是水光滟潋，天很蓝，湖水也很蓝，在很深的地方都清澈见底。湖中有些并不很大的鱼游来游去，水草丰茂。我们渐渐地划得离岸远了，那些深色木料的穿斗小房子消失在视线中，两边夹岸是深色的大山，时时有清泉从山上流下，汩汩的泉水声飘荡在湖面上。

水是不见底了，阳光耀眼。我忽然生出了奇异的念头，放下桨，脱了衣服跳入水中。妈妈很惊慌，她并不是很会划桨，云也不太擅长。小船开始在水中打起圈圈来。

水真是冷得象冰一样，让我想起高山上的融雪来。我的皮肤和心都骤然缩紧，手脚虽然还在自顾自地划动，然而也真的是自顾自的。我忽然害怕了，想要回到船上去，可是缺乏锻炼的身体不听使唤。哎，没办法了，那就游到岸边去吧。

岸看起来也并不远，湖是狭长的，虽然可能有好几千米宽，然而宽也不过两三百米吧。游起来却依然是费劲的，我时刻担心自己会抽筋，动作也不敢太大。正在惶惶不安的时候，发现已经很接近岸边了，乔木的宽大的树冠垂到水里飘啊飘。我准备站起来，伸脚却触到圆圆的滑滑的硬硬的什么东西，低头一看，水里有黑色的盘旋的东西——大蛇？水怪？我吓得一阵乱扑，再不敢用脚去探地面，直到沙子擦到我的肚皮，才战战兢兢地站起来。然后，我发现，岸上居然站了一个人！

我于是结结巴巴地问他：不，不，不是说没，没有路么？

那个人看到水里面忽然钻出来一个湿答答的，只穿着内衣的家伙，也显出受了很大惊吓的样子，发了半天的呆才指了指自己的鞋说：只，只，只要鞋，鞋好。

原来，真的可以沿着湖岸走过来啊！原来普天之下旅游区的人民，都这么阴险狡诈么？就是为了让我去坐那昂贵的渡轮才骗人，我，我真的很心痛啊。不是说山区民风淳朴吗？啊？

岸边有些牛蚊子一样的小昆虫，我陪着它们在清澈的水里坐了一会儿。原来刚才那些水怪只是盘曲的树根。妈妈和云也终于把小船划了过来。云赞美湖边“水清沙幼’，趁着给小船转身，我们畅想了一下加勒比的情形，很快调头离开了。只剩下那个“鞋很好’的家伙，还在浓浓的树荫下徘徊。

清可见底的湖

水边的穿斗小屋

远山

 

[ Buchheim美术馆 ]

我站在一个阳台上看这片水，想起以前那些美丽的画片，古代的中国人也好日本人也好，安静地画万倾细浪，一排一排地画下去，画面上只有层层叠叠弯曲的线条。看了这样的画片心中也没有杂念。

那片水是丝塔伽德湖，离慕尼黑不远。我们动身去山里之前，顺道去看了湖边的Buchheim美术馆。

美术馆展出Buchheim这个人的收藏，主要是表现主义团体“桥”的作品。不过我们是冲着建筑师Behnisch去的。

从山坡上一路走来，美术馆的楼板，露台，条条白色的横向线条延伸向湖边，给了建筑动感却又因为横向的线条沉静着。似乎从湖边坡地舒缓升了起来，但并不是温柔的。边边角角让人想到“桥”的成员们那些一刀一刀凿出来的木刻版画。

对室内没什么印象了，似乎是明亮的，还有，空间有些乱？也许我的心思已经被那些芜杂的收藏品吸引了，没再注意建筑。但还是记得那道伸到湖上的长长的露台。我在二月的寒风里穿着一件单薄的棉衫走了50米到露台边缘，站在丝塔伽德湖的水气氤氲中，想像自己的嘴唇被冻成了湖水一样的蓝紫色。如果夏天的傍晚站在这样的露台上看湖光滟潋，应该能让人觉得神清气爽吧。

我喜欢博物馆外面那两只高高的长颈鹿，孤单的，温和的，两只橙色的长颈鹿。

我也喜欢雪地里那两个走钢丝的人。杂技演员，努力逗你笑的杂技演员。

 

[ Franz Marc博物馆 ]

