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n
18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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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年掌故——文革篇(上)

毛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阶段时,我的丈夫许子平以漏网右派的罪名被揪出批斗,住入牛棚,逼迫他们每天唱凌辱人格尊严的“我是牛鬼蛇神歌”。作为家属也受到岐视,起初年幼的女儿许若薇还不理解,看到別的小朋友都可以上台表演,总是不让她参加,很失落和不解的对我说,“没有人请我跳舞”。稍大一点才体会到受歧视是因她父亲被揪出造成的。邻居告诉我,有一天,我的两个孩子抬着小板凳坐在她家厨房墙外聊天,薇薇对彦彦说:“我们要是没有爸爸就好了”,可见当时的歧视,对一个上幼儿园的孩子压力有多大。那时不只被批斗人的孩子缺少家庭温暖和孩子的乐趣,就是一般的儿童也只有成人唱的毛主席语录歌和忠字舞等。我的儿子许若彦是反右时1957年出生,那时还有些针对幼儿教育的文化,有小喇叭开始广播啦!有孙老师讲故事,有孩子们唱的歌、有儿童们喜欢的动画片,还有儿童剧院。我们常带他去看动画片,有他喜欢的《谁的本领大》《小蝌蚪找妈妈》,给他订一些国内和苏联的儿童画报,薇薇的童年就没有享受过这些。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北京长途电信局红讯兵和红电两派之间的斗争越来越激烈,参加红电的多是老职工,红电的老职工们没有完全否认以前的干部,而红讯兵这派是以1964年以后分来的一批大学生和出身好的年轻人为主,虽然红电的人多红讯兵的人少,但最终红讯兵得到军管会的支持而掌权,而我参加的红电被认为是保护走资派的保皇派,红电的两个头领在没有违法行为下被逮捕入狱,对我家庭的廹害也越来越大。

不仅抄了我的家,在全局开的一千多人的批斗国民党残渣余孽的大会上,把许子平掛上漏网右派的牌子也拉上去批斗。说他破坏毛主席像章,让我上台说明情况。我知道这个罪名有多大,是要给他加戴现行反革命的帽子。我毫不畏惧地走上台,对着话筒大声的讲:“是我的小孩和他的同学们热爱毛主席,在毛主席像章周围做的葵花花边,对毛主席像絲毫没有影响”,说到这里他们不仅不让我继续说下去,还上来两个不认识的人,反扣我的手臂,逼迫我和被批斗的人一样做喷气式飞机。我不是国民党残渣余孽,为什么说真话就招来这样的对待,我不服气的拼命挣扎,有人踢我打我,我竭力的反抗 ,致使大会开不下去,军代表让他们放了我。到了后台,他们还怨我把这么严肃的批斗大会给搅了,并通知下午在南局开大会批判我。经历了这样的场面,我一点也不怕大会批判,中午吃饱饭我就静待他们拿出批判内容。原来给我的罪名夠大的,一是偷国家机密图纸、二是洩露通讯电路秘密。我控制不住不屑一顾的笑,他们怒吼的斥责我:“批妳,妳还笑”。会上又不让我发言,会下我告诉他们,你们抄我家抄出的那些图纸,是我上大学时买的苏联传真机的图纸,我借调北京邮电学校教传真电报时,用的美国传真机、法国传真机的图纸,不仅我有,我的学生都有,拥有国外机器的图纸用于敎学,怎么就成了偷国家机密图纸?我搜集用于教学的传真机器障碍和电路干扰对传真相片影响的资料,哪里洩露了通讯电路秘密?他们无言以对。家属院里,红讯兵派的子弟还对我儿子许若彦进行批判。

事后我庆幸没有让红卫兵进入邮电通信系统,我单位的邮电职工相对来说还算文明,否则我在斗争大会台上的抗争和被批判时蔑视的冷笑,必定会带来更大的灾难。就这样,军管会的军代表和掌权的红讯兵执行的极左路线,仍然在北京长途电信局逼死了十几条人命。