表现主义组合“蓝骑士”的成员Franz Marc曾住在Kochel湖边。后来人们把他的旧居改造成美术馆收藏那个时代的画作。

走上湖边的山坡。甚至还没有走上山坡，只是远远地望着那个建筑，我就觉得它出自瑞士人之手。每一条精确吻合的石材线脚。每一片细致工整的窗户滴水。简单的体量。仔细推敲过的尺度比例关系。在这样的博物馆里，连最挑剔的人都找不到任何拖泥带水的细节，所有的角落都让人忍不住想伸手摸一摸。那么精致，就象将一只瑞士人手工制作的钟表放在耳边，听ti-ta-ti-ta秒针走动的声音，愉快得要从心里开出花儿来——不管那表的样子是不是好看。

是哦。其实建筑一般，但是做得太精致了，所以很喜欢。连展览都没顾得上看，一直在看门，看窗，看踢脚线，看楼梯扶手。所有同行的人都是一样，就象一群侦察地形的小偷。可惜的是室内不许拍照。建筑师是ETH的助教：Alois Diethelm和Daniel Spillmann

Kochel湖，空山寂寂，在湖边站了很久很久。

呼吸完全平静之后，试着让大脑完全空白。很难做到呀，即使在这样的地方。

 

[ 慕尼黑老美术馆 ]

快到元旦的时候，我陪着猪酱去参观了柏林的新博物馆。为了获得平衡，春节将近的时候，我又去瞻仰了慕尼黑的老美术馆（alte pinakothek，pinakothek这个词来源于希腊语，是画廊的意思）。

这两个博物馆有很多相似之处。

首先，它们都是在启蒙思想兴盛的年代为市民阶层建造的艺术殿堂。它们的主人，拜仁的王和普鲁士的皇帝都多多少少艳羡着卢浮宫丰富的宝藏。其时的卢浮宫已不再是皇帝的居所，它对社会开放，是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博物馆。欧洲中产阶级的力量不断壮大，即使是专制君主们也在开明风气的影响下开始考虑如何通过优美的艺术教化民众。

这两个博物馆在这样的条件下产生，设计师不仅要建造气势恢宏能够反映国君富有和修养的建筑，亦要考虑实际功能的需求。慕尼黑的老美术馆就充分地考虑到了光照对观画体验的影响。画作都放置在北廊和间接采光的中厅，漫射光线明亮而柔和，且不会在油画布上产生反光。而光线充足的南墙设置设置了漫长的拱廊，明晃晃地挂着王室成员们的肖像，在炎热的夏天，这道贯通整个建筑的走廊成为气温缓冲带。中厅和北廊因为这道缓冲带荫凉舒适，观者心情也更为舒畅。

在几十年前的战争中，这两座博物馆都被炸毁了相当的部分。

在战后，这两座建筑都被修整一新再重新开放。两座建筑的建筑师都认为修整工作不同于修缮，人们应该从修整后的建筑中读出建筑所经历的沧桑。没有被炸毁的部分被“整旧如旧”，而炸毁的部分，则多多少少按照原来的比例，以现代极简的手法重新修建。新建的部分就像丝绵袄子上的粗布补丁清晰可辨。建筑师甚至通过色彩与材质来加大对比的戏剧性，就像将伤疤袒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也是一种畸零的审美。

因为旧博物馆的修整工作早在60年代就完成了，所以我们就干脆说chipperfield是山寨了一把Döllgast吧。这个山寨的痕迹实在是太过明显，那种简洁，那种材料与材料之间生硬而现代的拼贴方式，甚至是对材料的选择都如出一辙，以至于很难看出这两个不同的作品之间横亘了近半个世纪的光阴。鉴于chipperfield的声名，我们也只好说，手法这个东西，谁都可以用…也不能就说是抄袭，最多…就是个借鉴吧。

chipperfield没有更改新博物馆的功能，在还原被炸毁的部分是，原来是楼梯就造楼梯，原来是大厅就造大厅，不过鸟枪换炮地改了现代的形式。而DÖllgast则是把老美术馆的流线重新梳理了一遍，但他的梳理方式让我很难认同。旧美术馆的入口大厅从以前的东侧改到中间重建的部分，然而建筑的入口仍然留在东侧，人们要通过一个让人厌烦的咖啡厅才能曲折地到达大厅，这个设置让人无法理解；原来南侧的拱廊则变成了两道让人印象深刻的大楼梯。虽然走在楼梯上也觉得气象万千——但显得有点莫名其妙的，不恰当的位置，不恰当的比例。所以DÖllgast不为人所知，反而是chipperfield暴得大名。好吧，我中肯地加一句，chipperfield对旧建筑和古老构造手法精美的重现，以及新建筑部分合理的拼贴，也证明他确实不是浪得虚名之辈。