我看见国家大元帅罗瑞卿在断腿的情况下,还残酷的被萝筐装着抬上台批斗,多少好人反臂坐喷气式挨斗,他们有什么罪就受到这样的侮辱?我参观中南海旁边北京六中时,看到红卫兵把一个已交待有一般历史问题的校工活活打死的相片,残酷的打得血肉模糊。我在重庆大学读书时的老革命郑思群校长也被学生弄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抛弃了政府与法制,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人治,使无数的好干部、好知识分子、好人遭殃,彻底在摧毁中国的文化和敎育基础。

斗国民党残渣余孽的会没过多久,又不许被揪出的人住楼房,勒令我家搬到一间约15平方米违章建的平房,没有厨房和单独的卫生间,做饭炒菜都在卧室里,上厕所去公共厕所,並且窗外就是井蓋蓋着的淘粪池。我抗拒搬到那里,并告诉他们: “我是本局职工,虽然许子平被揪出,我並没有被揪,我有享受居住本局楼房的权利”。后来他们又以我家许子平被揪出,家里住房比一般职工宽松,要给我家调到西大楼18平方米的一间楼房,和另一家共用厨房和厕所。的确我家住房,比几个工程师的家都宽敞,我就不再抗拒的搬了。

军管会以让职工到内蒙古锻练为由,下放大批的红电职工去内䝉古。

又以毛主席语录中曾提到旧学校(文化大革命前的学校)培养的大学生需要改造,让我去无线发讯一台的农场劳动。那时女儿薇薇幼儿园毕业该上小学,但我和子平都在农村,她如果上学吃住将无人管,我只好带着她住我劳动的农场。后来又让我去大兴县黄村收讯二台处举办的104农场,这已错过了招一年级新生的时间,我就安排薇薇再回幼儿园,让彦彦到黄村第二小学插班就读。

从未参加过体力劳动的我,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很自觉的通过劳动接受锻练。起初用铁锹翻地都觉得累,到后来,能扛着一麻袋装160斤左右的稻谷走100多米去晒场晒,全农场100多人,女同志中只有我和另一女的能扛这么重的东西。有一好心的老报务员私下劝我:“许子平已揪出来,妳再累坏身体两个孩子怎么办?干活悠着点!”,在阶级斗争气氛浓烈的情况下,他敢于关心我们这样的家庭,我感觉特别的温暖。的确我腰椎肩盘突出引起老年时坐骨神经痛,现在走路需要双手扶着轮椅,医生说和那时过负荷的劳动有关。当时四月初下田插秧,北京田里的水冰冷,蚂蟥还多,腿上被蚂蟥吸出的血直流,我用手迅速的拍掉蚂蝗,用田里的水洗去血流 ,避免腿上留下血猩味招来更多的蚂蝗,尽量不让蚂蝗的叮咬影响插秧的速度。我和另一个义务献血者,只是献血的当天不参加劳动,给10元营养补助,第二天就安排我们抡起大鎯头凿水泥地面,那位男同志头晕请假,我却让自己坚持下来。

彦彦在那里表现也很极积,他和其他职工的孩子住一间房,年龄最大的他常带领同室的朋友上学前早锻练,放学后他还骑着三轮板车帮助我们拉东西,有的叔叔阿姨常誇他。

子平作为被揪出的漏网右派,自那次斗争国民党残渣余孽的会后,和揪出的人员一起被禁闭在发讯台农场劳动,基本不让他们回家,后来又让他们去河南省正阳县劳改农场攺成的五七干校。林彪的一号命令下来,被揪出人员的家庭都限期搬出北京。军队支持的红讯兵组成的革委会,就让我们全家和另外一些人,去子平所在的河南正阳五七干校。离开北京时珑妹全家来火车站送我们,火车离站时见她的大女儿陈莲不住的流淚。

Written by in: 有涯之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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