这就是位于中部的大厅，怎么样，跟柏林新博物馆很象吧！

大楼梯，确实美得让人倒吸一口气。但位置不尴不尬，若是保留了入口大厅的楼梯，整个美术馆的流线会好很多。

中央连续的大厅，间接采光的天窗让柔和的漫射光线充满空间。

在慕尼黑的老美术馆里，有几幅西班牙画家Murillo的画的乞讨小孩很让人喜欢。

要说画面还是比较矫揉造作的，放在今天看上去很是有点糖水。但在Murillo的年代，天主教国家的画家们笔下还只有宗教与宫廷题材，街上的小乞丐出现在油画布上，对上流社会的绅士淑女们很可能是不小的冒犯。所以Murillo笔下的穷孩子们都面色红润，看上去就象圣母身边的小天使，其实在他作画的年代，西班牙鼠疫肆虐，穷人家的小孩常常曝尸街头——若是真要写实，只怕就成了重口味，一幅画都卖不出去了。Murillo没有选择位于穷人阶层最底层的乞丐或是好不了多少的卖水工人，而是画一些比较起来境况稍好的水果贩子，应该也是出于商业考虑吧。最后这些画都被卖到新教盛行的地区，英国，尼德兰，佛兰德斯。那里的画家比如伦勃朗，已经将注意力转向了普罗大众。

Murillo大概是受过卡拉瓦乔的影响，卡拉瓦乔为当时人所诟病的脏鞋底，一只不拉地出现在Murillo的画面上。只是他用光柔和得多，没有卡拉瓦乔的奔放，倒象是Velázquez。巴洛克中规中矩的三角形构图，是让他的画面看起来糖水的原因之一。而另一碗糖水则是众多的隐喻。比如水果。西班牙的宫廷画家里有一个水果画派我记得。以前我们学鉴赏课的时候去博物馆看画，老师站在一排荷兰静物画前面问大家水果的隐喻是什么，我脱口而出是糜烂的生活，而虾蟹则意味着死亡。同学们都很愕然，老师也一副受到惊吓的样子不置一辞，让我至今不知回答得是对是错。又比如越往后期走，画家笔下的小孩子们就越来越不单纯。钱袋鼓鼓，有颜色衣服和红头绳的小姑娘，衣领敞开露出香肩，画家是在暗示什么。而两个小赌徒不再关心吃喝，作弊的一个左手藏在身后，头上已经戴上了胜利者的桂冠。地下水罐已经破碎，面色红润的小天使堕入黯淡的人间。

另外，我又在老美术馆里看到了尼德兰怪咖Bosch的作品。大爱他的画！就是放在多么不起眼的角落也能被我找出来啧啧称奇一番。他画上的奇怪生物们真是富有幽默感！（可以与艾柯老头在玫瑰之名里面那些冗长的描写对照起来看）

再就是瞻仰到丢勒大叔那幅有名的自画像。在这幅画上，丢勒把自己画成了耶稣。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可以看作是“画家自我意识的觉醒”。就像吴道子一样，丢勒们在他们那个时代也被看作工匠，没有什么地位，跟刷墙的人差不多。可是这位大叔竟然敢把自己画成一个神。他捏着皮袍的手纤细柔弱但坚定有力。丢勒是一个人文主义者，并没有笃信宗教，也许爱智慧的人比被感观牵着鼻子走的众生更能体会到宗教的真意——若是不能在自己身上发现神，那么缴再多的教会税也没有意义。星期天的忏悔过后，又是六天蝇营狗苟，一世稀里糊涂的自欺欺人，最后都要被放在审判的天平上细细称量的。

我有一件大衣没有扣子，在马德里逛prado的时候，刚好看到博物馆商店有卖button上面就印着丢勒这只神奇的手。我赶紧买来别在胸前扣住大衣的前襟，很喜欢。（后来跟别人说是prado买的，那人很感兴趣地问，什么？prada也卖butt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